时间：2022-03-12 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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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现状分析
1.1 土地流转后主要为种植产业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的主导用途为种植,用于其他方面的甚少,这一点相对于国外有很大差别,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一些县镇土地流转后用于种植业的比重甚至达到90%以上。
1.2 流转后种植日趋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2002年后农民劳务日渐减少,这助推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而流转形式及土地流转后种植的作物都日趋多样。我国土地流转有转包、转让、租赁和入股等形式,而随着流转的形式不同,规模的不同,种植的作物种类也不一样,主要有小麦、水稻、大豆、蔬菜、苗木和水果等,还有一些流转土地更有用于鱼类、山羊养殖等等。
2 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存在的问题
2.1 流转后苗木种植规模化经营仍需扩大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规模仍然很小,流转后的土地主导种植为水稻,小麦和大豆,达到70%以上,而种植苗木从全国来看规模甚小,有些乡镇甚至只有5%左右,而有些乡镇能够达到80%左右,根据相关文献挖掘及数据统计我们发现,667m2水稻的年纯利润大约为300元,而种植花木的年纯利润达到5000元左右。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规模的扩大有其必要性。
2.2 苗木种植质量亟待提高
苗木不同于一般的粮食作物,首先表现为其种植投入成本较高;其次,苗木的成功种植所需的技术较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日趋偏大,技术较为落后,这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质量较低,由于农村劳动力技术上的缺陷,导致一些苗木成活率较低;二是长势缓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不到位,很多苗木在该出苗的时间不能正常出苗,导致苗木培育时间较长,这样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提高、收益下降。
2.3 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种类单一
由于农村劳动力技术、年龄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不敢尝试新的品种,偏向于种植一些常见的生命力较为顽强的苗木,这就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种类品种较为单一,从而形成循环,种的多有经验了加之风险厌恶的心理便不愿意尝试新的品种。
3 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建议
3.1 适度规模经营,做好统筹规划
虽说提倡规模化的种植苗木,但也应该注重适度,否则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更应注重适当的规模化。要做到适度规模化就要实施统筹规划,这不仅要求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的努力,更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统筹引导,对其进行适当的培训。
3.2 提高苗木种植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针对苗木种植劳动力技术与规划方面的欠缺,相关部门应该倡导科学种植,积极引导其进行技术的培训与提高,适当情况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引进高端技术咨询人才,以配合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的解决。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技术的提高与应用,进而提高苗木种植的质量;二是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3.3 政府全局规划,提倡“入股型”土地流转与种植苗木相结合
3.3.1 政府全局规划。政府的职能是“引导、协调、服务、监管”,但是在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上,相关部门并未能够做出较好的决策以从整体上统筹全局,同时乡镇街道等对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的问题探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缺乏对苗木宏观市场需求的分析,也缺乏相应的销售渠道及培植能力,从而导致了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品种单一。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全局上为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考虑,统筹规划,在提高其相关技术的同时为种植者提供有效的建议与意见,从而使得他们“敢种植能种植”。
3.3.2 提倡“入股型”农村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笔者认为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入股型”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这是指农民将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参与苗木公司经营,按照风险共担的原则,与已经成熟的苗木公司结成共同体,一方面是因为相对成熟的苗木公司具有相关的技术指导员,另一方面是农民可以提供土地及劳动力,最终二者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但这一创新形式的实施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引导,过程也需要适当的协调和监督以保护双方的权利。
总的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规模虽在扩大,种植种类也日趋多样化,但对于流转后种植苗木当前还存在未规模化、苗木种植质量不高和品种单一等问题,针对本文剖析的三个问题,笔者建议首先乡镇部门应当做好统筹规划,以达到适度规模种植;提高苗木种植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进而提高苗木种植质量;最后创新性的提出“入股型”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的建议,以期对相关部门提供理论上的引导。
主题词：农村土地流转障碍政府行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和土地细碎化经营的后果，而这正是导致目前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科技含量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增收困难的关键因素。
农村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对于它的高效开发利用只有两个途径：引入科技、资金、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提高单产和农产品品质；或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到更有效率的人手中进行规模化集中开发，以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对于引入科技、资金、信息、技术等新要素，政府已经连续多年来将其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来抓，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目前的问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对于农业新要素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由于土地经营规模小，比较效益差，许多农户放弃经营农田出外打工或经商，宁愿让土地荒芜也不愿在上面投资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在许多地方，农地的浪费和低效化经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必须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率并促进农民增收。
一、农地流转的现实障碍
1、农地产权残缺。一种明晰并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应该是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统一。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界定是"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户经营"。即意味着农户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有使用经营权。而乡村集体代表国家掌握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有权对土地进行处分。这种所有权、处分权与占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已成为农地流转的体制性障碍，也成为一些乡村组织借地发财，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依据。目前，在非农建设用地上，一些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借建开发区、开发房地产，建设小城镇的机会，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获取大量土地出让资金，而失地农民仅得到为数很少的土地征用补偿金，利益分配比达到7：1甚至更高，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一些地方乡村组织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利用"反租倒包"方式，低价从农户手中取得土地，高价租让给农业产业化企业，从中赚取差额利润。同时由于土地家庭承包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经营状况，一些需要土地的农业产业化企业需要和分散经营的农户分头谈判，增加了交易成本。而分散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难以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结果往往是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价被过份压低；或是被乡村组织低租高包，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2、流转农地供给不足。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使农地的流转风险和机会成本加大。而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特殊的生存保障功能。从满足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承担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费用，土地几乎承担了本应由国家和社会对农民承担的所有保障职能，所以除非找到能获取更高收益并较为稳定的非农岗位就业，否则农民不会轻易出让自己最后的保障权利。根据沈阳市的抽查统计，大约有64的农户愿意继续承包土地，而其中有79.4的农户认为土地是生活的基本保障，不愿转让。尽管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出外打工可以缓解一时经济困境，解决不了长期收入来源问题，随着非农职业周期性、季节性、结构性的调整，或当处于阶段性失业时，种地会成为农民的首选谋生之计。所以，有的地方农民尽管出外打工顾不上经营耕地，宁愿让土地荒芜，也不愿租赁给别人经营。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流转农地要素的供给不足。如榆林市子洲县三川口镇八塌湾村，全村共150多人，现在家人口不足50人，外出务工人口高达67，由于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全村耕地大面积撂荒，但大多数农户不愿将其流转给外来户。
3、农地需求相对不足。由于农业生产需要投资量大，农作物生长周期长，面对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投资收益率低。同样的土地，投资工业要比农业项目的比较收益高，所以即便是体制障碍消除了，农民自愿出让土地了，也未必立即就有许多企业和种养大户前来接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土壤肥力差的土地，更是少有人问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转农地需求不足。如榆林市清涧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种植市场看好的黄豆，一亩最高亩产80公斤，扣除籽种、化肥、农药等费用，亩收入200元左右，一个劳动力经营20亩，年收入也只有4000元左右。而外出打工每天收入在20元左右，半年就能达到全年收入。过低的收益导致这些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但是却无人承包开发。
4、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不足。一是乡镇企业发展减速，吸纳农民就业能力不足。从陕西省的统计情况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95-20__年期间，总共增加了6.3万家企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1％，其中20__年为0.6％，20__年为-2.67％。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1995-20__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均增长仅为1.5。其中，20__年转移向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动力为29.65万人，与20__年同期的45.8万人相比下降35.3。由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靠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空间有限。目前国有企业大量减员分流，下岗失业职工增多；一些城市采取某些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机会骤减；加上受自身文化素质及技能因素的制约，农民进城增收的门路越来越窄。目前全省76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达600万人，占79。由于知识和技能储备不足，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肩挑背扛型的体力活，很难适应目前非农职业技能化的要求。
5、农地要素市场不规范。一是流转行为不规范。一些乡村组织利用手中的土地所有权，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反租倒包，集中土地搞开发。有的借流转名义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侵害了农民经营 自主权，损害了农民经济利益。二是缺乏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由于缺乏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农地流转信息得不到沟通，导致有的地方大面积的撂荒地无人承包开发，有的地方涉农企业和承包商需要农地却找不到可用资源，流转地资源紧缺与相对过剩并存，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三是缺乏流转监督机制。对于违规流转农地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对于农村流转地价的评定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四是流转程序不规范。目前农地流转大多以口头约定为主，即便签订合同也只是简单协议，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一旦出现纠纷无法追究责任。且大多数流转地没有登记并进行公证。
二、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
针对以上问题，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应该把着力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流转程序、创新流转机制、培育流转市场、保护农民权益、减少农地依赖、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上面，综合应用经济、行政和法制手段，推动农村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民收入快速稳定增长。
1、转变政府职能，准确定位政府角色。在农地流转中，政府既要克服利用土地所有权属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的"越位"行为，又要克服对违规流转放任自流，缺乏服务规范机制的"缺位"行为。要坚决从土地流转市场上退出来，变强制为引导，变干预为服务，抓好土地流转的宏观调控、监督监测和中介服务。一是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好土地流转总量、结构和动态平衡，引导农地流向优质高效农业项目。二是建立流转服务机构，为农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登记、公证等服务。三是监督农地流转的程序、流转合同是否规范合法。四是强化耕地保护，依法查处巧立名目改变农地用途或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的坑农行为。加强基本农田建设，确保耕地占补平衡。五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扶持吸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对流转农地进行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开发。
2、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农地流转程序。一是抓紧研究制定农地流转方面的法律法规，科学界定农地产权归属、交易方式与流转程序，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地流转。二是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合同制度、交易登记制度、公证制度、纠纷仲裁制度，明确流转双方权利义务，协调化解农地流转纠纷，规范流转程序。三是完善农地价格评估制度和土地流转补偿制度。在兼顾集体、农户和承包者利益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流转补偿标准和利益分配比例。四是积极落实《土地承包法》，坚持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促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长期化，为顺利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奠定法理基础。
3、创新流转机制，优化农地资源配置。要在充分尊重农民和投资者意愿的基础上，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内，大胆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借鉴成都"股田制"，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直接参与投资企业的利润分红，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本；借鉴海口"五统一分"制，将农民手中不能流转的分散土地资源进行互换整合，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对当地种植业结构做出整体规划，"统一规划、统一耕作、统一技术、统一种苗、统一销售、分户管理"，形成优势产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局面，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益；借鉴山东"田保姆"做法，对因出外打工缺乏劳力而荒芜的农田实行代耕、转包、转让、出租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收益分配由双方商定，优化人地资源配置；借鉴大连模式，对于大片农村集体闲置土地可"上市招标"实现高效流转。总之，要鼓励农民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
4、建立健全中介服务组织,培育农地要素市场。以县乡土地服务部门为依托，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构建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网络。普查流转地资源，收集供求信息，进行供求登记建档；开展政策咨询，提供合同范本，调解流转纠纷；邀请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土地等级评估定价，进行大面积流转农地的租赁招标；代办土地流转手续，组织供需双方谈判，为供需双方搭建流转桥梁。培育农地市场，引导农地要素合理流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5、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农地流转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坚持以农用为主，以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坚决反对乡村以各种名目违背农民意愿进行的圈地开发和反租倒包行为。积极鼓励农户之间进行农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代耕等流转行为，引导流转农地向农村种养能手集中；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用地要尽量采用租赁或入股经营的方式，尽可能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对公共建设用地，要坚持将土地征用补偿金的大部分交给农民，并要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和养老保险。
6、积极引导农民到非农岗位就业，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要促进土地流转就必须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降低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从而就必须降低种植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到非农岗位就业，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一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引进和培育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中小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就业容量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地创造就业机会，争取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二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提高劳务价值，为农民"走出去"务工创造条件。加强对农民出外务工的信息引导和组织管理，确保农民工有序流动，顺利增收。三要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取消户口限制、降低农民工子女上学门槛，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便利条件。四要积极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搭好创业平台，鼓励具有一定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打工者"走回来"，在本地投资经商搞开发，带动地域经济发展。文秘站版权所有
7、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地流转。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必然会阻碍农地的集中和流转。因此，必须抓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帮助流转地经营者克服自然与市场风险，提高投资经营效率。一要做好筹资服务。由于农业投资项目具有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收益低的特点，银行和投资者对涉农项目望而却步。建议政府通过减税贴息的办法，激励银行和各种融投资机构简化贷款手续，积极为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发放贷款，确保租赁经营流转农地所需资金。二要做好信息服务。在电视、网络、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体上开辟信息专栏，农村流转地租赁信息，提供流转地投资方向与市场分析，引导涉农企业、种养大户顺利接包土地。三要抓好技 术服务。大力推广粮食及经济作物科学作务技术、畜禽养殖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先进实用技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帮助流转地经营者解决技术难题，提高流转地经营效益。四要强化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继续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农家子女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学费减免和财政补贴办法，逐步建立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低收入农民生活保障"、"农民失业保险""农民养老保障"等保障机制，解决农民对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
1.1 立题依据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的18名农民制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算得上是一个惊人的壮举,这也可以算作是我国农村的开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农村土地问题日益突显。大多数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不再增加,探索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土地经营模式已经箭在弦上了。而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可将农户个人土地集中为大面积连片土地,化点为面。在种植与收割阶段,不但便于统一管理还有利于发挥农业科技优势,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达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户收益的双赢目标。自 1984 年中央 1 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户经集体同意可以转包承包地给种田能手,到 2002 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上升为法律规定。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土地流转做出了更加具体地指示,文件指出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可见党中央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重视程度。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对一些焦点问题所持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国内学者更多的关注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把握和制约因素分析。主要研究方向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现状的研究、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动因的研究、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缓慢原因的研究,以及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绩效的研究。王春超(2011)从农民家庭经济资源结构的方向系统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试图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以及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乏力的问题。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想提高农民对土地的利用率,以及农民在土地市场中参与的程度,必须通过政府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这样才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刘莉君、岳意定(2010)在构建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转包、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股份合作制这种土地流转模式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最多。游和远(2010)选取了我国 30 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现阶段还没有证据证明农村流转与外部条件是否存在关联。农村土地流转并不会让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失去土地在家留守也是农民流转农村土地流转后可能的劳动力走向。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还需要寻找并完善辅助农地流转制度安排目标实现的工具。
第 2 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2.1 农村土地流转概念界定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所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农村土地流转从根本上说是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民为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产生的一种自发行为。目前我国施行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是以农户自愿为基础。通过转包、转换、入股、联营、租赁等多种方式出让其使用权,在乡级土地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后,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承包期的农业用地以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为原则,倡导农民将拥有承包权的土地向农业大户,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流转,建立起以农村土地为核心的合作机制。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业大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将土地集中起来,开展大规模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种植及经营。而另一部分将土地使用权承包出去的农民,在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投身到二、三产业中,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2.2 相关基础理论
地租是劳动者因为使用土地而向土地拥有者支付的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的租金或者土地拥有者出租土地的报酬。也可以说地租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那部分超额价值被土地所有者无条件拥有的部分,它是占有土地权利和经营土地方式分离产生的必然结果。地租的本质就是土地拥有者凭借土地拥有权获得的收益,即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取收益的权利。马克思认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农户利用土地的方式对地租没有影响,只要存在追求利益的组织或个人,产生了土地的垄断,就有地租的存在。在数量上的对比说明,农户利用土地的方式与土地拥有者出租的土地数量息息相关,农户从土地不同的用途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效益好的话,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扩大租用土地,反之就会减少土地的耕种和使用面积。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地租按照条件的形成原因不同,可以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地租存在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土地的有限性,二是土地在肥沃程度和位置上的差异。等量投资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肥力和位置的土地上就不一样,因而人们尽可能选择产出高品质的土地优先进行播种,随着人口大量的增加,使得在劣等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也能售出。在优等土地耕作获得的平均利润超出劣等土地所得平均利润的部分就是超额利润,即级差地租。17 世纪的重商主义学家威廉?配第的《赋税与捐赠论》中的观点为后来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理论奠定基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级差地租分为两类: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Ⅰ类是指相同的资本量和劳动力,在大小相同位置不同且养分不等的土地上,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是有很大不同的,因而支付的地租也产生差异。Ⅱ类是在任何条件都相同的土地上,投入不等的资本量,产生不同的超额利润引起地租的不等。绝对地租是建立在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垄断地位所取得的地租,它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其实体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社会生产价格以上的那部分超额利润。
绝对地租的本质就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垄断地租是由土地生产产品的价格垄断等因素带来的那部分超额利润而转化成的地租。
1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现状分析
1.1 土地流转后主要为种植产业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的主导用途为种植,用于其他方面的甚少,这一点相对于国外有很大差别,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一些县镇土地流转后用于种植业的比重甚至达到90%以上。
1.2 流转后种植日趋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2002年后农民劳务日渐减少,这助推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而流转形式及土地流转后种植的作物都日趋多样。我国土地流转有转包、转让、租赁和入股等形式,而随着流转的形式不同,规模的不同,种植的作物种类也不一样,主要有小麦、水稻、大豆、蔬菜、苗木和水果等,还有一些流转土地更有用于鱼类、山羊养殖等等。
2 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存在的问题
2.1 流转后苗木种植规模化经营仍需扩大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规模仍然很小,流转后的土地主导种植为水稻,小麦和大豆,达到70%以上,而种植苗木从全国来看规模甚小,有些乡镇甚至只有5%左右,而有些乡镇能够达到80%左右,根据相关文献挖掘及数据统计我们发现,667m2水稻的年纯利润大约为300元,而种植花木的年纯利润达到5000元左右。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规模的扩大有其必要性。
2.2 苗木种植质量亟待提高
苗木不同于一般的粮食作物,首先表现为其种植投入成本较高;其次,苗木的成功种植所需的技术较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日趋偏大,技术较为落后,这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质量较低,由于农村劳动力技术上的缺陷,导致一些苗木成活率较低;二是长势缓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不到位,很多苗木在该出苗的时间不能正常出苗,导致苗木培育时间较长,这样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提高、收益下降。
2.3 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种类单一
由于农村劳动力技术、年龄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不敢尝试新的品种,偏向于种植一些常见的生命力较为顽强的苗木,这就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种类品种较为单一,从而形成循环,种的多有经验了加之风险厌恶的心理便不愿意尝试新的品种。
3 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建议
3.1 适度规模经营,做好统筹规划
虽说提倡规模化的种植苗木,但也应该注重适度,否则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更应注重适当的规模化。要做到适度规模化就要实施统筹规划,这不仅要求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的努力,更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统筹引导,对其进行适当的培训。
3.2 提高苗木种植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针对苗木种植劳动力技术与规划方面的欠缺,相关部门应该倡导科学种植,积极引导其进行技术的培训与提高,适当情况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引进高端技术咨询人才,以配合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的解决。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技术的提高与应用,进而提高苗木种植的质量;二是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3.3 政府全局规划,提倡“入股型”土地流转与种植苗木相结合
3.3.1 政府全局规划。政府的职能是“引导、协调、服务、监管”,但是在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上,相关部门并未能够做出较好的决策以从整体上统筹全局,同时乡镇街道等对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的问题探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农村苗木种植劳动力缺乏对苗木宏观市场需求的分析,也缺乏相应的销售渠道及培植能力,从而导致了土地流转后种植苗木的品种单一。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全局上为农村土地流转后的苗木种植考虑,统筹规划,在提高其相关技术的同时为种植者提供有效的建议与意见,从而使得他们“敢种植能种植”。
3.3.2 提倡“入股型”农村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笔者认为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后苗木种植问题,“入股型”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这是指农民将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参与苗木公司经营,按照风险共担的原则,与已经成熟的苗木公司结成共同体,一方面是因为相对成熟的苗木公司具有相关的技术指导员,另一方面是农民可以提供土地及劳动力,最终二者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但这一创新形式的实施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引导,过程也需要适当的协调和监督以保护双方的权利。
总的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后种植规模虽在扩大,种植种类也日趋多样化,但对于流转后种植苗木当前还存在未规模化、苗木种植质量不高和品种单一等问题,针对本文剖析的三个问题,笔者建议首先乡镇部门应当做好统筹规划,以达到适度规模种植;提高苗木种植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进而提高苗木种植质量;最后创新性的提出“入股型”土地流转与苗木种植相结合的建议,以期对相关部门提供理论上的引导。
在我国农村，随着资源流转的不断加快，权利的冲突问题日益增多。具体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由于农民在行使承包经营权时，可能会影响到发包人的权利，所以，农业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将于2005年3月1日起实施。
根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办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可以说，农业部的规定解决了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土地流转时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譬如，当农民转包或者互换土地时，如果发包人为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必然面临着转包或者互换合同的效力问题。一般来说，未征得合同当事人一方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转让、转包、互换。农业部将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限定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解决了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产生的法律障碍。为农民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解决了现实问题。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通过限制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来化解矛盾的做法，可能会最终损害农民的利益。首先，将土地的流转限定在农业用途，固然可以有效地保护农业用地，但是，在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投入产出比与其他产业相比缺乏优势的情况下，可能不利于大规模提高农民的收入。
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所规定“入股”的权利，农业部严格限定为，“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权利。换句话说，不论是公司化经营，还是合作化经营，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只能从农业生产经营中受益。这和许多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农村股份制有很大的出入。坦率地说，由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以，无论农民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其最终收益都不会很高。曾经有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为了提高边际收益，在农业生产用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或者以所谓的观光农业为幌子，建立大量的娱乐设施，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农业部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将入股经营严格限制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这样一来，除了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提高农业的机械化作业水平之外，对农民增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第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交易成本决定着交易的方式和交易的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同样存在着交易成本的问题。根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签订合同，而且以转让方式流转的，还要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以后，还要向发包方和乡镇
人民政府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在农村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的现实大背景下。农业部的规定虽然有利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但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多数农民很可能会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求通过成本更低的交易方式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上述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可能无法解决。承包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是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由于我国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所以，为了避免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在设计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不得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限定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这样一来，使得跨地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泡影。这说明我国农业管理部门在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时，充分考虑到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从实际出发，试图逐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必须看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问题，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体系。
笔者认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必须分三步走：第一，应当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现在分属于不同集体组织的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流转法。第二，在承认并且保护现存的农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逐步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的当事人，让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与统一的政府部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建立非营利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为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在明确土地发包方为国家之后，允许人们跨地区从事土地承包经营活动。
从严格意义上说，土地的承包经营和土地的合作化经营、股份制经营只不过是经营方式的不同。在不能够享有土地流转增值收益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状况。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国家决策部门应当在充分考虑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性规定，最大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简单地说，作为土地的发包方，今后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农村土地的用途，设立长期的农村发展基金，改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建立长期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
土地流转制度在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保护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业规模效益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来，在基层的深入调查中发现，由于制度、管理、操作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认识不统一
一方面，农民具有很强的恋地情结。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附性，一些农民想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而又心存疑虑，害怕彻底失去土地，因此选择协商代耕、临时性转包等简单流转方式，仍把土地作为在非农行业混不下去的退路。另一方面，一些干部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不支持、不引导，顺其自然。认识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首要问题。
二是机制不健全
虽然土地使用权流转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土地流转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市场都未形成，转出、转入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联系，阻碍着土地流转在更多方式、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进行。转包费、租赁费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与之相关联的评估、咨询、公证、仲裁等中介机构。
三是流转不规范
在调查中了解到，事实上农户在流转土地使用权时90％以上只有口头协议，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即使签了合同，也比较简单、不规范，流转双方在责、权、利关系上没有明确规定，也无违约责任，更没考虑到今后市场变化因素，特别是对保持地力没有足够重视，给合同纠纷留下了许多隐患。
四是政策不完善
一是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因制定年限不同，权益保障的侧重点不同，致使《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业法》等法律法规之间存有互相矛盾的条款。二是大法出台后，法律解释、地方实施细则、基层实施办法相对滞后，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国家针对全国普遍问题出台的，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需要“本土化”，细化成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可是截至现在，我省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造成基层法院对土地承包纠纷难于处理。三是有些政策落实还不到位，各级政府为大户提供的服务比较少。随着规模经营的发展，大户要求服务的呼声很高，要求服务的内容很多，从服务项目分，有种植的，有养殖的；从经营过程分，有产前的、产中的、产后的；从服务内容看，有要求资金支持的，有要求技术指导的，有要求销售服务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府和有关部门还不能满足大户的服务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制约了规模经营的发展。
二、对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引导。
土地流转，已在事实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切实加强引导，统一认识，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健康流转的必要前提。因此，各级党和政府要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统一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和完善，改造传统农业，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小康社会进程上来，摆上农村工作的重要日程。一方面加强培训，使干部认识到土地流转工作的重大意义，掌握土地流转的政策理论。另一方面加宣传引导，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之后也没必要变”的政策导向，使农户统一思想、打消顾虑，促进土地合理流动。
二是制定法律，创造政策环境。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层次地修订、制定出土地使用权流转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以及实施细则，对依托农业企业和合作组织、符合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扶持政策进行的土地流转，国家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从体制和国家政策导向上促进土地的合理、健康、有序流转。
三是突破限制，扩大流转范围。
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序，保护农民的承包权和流转利益，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农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农民利益保护相关配套措施，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到农村获得土地使用权，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面。
四是建立市场、培育中介组织
针对我县目前土地流转的实际，迫切需要建立流转机制和市场中介组织，使土地资源按照规范程序合理流动，这样既有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又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进入市场。一是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促进规模经营。二是要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强化中介服务功能。要以乡（镇）农村经济管理中心为依托，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建立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同时，稳步发展民间中介组织，为土地流转提供土地政策、流转方式、信息传递、法律咨询等项目服务。三是开展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工作。合理确定各类农地的质量、等级，客观、公正地评估其市场价格，为公平交易提供参考，为政府加强对农地市场的价格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经营者合理选择经营项目奠定基础。
五是积极探索、创新流转途径。
各级各部门要在坚持农户自愿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农村专业协会篷勃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实践股田制（以土地入股参与公司经营）、中长期转包土地银行储蓄制、在农业信息网上搭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平台等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在充分保障农民长期利益和农村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使土地使用权逐步向具有较高生产种植技术的专业化公司、协会、经纪人集中，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不断提升土地产值和经济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六是树立典型、搞好示范带动。
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多种流转形式、流转机制。对于土地流转的成功范例，要及时总结经验，注意抓典型，树立榜样，搞好示范引路工作，让更多农户认识到土地流转给自身带来的好处，从而主动、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土地流转中来。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农村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各方目光都投向了农村，嗅到了“三农”带来的新机遇。而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政策的调整变化，不亚于第三次，关乎每个人的切实利益和长远发展。如何在新形势下规范推进土地流转，有序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土地经营效益，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同时，预防和处理好土地流转中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保持农村和谐、快速、健康发展，是我们乡镇基层干部要认真念好的一本经。
由于农村家庭的人口、年龄、就业结构等发生较大变化，延续30多年的传统分散经营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农村土地经营特别是涉及流转中的各类矛盾逐步显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农村的关注较多，相信制约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也将很快得到彻底破除。当前，无论从中央政策还是未来农业发展方向，将土地流转给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或专合组织进行规模化经营、机械化操作，提升农业集体约、现代化水平，都是发展大势和必然趋势。
就目前来看，加快土地流转至少有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解放劳动力，让20-60岁没有负担的青壮年劳动力安心外出务工。二是有利于提高土地效益，通过改传统种养模式为规模化经营，实行机械化耕种，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农田产出。三是有利于农业品牌建设。新的经营业主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建设标准化基地，调优种植品种，采取无污染、环保式有机化种植，种出的优质产品可以打有机牌，做成精品销售，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含金量。四是有利于田园化建设。土地成片流转后，新的经营业主舍得大投入进行田间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建设、标准化控制，既有利于提高地利，也有利于争取相关扶持政策、项目资金。五是有利于农产品价格和质量安全。企业、农场主大量流入土地后，为自己提供了原材料基地，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因市场波动而影响收购成本，既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路，也为农民找一条出路。同时，实于规模化经营，也有利于统一成片土地的种植过程，安全施肥用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实上，在上级政策的指引下，各地农村都在持续不断的探索，并涌现出了一批土地流转较为成功的典型。目前，我县比较有代表性的土地流转模式就有完全交付型、合作经营型、农企互动型三种：
第一种：完全交付型。即__镇“荆蕾”家庭农场模式。“荆蕾果业”是该镇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公司依托村组织从农户手中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150亩，流转期到2028年结束，农户在此期间基本与农田脱钩，可以获得租金后放心外出务工，土地完全交由公司统一配种管理。
第二种：合作经营型。即毛家港镇军堤村“土地银行”模式。该村“两委”在2013年5月注册成立了军堤农业资源经营合作社，社员158人，存贷土地1073亩。合作社采取“银行”方式运作，农户将愿意流转的土地存入合作社，合作社按每亩年产740斤稻谷，折合现金1000元本息付给农户。合作社再将1073亩田地划块分片，以每亩每年1100元的价格，分别将旱田承租给华烨水产种植蔬菜，水田承租给四通米业发展有机稻，除去农户存地本金，年可创土地流转效益10.73万元。同时，华烨水产和四通米业又将流转的土地以每亩40元的价格委托合作社管理，可实现管理创收4万余元。通过盘活土地，该村每年增收近15万元，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还为农户提供了家门前就业的机会，拓宽了增收渠道。该村“土地银行”运作至今，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3年底又流转土地350多亩，从事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种植。
第三种：农企互动型。即鄂南春米业“民企互动”模式。农民把土地交给企业，得到一定的租金，然后由企业进行标准化改造，并划分成若干工作区域，农民再根据自身实际，若没能力耕种就得租金放弃农田，若有能力有意愿继续耕种，就按劳力大小承包种植面积，企业制定标准化种植要求，根据种植效果发放劳务报酬。鄂南春米业集团通过采取“粮食企业+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构筑生产、收购、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模式，形成了企业与农民之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流转农田每亩可获租金800元，留守农户还可根据企业需求从事田间生产或加工车间作业，日薪可达80-180元，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当前，土地流转的政策逐步明朗，各地加快土地流转的力度也非常大，但仍有不少制约土地流转的实际障碍，加之土地流转本是市场行为，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和加快土地流转的关键。主要问题包括：
(一)土地二轮延包的遗留问题。一是二轮延包不彻底，部分农户因债务或外出务工而放弃分田，随着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弃田者反悔要求重新分田。二是按二轮延包政策，不允许经常调整或全村统一调整，实行承包期内“增人不增田，减员不减田”的土地分配制度近20年来，造成了约40%的新生代农民无田可种，约40%的进城户口却依然享受土地红利。调查发现，目前80%左右的种地农户都不是纯粹种自己的地，都流转有别人的地，与家庭实际承包权证的土地面积不符合，政策极端滞后。
(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保护问题。土地二轮延包前，农民负担不规范、基层执行农民负担政策乱象丛生，各地负担不平衡，有的高达400元一年，很多农民一年种下来还亏本。弃田抛荒者众，当时基层党委政府为完成上缴税赋，通过各种形式不让荒地，要让每亩地有产出有税收，用行政手段或做工作要求种养能手、村组干部、党员带头捡田，甚至作为政治任务分到党员干部户上，他们多年来一直种着高税赋的地，直到取消农业税，才逐渐享受到土地带来的效益。而这些人在取消税赋后，在村级一事一议及水利
交通设施捐资修建中仍然负担了很多，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是在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进程中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三)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一是村级债权债务。2005年以前，绝大多数村集体为了上缴税赋而贷款，虽然国家在综合改革时给予锁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的解冻办法，目前仅有少数经济基础好、区位优势好的村因为拆迁征地或其它途径化解了债务，绝大多数村仍然在债务中挣扎。二是村集体与农户间的债权债务。因为农户的欠缴，村集体被迫贷款，导致了农户、村集体、被贷款人的三角债务债权关系。有的农户虽恶意欠债多年，但该发放到农户卡上的惠农资金一分不能少，可该还村集体的账一分不还。在推进土地流转中，处理好债权债务关乎农村的公平公正。
(四)两种特殊对象的保障问题。一是有劳动能力者的耕种权利。虽然如今很多农民不愿种田，不会种田，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年龄在50-70岁之间的劳动力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农田，这些人的权利必须给予保障。二是有劳动能力但不愿意种田者的养老就业保障问题。对这类对象一方面要给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给基本的合作医疗或养老保险。
(五)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潜在风险问题。既然农村土地已经成为一块“香馍馍”，存在风险是必然的。结合前几年各地土地流转经验，以下几类隐患值得重视。一是资本炒作产生泡沫。大量非农工商资本利用各方面资源和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到农村用低成本收购流转土地，投入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抬高价格，向社会公开转让、转租，进行二次流转，倒卖土地经营权。如某镇张某，2011年至2012年，先后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200百亩，签订流转合同13年，通过各种方式把分散的田调成片，总共花了45万元，2013年以130万转让出去。二是黑恶势力介入谋利。有的地方曾经出现由在当地有宗族势力或影响力的先富之人将土地从农户手中低价拢络，成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切断农户与专合组织或企业的直接对话渠道，从中收取费用，形成新的地霸。三是套取项目资金和抵押融资。有的专合组织将土地拿到后，注册名目繁多的公司、专合组织、家庭农场，然后申报套取相关项目资金，或者作为抵押到银行或担保公司贷款。甚至有的地方明知有政府投资的项目立项或准备实施，趁农民不知情，提前在农户手里私下流转土地，然后在征迁或建设中恶意要价。四是借流转之名违规建设。打着建设农庄的名义打政策擦边球，在一般农田上搞永久建设，建成私人住房或消费场所。五是恶意竞争抬高地价。有的企业或个人为了更多的掌握土地，不计后果的提高土地租金，导致地价虚高。同一个乡镇有的每亩每年仅300元，有的则将价格抬高到800甚至1100元左右不等。
让农民、企业、政府分享增值收益，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最终目的。必须严格按照中央要求，正确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调节等方面的作用，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探索符合农村发展的土地流转使用道路。
(一)要坚持规范有序引导。土地是特殊商品，是农业命脉，是农民生存之本，加强土地管理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责。一是积极宣传引导，提高政策普及率，让农户知晓国家政策、认知土地价值。二是建立流转平台，引导农民有序流转。三是完善流转程序，制定格式化合同，并强制司法公证，做到依法依规流转。如流转承包期内遇到国家建设项目，必须无条件服从，让征迁利益分配清晰明了。四是健全风险预估机制，凡大宗土地流转都要进行风险评估。一方面要对流转地的规划进行审验，看与政府投资项目有无冲突；另一方面要对流转业主进行审核，看其实力、动机和背景，有无资本运作、套取资金融资意图。五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黑恶势力、不良资本进入农村廉价屯地、二次流转或恶意炒作等，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六是要大力扶持本地大户，真正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长远和广泛作用的，还是本地成长的大户和龙头企业，政府应该真心实意加以培植，特别是对土地流转前期投入较大的实体可以给予适当奖励。
(二)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这是推进土地流转的最基本前提。要按照“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权益保护，流转有序”、“依法、自愿、有偿”双重原则，照顾到各个层面的利益需求，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规模经营，更不能偏离增加农民收入的主题来搞土地流转，凡是违背农民意志的变革都有可能失败。要对农民实行分类引导、分类帮扶，有田想种的、有田不种的、掌握他人土地的、私下流转的等等，根据不同诉求区别对待。特别是对特殊群体的反悔权必须预留一定的保障空间，如低保户、五保户、残疾家庭、离异家庭、服刑人员、留守家庭，这些人的情况特殊、情绪不稳定，应该允许其反悔，并留下调整空间，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三)要积极引进优质产业。没有高效优质的产业做支撑，实行的只是土地的业主转换而没有实现产业的转换，体现不了土地价值，实现不了效益提升。如某米业公司流转土地1000亩，流转前农民种传统稻谷，流转后仍然种传统稻谷，而米业加工利润微薄、风险很大，维持了几年便无以为继，对农民承诺的高租金无法继续兑现，土地重新还给农民也不现实，当初轰轰烈烈流转来的土地宝贝成为了烫手山芋。为此，基层乡镇一定要坚持用工业理念抓好农业，加强农业招商引资，加大对发展特色产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走“企业+基地+农户”的路子，引导农民土地流转，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红利。
(四)要合理确定流转价格。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说到底还是如何让土地利益最大化，所以流转价格是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所在。如果价格过低，不宜保障农民权益；如果价格过高，新型主体难以维持，不利于形成长效稳定的流转关系，对产业发展不利、对流转双方投入积极性不利，容易发性土地流转纠纷，处理难度大。基层乡镇应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土地价格评估机制，确立合理的指导价格并及时动态调整，比如设置土地流转的最低起码价和最高限价，让农村土地流转在框架内运行，让地土流转保持活跃的生命力。
(五)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面对土地流转中要解决的权属问题、债务问题等焦点难点问题，必须要慎重思考、创新方法、谨慎实施。一是科学分田。第一种是确权确地。对二轮延包很彻底、预留机动地足够、绝对增加人口不多的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按照村规民约，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按这个时间进行户口清理，凡是符合条件的人平均分配，并确权
确地（即划分到明确地块）。第二种是确股不确地。对二轮延包不彻底、预留机动地不够或绝对增加人口多的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按照村规民约，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按这个时间进行户口清理，凡是符合条件的人平均分配土地股权，但是不确定到地块，将土地划分为两大块，一大块按股权安排给一部分不想外出固守农田的人自己种（但是不确权到地块）；另一大块流转给新型主体，给不愿意种地的人按股权发放租金。这样每个人都能享受土地分红，但并不确定你分红的是哪块土地。二是科学化债。在确权确股确地的过程中，村级可以抓住有利时机，用活村规民约这个工具，有效化解农村债权债务。一方面，对条件好、思想开明的人实行现金一遍清，农户与集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理清结零再享受分田确股的待遇；另一方面，对家庭贫困、思想固执的人实行协议抵债制度，即先将账目核实，双方认可并协商，同意将个人应得股权收益先行还账，抵完债务再由自己享受。三是科学调整。对已经承担多年农民负担流转他人土地的既得利益者，要尽力保障其利益。一方面对愿意流转的大户要对其前期投入进行合理评估，协商流转；另一方面对不愿意流转有续种意愿的大户可以协商入股，与新型主体合股经营，或是加入合作联社，不改变业主，只改变管理经营模式。
论文关键词:土地流转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论文摘要: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要建立与我国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土地一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充当着保障农民的角色。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不断深人，土地的保障功能受到了挑战。在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工作受到农民的质疑甚至是抵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1从SWOT上分析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
SWOT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从中发现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优劣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1. 1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内部务件的分析
1.1.1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的优势(Strength)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建立对推进我国农村改革，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社会保障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彰显农村土地价值。原有的以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粗放型的农业经营模式弊端突出表现在效益低、难以适应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要求。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由粗放型的农业经营模式发展成集约型规模型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会增加农民收人，实现土地的增值，使农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2)实现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农村土地的流转使农民能够更加放心地从事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带来新的增长点，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经济效益。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有偿转换，会促使农民不断的从农业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实现了农民收人的多元化，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人。
1. 1. 2劣势( Weakness)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市场还并未形成，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
(1)土地产权不明导致农民保障受挫。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但是集体这个概念过于模糊。
《民法通则》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己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从以上两部法律来看，《民法通则》规定的集体所有者是村农民集体所有，而《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集体所有者是村农民集体所有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土地在所有权主体上存在着法律之间的冲突，这必然会引起实际操作的混乱，给寻租者造成可乘之机，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操作不规范损害了农民利益。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操作还很不规范。在我国农村村委会集经济和行政职能于一身，一方面，它是行政组织，是乡镇行政组织在农村的延伸，具有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它又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代表农民行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村委会在土地的权利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在土地流转交易中，有的地区由乡、村组织代替农户越权对外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村干部私下与承租者达成交易，甚至与承租者串通搞假招标蒙骗群众，发生土地纠纷时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1. 2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外部条件的分析
1. 2. 1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社会保障的机会(Opportunity)
农村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给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带来巨大机遇。
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该体制有利于土地流转双方对土地的狄期投资，保证了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益的可持续性，农民的生活因而更有保障性。
1.2.2威胁( Threat)
(1)土地流转导致部分农民失业。土地的流转将会使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将土地流转后的农民，虽然仍拥有土地承包者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对于土地收人仍占很大比重的家庭，流转后如果不能及时就业，家庭收人将受较大影响。在目前社会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的情况下，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的失地农民一旦将土地流转费花完，又找不到工作，就会变成没有土地、没有收人、没有生活保障的“社会游民”。
(2)土地流转中农民收益分配不合理。目前，土地流转收益补偿只是以种植农作物的收益为基数，适当兼顾农民的利益。普遍没有考虑流转后的土地增值问题，没有经过对土地价值的科学评估。在土地流转的租金和租期问题上，一些地方将租金与农民现在的种粮效益比较，认为能高于现在的粮价就是划算的，而对农民收人增长的预期空间及企业可能出现的支付危机估计不足，支付给农民的租金很少。在租期方面，很多地方都长达30年以上，实际上等于收走了农民的承包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其生活及子女的发展就没有了保障。
2对策
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通过以上SWOT的内、外部条件分析，笔者认为必须要建立与我国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2. 1在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必然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土地所有权的界定问题上，单纯的“集体”界定并不完整。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乡级政府并不完善，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这往往会造成土地所有权变相的归地方政府，甚至是某些干部所有，给农村土地流转的进行造成制度上的障碍。
从农村土地使用权上来分析，要实现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和保障农民的利益，必须实现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化。最重要的是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决策权给农民，强化农村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
2. 2减少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保障农民利益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还是过多。要促进农村土地合法合理流转必须进行相应的规范。首先，土地流转要根据客观条件因地因时制宜，要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能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而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农民的自由流转权利要得到正当的保护。农民有权选择流转的对象，地方政府不得指定流转的对象、数量、租金等。同时，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按照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公开化、透明化操作，禁绝“暗箱”操作。
2. 3开展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政府应该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服务。开展免费教育培训，使其成为社会所需的合格劳动者，实现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就业，从而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才能够顺利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民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论文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 模式 土地流转 问题 思考途径
论文内容摘要：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着缺陷，农村土地流转具有必然性，但存在多种模式，并且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特色的农地经营制度，但分散的、狭小的农户经营和大市场发生了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生产率。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而农村的改革又发端于土地承包。土地承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承包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主要表现为：所有权主体不清，权限不明；土地经营细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农民经营土地短期行为严重等；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困难等。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呈现多样性。就我国的现行法律来说，尽管规定农村土地的所用权归集体所有，但各级管理处置权却由国家掌握，集体所有名不副实，再加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家庭经营层次日益强化扩大，农村集体机构对土地使用方面的监督、管理和调控能力也就非常有限了。
土地资源零碎化。为了充分体现社区成员平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安排，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使得农地经营规模特别小，加之实行好坏搭配以及定期调整等，又造成了地块的数量增加和分布零散。这种多地块、小面积、分散狭小的经营规模，不利于合理利用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不利于实行合理耕作和采用先进技术，不利于调整作物结构和防止病虫害，不利于保持优良品种的纯度和品质，不利于增加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然造成农业的粗放经营和低效益，并且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相违背。
土地流转困难。在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指农地使用者的农地权利全部或部分地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其他主体的行为，即农地使用权的流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将不可逆转，这样就产生了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归属不明确以及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土地转让在具体的期限和合同方面不规范，土地流转期限比较短且不稳定，大多数转让都可以随时终止，这使土地流转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土地的流转一般都是在亲戚好朋友之间无偿进行的，土地很少能流转到最能有效使用土地的人手中，造成土地的使用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
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租赁模式。土地承包者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在剩余承包期内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户或公司法人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我国法律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出租其权利。这种出租的形式对于出租人来说，他不必放弃土地所有权，即可得到土地租金，对承租人而言，他可以较小的代价，在租期内得到土地使用权。出租是债权行为，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该模式的受让人既有个人，也有企事业单位；既有农民，也有干部和科技人员。
土地信托模式。在“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不搞强迫流转，不搞行政定价；坚持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确保耕地复耕能力”的原则下，以收取一定信托服务费(可由受让者支付)和签订信托服务合同的方式，接受农户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信托，并按信托约定将其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其它单位或个人。
土地抵押模式。土地使用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向银行担保取得贷款。若抵押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将丧失土地使用权，银行取得土地使用权。该模式主要是发挥土地的融资作用。尤其在某些地区农民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受新型产业相对较高利润的驱动，很多农民群众采取融资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当前，以抵押土地解决贷款问题，日益成为农民群众创办新兴产业和开发新产品的重要融资渠道。这种方式不仅开辟了农村融资渠道，解决了农民资金问题，而且由于土地使用权仍掌握在承包者手中，也不妨碍土地保护利用，对农村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股份合作模式。土地使用权入股是指土地承包者或拥有农地永久性支配权的合作经济组织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以折股形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综合的经济行为。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或发包给其他公司经营，按土地股份，村集体将土地经营及发包所得在年终进行分配。
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流转不规范。目前的土地流转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小规模流转占着主导地位，多为亲戚朋友和农户之间的流转，这就导致了承包经营权在流转时，大都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很少通过合同或契约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口头合同稳定性差，双方利益缺乏法律保护，协议的随意性造成接包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掠夺式经营。
土地流转缺乏必要的信息中介。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象大多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村民，且多为转让人的亲戚和朋友，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效益。虽然有的地方成立了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但总体上缺少由上而下的网络状、多功能的服务体系，使得供求双方信息辐射面窄，流动不畅，这不仅使土地流转受到局限，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使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 建立真正适合土地流转市场需求的中介组织后，不仅可以让本村、本乡范围内出包转让而且可以让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外国的投资人都能来投资，从而打破地域限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样也有利于农业的市场化转变。
畸形行政干预阻碍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监督指导，但有些地区无端干预，或在某种利益驱使下不顾农民利益强行干预，甚至有预谋地干预，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一些基层干部迟迟不将第二轮承包合同或土地经营权证书发放到农户，借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有的不顾实际，强行搞所谓股份制或集中经营，引发很多后遗症；有的对土地租金的收益分配，缺乏公开性、合理性，对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现象比较严重等。这些都对土地流转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引发消极因素。
土地承包权的福利性弱化土地流转积极性。由于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承担着农民就业保障和伤病养老保险功能，又由于承包者承包成本低，不转让也关系不大，受让者也在低成本的环境中不肯出高价，因此，虽然农民就业范围越来越广，农民收入中农业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但大多数农民仍把土地看成“活命田”，宁可粗放经营，甚至荒芜弃耕，也不愿轻易转包。
土地流转市场的配套服务欠缺。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缺乏土地流转的政策空间。同时，流转的服务也不到位，流转程序复杂，信息不畅通，也阻碍了流转的积极性。特别是产权界限不清导致土地流转的责权利关系不明。土地流转中，虽然存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等，但各项权利的界限没有具体规定。
金融信贷支持缺乏而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村金融信贷管理制度与农村土地流转资金借贷需求不匹配，无法满足土地流转的需要。再者，由于农业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都比较大，所以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在争取资金和立项过程中，由于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中，还没有建立农户直接信贷担保机制，金融机构对农户不肯或不愿给予资金投放，使一些较好的项目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这对于提高土地效益，促进土地健康流转都起到了制约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创新
（一）培育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
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而完善中介服务组织是农地市场化的关键。该机构负责受理需转让土地农户的申请，需承包土地投资人的申请，采用多种形式为双方牵线搭桥，保护流转双方的利益。基层农经合作经济管理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工作，确保土地“自愿、有偿、合法、有序”流转。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的搭桥引线作用，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和产业化经营。
（二）有效发挥政府和村集体的职能
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尤其是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还很落后。因此，一是政府要对土地流转有宏观上的调控。建立调节机制，防止土地使用权过于集中，以调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现象。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可加强土地转让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实现有序管理。二要建立约束政府行为过度干预的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与民争利。三要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对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群众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要抓好土地流转，必须“以人为本”，千方百计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广大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因而，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建议研究“用土地流转出让金作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制度，为农民解除放弃土地承包的后顾之忧，使“完全不依赖土地为生计” 的农民真正离开土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促进农村信贷，发展农村经济。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展等问题，都与农民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农民缺少资金及可靠的融资渠道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也必将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因此，建议在稳定承包权30年不变的基础上，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的方式，使农民较为方便地获得急需的启动资金，发展农业或农村二三产业，以此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在农业发展基金中，列出一定比例的专项基金用于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要用于农业基础建设、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要简化种养大户的贷款手续，通过信用社审定，发给“支农信用卡”或“贷款信誉证”。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乡镇城市化进程，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使农村隐性失业劳动者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加大劳务输出；切实加快乡镇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主动地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竞争力，使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转移。
[论文关键词]借鉴;鱼鳞册;土地产权;土地流转
[论文内容提要]“鱼鳞册”是明清时期的土地登记制度,具有地籍性质,其历史功能主要有土地核查功能､促进土地流转速度的功能､土地所有权质证功能和遏制规避赋税的功能｡目前我国农户承包地户均五块左右,承包书只写农户承包的亩数,每块状况不清,不利于农地流转｡历史上“鱼鳞册”的功能具有明晰土地产权的功能,因此,借鉴“鱼鳞册”,有利于固化､细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晰土地分配状况,以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土地流转｡
一､“鱼鳞册”性质和历史功能
(一)“鱼鳞册”及其性质｡“鱼鳞册”是我国历史上起始于宋,完备于明,延续至清的一种土地管理办法,作为征收土地税的依据｡这种图册,绘出辖区内地形全图,包括所有田块,以及水陆山川道路桥梁,鳞次栉比,看似鱼鳞,故称“鱼鳞册”｡每一田块注明编号,以下则是按编号顺序的具体田块的形状图及有关资料,包括:坐落位置､科则(等级)土质､业户､佃户､积步(田块面积)､四至等｡
“鱼鳞册”的性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地籍”,明清时期的文献叫“从田”,是明清时期政府对人民实行的两套登记制度之一(“从田”和“从户”)｡“从田”有两类,一类即“鱼鳞册”,登记境内各田块的静态状况;另一类称“推收册”,登记境内各田块的动态状况,即田块产权的转移——田块买卖的记录,出卖田块称为“推”,买进则谓之“收”｡“鱼鳞册”目的在于确定境内各类田土的总面积,并且确定每块田地的产权,所以也是产权登记｡一旦发生田地买卖交易,产权转移,便登录在推收册上｡中国历史上主要以土地税为主,故以地籍上登记之产权加总,调整其推收移转,以定税额｡
据赵冈(2001)研究认为,鱼鳞图册上的数字可信度相当高,远比西方同时期的土地登记制度高明得多｡鱼鳞图册的误差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技术上的误差;另一类是人为误差,如漏报或瞒报｡就前者来说,技术上的偏差不会太大｡就后者而言,误差程度也不大｡一是因为在鱼鳞图册上登记是取得合法产权的唯一途径,为保障产权､避免争论或为便于日后出售,业主无强烈瞒报的动机;二是因为每次丈量工作,政府都有严厉的惩罚逃避者的规定;三是因为政府主管署还有审查复验制度;四是因为瞒报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即使业主贿赂丈量人员隐漏某号田产不报,鱼鳞册总图就要露出一个空白洞｡同时任何一丘田地都有四至,如果把其中某丘田剔出隐瞒不录,则其四周的田地四至无法互相吻合｡据对鱼鳞册各丘田地四至的考察,没有发现与邻丘四至参差之例｡
国内外有关鱼鳞图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图册的本题研究,如鱼鳞图册的缘起与延续､鱼鳞图册制度在明代的普遍实施;图册编造过程､成册年代､图实相符与否等问题的考实;围绕田土存在形式､土地所有状况､户籍变迁情况等的初步研究｡鱼鳞图册史料价值的真正体现,就是要利用它从根本上展开诸如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如何利用鱼鳞册制度为现代农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但这方面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鱼鳞册”历史功能
1､土地核查功能｡历史上,发动土地大调查的次数很多,历朝历代都有,但真正称得上土地大调查的却没有几次｡最早一次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的度田,最近一次是改革开放后1984年的土地资源调查,也就是土地详查｡这期间,宋朝有北宋太祖建隆二年谴吏度田､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方田法”清丈､南宋高宗李椿年的“经界法”清丈;明朝洪武年间武淳的“鱼鳞图册”核实田亩､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服务于“一条鞭法”的土地清丈;1934年~1937年民国南京政府的土地测量;建国初期1951年的查田定产｡这样算来,我国历史上一共有9次取得过一定实际成果的土地大调查｡但若比较严格地评价,只有3次真正称得上土地大调查,分别是明朝朱元璋调查､张居正调查和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详查｡
从土地大调查的基本性质看,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土地调查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最详尽的土地大调查｡这次土地大调查在总结前朝土地调查､整理地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技术方法上创立了推行全国的鱼鳞图册制度,土地调查和人口调查同步安排,土地调查结果是鱼鳞图册,人口调查结果形成黄册,两册相互补充､互为母子｡同时为了保证调查工作进行,洪武二十四年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手段,即在调查完善成果阶段,对编辑鱼鳞册､黄册隐漏者“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技术方法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对保证大调查顺利进行和成果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促进土地流转速度的功能｡明清时期实施以“鱼鳞册”为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权属进一步明晰化,国家开始出台相关律令保护私有产权,并为私有产权的合理流动提供保障｡这种土地产权的变化大大刺激了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促使土地产权开始进一步细分化､分离化,土地买卖异常活跃,土地流转速度也大大加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市场化程度提高,土地流转加速所导致的集中和分散两种趋势有了新的表现｡特别是这种土地分散化,部分抵消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3､土地所有权质证功能｡在鱼鳞册上登记,是取得合法产权的唯一途径｡据《明史•食货志》载:“鱼鳞册为经,土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鱼鳞册是产权登记簿册,如有涉及土地产权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及主管官署都是据鱼鳞册及推收册来断案判决的,故土地之讼质焉｡我国土地所有权实行登记制度起源甚早,《隋唐•食货志》记载的“晋自渡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存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即为政府发给财产过户文契并征收契税之先例｡唐代因实行均田法,对土地私相买卖有严格限制,故行文谍制度,以证明合法买卖私产｡迨至南宋,推行鱼鳞册制度,所有财产田地均须登记,土地买卖均须先核对与鱼鳞册上之登记,是否相符,并登记新业主之姓名,所有权移转方属完成法定程序｡
虽然上述登记制度之主旨均在于征收税赋,然而亦有供作“质证”,以杜纷争的作用｡
4､遏制规避赋税的功能｡鱼鳞图册制度的推行,使征收赋税有了依据,对地主富豪隐瞒土地,规避赋税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明朝政府通过这次土地丈量,清查出不少隐瞒土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核天下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同时赋税收入也有所增加,仅米麦一项计算,由洪武一十四年(1381年)的26105251石,增加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32278983余石｡
二､我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现状
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资料表明,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无论是总规模还是耕地经营规模均呈下降趋势｡1985年我国农户人均经营的耕地､山地和水面总规模为2.61亩/人,其中耕地2.07亩/人､山地0.52亩/人､水面0.02亩/人,2001年农户人均经营总规模为2.30亩,其中耕地l.99亩/人､山地0.28亩/人､水面0.03亩/人,2001年较1985年总规模下降0.31亩/人,其中耕地规模下降0.08亩/人､山地规模下降0.24亩/人｡期间,1996年人均经营土地规模最大,为2.78亩,其中耕地经营规模2.30亩/人｡
不仅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规模仍然趋于减少,拥有地块数量也较多,农户土地经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点,这种土地细碎化状况较其他一些国家更为明显｡
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适度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土地效率的提高｡非常小的农田尤其是面积小于0.5公顷的农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不会高于套筒农田的生产率,当种植面积超过4公顷之后,农业生产率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梅建明(2002)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
三､影响我国农地流转的产权因素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人地矛盾,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但在我国农村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土地产权缺乏保护､没有合理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等方面的缺陷｡
(一)土地产权模糊｡法律规定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的定义却极为模糊｡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并且概念也极不明确,准确认定权利主体有很大困难｡陷入谁都有权利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的漩涡,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二)土地产权缺乏保护｡土地产权的模糊使得国家所有权的“天然”代表——政府处于强势地位,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影响了产权｡国家所有权并不是和其它分离开的权利职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有权实际上衍化为政治权的行使｡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获取地租,通过农产品“合同定购”的形式索取剩余产品,除了国家之外,集体无权向农民征收赋税,尽管集体也是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之一｡另外,国家可以随时向集体征地,集体只有被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被征的权利,征地的补偿条件也完全由国家决定｡因此,无论从使用权､收益权还是处分权来看,都存在国家对集体这一所有者的干预｡农民缺乏对土地独立､稳定和受保障的产权,经营行为的短期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三)缺乏合理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在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通过土地产权自由转让的市场化行为来实现的｡但我国土地流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部署,对村､组(甚至县､乡)范围的土地按统一原则､统一方法进行的计划调节,这种调节方式往往造成“一户(几户)有病,全村吃药”的现象,调节周期的过长或过短都与市场经济下农民对土地的需要量相脱节｡而且计划性统一调配土地的做法也为一些乡村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这种产权制度下,事实上,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经营者,而乡村集体代表国家掌握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有权对土地进行处分｡这种所有权､处分权与占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已成为农地流转的体制性障碍,也成为一些乡村组织借地发财,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依据｡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经营状况,一些需要土地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就需要和分散经营的农户分头谈判,增加了交易成本｡而分散的农户由于缺乏组织难以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结果往往是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价被过分压低;或是被乡村组织低租高包,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四､借鉴“鱼鳞册”,完善农地产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农户承包地户均五块左右,承包书只写农户承包的亩数,每块状况不清,不利于农地流转｡历史上“鱼鳞册”的功能具有明晰土地产权的功能,因此,借鉴“鱼鳞册”,有利于固化､细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晰土地分配状况,以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土地流转｡
(一)借鉴“鱼鳞册”,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具体说,就是要实行农村耕地承包权的稳定化､长期化､商品化｡稳定化是指所有耕地按照一定标准承包给农户,取消“双田制”等一切村干部可以在短期内任意发包耕地的权力,制止向“集体化”的回归｡长期化是指耕地永久承包,承包权可以继承｡商品化是指承包权可以买卖｡在这个原则下,实行土地承包权的重新调整,除乡村道路等公用设施占地外,其他一切农地根据承包权划分给农户｡农民吃了这颗“定心丸”后,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使其长期化,对农地进行科学的投资､规划和集中｡“鱼鳞册”的实施有利于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二)借鉴“鱼鳞册”,明晰土地产权的主体与法人｡土地产权是由权利人直接行使的,因此必须明确土地产权的主体与法人代表,具体界定各项权力主体对土地的义务､权力､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以便产权主体能行使相应的权力,担负应尽的责任,并履行法律手续｡
(三)借鉴“鱼鳞册”,进一步完善土地产权关系｡要突破目前“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产权模糊状况,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严格界定财产利益主体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利益的约束关系｡与此同时,要把处理土地纠纷纳入一般的司法诉讼渠道,彻底剥夺农村干部对土地的控制权力｡
[论文关键词]农村 土地经营权 流转
[论文摘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推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转与有效配置，是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因此，希望通过创建科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理论，以西畴县农村承包地流转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真正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发挥农村土地的效益，更有利于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概况
西畴县土地的流向都是流入农户之间，全县有承包耕地面积172546.5亩，其中：田46044.8亩，地126501.7亩，从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土地流转涉及1782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100％，流转农户有4554户，占总承包户的8.4％，流转面积14839亩，占承包总面积的8.6％。以上调查仅仅只是对西畴县地区，所涉及的面还是比较窄的，但是凸现的问题却并不少，这其中固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层面由于执行者本身的原因带来的问题，也有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习惯带来的问题，然而更根本的一个方面还是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中不完善、不健全而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全面分析考察西畴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基本状况，包括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二、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一直是很低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面积的比例(以下简称流转比例)基本保持在1%～8%之间，发达地区一般保持较高的水平，有的甚至达30%以上，内地则较低。”80年代后期以来，农户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基本保持在l%－3%之间，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的比例稍高一些”。从西畴县二轮土地承包以来看，土地流转涉及1782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100％，流转农户有4554户，占总承包户的8.4％，流转面积14839亩，占承包总面积的8.6％。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区性的不平衡。在离县城近的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非常活跃，而在离县城远的地区，流转程度却非常低，流转具有封闭性，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流转相对困难。二是事先须经发包方同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转。三是流转还不规范，农户间的流转大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很少采用书面形式，有些地方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进流转。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目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完备流转手续、规范流转程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农户采用“口头协议”，私下进行自发性的流转，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纠纷隐患较多。四是土地流转方式还存在问题，对是否应允许抵押、继承等实践中存在争议。五是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够健全。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匮乏，信息不灵，往往出现农户有转出土地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中意的出让者，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完善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策略
（一）规范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运作程序
为了避免在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出现土地纠纷，建议必须规范运作程序：
第一，民主议定。凡是由集体统一组织流转的，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流转期限、租金的确定，必须经当事人的同意方可进行，决不准少数人说了算。第二，逐级审批。凡向本村以外流转承包经营权的，须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土地流转申请，经审议同意后方可实施。如涉及利益关系复杂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向乡（镇）政府请示，由乡（镇）政府把关。第三，签定合同。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一定要有较清楚的流转意愿表达、有效的实现方式，转包、互换、出租的期限，土地名称、坐落、面积、用途、价款及支付方式、双方应履行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第四，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立法模式。所谓登记生效主义，是指登记是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生效的要件，如不经登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生效、不受法律保护。
（二）完善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体系
第一，培育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要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确立土地流转上的经济利益关系。加快培育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市场决定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价格机制。政府应在市场准入、交易程序、权利义务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第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农村土地市场，缔造中介服务组织，特别是发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是推进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建立诸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流转中介组织要调查、收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价格等信息资料，并通过一定的渠道甚至媒体公开，使供需双方能够获得可靠的市场信息，沟通供需双方的联系，为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双方提供信息引导、政策咨询、法律服务，为实现西畴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条件。
（三）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要加快土地的流转，就必须弱化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要积极而稳定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根据我国国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基本保障农村居民“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即办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三种保障项目。
四、结论
本文是建立在对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围绕西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现状的分析，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我们仍无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所在，是物权性质的权利却为何又在很多方面打上了债权的烙印?法律规定有欠完善，实际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各级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土地流转;再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又指给予过低的补偿甚至不予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范畴，用益物权的权能主要表现为使用和收益，包括权利人自己使用土地并收益和权利人将土地让与他人使用而从中获得利益。”针对当前西畴县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现实中，本文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制度的些许建议。希望此研究能够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产生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近年来，农村承包地的抛荒、闲置和流转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的第二轮承包所导致的。本文以同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安徽省芜湖县）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为案例，可以为研究其它地区农村的类似问题提供一个观察窗口。据笔者在安徽省的调查，至2002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280万亩（不包括“四荒”地的招标、拍卖流转），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以上。流转的主要形式有这样5种： 第一，代耕。这是指暂时无力或不愿经营承包地的农户，经自行协商临时把承包地交由别人（大多是亲友）代耕代种，原承包合同关系不变，时间、条件一般由双方口头约定（在许多地方，转包者都要求代耕方负担税费）。这种形式因为简单明了、手续简便，成为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据统计，安徽省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约120万亩，占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的42%。 第二，换耕。指单个或部份承包户主动或在村委会指导下与本村其它承包户自愿调整地块，使承包地连片集中的行为。据初步调查，安徽全省约20万亩，其中，六安市4.2万亩，巢湖市1.4万亩。个别地方换耕的面积甚至占到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至30%。 互换本身是一种流转形式，又对其它形式的流转起推动作用，且有利于土地的连片集中和规模经营。最近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肯定这种土地流转方式。 第三，转包、转让。早在1996年底，安徽省政府农村经济办公室就制定了“安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方法（试行）”，承认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 其中转包、转让这两种流转形式操作比较规范，以此种方式流转土地的主体一方是农户或村委会，农户和集体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安徽省的有关规定，以转包、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应签订书面合同，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地方土地的转包、转让签约率不高，以后引起纠纷可能比较难处理。 第四，出租、反租倒包。出租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将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让与他人的行为。反租倒包是指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先从农户或集体组织那里租赁土地，然后转租并从中谋利的行为。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大多数是在乡镇政府的推动或直接干预下进行的，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以乡镇长为主任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工作，有的还以各种名义参与租赁费的分配或获得“倒包”中的差价。 第五，公司+农户。指大的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体，在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的支持下，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租赁大量连片土地从事农业开发，出租土地的农民可以在企业上班。这实际上也是第三种流转方式中的一个特例，农民在获得租金收入的同时，还可实现不离乡就业。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龙头企业实力较强的地方。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进行，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基层组织越俎代庖，操纵控制土地流转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威逼农民就范。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群体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逼民流转。按现行法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一些基层干部就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运用行政权力硬性强迫农民参加土地流转。例如，2003年6月，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正准备栽秧，村委会突然通告大家不要干了，因为稻田已被镇里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亩地年租金为560元（含代交农业税60元），租期为25年。在村民的反对下，租金有所提高，但村民仍不答应。镇政府为了达到目的，2003年12月初派人到村小学，声称如果家长不在租地合同上签字，将不许其小孩到校上学。过了几天，镇村两级又出动100多人、6辆警车，带着电棍、手铐等，强行把煤渣填在稻田里。为此，村民不断到省市集体上访。 其次是基层政府及官员与民争利。许多村民反映，我们并不反对土地流转，只是土地流转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不管土地拿去干什幺，补偿费给多少，干部和政府都不和我们商量，而且补偿金的一大半都到了一些单位和个人手里，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在笔者调查过的某市，1999年以前乡村两级对流出土地的农户每亩仅补贴20至30元；2000年以后，从乡村行政组织手中发包土地的售价已高达350元至500元，但给农民的补偿仍按原标准执行；2001年，该市范围内村集体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的发包收入中只有30%左右实际补偿到农户手中，有不少农民甚至未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再次是不规范操作。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期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 但是一些工商企业动辄圈地数千亩、数万亩，一租就是50年、70年，远远超过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一旦企业垮掉，许多失地农民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最后是圈占土地而不开发。许多基层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招商引资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自己先把地围起来，搞“空架子”工程，致使大量土地长期抛荒，劳民伤财，农民对此反映强烈。 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虽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其一是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的矛盾；其二是土地承包30年不变造成部份农户对自己承包地偏颇的认知模式和狭隘的占有观念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其三是“小而全”的家庭经营结构与专业化生产的矛盾；其四是耕地资源稀缺与土地闲置浪费的矛盾；其五是平均分包土地的福利保障特性与按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效率性的矛盾。强调加快土地流转的探索，应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深入进行，为下一步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文摘要：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一政策改革有利于我国农业分散的经营模式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增加对农业的资本与技术投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帕累托改进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高度来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逐步完善。
论文关键词：帕累托改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社会保障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允许农民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目的在于引导农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农业效率，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及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
帕累托改进是建立在帕累托最优的基础上的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即在不损害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能增进其任何他人的福利。帕累托最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判断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之一。
过多的劳动投入与过少的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特点，这显然是农业发展的低阶均衡，农业的高阶均衡应该是资本、技术的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均衡。传统的农业要发展起来必须打破低阶均衡，使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而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流人农业部门。要想逐步改进我国农业的低阶均衡的状况，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一个可行之路，规模化经营必然要求资本与技术的大力投人。
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涉及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问题。美国和日本分别采取租用别人土地、出台促进流转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及采取措施扩大农场规模。我国可以模仿美国和日本通过土地租赁实现规模经营扩大的经营模式，这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规模要求是适用的，这就需要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流转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土地的产权是清晰的，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外，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是归农民个人自由支配的(但不能改变土地的农用耕地用途)。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任何有限经济资源的利用，如果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将缺乏效率，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更不能例外。而清晰的产权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自由转让，以及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Coase，1937，1960；North，1990；张五常，2002)，可见，制度约束对于农地市场的作用和经济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只要产权是排他性的和可转让的，不同的合约安排就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张五常，1996)。我国目前的产权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所以不同的合约安排(包括形式和时间)都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
2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改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村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2．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影响和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农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土地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实现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客观上要求农村土地必须走规模经营、集约发展的道路。政策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土地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建立，加快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程，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和流动。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是转包式流转，指土地承包方自愿将一定期限内的承包权转包给他人，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转包的期限和转包金额及其支付方式由双方自行约定。
这项制度尚处于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要正确的认识问题之所在，积极探索其解决之道。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流转中的“五多”和“五少”。所谓“五多”，即农民自发流转的多，零星流转的多，口头协议的多，债权不清的多，隐性问题的多；所谓“五少”，即有流转服务的少，有秩序流转的少，有操作规程的少，有规范合同的少，有档案管理的少。
另外，流转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混乱。多数地方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的市场，有些地方客观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但市场往往具有隐蔽性、无序性、地域性强、市场狭小的特点。各地虽然均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象，但是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影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公平。因此，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仍然只是具有雏形，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且发育缓慢，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的支持。在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是民间组织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官方认证、支持和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2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机制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在这几方面着手：一是清理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手续，保证土地产权的界定清晰。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二是完善法制体系，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原则性的条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有许多是原则性的条款，应将其进一步的细化，以便在实际的操作中有可依的具体规定，减少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过大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三是提高农民素质，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同时，也对资本技术投入增加后所实施的规模经营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土地依然是大部分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唯一依靠，是农民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对于大多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投身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建立在积极而稳定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土地转为依靠社会和制度，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障。解决好农民自身的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土地的流转自然就会加快。地方政府在开展土地流转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采取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土地受让方各拿一点的方式，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既可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为我国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3．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
3．1．1建立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农村低保制度研究”课题组(2007)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构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农村低保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石”，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也必须是从这里起步。而且，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也是对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农村低保制度来丰富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需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是“最后的安全网”。作为一种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是以前那种随意性的临时救济，不是一种施舍性的行为，是人们保证自己生存权的一种应有的权利。基层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低保工作，为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具体的低保政策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制定，要保证其有可行性。目前，在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等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没有低保来兜底农民的基本生存，后果不堪设想。贫困是动荡的主要诱因，贫困特别是大面积人群的贫困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效应，纠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避免动荡，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的应尽职责。
3．1．2健全农民合作医疗体系，保证其病有所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取得了较多制度建设和基金扩面成效。截至2007年9月底，全国已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有2448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5．53％；参加新农合人口达到7‘26亿，参合率达到了85．96％，已有9．2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共补偿资金591亿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进一步的完善，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对这部分的投入支出要加大，保证这项制度的健康运行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1316．9亿元，比2008年增加9995．12亿元，增长19．5％，这说明，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是完全可以支撑新农合所需资金的。
3．1．3养老保障可借鉴日本的农民年金制度
在农民达到一定年龄后，规定他们必须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政府给予这部分农民足以保障其生活的补贴，这种做法相当于给了农民退休金，采用农民年金制度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使农民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同时也极大减轻土地的社会保障负担，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农民养老方面，也要发挥原有的家庭养老的作用，多给老人们精神上的慰藉，让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能很好的结合起来，让农民也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3．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建设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为我国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迈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体制是由我国的二元经济模式导致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二元经济模式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但是，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其所处的经济大环境及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和平发展的世界环境中，发展中国家要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就要积极地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已显然不能像西方发达围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来实现，由此，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硬性的、人为的划分农村和城市，通过政府的政治强制权力来保障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资本等，在这其中最典型的应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就是大规模的全国公有制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公有制的本质，是国家掌控资源；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国家配置资源。其目标指向，是加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并倾斜于重工业化与军工化。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控经济的发展，为了给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切断农民与市场的自然、自发联系，剥夺其自由进出市场并依据市场价格信号决定自己经济行为的权利，人为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低价收购或强制征收的方式，通过“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以自己规定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副产品的途径，来为国家进行工业化积累巨额资金。
我国的“三农”问题的形成，就是因为国家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而将农村作为其原始积累的来源，对农村、农民和农业进行的超经济强制所致。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政府应该多关注农村的发展，政策和公共财政应多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支持农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国家对之前农村只贡献没发展的补偿，也是我国目前实行以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国家行政伦理之所在。
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能够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更好的巩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改革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我国现阶段还是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城乡一体化是最终的发展趋势，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能还是停留在二元结构的观念上，要站在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未来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上来进行设计。鉴于当前，我国城乡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悬殊的现状，社会保障的水平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城乡一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实施同城市一样的筹资、运营、支付等机制，首先要在运行机制上实现统一，社会保障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由差别统筹逐步过渡到真正的一体化。
论文关键词:农地流转 流转意愿 联动机制 城保＋土保
论文摘要:针对中国土地流转尤其是落后地区土地流转不畅，存在一些障碍问题，政府应结合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从创建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社保完善联动机制的角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建议政府做出制度安排，加快建立土地流转中介，完善合同，允许永久迁城农民定期保留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逐步淡化并最终去土地社保功能化，促进土地流转。
0 引 言
适应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从市场的角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从发达地 区到落后 地区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探索，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这些做法促进了土地的资本化 。以制度安排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1．1 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土地流转
现代农业是农业的总体发展方 向，规模经营则是这一发展方向的前提条件。因为机械化、自动化是现代农业的标志，而一国的机械化率及机械的使用效率与规模农业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表 1看，日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按单位面积计算世界第一 ，中国的农机使用数量在亚洲几国中是最落后的，尤其是与 日本和韩国相 比，更是落后许多。由于中国户均耕地面积小于日本，达到日本 目前的机械化水平 ，要求单位耕地面积的拖拉机数量必须超过 日本 ，农机总量还要增加 6倍 ，这会大大增加农机的作业成本 。亟需扩大 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而且即使达到最低合理耕作面积，租用耕地也要占9O 以上。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长期的大规模流转确保提高土地经营规模。
1．2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土地流转
兼业农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兼业分为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 (简称“一兼户”)和以经营非农产业为主体，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的兼业户(简称“二兼户”)。目前 中国农 户的兼业情况 已经相当普遍 ，而纯“二兼户”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据统计 ，纯农户 、“一兼户”、“二兼户”的亩均收益 比是 l：0．910．35，纯农户每亩地创造的收益是“二兼户”的 3倍可见，“二兼户”是对耕地资源的浪费。应鼓励其转出土地 ，向纯农户手 中流转和集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效率。
1．3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土地流转
农村的发展有赖于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目前 ，中国农村常驻从业人 口中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 24．3 ，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妇女、老人 、儿童留守农村务农 ，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同时 由于农 户规模太小 ，收入无法达到与城市居民同样 的水平 ，制约农村发展。日本在六十年代即提出培育 自立经营农户 ，其标准包括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 ，自立经营农户收入有 了很大提高。中国农村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吸引高素质农民成为纯农户，提高其收入 。
1．4 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土地流转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适应是发展规律，但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 明显滞后。因此 ，加快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势在必行。而农地流转不畅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从 2007年阜新农村地区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况来看 ，66．67 的不愿迁城者把不愿迁城的原 因归于承包地流转 困难或被收回L4]。据 2009年 8月对于阜彰两县 4个乡镇的调查结果显示，每亩土地流转价格每高出 100、200和 300元 ，愿意进城并长期流转土地的农民比例分别会高出 8、1O、15个百分点。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农民迁城积极性就越高。因此，必须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和其他配套措施 ，以此促进城市化。
2 阜新地区土地流转状况调查结果及分析
发展现代农业是阜新经济转型的一个方向，重点要做好土地流转工作。阜新市下辖五区两县，笔者调研 了彰武县哈尔套镇的梨树沟村、柳树村 、许家村和阜蒙县 大固本 乡的关家村 ，调查采取了入户 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 的形式 ，人户 8户 ，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 6O份。各村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不同，土地流转状况各有特点。其 中，梨树沟村里镇 中心较远 ，搞大田种植 ，土地流转价格价格较低，为 200元／亩左右。柳树村靠近 哈尔套镇，流转土地的数量明显高于远离镇 中心的村，主要种植蔬菜和水果 ，收入较高。这个村种植户为了种植经营方便 ，以 700元／亩价格租赁本村从事大田作物经营的村 民的土地 ，出租方则租种 临近镇 中心所在 的哈尔套村 居 民的土地，地价较低 ，230元／亩左右，从 中赚 取差价 ，因为种植大田作物 ，无需离家太 近。而哈尔套村本村居民之所以转 出土地 ，是 因为利用镇 中心的地理优势经商 ，无暇从事农 业生产。许家村虽然距离镇中心远 ，但 由于招商引资 ，搞大量的反季节蔬菜水果大棚种植 ，流转 土地价格也很高，为 500元／亩左右 。阜蒙县大固本乡关家村每亩土地流转价格 2009年为200元 ，低于前两年 ，因为返 乡滞 留农民工增多 ，回乡务农收回转 出的土地。从总体看 ，四个村土地流转率和转出户 比例都不高 ，为 5 左右。流转合 同其越长 ，价格越低 。流转中，粮食直补款归转出户 。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阜新地区农地流转率平均 为 5．2％，流转对规模 经济的促进存在欠缺。大规模流转较少，转入规模 100亩以上的，哈尔套全镇 只有3户 。总体来讲 ，阜新地区农地流转水平与全 国相差很大。截至 2008年 8月底 ，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面积已达到 1．O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8．7 ，(陈晓华 ，2008)租人或租 出耕地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14．8 。(张路雄 ，2008全国平均 土地 流转价 格是 293元／亩(刘淑 春2008)。实际上，全 国的土地流转也存在滞缓问题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比例是土地流转率的 8倍 。这 说 明政 府对 土地 流转推 动 不利。(张路雄 2008)症结在于种地收入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 ，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一是，农业经营收人低，影响土地流转。从 以上的调查情况看 ，发展大田种植的地方 ，土地流转价格就低，转出方没有积极性。转入方种 田的纯收入也不高，流转双方缺乏流转的积极性 。
二是 ，土地仍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 障。中国现有土地制度一直使土地成 为农民工养老、失业 的基本保障。目前，绝大部分进城农 民工都没有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 障，作为命根子，土地被他们无偿甚至补贴部分钱让别人种，也没有被放弃。
三是，中介组织缺失。阜新地区各乡镇政府尽管建立经管站，但据调查 ，除了大规模土地流转外多数农户之间流转并不通过经管站。中介组织缺失，转入户完全靠 自己协调转入土地来实施规模经营，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没有比较权威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难以制定合理的长期流转价格，因为粮价和成本是年年变动的，国家的补贴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多数流转合同没有考虑土地升值和物价上涨因素 ，容易产生纠纷，影响土地规模经营和长期投入。
四是，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短期合 同较多。除了由乡村组织的对企业出租土地一般会签订 比较长期的合同外 ，其他 出租、转包多不签合同，即使签订合同，期限也很短。对阜彰两县的四个村新订 的承包合同统计，期 限在 3年 以下 的占了，合同一年一订的占了 78 9／6。土地流转合 同不规范所导致的土地流转纠纷时有发生。
3 推进土地流转的具体建议
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推进土地流转。除激励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出台土地流转政策 、规范土地 流转合同并完善土地 流转 中介等措施，政府还应采取适宜的城市化策略 ，创设三项制度联动机制的总体思路，适当发挥市场的作用，一定期限内继续保 留户籍分治，但 同时降低获得城市户籍的门槛 ，允许永久迁城农户定期保 留并流转土地 ，实现土地流转 、户籍和社保三项制度的互动，培育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降低取 得城市社保过高的机会成本。具体地说，政府应该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制度安排推进土地流转。
3．1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在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中应充分发挥信息收集对接、规范流转手续、调处流转纠纷、助推农业招商的工作职能，为有意向的农业企业、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村集体之间搭建土地流转信息共享平台，指导流转合同的签订，监督土地流转程序。借鉴南方土地流转的经验，一是在我市各个乡镇的农经站增设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包括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各村也建立 以村书记或主任为站长的土地流转服务站，提供信息及各种服务，安装电子屏幕，及时将土地流转信息 、工作落实情况到屏幕上 。千方百计推动流转工作，确保土地“流得 出”二是强化措施 ，确保土地“转得动”。以阜新经济转型和调整产业结构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千方百计引进种养殖大户。三是完善制度，确保土地“稳得住”。由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有关土地流转纠纷调处和信访工作；做好土地流转政策处理合同签订、归档等管理工作。
3．2 以规模经营为目标，完善有关流转合同的政策
在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时应出台既有利于耕作者，也有利于耕地流转和集中的措施，才能真正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一是对出租给农户的土地，国家应制定标准合同，合同中对地租的数量、租期、承租者的利益保护要给予明确规定，对出租者收 回土地要有严格限定。二是要对流转数目较大者给予一定奖励，如对当前转入土地连片面积达到 5O亩或 100亩以上的大户分别予以奖励。三是鼓励农户间的长期租赁，给予合同期比较长，如 l0年以上转出者奖励。四是要规定本村内的转包应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登记，对非本村村民的出租必须到乡政府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建议修改《物权法》，允许耕地可以抵押贷款，消除转人大户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瓶颈。
3．3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以最终取消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彻底清除土地流转障碍的必要条件。但户籍制度改革宜逐步实施，局部地区先试点，成功后在各地积极推进。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必要的进城门槛仍需暂时保留，以防永久迁城成本降低后农民迅速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造成太大压力。因此，中小城市可考虑以家庭月收入1500元、并在该城市居住 2年以上为永久迁城条件，并允许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定期保留承包地，以此确保他们能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而不致陷于贫困。
3．4 完善城乡社保制度
(1)以完善农村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 针对城乡社保制度的掣肘，化解中国的土地流转滞缓难题，促进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有机衔接，处理好农地保障与城市社保 的关系。在农村社保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是推动流转的主要力量，应着手建立新型农 村养老保险制度，弱化“土保”。考虑到农民的缴费能力都很低，完全靠他们自己缴费形成社保是不现实的，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又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削弱，农民不同于城镇职工由工作单位缴纳部分费用，借鉴“新农合”和农村低保制度建立的经验，政府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要有所投入。
(2)以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 设置农民工进城的另一个接口，即在农民工市民化之前，为之构建相对独立的社保体系，并出台社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办法。在城市为农民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子女就学和廉租房制度，构成一个福利包。当然，福利包所包含的内容需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来确定 。养老、医疗和失业等险种无需政府直接补贴，可以覆盖全部农民工，这与2020年覆盖城乡的社保目标一致，建立起来无大 的障碍。尤其要把农民工普遍纳入城市失业保险应保人群，这非常重要，它直接影 响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陶然，2006)。此三项保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急需，而且从数据上看，财政压力不大，因此可随时根据需要组织实施，但为农民工建立住房保障则需太多的投入，可以定期保留“土保”过渡，通过流转土地获得收益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最优的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管理的漏出。农民工有了较为全面的社保，会选择留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返乡，其承包的土地仍可继续转出，直到最终符合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
(3)以完善城市社保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农民工永久迁城，获得城市户籍及市民的社保待遇 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但按照原有政策 由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 收回承包地，无疑会阻碍土地流转。要促进土地流转，应改变原有 的以“农保”和“土保换取“城保”作为接纳农民工永久迁城前提条件的做法，把允许迁入小城镇的农民保留原承包地的法律规定适用范围扩大，定期保留(如 20年)永久迁入设区市农民的土地，由原来的“农保+土保”换取“城保”的政策改进为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此时，永久迁城农民势必选择长期流转土地以此项收入获取迁城 资源 ，然后适 时过渡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以“城保”和“农保”为主体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逐步弱化“土保”，最终剥离土地的社保功能，促进土地流转。
4 结 语
政府以制度安排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在于完善土地流转中介，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更重要的是通过采取适宜的城市化策略，实现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和社保完善三项制度的统筹和互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允许永久迁城农民定期保留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逐步淡化并最终去土地社保功能化，按市场规则推进 土地流转，不失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近年来，农村承包地的抛荒、闲置和流转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的第二轮承包所导致的。本文以同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安徽省芜湖县）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为案例，可以为研究其他地区农村的类似问题提供一个观察窗口。据笔者在安徽省的调查，至2002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280万亩（不包括“四荒”地的招标、拍卖流转），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以上。流转的主要形式有这样5种：
第一，代耕。这是指暂时无力或不愿经营承包地的农户，经自行协商临时把承包地交由别人（大多是亲友）代耕代种，原承包合同关系不变，时间、条件一般由双方口头约定（在许多地方，转包者都要求代耕方负担税费）。这种形式因为简单明了、手续简便，成为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据统计，安徽省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约120万亩，占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的42%。
第二，换耕。指单个或部份承包户主动或在村委会指导下与本村其他承包户自愿调整地块，使承包地连片集中的行为。据初步调查，安徽全省约20万亩，其中，六安市4.2万亩，巢湖市1.4万亩。个别地方换耕的面积甚至占到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至30%。 互换本身是一种流转形式，又对其他形式的流转起推动作用，且有利于土地的连片集中和规模经营。最近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肯定这种土地流转方式。
第三，转包、转让。早在1996年底，安徽省政府农村经济办公室就制定了“安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方法（试行）”，承认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 其中转包、转让这两种流转形式操作比较规范，以此种方式流转土地的主体一方是农户或村委会，农户和集体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安徽省的有关规定，以转包、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应签订书面合同，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地方土地的转包、转让签约率不高，以后引起纠纷可能比较难处理。
第四，出租、反租倒包。出租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将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让与他人的行为。反租倒包是指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先从农户或集体组织那里租赁土地，然后转租并从中谋利的行为。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大多数是在乡镇政府的推动或直接干预下进行的，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以乡镇长为主任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工作，有的还以各种名义参与租赁费的分配或获得“倒包”中的差价。
第五，公司+农户。指大的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体，在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的支持下，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租赁大量连片土地从事农业开发，出租土地的农民可以在企业上班。这实际上也是第三种流转方式中的一个特例，农民在获得租金收入的同时，还可实现不离乡就业。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龙头企业实力较强的地方。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进行，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基层组织越俎代庖，操纵控制土地流转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威逼农民就范。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群体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逼民流转。按现行法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一些基层干部就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运用行政权力硬性强迫农民参加土地流转。例如，2003年6月，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正准备栽秧，村委会突然通告大家不要干了，因为稻田已被镇里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亩地年租金为560元（含代交农业税60元），租期为25年。在村民的反对下，租金有所提高，但村民仍不答应。镇政府为了达到目的，2003年12月初派人到村小学，声称如果家长不在租地合同上签字，将不许其小孩到校上学。过了几天，镇村两级又出动100多人、6辆警车，带着电棍、手铐等，强行把煤渣填在稻田里。为此，村民不断到省市集体上访。
其次是基层政府及官员与民争利。许多村民反映，我们并不反对土地流转，只是土地流转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不管土地拿去干什么，补偿费给多少，干部和政府都不和我们商量，而且补偿金的一大半都到了一些单位和个人手里，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在笔者调查过的某市，1999年以前乡村两级对流出土地的农户每亩仅补贴20至30元；2000年以后，从乡村行政组织手中发包土地的售价已高达350元至500元，但给农民的补偿仍按原标准执行；2001年，该市范围内村集体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的发包收入中只有30%左右实际补偿到农户手中，有不少农民甚至未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再次是不规范操作。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期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 但是一些工商企业动辄圈地数千亩、数万亩，一租就是50年、70年，远远超过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一旦企业垮掉，许多失地农民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最后是圈占土地而不开发。许多基层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招商引资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自己先把地围起来，搞“空架子”工程，致使大量土地长期抛荒，劳民伤财，农民对此反映强烈。
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虽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其一是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的矛盾；其二是土地承包30年不变造成部份农户对自己承包地偏颇的认知模式和狭隘的占有观念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其三是“小而全”的家庭经营结构与专业化生产的矛盾；其四是耕地资源稀缺与土地闲置浪费的矛盾；其五是平均分包土地的福利保障特性与按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效率性的矛盾。强调加快土地流转的探索，应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深入进行，为下一步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农地关系 结构性矛盾 土地经营权市场流转 农村社会保障
论文摘要:针对80年代初期以来土地承包关系衍生出各种农地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如人地利益矛盾、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公益和私利矛盾、分散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等，本文认为，集体经营不是现阶段农民自主自愿的选择，土地私有化则有“农村贫困空间转移”的风险后果，唯有实行土地经营权的市场流转及发展完善相关农村社会保障才是契合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应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自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开始至2004年，是农民对家庭承包地的有偿使用阶段，农业继续为工业化发展提供积累;第二阶段2005年以后至今，是农民对家庭承包地的无偿使用阶段。国家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并逐年增加农民种地补贴。家庭承包地演变为农民就业和生活的保障。农村土地家庭承包，适应上世纪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效应。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农地关系中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并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土地承包衍生的农地关系的结构性矛质
(一)人地利益矛盾
1、承包地刚性不变和家庭人口不断变动导致的人地利益矛盾。以河北为例，1983年至今，农村家庭承包地基本没变，农村新生人约口1600万，死亡人口约850万。家庭承包地刚性不变和人口弹性变动的结果，在农村形成了两类家庭:一类家庭人多承包地少，一类家庭人少承包地多。家庭承包地演变为农民的劳动、生活及社会保障功能后，人地背离衍生的人地利益矛盾更加突出。
2、土地承包法本身的矛盾导致的人地利益矛盾解决空间狭窄。一方面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反对“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另一方面它又规定农户是承包权主体，有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赋予了农户“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权利诉求，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
(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原有坑塘渠坝、管道、扬水站无人管护，设施毁坏严重;二是冲毁的农田、河道、田间道路无人修护;三是农田水利建设无规划、无统筹及无管理。
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占用土地，土地承包时没有预留该项建设用地，修塘建渠打井筑坝只能纸上谈兵。其次水利设施管护劳动用工无法统筹，多数农村缺乏集体资产，村委会无法筹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工作因资金短缺而无法进行。第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需兼顾国家、集体、农户三方面的利益，要宏观统筹，但是在土地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统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科学决策。
(三)分散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形成了农户多田、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普遍现象。土地分散经营，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看，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量;从农业机械化的方面看，不利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上述两个原因，致使部分农村已有的机械化农机具利用率不足30%，人工劳动排挤机械化使用。
家庭分散经营必然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制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在农村贯彻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整体综合效益原则。使农村只能在传统农业生产范围内打转。事实上，我国农村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农业短期突发性发展后，从8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农业一直是处于整体缓慢发展状态。
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衍生出两个问题:农村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生产的侄桔;农民对土地的粗放、掠夺性经营，严重威胁土地安全。
二、解决中国农地关系结构性矛质的厉史探索
(一)集体经营不是现阶段农民自主自愿的选择
土地家庭承包分散经营衍生的中国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能否通过农业集体化的路子解决，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际调查，涉及河北十一个地市近百个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民以家庭为本，家庭承包经营符合现阶段广大农民的意愿和价值观念，改变这一经营的方式，影响农民心里安定、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各地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缺位，从物质基础、组织结构到经营人才普遍缺乏，集体承担不起统一经营的担子;集体经营的分配问题难以合理解决，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问题有可能再度发生，公社化时期生产发展缓慢的历史亦可能重演。
但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农民对集体化经营深感忧虑，对规模化经营却很有认同感。他们都普遍意识到规模化经营可以节约劳动力，增加劳动效率，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就业中去。对相当多的农民而言，农业似乎已经不是主业，而仅仅是生活和就业的保障。
(二)土地私有化更不适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
国家和集体如果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就将永远丧失对土地使用权的控制。其一，土地私有必然实现土地买卖自由，买卖双方无法保证“农耕地性质不变”。其二，农民是否愿意种地，取决于种地收益，当种地收益低又可以自由休耕的情祝下，休耕一荒地一非农耕地一转为商用地，这一套运转过程更难以控制。其三，当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财产权、所有权，意味着农民拥有了土地的完全支配权，农民同时拥有了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住宅、建厂房、建商店的自由。土地私有化、土地买卖合法化、土地使用自由化。是同一链条中同生共长的三个环节，由此必然导致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结果是形成土地大户和失地家庭对立的两极。一个农民家庭，只要在农村有地，种地收入再低，农村也可以养活他们;一个农民家庭，一旦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养活他们的基本条件。失地农民由于农村缺乏了生存条件，只得向外寻找生存空间。在存在城乡差异较大的今天，向城市转移成为必然，结果是“空间贫困平移”。贫困人口向城镇转移不同于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是向城镇转移生产力和劳动要素，向城镇输入建设力量。贫困转移则不同，这些在农村缺少生存条件的贫困人口，缺乏在城镇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技能，为了谋生，这个群体中会衍生出种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
以上历史探索表明，我们解决中国目前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决策空间不可能是无限的，它既受到“路径依赖，，发展原理的制约，要求我们尊重现有的七地家庭承包关系，实现农村的社会稳定，又要克服士地分散经营的弊端，在具体举措上有新的突破，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农业的新发展。
三、解决中闯农地关系结构性矛质的战略选择
中共央央2009年一号文件中提出了三项工作: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设立统一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标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证书上。这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法律保证。是解决现阶段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立足点。
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及我们多年农村调研的实际，我们认为现阶段解决中国农地关系矛盾的战略选择应包括如下几点考虑:
(一)化解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前提和基础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农业要安天下，农村要稳定，首先是土地要稳定。从实践来看，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关系发展到今天，受现实条件的制约，重新变动导致的问题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如果不考虑现实制约因素，盲目调整现有上地承包关系，势必造成满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伤害了大多数农户的利益，激发出一系列新的农村矛盾，导致现有农村稳定局面失衡。针对这一现实，在相关决策上要严禁随意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坚决禁止和纠正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土地的行为。无偿占用他人的家庭承包地要依法退还;对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的农户，原则上在同一承包期内不得再重新进行承包，但对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要提供临时救助或纳入农村低保，要做到统筹兼顾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关系，是解决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前提和基础。
(二)化解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战术手段
1.逐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地矛盾看似是一个矛盾，但实质上是矛盾群，它既是农村诸多矛盾的累积结果，也是进一步解决诸多矛盾的关节点。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解决农地关系矛盾的外围工程，伴随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农民必将面临更多的社会风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保险等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欠账，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落后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客观上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以免后顾之忧。考虑到农村承包地占有不等，享有国家补贴不均的问题，就要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下功夫，在统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过程中予以解决，实施无承包地农民补偿或补贴。补偿无承包地人口不伤害他人利益，有利于农村和谐稳定。这是土地延包后续完善工作中需要统筹兼顾的内容。
2.解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公益和私利的矛盾。公益和私利的矛盾是经济学中一个典型悖论。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提到“公用地悲剧”，由于人的利益算计本性，公共物品的使用总是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而公共物品的提供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又是必须的。就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言，只有国家和政府才能够通过农业的转移支付政策，大量投资并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立法，实现国家、集体、农户利益兼顾，在土地经营权市场流转过程中，逐步解决农田基本建设、维护等问题。比如就投资、维护费用等问题通过政府出资、集体管理、农户出劳力等协议解决实际问题。
(三)化解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途径
只有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才能与家庭人口变动相适应;才能化解农村普遍存在的“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矛盾;才能使分散经营向集中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才能改善农田基本建设长期投入薄弱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国农地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化解农地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途径。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导农户履行必要的流转手续、程序。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根据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条件，建立扶持机制，划拨一定资金，鼓励土地流转发展。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要对龙头企业、个人投资、专业合作社和基地建设提供积极的信贷支持。对规模经营业主给予适当补助。对于土地流转工作力度大、成效好的要给以表彰和物质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