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3:07:13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篇公司投资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摘 要]对公司转投资的规制是公司法的重要任务，公司转投资有其重要意义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滋生一些负面效应：资本虚增；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为自身牟利；转投资行为形成的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等，加之法律的缺陷，使这些问题更趋严重，必须健全《公司法》以强化对这些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本文简要分析了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立法缺陷及不足，以期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负面效应，转投资，法律规制
引论
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对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1] 公司转投资对分散经营风险，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交易成本和稳定经营权有着重要意义，是顺应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经济现象，有利于控股经营，实现集团战略。但是由于欠缺完善的法律予以调整，因此公司转投资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不少的问题，“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严重阻碍了转投资行为积极功能的发挥。如何对公司转投资实施法律监控，是各国公司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不作探讨。
一、公司转投资的负面效应
1、资本虚增及“空洞股份”的出现
无论公司相互投资，抑或公司单向投资，都会产生虚增资本及“空洞股份”的出现。“空洞股份”的出现，必然使公司的真实股东的“真正股份”在总股份中所占比例下降，当这种“空洞股份”与其他股东的“真正股份”同样行使股东权时，真实股东的“股利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遭到了来自“空洞股份”的欺诈，其表决权即公司支配权亦随之稀释。同时，虚增资本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使债权人盲目相信公司实力而与之交易，有害于交易安全。“转投资行为导致的虚增资本，从极端而言，则公司与银行同具有制造货币之功能，使债权人误认为公司资本雄厚，妨碍交易安全；而在转投资行为导致实质性减资的情况下，债权人却可能不知道公司资产已虚化，同样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3].
2、经营者控制公司股东会
依据现代公司法律，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的不是少数股东而是公司经营者，那么毫无疑问代表转投资公司行使对目标组织的出资者权益归根结底亦只能是“戴着公司面具”的经营者。在公司转投资形成的经营者支配的环境下，其所带给转投资公司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的危害十分明显。
实际出资的人被从支配的地位排除掉，而没有出资的人却在支配着公司，单向投资的情形亦是如此。“在相互转投资情形下，董事、监事可能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4].转投资公司一旦将一部分资产转投资于目标公司后，初始股东便失去了对该转投资部分资产的最终控制，不得对目标公司中的该部分资产行使控制权，而由转投资公司的经营者代表公司行使出资者权益。这样，一旦初始股东对目标公司失去了控制就很难防止董事、监事、经理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此外，在公司转投资情形下，经营者处于绝对的控制支配地位，极易形成无责任经营，即使其不忠、未尽管理人义务或过错造成公司损害亦不会受到任何责任的追究。
3、转投资行为形成的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违法和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
在公司转投资持有被投资公司股权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即构成母子公司关系。此时，形式上两公司皆为独立主体，但实质上子公司已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其经营政策系由母公司所决定，因而子公司常常被母公司用来作为逃避税收，规避法律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这表现在：母公司把子公司看作自己的分支机构、办事处而不仅仅是公司的被控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财产竞合，母公司从子公司中大量借款而不归还；将子公司作为本公司担保负债的工具等。
二、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法律规制
1、公司转投资的必要限制
首先转投资对象的限制。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禁止公司充任合伙人或成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日本《商法》第55条规定，公司不得为其他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事业之合伙人，并将这一规定视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及我国公司法也有类似规定，与此相反，美国《标准公司法》却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它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联营人或上述实体的经理。两种不同的立法体例体现了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日本，台湾及我国大陆的规定着眼于交易安全优先，美国着眼于效率优先。
一方面，合伙事业是—种极具风险的事业，会对债权人的权利发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合伙事业又是一种具有极大优势的企业。法律的任务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让当事人的在风险与商机之间选择并尽可能减少风险，对于公司如何运营、如何投资，最终有决定权的是从终极意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或反映投资者共同意志的公司章程。公司转投资合伙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和方向，如果公司股东愿承担风险，法律就不该武断地绝对禁止，应将决定权移交于最终拥有公司的股东。然而，转投资毕竟涉及到转投资公司的权利及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又不能漠然视之。因此，我国《公司法》可以规定：除非公司章程存在相反规定，公司不得充任合伙人或者其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
其次限制转投资数额。在参照国外公司法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双向相互持股和单向持股的比例分别做出具体规定，“相互持股不免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以及偿债能力的弱化，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利益显然都是不利的。” [5]“《公司法》一方面不应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因为这会否定公司对外投资的法定权利；另一方面又应对公司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给予必要限制，以此杜绝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现象。”[6]对公司转投资数额的限制，应考虑到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的弹性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就单向转投资考虑到我国国情及不完善的市 场经济体制，可借鉴我国台湾公司立法态度，即限制的比例宽严适中。这样就能既保护交易安全，又兼顾效率，以二者之间的平衡。
2、对公司转投资负面效应的积极调整
单纯地对转投资予以限制，显然不能有效解决转投资所产生的问题，因而需对转投资引起的负面效益予以积极调整。对此，德国法有专门规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公开化。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化的目的在于使利害关系人了解公司资本结构的真相，而不为虚增资本的假象所蒙蔽。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规定，一企业对他企业取得越过25％的股权时，必须以书面通知该企业，而受通知的企业必须将上述受通知的持票情形，依章程所定方法公告之。[7]
其次限制股权行使。根据德国法，公司对他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其股权的行使，不得超过他公司股份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有两项例外：一是由公积金转增资本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二是公司已依规定将其在他公司的投资额通知该公司，而未从他公司获得类似通知前或通知有相互投资的事实前。在相互投资公司中，如一公司对他公司持有50％以上股份或以其他方式控制他公司经营者，他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份，其股权不能行使，此所谓股权行使之限制，包括表决权及股息分配权。美国法律亦规定，如果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过半数时，乙公司所持有甲公司股份无表决权。限制行使股权的目的在于防止经营者借相互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矫正公司经营者无责任经营。[8]
最后对转投资公司少数股东的一般保护。当公司转投资对少数股东的权利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法律赋予少数股东的—般救济措施。对少数股东的一般救济措施多种多样，但其重点在于：（1）少数股东所享有的各种诉讼提起权；（2）强制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少数股东的股份；（3）董事对少数股东义务之承担；（4）公司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受信托义务之承担等。
3、加大对违法转投资行为的规制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9]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有待完善，对于实施违法转投资行为的公司，首先应在公司立法中强化公司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特别是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较为简略，有待完善，“我国的转投资限制立法虽有其特色和优势，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在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尤其是关于民法法律责任的规定”。[10]
违法的公司转投资通常是在公司净资产为零或为负时以及越过50％净资产限额的情形下实施的，这就极易公司资产不充实，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与债权人间产生经济纠纷，或因公司通过转投资而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被投资公司的独立人格来对抗债权人，使其债权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引发经济纠纷。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立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如何在相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干涉和破坏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产生于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而其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丰要有两种：第一，认为既然公司转投资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则应认定该行为无效，强制收回公司用于转投资的资产，以清偿其所欠债务。第二，使公司债权人取得股份代位权，强制公司转让其投资股权，由债权人行使。但此两种方法均有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突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如果以被投资公司资产偿还转投资公司债务，则无异于公司替股东还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强制收回投资也有损相关公司的合法权益，显然有失公平。
第二种观点以强制转让股权的方法清偿债务也有弊端：首先与《公司法》现行规定不符，况且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充分了解和信任是公司高效顺利运营的前提，而债权人通过受让股权而以股东身份加人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往往不利于与其他股东的合作，进而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运作，损害其效率。
综合考虑，在公司违法转投资而无法清偿债务场合，有关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条款可设定为：第一、原则上不得执行被投资公司财产，而只能以转投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即用被投资公司到期应分得的股息、红利偿还。第二，如果被投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则债权人可通过受让转投资公司股份而依法代位行使股权，但必须遵守持股披露规则。第三，如果被投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双方自愿（经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且不会因此干扰被投资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准予债权人通过受让股份，利用被投资公司的股份而实现债权。第四，在特定情形下，引入“刺破公司面纱”制度。按美国的判例学说，当法人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不为诚实目的使用、维护欺诈或规避法律时，法律就将公司视为合伙组织，从而否认其独立人格。因此，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公司超过法定限额违法转投资之时，转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主观上具有滥用公司法人形式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以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客观上两个公司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则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刺破公司面纱”、“公司人格否认”等原则，突破公司人格独立、责任有限而互不连带的一般规则，以被投资公司资产承担债务，从而有效规制公司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余论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对其加以规制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这是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监事利用转投资控制本公司，权利滥用的需要，也是防止虚增资本、投机炒作牟取暴利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需要。因此《公司法》修改应当对转投资做出完善的规定，健全这些规定为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公司公平的竞争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本文以首批35家信托投资公司披露的年报（或年报摘要）为基础，从法律的视角对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尝试性的研究。笔者希望信托投资公司完善自身的行动与监管机关有效监督的举措能够双臂合力，进一步规范年报披露行为和提高年报披露质量，从而推动我国信托业在阳光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信托，信托投资公司，年报，年报摘要，信息披露
一、引言
今年年初，银监会了《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并规定了年报（以及年报摘要）的内容、格式和首批披露年报的30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名单。此次年报披露正式启动了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制度，银监会采取三年分步实施的策略，要求首批30家信托投资公司于今年4月底之前披露年报和年报摘要。在指定的期限内，有29家公司在银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纸上披露了年报摘要，只有1家公司（西藏信托）在申请延迟披露年报摘要并获得批准后，于5月 25日公布了年报摘要。在此期间，2家上市公司（陕西国投和安信信托）按规定披露了年报摘要，3家公司（华宝信托、中泰信托和英大信托）自愿披露了年报摘要。因此，在已经完成重新登记的59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有35家正式披露了2004年度年报，占总数的59%.它们涵盖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 个城市的信托投资公司：上海、北京和广东分别有3家以上公司披露年报，合计12家，超过了总数的1/3；天津、福建、江苏、山东和河南也分别有2家公司披露年报，合计10家，接近总数的1/3；其余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有1家公司披露年报。这种地域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关系。此次年报披露是国内信托投资公司首次大范围公开经营信息，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已公开承诺年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做出了公开保证。因此，这次年报披露的可信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托业的发展状况。
35家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海金融报》《新疆经济报》等指定和非指定的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其中，《中国证券报》22家，《金融时报》10家，《证券时报》6家，《上海证券报》5家，《上海金融报》2家，《新疆经济报》1家。有2家公司分别在3种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有7家公司分别在2种报刊上刊登了年报摘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年报披露的渠道，也扩大了年报披露的影响力。上述35家公司大多都建有独立的网站，其中绝大多数在本公司网站上公布了年报全文。但是，仍有个别公司没有建立公司网站，或者网站上没有年报内容，或者仅仅在网站上公布了年报摘要。据统计，约有20%的公司没有按要求在网上披露年报全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和充分性，使人们难以迅速地获知信托投资公司的全面信息。另外，银监会还要求将书面的年报全文及摘要备置于公司主要营业场所，供客户及相关利益人查阅。但是，35家公司对年报备置地点的表述差别较大，大多在年报摘要中表述为公司的注册地址，也有表述为“总裁（总经理）办公室”、“公司办公室”、“公司行政部”、“公司财务部”、“综合管理部”、“理财中心”等，只有少数规定为明确具体的营业场所。这种笼统的、模糊的表述，势必给客户及相关利益人查阅年报带来不便，也影响了年报披露的规范性。个别公司的年报全文和年报摘要在内容上基本相同，有的年报中还存在较多错别字等纰漏，这反映了少数公司披露年报的认真和细致程度还有待提高。
自从首家信托投资公司公开披露年报以来，有关年报分析的文章就层出不穷，多以短评的形式展开经济分析，尚未看到对年报进行法律分析的文章见诸媒体，这不能不说是信托研究（特别是信托法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本文将着重从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层面上对首批信托投资公司年报披露加以分析和探讨，由于年报中直观的法律问题很少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水平有限，下文仅对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展开尝试性的研究，以期对国内的信托实务和理论能有所裨益。
二、组织形式（公司类型）
根据统计，此次披露年报的信托投资公司在组织形式（公司类型）方面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共计有28家，占总数的80%；有6家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约占总数的17%；只有1家公司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约占总数的3%.这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信托投资公司主导的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已占据一定比重，而个别国有独资公司的存在则隐含着信托业的企业改制尚未彻底完成。
从年报的内容推断，西藏信托采用的就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依据我国《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其特征是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和法定性（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以及责任的有限性，并且这种组织形式主要运用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通常而言，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主要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等考虑，由国家（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或部门）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收效慢或者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主要关注社会效益）或者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领域单独投资设立公司，即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具有特别必要性。在笔者看来，信托投资公司本身并不属于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也难以归入特定行业的范畴，目前仍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已没有必要。西藏自治区信托投资公司在其年报的公司战略规划中，也已明确提出“推进公司的改制与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此看来，国有独资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退出信托业将指日可待。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组织形式，也是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法定形式。就现实而言，目前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仅占较小比重，上述35家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占4/5，而股份有限公司不足1/5，由此可见一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相互分离，股东对公司和公司对外均承担有限责任，二者的组织机构也基本相同。但就信托投资公司而言，讨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孰优孰劣的关键还不在于资本是否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人数是否受限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出资是否一定是货币、设立程序简单还是复杂等问题，而是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和专业理财的法人对公司制组织形式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股权结构、风险责任以及发展模式，尽管每一种公司组织形式都各有优劣，但发起人、投资者甚至立法者和监管者应当结合信托业的特点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继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但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尤其对规模较大的公司而言更应如此。首先，信托投资公司目前以3亿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的起点，资本规模已比较大。况且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或正在发展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集团，规模可观。相比于有限责任公司通常适用于中小型企业，而股份有限公司则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因此，信托投资公司更适宜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以适应资本增加和规模扩张的发展趋势。其次，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和经营上具有封闭性或非公开性，只能由发起人募集资本，股东人数有上下限要求，股份转让受到严格限制，证明股权的出资证明书不能流通；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股东人数有下限而无上限要求，股份转让亦比较自由，证明股权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信托投资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资本的募集、股权的分散和股份的流动。再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权限较大，董事通常由股东兼任，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控制紧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较低；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较大，受股东大会的控制较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较高。因此，信托投资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减少大股东控制、规范关联交易和独立自主发展。复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更加严格，财务状况的公开程度更高，加之前述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因此更有利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监督。最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可以申请上市，能为信托投资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有利条件。一言以蔽之，与我国“人合兼资合”的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资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更有利于信托投资公司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早在80多年前制定的日本《信托业法》就明确规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能成为营业信托法人，这也说明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对信托投资公司具有较充分的合理性。
另外，在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只有2家是上市公司，这也是目前我国信托业中仅有的2家上市公司。依据《公司法》第152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应符合6个条件，其中首要的条件就是“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而兜底的条件也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其他则是有关公司股本、开业时间、盈利状况、股东人数、持股比例、遵守法律方面的条件。由此可见，我国目前信托投资公司上市的关键仍是行政监管部门的批准。相比于稀缺的 “信托牌照”而言，信托业中的“上市牌照”更为稀缺。笔者认为，监管者可适时地允许部分规模较大、资产优良、结构规范、业绩良好的信托投资公司依法上市，以推动信托业更快和更好地发展。当然，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适时地借壳上市也不啻为一条发展壮大的捷径。
三、公司名称
从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来看，有近50%的公司名称仅以地理名称（所在省市）命名，未对公司名称权（商号权）给予足够重视。《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没有对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做出详细规定。但是，参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或者商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依次组成，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信托投资公司名称在实现公司法人的人格特定化时，也体现了公司的商业信誉，仅以地理名称命名而缺少商号，这不仅不利于公司名称权和商业信誉的保护，也不利于公司的跨地域和跨国经营。
从法律的角度讲，商号是公司的特定标志，是与其他公司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性质，具有排他性和专用性，与公司同生同灭，代表着公司的信誉，还可能注册成商标。《巴黎公约》将商号权纳入工业产权的范畴给予保护，我国法律虽对商号权未有明确规定，但《民法通则》中有保护企业名称权的具体规定。目前，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已经开始重视公司名称的重要价值，主要通过继承母公司商号和自主创立商号来逐渐树立自己在行业内的品牌。前者如“平安”、 “中信”、“兴泰”、“粤财”等，后者如“中诚”、“新华”、“华信”、“中融”、“百瑞”、“中原”、“北方”、“联华”、“国民”、“安信”、“中泰”、“英大”等。另外，还有结合母公司特点来确定名称（商号）的，如“中海”、“华宝”等。
信托投资公司在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商号和商号权。一方面，应该积极树立品牌，通过注册等法律途径确立商号的专属使用权；另一方面，应该将公司名称（商号权）纳入到重要无形资产的保护范畴，在资产评估、企业并购等过程中充分考虑品牌价值。另外，有不少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正在或即将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其间公司名称（商号权）的转移、使用、许可等都应建立起完备的法律衔接，以巩固和拓展品牌的价值。
四、注册资本
目前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起点是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600—3000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30倍[1]，也远远高于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等金融类法人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注册资本最高的是27亿元，最低的是3亿元；注册资本在10亿元以上的公司有9家，约占26%；注册资本在6亿元以下的公司有23家，约占66%.其中，注册资本在20亿元以上的公司仅有3家，注册资本在15亿元以上的公司仅有5家。整体而言，资本规模雄厚的大型信托投资公司仍是少数。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财产基础和信用基础，公司资本是《公司法》中的特定概念，用来表示由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东将要认缴或已经认缴的出资总额。公司资本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由于《公司法》采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即要求股东足额认缴公司章程确定的资本，因此注册资本与授权资本、发行资本、实收资本具有等同含义。从各个信托投资公司的年报来看，注册资本与会计账面的“实收资本”基本相同，实现了足额认缴。
注册资本是公司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它和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一样，理应成为公司概况的基本内容。但是，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只在年报的会计报表中列出了实收资本，却没有在公司概况中列出注册资本，这有待完善。从信托业立法的角度讲，监管者对注册资本的重视和规范程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986年颁布实施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已废止）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必须具有最低限额的实收货币资本金，不同行政区域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实收人民币自有资本金最低限额分别为5000万元、1000万元和500万元，经营外汇业务的必须同时分别拥有500万、200万和100万美元现汇的最低限额实收外汇自有资本金；另外，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注册资本最高可以为实收货币资本金的3倍。[3]这里，“实收货币资本金”和“注册资本”表征了不同的含义，而且前者成为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设立的资本要求。在2001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已废止）中，“注册资本”已被正名，其相关规定与2002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大体一致。依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除了可以用货币出资，还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但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0%.[4]《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14条仅对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外汇业务时的资本构成做出了限定，即注册资本中应包括不少于等值1500万美元的外汇，但并未对股东或发起人的出资形式做出详细规定。从此次披露的年报看，信托投资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的出资形式基本上是货币资金，这与金融机构的特质是大体对应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注册资本代表了公司的最高集资能力、公司运营的物质条件、股东对公司的承诺程度和承担责任的界限、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等。加之，我国《公司法》严格贯彻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公司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资本总额并且由股东足额认缴）、资本维持（公司应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以保持公司的偿债能力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和资本不变（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已经确定的公司资本）。因此，注册资本对信托投资公司具有重要意义。2001 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已废止）中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接受由其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总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倍。[5]虽然2002 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已无此规定，但其第48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者拆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第50条第1款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每年应当从税后利润提取5%，作为信托赔偿准备金，但该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0%时，可不再不提取。由此可见，注册资本与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存在密切关系。从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状况看，整体上资本规模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公司规模和业务规模，也影响了公司的资信水准。与银行、证券、保险相比，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规模明显较小，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因此，可以积极引入外资，尤其应当为国内民间资本进入信托业提供通畅的渠道，以充实和提高信托投资公司的资本及信用。
五、股权结构
根据统计，在首批年报披露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股东数最少的是2个，最多的是13个；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上市公司除外），股东数最少的是7个，最多的是38个。除了3家股东数“未知”和1家单一股东（国有独资）外，首批披露年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中，2个股东的公司有7 家，3-5个股东的公司有11家，6-9个股东的公司有7家，10个以上股东的公司有6家。另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21家，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90%的公司有10家（不包括国有独资100%持股），第一大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为99.256%.整体而言，可以将这批信托投资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概括如下：
（一）股权的集中度过高。《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为2-50个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不少于5人（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 5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6].上述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大多集中于2-9个股东手中，总计有25家公司，股东数超过20个的只有1家公司，而且有 50%的公司只有2个股东，处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大股东控制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必然。
（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过高。上述信托投资公司中有60%处于大股东绝对控股（持股比例超过50%）的状态，29%的公司处于大股东“准独资”控制（持股比例超过90%）的状态（不包括国有独资100%持股），其中持股比例超过95%的有8家公司，这里还包含了6家持股比例超过98%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最高的是目前我国注册资本最高的信托投资公司（平安信托），持股比例高达99.256%.单一股东极高的持股比例加重了大股东控制信托投资公司的力度。
（三）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实质上进一步提高了股权的集中度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有5家直接披露了股东的关联关系，详见下表1.尤其当股东数很少（例如2-3个）且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时，公司的股权几乎可以认为是集中在了1个实际控股股东手中，此时公司的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近乎虚设，表面上的股权分散（多个股东和小股东持股）就成为了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空壳。
（四）国有资本控股处于绝对地位。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直接以“国家股”占据控股地位（无股东具体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有1家（中诚信托），地方政府直接独资控制的公司有1家（西藏信托），由地方政府的财政厅（局）或国资委直接控股的公司有6家（吉林信托、甘肃信托、天津信托、百瑞信托、内蒙古信托和陕西国投），国有资本间接控股（即国有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有22家，合计为30家。这种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股权结构使“所有者缺位”和“链风险”等制度性障碍深植于信托业的体制中，信托投资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管理层经营等问题就具有了深刻根源。另外，国有资本控股处于绝对地位，也使部分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金融载体，在地方政府偏好的左右下逐渐失却了公司作为金融类法人的独立意志，影响了公司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
（五）企业集团控股占据较大比重。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企业集团直接控股的公司有13家（新华信托、上海国投、中海信托、平安信托、厦门国投、山西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苏州信托、外贸信托、江苏国投、兴泰信托和华宝信托），约占总数的37%.其中12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50%，9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80%，4家的直接控股比例超过95%，直接控股比例最高为99.256%.如果将企业集团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也计算在内，那么将至少有3家公司是企业集团单独控制的（中信信托、外贸信托和江苏国投），即持股比例达到100%.另外，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直接持股（15.69%）和关联公司（控股90%的公司）的间接持股（25.49%），实际上也对联华信托形成控股[7].这些企业集团中虽然也有民营企业集团，但绝大多数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涵盖了从基础工业到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集团控股占据较大比重，使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了大型工业企业挺进金融领域和大型金融企业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的投融资平台，并进而成为企业集团游刃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核心枢纽。
总之，从3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年报内容来看，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高比例控股、股东关联关系、国有资本和企业集团控股比重大等交织在一起，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整体上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实际上，长期困扰信托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违规经营、高风险关联交易等诸多问题莫不发端于此。股权结构反映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并且不同的股权结构设置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我国信托业原有体制的惯性和目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信托投资公司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革现有的股权结构，但从公司长远发展和打造核心竞争力以及目前规范经营、控制关联交易风险等角度出发，改进目前的股权结构还是非常必要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适度分散股权和降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规范股东（包括企业集团）的关联关系并确保披露的充分性，尤其应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以稀释国有资本，从真正实现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和依法自主经营（《公司法》第4条第2款和第5条第1款）的基础层面上来完善股权结构。
另外，公司制的设计原理在于经营风险的三次分散，即第一次是通过股东投资将风险分散给股东，第二次是通过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将风险分散给公司，第三次是通过公司对外有限责任将风险分散给公司的债权人。信托投资公司也同样体现了公司制这种风险分散的精妙之处，使得股东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公司成为了募集资金的有效载体。但是，公司制也是双刃剑，股东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即利用自己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和公司对债权人的有限责任来规避法律义务。信托投资公司在自营业务尤其是信托业务中管理和处分着大量财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母公司）可能会采取滥用其控制地位、不当管理、干涉行为等，通过公司这一“壳”来转移财产或谋求私利，以达到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这实际上会将风险全部转移给信托投资公司或者其债权人，而将利益全部归属于幕后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母公司）。尤其当集团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或股东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在资产、财务、业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重合或交叉的时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违法的关联交易则很有可能隐匿于其中。对此，除了监管机关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等的密切监控及有力规范外，新《公司法》可通过引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揭开信托投资公司法人面纱后面的实际控制人，并追究其无限责任，从而切实保障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
六、董事、监事及经理
在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董事数量最少的是4人，最多的是16人；分别有7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和职工董事；设立独立董事最多的是2家上市的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为3个和4个；设立职工董事的基本上是1个；还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1个职务董事。有3家公司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吉林信托、甘肃信托和湖南信托），有3家公司的总经理空缺（或未设立）而由董事长实际代行总经理的职责（西藏信托、江苏国投和兴泰信托），这二者合计共有6家公司实际上处于 “董总不分”的状态，约占总数的17%.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会成员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共计有30家公司，约占总数的86%，这使得董事会与高管层（主要是经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重叠状态。依据《公司法》，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并对董事会负责，但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决策重大事宜并监控决策执行情况，而经理层的职责主要是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并负责具体落实，明确区分二者的意义还在于形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前述“董总不分”和董事会与经理层过分重叠的情况，虽然并不与现行《公司法》抵触，但实际上使决策权与执行权高度合一，从完善信托投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显然是弊远大于利。
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都设立了监事会，但有3家公司（西藏信托、中信信托和海协信托）的监事会仅有2名成员，这与《公司法》中关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 人的规定（第52条第1款）不符，也难以用《公司法》第52条中只设监事的例外性规定做出解释，毕竟这些公司的规模并不小，而且已经明确设立了监事会。有 5家公司（中诚信托、山西信托、外贸信托、中原信托和湖南信托）明确设立了监事会召集人，其余公司大多是设立了监事长，但仍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东莞信托和西藏信托）既无监事会召集人也无监事长，其中1家公司（东莞信托）只有副监事长而无监事长。西藏信托是唯一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信托机构，董事会成员5人、监事会成员2人、未设立经理。这虽然符合《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成员3-9人的规定，但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和设立经理的规定有所不符[8]，也违背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相关规定[9].
另外，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存在无明确任期（或者仅有选任日期）和超期任职（实际任期已逾3年）的情况。有8家公司（东莞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外贸信托、百瑞信托、中原信托、联华信托和华宝信托）中存在监事任期不足3年的情况（实际为1年半、1年、9个月和半年等不确定的期限），约占总数的 23%.有1家公司（外贸信托）的董事长无任期（而其他董事有明确任期），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有2家公司（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共计有4家公司（新华信托、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有3家公司（新华信托、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其中董事和监事超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分别达到了2年和6个月[10].董事、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明显有违《公司法》的规定（第47条、第53条、第67条、第115条和第125条），也暴露出部分公司在董事会、监事会届满改选问题上存在重大疏漏，部分董事或监事实际上是在未经法定程序换届选举并获得连选连任的条件下超期行使权力，进一步可以推定，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在届满而未依法改选的条件下实际上从事着违法且无效的职务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苏州信托）的监事长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助理），有1家公司（内蒙古信托）的部分董事和监事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财政资金管理部门的领导直接出任。前者虽然没有明显地触及《公司法》关于“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第52条）的禁区，但这种不合理的职务兼任显然不利于发挥监事会对经理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而后者则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第58条）的规定及其他党纪国法，也明显有悖于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另外，设立了独立董事的7家公司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双头监督”的二元结构下，如何明确二者的角色定位和降低监督成本，并妥善处置二者监督权力重叠、交叉、冲突等现实问题，已亟待解决。即便就监事会而言，35家公司基本上是在监事会中设立股东监事和员工监事两类成员，面对时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机构积极引入外部监事（包括独立监事），长期存在治理结构缺陷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内部监督乏力抑或缺位的情况下，将如何在新意迭出的监督制度中做出抉择，这也是需要深思的。
七、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年报中的重点问题，也是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根据统计，35家公司中，除了8家公司没有明确披露关联交易金额外，其余27家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2328992万元，平均为86259万元；其中，关联交易金额超过10亿元的有7家公司，超过1亿元的有23家公司；仅有1家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关联交易，4家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在1亿元以下，关联交易金额最少的为300万元；共涉及关联交易方237个，有25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股东、控股股东、母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同一实际控制人、非控股股东或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等紧密关系，有22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控股子公司、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等关系，有8个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子公司之子公司、非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或子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关联方的子公司、同一关键管理人员或集团客户等关系。由上述不完全的统计可以发现，信托投资公司中普遍存在关联交易，绝大多数公司的关联交易数额巨大，并且与复杂的股权投资和董事兼任等问题密切相关。另外，已披露关联交易的信托投资公司均没有为关联方担保发生垫款的情况，但有4家公司（山西信托、甘肃信托、新疆信托和粤财信托）存在关联方逾期未偿还公司资金的情况，共计5笔。其中，2笔为原来财政信用贷款，已经转拨为公司资本金，3笔仍逾期未偿。这表明，除了目前大多数关联交易存在的隐性风险外，少数关联交易的显性风险也很有必要及时防范和化解。固然关联交易本身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不少信托投资公司还倚赖关联交易来巩固和发展业务，但以“本恶”为出发点对关联交易的风险加以防微杜渐，这对目前基础脆弱和结构缺陷的信托业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交易的总量及重大关联交易的情况，并要求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逐笔披露（第15 条）。但是，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实际上没有披露关联交易的总量，对一些重大关联交易也是讳莫如深，在交易内容、定价原则、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等重要问题上常常是避而不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下简称《准则》），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由此可见，判定关联交易的关键是关联方或关联方关系。《准则》认定关联方或关联方关系的标准是：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也将其视为关联方。主要分为5类，即：第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个或多个企业；第二，合营企业；第三，联营企业；第四，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第五，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35家信托投资公司年报对关联关系（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系）的表述纷繁多样，但主要有以下17种：股东；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同一母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母公司；非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或子公司；关联方的子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同一关键管理人员；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集团客户。
就年报的内容而言，信托投资公司通常把关联交易区分为自营业务中的关联交易和信托业务中的关联交易，并且将关联交易方区分为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四类关联交易中，（1）公司固有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101个，内容（或方式）涉及贷款（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质押贷款）、担保、应收（付）款（还包括利息、利润）、股权投资（包括股权转让和投资收益等）、融资租赁、申购基金、购入债券、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咨询服务、委托开发软件等，其中以前三项居多；（2）信托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53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贷款（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投资（包括信托投资）、股权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购基金等，其中以信托贷款居多，包含了集合资金信托和单一资金信托中的信托贷款；（3）公司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22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转让固有财产（包括回购固有财产）、转让信托财产、转让信托受益权、拆借信托项目资金、代缴税金、资金占用等；（4）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数量已知29个，内容（或方式）主要涉及转让信托财产、转让信托产品、转让信托受益权以及投资等，其中以转让信托财产居多。由统计数据可知，信托投资公司固有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数量最多，并且披露得也比较清晰明确；相反，与信托财产相关的其他三类关联交易则显得数量较少，并且也鲜有披露或者披露得比较模糊。
就现行的信托法律法规而论，《信托法》确立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混同（第16条）、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第18条）、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第27条）、受托人通常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第28条）等制度，《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也确立了不得利用受托人地位谋取不当利益、将信托财产挪用于非信托目的的用途以及通常不得以信托财产提供担保、将信托资金投资于自己或者关系人发行的有价证券、将信托资金贷放给自己或者关系人、将不同信托账户下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和以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第31条）等制度。这种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的法律规制与前述关联交易的特征是一致的。同时，法律法规还对通常情况下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做出了“但书”规定，即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这可以视为对部分合法的信托财产与关联方之间交易、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交易、信托财产之间交易的适用除外。少数信托投资公司在关联交易的方式（或内容）中标明了“信托计划合同已约定”或“经委托人（受益人）同意”，绝大多数公司在年报中是通过定价政策来证明关联交易的合法性的。
在披露了关联交易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4家公司（中海信托、苏州信托、国民信托和陕西国投）没有公布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在披露了关联交易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的公司中，明确表明以公允价格（或市场公允价格）为主进行定价的公司有16家，强调以市场原则（或市场公平原则）定价的公司有6 家，有1家公司（新华信托）以单一的“协议作价”为定价政策，1家公司（新疆信托）以“公司账面记录的价值为准”来定价，1家公司（内蒙古信托）以本公司的《定价办法》执行关联交易定价，1家公司（中诚信托）以“与各关联方有偿使用的资金的定价政策与其他非关联方使用资金的定价政策一致”作为定价原则。另外，有2家公司（北方信托和中泰信托）实际上采用了组合定价的政策，前者以“首要原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和“主要定价政策”（①根据央行的指导利率及上下浮动范围确定贷款利率、②双方协议确定交易价格、③双方通过参照证券市场的成交价格来协商确定交易价格、④根据资产账面价值进行交易、⑤根据委托人指定价格进行交易、⑥根据原始投资额及持有期间应获取的收益来确定交易价格）共同组成“定价策略”；而后者则确立了三级定价政策，即首先按市场公允价确定；如果缺乏市场公允价的，比照相关类似业务或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上述两种价格都不存在，则按照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价确定。由于关联交易中贷款占了重头戏，因此大多数公司都在年报中明示利率按央行的规定来定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律法规中缺少关联交易的具体定价规则的前提下，年报中抽象模糊的定价政策（或定价原则）难以消解人们对经营者道德风险和关联交易资产风险的隐忧。
八、结语
上文主要分析探讨了首批披露年报的35家信托投资公司在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互相联系的：组织形式（公司类型）既体现在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上，又直接与注册资本和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相关，尤其从根本上决定了目前股权结构和关联交易的特征；股权结构、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关联交易这三者息息相通的关系已是不言而喻，特殊的股权结构是目前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关联交易风险大的根源，内部治理方面的管理者兼任和监督者缺位等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频繁且数额巨大的关联交易，而业务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关联交易则进一步加深了股权结构的集中封闭性和内部治理的关键人控制。
《信托法》要求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遵守信托文件（信托合同）的规定，在管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除依法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第25条和第26条）。《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提出了同样要求（第8 条），并要求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第29条）。前述组织形式（公司类型）、公司名称（商号权）、注册资本是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更好地履行义务的基础，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董事、监事及经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能否忠实地履行义务，而关联交易则隐含了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的合法与违法的边界。如此看来，目前以大股东控制为常态的信托投资公司，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良，而是彻头彻尾的系统性改革。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已将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关联交易等作为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要求信托投资公司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可比、规范地予以公开（第3条和第5条）。但从年报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看，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并未达到立法关于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致使客户和相关利益人很难获取重要的信息。诸如股东的详细情况、公司董事和监事以及高管人员在股东公司兼任董事及高管人员等职务的情况、关联交易的金额和内容等方面的情况，凡此种种，都无法在年报的全文（或摘要）中知悉。但愿《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的修改、《信托投资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制订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够进一步规范年报披露行为和提高年报披露质量，积极推动我国信托业在阳光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王巍：北方信托战略发展研究所，本文原载《信托投资研究》和《云信视野》。
【摘 要】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进一步推动我国技术的创新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动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然而技术的研发代价是昂贵的，所以如何尽快获得和掌握已有的世界先进技术，发挥我们的 “后发优势”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和难题。同时实证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有技术溢出效应。故而笔者认为，利用好当前跨国公司对我国大量投资的契机，充分接受和吸收它们的技术溢出不失为一项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的良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 直接投资 技术溢出 技术创新
一、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概况
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全球共有65000家跨国公司，共雇用职员5400万人，其年销售额是世界出口额的1倍多，达19万亿美元，其产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10，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跨国公司在全球迅猛发展的同时，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投资。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世界销售额最大的500家公司，已经有400家进入中国，仅2001年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共新批外商投资企业项目16344个，比前一年同期增长18.5%，合同外资金额437.48亿美元，同期增长37.56%，实际使用金额274.39亿美元，同期增长20.39%。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如1996年三大产业引入外资结构分别为1.5%、71.63%和26.8%，而1998年分别为2.31%、64.16%和33.53%。就产业来看，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在我国的主导产业如计算机、通讯、汽车和医药等等，这方面可以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同时又顺应我国产业发展的需要。跨国公司对我国如此之大的投资必将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最大化的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给我们带来的正效应，尽量的减少负效应的产生，吸取他们的先进技术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随之该技术被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表现为竞争企业通过搜集跨国公司新技术的基础知识，加上自身研究开发组合成与跨国公司相近的研究成果，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中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类技术，那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将是外在的，由于是实现或产生利益的企业与产生技术的企业展开竞争，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6]。
技术的溢出分为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水平溢出是由于同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学习而产生的，市场上每一家公司引进吸收或自己创造一套新技术，其他相关企业就会向创新企业学习，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技术，或者有些企业就直接复制该技术。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种技术，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就会得到提升，当这些供应商、经销商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其它产品和服务上时，垂直溢出就产生了。
跨国公司对外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1）当地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前向后向关联得到技术。后向关联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提供成品生产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或各种服务。通过后向关联可以形成溢出效应的有关“互补性活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厂商合作，在以下几种后向联系中促成了溢出的产生和发展：帮助潜在的与之有联系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为改善供应商产品的质量或推动创新而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援助或信息服务；提供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提供培训并协助管理；通过发掘新客户帮助供应商从事多样化经营。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供应商间的接触与信息流动，使当地厂商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子公司获得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搭便车”产生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是指由东道国当地厂商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成品市场营销服务，半成品、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再加工和各种服务。前向关联有助于尽快形成当地的生产体系，开发其制成品市场，促进当地研究与开发的发展。（2）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产生溢出效应。跨国公司母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进行技术转移是一个系统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母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机器设备、专有权、管理人员及技术专家，而且还要对子公司所雇佣的当地员工进行培训。而这些员工后来被当地企业雇佣或者自办企业时，可能把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相比而言，管理技能比技术性技能更易于产生溢出效应。（3）通过示范与模仿来产生溢出效应。由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向其子公司转移的技术比向公司外转让的技术要先进得多，对当地竞争者产生了示范作用。当地企业为了同跨国公司子公司竞争，纷纷模仿它们的技术。从长期来看，当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以同等规模针对同一个市场产品而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有一种逐步采取与跨国公司相似的生产技术的趋势[1]。
三、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状况分析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通过引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产生了“技术深化”效应，从而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王成岐等学者通过假设生产函数Y=AKβdH1?β建立模型，Y代表人均产出，H代表我国知识总量，Kd 代表人均国内资本存量，β代表国内物质资本份额，A代表生产效率，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反映在A和H之间。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直接投资存量不断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2]。这一模型说明，我国要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须重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践也证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的引进和提高以及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大批的跨国公司对我国开展直接投资，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发展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为国内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提高了国内产业结构的水平和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所以说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有目共睹和功不可没的。
然而，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潜在性和有条件的。经济学家邓宁关于美国企业在英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以及日本、美国在欧洲各国半导体产业的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均显现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效应并不明显。我国虽然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获益匪浅，但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并不理想，特别是中西部的外商投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就全国来讲，大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合资和合作企业的扩散比例还低于平均水平。
那么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为什么不明显呢？这是由于我国市场环境和经济状况不够完善，还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这些不利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国外跨国公司角度看。（1）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的大多是二流技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技术创新优势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优势。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动机最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避免外部化导致的技术泄密和壮大竞争对手；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当转移“边际产业”（即已经或即将失去竞争力的产业）。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转移已标准化技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实践证明，上述学者的论述是客观的。而跨国公司在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中，大部分转移的也是处于标准化阶段的二流技术，而先进技术的转移少之又少。（2）跨国公司实行核心技术锁定[3]。所谓“技术锁定”（technology lock-in），一般是指具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包装广告、营销网络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破解其诀窍的障碍，使东道国在本地化生产过程中难以破解，以严密控制尖端技术的扩散[4]。技术锁定是跨国公司保持其技术优势的重要策略，这同时也就影响了跨国公司技术的溢出效应。（3）跨国公司实行绝对控股的投资方式。跨国公司为了控制其核心技术，都采用绝对控股的方式来经营，一般都是在国内直接设立子公司或者是分支机构，采取独立经营；即使采取合资或合作的方式，也严格控制和新技术的扩散。（4）跨国公司吸收了我国大量的人才。跨国公司在国内经营，开展研发活动，就会雇佣国内的高技术人才。而这些跨国公司以优厚的条件和良好的用人机制召集了大量的尖端人才，造成了国内人才的外流，这也不利于我国技术的创新。（5）跨国公司母国政府的政策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目前只许可一些低水平的对华技术转让，而对有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先进技术则采取完全封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还试图利用西方国家参与的“瓦森纳条例”说服加入该条例的其他32个国家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就使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应用程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技术溢出效应大打折扣。
2、从我国自身角度看。（1）我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较弱。一般来讲，技术吸纳能力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的增加与当地企业的吸纳能力紧密结合。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后向关联的难度就越大，这样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只能形成一种 “孤岛经济”[6]，那么当地企业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就越少。二是人员的吸纳能力。据博伦兹斯坦、德格雷格里奥等对发展中国家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外直接投资确实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当地人力资本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技术溢出，东道国必须有吸收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这一方面我国的技术吸纳能力就较弱，人力资本也很欠缺，从而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不甚明显。（2）我国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技术水平低。跨国公司在进入一国市场，如果没有一定适度的竞争，跨国公司不必通过改进技术就能占领市场，那么它就不会把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转移，技术溢出就无法实现，而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处于垄断地位，可以轻易地以高薪留住人才，从而使通过人才流动的技术溢出也无法实现。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完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同时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等等也制约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3）我国引资政策不合理。我国在引资政策上存在不合理之处，一味的强调了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注重国内的吸纳能力以及投资的行业和区位，不重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时采取的优惠政策等给予国外跨国公司的“超国民待遇”，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反而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结果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商，使得“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也是收效甚微。（4）我国科研、政策环境不理想。跨国公司大多倾向于在科研政策宽松、服务设施完善、创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潜力巨大的东道国进行技术开发，特别是东道国的科研环境和配套设施，是跨国公司关注的重要方面。而我国目前引进技术的科研环境存在较多问题，阻碍了中外合作研发活动的开展，即使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也大多属技术应用型机构，由于其引进的技术一般滞后与母国的水平，同时我国“国产化”效率和水平不高。这些都制约了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
四、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对策
当今世界，技术水平是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我国正处于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阶段，经济的飞速发展呼唤技术的不断创新。而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大量直接投资是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尽可能的减少国内制约技术溢出的限制因素，最大化的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调整我国引资方向和政策。
我国原有的利用外资战略，从总体上看是一种数量扩张型的引资战略，实质上是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利用外资领域的一种表现，它与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极不适应。当前，迫切需要实现从以政策优惠为导向的引资战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引资战略转变，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集约型方式。同时要完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应把“以市场换技术”作为政策或法律固定下来，针对跨国公司的需要和弱点，用好市场这张牌，在法律或企业的合同中规定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必须伴随直接投资转让一定的技术、必须培训中国的技术人员、其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的返销比例等等。
在引资政策上，确保其技术的先进性。根据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结合行业特点和技术结构因素，确定一些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做为我国的主导产业，如汽车、微电子等，规定这些产业的最小投资规模，并给予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引导跨国公司有步骤、有秩序地进入。同时，采取鼓励先进技术、允许适宜技术、限制传统技术的技术引进方针，确保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较先进性，为达到较好的利用技术溢出创造条件。
2、提高我国的技术吸纳能力。
首先，要通过引进外资在各产业形成竞争压力，改变以往国内企业在产品技术创新上外无压力内无动力的局面，促进企业积极寻求挖潜改造途径，设法增加R&D投入，开发新产品，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在外部环境上，一要建立为企业技术服务的机构，弥补企业在技术吸收过程中信息不足的缺陷，并为企业提供必需的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二要建立企业技术开发基金，为国内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三要制订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为跨国公司生产配套产品，加快国产化进程。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这首先要引进高素质的人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改变用人机制和奖惩机制，做到能够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奖惩制度上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做到按劳按质取酬。其次要重视人才的培训和开发。包括送人才到先进的研发机构学习或者到专门的培训机构学习，培养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让他们在吸收和承接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能力上再上一个台阶，从而达到提高技术吸纳能力的效果。
3、强化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营造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除了要有鼓励发展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以及一些政策扶持外，增加企业的R&D投入，积极创新和复制新技术也使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必要条件，只有有了竞争的能力才能营造竞争的环境。在营造竞争环境时，必须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使跨国公司放松对先进技术的控制以加快技术扩散。首先，可以在同一行业内引入两家以上跨国公司，并对其产品的国产化率、实际返销比例、人员培训等指标做严格的合同规定，如达不到所规定的指标，则限制其国内产品销售网络的建立和销售规模，这样跨国公司之间为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其它方面的利益，必须加快新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向国内企业转让成熟技术和国产化进程，使技术溢出的速度加快。其次，可以组建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充分利用本国的各种比较优势，以更大的规模同跨国公司竞争，从而加速其技术溢出速度。
4、重视对跨国公司人才的吸引和“回流”[5]。
跨国公司人才的流动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些人才的吸引和“回流”。因为这部分人才都是从我国国内引进，属于人才的“外流”，我们可以提高完善我们的用人机制和人才的奖罚待遇，以优厚的条件吸引这些掌握重要技术的人才回流到我们的企业中，这样就可以把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带过来，从而提高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5、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建立共同研发中心，加速其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着自己特定的核心技术优势，这也是他们竞争优势的所在。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对技术水平提高的日益重视，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也有着国际化的趋势，但他们的研发中心大多集中于技术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实证研究又显示，技术的研发集聚有利于技术的溢出，所以我国应该创造良好的环境，重视与跨国公司的研发合作。在研发的过程中，不仅加快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效应，也有利于技术的推陈出新，从而推动我国技术的创新。
论文关键词：终极控制权 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治理 投资者保护
论文摘要：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时出于“国有股的内在价值难以计量导致人们认为国有股出售时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同时，国有股的出售也会导致国有资本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权、乃至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削弱及考虑市场扩容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苏梅、寇纪淞、陈富赞，2006)”而导致股权分置的产生。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约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约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55％。2004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正式，正式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矢酚，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历经近两年的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在2007年底已经基本完成。在近三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过度期内(非流通股全部正式流通前的限售期，国家规定最长36个月)，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处置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是否会有显著改善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自1999年LaPoaa．，etal(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权的概念后，对终极控制权的相关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的许多不规范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终极控制权效应及其负面应用的反映，即由于终极控制权存在的隐秘性，加之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拥有终极控制权的股东尽一切手段去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如何对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结构和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性课题，又是证券监管部门判别股权分置改革成效的一个实践性问题。
一、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与投资者保护
1．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改变
BedeandMeans(I932)提出了股权分散的假设，他们认为公司的所有权大都分散在小股东之间，而控制权则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而造成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现象。目前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主流研究的前提条件。
然而，自1980年以来的股权结构文献中，却显示出与BerleandMeans(1932)不同的观点，相关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大部份国家的上市公司，其所有权与控制权并未完全分离。根据ShleiferandVishny(1986)与Morck，ShleifernadVishny(1988)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美国的许多大公司，也存在有一些所有权集中的现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中于家族及富有投资者身上；另外在其它的富有经济体中也发现更多显著的所有权集中度，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七个OECD国家。其中，发达国家显示出有较高程度的所有权集中度LaPortaeta1．(1998)。这些研究显示出，在许多国家，其大公司不仅拥有大股东，而且这些股东也都积极从事公司的治理，而此观点和BedeandMeans(1932)认为管理者是无责任的想法是不同的。同时，研究表明，持有大宗股权的大股东往往会得到与他所持有股份比例不相称的、比一般StCg,多的额外收益(Fama,E．andMJensen，1983；JensenMichaeland RobertRubuak，1983；De Angelo，Harry and Linda DeAngelo，1985；Demsets，H．andK．Lehn，1985)。这不符合现代公司经营理念提倡的“同股同权”(oneshare—onevote)原则，这部分额外的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进行侵害所获得的收益。因此，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股权高度分散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公司治理问题不仅仅包括BedeandMeans式的公司外部投资者和经理人员之间的问题，还包括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外部小股东和几乎控制全部经理人员的终极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董秀良、薛丰慧，2003)。相对而言，后者是一个更值得公司治理研究的问题，而~BelfeandMeans所说的股东与经理层的问题(BelfeandMeans，1932)。于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发生了转变，从股东与经理层的问题转变到小股东和控制股东之间的问题。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及应用研究
LaPortaeta1．，(1999)针对全世界27个富有经济体进行研究，并首次沿着所有权的链条而追索出谁拥有最大的投票权，结果发现，许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存在有唯一的终极控制股东，而且其控制形态大都集中在家族或政府手中。以东亚四个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与韩国显示出有较高的股权分散比率，香港则大多由家族所控制，而新加坡则有半数以上是被政府所控制的。Claessenseta1．，(2000)参考LaPonaeta1．，(1999)的研究方法，探讨东亚九个国家总共2980家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也发现东亚公司中有超过半数的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家族控制形态，且多数公司其管理阶层同时为终极控制股东所参与和控制。Faccioeta1．，(2002)对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发现欧洲除英国、爱尔兰等少数国家之外，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者为家族的比例大多为50％。除了股权集中的情形之外，LaPortaeta1．，(1999)和Claessenseta1．，(2000)也进一步发现，有许多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会透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互为董事等方式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并因此造成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一股一权的不合理现象，并使其所掌握的控制权超过其所拥有的现金流量权，在此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即可能通过利益转移和掏空公司资产等方式，侵占小股东的财富，并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相关成本。
根据LaPortaeta1，(1999)、Claessenseta1，(2000)、JosephandWang(2002)与LemmonandLins(2003)等的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量权与公司价值间成正向关系，但较的投票权却显示出会有较低的市场评价，且当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的幅度越大时，会显示出有较低的公司价值，也就是说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进行财富侵占的幅度越大。另根据LaPortaeta1．，(1999)与Claessenseta1．，(2000)的研究也发现，家族控制是引起控制权与市场评价问呈负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少数股东被剥削的风险也因不同国家而有不同的程度，一般来说，在有少数较好股东保护(通常在富有的普通法系国家)的国家会显示出有较低程度的剥削风险。此外，Morcketa1．，(1988)也指出，当管理者也是终极控制股东时，利益掠夺的机率就会增大，则公司管理者就会有较多的诱因去从事自利的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97)的研究也指出，当所有者几乎拥有公司的所有控制权时，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创造不会被少数股东分享的私有利益；LaPonaeta1．(1998)、Morcketa1．，(1999)研究大小股东问的利益冲突，也发现当大股东能有效控制一家公司时，终极控制股东会通过不支付股利或将利润移转给他们所能控制的其它公司的方式来达到自利的目的。ClaessensetaL，(2000)、JophenandWang(2002)、翁淑育(200O)和沈中华(2002)研究台湾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结果发现，台湾上市公司存在有明显的家族控制形态，且终极控制股东也普遍运用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参与管理等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也引发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同股同权的核心问题。叶勇、刘波、黄雷(2007)进一步将终极控制权分为显性终极控制权和隐性终极控制权，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综合上述结果，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其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大都倾向于具有终极控制股东，有时候这些终极控制股东还是政府，但最通常的是家族。此外，终极控制股东的最大特色就是控制权超过他们的现金流量权，因为他们通常通过金字塔股权与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取得一部份的控制权，及通过参与管理的方式来增强控制权。因此，在这样的结果下，终极控制股东在公司中显示出具有唯一的支配权，因此也使他有能力和诱惑去侵害小股东利益。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l生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叶勇、刘波、黄雷，2007)。
二、法律制度体系与投资者保护
从目前世界各国现行的不同的司法体系中，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规则有不同的来源，有些来源于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收购法和竞争法，也有些来自于证券交易规则和会计标准等等。但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对于相同的投资者保护规则，执行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陈赤平，2006)。LaPo~a，eta1．，(1998)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渊源、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规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力度等法律制度环境有关。
为了分析各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差异，LaPorta，eta1，(1998)利用民法法系(包括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和普通法系两大法系的49个国家的样本，主要根据反董事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和执法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数据，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法律法规对投资者保护的成效在法律渊源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普通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保护最强，而属民法法系的法国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介于二者之问，虽然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对于债权人的保护要强一些。同时他们还发现，采用何种法律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除法律架构外，法律执行情况也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比较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执法力度最强，法国法系国家最差，而德国民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居中。尽管法规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执法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即使剔除收入因素以外，法国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仍然是最低的，但普通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则显著上升。通过对股东权利保护、债权人权利保护和执法质量综合研究表明，尽管大陆法系内部各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普通法系国家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提供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陈赤平，2006)。叶勇和黄雷(2007)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法系之间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整体比较(叶勇、胡培、黄登仕，2005)，见表1。
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在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其偏离几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特别是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有可能诱导控制股东去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不同法系的国家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在现金流量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3．83％，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0．75％。其中法国法系最高，达~J135．46％，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3．83％的现金流量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投入35．46％的现金流。在控制权方面，英美法系为27．64％，仍然是最低的，大陆法系平均为36．06％，最高的法国法系达到39．99％，说明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平均持有27．64％的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一家公司，而大陆法系中法国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需要拥有39．99％的控制权。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的偏离是最小的，比值为0．862，大陆法系平均为0．821，其中偏离最大的是德国法系，达到0．802。
从总体上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英美法系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需要最少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也是最小的，这些都说明，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国家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因为只有在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才有可能以较少的成本(投入较少的现金流)就可以控制一家上市公司，并且其偏离度也较小，因为法律保护较好，相对于那些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不太好的国家而言，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的国家的上市公司控制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获取私人收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叶勇和黄雷，2007)。
三、限售期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05年9月4目，中国证监会正式并实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限制。该规则第27条规定，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应当遵守下列规定：①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代东凯，2008)。
按照证监会的上述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前的非流通股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上市时间是分阶段进行的。最长的期限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36个月，当然，上市公司控制股东自愿增加解禁条件或延长限售期的除外。在正常的36个月限售期内，非流通股是逐渐达到流通标准的，这部分非流通股的持有人也就有可能在限售期结束后随时减持股份，而且减持的动机也是比较强的(即使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支付了部分对价，这些非流通股的获取成本仍然是相对低廉的)。随着大量的(总体占股改前的约2／3但不会全部减持)非流通股逐渐进入流通领域，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将会耗费巨量的流通资金，由于流通资金的总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是股票的市场价格也会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逐渐向下调整，如果遇上宏观经济的弱市则会下降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以很高的市场价格持有股改前流通股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如果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从事一些关联交易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事情，则投资者的利益损害会更加巨大。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限售期解禁流通股上市的监管，对控制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及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份流通锁定承诺严格监督，规范限售股的流通方式和过程，防止持有限售股的股东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系列承诺和责任，为了私利进行变相减持。从而避免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再次受到控制股东的侵害。只有加强对限售期持有限售股的股东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管，规范控制股东的行为，才能够使监管当局最初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初衷得以实现。
同时，在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下，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离不开控制股东的积极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全部限售股可以上市的全流通市场环境下，终极控制股东的利益受股票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迫使控制股东努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减少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同时，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行为的监督，这样才有可能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摘 要 现代寿险公司的经营中，其业务大体分为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作为寿险公司经营业务两大支柱之一的保险投资，已经成为关系到寿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分析寿险公司投资的现状入手，重点探析了寿险公司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防范与化解投资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 寿险公司 投资风险 风险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
1 保险公司保险投资现状分析
（1）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全国保险公司资产总额自2004年6月突破1万亿元大关以来，截至2005年底，又上新台阶，达到1.5万亿元。2001～2005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分别为3 702.79、5 799.25、8 378.54、 11 249.79和14 315.8亿元。
（2）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近年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间称“中国保监会”）加大了拓宽保险投资渠道的力度，在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直接投资股票市场、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等。2006年3月保险资金又获准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些举措为保险资金构建合理的投资结构、优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风险，提高保险业的资金运用效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保险投资结构出现了战略性转变。截至2005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14 315.8亿元。其中，保险公司持有国债3 588.3亿元、金融债1 785.1亿元、企业债107.6亿元,分别占其发行余额的12.6%、13.4%和67%。保险公司持有银行次级债804.9亿元，占发行余额的44.6%。2005年中国保险资产结构实现了战略转变,债券投资占整个保险资产投资的比例首次超过银行存款的比例,达到52.3％，与2005年初相比,债券投资比例提高了16.7个百分点；保险机构已成为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见表1）。
（4）投资收益水平较低。保险资金投资运用效果却不容乐观，资金运用收益呈逐年下滑趋势。有关资料显示，2001～2005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综合收益率分别为4.3%、3.14%、2.68%、2.9%、3.6%，收益率水平已经低于或接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规定》中提出的3%的资金年收益率底线。
2 寿险公司投资风险分析
（1）利率风险。利率是国家调整宏观经济的杠杆，国家为了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频繁地使用利率杠杆来调节资金供求。因而，利率是保险公司不可控制的外部变量。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指的是利率变动对资产、负债价值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从上述我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来看，投资组合中的几乎所有品种都属于直接的利率敏感产品，隐含着很大的利率风险。如在银行存款方面，在过去银行利率水平较高时，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窄，还不足以对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构成较大威胁，但随着央行连续8次降息，一方面使寿险公司利差倒挂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近一半的资金存入银行，在实际利益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资金投资收益率为负；又如2004年以来的加息预期以及加息的实现使得债券价格大幅下跌，投资组合中的债券部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对提高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投资者由于某种原因急于抛售手中持有的某项资产，采取价格折扣等方式造成投资收益的损失。流动性强的资产，一般具有完善的二级市场，可以随时出售；流动性差的资产由于没有完善的二级市场，不太容易交易转让，要降低价格进行交易，从而造成资本损失。
综观中国保险业改革和发展历程，寿险业一直呈现快速增长势头。1990～2002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36%，2002年达到最高峰，增长率达59.74%。但是，自2003年开始，寿险业增长的速度有放慢的趋势，尤其是2004年，全国人身保险的保费的增长速度下降到最低点7.2%。有学者提出，如果寿险业增长趋缓只是短期现象，那么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完成，继续保险业的快速成长，问题也许并不严重；但如果在较长时间内增长一直趋缓，问题将会严重得多。因为寿险业趸缴短期分红型占比过高的业务结构合理，将极有可能导致其未来业务的成长难以持续发展。以2002年和2003年为例，这两年银行保险中，5年期的分红型趸缴短期业务占很高比重。2008年前后，这些业务将出现给付的高峰，如果新业务的成长不能维持一定的速度，将有可能出现现金流不足的流动性风险。而在通货膨胀压力下，水平低下的投资收益率将进一步降低产品的吸引力。随着客户以退保和保单抵押等形式的流失，现金流的流出将明显大于流入，这将进一步加大流动性风险。
（3）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指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汇率变动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变化。外汇汇率由于受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供求的影响而频繁波动，因此，当投资于以外币所表示的资产时，要承担汇率风险。例如，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一旦人民币升值，以外币持有的资产将会面临大幅缩水的风险。
（4）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保险公司的贷款对象或者是其购买的债券的发行者的经营状况恶化或故意违约，使公司无法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的风险。信用风险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保险公司的未来偿付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保险公司的破产。对于国内寿险公司来说，因为当前我国的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较为单一，并不包括发放贷款；从投资债券来看，主要是信用等级较高的国债和金融债券，而企业债券所占比重较低，并且对投资企业债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所以信用风险并不如利率风险所带来的影响显得迫切。但在部分寿险公司中，存在着向内部员工发放住房贷款等实际操作；并且今后对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放宽，当寿险公司可以进行房屋抵押贷款、保单质押贷款等投资时，信用风险也将逐步增加。
（5）资产与负债不匹配风险。资产和负债不匹配风险是指寿险公司在某一时点上资产现金流与负债现金流不匹配，从而导致寿险公司收益损失。由于寿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负债）具有长期性，对于许多寿险公司来说，多数保单的保障期限甚至长达20～30年，而对于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资产）来讲，有长期投资，也有短期投资。具体讲，在资产层面上，不同的项目具有不同的到期时间、不同的现金流量分布以及不同的风险偏好，在面临市场利率变化、股价波动、通货膨胀等影响时，寿险公司存在很大风险。在负债层面上，即使对于同一家保险公司来讲，不同的险种，由于期限不同，产品的现金流也影响着寿险公司资产负债的匹配。
（6）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起市场价格变化而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保险资金运用所面对的市场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仅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例，有资料显示，大约5%左右的保险资金投向了证券投资基金，但从账面上，近几年我国股票市场出现较长期低迷状况，股票指数不断下降，从2001～2005年5月，指数跌去了三成以上，造成保险公司投资基金浮亏20%～30%，截至2005年底，保险公司在封闭式基金上的投资仍旧亏损。
（7）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又称运用风险，指由于寿险公司内部控制不健全或失效、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风险。操作风险的主要表现有：一是政策执行不当，这往往是由于有关信息没有及时传达给操作人员，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是操作人员没有正确领会上司的意图等原因而造成损失；二是操作不当甚至违规操作，操作人员业务技能不高或偶然失误可能造成损失；三是交易系统可清算系统发生故障。
3 寿险公司投资风险管理
3.1 政府对保险投资风险的监管
保险监管部门出于保证保险公司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的目的，应对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进行严格的监管，以规避投资风险。监管部门的举措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投资范围的限制，主要是限定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禁止保险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资产和项目；二是对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制，即对保险资金投资的各类资产结构及其比例进行限制；三是对投资资产与负债的配比关系的限制，即对投资资产与对投保人负债之间期限结构的配比关系的要求；四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限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允许寿险公司参与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但必须以保值为前提，禁止进行套利等投机交易。
3.2 保险公司对投资风险的管理
（1）资产负债管理。利率风险是保险资金投资运作中的最大风险，市场利率的变化，将对资产、负债的现金价值有不同的冲击，打破资产、负债间原已实现匹配的均衡状态，或使未来的资产、负债特征变得不对称，而给未来寿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风险。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在充分考虑资产和负债特征（期间、成本和流动性）的基础上，制定投资策略，使不同的资产和负债在数额、期限、性质、成本收益双边对称、匹配，以控制风险，谋求收益最大化。持续期管理是进行资产负债匹配的有效方法。
（2）总风险限额限制。总风险限额反映保险公司可承受的最大资产损失的大小，一般由保险公司可承担投资风险资本乘以百分比确定，百分比的大小由保险公司决策层根据公司实力及经营管理状况确定。可根据一定评估周期，运用在险价值法对投资组合的在险价值进行计算、监控，并将之与公司规定的最高风险限额进行比较，对投资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给予调整，减少高风险资产投资比例，加大低风险资产的投入，直到符合公司政策要求为止。
（3）投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科学、高效的投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组织架构的设置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投资管理“三权分立”。保险资金的投资运作部门与资产所有人、资产托管部门分设，投资部门的运作受资产所有人、托管部门的监控；投资前台与后台分开，后台对前台操作情况进行实时评估、监控，同时，投资部门接受稽核部门的监控；战略性资产管理、战术性资产管理、证券选择相互监督、制约；核算部门独立于投资运作部门之外，负责资产及汇报的记录和复核。
（4）交易流程控制。交易流程的有效控制，同样是防范、化解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在交易流程控制中应严格遵循严格的授权、交易指令及时复核、交易结果及时反馈和交易操作及时存档记录的原则。
（5）保险产品开发策略。保险资金投资运作中的风险管理，不仅与投资运作过程本身有关，而且与保险产品最初的设计策略紧密相连，恰当的产品开发策略，不仅可增强新产品的销售竞争力，而且可以化解许多潜在的投资风险。由于利率波动是保险企业经营管理中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不同市场利率环境下可采用不同策略，低利率时期主要开发固定预定利率产品，高利率时期以开发投资连结类、分红类产品为主，同时，保险公司产品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应遵循多元化原则。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投资者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投资者保护对于公司筹资融资的进行起到决定性作用。法律体系则是决定一个国家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根本性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国家层面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分析投资者保护，并从法律角度就如何完善投资者保护提出若干建议。
公司治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目的是管理与公司有关的各种利益主体，并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制订解决纠纷的方法等。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公司治理的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其侧重点也有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效率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各国法律制度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因此，本文旨在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角度来分析公司治理。
一、投资者保护问题概括
本文所指的投资者保护主要指基于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司法、证券法、商法中对投资者的保护条款以及这些条款的执行情况。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公司治理又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融资成本和公司价值等。
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最关注的企业中的问题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在Berle和Means(1932)的世界中，公司股权是十分分散的，任何一个股东都不能对经理人产生影响。Berle和Means(1932)模型大致符合美国情况，但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适用。LLSV(2002)指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中，问题主要不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应该更多地关注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问题。
那么为什么问题在国家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问题的差别呢?这些差别对于各国的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这个国家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家能够为他们的经营筹集到资金，才能为社会创造出财富。资金及其他经济资源能够合理地在企业之间分配，社会财富才能最大化。但是，企业家能否筹集到资金取决于投资人是否愿意把资金交给企业，以换取未来的投资回报。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投资者保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显然，如果没有投资者保护措施，投资人认为把资金交给企业后，企业就失去归还资金并提供回报的动机，这样投资人起初就不会为企业融资。企业筹集不到资金，也就无法创造财富，经济也就不能发展。正是这种可能的市场失败要求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提供投资者保护，使筹资融资成为可能。
在各种投资者保护机制中，法律制度的作用是基础的，对其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有重要的影响。当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较弱时，由于失去控制权就意味着放弃控制所带来的私人利益，投资者会尽可能想办法集中所有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集中所有权是投资者保护弱化的适应性反应。如果法律制度对股东权益保护较好，则该国就可能有一个较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股权融资比例就可能相应较高；如果法律制度对债权人保护较好，则该国债券市场就可能发展得较好，银行的债权投资行为就会得到鼓励，企业债务融资的比例就可能比较高。当外部股东和债权人都缺乏保护时，企业就只能依靠家族成员进行融资。在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缺失。因此，推进法律改革以加强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提高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
二、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制
证券市场的作用是促进资金在投资人和企业之间的流动。而投资人是否愿意拿出资金供企业使用取决于他们预期获得未来回报的可能性。良好的资本市场应为投资人提供取得回报的保障和信心。投资者保护机制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
在不同的司法体系中，保护投资者的规则有不同的来源，有些来源于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收购法和竞争法，也有些来自于证券交易规则和会计标准等等。但在不同的国家，即使对于相同的投资者保护规则，执行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LLSV(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与一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规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力度等法律制度环境有关。
一般研究将法系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内又划分为三大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简要地说，大陆法系更多地依靠成文法典来解释案件，而英美法系更多地依靠判例来解释案例。属于法国法系的国家有法国、希腊、巴西、阿根廷、印尼、意大利、西班牙及大部分西班牙、葡萄牙语国家。属于德国法系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瑞士等。瑞典等北欧国家则属于斯堪的纳维亚法系。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大部分属于英美法系。
为了分析各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差异。LLSV(1998)利用了属于上述两大法系的49个国家的样本，主要根据防董事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和执法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指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情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法律法规对投资者保护的成效在法律渊源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英美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保护最强，而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国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国家介于二者之间，虽然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对于债权人的保护要强一些。同时他们还发现，采用何种法律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的联系。
除了保护投资者法律条款的健全程度外，法律执行情况也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即便投资者保护法律条款不健全，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执法效率与执法力度上的优势来弥补。比较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执法力度最强，法国法系国家最差，而德国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居中。尽管法规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执法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即使剔除收入因素，法国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仍然是最低的，但英美法系国家的执法质量则显著上升。通过对股东权利保护、债权人权利保护和执法质量综合研究表明，尽管大陆法系内部各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提供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
三、投资者法律保护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投资者法律保护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重大。本文从对公司所有权结构、融资成本、公司价值等几个主要方面加以阐述。
1、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
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影响着控制权所能带来的私人收益的价值，从而决定了所有权结构的均衡。当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较弱时，内部人就有大量剥夺外部投资者利益的机会，一旦未来的经济前景恶化，这种剥夺的速度会大大加快，股东和债权人等外部投资者对此都无能为力。由于失去控制权就意味着放弃因控制权而带来的利益，投资者会尽可能想办法集中所有权。因此，集中所有权是对投资者保护弱化的适应性反应。而集中所有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集中持有股份。
LLSV(1998)发现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国家里，公司股权往往比较集中，即公司往往有持股比例较高的大股东。在这样的国家里，拥有控制权成为弥补投资者保护不足的机制。投资者保护最差的法国法系国家拥有最集中的股权结构，平均达到54％，显著地高于其他几个法系的平均股权集中度。其他几个法系的排列为英美法系(43％)、斯堪的纳维亚法系(37％)和德国法系(34％)。
2、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
投资者保护直接影响到公司融资成本。投资人在投资于企业的时候，都要根据企业的风险来索取相应的回报。风险越大，要求的回报就越高。投资人因为投资者保护差，认为自己在公司里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以他们预期的投资风险就比较高，要求的投资回报就比较高，导致公司的融资成本就比较高。
3、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在一个对小股东权利保护较好的国家中，普通投资者预测到他们未来的投资收益被大股东剥夺的可能性较小，从而更愿意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相反，在一个对小股东的权利保护较差的国家中，普通投资者面临着很大的被大股东欺诈的可能性，因而不能实现他们应有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投资者愿意为这些公司的股票付出的价格就很低。
LLSV(2002)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公司价值的其他因素后，对小股东保护较好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价值显著高于其他法系国家的公司。同时，股东权力较大的国家的公司的价值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公司。
四、从法律角度如何完善投资者保护
LLSV提出，以保护外部投资者权利为目标的法律改革应该坚持三个原则：(1)法规是至关重要的；(2)好的法规是那些能够实施的法规；(3)在无法依靠法院执行私人合同和法律时，政府对金融市场加以规制可能是有用的。
根据LLSV的观点，结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完善投资者保护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法律和法规的建设
法律规则是投资者保护最为重要的方面。法律趋同论强调的实际上就是法律规则的制订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法律规则对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和逐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例如，2005年修订的《新公司法》中对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就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为实践的进一步探索留下了空间。除了对已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之外，还需要加强其他法律法规的建设，诸如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有关的法规。
2、建立执法专门队伍，提高执法质量
法律的执行与法律规则的制定同等重要。我们通常假定法庭和政府都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超然之神，因此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制订法律，然后由法院去执行的问题。但法院的判决是由法官做出的，而法官也是有自身利益的个人，因此法官队伍的建设是执法质量高低的关键。英美法系之所以对投资者具有更好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英美法系中法官的特殊作用。而我国执法质量低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执法队伍素质低下，一些法官知法犯法。
3、充分发挥政府规制的积极作用
我国普遍存在司法制度效率低下的问题，解决投资者保护的许多原则性方法可能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规制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替代方式。
4、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建立法律制度的诚信基础
法律制度是一种正式规则，而诚信制度是一种非正式规则。诚信制度是法律制度得以有效执行的基础。在一个诚信社会里，法律的执行效率是最高的，而执行成本是最低的；相反，当人们不重视信誉时，法律就失去了信誉基础。失去了信誉基础，法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外商投资的公司与内资公司的双轨制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并行是中国现行公司制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和客观的原因，但现实的并非就是合理的，这种特殊的制度结构是否应永久持续，两种公司并轨、两法融合归一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这正是已经启动并正在进行的中国公司法修订所要作出的分析和面临的重要立法选择。全面综合的分析表明，双轨和并行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无奈和权宜之计，并轨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和我们现时就应作出的合理选择。
一、双轨与并行:历史过程中的无奈与权益之计
外商投资企业法作为特别企业形式的立法，它本来应是在公司法颁布之后进行，应该在公司和有限公司等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完全统一和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然而，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决定了企业立法不可能按一般的立法模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相反，它是完全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而亦步亦趋地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1979年，中国经济立法才刚刚起步，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企业立法，甚至连《民法通则》都还没有的时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颁布了。接着到80年代中期，即1986年又颁布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而作为这三个外商投资企业法基础和前提的《公司法》，几经周折，到1993年才颁布。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二、公司法的统一性: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基点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显然，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公司法体系之外的独立运行与公司法统一性的要求相悖，外商投资企业尽管有其投资来源的特殊性，但在法律性质上，如果将其定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就当然应具有与其他公司企业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组织结构，并应适用相同的公司规范。否则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公司、两种制度"的法律奇观，同是有限公司，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与普通有限公司名同而实异，如此状态，将使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变得游移不定，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会由此被破坏。
三、法律的交叉与冲突: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现实动因
在三种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性质十分明晰，《中外合资企业法》明确界定其为有限责任公司。而中外合作企业的法律性质则较为模糊。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的规定，中国的合作企业，可分为法人式和非法人式。至于法人式合作企业的具体法律形式如何?《中外合作企业法》并未加以规定，而从实践情况看，已经成立的合作企业，大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公司，非法人的合作企业为数很少。对外资企业的法律性质，《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又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外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外资企业为其他责任形式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适用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股份公司。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则可能采取合伙企业、也可能采取独资企业的形式。
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得更加突出。
(一)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几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十分值得注意的条件是"依法成立"。所谓依法成立，应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法人的成立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即不违法;其二，法人的成立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显然后者是更主要的问题。《民法通则》作为普通的部门法，不便也不可能将所有各种法人的成立条件和程序加以具体规定，这一任务只能由规范不同法人的单行法律、法规去完成。因此，判别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具体依据只能到其所属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
公司企业的法人条件和成立程序无疑是由《公司法》予以界定的。依据《公司法》第19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具备的条件是: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2.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公司法》第20条进一步规定了有限公司的法定人数为2人以上、50人以下。但国有独资有限公司除外。第23条则进一步规定了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为10万元至50万元。在这里，股东法定人数和最低资本限额.就完全具有了判别一个企业是否为有限公司以及是否具备法人资格的实际标准。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同样如此，只是提高了公司初始股东的人数和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即应当有5个以上的发起人、1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条件如同公司企业一样，本来是应由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予以规定的。然而，除《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从而使其完全适用《公司法》的法人条件外，《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竟也仿效《民法通则》，对这两种企业的法人资格作了同样抽象的规定。《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条规定:"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外资企业法》第1条也如此规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样，本应由专门企业立法具体化的法人条件仍然被抽象化，形成了《民法通则》与具体立法之间的同义反复和恶性循环，使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法人资格的确定事实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这种立法处理，表面上看是保持了与《民法通则》的一致和高度的准确性，但实质上却是混淆和误解了不同立法的性质和层级划分，回避和放弃了单行企业立法应有的职能，因而留下了法律规范的缺撼并导致实践中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法人资格模糊不清、难以把握的状态，从而也造成了因适用对象不明而引起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根本性冲突。
(二)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外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董事、经理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厂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_弥补其缺陷和消除这种冲突根本的出路在于在明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法律概念、法律制度和规则上的协调和统一，即在明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将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本内容融入公司法之中，外商投资企业中具有法人地位的即属干公司中的有限公司，因而统一适用公司法非法人的外商投资企业也将根据其性质分别适用合伙企业法或另行制定的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将作为普通的外国投资法，与公司法的职能分工也十分明了，前者只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后者适用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有限公司，两法之间的关系也被彻底理顺，相互之间不再存在对同一事项作不同规定的法律冲突。
四、公平竞争与国民待遇: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国内外背景
如前所述，外商投资企业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广泛吸收境外投资而制定的，20多年过去，外商投资企业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彻底，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构已经形成.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市场发育逐渐成熟，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日益完备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最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域，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投资输入国。无论是市场条件还是法律环境，中国与其他国家已无根本的隔阂和差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接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基于不发达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法制而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已经失却其独立存在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场经济呼唤公平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机制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要求市场统一、市场主体平等和市场交易规则的规范_市场统一意味着各种主体可以自由进人，不受地域限制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意味着各种主体在同一的起点上参与市场竞争市场规范则意味着用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制和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不仅表明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环境的认可，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即给予外国的商业组织以与国内商业组织同样的"国民待遇"，使它们在相同的法律规则下进行公平的竞争以往的历史中，我们曾给予外商以"次国民待遇"，也曾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在各种立法和政策文件中，既有大量的对外商的优惠规定，也有不少的限制性的规定，外商所获得的经营条件既有优于内资公司之处，又有劣于内资公司之处这一不公平的竞争状态在中国入世之后，必须加以改变而公平的竟争，当然包括投资领域的竞争和投资行为的公平，包括以公司形式从事商业竞争时给予同样的法律对待和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
以吸引外资为理由主张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独立，理由并不充分。一个国家或投资地域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经营资源的因素，又有劳动力的因素;既有市场的因素，又有投资环境的因素;既有政策优惠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的因素等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又是有所变化的，对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在于税收、关税等优惠政策，而90年代后期和进人21世纪之后，则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当然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这种制度的完善是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环境的优良，决不是意味着对外资的单独立法，更不意味着在织织法上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企业法，西方国家吸引境外投资的于要因素之一就是其法律的严密和完善、但他们并无针对外资的公司法或企业法。
当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将外资政策的优惠上升为法律，并制定专门的规范是必要的，但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分工表明，这一任务并不属于作为商业组织法的公司法，而属于直接体现外资政策的外国投资法。事实上，各国的企业法本来就存在商业组织法(Business Organization)性质的企业法和产业政策与经济管理法性质的企业法之分，前者是关于公司组织方面，即公司内外法律关系方面的规范，包括公司行为的一般制度和规则、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股东的出资、公司的章程、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职权、公司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财务制度、公司的解散与清算等后者则是关十国家对企业的特殊扶植、保护或限制措施并体现了国家相应的产业发展和振兴政策，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鼓励和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和经营范围、出资标的要求、税收的优惠、财务、信贷、外汇和劳动的管理等。而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恰是融商业组织法与外国投资法于一体的混合性立法。这显然是一种立法件质的错位，该法与公司法的冲突亦由此而来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法改革的宏观目标和基本思路就是对其重新定位，在将其商业组织法内容融人公司法的基础上，恢复其外国投资法的单一性质，保留其吸引外资、外资管理等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并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等分工负责，共同实现对企业关系的法律调整。
论文关键词：投资者法律保护；公司治理；关联交易
论文摘要：笔者通过阐述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的影响，搭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比较了大陆、香港、美国三个不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验证了理论分析结论，即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有利于形成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进而能够更有效地抑制关联交易行为；投资者法律保护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关联交易的影响强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一、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关联交易作为一种利益侵占行为，其实质在于公司内部人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掠夺。因此，制约关联交易的核心在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剩余控制权的滥用。鉴于此，国内学者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经理层激励等内部机制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关联交易的影响，如余明桂等(2004)、陈晓等(Zoos。近年来，随着法与金融学的发展，国外学者已转向关注外部治理层面，如法律体系、监管制度、政府干预等，其中以投资者法律保护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如La Porta等(1999)最早通过实证考察了27个发达国家规模排名前10的非金融类公司的控制权集中问题，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进一步，La Porto等(2002) Shieifer等(2002)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论证了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内部人所有权集中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试图将国外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引人到关联交易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投资者法律保护、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关联交易和公司治理形成的制度原因。这是解决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关键所在。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投资者法律保护是防止公司内部人(控股股东或管理者)剥夺外部投资者权利的法律规定及执行机制(栗天虹，2006)。在法律规定层面，各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条款主要集中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前者侧重于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指引，后者侧重于对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规范。而仅有法律规定是不够的，法律执行效力比书面规定要重要得多(Berkowitz et a1,2003)。强有力的执法不仅是书面立法发挥作用的保证，也是书面立法的重要补充。
1.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最核心影响在于对股东大会及股东权利的规定，而在股东权利中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根本，也是其他权利的基础。
(1)大股东表决权的规定。从公司法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看，是否采用一股一票原则对公司控制权的分配十分重要。我国现行公司法实施的一股一票原则，表面上看是一种资本平等原则，但在股东持股数量悬殊的情况下，大股东可以轻易地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操纵股东大会，形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法都有对大股东投票权限制的条款，如19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订公司法，规定任何股东不论其持有多少股份，最多只能行使20%的投票权，首次突破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权原则。
(2)小股东表决权的规定。从公司法对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看，是否采用邮寄投票、股票冻结、累积投票、重开股东大会所需的持股比例等机制，对建立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十分重要(La Porta et al ,1998 )。美国采用了全部4项保护机制，其中重开股东大会的股票比例仅为1%;香港采用了除累积投票外的其余3项机制，重开股东大会的股票比例为5 %a;而大陆仅采用了累积投票和重开股东大会两项机制。我国没有采用邮寄投票，意味着股东必须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才能进行投票，这对小股东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有股票冻结的规定，使更在意投机交易的小股东会自愿放弃投票权;我国虽然采用了累积投票，但在公司法中属任意性条款，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意义，形同虚设;我国有重开股东大会的规定，但重开股东大会的股票比例为10%，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2.证券法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证券法对投资者的保护体现在三个维度:信息披露、董事责任和股东诉讼权利(Djankov et a1,2005 ) 。
(1)信息披露。如果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较大、信息披露的要求很及时、因信息披露不全或不及时产生利益损失时对有关责任人员惩罚力度比较大，那么企业管理者便会因法律责任的压力而披露更多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从而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利益侵占行为。
(2)董事责任。如果证券法对董事责任有明确的指引，当发生利益侵占行为时，就比较容易追究相关董事的责任，进而督促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尽的职责。如萨班斯法案明确规定了CEO和CFO对财务报表的书证责任，以及违反相应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既有严刑峻法的威慑，又有明确的指引，董事必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责任，在控股股东发生利益侵占行为时，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制衡。
(3)股东诉讼权利。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能从源头上遏制公司内部权力的滥用。如法律规定外部股东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起诉讼时，可以查阅公司交易资料的范围广泛，那么实际控制人通过欺骗行为转移利润就变得非常困难，因而会对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事前警示作用，控股股东、董事会以及经理层都会约束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增加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余劲松等(2009)的研究表明，如果综合考虑立法和执法因素，立法层面投资者诉讼权利的保障显得更为重要。
表1参照世界银行商业环境调查对证券法投资者保护的每一个维度以及整体保护水平的打分，给出大陆、香港、美国三个市场证券法投资者保护的对比情况。
可见，大陆地区证券立法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有失周全。在董事责任上仅得1分，其直接结果就是当公司实际控制人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时，监管机构和法院在追究董事责任时缺乏明确指引。近年来，大陆上市公司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对违规事件进行审理时却无法对相关责任人做出明确裁决，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投资者诉讼权利上得4分，表明大陆地区在完善投资者事后救济体系上存在缺陷。如大陆证券法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具有系统的审判规定，但侵害行为远不止虚假陈述一种。对于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证券立法尚没有相关审判的规定，因此不利于保护投资者事后诉讼的权利。
3.法律执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执法威慑力。如果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发生的违规行为具有严厉的惩戒措施，使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远低于违规成本，那么即使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存在漏洞，相关内部人也没有违规动机。此时，执法的威慑力相当于内部治理机制的补全。另外，如果监管机构对违规事件中没有尽职履行责任的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人员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惩罚措施，无疑也可以鞭策其切实担负起监督制约利益侵占行为的责任。
(2)监管及时性。如果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违规初期就能及时发现，那么通过较轻处罚即可纠正违规行为，也使投资者利益免遭较大损失。这相当于监管部门用较小的成本对上市公司及其治理结构的各个层面进行了一次有效教育，从而能够尽早遏制公司内部人的利益侵占行为，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的欠缺之处。
(3)诉讼可行性。投资者是否提起诉讼，取决于诉讼的成本与收益。过高的诉讼成本和过长的审理期限都会阻止投资者对司法的亲近;而投资者起诉的动机越弱，诉讼对公司的威慑力就越小，公司治理水平也就越差。
(二)研究假设提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H1:不同市场(即不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水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H2:不同市场(即不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水平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显著关系，但相关性不 同。
H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存在显著关系;相对内部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程度更大。
三、数据及变量
(一)样本及数据
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不同，以及会计准则不同，本文选取A十N股、A+H股和A股公司为样本，并以2007年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剔除发行B股的公司，剔除S,ST,PT公司以及数据缺失或存在异常值的公司，最终得到A+N股10家、A+H股28家。依据这两类样本的行业分布和资产规模，得到符合配比条件的A股公司247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得。
(二)变量定义
1.关联交易变量。考虑到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并从中选取发生金额较大、为证券监管部门重点监管、利润操纵可能性大的商品交易类、资产交易类、提供与接受劳务类、资金交易类、担保抵押类、租赁类和股权交易类等七类关联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用关联交易发生额(总体和各类)除以上市公司年末净资产衡量关联交易总体和各类水平。
2.公司治理变量。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董事会运作效率、经理层激励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借鉴已有文献，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总经理与董事会主席两职合一(合一为0,否则为1),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高管领取薪酬比例、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设立为1，否则为0)作为公司治理变量。
3.投资者法律保护变量。用上市地的不同进行衡量。大陆A股取值为I;香港A+H股取值为2;美国A十N股取值为3。
4.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为年末总资产对数，公司业绩为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四、实证结果
(一)不同市场关联交易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差异检验 采用均值比较中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检验大陆、香港、美国三地样本公司关联交易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
(1)A股公司关联交易总体水平显著高于A十H和A十N股公司。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略),A股公司关联交易水平为净资产的52. 68%，而A十H股公司为30.14%,A+N股公司为22.98% 。
(2)A股公司的商品交易类、资金交易类、担保抵押类及股权交易类的关联交易水平显著高于A十N股公司，特别是商品交易类和担保抵押类，表现更为悬殊。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陆公司关联交易的特点，即主要通过商品交易类和担保抵押类进行利益侵占。大陆监管部门应重点防范这两类关联交易行为。
(3)A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高于A十N股公司，但与A十H股公司没有显著差别。这表明大陆公司股权集中度显著高于美国公司。之所以与香港公司没有显著差别，主要是样本问题。我们选取的A十H股公司多为国有垄断企业。另外，A股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比例显著低于A+H股公司，表明大陆公司的董事会运作效率显著低于香港公司。
验证了假设1
(二)不同市场关联交易水平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检验
因A +N股公司样本量少，本文仅检验A股和A+H股公司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从表3可以看出，A股和A十H股公司两组样本均通过了方程显著性检验，但两个市场回归结果有所不同:控股股东、高管薪酬和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对两个市场的影响是一致的，但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对两个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A股公司关联交易多发生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董事会实际运作能力低的情况下;;A十H股公司关联交易多发生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情况下。即A股公司关联交易水平高的主要原因是股权集中度高、董事会运作效率低。
验证了假设2。
(三)关联交易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关系检验
首先，检验投资者法律保护对关联交易总体和各类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关联交易总体、商品交易类关联交易通过了方程显著性检验。见表4。
在1%的显著水平下，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关联交易总体水平和商品交易类关联交易水平显著负相关。即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将显著抑制关联交易行为。
进一步，检验投资者法律保护、公司治理对关联交易的共同影响。检验结果见表5。
表5显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体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并且标准化系数最大( - 0. 204 )，表明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于关联交易的影响最大，高于公司治理结构变量。
验证了假设3。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三者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包括法律规定和法律执行两个层面)更有利于形成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进而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联交易行为;第二，A股公司关联交易水平显著高于A十H股和A十N股公司，特别是商品交易类和担保抵押类更为突出，监管层应重点防范这两类关联交易行为;第三，股权集中度高、董事会运作效率低是A股公司关联交易水平高的主因;第四，投资者法律保护对抑制关联交易有显著效果，相对内部公司治理而言，它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发挥其对内部公司治理(如股权集中度高、董事会运作效率低等)的完善和补充作用，以减少关联交易行为的发生。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证券法的出台是我国证券界和法律界的幸事。但证券法将作为经纪人的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在考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二者关系的规定及其成因之后，作者立足我国法律体系，尤其是在民商法律制度和范畴的基础上，对若干相近民法范畴进行比较，认为证券法理应立足国情，将二者的关系界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
关键词：经纪人 证券公司 投资者 法律关系
在证券市场中，证券商以其特有地位，发挥着促进证券流转的枢纽功能。各国证券法对“证券商”一词的界定与使用不同。美国证券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证券商的概念，代之以经纪人（brokers）、自营商（dealers）、人（agent）和“broker-dealer”等概念。韩国、日本的证券交易法通过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业务”内容的界定间接明确证券商的概念。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证券法律则明确规定了证券商的概念。我国证券法未直接采用证券商这一概念，而是规定了证券公司等概念。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19、129条的规定，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两类，二者均可从事经纪业务，也就是说，我国的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证券经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37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作为证券经纪人，证券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本文暂且将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称为证券公司经纪人，以别于其他经纪人。
由于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广大投资者很难作出合适的证券投资选择，且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3条的规定，一般投资者不得进入证券交易所亲自参加交易，加之作为自然人（以佣金为收入来源的一类证券从业人员）和非法人的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证券经纪人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于证券公司才能实现其证券经纪的功能，因而，证券公司经纪人便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直接与证券投资者发生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风险的承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证券法立法目的实现，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问题，世界各国规定不一，但大致可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规定而划分开来。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民事相关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这种关系规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先让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再论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之考察
现代社会，英美文化对各国影响极大，在证券业界这种影响更是凸现耀眼，其中尤以美国的证券立法走在世界前例，为各国所效仿。
理论上，“英美法认为，经纪人是为获得报酬被雇于进行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人”，“通常是收取佣金为买方或卖方购买或出卖股票、债券、商品或劳务的人。[1]法律上，（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3条第A款第4项把”经纪商“广泛地定义为”任何他人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的人，但不包括银行。“该法注释中说明，经纪商”纯粹是代客买卖，担任委托客户之“。[2]美国法院判断一个人是否经纪商的标准有，（1）该人他人买卖了证券，从事了证券业务。活动不一定是全日的；（2）在从事证券买卖中，该人收取了佣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3）该人向公众视自己为经纪商；（4）该人代顾客保管了资金或证券。[3]英国1889年<经纪人法）规定经纪人是人之一。根据有关商事法律规定，经纪人是受雇代表他人从事购买或售卖的一种人。[4]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是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委托证券公司证券买卖业务，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是投资者的人。那么，英美法系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一般意义上的，是由一人代另一人为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人（本人）。[5]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各国民法关于的规定并不一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自成一体，其涉及范围比大陆法系广泛得多。但英美法中的主要是委托，有关立法、判例和学说很少涉及法定。这是因为英美法中的家庭法律制度及信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大陆法中法定的职能。在英美法中，有关商事都是委托，而且都是有偿的[6].其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团体成员的内部关系。合伙被认为是法的一个分支、合伙人之间、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互为关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是人与被人的关系，雇主对雇员在业务范围内的一切活动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二，企业与相对人进行交易时形成所谓”企业交易“。无论交易以企业的名义，还是以企业成员的名义进行，企业本身须对自由交易产生的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负责。于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广义概念，即人不论是以被人名义，还是以人本人名义代被人为法律行为，不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被人，还是间接归属被人都是。前者就是直接，后者是间接。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来说：”广义乃是多种法律制度之综合，其所以范围渺无穷尽，自由世界的一切事物无不籍此而推进。一个人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出售商品、代表自己接受财产的转让，与他自己亲自进行这些行为具有同样的效力。众所周知，假如没有制度一切企业都将无法存在。“[7]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这样呢？弗里德曼说：”任何声称是关系的最终真正及主要主题及目的，都是通过人的行动来构成委托人与外人的直接合同关系。这是的核心。“[8]普通法强调的核心是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并为了维护这样的确定性质而付出了代价，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到漠视，未能取得充分发展。故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广义概念，不仅承认大陆法中的”直接“关系，也承认大陆法中所谓”间接“关系[9]，其间接 （或隐名）主要指各种行纪关系及商、经纪人等在商业活动中与委托人及第三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也包括一切非商事性质的不公开人身份的关系[10]，居间人、行纪人、拍卖人等都处于人的法律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没有独立存在的行纪、居间制度。经纪人、人、中间人成为同义词。无怪乎，《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将英文”Agency“译为商、业、居间介绍、媒介等，基本上与中介同义（《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之意。），因此，在广义概念的基础上，英美法系国家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由证券公司经纪人客户买卖证券符合实务，保证了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同一。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考察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法律概念和制度上都存在着差异，有关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不同法律规定就是明显的一例。
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系广义，由委托所生之业务大多，产生委托的法律关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由委托所生的法律关系有委托、行纪和居间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称仅指人以被人名义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人，系狭义的概念。<日本民法典》第 99、100条规定：“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是人在权限内依本人之名义为意思表示，其效力直接及与本人，学说上称之为直接。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与之应严予区别者，系所谓间接。所谓间接，系指以自己之名义，为本人之计算，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首先对间接人发生，然后依间接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转移于本人之制度。由是可知，间接非属民法上所称之，只可谓为类似之制度而已。关于间接，民法仅于行纪设有特别规定，于其他情形，则依其内部法律关系处理之。[11]“证券经纪商系接受客户委托，为他人计算买卖有价证券，乃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之交易”，“此所谓以自己名义为之，系指证券经纪商代客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从事买卖，均以证券经纪商名义为之，而与该相对人订立契约即可。”[12]可见，在大陆法系狭义概念的基础上，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不是投资者的人。在日本证券交易制度中，始终坚持了狭义制度。为了贯彻民法典中狭义制度，在证券交易中，将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证券公司名义为客户买卖证券规定为“佣金”，以区别于民事制度中的“一般”[13]，并规定佣金适用日本商法典关于行纪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16条更是明确规定，从事有价证券买卖之行纪或居间者为证券经纪商。很明显，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证券经纪人与人不是同一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不是关系，而是行纪、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居间概念和制度决定的。所谓行纪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接受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用他方的费用，为他方办理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并获得佣金。行纪制度源于古罗马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行纪制度可见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商法典，瑞士债务法也有规定。（日本商法典）第 551条规定：“行纪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买卖物品为业。”由于行纪行为的后果，需由行纪人另为转移行为，转给委托人，故行纪实为间接。所谓居间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按另一方的要求，向另一方提供与第三人订约的机会或作为他们之间订约的媒介，并获得佣金。居间制度在古罗马时代已有之，近代居间合同始见于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以及瑞士债务法中都有居间的规定。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行纪、居间业务。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是行纪或居间关系。
当然，由于英美证券法律制度领导着世界的潮流，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免深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例是上文提到的日本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佣金”，日本商法典明文规定它实质是行纪，却仍沿用“”一词称谓它。
三、我国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法律思考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我国理论界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从实际运作来看，经纪行为从本质上具有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切指民事行为中的委托行为，”[14]即委托关系。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证券交易行纪法律关系或证券交易居间法律关系[15].有观点则认为是信托关系[16].还有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经纪法律关系[17].立法上，对二者关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混淆。首先，证券法第 137条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条文本身就存在弊病。该条将证券公司经纪人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在法律上讲，中介的含义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溯源。如前所析，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与中介基本上是同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和中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有人认为中介业务就是接受委托，进行竞价、促成成交，通知委托者办理清算、交割、过户手续等等[18]，这与同为本条规定的业务有何区别呢？如何理解该条中规定的与中介的概念及其关系呢？其次，同为，民法通则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根据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客户买卖证券。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民法通则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狭义的定义。依据我国现行民商法之根本大法-（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民商法上的“必须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而不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使其法律效果间接归于被人，则不得称为”[19].也就是说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必须以投资者的名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才为。然而，根据我国证券法第 103条的规定，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经纪人执行客户委托须以自己名义进行。由此，我国证券法上的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制度不一致。若用英美法系的概念解释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概念，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与中介的概念属同浯反复。若采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一致，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就不应该采用的概念，规定为“代为”客户买卖证券似乎更为适当。再次，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同合同法的规定不一。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和居间制度。这些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业务界定为行纪、居间，与民法通则的有关概念和规定保持了一致，与证券法的相关内容有别。如（合同法）第419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的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规定为行纪关系。上述种种不同规定导致证券公司经纪人和投资者之间关系难以确定，使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那么，在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下，他们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先生说过“民法的范畴是证券法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任何专门的证券法可以独立存在，所以他们亦要考虑民法及其他关于金融产品的法律的发展。”[20]其言下之意乃在于证券法应建立在民法的范畴之上。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法制系统工程来看，性质相同此相近的法律、法规使用的法律概念和词语及其含义应该保持一致。否则，将使整个法律体系混乱，给执法者和受法者的执法和受法造成巨大困难。从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言，虽然特别优于基本法，但在法律概念上应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几种相近的民法范畴的比较中探寻之。
1.委托和行纪的不同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分为法定、指定、委托。委托是基于当事人意示表示而发生权的。委托和行纪在我国古已有之，民法通则中只明文规定了委托制度，却没有规定行纪制度，也就是说，只规定-厂委托法律关系，没有规定行纪法律关系。但现实生活中行纪大量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行纪业蓬勃发展，延至今日，已成规模。我国实务对行纪是肯定和保护的。合同法第22章，共10个条文，对行纪合同进行专章规定。就我国有关委托和行纪的有关规定与实务以及国外立法规定来看，二者存在以下区别：
（1）身份不同。委托的人无须特殊身份，只要是一般民事主体即可。行纪人是多为具有特定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一般都具有商号身份，如信托商店、证券公司等。
（2）名义不同。委托的人以被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行纪人则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如，我国合同法第414条中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
（3）行为效果不同。委托的法律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行纪的法律效果直接归于行纪人，间接归于委托人。委托人与交易的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均由行纪人和相对人直接承担，然后再由行纪人转移给委托人。如我国合同法第421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日本商法典第552条和台湾民法典第578条也有类似规定。
（4）行为的范围不同。作为一般民事制度，委托的范围没有具体的限制，而行纪人只能从事法律允许从事的业务。如我国合同法第414、419条规定行纪人只能“从事贸易活动”、“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等。日本将行纪限于为物品的买卖或其他非买卖行为。德国的行纪限于为商品或有价证券的买卖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将行纪限于动产的买卖行为及其他商业上的交易行为。
（5）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行纪行为是有偿法律行为，委托人应该支付报酬。
可见，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委托与行纪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是以自己名义入市交易、清算、交割并承担责任，这实属行纪行为，二者之间形成行纪法律关系，而不是委托法律关系。合同法第419条的规定正说明了这一关系是行纪关系。区别和行纪的意义在于分清当事人及其责任。在行纪关系下，投资人只能与证券公司经纪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不涉及交易中的对方。集中交易时直接交易双方是证券公司经纪人。若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投资者无权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求偿。此种法律关系之弊病在于，如果证券公司经纪人不行使求偿权，投资者则会因不是当事人，没有求偿权，导致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为避免此种弊病，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特殊规定。“为使交易之效果在涉及民事责任或诉权时归于真正下单之投资人，证券交易法在1977年修正时，在第20条第4项规定：委托证券商以行纪名义买入或卖出之人，视为前项之取得人或出卖人，”[21]也就是说，将投资者视为证券交易的直接当事人，有权超越证券商，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台湾地区的这一修正弥补了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为行纪关系的不足，值得我们参考。若将二者的关系确定为委托，那么，一旦出现交易纠纷或事故，权利、义务完全归于委托人（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经纪人无关，证券公司经纪人对证券市场和交易不负任何责任，届时投资者不但找不到相对交易人，而且更难于举证，其利益必将无法得到及时合法的保护，此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相谬。我国证券法将二者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委托不符，与合同法相冲突，与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合。
2、委托与居间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居间早已存在，称居间人为“互郎”、“牙行”或“牙纪”。古罗马也有居间制度。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居间，但我国实务上一直承认居间。合同法第23章专章共 4条规定了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他方委托人支付报酬。从有关立法和实务上看，委托和居间虽都建立在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上，但二者区别很大。
（1）行为的内容不同。委托人本人与第三人签定合同，并可决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内容，处理的事物一般具有法律意义。居间人仅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并不直接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办理的事务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
（2）行为的名义和目的不同。委托人以被人的名义为其服务，对被人负责。而居间人则是以自己名义从事媒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负有诚实居间的义务。
（3）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有偿也可无偿，由当事人选择决定。居间则是有偿的，但只能在有居问结果时才得请求报酬。
可见，委托与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证券法律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居间业务，就是说，允许证券商接受委托，为他人报告订约机会，介绍买方和卖方，或为订约媒介促成其成交。我国证券法对此未有明确规定，而是在第137条规定了“中介”二字。<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从法律上讲，证券法规定的“中介业务”实际上就有：述的居间业务。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的居间业务为数不少，理应受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证券经纪商是居间人的观点与现代各国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22].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行纪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全面，可能会大量出现居间人和行纪人重叠的现象，单纯居间业务减少，似无存在之必要，但长远看来，随着交易制度的完善、交易方式的科技化和市场的国际化，证券交易的方式呈多样化，证券公司经纪人作为居间人仍有存在之必要。
3.行纪与信托的不同
我国理论界曾经称行纪为信托，因英美法上另有与行纪涵义完全不同的信托制度，为了区别，而不再称行纪为信托。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起源寸：中世纪英国衡乎法的用益权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转移与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是指委托人（信托入）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则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在行纪和信托关系中，行纪人和受托人虽都基于信任关系，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和处分特定财产，但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
（1）性质刁；同。合同法414条明确规定行纪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则是一种财产管理关系，英美法上的信托类似于大陆法中的某些他物权制度。
（2）当事人不同。行纪的当事人为委托人和行纪人，信托的当事人有信托人、受托人和信托受益人三方。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所有权属受托人，利益属受益人，且受益人不一定是委托人，通常为第三人。行纪关系的委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均归于委托入，无分离的可能。
（3）行为的内容不同。行纪人主要从事代客买卖等业务，而且必须服从委托人的指示。信托人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行为范围远大于行纪人所能为。
（4）成立要件不同。信托须以财产交付给受托人为成立要件，行纪则不以交付财产为成立要件。
（5）法律责任不同。违反行纪合同主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中则有完全不同于合同责任的信托责任[23].（6）享有介入权不同。在委托人无相反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于受托出售或购入的物品，行纪人可以自己作为买受人或出卖人购入或售出，这就是行纪人的介入权，合同法第419条给予了规定。在信托关系中，为防范利益冲突，禁止受托人拥有介入权，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卖给自己，不得用信托资产购买自己的财物。
可见，在行纪与信托之间，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代客买卖证券，实属行纪性质，非为信托。
关于证券经纪商在接受投资者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经纪法律关系的观点[24]，从其对经纪的界定来看，经纪即为我们所说的行纪。“经纪是指一方 （经纪人）接受他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利益从事物品的卖出和买入等行为并收取报酬的行为。”[25]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在论述台湾证券交易法时认为，所谓经纪依民法第576条之规定乃是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为动产之买卖或其他商业上之交易，而受报酬之营业。所谓经纪商，依证交法第15条、第16条之规定，乃是指经营有价证券买卖之经纪或民间之业务者。对经纪的这种解释及其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规定，实际上都是对行纪的定义和有关规定，甚至条文中采用的字眼原本就是“行纪”。我们认为，该观点所说的经纪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行纪法律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务中，并没有规定经纪法律关系，而是将行纪法律关系确定了下来。既然已经有了行纪法律关系，再无必要规定一个与行纪法律关系基本相同的经纪法律关系，“画蛇添足”，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因此，我们认为，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是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民法范畴决定的。一位知名的法学家曾经提及，如果要执行法律，法律的条文必须准确，以防止不法者在法律漏洞中运作，削弱法律的公信力。对于证券法第 137条的规定与民法的有关规定相脱节之处，极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将证券法第137条规定的“”解释为适用行纪的有关规定，“中介业务”解释为居间业务等，以求法律、法规的准确性、完整性、严密性，以满足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证券法的作用。
[摘要]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但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使得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也使得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下治理结构的缺陷，并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出了改进意见。
[关键词] 国有股 股权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一、 引言
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人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同时，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家在股权安排上分别设置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目前，在我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64%属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其余为能够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股票构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态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和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既不合理，也不规范，进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股权分置还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机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完全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管理行为严重扭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就无法谈起。
二、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讲，股权结构就是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而严格的公司治理定义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股权结构（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费方域，1998）。在股权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经营管理（Li,2000），但解决了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外部公众股东难以治理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之后，又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权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时，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有效地保护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小股东的利益，但小股东通常没有主动进行公司治理的动力，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三、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扫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属于高度集中的类型，这与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与英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引进日德模式进行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行为却与日德模式大股东的行为迥然不同，反倒表现出股权分散时的公司经营者行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公众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权分置状况，违背了现代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虚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资委建立了以层级授权经营为特征的国有资产委托体制，但这些出资者代表既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也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他们不可能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茧自缚。再加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数的差异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会为了各种自我目的而违背股东的利益（潘秀丽，2005），因此，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遑论中小投资者。
2、 股权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
股权集中度过高主要是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重过大，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必然造成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不利于公司经营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得国有资产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此外，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还使得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场机制的评价和约束功能被弱化。
3、 大股东“超强控制”，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监事会形同虚设。
股东大会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的重要平台，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得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缺乏代表性，股东大会成为了实质上的“大股东会”，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使股东大会成了大股东的“一言堂”。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有悖于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以行政方式任命公司董事，在公司的董事会中更多的是大股东的代表，董事执行决策听命与政府，而不是基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发展事态（岳彦芳，2002）。监事会成员也基本上是从内部产生，其身份和行政关系不能保持独立，加上他们的自身素质低下和专业知识的匮乏，致使监事会基本上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职责，外部监事又极少参与监事会，所以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其合法权益被剥夺，从而产生了很多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
4、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1）、政府控制呈现两重性。政府持股（即国有股东）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国有股东的“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借助国有产权对公司资源配置的政治或行政干预，损害了企业表现，从而造成了企业的价值损失，但经营者会利用政府对企业行政上的“超强控制“而推卸经营责任，转嫁自身的风险。此外，国有股东还可以利用“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对企业实行微妙的政策倾斜及特殊的优惠待遇，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田利辉，2005），但这又会加剧不公平竞争，使国企经营者利用垄断优势坐享其成。
（2）、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不完善。近年来，La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屡屡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夏立军、方轶强，2005）。现行《公司法》对股东议事规则规定不明，对股东权的规定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弱，也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等，因此大股东能轻而易举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证券法》是在我国的证券市场设立8年后才姗姗来迟，况且其实施结果也未能使投资者得到实质性保护。
（3）、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经理人市场也是一种从外部监督公司经营者的重要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将不断评价公司经营者的业绩，迫使经营者避免因经营不善被替换或被解雇而努力工作。但我国的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4）、银行监督名存实亡。银行对公司行为虽然不能进行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对公司签订约束性条款来实施监督，这种约束性条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效的。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Grossman and Hart,1982）.银行作为国企最大的债权人，应当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内在的还债压力和自我约束动力，因而导致本应成为预算硬约束的银行债务却变成了预算软约束，银行监督名存实亡。
四、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思考
由于法律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现状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既不同于日德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但国有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不一致。这些特征决定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护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陈晓 王琨，2005）。
1、推进公司治理完善的真正动力是股东而绝非政府监管部门，这就要求政府要抛弃那种家长式监管思维，“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就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大股东不能积极参与并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那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便会成为空谈（陈锐，2005）。因此，必须在解决“所有者缺位”和股权分置问题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利益驱动，促使大股东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治理。但同时也必须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来防止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信贷担保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逐步地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彻底抑制一股独大结构下大股东权力滥用，使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但即使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状况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现阶段国有股减持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现行体制制约而难以实施的情况下，通过将国有股的所有权分配给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政府机构和控股公司，增加控股股东的数量和相互间的制衡能力，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同时对第一大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加以限制，可能是完善公司治理行之有效的选择（陈晓 王琨，2005）。此外，培育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以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的制衡关系（董秀良，2001）。
3、不同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效力的差异是导致国家之间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差异的根本原因（La Porta,2000）。我国属于民法系国家，对各项法律的制定是以规则的形式体现，因而难以避免公司内部人绕过法律侵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基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差异，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而不是照搬英美法系的立法原则，使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更侧重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新《公司法》不仅吸收了“累积投票制”和“股份收买请求权”，而且还设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种“可诉性”使中小股东可以用法律的方式和大股东平起平坐，实在不行还可以退股，切实保证了中小股东的资金安全。“国九条”也指出要把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4、从根本上讲，公司治理旨在克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下公司运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的问题是双层次的，第一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即管理层）之间的问题，第二是控股股东（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问题。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所有者、大股东及经营者往往很难区分，尽管十六大后我国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问题也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所以，我国公司治理的核心仍是如何解决“大股东—管理层”同盟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初衷是为了让其作为“局外人”（outsider）来权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是独立董事地位不独立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权而成为“花瓶董事”。因此，要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要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做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同时还要建立对独立董事与管理层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处罚机制（赵海林等，2005）。健全董事制度，避免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引进“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以防止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是完善公司治理所必需的。
5、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和德国的全能银行制不是我国银企关系的最佳选择，除非国有银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另外，我国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机构和向企业投资。我们不知道作出如此规定的深层原因，所以实行保持距离型银企关系，对企业进行“相机条件”下的控制，是我国的一种现实选择（李红霞，2004）。此外，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是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使两权分离条件下委托人与人之间激励不相容变成相容，因此我国应加强经理人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条件。
内容提要：通过回顾中国证券市场中证券公司经营失败的退出方式和客户权利保护的现状，认为采用同业托管和国家财政处置和收购客户资产的方式缺乏法律的制度性规定，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仅不利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而且也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建议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一方面促进证券公司间的重组和收购，以减少证券公司退出对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抓紧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以制度化的方式保护投资者利益。 关键词： 证券公司 经营失败 客户利益 赔偿基金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的问题。但作为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而具有特殊性。在我国，证券公司往往集经纪商、承销商和保荐机构、机构投资者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其经营范围涉及全国和境外，其经营失败还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本文将结合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重点讨论作为证券公司客户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类型
本文所指的投资者是从证券公司客户的角度来谈的，并不是指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者。实践中，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影响客户的权利主要是集中在经纪业务和委托理财业务方面。具体而言，客户与证券公司主要的利益连接点主要包括下列类型：
1、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存托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是客户用于保证证券投资交易、结算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所有。但是长期以来，交易结算资金往往存放在证券公司处。正常状况下，证券公司应当帮助客户开列资金帐户，该帐户内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客户对该类资金具有取回权。但当证券公司因挪用而无法返还时，就形成了客户对证券公司的债权。
2、证券类资产的托管方。同样，根据国内目前的证券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应为客户开立与资金帐户对应的股票帐户，用于记载其购得的证券类资产（包括国债、基金单位）。这些资产实际托管在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在实践中常将客户资产与其自营资产混同，挪用客户的证券类资产。
3、资产管理的委托人。实践中，客户将资金委托给证券公司，双方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受托证券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授权进行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计划。委托合同届满后，返还本金和一定的受益。为招揽客户加入委托理财计划，证券公司往往在合同中承诺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高收益和回报，即保底条款。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三种。在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时，委托人的财产权利 （特别是违规理财行为）如何保护已经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4、借款人（质押权人）。实践中，客户可以直接将钱存入证券公司（或其营业部等分支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还有的证券公司还有将客户的资金进行国债回购融资，由证券公司出具虚假的国债或其他证券托管凭证给客户，证券公司通过这种形式向客户融资或融券，也形成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2004 年11月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连续了《短期券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规定，可望会给证券公司的合法的融资带来机会和可能性。当然这些融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借款人类型：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股票的质押权人）。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
1、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
破产是指证券公司发生支付危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法继续经营情况时，由法院宣告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破产程序一般由法院主持，公平处置证券公司的债权。国际证券市场已经发生多起证券公司破产的实例：1997 年日本三洋证券、小川证券、山一证券破产，韩国高丽证券破产，中国香港地区正达行证券公司破产。根据报道，中国的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的破产案件已由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受所在地《破产法》的规制，特别是在破产的程序性规定上，可以准用破产的民商事程序。但是金融机构的破产与一般企业的破产在实体性规定上具有较多的不同点。各国各地区在破产法之外均有特别的规定，主要包括破产案件的受理标准、依职权宣告破产等。这些特别法的规定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分工和权经济改革限分工问题。例如，美国 《1978年破产 改造法》授权美国证交会 （SEC）参与证 券公司的破产。我国 《商业银行法》第 71条和 《保险法》第 86条分别作出相关 规定：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应该经 过金融监管机构同意；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组织金融监督 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 在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我国 《证券法》却唯独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应该说存 在立法上的重大不足。使我国法院在证券 公司的破产案件上缺乏特别性的法律规定，更无法准确处理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权利衔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权力模糊和缺位，有可能会增大证券公司破产对证券 市场的冲击，特别是会损害投资者的利 益，动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因为，法院在处理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其 专业能力和对资本市场的独特性明显不如 专业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保护是证券公司破产法应当亟待完 善的内容。
2、托管经营的逐步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托管经营是中国处理问题券商广泛采用的方法，托管具有明显的权 宜之计和过渡性质。从托管实践模式看， 包括以下三种模式： （1）同业托管经营，由新成立券商或老券商托管违法券商和问 题券商。在新券商托管中，新的出资者解 决问题证券公司个人账户窟窿，接管其证券营业部，获得证券牌照，成立新证券公 司。太平洋证券托管云南证券便是新成立 券商托管的适例，而老券商托管经营往往不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中国民族证券托 管鞍山证券、东北证券托管新华证券就属 于这种情况。 （2）行政接管：2004 年初国家组成托管组接管南方证券。 （3）资 产管理公司托管证券公司。如 2004年 7 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恒信证券、德恒证券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托管闵发证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
但是对托管经营的法律性质，托管方和被托管方、投资者、债权人的关系却从 来没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从而造成大量 悬而未决的问题。托管机构和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职工发生的法律诉讼和纠纷不断发生，法院在处理类型案件中由于无法可依，存在极大的任意性，造成证券市场的严重混乱。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整体不景 气的情况下，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认为托 管是一种重组和合并，要求托管机构承继问题券商的全部债务，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证券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
3、非破产清算方式
企业的解散包括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前者是指股东方通过一定的程序宣布 结束合资关系，法人因发起人（或股东）合意而消灭；强制解散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被国家行政机关命令 解散的情形。强制解散的原因包括：不遵 守行政法规的行为，如不参加年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污染行为，股东出资瑕疵， 达不到法人成立条件等。证券公司是特许 行业，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双重行政管制，所以证券公司的强 制解散包括许可证取消和工商执照吊销。 无论是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证券公司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才能退出市场。我国法律 在破产清算程序上明显存在立法不足。
4、吸收合并的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重组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 合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证券公司吸收合 并或新设合并情况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问题。从吸收合并的主体来看，目前法律尚禁止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也不允许外资 介入投资银行和基金业务以外的其他证券 业务。因此，在目前的法律前提下，只能是中资的证券公司的收购。根据法理，合 并包括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这两种收 购，都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为，证券公司的资产本身构成投资者、债权人 利益的一般担保。证券公司被合并后，产 生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的债务 承担问题。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1、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实践
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退出实践包括下 列几种方式：通过批准新的券商成立，要 求新的券商来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特别是其中的客户保证金债务。太平洋证券托 管云南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及相关经纪业务部门属于适例。国家在查清违规券商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或央行再贷款或发债的方式，解决券商的资 金短缺和支付危机。2004 年 10 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就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公告作出解释。对被处置 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按照分类原则进行有限赔付，即对个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全额收购。显然公告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国家为化解金融危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角度来处理证券公司退出时的客户利益保护问题。为了防止券商支付危机的发生，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允 许券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来提高净资本和支付能力。南方证券在被托管之前，就 曾经成功地增资扩股。
2、我国解决券商退出的方案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导向，属于权益之计。因而存 在一定的问题：无论是央行再贷款还是发 债来解决券商退出市场的遗留问题，其实本质上均是由国家财政进行支付。也就是 说由全民来承担券商违规经营的后果。这 无疑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另外，由于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一些民营证券公司逐步退出市场，如果完全由国家承 担退出成本，就存在公共财政为民营机构承担债务的问题。从目前我国证券投资者 损失救济的实践可以看出，基本上是采用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区别对待的 “分类处置”的原则。对于机构客户的债权国 家一般不予处理，即个人债权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无论是机构债权还是个人债权，债权本身是没有优劣区别的，这是债 权平等原则的应然之义。况且，其实严格 区分机构债权和个人债权可能会违反政策设计者的良好的初衷，特别是在基金和其 他集合理财计划中，虽然委托人是以基金 等机构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背后的受益人或财产的实际拥有方是个人财产。
总之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及配套 制度存在明显的任意性，本身规范化程度 远远不够，造成投资者利益保护缺乏有效 的长期的规范体系。
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 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1、积极推动证券公司的市场化收购和重组
可以说，有效的产权交易和收购市场的形成、运行，对证券业经营风险的自我化解具有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我国证券公司在经营上同质化明显，市场细分不够。另一方面，证券业存在寡头垄断和恶性竞争。证券公司的赢利模式雷同，造成证券公司难以适应市场，而恶性竞争提高了证券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生存能力。通过证券公司之间收购和兼并，从外部治理和控制权市场的角度促进证券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然控制权市场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证券公司本身股权的多元化和完备的产权交易机制，就目前而言，应该说这些条件的完全具备尚需假以时日。目前，证券公司之间的市场化收购还不普遍，比较多的是证券行业主管部门以政策为导向的危机处理机制。这种行政性的 “拉郎配”式的重组，造成了证券公司退出市场问题上问题丛生。因此，应该放宽证券公司股东的持股资格的限制，允许实力民营机构收购证券公司，促进证券公司的股权多元化。除此以外，国家还应该鼓励证券公司股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收购和兼并，限制和破除证券公司经营的地方依赖性。
2、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设计
投资者赔偿基金是发达国家应对证券市场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与存款保险制度一样，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关于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因各国而不同。可以说，各国建立的投资者保护计划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重组的趋势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已刻不容缓。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下列制度设计：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可以成立投资者利益赔偿基金，以公司化形式进行组织运作。该公司性质上为国家特设公司，类似于公益法人的地位，受特别法的调整。初始资本由国家财政拨付。但其成立后，国家不再拨付资金，而是由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会员公司按照其总资产的一定比例缴纳投资者利益保护基金，该保护基金必须逐年实际缴纳。从行政隶属关系上，可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但行政管理机构不得干预投资者利益保护公司的日常管理。行政管理权的内容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的审批、重大投资项目的备案制和合规性、合法性的监督等从赔偿对象和标准上看，主要是适用于被吊销金融证券经营资格或进入强制性清算程序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客户的债权。具体程序上看，应该由清算组在登记和确认债权数额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作限额赔偿。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证券法的出台是我国证券界和法律界的幸事。但证券法将作为经纪人的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在考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二者关系的规定及其成因之后，作者立足我国法律体系，尤其是在民商法律制度和范畴的基础上，对若干相近民法范畴进行比较，认为证券法理应立足国情，将二者的关系界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
关键词：经纪人 证券公司 投资者 法律关系
在证券市场中，证券商以其特有地位，发挥着促进证券流转的枢纽功能。各国证券法对“证券商”一词的界定与使用不同。美国证券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证券商的概念，代之以经纪人（brokers）、自营商（dealers）、人（agent）和“broker-dealer”等概念。韩国、日本的证券交易法通过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业务”内容的界定间接明确证券商的概念。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证券法律则明确规定了证券商的概念。我国证券法未直接采用证券商这一概念，而是规定了证券公司等概念。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19、129条的规定，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两类，二者均可从事经纪业务，也就是说，我国的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证券经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37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作为证券经纪人，证券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本文暂且将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称为证券公司经纪人，以别于其他经纪人。
由于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广大投资者很难作出合适的证券投资选择，且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3条的规定，一般投资者不得进入证券交易所亲自参加交易，加之作为自然人（以佣金为收入来源的一类证券从业人员）和非法人的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证券经纪人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于证券公司才能实现其证券经纪的功能，因而，证券公司经纪人便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直接与证券投资者发生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风险的承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证券法立法目的实现，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问题，世界各国规定不一，但大致可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规定而划分开来。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民事相关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这种关系规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先让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再论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之考察
现代社会，英美文化对各国影响极大，在证券业界这种影响更是凸现耀眼，其中尤以美国的证券立法走在世界前例，为各国所效仿。
理论上，“英美法认为，经纪人是为获得报酬被雇于进行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人”，“通常是收取佣金为买方或卖方购买或出卖股票、债券、商品或劳务的人。[1]法律上，（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3条第A款第4项把”经纪商“广泛地定义为”任何他人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的人，但不包括银行。“该法注释中说明，经纪商”纯粹是代客买卖，担任委托客户之“。[2]美国法院判断一个人是否经纪商的标准有，（1）该人他人买卖了证券，从事了证券业务。活动不一定是全日的；（2）在从事证券买卖中，该人收取了佣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3）该人向公众视自己为经纪商；（4）该人代顾客保管了资金或证券。[3]英国1889年<经纪人法）规定经纪人是人之一。根据有关商事法律规定，经纪人是受雇代表他人从事购买或售卖的一种人。[4]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是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委托证券公司证券买卖业务，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是投资者的人。那么，英美法系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一般意义上的，是由一人代另一人为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人（本人）。[5]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各国民法关于的规定并不一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自成一体，其涉及范围比大陆法系广泛得多。但英美法中的主要是委托，有关立法、判例和学说很少涉及法定。这是因为英美法中的家庭法律制度及信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大陆法中法定的职能。在英美法中，有关商事都是委托，而且都是有偿的[6].其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团体成员的内部关系。合伙被认为是法的一个分支、合伙人之间、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互为关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是人与被人的关系，雇主对雇员在业务范围内的一切活动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二，企业与相对人进行交易时形成所谓”企业交易“。无论交易以企业的名义，还是以企业成员的名义进行，企业本身须对自由交易产生的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负责。于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广义概念，即人不论是以被人名义，还是以人本人名义代被人为法律行为，不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被人，还是间接归属被人都是。前者就是直接，后者是间接。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来说：”广义乃是多种法律制度之综合，其所以范围渺无穷尽，自由世界的一切事物无不籍此而推进。一个人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出售商品、代表自己接受财产的转让，与他自己亲自进行这些行为具有同样的效力。众所周知，假如没有制度一切企业都将无法存在。“[7]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这样呢？弗里德曼说：”任何声称是关系的最终真正及主要主题及目的，都是通过人的行动来构成委托人与外人的直接合同关系。这是的核心。“[8]普通法强调的核心是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并为了维护这样的确定性质而付出了代价，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到漠视，未能取得充分发展。故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广义概念，不仅承认大陆法中的”直接“关系，也承认大陆法中所谓”间接“关系[9]，其间接 （或隐名）主要指各种行纪关系及商、经纪人等在商业活动中与委托人及第三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也包括一切非商事性质的不公开人身份的关系[10]，居间人、行纪人、拍卖人等都处于人的法律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没有独立存在的行纪、居间制度。经纪人、人、中间人成为同义词。无怪乎，《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将英文”Agency“译为商、业、居间介绍、媒介等，基本上与中介同义（《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之意。），因此，在广义概念的基础上，英美法系国家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由证券公司经纪人客户买卖证券符合实务，保证了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同一。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考察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法律概念和制度上都存在着差异，有关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不同法律规定就是明显的一例。
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系广义，由委托所生之业务大多，产生委托的法律关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由委托所生的法律关系有委托、行纪和居间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称仅指人以被人名义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人，系狭义的概念。<日本民法典》第 99、100条规定：“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是人在权限内依本人之名义为意思表示，其效力直接及与本人，学说上称之为直接。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与之应严予区别者，系所谓间接。所谓间接，系指以自己之名义，为本人之计算，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首先对间接人发生，然后依间接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转移于本人之制度。由是可知，间接非属民法上所称之，只可谓为类似之制度而已。关于间接，民法仅于行纪设有特别规定，于其他情形，则依其内部法律关系处理之。[11]“证券经纪商系接受客户委托，为他人计算买卖有价证券，乃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之交易”，“此所谓以自己名义为之，系指证券经纪商代客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从事买卖，均以证券经纪商名义为之，而与该相对人订立契约即可。”[12]可见，在大陆法系狭义概念的基础上，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不是投资者的人。在日本证券交易制度中，始终坚持了狭义制度。为了贯彻民法典中狭义制度，在证券交易中，将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证券公司名义为客户买卖证券规定为“佣金”，以区别于民事制度中的“一般”[13]，并规定佣金适用日本商法典关于行纪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16条更是明确规定，从事有价证券买卖之行纪或居间者为证券经纪商。很明显，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证券经纪人与人不是同一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不是关系，而是行纪、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居间概念和制度决定的。所谓行纪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接受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用他方的费用，为他方办理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并获得佣金。行纪制度源于古罗马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行纪制度可见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商法典，瑞士债务法也有规定。（日本商法典）第 551条规定：“行纪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买卖物品为业。”由于行纪行为的后果，需由行纪人另为转移行为，转给委托人，故行纪实为间接。所谓居间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按另一方的要求，向另一方提供与第三人订约的机会或作为他们之间订约的媒介，并获得佣金。居间制度在古罗马时代已有之，近代居间合同始见于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以及瑞士债务法中都有居间的规定。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行纪、居间业务。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是行纪或居间关系。
当然，由于英美证券法律制度领导着世界的潮流，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免深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例是上文提到的日本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佣金”，日本商法典明文规定它实质是行纪，却仍沿用“”一词称谓它。
三、我国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法律思考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我国理论界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从实际运作来看，经纪行为从本质上具有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切指民事行为中的委托行为，”[14]即委托关系。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证券交易行纪法律关系或证券交易居间法律关系[15].有观点则认为是信托关系[16].还有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经纪法律关系[17].立法上，对二者关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混淆。首先，证券法第 137条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条文本身就存在弊病。该条将证券公司经纪人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在法律上讲，中介的含义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溯源。如前所析，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与中介基本上是同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和中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有人认为中介业务就是接受委托，进行竞价、促成成交，通知委托者办理清算、交割、过户手续等等[18]，这与同为本条规定的业务有何区别呢？如何理解该条中规定的与中介的概念及其关系呢？其次，同为，民法通则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根据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客户买卖证券。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民法通则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狭义的定义。依据我国现行民商法之根本大法-（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民商法上的“必须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而不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使其法律效果间接归于被人，则不得称为”[19].也就是说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必须以投资者的名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才为。然而，根据我国证券法第 103条的规定，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经纪人执行客户委托须以自己名义进行。由此，我国证券法上的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制度不一致。若用英美法系的概念解释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概念，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与中介的概念属同浯反复。若采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一致，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就不应该采用的概念，规定为“代为”客户买卖证券似乎更为适当。再次，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同合同法的规定不一。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和居间制度。这些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业务界定为行纪、居间，与民法通则的有关概念和规定保持了一致，与证券法的相关内容有别。如（合同法）第419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的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规定为行纪关系。上述种种不同规定导致证券公司经纪人和投资者之间关系难以确定，使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那么，在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下，他们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先生说过“民法的范畴是证券法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任何专门的证券法可以独立存在，所以他们亦要考虑民法及其他关于金融产品的法律的发展。”[20]其言下之意乃在于证券法应建立在民法的范畴之上。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法制系统工程来看，性质相同此相近的法律、法规使用的法律概念和词语及其含义应该保持一致。否则，将使整个法律体系混乱，给执法者和受法者的执法和受法造成巨大困难。从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言，虽然特别优于基本法，但在法律概念上应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几种相近的民法范畴的比较中探寻之。
1.委托和行纪的不同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分为法定、指定、委托。委托是基于当事人意示表示而发生权的。委托和行纪在我国古已有之，民法通则中只明文规定了委托制度，却没有规定行纪制度，也就是说，只规定-厂委托法律关系，没有规定行纪法律关系。但现实生活中行纪大量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行纪业蓬勃发展，延至今日，已成规模。我国实务对行纪是肯定和保护的。合同法第22章，共10个条文，对行纪合同进行专章规定。就我国有关委托和行纪的有关规定与实务以及国外立法规定来看，二者存在以下区别：
（1）身份不同。委托的人无须特殊身份，只要是一般民事主体即可。行纪人是多为具有特定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一般都具有商号身份，如信托商店、证券公司等。
（2）名义不同。委托的人以被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行纪人则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如，我国合同法第414条中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
（3）行为效果不同。委托的法律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行纪的法律效果直接归于行纪人，间接归于委托人。委托人与交易的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均由行纪人和相对人直接承担，然后再由行纪人转移给委托人。如我国合同法第421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日本商法典第552条和台湾民法典第578条也有类似规定。
（4）行为的范围不同。作为一般民事制度，委托的范围没有具体的限制，而行纪人只能从事法律允许从事的业务。如我国合同法第414、419条规定行纪人只能“从事贸易活动”、“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等。日本将行纪限于为物品的买卖或其他非买卖行为。德国的行纪限于为商品或有价证券的买卖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将行纪限于动产的买卖行为及其他商业上的交易行为。
（5）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行纪行为是有偿法律行为，委托人应该支付报酬。
可见，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委托与行纪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是以自己名义入市交易、清算、交割并承担责任，这实属行纪行为，二者之间形成行纪法律关系，而不是委托法律关系。合同法第419条的规定正说明了这一关系是行纪关系。区别和行纪的意义在于分清当事人及其责任。在行纪关系下，投资人只能与证券公司经纪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不涉及交易中的对方。集中交易时直接交易双方是证券公司经纪人。若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投资者无权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求偿。此种法律关系之弊病在于，如果证券公司经纪人不行使求偿权，投资者则会因不是当事人，没有求偿权，导致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为避免此种弊病，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特殊规定。“为使交易之效果在涉及民事责任或诉权时归于真正下单之投资人，证券交易法在1977年修正时，在第20条第4项规定：委托证券商以行纪名义买入或卖出之人，视为前项之取得人或出卖人，”[21]也就是说，将投资者视为证券交易的直接当事人，有权超越证券商，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台湾地区的这一修正弥补了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为行纪关系的不足，值得我们参考。若将二者的关系确定为委托，那么，一旦出现交易纠纷或事故，权利、义务完全归于委托人（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经纪人无关，证券公司经纪人对证券市场和交易不负任何责任，届时投资者不但找不到相对交易人，而且更难于举证，其利益必将无法得到及时合法的保护，此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相谬。我国证券法将二者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委托不符，与合同法相冲突，与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合。
2、委托与居间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居间早已存在，称居间人为“互郎”、“牙行”或“牙纪”。古罗马也有居间制度。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居间，但我国实务上一直承认居间。合同法第23章专章共 4条规定了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他方委托人支付报酬。从有关立法和实务上看，委托和居间虽都建立在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上，但二者区别很大。
（1）行为的内容不同。委托人本人与第三人签定合同，并可决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内容，处理的事物一般具有法律意义。居间人仅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并不直接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办理的事务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
（2）行为的名义和目的不同。委托人以被人的名义为其服务，对被人负责。而居间人则是以自己名义从事媒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负有诚实居间的义务。
（3）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有偿也可无偿，由当事人选择决定。居间则是有偿的，但只能在有居问结果时才得请求报酬。
可见，委托与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证券法律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居间业务，就是说，允许证券商接受委托，为他人报告订约机会，介绍买方和卖方，或为订约媒介促成其成交。我国证券法对此未有明确规定，而是在第137条规定了“中介”二字。<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从法律上讲，证券法规定的“中介业务”实际上就有：述的居间业务。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的居间业务为数不少，理应受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证券经纪商是居间人的观点与现代各国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22].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行纪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全面，可能会大量出现居间人和行纪人重叠的现象，单纯居间业务减少，似无存在之必要，但长远看来，随着交易制度的完善、交易方式的科技化和市场的国际化，证券交易的方式呈多样化，证券公司经纪人作为居间人仍有存在之必要。
3.行纪与信托的不同
我国理论界曾经称行纪为信托，因英美法上另有与行纪涵义完全不同的信托制度，为了区别，而不再称行纪为信托。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起源寸：中世纪英国衡乎法的用益权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转移与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是指委托人（信托入）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则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在行纪和信托关系中，行纪人和受托人虽都基于信任关系，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和处分特定财产，但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
（1）性质刁；同。合同法414条明确规定行纪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则是一种财产管理关系，英美法上的信托类似于大陆法中的某些他物权制度。
（2）当事人不同。行纪的当事人为委托人和行纪人，信托的当事人有信托人、受托人和信托受益人三方。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所有权属受托人，利益属受益人，且受益人不一定是委托人，通常为第三人。行纪关系的委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均归于委托入，无分离的可能。
（3）行为的内容不同。行纪人主要从事代客买卖等业务，而且必须服从委托人的指示。信托人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行为范围远大于行纪人所能为。
（4）成立要件不同。信托须以财产交付给受托人为成立要件，行纪则不以交付财产为成立要件。
（5）法律责任不同。违反行纪合同主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中则有完全不同于合同责任的信托责任[23].（6）享有介入权不同。在委托人无相反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于受托出售或购入的物品，行纪人可以自己作为买受人或出卖人购入或售出，这就是行纪人的介入权，合同法第419条给予了规定。在信托关系中，为防范利益冲突，禁止受托人拥有介入权，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卖给自己，不得用信托资产购买自己的财物。
可见，在行纪与信托之间，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代客买卖证券，实属行纪性质，非为信托。
关于证券经纪商在接受投资者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经纪法律关系的观点[24]，从其对经纪的界定来看，经纪即为我们所说的行纪。“经纪是指一方 （经纪人）接受他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利益从事物品的卖出和买入等行为并收取报酬的行为。”[25]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在论述台湾证券交易法时认为，所谓经纪依民法第576条之规定乃是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为动产之买卖或其他商业上之交易，而受报酬之营业。所谓经纪商，依证交法第15条、第16条之规定，乃是指经营有价证券买卖之经纪或民间之业务者。对经纪的这种解释及其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规定，实际上都是对行纪的定义和有关规定，甚至条文中采用的字眼原本就是“行纪”。我们认为，该观点所说的经纪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行纪法律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务中，并没有规定经纪法律关系，而是将行纪法律关系确定了下来。既然已经有了行纪法律关系，再无必要规定一个与行纪法律关系基本相同的经纪法律关系，“画蛇添足”，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因此，我们认为，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是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民法范畴决定的。一位知名的法学家曾经提及，如果要执行法律，法律的条文必须准确，以防止不法者在法律漏洞中运作，削弱法律的公信力。对于证券法第 137条的规定与民法的有关规定相脱节之处，极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将证券法第137条规定的“”解释为适用行纪的有关规定，“中介业务”解释为居间业务等，以求法律、法规的准确性、完整性、严密性，以满足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证券法的作用。
内容摘要：上市公司财务失真问题是会计学界和广大投资理财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投资者的角度，对财务失真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对会计信息重视不够、会计制度不规范、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等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 财务失真 投资者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证券产品发行人及相关人员在证券产品发行和交易过程中，依法向社会公众公开有关信息，以供投资者和相关信息使用者作判断参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内容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影响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然而投资者所得到的财务信息可能是失真的，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使得投资者信心不足，股票市场疲软，资本市场萎缩，已经威胁到了国民经济的运行，财务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从财务失真的形成原因、治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应用了博弈论、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也有研究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对会计舞弊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财务失真本身的成因和相应的对策。基于投资者的视角，关注投资者如何应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文献较少。笔者认为，由于投资者是财务信息的主要需求方，他们基于财务信息基础上的投资决策对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尤其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角度，对财务失真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研究财务失真的涵义和表现，分析财务失真的成因，探索相应的应对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财务失真的内涵
对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中所存在的虚假或不真实问题，其概念定义大致有财务失真、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舞弊、盈余管理等，笔者在此采用较为常见的“财务失真”这个词。关于其内涵，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会得出不同结论，也必然带有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趋向。笔者认为，基于投资者的视角考虑，会计信息披露的应是为投资者提供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有用信息”。 不管会计规范如何，只要会计信息没有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即使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制度的要求，这类财务信息也是失真的。凡对信息使用者决策无用、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或有相反作用的信息，如虚假的会计信息、隐瞒的会计信息、空而不实的和不及时的会计信息，均可界定为财务失真。
根据上述对财务失真的界定和违反会计信息披露规定的不同，财务失真主要是指如下几种现象：虚构编造会计信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和费用，利用债务重组调节利润，如利用关联方交易，人为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伪造往来款项，利用虚拟资产调节利润。从投资者应对财务信息披露这个意义上而言，虚假陈述、隐瞒或不及时揭露重要事项等也可以看做是上市公司财务失真的表现。
基于投资者视角的财务失真成因
（一）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对企业的经管和管理信息的不对称。这是因为管理层因为本身拥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而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有着天然的优势，投资者不能象经营者那样及时地、充分地掌握企业经营活动的信息，使其决策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投资者这种信息方面的劣势可以通过阅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得到一定的缓解，也可以通过搜集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内幕信息进行补充。但投资者因为信息搜索成本的考虑而不可能化费很大的代价来进行信息的获取。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财务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二）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关注度不够
就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而言，投资者很少真正关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甚至有相当部分的中小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根本就不去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而是根据所谓的道听途说的内幕消息，或者是“从众现象”，即跟着别人的做法简单的模仿，其投机行为远大于投资行为。
（三）会计披露制度不完善
从国际范围来看，近年来美国一系列重大的会计舞弊曝光表明了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与制度的局限性。我国虽然在规范上市公司经营行为，健全会计核算体系，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财务失真行为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现实需要来考察，还很不完善和健全，特别是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如有些法规条文的可操作性很差，这给违规者创造了条件；某些会计核算方法未能跟得上经济发展的变化，用原有的会计方法核算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经济活动，会计信息就无法真实、可靠地记录、披露企业的经济活动。再者，法律规范存在着不协调现象，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规则由证监会制定，而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两者并不能很好地协调并达成一致，这就为管理层的“会计数字游戏”留下了利用的空间。
（四）监管和惩罚力度不够
从政府监管角度看，证监会、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都有权监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各监管主体之间的权利和职责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各个监管部门缺乏配合，各自进行监管，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和相互补充的监管机制，这就导致监督效率不高、监管时效性差，监管力度也显得相对薄弱。
从惩罚的力度来看，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处罚来处理财务失真的行为，对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近几年虽然有所加强，但力度明显还不够，不能对违规者产生较强的震慑力。在民事赔偿方面惩处力度明显不够，民事索赔制度急需完善。我国在会计造假、财务信息失真引起的民事索赔制度上，远逊于西方发达国家，打击力度明显偏弱。
（五）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益的驱动
经济利益驱动与政治利益驱动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失真的最主要根源。上市公司通过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可骗取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有关管理机关的信任，从而可以发行股票及配股，从资本市场最大限度地筹集所需资金，达到向资本市场“圈钱”的目的；还可以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满足经营和扩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公司处于经济困境时，可通过这种包装行为避免被st或pt的处罚。对上市公司管理高管个人利益而言，通过失真的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粉饰自己的业绩，从而影响其职务升迁、薪酬提高、股票升值等方面的利益。
（六）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公司治理结构是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职责及功能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借鉴了监事制度，又借鉴了独立董事制度，对监督的重视可见一斑。但是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如董事会、经理会、监事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具有的作用，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内部监控的不到位，再加上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够完善，很多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就有可能对财务信息进行包装。
投资者应对上市公司财务失真的对策
（一）加强财务信息的关注和提高鉴别能力
投资者做为财务信息披露的需求方，应该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关注股价的同时必须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不要为了投机做盲目的决策。还要培养对财务、金融知道的兴趣，参加投资知识的培训和教育，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技术分析方法，提高对失真财务信息的鉴别能力。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鉴别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小投资者，因此要加大机构投资者的建设，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从外部形成对上市公司有效的约束，降低其财务失真的倾向。
（二）建立切实可行的财务失真预警机制
财务失真预警就是根据一定的财务指标，利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建立预警模型，对上市公司可能的财务失真情况进行预测和警报。这种理论经实证研究发现，确实有一定的准确度。投资者应该切实关注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利用，要把预警模型的应用和投资者的经验结合起来，力争“防患于未然”，避免因为利用失真财务信息决策所要遭受的损失。
（三）促成相关部门完善相关法律
我国规范上市公司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体系是由法律法规层次与会计准则及制度层次构成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联合建议等方式，促成有关部门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根据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针对于一些特殊事项与新生业务，及时制定相对应的制度与法规。不断完善刑法、民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实现刑法、民法、会计法与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证券法等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企业可选择性的会计处理方法，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
（四）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并加大处罚力度
投资者作为一个群体，应该通过舆论的影响，促使执法部门认真贯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加大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稽查力度和稽查面。我国证监会、税务要依法加强财务检查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应树立起强烈的风险意识、职业道德意识，提高审计质量。
对于财务失真行为的处罚，我国的《刑法》、《会计法》都做出了规定，但是对于违规者追究其个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较为弱化，不能起到惩戒与震慑作用。应该促使相关部门尽快建立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和刑事责任法规，加大对虚假财务信息提供者的惩处力度。建立一套“诉讼成本低收益高”的制裁机制，使遭受欺诈的中小投资者通过法律诉讼可以得到合理的赔偿。
（五）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及时。投资者要通过投票等方式，积极行使股东的权利，促使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首先，切实推行股权分置改革，分散大股东的股权，增加股权之间的相互制衡，以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大股东欺骗中小股东的问题。其次，优化董事会结构。董事会应实行分工负责制，并进一步完善董事会运行机制；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保证其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明确其与监事会的关系。此外，还要建立绩效评价机制，使公司管理层所得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目标约束挂钩，防止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
总之，财务失真问题具有复杂的成因，需要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才可以真正遏止财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投资者作为财务失真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害者，必须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运用各方面的能力切实降低财务失真事件发生的概率，还要对失真的的财务信息有足够的鉴别力，才能在股市中不为财务失真所扰而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实现自有资本的最大增值。
摘 要 投资公司财务管理涉及的环节较多，需要处理的利益关系复杂，再加上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这些都增加了投资公司进行科学有效财务管理的难度。投资公司在财务管理特别是在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妥善处理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争取多方共赢。
关键词 投资公司 财务管理
投资公司是通过占有其他企业一定份额的股权，以股东身份对其参、控股企业依法进行产权管理，开展资本经营，谋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投资公司不直接经营产品，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投资公司作为经营资本、经营企业的企业，其产品就是企业本身。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投资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资本经营的企业，更应该将财务管理作为其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投资公司进行对外财务管理也就是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时候，依据的是《公司法》等法律制度，主要依靠股东身份对被投企业进行控制和影响，它不能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财务指挥，这就要求投资公司在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时更要讲究方式方法。
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投资公司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投资公司财务管理的特色所在。总体而言，投资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确定被投企业特别是被控股企业经营者的财务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制定一系列经济指标来考核被控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指标完成情况，如净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由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被控股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将经营财务目标用契约形式予以确定；②随时从动态上掌握参、控股企业财务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为此，必须推动投资公司参与、控股企业实现财务一体化，使企业经常性财务信息、重大经济事项信息能及时、准确、完整地传达到投资公司，为其进行调控提供必要保证；③开展财务监控、保护投资公司的合法权益。投资公司必须依法对被投企业的筹资、投资、资产管理、成本费用、利润及财务会计报告等企业财务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以下就具体从对被投企业的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管理、预算管理、内控管理、目标责任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重点关注各个方面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不同之处。
1 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管理
与内部财务管理不同的是，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的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并不具有天然的管理权限，而对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的管理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管理而言又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投资公司应该尽可能通过寻求对被投企业的控股地位实现对其财务制度和财务人员的控制，即使不能控制也应该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投资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就应该慎重。
对于自己拥有控制能力的被投企业或者叫被控企业，为了加强对其财务管理，规范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公司可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直接参与甚至牵头制定适合该企业的财务管理规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规范被控企业重要财务决策的审批程序和账务处理程序，完善对资金、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各项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使企业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间层次分明，权责对称，责任明确。投资公司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被控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对于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并纳入对企业产权代表的考核项目。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投资公司还可以通过建立大型计算机网络系统，将所有被控企业的财务信息都集中在计算机网络上，随时调用、查询各企业的凭证、账簿、报表等信息，随时掌握各企业的经营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与控制财务制度同等重要的是控制财务人员，毕竟财务制度最终主要是财务人员在执行。根据对各被投企业的控制程度和各企业的实际财务会计管理水平，投资公司可向被控企业委派财务总监、财务主管或财务会计人员，从而更全面的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杜绝会计作假行为，为投资公司的重大决策提供财务保障。
财务人员委派制是通过向被投企业直接委派财务人员来控制或掌握其财务活动，便于投资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实际工作中一般采用会计主管委派制。即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协议或控制被投公司董事会对被投企业派出财务主管人员，委派的财务主管纳入投资公司财务部门人员编制并进行统一管理与考核奖罚，全面负责被投企业的财务事务，直接进入被投企业的管理层。为了避免会计主管在面临两级公司双重领导时无法有效处理投资公司、被投企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一方面应赋予财务主管较高的权力，如果只是作为被投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其参与决策的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应细化对财务主管的业绩考核与奖惩，避免其处于游离状态，既无压力，也无动力。被委派财务负责人应定期向投资公司述职，年度终了应提交正式述职报告，并由所在单位领导和投资公司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作为考核依据。
除委派专门财务人员外，投资公司往往还可以向被投企业派出董事、监事，他们和专门财务人员一起构成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主力和前沿。
2 全面预算管理
作为企业日常经营运作的重要工具，全面预算是企业管理支持流程之一，与其他管理支持流程相互作用，共同支持企业的业务流程。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明确并量化企业的经营目标、规范企业的管理控制、落实各责任中心的责任、明确各级责权、明确考核依据，为企业的成功提供保证。制度是一个企业的行动指南，预算则是对制度的量化。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被投企业的预算控制。
投资公司应该尽可能独立的直接组织对被投企业全面预算的制定，并尽量摆脱被投企业对预算制定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要求投资公司闭门造车，独断专行，预算制定还是应该以被投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各方潜力、最大程度的保证和平衡各方利益为原则，不过投资公司应可能的把握对预算制定程序的控制，对预算制定的决策权的控制。
全过程的预算管理是投资公司参与被投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效方法。投资公司不可能全面了解被投企业的每一个经营细节，但只要保证被投企业的经营始终处在预算之内，被投企业就基本处在投资公司的控制之中。
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主要应该配套解决的问题有完善预算的控制、跟踪、预警机制；建立预算的及时纠偏机制；落实与预算管理相对应的考核、奖惩机制。
3 内控管理
与制度管理和预算管理一样，内控管理也是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投资公司所投企业一般是普通生产或服务型企业，其内部管理环节较投资公司自身更为复杂，内控管理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内控审计是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尤其是被控企业进行内部财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公司可通过内审委员会对各被投企业定期、不定期进行全面审计或针对财务收支、资产经营效益、产权代表离任及其他专题进行专项审计，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企业的内控审计，必要时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
内控审计属于事中审计，对审计建议的可操作性和管理见效性要求很高，许多内控审计任务源于高层管理者的分析和预感，提出的内部控制审计要求一般都是针对目前或近期公司管理经营效益等重要方面的问题和管理中的重点、难点或热点。内控审计应以公司规范管理为关键点，以影响公司效益、最容易带来风险的关键环节内容为重点。
除内部审计外，投资公司每年还应该委托指定的中介机构对被投企业进行年度审计。为了真实反映问题，达到预期效果，在审计之前应先召集中介机构审计人员逐一对企业财务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行分析，制定审计计划和审计重点，然后再进行目的明确的审计，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力量，防止走过场的例行审计。
对外贷款、投资、担保是比较容易产生风险的环节，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的此类活动应该通过参与被投企业董事会决策或签订专门协议等形式严格控制或掌握。通过对贷款、投资项目的控制，可以有效控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防止企业盲目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另外，对外担保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或有负债，企业如果随意对外提供担保，其造成的损失将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为了减少风险和损失，投资公司应严格控制所投企业的对外担保行为。
4 目标责任管理
为了使投资公司准确掌握被控企业经营状况，正确评价其经营业绩,有效实现目标责任管理，必须建立一套适用的财务指标考核体系，以便开展财务分析与监督。可以下述指标为主，同时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和特点辅之以其他指标：以保守速动比率指标作为反映企业资产变现能力的指标；以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作为衡量公司在资产管理方面的效率指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以净值报酬率和净资产增值率作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
另外，投资公司在对被投企业进行财务指标目标责任管理的同时，还应该结合一些重要的非财务指标。目前，得到公认的评价企业成效的非财务指标有：①市场占有率，即企业在其产品市场中的份额；②产品质量与服务指标，包括产品瑕疵率、返修率、退货率和顾客满意度等；③生产率指标，它常用单位雇员增加额和每一直接人工小时生产量表示；④人力资源指标。在信息技术及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有形资产。因此，多数企业将雇员对本企业的满意程度、雇员培训与发展计划、劳动力流动状况、雇员技能、职位晋升等有关人力资源的指标作为考核子公司经理人员成效的重要依据；⑤企业创新能力指标。
投资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实施预算管理，把总体责任分解为各项经济指标，下达给各所投企业，同各所投企业的产权代表签订经济责任状，合理确定产权代表的收入水平，明确奖惩考核指标，充分调动企业产权代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完成资产保值增值任务。
在进行目标责任管理时，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完善是该项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除了将目标责任与被投企业高管的薪金、奖金直接挂钩外，投资公司还可以对被投企业的高管层实行实股制、虚拟持股制、经营层融资持股（mbo）、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期性激励约束机制。
5 利益分配管理
投资公司通过上述种种财务管理措施最终是为了使在被投企业中的股权分额得到尽可能的增值，这也是投资公司的收益来源。不过股权增值只是投资公司的帐面收益，要将账面收益转换成现金收益，就必须经过被投企业的利益分配过程。以股东身份控制被投企业的利益分配是投资公司实现自身利润的一个关键环节。
投资公司参与被投企业的利益分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价格转移或费用转移的形式实现利润转移；二是直接参与利润分配。
内部价格转移是指投资公司通过与被投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以高于市价向被投企业转移资产或以低于市价受让被投企业资产，从而以价差实现对被投企业利润的转移。费用转移是指投资公司将自己公司发生的费用转移到被投企业列支，这也可以实现对被投企业利润的税前分配。
价格转移和费用转移都要求投资公司对被投企业有相当的控制力，而且这两种办法还要求妥善处理相关涉税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所以其适用性不强，而直接参与利润分配则应该是主要的利益分配手段。
企业在进行利润分配时要合理处理股东股利与留存收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使投资者得到满足，使更多的投资者愿意投资，进而壮大企业。另外，对被投企业的利益分配，投资公司还应该注意处理好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摘要：战略，是企业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确立的长期经营目标与行动方针。企业为了长期更好地发展，必须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战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变化，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多，本文以跨国公司对我国r＆d投资的战略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在华投资
一、前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继而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通过调整企业结构和决策，来不断适应新环境下的市场规则。
二、跨国公司的定义
跨国公司是指依赖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及完善的管理体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活动的大型企业。
三、全球战略概念
全球战略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可以有多种战略模式。按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划分有本国中心战略、多中心战略、地区中心战略和全球中心战略4种类型；按国际经营一体化程度区分：为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和综合一体化战略3种类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从本质意义上来理解，是以全球的长期目标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统一企业的内外资源，合理安排企业的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等一系列的技术开发活动，让有限的资源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有效地运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否定了原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际性生产模式，通过对各项资源的跨国界配置、管理与协调来实现采购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研发一体化、营销一体化、财务一体化，生产专业化，并将资源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发挥到最强，最大化。
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以r&d为目的的投资行为。经分析发现，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发展速度快，但规模较小。从1994北邮－北电r&d中心开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逐年增多，增加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r&d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
2、行业分布分散，其中以信息行业为主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涉及计算机、软件、通讯、化工、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其中，计算机、软件、通讯等信息行业是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最多的行业，占总比例的一半以上。
3、投资方式多样，但主要以独资方式为主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华独资设立r&d机构；二是在合资企业内设立r&d机构；三是与我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设立r&d机构。从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更趋向于以独资的方式设立r&d机构，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价值取向和技术控制两个方面的考虑。
五、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投资的主因：
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六点因素的综合考虑：
1、市场因素。立足于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面对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华设立r&d机构，一是希望能够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条件，实现科技成果的本土化，支撑其在华的生产和销售；二是希望通过r&d投资，直接了解我国市场需求的新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开发相关产品，以支持其产品的先进性和在技术行业的垄断地位，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2、战略竞争因素。获得竞争优势。随着我国不断地引入外资，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和我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应对其竞争对手在华设立r&d机构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企业研发力量的提高，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在华设立r&d机构的步伐，希望通过在华设立r&d机构将产业内优秀的科技资源集中起来，实行对产业技术的控制和国内企业研发能力的抑制。
3、人才因素。获得高素质、低成本的人才。我国拥有着大量高素质的，而且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进行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开发的各个层次的研发工作，这对于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以上诸多分析，不难判断，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保持其长远的投资并不断扩大，这也与中国本身的条件及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战略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由始以来，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960万km土地与13亿人口；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不断完善与稳定，经济实力又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意识不断增强等，这一系列的大小因素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与巨大潜力便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进行投资。另外，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增加，同时也是出于其全球战略性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完全纳入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来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