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4 0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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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运用金融成长的理论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现状及特征,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对策建议,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经济转型 金融成长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现有的经济结构、城市的政策体系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产物,要顺利完成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要清理这些历史问题,还要完成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及安置工程,同时还要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和承担具大的风险。货币与金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达,越需要货币与金融的中介作用,就越需要金融的“成长”。金融成为城市与区域经济运行的枢纽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成为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金融支持对于经济转型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成长(Financial Maturity)及其与经济转型的关系
金融成长(Financial Maturity)是对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概念的一种综合,成长本身应当包含增长与发展两层涵义[1]。在现代金融理论中主要使用“金融发展”(Finance Growth)和“金融增长”(Finance Development)这两个词来论述金融成长,在许多论着中这两个词是混同使用的,这不仅造成两个概念划分上的困扰,而且也模糊了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本质上的区别关于“金融成长”的分析。金融成长不仅包含金融市场的完善与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包括金融结构的空间差异、部门差异、金融制度的变革、金融观念的转变、金融努力程度高低及金融文化的形成等。
经济增长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目标之一,也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增长的要素有劳动、资本、金融、技术、土地、制度等。在这些要素中,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①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运用信贷和利率杠杆等经济手段,调控贷款投向,对资源型城市急需发展的产业和效益好的企业可实施积极信贷支持;相反,则要加以限制。这样就可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产业结构;②筹集转型资金,由于长期历史原因,资源型城市大都基础薄弱,而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然而一个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又受到本地区储蓄水平的制约,但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2];③带动其它要素的流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的作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
二、资源型城市的金融成长现状及特征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存贷款量成倍增长,金融活动渗透到经济转型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目前资源型城市的金融业仍处于滞后状态,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3]。
第一,经济转型中的资金需求不能够从金融业完全得到满足。当前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短缺,这已成为制约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受信贷额度、上级行贷款侧重点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效益好的项目不能及时地获得足够数量的资金;很多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往往由于资金短缺而难以正常地进行;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新项目,有时由于资金的限制不能及时地上马。
第二,金融资源严重不足。金融资源,从广义上讲既包括资金,也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中介组织、金融人才及技术、设备物资等内容。资源型城市金融资源的缺乏,缺的不仅仅是资金,还表现在金融人才、金融机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匮乏。由于资源型城市大部分处于偏远山区或欠发达地区,交通及信息的落后、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工作条件及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难以对人才、企业及技术形成吸引力。
第三,体制问题突出。由于资源型城市大都是由资源而兴起,先有企业后有政府,矿业城市企业在行使城市功能的同时也管理着城市,形成一种特殊的政企合一体制,政府职能与企业利益混为一体,政府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企业如何能在银行拿到资金,能在外地找来资金,而不是如何周转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第四,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在经济转型时期,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从地方保护主义和局部利益出发,借产权改革之机千方百计逃废银行债务,致使银行不良资产大幅扩张。这种行为如不及时加以遏制和纠正,不但会形成社会诚信的危机,并进一步加剧银行资产恶化的趋势。
第五,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渠道较少。由于过去计划经济的原因,资源型城市的主要职能是资源的开采,从而导致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地方社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城市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都较小,交易数量有限,企业通过地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较为困难。
三、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资源型城市金融市场发展,积极推进资源型城市的内生金融成长。金融成长的实质就是
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成长的真正原动力来自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活动积极而富有理性的参与,金融内生成长的基本要素和必要前提是企业部门和个人部门的自主融资行为。由此,培育微观经济主体成为加强资源型城市“造血”功能、促进资源型城市金融成长的必要环节。资源型城市市场机制的缺乏与市场力量的薄弱将转变成以信贷市场扶持合格的经济主体,使之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西部地区的银行要加大对西部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支持非公企业的发展,鼓励个人申请消费信贷及创业信贷,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二,设立“专项改造贷款”支持资源型城市调整改造。建议集中一块资金,设立资源型城市改造专项贷款,并分设资源型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发展接续产业专项贷款,资源型城市高新产业专项贷款等若干明细子项,并由央行各分支机构信贷部门负责,统借统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第三,综合运用调控工具,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金融机构要从宏观上把握资源型城市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合理性,综合运用贴现、贷款、利率等调控工具,传导政策意图。对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优惠利率政策,并按产业扶持程度不同,实行不同的浮动利率或差别利率,并在贷款和贴现上予以重点倾斜。诸如产业关联度大且有利于延长产业链的煤转电、煤转焦、煤转油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可提高持续发展力的废物转化利用项目;有利于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结构调整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等。从而纠正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是实施金融支持振兴东北战略的基点。金融部门在积极支持资源型城市振兴的同时,要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这就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金融业稳健运行,金融机构要强化内控制度建设,防范金融机构内部风险。同时须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制度约束;规范企业行为,完善信用制度,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
第五,实施向资源型城市倾斜的金融优惠政策。市场壁垒和地理屏障常常会使市场失灵,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达到缩小资源型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目的。适度倾斜的金融政策是弥补“市场失灵”进而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途径。因此,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应辅之以适当向资源型城市倾斜的金融优惠政策,从而为资源型城市经济、金融的发展奠定政策基础。
网络金融是金融与网络技术全面结合的产物,其内容包含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络期货、网上支付、网上结算等金融业务。网络金融的发展使咱们面临着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的金融风险。认识网络金融风险发生的缘由以及特色,对于于健全以及完美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以及管理机制,施展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增进作用是10分必要的。
(1)网络金融前提下的金融风险
网络金融风险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致使的技术风险以及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致使的业务风险。
一.网络金融技术风险
(一)安全风险。网络金融的业务及大量风险节制工作均是由电脑程序以及软件系统完成,所以,电子信息系统的技术性以及管理性安全就成为网络金融运行的最为首要的技术风险。这类风险既来自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损坏等不肯定因素,也来自网络外部的数字袭击,和计算机病毒损坏等因素。依据对于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调查,系统停机对于金融业酿成的损失最大。网上黑客的袭击流动能量正以每一年一0倍的速度增长,其可应用网上的任何漏洞以及缺点非法进入主机、盗取信息、发送假冒电子邮件等。计算机网络病毒可通过网络进行分散与传染,传布速度是单机的几10倍,1旦某个程序被沾染,则整台机器、整个网络也很快被沾染,损坏力极大。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风险可能只带来局部损失,但在网络金融中,安全风险会致使整个网络的瘫痪,是1种系统性风险。
(二)技术选择风险。网络金融业务的展开必需选择1种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持。在技术选择上存在着技术选择失误的风险。这类风险既来自于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差致使的信息传输中止或者速度降低的可能,也来自于选择了被技术变革所淘汰的技术方案,造成技术相对于后进、网络过时的状态,致使巨大的技术以及商业机会的损失。对于于传统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只是致使业务流程趋缓,业务处理本钱上升,但对于网络金融机构而言,则可能失去全体的市场,乃至失去生存的基础。
二.业务风险
(一)信誉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交易者在合约到期日不完整实行其义务的风险。网络金融服务方式拥有虚拟性的特色,即网络金融业务以及服务机构都拥有显着的虚拟性。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利用可以实现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络银行等网络金融机构,如美国安全第1网络银行就是1个典型的网络银行。虚拟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应用虚拟现实信息技术增设虚拟分支机构或者营业网点,从事虚拟化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中的1切业务流动,如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等都在由电子信息形成的虚拟世界中进行。与传统金融相比,金融机构的物理结构以及建筑的首要性大大降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使交易、支付的双方互不见面,只是通过网络产生联络,这使对于交易者的身份、交易的真实性验证的难度加大,增大了交易者之间在身份确认、信誉评价方面的信息不对于称,从而增大了信誉风险。对于我国而言,网络金融中的信誉风险不但来自服务方式的虚拟性,还有社会信誉体系的不完美而致使的背约可能性。因而,在我国网络金融发展中的信誉风险不但有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有轨制层面的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信誉状态是大多数个人、企业客户对于网络银行、电子商务采用观望态度的1个首要缘由。
(二)活动性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知足客户兑现电子货泉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与电子货泉的发行范围以及余额有关。发行的范围越大,用于结算的余额越大,发行者不能等值赎回其发行的电子货泉或者清理资金不足的可能性越大。由于目前的电子货泉是发行者以既有货泉(现行纸币等信誉货泉)所代表的现有价值为条件发行出去的,是电子化、信息化了的交易媒介,尚不是1种独立的货泉。交易者收取电子货泉后,并未终究完成支付,还需从发行电子货泉的机构收取实际货泉,相应地,电子货泉发行者就需要知足这类活动性请求。当发行者实际货泉贮备不足时,就会引起活动性危机。活动性风险也可由网络系统的安全因素引发。当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通讯产生故障,或者病毒损坏造成支付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支付行动,降低货泉的活动性。
(三)支付以及结算风险。因为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流动可突破时空局限,打破传统金融的分支机构及业务网点的地域限制;只需开通网络金融业务就可能吸引至关大的客户群体,并且能够向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服务,因而,网络金融有三A金融(即能在任什么时候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之称。网络金融的经营者或者客户通过各自的电脑终端就能随时与世界任何1家客户或者金融机构办理证券投资、保险、信贷、期货交易等金融业务。这使网络金融业务环境拥有很大的地域开放性,并致使网络金融中支付、结算系统的国际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结算风险。基于电子化支付系统的跨国跨地区的各 类金融交易数量巨大。这样,1个地区金融网络的故障会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金融网络的正常运行以及支付结算,并会造成经济损失。二0世纪八0年代美国财政证券交易系统曾经产生只能买入、不能卖出的情况,1夜就构成二00多亿美元的债务。我国也曾经产生相似情况。
(四)法律风险。这是针对于目前网络金融立法相对于后进以及隐约而致使的交易风险。目前的金融立法框架主要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如银行法、证券法、财务表露轨制等,缺乏有关网络金融的配套法规,这是良多发展网络金融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我国亦然。网络金融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还至关缺少,如在网络金融市场准人、交易者的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确认等方面还没有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范。因而,应用网络提供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签定经济合同就会见临在有关权力与义务等方面的至关大的法律风险,容易堕入不应有的纠纷当中,结果是使交易者面对于着关于交易行动及其结果的更大的不肯定性,增大了网络金融的交易费用,乃至影响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
(五)其他风险。如市场风险,即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网络金融交易者的资产、负债项目损益变化的影响,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风险等,在网络金融中一样存在。
综上所述,网络金融的各种业务风险与传统金融并没有本色区分,但因为网络金融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使患上网络金融在持续、融会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新、扩充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内涵以及表现情势。首先,网络金融的技术支撑系统的安全风险成为网络金融最为基础性的风险,亦即它不但瓜葛到网络运行的安全问题,还关乎其它风险,如信誉风险、活动风险、结算风险的状态;其次,网络金融拥有传统金融所没有或者远不首要的特殊风险情势,如技术选择风险;第3,因为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网络金融合使传统金融风险在产生程度以及作用规模上发生放大效应,如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国际金融风险产生的骤然性、传染性都增强了,危害也更大。因而,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及节制也就拥有不同于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的手腕
以及方式。 (2)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与节制
一.鼎力发展先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
目前我国在金融电子化业务中使用的计算机、路由器等软、硬件系统大部份由国外引进,而且信息技术相对于后进,因而增大了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的安全风险以及技术选择风险。因而,应鼎力发展我国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系统的症结技术水平,在硬件装备方面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症结装备的安全防御能力。我国目前的加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及数字签名技术都后进于网络金融发展的请求,因而应鼎力开发网络加密技术,开发并具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这是防范以及减少安全风险以及技术选择风险,提高网络安全机能的根本性措施。
二.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管理体系
从金融系统内部组织机构以及规章轨制建设上防范以及解除网络金融安全风险,要弄好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工作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并树立专职管理以及专门从事防范计算机犯法的技术队伍,落实相应的专职组织机构。对于现有的计算机安全轨制进行全面清算,树立健全各项计算机安全管理以及防范轨制;完美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要害岗位管理,健全内部制约机制。
三.加强防范以及节制网络金融风险的轨制建设
(一)法律轨制建设。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制订关于网上证券交易、计算机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但还远不能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的请求。应鉴戒外国经验,在网络金融发展的早期及时制订以及颁布有关法律法规,如在电子交易合法性、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制止应用计算机犯法等方面抓紧立法,修改《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条文中不合适网络金融发展的部份。虽然这可能会在必定程度上按捺网络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立异,但为网络金融的规范、健康发展是必要以及值患上的。否则,在有关法律规范长时间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网络金融合蕴蓄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增大调剂的本钱。
(二)社会信誉轨制建设。完美的社会信誉轨制是减少金融风险,增进金融业规范发展的轨制保障。没有完美的社会信誉体系,人们就会减少经济行动的肯定性预期,网络金融业务的虚拟性会使这类不肯定性预期患上到强化,无益于网络金融的正常发展,也会增大法律调理的障碍以及本钱。网络银行业务在美国患上以较快发展的1个主要缘由就是美国拥有完美的社会信誉机制。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0.二五%~0.五%,而我国却在五%以上。个人信誉体系在我国也基本属于空白。因而,应在我国鼎力培养社会的信誉意识,树立客观公正的企业、个人信誉评估体系以及电子商务身份认证体系,使“诚信”成为我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减小信誉风险。
(三)金融轨制建设。为有效节制活动性风险,应该有效节制电子货泉的发行数量,对于电子货泉的发行主体以及电子货泉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肯定电子货泉发行者时,应该首先斟酌电子货泉发行机构的信誉等级,并依据其信誉等级抉择获取电子货泉发行资历、发行电子货泉的数量、种类以及业务规模。电子货泉发行机构的信誉等级应该每一年进行考查,考查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经发行电子货泉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筹备金以及存款保险等内容。另外,要对于发行电子货泉的机构,尤其是发行电子货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对于其发行的电子货泉余额请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范围的筹备金,以实现活动性管理的目标。如果能够将电子货泉以及传统货泉区别开来,分别制订各自的筹备金率,会更有益于活动性风险的节制。
四.树立发展网络金融的整体计划以及统1的技术标准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在没有统1计划以及标准的情况下起步的。应鉴戒发达国家的做法,依照系统工程的理论以及法子,依据管理信息系统原理,在整体计划指点下,按必定的标准以及规范,分阶段逐渐开发建设网络金融系统。这既有益于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益于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及防范。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存在计划不统1、商业银行技术标准不统1、技术规范不统1、商业银行之间使用的安全协定各不相同的问题。应制订金融业统1的技术标准。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成立为此奠定了基础。确立统1的发展计划以及技术标准,才有益于统1监管,增强网络金融系统内的调和性,减少支付结算风险,并有益于其它风险的监测。
五.加强网络金融风险节制的国际调和与合作
网络金融业务环境的开放性、交易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强化了国际金融风险的传染性。网络经济的发展使患上各国之间的市场屏障大大减少。各国网络金融业务以及客户的互相渗透以及交叉,巨额国际投契资本的活动,使国与国之间的风险相干性日趋增强。因而,1个国家单独进行金融风险的节制将会事倍功半,金融监管以及金融风险节制的国际性调和日趋首要。为有效节制以及化解金融风险,要树立与国际体系中其它金融轨制相适应的规则体系以及市场标准,并与其它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必要的合作,以免金融危机的产生。
摘要: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农村金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更是不容忽视,农村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问题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目前整个农村经济资金的长期短缺,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同时,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金融市场撤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短缺,农村金融逐步被边缘化。如果继续长期保持这种似离非离的关系,金融的核心作用就难以完全体现,农业发展也会继续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无法发挥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作用。所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切实解决金融对“三农”支持不足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一、现状、问题与成因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其中,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是支撑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各地涌现的民间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首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正进行中,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但农村金融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消除的。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农村资金向城市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过去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四大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多数地区对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贷款基本上只剩农村信用社这一渠道。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形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盲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影响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
2、农信社的主力军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当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在政策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一是性质模糊,定位不清。目前农村信用社的性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明确其服务对象是“三农”,但税赋负担又按商业性金融机构来处理,实际上是合作性、政策性、商业性混为一体;二是历史包袱未得到政策性支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一半是由于政策性因素和行政干预导致的,另外农村信用社还对保值储蓄进行贴补,而两者至今都得不到政策性补偿;三是承担了国家政策性任务,但国家扶持政策少。
3、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支持“三农”除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以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其特有的扶持功能。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4、民间借贷活跃,但缺乏规范。体制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造成体制外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行为兴起。由于没有法律和监管约束,民间借贷良莠不齐,纠纷频发,矛盾四起,增加了农民债务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这样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受到干扰,更深层次地说,还会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危机。
5、抵押难、担保难。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客户的抵押品主要是没有房产证的房屋、小企业厂房设施、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这些抵押品在正规金融看来价值不大,况且双方在估价上差距甚大,即使银行接受了这些抵押品,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抵押品拍卖市场去处理,因此银行不愿接受这些抵押品。另外,由于缺少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机构为农户提供担保,致使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
二、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其一,国家提供补贴,防止农村资金外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存在行业效益的差别,金融资本从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流向效益相对较高的产业就是一种必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调整相关政策,实行各项优惠,进行利率补贴,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对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给予更大的资金支持,增强其资金实力,扩展和完善其金融职能,合作金融免交或少交存款准备金、免税或减少各种税金,对涉农贷款进行利差补贴,改变目前按机构不同而进行补贴的现象,采取根据资本投向进行补贴的办法,正确引导资金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其二,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一是制定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贷款审批、利率定价、风险防范和内部财务等内控制度,建立动态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性的运作方式。二是建立健全不同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有效管理、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三是实施有效监管,强化股东和社员风险、股权意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建立监管部门交流和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监管网络,对出现问题的信用社,要启动限制分配分红、差别准备金率、限制或停止部分业务等及时校正机制,防止农村信用社在人民银行票据兑付后走下坡路。四是控制改革后的新风险,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其三,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主要力量,应当将农业银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专业银行。一是分拆机构,形成集团控股模式,巩固和稳定县域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以资本为纽带发挥系统优势,给予县级金融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扩大基层机构的信贷权限,增强其融资功能。二是明确要求其在农村吸收资金的60%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三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制定更加符合基层实际的信贷管理方案和信贷政策。四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在防范 风险的前提下,重点支持农业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新型发展模式,逐步提高涉农贷款的总量和占比。
其四,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是经营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地区,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二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三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四是继续引进经营农业险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农业政策性、专业性保险业务,建立覆盖农村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辅相成的农村保险体系。
其五,建立农村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完善担保体系。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增强担保公司资金实力,要在财政支出中按比例提取启动资金,建立市、县、乡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由财政、银行、企业、社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大力发展企业间互助性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扩大担保覆盖面,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探索贷款抵押新方式,可以试行农村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方式,以缓解贷款抵押难问题。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调结构、促改革及以高杠杆、泡沫化为特征的各类风险逐步加大了政策力度,为金融体系的长时间不乱运行奠定了基础。固然,化解以高杠杆以及、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延续1段时间,经济下行及结构调剂迫切需求金融业主动适应新常态,及时转变金融业发展模式。但跟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金融领域多年来积攒各类风险逐渐出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形势下金融立异的不断深化,使患上金融体系内部的各类风险传染性加重。金融风险无论是在风险情势仍是传导途径上都表现出多样化以及繁杂化,这给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以及风险监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以及挑战。
1、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探析
(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增强了风险的隐秘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
目前,跟着互联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互联网金融的构成以及发展。比如,第3方支付、P二P、互联网理财等新型金融业态的涌现,且出现出递增式增长。其中,国内P二P网络借贷平台从二0一二年的三二五家发展到二0一四年的一八六五家;其交易额也从二0一二年的六八亿元增添到二0一四年的二六七二亿元。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化发展,给金融行业的监管以及风险防控工作顺利展开带来了极大难度。
一.互联网金融同互联网技术的融会增强了金融风险隐秘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比如,网络安全风险、第3方托管账户风险和活动性风险等,这些风险都应引发金融业的注重以及防范。
二.当前,金融行业“脱媒”现象比较严重,资金在市场内的活动比较频繁,商业银行负债不乱性逐步降低。
三.基于互联网金融缺少完美的监管体系以及进入门坎比较低,使患上第3方支付机构及P二P平台等时常游走在非法集资边沿,增添了风险事件产生了概率。
(二)民间融资风险发酵迅速,传导正规金融体系增添了风险。
近阶段,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及创业投资企业等诸多同融资相干的非金融机构以及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基于对于这些机构以及组织缺少有效的管理手腕,加上外部监管不到位等因素,造成1些机构经营进程中不能依法经营,从事非法吸收公家款及发放高利息贷款等背法背纪流动。资金的投向目标多为准房地产行业以及中小型煤炭企业。这些流动存在极为类似的地方,比如刻意放大以及借用政府信誉,披着合法的外衣做些不法的勾当。他们的手腕比较隐秘,拥有很强的迷惑大众能力。有些不法的机构以及组织乃至是通过传销方式来扩展自己的集资范围。当在宏观经济下行以及产业结构调剂违景下,房地产以及煤炭行业发展因缺少资金周转,产业倒闭现象时有产生。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种冠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理财”、“投资担保”等名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发展迅速。在丰厚民间融资市场不断丰厚以及融资渠道不断拓展的同时,1些中介机构以高息为钓饵,从事1些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理财、高利放贷等流动,成为民间融资新的风险点。民间借贷同正规金融体系间有着亲密的联络。民间借贷主体1通常都有民间贷款以及银行贷款,如果资金链1旦呈现断裂,就没法还款给银行。加上,担保链会波及到其他偿还贷款主体,造成正规金融体系的发放的贷款没法收回,增添了金融风险。
2、加强新常态经济下金融监管的策略
一.完美金融监管体制
现阶段,我国通过推广“1行3会”金融监管体制对于规范金融行业行动起到了优良的示范作用。在新常态下,咱们应传统的分业监管为综合性监管方式。需要提出的是因为分业监管在金融机构的准入以及业务审核方面施展侧重要作用,1旦将金融监管改成综合性监管。将会呈现因标准不同致使监管堆叠问题的产生,加上综合监管的手续比较繁琐,将会增添金融监管难度。另外,基于责任方的增添会削弱他们本身责任的意识。不能够以身作则实行好自己的责任。举例说明,当前实现互相协作式金融监管部门的宿愿,更是金融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针对于“表外业务”统1监管仍旧束手无策,各监管机构对于于行业的风险要素,仍没法进行综合评估。跟着我国金融机构混合业经营模式的构成以及日渐成熟,相应地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也出现出多样化态势。各个金融结构间联络日趋亲密。但想实现这1转变,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国家加大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完美,深刻到金融市场,结合金融市场发展实际,无论地完美以及优化金融监管体制。
二.完美金融监管模式
传统分业监管体制采用的是依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划分金融监管对于象的机构监管模式。该体制在开放性欠缺的金融环境下更具实效,但功能1体化金融违景下,金融业务的界线愈来愈隐约,金融机构有必要向功能监管方向发展。采取该监管方式,可关照到线下绝大部份金融流动与产品,能有效改善混业经济违景下的金融立异和产品监管职能分工问题。金融监管对于象扭转其实质是从监管机构转向监管业务,这样不但能有效地应用各种社会资金,提高资金应用率。还能随时地发现金融流通进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进而采用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同时,依照功能监管的基本原则,对于各个机构功能以及职责公道调剂分配,肯定各机构监管规模,扩展金融经营监管笼盖面。应鼎力发展多种经营模式,比如,银监会、保监会以及证监会等,分别负责不同类型业务,各司其职,尽职尽责。
摘 要 作为中国股市的主流资金,证券投资基金近年来偏离其预期的“稳定市场中坚力量”的功能定位并表现出超乎现代金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定的非理性。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其羊群行为特征进行解释和分析,并试图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基金业及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 行为金融 证券投资基金 羊群行为
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投资者是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EMH)基础之上的。但EMH在实践与实证检验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强烈挑战。大量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质疑。与之不同,行为金融理论则主要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研究个体心理决策程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改善决策行为,为金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就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进行解释和分析,
1 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2000)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2001)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999年1季度到2000年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2004)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99年1季度到2003年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着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着,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 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 成因分析
(1)委托—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性行为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对于我国的现代银行业来说,金融机构应该迅速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如科技信息部门应该具体负责本机构信息系统的统筹规划、开发建设和日常维护等技术方面的工作;风险管理部门专门负责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监管信息;审计部门则负责建立信息系统审计制度,配备相关人员进行信息的风险审计。根据金融信息标准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并进一步制定管理制度、法规与安全细则,将规范、监督、管理和指导网络金融信息系统的建设落到实处,从信息安全管理层面切实提高安全体系防范网络风险和金融风险的级别。
(四)构筑信息安全服务后盾
数据的存储是重要的网络金融研究课题,而信息数据如何存储才可保证网络金融服务的连续性,保证在访问和交易过程中不会间断甚至终止,是作为网络金融信息安全研究学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可能会出现众多问题,比如业务中断、客户流失,甚至资金链断裂等,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因此,金融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存储系统要求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谓的可靠应考虑到诸多方面,比如对各级系统和数据的保护。一套完整、有效的金融信息系统,应不受硬件、软件或者应用程序故障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数据中心由于某些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时,应提前做好准备,由另一套备份的数据中心进行接管工作,继续维持任务的执行,当主数据中心恢复正常后,工作再转回主数据中心进行工作。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与银行金融业相关的自主性知识产权,如正版软件系统或者相关的硬件产品。应大力开发适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系统和金融产品,并通过建立产品的平台化和服务的平台化等措施保护研发成果,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强大的服务后盾。
(五)培养金融信息安全专业人才
为了更快地适应信息化所带来的冲击,应尽快为金融行业培养出新型人才,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是做好金融信息化安全工作的前提。目前,金融机构中很多的技术人员是纯计算机专业出身,他们没有系统学过金融方面知识,对金融行业知之甚少,在就业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无法体现出自身价值。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行业特点,金融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软硬件及数据方面的监察与维护都需要由专职技术人员专人专责,在工作过程中需严格按照专业规程和授权进行规范操作、定期检查和及时维护。现如今我国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保障人员很多是由金融从业者改行过来的,在信息技术方面往往无法真正达到要求,因而影响了我国金融信息化的进程。这些现状阻碍了网络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为了满足目前网络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当今社会急需的金融信息安全人才应掌握以下方面的知识内容:首先是金融与管理相关的基础知识,如金融学基础、会计学基础等;其次是信息技术相关的知识,如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和金融信息系统设计等;再就是金融方向的业务知识。对于我国的金融学府来说,尽快培养出金融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交叉复合型高端人才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三、结语
致力于网络金融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应充分认清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和网络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和有效手段进行有效抵御,以增强我国金融领域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从而确保我国的金融行业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长久、稳定地运行。
[摘 要] 现行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现状已难以适应金融业的发展,应从把握基本点、注重协调性和建立新机制等方面加强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对会计原则、会计计价基础、会计报告和会计要素等进行系统化的改革与调整。
[关键词] 金融创新;新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成为当今世界竞争与发展的显着特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掉期交易等层出不穷。解决好金融创新中的会计问题,对确保金融稳健运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创新活跃市场的作用,笔者将就金融创新中的会计制度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对金融业稳健运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经济对金融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金融会计制度不适应性的几个表现
1. 对金融业特殊性不够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定过于笼统,强调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规范上,会计科目过于概括,尤其是忽视了银行业支付清算业务的特点,带来了现行会计科目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问题。
2. 对账务处理规范性不够适应。主要是制度规定不细致,账务处理随意性较大。现行金融会计制度在不少金融业务会计处理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现象,易造成会计人员理解上的差异和操作上的无所适从或随意性,不同系统或单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3. 对会计电算化不够适应。现行金融业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长期以来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设计的,需要根据会计核算手段的变化进行重新设计。这一滞后使得目前各行会计资料异常复杂和不规范,会计基础数据难以实现标准化。
4. 对稳健性要求不够适应。主要体现在会计制度支撑不足。一方面稳健性原则执行不到位。贷款呆账准备的提取没有按照贷款的质量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度进行提高,贷款风险分类在会计核算上的体现不全面。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限制较死,易造成企业前期虚增利润、资产超期服役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机构设置上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体系不完善,时有滥用会计科目、账务核对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发生。
(二)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带来了金融市场活跃发展的局面。一方面,衍生性金融产品大多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杆效应,十倍或数十倍的巨额收益吸引着大量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筹资成本低,融资手段多样化,既为资金需求者提供廉价的多种融资手段,又为投资者提供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的多种选择。新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对传统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1. 要求规范相应配套的会计制度。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使金融会计面临着确认、计量和揭示的新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缺乏与金融衍生工具相配套的规范的会计。这些新的金融工具发展较快,种类繁多,不同种类金融工具的性质、条件、金额、期限均不相同,风险程度也不同,金融会计对它的反映、控制能力不足,造成相当部分新金融工具被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些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对报告使用者构成了隐藏的潜在隐患,存在资产负债表外损失的风险。
2.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原则。传统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报告实际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贯彻客观性、稳健性、历史成本等相关原则。而新金融工具会计的主要任务是预测性报告尚未发生、将来发生后才能精确核对的经济业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带来了会计制度设计基点上的分歧,传统的会计制度在原则上受到影响。
3.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计价基础。传统会计主要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所有会计要素的计量均采用历史成本,在客观形成的基础上对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因而计量模式讲求精准,计量结果具有确定性。对新金融工具会计要素的计量,由于不存在历史成本问题,因而改变了传统会计的计价基础,更多地依赖经验数据和知识性、规律性预测,其计价基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4.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报告体系。传统会计报表主要报告会计主体源于过去的交易及事项的会计信息,报表体系、报表内部结构及其项目均无法完全满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就要求对传统会计的报告体系从结构设计、项目内容和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大的调整,否则将难以体现报告体系的实际价值。
5. 要求改变传统的会计要素构成。在传统会计制度下,所有资产和负债确认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要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对其未来经济利益的测算,从企业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来自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对新金融工具来说,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则来自双方签定的契约,规定的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不能据以确认购销业务。传统会计要素已经不能适应新金融工具会计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上可知,金融产品创新对传统会计带来的挑战是原则性、根本性和全方位的,需要对传统会计制度从设计原则、计价基础、报告体系和会计要素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调整,逐步建立体现金融创新特点的会计制度。
二、金融会计制度创新的思路
(一)把握金融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点
1. 强化理论基础支撑。金融会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方面。其中,哲学作为方法论,是构建会计制度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石;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会计学的基础学科,是构建会计制度目标的两大支柱;法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构建会计制度思想的支柱。经验表明,任何一项会计制度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会计制度,产生了法典式、规章式、混合式和社会式等会计制度模式。从中国会计环境出发,应该继续坚持规章式会计制度模式。
2. 体现制度设计的多重性。不同层次的会计制度,其设计主体也不尽相同。规章级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可以是财政部、国务院其他部委或地方人民政府,企 业内部会计制度的设计主体是企业本身。
3. 坚持科学性与有效性相结合。在会计制度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包括符合政府要求、考虑企业特点、采用综合导向、实施国际协调、坚持稳定适用、供求平衡以及遵循成本效益等方面。
4. 遵循会计制度的基本规律。会计制度的规律性主要表现为:会计制度的构建离不开会计制度概念框架的支持,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离不开会计制度的规范,会计制度的规范内容有赖于会计实践,会计制度的繁简程度有赖于政府政策,会计制度的运作方式有赖于文化背景,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源于经济全球化等。
5. 重视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既推动了会计制度变革,又给会计实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计算机的出现,将原来的手工会计改变为计算机会计,因特网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电子商务、ERP,形成了财务业务一体化,并引发了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由此必然引起相关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重新思考与调整。
6. 扩大信息量,减少不确定性。符号经济的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初级的,即由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类是次级的,即由信息的不对称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前者系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具有根本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经济体系中内生的。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减少不确定性必须获取和处理更多信息。制度决定着信息的提供、处理、传递、分布及信息本身的准确性,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为突破个人不确定性的理解力和结算力限度、规避风险提供了现实途径。
(二)正确处理金融会计制度创新中的协调性问题
1. 金融业系统内会计制度与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的修订应经过充分酝酿论证,保证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尽量减少金融业各系统内部的补充制度。从务实的角度确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完善内容,既要适应金融业务的需要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基本的技术层面,既要考虑中国经济环境又要体现国际惯例,保证金融业统一会计制度在各系统内的适用性,以及各系统切实按统一会计制度从事会计工作。这样,一则可以使各系统有权威性的参照依据,二则可以保证各系统会计信息与平时账务处理的一致性,便于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披露真实全面的会计信息。
2. 金融业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公平和效率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准则,资本市场的顺利运作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质量。目前,会计的国际协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及有关国际性组织的支持,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公司企业降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的重要途径。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透明、可比和充分披露成为各国政府、财务信息提供者、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有关国际性组织的一致性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程序和会计方法具有可通用性,各国在同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面差异并不大,其国际协调存在现实性。
(三)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
会计制度作为一种会计规范,一方面要求保持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经营方式、新的金融业务不断涌现,会计制度也必须及时修订与完善。建立稳定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机制,有效防止由于会计制度的滞后影响金融业务的发展或导致金融会计信息的失真或混乱,是金融会计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会计制度的本质是节约交易成本。会计制度具有浓缩的特征,是内生性的“共有信念”,所有的交易主体从这些浓缩的信息中受益。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当随机变量因素作用过大以至于动摇了信任基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的偏离,产生“诚信危机”。为了防止陷入危机的恶性均衡,会计制度要通过纠错机制进行“补漏”,这既是制度完善的要求,也是制度演进的动力。按照演进博弈论,会计制度是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渐进稳定动态均衡,即“进化均衡”,规则决策与“混合策略决策”相对应。这表明,正是随机因素的累积,而不是纯粹的竞争本身,确保了有效结果的长期稳定性。这一多重进化均衡,决定会计制度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条件下,随机因素不断增加,会计制度的动态博弈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知识经济为合同的可实施性在技术上提供了保障,这就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可以预见,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收益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会计制度的创新,催生新的运行机制,成为与知识经济博弈的演进动力。
三、积极应对新金融工具挑战的对策措施
从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看,需要特别关注解决新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应对新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挑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1. 对会计原则进行重大调整。考虑到会计所确认和计量的业务特点,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办法,确立适宜的会计原则。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仍应坚持现行的一系列会计原则,以确保这类会计信息的质量;对新金融工具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采用与传统会计相区别的原则,更加强调和注重相关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对新金融工具的会计计价,应调整传统会计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针对该类业务风险大、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确立并坚持公允价值原则,并形成根据市场进行适度调整的机制,着力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2. 采用多重化的计价基础。传统会计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具有客观性、精确性等优点,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根据新金融工具不存在历史成本的情况,其会计计价最可行的办法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价。从国外经验看,不论是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的计价,还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均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这样,会计的计价基础就不再是单一的历史成本,而至少是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价基础,不同的会计计价基础适应着不同的经济业务的计价要求,更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界有人主张按持有目的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并分别以不同的计价标准来计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实务操作中难以实现。金融工具分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创新更是源源不断,尤其是对合成金融工具的归类计价难度很大。
3. 对会计报表进行动态化改造。适应新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改造。对资产和负债,不仅按流动性分类,还按金融资产和负债和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对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可沿袭现行做法,即按流动性大小顺序排列;对金融资产和负债则可按风险程度大小顺序排列,以更好地适应人们对风险往往特别关注的要求。进一步改造表外附注,使属于表外项目的一些新金融工具得以充分披露。对于报表改造后仍无法披露的重要信息,可考虑增设一些诸如“金融头寸”表等报表。根据国外经验,新金融工具揭示的项目内容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面值或合约金额,如果两者均无,则应当揭示名义金额; 二是金融工具的性质及条件,其至少应当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现金要求、金融工具的存续期间、金融工具的交易不履行合约时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金额和相关的会计政策。
4. 重构财务会计要素。针对传统财务会计要素及一些基本概念不能涵盖新金融工具的问题,需要对财务会计要素及有关基本概念进行重构。具体而言,应把握好两个重点:资产不再限定为由过去的经济业务产生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还应包括由现在契约约定的在未来可以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负债不再限定为由过去经济业务产生的、现在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还应包括由现在契约约定的、在未来需要由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这样会计要素的概念将明显扩大。对涉及金融工具的资产和负债,即通常所讲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会计要素确立时应充分考虑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突出特点,与一般的非金融资产和负债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会计要素重构后,资产和负债按其确定性理所当然就分为确定性资产、负债和不确定性资产、负债。国内外实践已经表明,能够揭示金融与非金融关系的资产负债会计报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对会计报表使用者更具有实际价值。
内容摘要:本文在考察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分析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金融联动、金融创新等方面入手,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独特发展道路。
关键词:金融中心 指标体系 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现状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最早是从美国经济学家帕得森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开始的。根据金德尔伯革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金德尔伯革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欧伯瑞、戈林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欧伯瑞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戈林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国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规模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有黄达(金融中心功能研究)、曾康林(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研究)、姚念慈(金融中心业务研究)、谢平(国际金融中心类别研究)、张幼文(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研究)、干杏娣(国际金融中心环境研究)、杜洵诚(国际金融中心制度研究)等。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性体系
综合指标体系: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GDP增长率/人均GDP)、贸易密度(进口占GDP比重)、投资密度(FDI流入流出占GDP比重)、经济政策环境(经济稳定性/国家信用评级/政府支出)等。
企业环境指标体系:金融市场聚集度、商务成本、金融服务、法律法规、基础设施、政府经济政策、高素质管理人才、高层生活质量等。
金融环境指标体系:金融中介及配套机构、货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程度、金融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金融市场准入与自由度、金融监管水平、金融信息透明度、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等。
风险预警与防范指标体系:分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成因及对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形成的隐患造成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海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最根本原因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既有政府的道德风险,也有个人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各种担保形成的道德风险。维护上海金融体系安全在于制度建设,在于防范各级各类道德风险,要对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模型可信度的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体系是个仿生概念,经济学辞典中很难找到类似术语。平常所称生态环境,主要是生物学上的概念,系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并间接地、潜在地、长期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依照这样的表述,一般事物的生态包含了系统内以及系统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有机链。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那么,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子系统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分析
众所周知,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和东京。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自然地成为了资本输出地;美国经济超过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外交易在全球国际性交易中居首位,而美国对外交易占其本国经济的比例并不高,这就为美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就自然地成为金融开放的重镇;美元也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最主要的国际清偿手段,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特殊,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向非居民提供一个可以用美元投资的金融市场,纽约金融市场恰好符合条件,该市场的主要品种则为美国国债。于是,纽约便成为了能够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东京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由于: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和高利润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使东京股票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度成为全球市值规模最大的市场:日元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是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动力,并推动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相应地日本于1986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至今仍保持这个地位。
考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各类金融机构齐全、数量众多,几乎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国际着名商业银行、大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云集的地方;金融业务范围广,金融工具市场化程度高;金融运作电子化程高;资金融通的国际化程度高;金融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化程度高。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都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秩序。
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不足
“软件”基础差、中介服务弱。虽然上海的信用制度、信用意识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各种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多但是质量差。
金融市场的广度不够、深度不足。例如,证券交易量、交易品种较少,幅射能力差、资源配置效果不佳。货币与外汇市场也有待进一步改善。
金融体制还有待改善,金融法规还不健全。首先,我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从计划体制转变而来,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商业金融机构仍未按现代商业金融体制建立,仍不是真正的“企业”。其次,中小金融机构比较分散、风险大,需要进一步整合、治理。其三,改革后的央行体制仍不尽如人意之外,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空白点”。
从市场参与者方看,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过分注重业务扩张,弱化了功能开发;过分注重争取优惠条件,相对轻视了自身创新能力和内控水平的提高;过分注重办公条件完善等硬件优势,对金融中心软件基础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
从市场环境看,上海金融的对外开放度与对内开放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尚待深入;金融同业公会的作用有限;货币市场建设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低、转换力弱;监管人员的素质与监管技术水平需要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不高;金融信息化包括银行IC卡的推广进展不快;金融中介机构明显不足;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严重缺乏。
从政策方面看,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赖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宽松稳定的金融政策、人 民币外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制基本取消、资本充许国际流动以及优惠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等。同时,我国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不会加速。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必将受到限制。此外,按照目前的金融体制,国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均设北京,各总行的结算和大宗业务交易也都在北京进行,这种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显然是不利的。
从组织方面看,金融中心的重要构造之一是有一大批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是外资银行的云集之地。上海虽然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70%左右,但其规模机构均受到很大限制,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参与度仍不高。鉴于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人才、管理等均与外资金融机构有一定差距,竞争中无明显优势,近期内外资机构尚不可能大规模进入上海金融市场,这显然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现有金融中心博弈的挑战,客观上与上海形成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包括争夺资金、争夺市场、争夺人才和争夺客户。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大城市也纷纷计划建立金融中心,其中有的城市如北京本来就是国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等地也都具有良好的条件。这不仅会在资金、市场、客户等方面与上海形成竞争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上海获取金融优先权和特许权变得较为困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不仅制约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功能拓展。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金融创新,不断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步发展。
(二)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
依托上海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走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之路,在中国入世、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使上海首先成为投资、交易、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三)推进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设
金融人才的竞争是金融竞争的核心。上海必须成为我国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锻炼和输送基地。我们必须全面实施金融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构建金融人才高地,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针对目前上海金融行业紧缺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资金运作及新产品研发人才的现状,必须要采取多元化、全方位造就人才的模式。既要立足于国内培养,又要适时加以引进。
(四)加快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金融业的发展要特别体现“市场化”,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业务、服务对象差别化定位,支持金融工具多元化、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服务个性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营造中外资金融机构生存发展的和谐环境。
(五)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以发挥金融中心辐射作用
上海要充分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推动服务创新,不断增强对外辐射功能,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拓展服务空间和服务领域,形成区域资金集散中心,在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上海的同时,加快对内拓展的步伐,为区域内和其他地区发展建设融通资金;与区域内大中城市合作建立信息交互网,完善信息流通机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
(六)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要积极发展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不断推出实质性的适合各类企业的融资工具,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的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利用债券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的能力,要调整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明确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七)积极构建长三角金融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长三角城市群的共同发展,要明确江浙沪在长三角金融圈的定位,据此形成具体的应对战略,积极吸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的银行、财务公司;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上市,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进行海外融资,促进内外资互动融合发展,还要主动建立与香港及海外金融机构的对话机制,通过业界交流、金融产品推介会、高层次金融论坛等活动强化民间交流。
摘 要 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的金融业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金融信息化也带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商业银行通过信息化夯实基础,提升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水平、金融服务与创新能力,全面塑造新世纪的新金融,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新经济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金融信息化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
虽然我们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描述信息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效,但是,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银行业的决策、管理、业务、服务等各个层次和领域,成为银行业生存的技术基础和业务创新甚至深层次改革的有力支撑。商业银行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通过不断发展和创新,构建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基础,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电子化服务体系,缩小与国外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差距。
1 金融信息化
金融信息化是构建在由通信网络、计算机、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四要素组成的国家信息基础框架之上,由具有统一技术标准,通过不同速率传送数据、语音、图形图像、视频影像的综合信息网络,将具备智能交换和增值服务的多种以计算机为主的金融信息系统互连在一起,创造金融经营、管理、服务新模式的系统工程。金融信息化有别于金融电子化,金融电子化提供的只是服务和管理的初级手段。当信息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后,信息技术便成为金融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
金融信息化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金融信息技术化,也习惯称为金融电子化,金融电子化提供的只是服务和管理的初级手段;二是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化,即通过金融电子化技术系统提供金融服务与金融信息服务。我国金融电子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立起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基础上的电子资金清算系统、柜台业务服务系统和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功能、开放的金融电子化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现代化进程。虽然随着我国金融电子化的逐步深化,我国金融电子化深层次的问题还存在不少,但是相对于金融信息服务产业而言,前者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后者则属于发展的问题。
2 金融信息化建设意义及现状
2.1 金融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实现金融信息化是我国中央银行适应经济信息化时代潮流的选择,是我国中央银行提高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重要保障。实现金融信息化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高效率的必由之路。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拓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以及金融业务创新的重要基础。金融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同样重要。对于全社会来说,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活力的基础,没有广大企业的信息化,就没有它们对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的需求,全社会的信息化将失去最根本的基础和推动力,信息社会也就更无从谈起。而实现企业信息化的关键是要实现金融信息化。
2.2 金融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目前,发达国家金融业的计算机应用经过后台业务电子化、前台业务电子化、网络化及金融电子化创新四个阶段,金融业务己全面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全面创新阶段,信息技术成为决定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目前正处在网络化阶段。
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等几个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逐步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体系。
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先进技术的应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薄弱;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不完善;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跨行业、跨部门金融网络尚未形成;金融信息系统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够;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3 金融信息化对金融业的影响
在信息化进程中,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对信息科技新成就的应用处于各行业的前列,金融信息化取得了长足进展。金融信息化是在金融领域全面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创新智能技术更新改造和装备金融业,使金融活动的结构框架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性空间转变。
3.1 带来金融机构形态的虚拟化
虚拟化是指金融机构日益通过网络化的虚拟方式在线开展业务,客户直接在办公室、家里甚至旅行途中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服务,因此金融机构不再需要大量的有形营业场所和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全新的网络银行正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及其终端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3.2 对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影响
金融信息化导致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支付与结算、资金融通与转移、风险管理、信息查询等银行基本功能的实现方式。金融机构将传统的专用信息网络拓展到公共网络,各种信用卡、数字钱包得到了广泛应用;实时在线的网络服务系统能为客户提供全时空、个性化、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基于信息技术的各种风险管理与决策系统(如自动授信系统、风险集成测量系统等)正在取代传统落后的风险管理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也在迅速加快。围绕客户的消费行为和需求,传统银行正进行新的结构设计,借助于信息技术重构其组织形式。金融信息化的作用将从提高金融业务的自动化程度,发展到对金融业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改变。
4 商业银行实施金融信息化的重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引发了金融的巨大变革。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趋势是:跨国经营和混业经营成为金融业的主流模式,
而技术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关键要素;客户需求在主导着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走向,风险管理是金融管理的核心,创新则是金融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4.1 积极推进数据集中和整合,不断提高银行核心竞争能力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为基础的数据大集中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大趋势。“大集中”是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就是数据的集中和系统的整合。数据大集中可以使得银行业发展初期数据分散、客户资源割裂的状态得到改变,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并增强业务开发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数据大集中是提高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石,一方面能够对金融业务进行即时风险控制,另一方面支持新业务的大规模、低成本扩张。
4.2 实现从以业务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
银行信息化要适应竞争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创造性地应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业务运作过程进行集成和优化,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把银行的各项业务统一起来,实现优势互补,统一调配各种资源,为银行的客户开发、服务、综合理财、管理、风险防范建立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服务上,银行必须从“以业务为中心”为核心的服务理念转变到“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客户本位的服务观念,在增加业务种类、简化操作手续、设置人性化的服务内容、提升产品性能等方面加快步伐。
4.3 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实现风险管理的现代化
风险管理是银行的生命线,风险管理水平是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加强信息技术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实现风险管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信息化促进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健全,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可以更为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4.4 推动银行管理和决策信息化,努力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
要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决策支持系统。要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综合业务管理、信贷管理、财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绩效考核管理系统,并实现信息系统共享。要充分利用银行的数据信息,实现在数据集中基础上深层次的数据利用,为银行经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基于数据仓库的决策支持系统(DSS)能够帮助银行在决策上实现对客户选择的正确辨别和经营风险的自动预警,这将是银行业下一轮关注的焦点所在,商业智能(BI)和自动化处理等解决方案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价值。
4.5 加强银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维护系统安全运行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维护系统安全运行关系到银行信息化服务体系能否有效提供金融服务,是一项需要精心组织、常抓不懈的日常工作。银行要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管理技术队伍建设;加强计算机安全的定期检查,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沟通机制;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制,切实保障信息化服务体系安全、平稳、高效运行;要高度重视灾难备份建设,灾难备份建设要在综合考虑运行和应急备份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稳步推进。
4.6 利用信息化,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现代商业银行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银行的经营方式,通过收集客户信息并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调整和创新服务项目,设计出高附加值、特色强的金融产品,延伸金融的服务触角,是银行经营策略的核心所在。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业银行加大了产品和业务创新力度,树立品牌效应。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要加强个人银行业务产品的创新,重点是稳步发展新的消费信贷产品和银行卡业务。其二,要加强公司业务产品的创新,重点推广系统协议存款、人民币银团贷款、股票质押贷款、买方信贷、境外筹资转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业务;重点研究和开发信贷资产证券化、应收帐款质押贷款和与结算业务有关的各种新产品。其三,要加强房地产金融业务产品的创新,形成独具特点的住房金融产品系列和服务组合。同时,积极探索住房储蓄业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住房金融产品的创新。
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的信息化水平在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后,在金融业和信息通信业的共同推动下,金融业信息化水平将不断提升,并将通过与税务、海关、保险等国家重要部门的网络连接和资源共享,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水平的提升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
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已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它一旦爆发,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对它的研究一直都不断。本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发生条件的理论等,最后结合实际,总结出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制发生条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的时间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使统一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邓小平、和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论文摘要: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被视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全球,给全球实体经济以重创。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的共性。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处于发展阶段,且存在其特殊性,针对当前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1 美国次贷危机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1%的低利率持续到2004年6月。低利率政策极大刺激了消费与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并出现泡沫。并且在美国政府的住房自有化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次级贷款人纷纷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当利率上升时,他们又无力还贷。面对高房价和利息的收入,商业银行更为了适应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使得风险加大。为了分散风险,商业银行将其卖给投行,经过投资银行的包装,实现资产证券化,最后卖给投资者。在该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见利忘险和监管不力更加促成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所带来大量的美元的外汇储备,再加上石油输出国大量的美元储备,都通过购买美国债券,使得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样就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面对有限的需求,金融机构加剧了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给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人,在出现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时,导致违约率上升,爆发次贷危机。正如Robin Blackburn所说:“次贷危机是一个金融化的危机,它是杠杆、放松监管和金融创新共同缔造的杰作”。
2 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自1998年进行住房体系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同时包括股权、信托、债券等融资方式在内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房地产业的发展迅速,我们不得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2.1 高房价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势头。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得市场价格偏离实际价值,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国内外因素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就会下降,造成银行信贷质量下降,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并且持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投机的产生并挤占人民消费支出,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2.2 央行不断加息,房地产业面临利率风险
面对充足的流动性和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尽管加息的打击面广,但是央行还是在2011年里进行了两次加息,使得一年期贷款利息为6.31%。针对面前的CPI,还存在加息预期。虽然房产还贷有借款人收入作保障,但是个人按揭贷款利率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恶化信贷质量。
2.3 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
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除自筹资金外,由于其他融资渠道不畅,其开发资金多来自银行贷款。随着我国准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截止到2011年2月24日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这就预示信贷额度会进一步收紧,这样就会使贷款门槛提高,一旦房地产商借不到钱,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就会暴露。
2.4 银行职员道德风险和放贷的操作风险
银行职员的风险意识不强,为了完成放贷任务免于受罚,在审贷过程中流于形式,对存在疑点的资料不进行深入调查,审查不严谨。有些信贷人员甚至帮助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虚构收入证明和抵押品证明来骗取银行的房贷资金。由于这些申请人不具有还款能力,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由于商业银行竞争激烈,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商业银行降低审查标准,认为有房屋作抵押不用担心还款,但事实上房屋变现存在困难。特别是对于贷款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我国法律规定是不得拍卖的。因此住房抵押形同虚设,即便贷款人拒不还款,银行也不能将抵押房屋变现。
通过剖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与美国次贷危机前有许多相似经济背景,如经济高速增长、房价虚高,逐步形成泡沫;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个人按揭贷款增速加快;房地产业贷款占银行信贷比重加大,并且银行信贷标准下降;货币政策由松到紧,不断加息,造成还贷压力加大。
3 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起到了启示作用,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多种措施稳。
3.1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多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使得银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一旦房市出现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增加,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拓展融资渠道来分担银行体系风险。
虽然说,住房贷款证券化可以将银行风险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到投资者身上,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但是从 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来看,由于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收效甚微,企业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近年来多次上调准备金率,使得银行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利润的诱惑,很多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真正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并不多,在股市融资数量有限,因此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是必需的。针对目前我国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并且国家也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利于证券化的实施,银行最终实现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都证券化。此外,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引进外资等都可以达到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风险的目的。
住房贷款证券化 可以分散银行风险,但是这种金融创新正是次贷危机的成因之一。尽管我国的金融创新刚起步,但是我们应该打好基础,使用优质资金进行创新,并且增加风险透明度,以此来防范风险。
3.2 完善个人和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制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商业银行不能够完全了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虽然说我国自2006年已经开始运行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里面也涵盖了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信息,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关信用参数未纳入信用体系,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而且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都会给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就需要健全信用体系,通过完善信用体系,可以帮助信贷人员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判断,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进而提高贷款质量。
3.3 银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管理
房地产贷款以房屋作为抵押,商业银行一旦无法收回,就将房产拍卖,但这是消极的回避风险的方法。其实商业银行不能将事后补救作为防范风险措施,应当注重事前的审查,银行必须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抵押品的现值、还款意愿等信息有着充分的了解,严格遵循银监会关于发放房地产信贷的标准,及时了解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保证对贷款投向作出及时调整。并且要定期对信贷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也可以对其经手的贷款申请进行责任认定以控制信用风险。
3.4 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加大监管力度,稳定房价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引导房地产企业有序竞争,具体来说应调整住房结构,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改善需求结构,防止过分投机。银监会应针对当前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制定有效监管措施,定期或不定期对信贷业务进行检查来防范风险。央行应及时披露房地产信息,引导公众合理预期,规范市场行为。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 Sect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 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 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 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性障碍,使 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性障碍,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 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 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 Coun-try ,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 Laeven, 2003;Martinez and Mody, 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 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 and Rosengren(1998)以及De 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 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 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 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 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 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 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 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 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 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 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FSFDI迅速增长。同期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解除了FSFDI的政策性障碍。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也促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此外,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使跨国银行更容易提高运营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FSFDI虽然具有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分配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金融脆弱性,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面临重大挑战。为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 时,应当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以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并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以及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以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政策性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正在进行的战略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出售一定额度的股权,以改善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获得相关方面的技术支持,并提升国内银行的整体形象和国际竞争力。根据“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对FSFDI的解释,只有那些最终取得了对所投资金融机构的控制权的跨国直接投资才算作是FSFDI.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了境内银行股权结构中外资的持股比例(如单个境外机构持股比例不超过20%,整体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25%),这使外资银行很难取得对国内银行的控制权。因此,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尚处在准备阶段,本文所论述的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中国并未完全出现。但是在面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以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将逐步加快,外资银行对华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将不断增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吸收国际FSFDI的主力。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FSFDI对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被视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全球,给全球实体经济以重创。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房地产市场的共性。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处于发展阶段,且存在其特殊性,针对当前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1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衰退,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1%的低利率持续到2004年6月。低利率政策极大刺激了消费与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迅速繁荣,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并出现泡沫。并且在美国政府的住房自有化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次级贷款人纷纷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当利率上升时,他们又无力还贷。面对高房价和利息的收入,商业银行更为了适应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使得风险加大。为了分散风险,商业银行将其卖给投行,经过投资银行的包装,实现资产证券化,最后卖给投资者。在该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见利忘险和监管不力更加促成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所带来大量的美元的外汇储备,再加上石油输出国大量的美元储备,都通过购买美国债券,使得美元又回到了美国。这样就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面对有限的需求,金融机构加剧了竞争,不断降低贷款标准给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人,在出现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时,导致违约率上升,爆发次贷危机。
2 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
我国自1998年进行住房体系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同时包括股权、信托、债券等融资方式在内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房地产业的发展迅速,我们不得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2.1 高房价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势头。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得市场价格偏离实际价值,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国内外因素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就会下降,造成银行信贷质量下降,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并且持续上涨的房价,会促使投机的产生并挤占人民消费支出,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2.2 央行不断加息,房地产业面临利率风险
面对充足的流动性和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尽管加息的打击面广,但是央行还是在2011年里进行了两次加息,使得一年期贷款利息为6.31%。针对面前的CPI,还存在加息预期。虽然房产还贷有借款人收入作保障,但是个人按揭贷款利率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恶化信贷质量。
2.3 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经营的财务风险
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除自筹资金外,由于其他融资渠道不畅,其开发资金多来自银行贷款。随着我国准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截止到2011年2月24日大型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这就预示信贷额度会进一步收紧,这样就会使贷款门槛提高,一旦房地产商借不到钱,资金链条断裂,风险就会暴露。
2.4 银行职员道德风险和放贷的操作风险
银行职员的风险意识不强,为了完成放贷任务免于受罚,在审贷过程中流于形式,对存在疑点的资料不进行深入调查,审查不严谨。有些信贷人员甚至帮助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借款人虚构收入证明和抵押品证明来骗取银行的房贷资金。由于这些申请人不具有还款能力,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由于商业银行竞争激烈,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些商业银行降低审查标准,认为有房屋作抵押不用担心还款,但事实上房屋变现存在困难。特别是对于贷款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我国法律规定是不得拍卖的。因此住房抵押形同虚设,即便贷款人拒不还款,银行也不能将抵押房屋变现。
通过剖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与美国次贷危机前有许多相似经济背景,如经济高速增长、房价虚高,逐步形成泡沫;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个人按揭贷款增速加快;房地产业贷款占银行信贷比重加大,并且银行信贷标准下降;货币政策由松到紧,不断加息,造成还贷压力加大。
3 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起到了启示作用,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应采取多种措施稳定房价,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也要采取措施积极防御。根据美国次贷危机经验和我国国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化解相关风险。
3.1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多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使得银行直接或者间接承担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一旦房市出现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增加,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拓展融资渠道来分担银行体系风险。
虽然说,住房贷款证券化可以将银行风险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到投资者身上,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但是从 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来看,由于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收效甚微,企业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近年来多次上调准备金率,使得银行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利润的诱惑,很多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是真正满足上市条件的企业并不多,在股市融资数量有限,因此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是必需的。针对目前我国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并且国家也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利于证券化的实施,银行最终实现个人按揭贷款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都证券化。此外,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引进外资等都可以达到拓展融资渠道,分散银行风险的目的。
3.2 完善个人和房地产企业的信用制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商业银行不能够完全了解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虽然说我国自2006年已经开始运行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里面也涵盖了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信息,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关信用参数未纳入信用体系,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资源分散而且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都会给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就需要健全信用体系,通过完善信用体系,可以帮助信贷人员对申请人 情况进行判断,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进而提高贷款质量。
3.3 银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管理
房地产贷款以房屋作为抵押,商业银行一旦无法收回,就将房产拍卖,但这是消极的回避风险的方法。其实商业银行不能将事后补救作为防范风险措施,应当注重事前的审查,银行必须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抵押品的现值、还款意愿等信息有着充分的了解,严格遵循银监会关于发放房地产信贷的标准,及时了解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保证对贷款投向作出及时调整。并且要定期对信贷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职业道德,也可以对其经手的贷款申请进行责任认定以控制信用风险。
3.4 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加大监管力度,稳定房价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引导房地产企业有序竞争,具体来说应调整住房结构,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改善需求结构,防止过分投机。银监会应针对当前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制定有效监管措施,定期或不定期对信贷业务进行检查来防范风险。央行应及时披露房地产信息,引导公众合理预期,规范市场行为。
现代金融理论由于忽略了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模式的研究，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的背离。行为金融理论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社会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证券市场的现象和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建立了行为投资决策模型。在对证券市场的大量统计研究基础之上，行为金融理论家们已获得了关于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证券投资策略。因此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用行为金融理论深入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研究已显得非常必要。
一、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决策模型
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
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着。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着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
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
1.针对过度反应的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2.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农业保险: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至2009年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2007年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2005;冉杰,2006;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07年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2007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200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2006年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
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10年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形成和普及于二十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轮改革之后,至今依然存在并充当着当前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目前我国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8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100多家,7.8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7.1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国涉农贷款的35.5%;农户贷款1.3万亿元.占全国农户贷款的86%。以农村信用社为例,目前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庞大和最完备的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至2007年底,其农业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服务“三农”的功能不断增强③。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存款和 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过高的融资成本,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同时其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其信贷业务的发展。
(三)农村商业性金融
在印度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印度农村提供了大约2/3的正式信贷。印度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和私人农村商业银行,截止2007年底,印度有79家商业银行,共有62099个分支机构,其中32212个(48%)位于农村。印度商业银行除了向农民提供购买抽水机、拖拉机及其他高价值的农机具、购买牲畜、发展果园等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如向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土地开发银行、采购粮食的机构等提供贷款。强制商业银行设立农村网点导致了银行经营效率的下降,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基于效率考虑。商业银行开始相对缩减其乡村网点,农村金融中商业性金融的地位在下降。
目前中国农村商业银行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一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撤退,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又陆续回归农村金融市场。以农业银行为例,自2007年开始,在全国8个省市进行了服务“三农”试点,在内部业务结构上设计了一级法人下的“三农”事业部制。2008年,农业银行累计投放涉农贷款7667亿元,年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330亿元。其中,农户贷款802717户。贷款余额998亿元;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30876户,贷款余额6304亿元,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1998户,贷款余额2028亿元。邮政储蓄银行于2007年3月挂牌成立,到2008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有3.7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达2-2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92亿元。
二、农业保险的比较
印度的农业保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焦瑾璞,2007)。1985年,印度政府推出“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覆盖大部分农作物。1999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并以此取代“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印度农业部负责实施,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并且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支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印度政府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参保农户每年约200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到2006年7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共覆盖农户9.71千万户,受保作物面积50000万公顷,保费收入达到985.5亿卢比。另外,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已开办经济作物的保险,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等。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天气保险计划,12个邦的保费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50千万卢比。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低保额、低保费”的商业化经营试点,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支持,其业务迅速萎缩,甚至停办。近几年来,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除了作为订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选择6省(区)的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试点,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08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参保农户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ll3%。
三、农村金融法律的比较
印度农村金融法律比较健全、完善。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地区农村银行法》、《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
我国农村金融缺乏法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农村金融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在农村信用社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其性质、内部法理结构、日常运营机制等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应尽早制定一部《农村合作金融法》,以填补这个立法缺口。(2)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没有相应的立法,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3)对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立法。我国民间金融机构复杂多样,这些金融机构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其法律地位很不明确和稳定;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没有保障,并经常会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甚至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而累积了大量风险,随时可能影响到社区的稳定。(4)对于一些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目前也缺少一部法律来规范。人民银行进行的五个省区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使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5)农业保险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的《保险法》是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法》中并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别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3个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过程,但同印度农村金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据此得到如下三点基本启示:
第一,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截至2005年3月末,印度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 点数2个:而到2007年末,中国农村平均每万人农村人口服务机构网点数为1.5个,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和良好的信贷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推动、扩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范围,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建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县域和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积极推动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重点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要稳定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继续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农业保险来看,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属于初级阶段,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且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其需求不相称。200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51.8亿元,承保农作物2.3l亿亩,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l126亿元的风险保障,而同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是27680亿元。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会导致“三农”经济收入平稳增长缺乏保障,而且也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保险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组织,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村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互助性保险等。
第三,我国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属性、功能、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加以规定。确定其法人资格、法律地位和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应大力发展新型农村机构,放开民间金融,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财政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