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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纵观历史,1894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的欧洲国家债务进一步扩大。此后,借欧洲国家的经济因战争已经濒临崩溃的机会,美国又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各项援助控制了欧洲。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政治强国,直至今日。
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方面,其他国家比之于美国,其实践经验是很贫乏的。马克思说得明白,“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对象一样,与时俱进的道理决定了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必须研究美国。
有人曾经剖析过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苏联从此在历史上划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前,重工业发达的苏联使得其看起来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细究之下,其经济运行态势不仅问题多多,更是有颠覆之忧。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妇女竟然在市面上买不到日常所用的丝袜,问题严重到苏联政治局要集体讨论决定如何生产的地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其经济控制到如此地步,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同,以2010年美国经济各方面发展数据为证,可以看出美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力。而其中宏观经济层面的相关政策确保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赋予美国经济学家崭新的思维与体验,从而使得经济学的中心最终从欧洲大陆转移至美国,并长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上层建筑的宏观经济学显然是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而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下的美国经济才能够为宏观经济提供如此丰富的土壤元素。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624万亿美元(2010年,世界国家和地区第1名)。人均GDP为47,132美元(世界国家和地区第9名),经济逐渐恢复。美国的经济体系兼有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特征。
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私营机构做主要的微观经济决策,政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较为次要;然而,各级政府的总和却占GDP的3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社会福利网相对较小,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地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以上。主要农产品包括了玉米、小麦、糖和烟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区惊人的农业产量使其被誉为“世界粮仓”。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美国是飞机、钢铁、军火和电子器材的主要输出国。美国先进而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了美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总是站在新经济增长的制高点,成为引领时展的国家,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经济效益的不断涌现。而其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国家系统廉洁高效的运作。市场边界的合理划分,使得美国各个产业各司其职,运作顺畅。美国资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组合也给予了其发展的基础。
事实证明,对于宏观经济的灵活掌握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环境清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当前的发展正赋予宏观经济学以崭新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2年产出缺口开始缩小,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这种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总需求(消费、投资、净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物价的持续低位徘徊,实际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无论如何不是经济扩张的迹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的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
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续的复苏和回升势头,努力彻底走出低谷,稳步走向扩张和繁荣。要实现这个首要任务,就短期因素来说,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充分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两者势均力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只是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续繁荣和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体制的中国,光靠政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深化体制改革,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近期，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项目20__年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包含我市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核准该项目总投资5516万元，基建面积13600平方米，购置车辆120台，其中同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00万元，同意银行贷款3500万元。该项目成功得到国家立项扶持，值得我们思考。
一、抓项目要抓住苗头，加以扶植
“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能够进入国家立项范围，除了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单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营）见事早、行动快、主动申报之外，还得益于宜春经济开发区、市供销社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该企业入驻宜春经济开发区后不久，即发现宜春物流仓储业尚属空白。20__年10月，该公司向宜春经济开发区申报成立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经济开发区同意备案。20__年初，市供销社为解决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物流配送问题，积极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了“文秘杂烩网物流ganxi56”商标。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进六大产业”的决策后，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又被纳入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50个重点项目之一。
二、抓项目要出手快捷，抢占先机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获知此信息后，市发改委立即将文秘杂烩网物流仓储配送中心项目向上申报。同期，与我市邻近的某市也向上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市场”项目，但经上级主管部门查询，发现宜春已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拒绝了该市申报。该市项目申报者立即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想以50万元购买该商标，并让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成为其下属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邻近某市又以“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向上申报项目不成后，项目申报者也联系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愿意以百万元的高价求购该商标。结果，两次上门求购均被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来源：文秘站 //发改委向省申报“文秘杂烩网物流”项目，省发改委在4月中旬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于4月中旬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在短期内即以“特急”文件批复。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高效运作，印证了总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实。
三、抓项目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编制好项目
宜春是个欠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光靠自有资金发展项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业、各部门不主动想办法编制适合当地发展又能挤进国家“笼子”的项目，就难以得到国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甚至“挨骂、挨打”的艰难处境。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下，不少部门主要领导身先士卒，出主意、想办法，调动部门的主观能动性，编制了一批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好项目，并主动及时向上申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应当看到，还有一些单位总是“束手无策”，很少开动脑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况，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办法，既没有可以向上申报的现有项目，更没有可以拿来同别人竞争的项目。各部门均要积极行动起来，拿出更多适合国情、省情、市情，能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四、抓项目要抓品牌，抢注“文秘杂烩网”商标
宜春“文秘杂烩网物流”能够在此次竞争中获胜，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册“文秘杂烩网物流”商标。区域发展、区域竞争催生各地区、各行业打区域品牌，当前，不仅文秘杂烩网各市在争“文秘杂烩网”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浏阳有些行业也欲打“文秘杂烩网”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规划构建“湘东文秘杂烩网物流中心”。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地处文秘杂烩网中心点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杂烩网区域中心城市，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对我市经济的发展意义非同凡响。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由工商部门组织进行梳理，市内凡是能够使用“文秘杂烩网”冠名的企事业单位均要尽早注册“文秘杂烩网”商标，既能突出我市作为“文秘杂烩网”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却我市企事业单位今后使用“文秘杂烩网”商标的麻烦。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球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竞争力强,商品项目顺差时有发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资产需要重新评估,人民币面临增值的现状,经济体中出现发展失衡的状况,探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支持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影响因素,我们要做好调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通过这两只手共同调控经济发展的形势。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以内我们主要致力的工作。
摘要:房地产价格作为一种资产价格,所给出的信号十分丰富且受到高度重视。在房地产市场早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对房地产及其价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从课题背景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调控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经济;政策调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别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旨在遏制房价上升过快的势头,但收效甚微,房地产价格并不听政府调控的“使唤”。只有对症下药,洞悉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调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的联系,将房地产价格纳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关注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2.1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高房价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和投资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74%。2006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 比重仅50.0%,国际上各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以我国自身的历史数据作纵向对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也程逐年下滑态势。在过去的20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已经从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从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最近5 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尤为显着,最终消费比重和居民消费比重分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和9 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创下解放以来最低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已经处于失衡的状态。而以上分析表明,过高的房价使消费减少并使投资增加,是造成我国消费/ 投资比例失调并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会带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物资价格的上升,而这些物资价格的上涨又会带动其它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连锁效应,导致大量商品和服务价格升高,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办公需要商业写字楼,工厂生产需要厂房。这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办公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人们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又会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也随之上涨。企业必然将成本上涨的压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向最终消费者转嫁,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并形成通货膨胀。综合两方面的分析,房地产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导致CPI 等价格指数高企,产生通货膨胀。
2.3 房地产价格过高导致金融风险的产生过高的房价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这种泡沫经济将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泡沫经济是指由金融投机所导致的经济状态,表现为大量资产价格飙升到远远脱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其中隐藏着资产价格狂跌并引起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房地产泡沫是指由房地产投机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持续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与其使用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快,但实际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当泡沫破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系统的严重灾难和经济的萧条。
3 政策调控建议
3.1 税收调控政策税收调控政策,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实行累进课税,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平稳或降低房价。具体操作如下:对拥有一套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未进行房地产投资,不征收物业税;对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房产的家庭,视为该家庭进行了房地产投资,除第一套房免征物业税外,对第二套房征收税率较轻的物业税,如有第三套房则对第三套房征收税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业税,以此类推。
3.2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供给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给,从而降低房价。许多国家和地区运用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进行调控和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历史上数次大规模发展保障性住房。为解决普通市民住房的问题,香港政府1978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222.5 万普通市民(占当时香港居民总数的一半)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回落。在我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但由于规模小不足以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影响。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难承受,所以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将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纳入保障范围,并扩大建设规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房地产供给存在较高的自然垄断程度,在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进行调控。具体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将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时,在土地出让合同上规定该块用地所建房产的房价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价高者得之”的土地竞拍方式。若开发商在日后进行房产销售时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房价上限,依照惩罚措施对开发商进行严厉惩罚。实施最高限价法政策的好处是开发商在竞争土地时不能盲目的高价拿地,他们必须对开发成本进行核算并各自给出能承受的土地价格,土地开发权将流入到具有开发成本和开发质量有优势的开发商手中。在我国早已存在成品油、粮食的最高限价等价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产供给特别是地产供给的垄断程度高,所以必要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最高限价法调控应该是“最后的选择”,在税 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可考虑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结语
前文所述的三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单一的,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进行宏观调控。例如,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调控、保障性住房调控等政策进行调控,这样在减少房地产市场需求同时又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的作用和效果会更好。在进行保障性住房调控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采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将各种类型的比例进行科学分配。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两种政策,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纳。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三种调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产信贷控制、外资购房控制、规范楼盘销售行为等,也可以同时被使用,重要的是将所有这些政策综合运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地方分权的程度对公共物品供给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分权过度的国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会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时,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比分权化的国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地方分权化的先后次序有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分权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分权 公共物品 宏观经济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 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一、宏观经济对股票指数影响的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新增信贷额、财政收支、进口和出口额等多方面进行相关性分析。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代表人民币间接贬值,将导致股市上涨以配合利率的相对降低,从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上涨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对较小则会预期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扬,股市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广义货币(M2):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三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3.新增信贷:中国股市跟信贷新增贷款正相关,信贷投放得多,股指就会走高;投放少就会走低,股市主要还是资金推动型,而市场上的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银行信贷,股市和新增贷款的走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4.财政收支关系对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发生影响,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财政收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采用结余政策和压缩财政支出,可以减少社会总需求,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股市应呈现下跌的趋势;财政收不抵支出为财政赤字,具有扩张社会需求,拉动经济的功效,股市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强势。
5.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特别是净出口额直接反应本国对外经济,净出口额增加,意味贸易顺差,将对股市是利好影响,股市会上涨。相反,净出口额为负,则表明本国对外经济逆差,股市相应下跌。
二、相关性实证检验
1.相关分析是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的直线关系,并判断其密切程度的统计方法。相关系数r没有单位,在-1~+1范围内变动,其绝对值愈接近1,两个变量间的直线相关愈密切,愈接近0,相关愈不密切。
2.数据选取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股票指数(上证指数)、广义与狭义货币(M1与M2)、新增信贷、进出口额均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个月的数据。财政收入选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个月的数据。
3.同时期上证指数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以下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指数(上证指数)的相关系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0.5051 新增信贷余额 -0.2693 财政收入 0.4025
广义货币(M2) 0.0579 进口额 -0.0885 出口额 0.1153
狭义货币(M1) 0.3297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股指与CPI相关程度显着,与狭义货币和财政收入相关度普通,而与其他指标则都呈现低度相关。这与之前相关的理论分析存在出入。
4.错项相关性分析
股票指数作为经济晴雨表,作为简单的反应同期的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时期不匹配,所以通过修改数据的对应时间序列则找到了更为符合现实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将对应数据的相应顺序调整,而并不是简单的同时期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程度有很大的改变。
在数据处理中,将2008年8月的股指与2008年1月的新增信贷组成一个对应组,2008年9月的股指与2008年2月的新增信贷组成第二个对应组,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类推构成相关组。经过7个月时间的错项相关性计算,得出的相关性系数为0.5232,为显着相关。这与之前的-0.2693相去甚远。若这种错项的相关性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断新增信贷的变动反应到股票市场上的大约滞后七个月。同时也说明新增信贷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标。
同理,对进出口额进行错项的相关性分析,2008年6月进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对应(即间隔5个月),得到相关系数为0.4415。2008年5月出口额与2008年1月的股指(即间隔4个月)对应得到相关系数0.3470。二者与之前同期相关性计算所得相关度低变为普通相关。由此可见,在进出口额上体现了股票指数的晴雨表职能,即股指的变动对于判断一个季度之后的进出口额变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财政收入的同期相关性分析计算中得到二者分别与股指呈现显着相关和普通相关。并且通过错项的相关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判断,CPI指数和财政收入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数变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新增信贷余额可以作为反映股市的先导指标,其变动对于判断股指的走势有指导意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与股指的变动相关性显着。进出口额则属于滞后型指标,此时股市对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显示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水平,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背离,对于宏观经济的调节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各个经济变量波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的进行股票投资有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强调过地方分权的优点。在理论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占优理论强调地方分权的好处,比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吸引私人投资者,使得他们迁移到最偏好的税收—服务组合的社区居住(Tiebout,1956)。当生产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时,分权化通过提供适合居民偏好的社区公共物品而促进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权化还能促使地方官员进行政策创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分权化的国家从1990-2000年比集权化的国家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地方分权程度越深,经济发展就越为缓慢(Davoodi and Zou,2002)。实证分析表明:地方分权程度过深会造成经济无效率,恶化财政状况,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导致领土的分裂,严重时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
本文假设只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制定净税收,地方官员决定是缴纳税款或是拒绝缴纳而宁愿冒被惩罚的风险。这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为每个地区提出净税收方案:Tci,i=1,2: Tci∈(-∞,+∞),每个地区被告知它们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税收标准后,每个地区选择各自的行为xi,A是地方认可中央的权威并按规定缴纳税款;R是地区蔑视中央的权威并拒绝缴纳税款。两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必须同时独立作决定。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A,他的效用函数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净税收反过来影响地方官员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员选择R,他的效用函数是:(2)
在地区i,选民支持地方对抗中央的倾向性用σi表示,较高的σi值意味着地方官员通过反对中央得到地方选民的较多支持的“奖赏”。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施加“惩罚”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对他个人的惩罚程度和失去了的选民支持对他效用的损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对持有税收偏好的正参数;θ(?)是单调递增函数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时中央政府的负效用。
中央政府根据以下两个因素来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关于地方官员是拒绝还是接受缴纳税收的预期;第二,对于避免地方“叛乱”和最大化地持有税收,中央将怎样权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点上,设中央政府为两个地区制定的税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当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统一提供时,公共物品的成本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改变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边际成本系数。
地方分权和经济改革
(一)中央权力下降—用P值降低来衡量
当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推进地方分权时,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员的权力下降,降低中央对反叛地区的控制力度。选举地方官员时,如果用地区选举代替中央委任,会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来威胁地方官员的允诺。中央政府“惩罚”资源的减少,会降低它对地方官员的调控力度。上述三个变化都表现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对顽抗的地方官员能造成的“痛苦”指数。
当中央政府权力下降时,中央做决策的具体过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税收设定在φP0点,当P值下降时,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税收(图1中把局中人2设为σi值较高,即分裂倾向较大的地区);当P值进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点时,中央开始向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因为这时中央如果不对它进行转移支付,会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个临界点后,中央会停止转移支付,转而“惩罚”局中人2,这时的临界点就是中央的“惩罚”成本和转移支付成本相等的点。
以上过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时获得税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当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中央会“惩罚”反抗地区,但这会导致国家政局的不稳定。说明一个国家过度的地方分权化,会提升地方官员的权力和减少其对中央的依赖性,这时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缴纳更多的税收,对中央通常是困难的,而且还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经济改革
本文中所说的经济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尝试提供效率—促进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税收时,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应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惩罚”资源P,给定地方对中央的态度(σi的值),假定这时能从两个地区抽取净税收(图2中最上面的情况),那么b值的增大会提高中央政府从每个地区抽取到的税收总量,图2中的矩形会向右上移动,由于这时σi的值较低,所以不会引起地区叛乱。当增加的税收超过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时,则提供公共物品对中央来说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提高税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中央政府的具体影响如何,本文分三种情形来讨论:
情形1:当b=0,TC1φ+TC2φ0时,即:φ点位于图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随着b值的增加,整个矩形向下移动,矩形原来左边的垂线向右移动,上边的水平线向下移动,斜线的截距向右移动并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些变化对φ点位置的影响的累积效果见图2。如果TC2φ保持不变,斜线截距的改变允许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当上面的水平线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线之下后,这时约束条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局中人1中征得的税收中对局中人2进行转移支付。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给)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减少。这说明在地方分权程度较深的国家中,当中央的税收总量为正时,继续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最终减少中央的净税收。
情形2:当b=0,TC1φ+TC2φ0但TC1φ0时,b值的增加将使得斜线绕TC2轴向下旋转,但不改变截距。起初旋转对φ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斜线经过φ点时影响才出现。之后,b值增大将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变。这说明当税收总量为负时,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就必须降低原来征税地区的税收额度,而继续对原来有财政补贴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情形3:在临界点上,当旋转的斜线与横轴成45度角时,净税收的最高点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来b值的增加,会使得TC1φ减少,而TC2φ保持不变(如图2)。这说明在转移支付成本和“惩罚”成本相等的这个临界点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会降低净税收。 本节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地方分裂倾向严重(高的σi值)或者说是分权程度较深(低的P值)的国家,增加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只能加大地方对转移支付的要求,这会恶化中央的财政状况。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税收的影响与初始条件(即P的值)有关,即对于一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增加中央的总税收,在b值较低时就能覆盖供给成本。而对分权程度较深的联邦制国家来说,若为了政局稳定必需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话,不能用提供较多的公共物品来替代这种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不适合过度的地方分权。西方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注意分权,而我国的国情又离不开中央集权。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权威,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权力,因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合理性,但坚决反对中央高度集权,应该使集权和分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一、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健康的持续发展,这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着放慢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回升的势头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将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国投资增长迅速,特别是由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有投资增长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7个百分点,增长率大大超过上年;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1%,增长将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一个在2年较高基数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21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中,更显得“一枝独秀”。可是,21年内需的超额增长并没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长的猛降,从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6%,据预测,21年我国GDP将达到7.5%左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将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1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必须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有12亿多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7%,日本为2.1%(2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国人口为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二、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国债投资36亿元,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1年国债规模15亿元,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方面,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1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贷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贷款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超过7腕亿元,21年1月末达到7.18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1年社会投资,1—3季度,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的水平,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 6%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指标离国际常用的警戒线都还有距离,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 3%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国债负担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远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的警戒线。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1年还要继续实施。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调整,要加大
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力度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相互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亿元配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2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个百分点,比2年年底低3.7个百分点,比21年上半年低2.6个百分点。1-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12%,比年初低1.37个百分点,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显得十分必要。现在物价形势较稳,目前通胀压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6%,金融货币政策可适当放松,这个“闸”还可以运用,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不过货币政策的松动要相当谨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虑金融风险的问题;二是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关于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提出,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实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22.7%,大大超过GDP增长7.6%的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减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着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一、引言
理论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一样,存在运行周期,且两者的周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产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西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研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索房地产周期波动及其机理。为房地产价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规律。随着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学者也越发重视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谭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贾晓惠运用回归分析法,发现上海现在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基本由宏观经济支撑。祁神军则采用K线理论及工具,剖析房地产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波动机理。房地产周期同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但房地产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客观看待房价上涨现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责原因,正确认识房价上涨由宏观经济支撑这一客观事实,才能靠拢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制定出遵循供求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二、房地产业现状
1998年,国家为了刺激内需拉动经济,颁布实施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但是无形中助长了楼市的泡沫化发展。2003年以来,政府屡出重拳加以规范和调控。
但是房地产价格在连续严格调控的情况下依然只升不降,这是因为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存在着并轨运行的特点。宏观经济正处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此外,经济上扬带来投资资金增加,投资热点的泛地产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经济需求及资金力量的让房地产价格维持强硬的上升势头。据《2010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0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在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11月以来,一些地方高价地再度出现,部分未实施限购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价齐升,限购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快上涨[6]。
三、实证分析
第一,变量选取说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各方面情况,选取六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体现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出口商品总额(IMEX)、本期投资完成额(INV)代表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架马车”的现实情况。财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综合反映上述六项指标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数据的简单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获得一组综合反映宏观经济信息的新数据(MAC)。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SS)最能体现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所以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这一核心指标来反映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性变化。
第二,MAC与HSS的长期关系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它往往作为许多大型研究的中间步骤。运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旋转之后,主成分1(F1)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释23.805%,两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原始变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对F1依赖较大,CPI和RES对F2依赖较大,明确两个主成分的经济意义,F1代表经济增长因素,F2代表经济预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变量信息的占比,计算综合宏观经济指标F(MAC): 。
平稳序列的每个数值都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均值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②方差 ,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③协方差 ,只是与时间间隔 有关,与时间 无关的常数。以Eviews6.0的ADF法检验MAC和HSS的平稳性,结果见表2:MAC和HSS的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是2.008277和-1.910599,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是MAC和HSS经过一次差分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变得平稳,即MAC和HSS是一阶单整的。
协整性分析研究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假设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若 对其均衡点的偏离从本质上说是临时性的,那么随机干扰项 必须是平稳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使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的偏离能在下一期进行调整而回到均衡状态。为了确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采用AEG协整分析法,先得到协整回归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检验法对模型的残差序列 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T统计值是-7.240618,比显着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都小,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 是平稳的。表明HSS与MAC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由上述线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释了HSS变动的86.3779%,MAC对HSS的长期影响弹性系数为0.690982,说明上升的宏观经济会带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符合经济意义。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ECM——HSS与MAC的短期关系。协整回归的误差项 是均衡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建立HSS与MAC的短期关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当年的MAC对HSS的短期影响弹性系数为1.463332,大于长期系数0.69098,表明MAC对HSS的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大。而HSS的长期效应对短期动态的修正系数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误差 为负,误差修正项将使本年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向高方向变动;如果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过快增长则可通过误差修正项使其增长变慢,-0.455289说明误差项对HSS的修正作用为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的检验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长期均衡的,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背离,但是在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两者最终还是会渐渐趋于一致。这个结论解释了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宏观经济的高位运行带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房地产价格趋势展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环境下,2012年楼市调控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将使经济和物价的增速出现“双降”,通货膨胀下行趋势确立 ,但是物价的中长期上涨压力仍然存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经济政策仍会执行,宏观经济将会保持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步伐。近期楼市“拐点”初现,但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不会改变,20 12年楼市调整还将延续。[7]政策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走向分化,竞争加剧,资金风险加大,市场泡沫开始收缩,部分城市的房价面临下降趋势。
在宏观经济上扬带动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价格将最终表现为维持可控的增长势头。但是因为房地产业 “资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货膨胀和充裕流动性的支撑,短期内难以压降。房价调控仍要紧抓不放,注重加快调整市场结构,提高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强规范房产开发公司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控制度。政策配合进一步发挥市场淘汰机制作用,提高市场集中度。随着泡沫经济不断得到挤压、行业竞争的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购买者理性的增加,我国房市未来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合理化,房价收入比进入一个可维持的空间。
在稳健型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1%，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较明显的遏制，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调控、可承受的范围，消费增长稳中趋升，外贸出口大幅增长。总的看来，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是“有惊无险”，经济避免了一次因投资过热及经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增长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双稳健”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回落，达到8-8.5%，投资和出口双双将出现明显回落，但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水平，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一、2004年宏观经济回顾
(一)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两大不稳定、不健康问题
一是重化工业继续加速增长且出现明显的过热现象，影响经济的平稳协调增长。2002年中期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进入到一个新的加速增长轨道，其主要推动力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增长，中国工业发展進入到“内生性”的重化工业化新阶段(这明显区别于改革前以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时的重工业增长)。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两年多来的18%左右的高水平(见图1)。一批像汽车、电力、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进入高增长阶段，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连创新高，重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2-4月份连续3个月超过20%，1-6月累计增长达19.7%；且上半年重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个百分点。重工业快速扩张导致相关的能源供给和运输均出现了高度紧张，说明重工业开始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和建材等与房地产相关性强的重型工业投资增长过猛、产出增长过快。一些重化工业产能的过度扩张(其中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的能耗高、污染大)，对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
二是内需的两个方面即消费与投资增长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增长态势，而且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扭曲问题。现阶段，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投资高增长如果得不到最终需求的积极配合，将容易产生下阶段的产能过剩及投资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业低水平投资扩张将带来严重的资源瓶颈问题，并对下游企业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三是投资的低效率扩张不仅将造成新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风险，而且因为无法持续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降低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因此，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增长中的这些不健康、不稳定性因素，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宏观调控也由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回顾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投资增速逐季放慢，显现宏观调控的阶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9274.32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18.9个和2.1个百分点。从近几个月的投资运行来看，投资增长的降温有所反复，但总体上逐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根据月度增长趋势图分析，投资增长的调整至少将呈现“两波”调整，第一波调整出现在3-5月，5月投资增幅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经过两个月的反弹，8月份又进入第二波调整，9月份的再反弹，原因是前两年基数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数的影响实际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资增长(分别为26.8%和24.6%)再次回落说明第二波调整将会继续。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0亿元左右，增长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长水平。
2.工业增长前高后低，降温效果明显。在重化工业化过程显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业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高，增长17.7%，其中有3个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随着以控制一些重化工业过热和房地产过热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走势。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911.08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我们认为，目前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从增加值增长来讲，主要是重工业降温明显，6月份以后，重工业已持续5个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长水平，相比而言，轻工业增长则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从而导致轻重工业增长差距缩小、结构趋于协调。而从工业行业的投资增长来讲，一些过热的重化工业投资增长逐季显著回落，初步实现了“软着陆”。初步预计，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比去年低0.3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稳中趋升。2004年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步小幅回升趋势，1～11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87.6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2004年消费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实际消费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加快。1-11月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个百分点。二是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下半年后农村消费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2004年以来受粮食丰收和粮价大幅上升的影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而明显刺激了农村市场的活跃。三是住房、汽车和电子通信三大消费热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3%左右，实际增长10%左右。
4.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全年贸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国外贸增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超出年初的预计，贸易进出口出现连续第3年超高增长。即入世以来的贸易爆发性增长的格局继续保持，对宏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383.7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出口5296.06亿美元，进口5087.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5.7%和37.3%。二是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外贸进口在下半年明显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贸易逆差的形势得以扭转。1-11月累计贸易顺差208.35亿美元。三是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1-11月份，外资企业实现出口额302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5%，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个百分点。四是粮食类、原油及成品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对国际的依存度继续明显提高。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1.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830亿美元和56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36%，贸易顺差230亿美元。
5.收入增长中城镇有所放慢，农村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相对于前几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而一季度实际增长9.8%，上半年实际增长8.7%，呈逐季下降的态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慢相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大幅增长，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水平，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前3季度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得益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1-9月份，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长24.9%。二是得益于税费负担的明显下降，前3季度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
6.物价明显上升但仍处于可承受、可调控的范围内。在我们看来，2004年以来的CPI明显上升，并不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业过度的非均衡扩张所致)对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显著压力。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缩小。1-11月份累计CPI同比增长4%中，食品类的贡献率超过了80%，扣除粮食合理上涨因素的CPI增长不到1%。
粮食价格以及食品价格的明显上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粮食下跌过多，前几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过度下跌以及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而主动地减少播种面积，并不是粮食短期或中长期生产能力不足。粮食的上涨不仅符合预期，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乡收入差距。说粮食上涨及食品价格上涨是社会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对粮食价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强。(2)多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的持续下降形成巨大反差，显示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并不会恶化居民的支出预期。
7.企业效益继续快速增长，但库存增长有明显加快。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特征是，企业效益保持快速增长，即使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业效益仍然增长较快。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此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垄断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业利润增长具有投机和垄断两方面的原因，钢铁行业是房地产暴利的延伸，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库存正逐步加快增长。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0061.7亿元，同比增长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10.7个和4.4个百分点，同期应收账款净额为21968.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别上升4.4个和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产成品增长最多的是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石油加工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重化工业部门，1-10月份这几大行业的产成品分别为654.29亿元、286.40亿元、273.28亿元和803.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52%、32.88%、67.07%和29.43%。这些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效益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这在2004年的汽车工业中已有明显表现。
二、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展望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观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总体继续趋好，但仍面临一些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一些短期问题的约束。面临的主要短期问题有：农民收入增长难免会再次出现回落，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消费增长小幅放慢，出口增长明显回落等。因此，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有所降温，GDP增长回落到8-8.5%，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将会继续放慢以及出口增长将显著降温。预计全社会投资增长18%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出口增长15%左右，CPI增长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6%左右。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趋势如下：
1.投资增长：继续向下调整但仍然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在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有望实现“软着陆”，初步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加强投资需求调控仍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投资增长趋势如何，关键在于宏观调控力度的准确把握。首先，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决策权，使2005年投资增长的总体环境趋于宽松。其次，2005年投资调控总体上仍将继续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这将保证投资增长在继续降温过程中实现平稳着陆。一是针对当前投资调控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的情况，2005年政府仍将会继续把紧土地和信贷两大闸门，从源头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二是过热行业投资将继续大幅回落。受信贷紧缩政策、实施和完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及自发性需求增长将放慢等因素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将会继续明显放慢，并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行业投资继续回落。在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及需求显著降温的作用下，汽车投资将会明显降温。三是由于国家在加强对过热行业投资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对农业、煤电油运等薄弱和瓶颈部门则采取了各种“保”的措施，因此，这些部门2005年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
总之，2005年投资增长率有望回归到适度增长区间，但同时也要注意，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减少，其对投资增长的滞后影响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显现。
2.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但其增幅估计会比2004年略有回落。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5%左右(名义增长率在12%左右)。在各项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作用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我国整体消费稳定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将使2005年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深层次问题对消费增长的制约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可能对2005年消费需求进一步回升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呈明显下降趋势。受经济景气回落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受到明显影响，消费者预期指数和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两指数已分别下降了4.8个和4.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是影响未来消费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这两项指数持续下降预示着2005年消费持续回升的难度较大。二是就业形势尽管有所好转，但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这对消费需求增长仍有较大压力。四是2004年农民增收十分明显，但2005年要保持这一态势将十分困难，这将制约农村消费增长。
3.外贸出口增幅将会明显放慢，但仍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初步预计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15%左右。在我们看来，9月份开始的外贸出口和进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可能预示着连续3年的外贸超高增长将结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连续3年外贸的超高增长已经形成了很高的增长基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高增长有相当大的难度。二是2005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比2004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放慢，从而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形成较强的压力。根据IMF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将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则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价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增长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放慢，预计发达国家进口贸易2004年的增长率为7.6%，2005年将降到5.6%，回落高达2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将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难免。三是入世效应将明显递减。出口增长的降温符合预期，但要防止其降幅过快过猛，我们认为仍然有较多对2005年出口起积极影响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继续处于新一轮上升期，2005年经济增长的回落幅度不会太大，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仍然较大。(2)高油价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预计2005年这一影响会有所减弱，一是全球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有明显提高，二是预计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会有所缓解，俄罗斯石油供应也会有所好转，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产潜力，这可能引起2004年终至2005年油价出现阶段性回落，这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会起积极作用。(3)随着入世过渡期后对我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会促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
4.就业形势仍然严峻。虽然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但2005年就业矛盾有可能更加严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根本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些新的就业问题还将突显出来。一是宏观调控对就业的影响在2005年将会有所显现。据有关专家测算，经济增长放慢使2004年减少115万个潜在就业岗位，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5%。2005年随着投资大幅回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就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将会更加困难。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明显增大。从这些方面来看，累积的就业矛盾仍在增大。
5.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缓解。我们预计，2005年通胀率将会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长3%左右，比2004年降低1个百分点。主要理由有：(1)投资和出口增长率均将明显回落，使GDP增长继续调整，将使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的动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率的继续回落特别是投资的回落将减轻中间需求的压力，从而使2005年物价上涨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物价上涨将面临供给方面的下调压力。这种下调压力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GDP增长的适度放慢和2004年国家加大了对瓶颈部门的投资，2005年煤电油运紧张的形势将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电力供应的改善将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能将在明后年集中释放，这些大宗产品的市场可能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格局。这两方面都会使物价上涨的动力减弱。(3)从物价上涨因素的构成分析，物价上涨的空间将缩小。其中粮食对CPI的推动力将明显减弱，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率将继续上升，预计2005年CPI涨幅在3%左右。非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2004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有半年至一年的时滞)，另一个是服务类产品的新涨价。我们预计，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2005年粮食价格上涨不会高于10%，对CPI的贡献将不足1%(粮食价格上涨与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关系大概是：粮价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0.3-0.4%)，而根据1年多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效应，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1%，导致2004年除食品价格外的CPI上涨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2005年CPI的传导效应大致在1.5%左右(即所谓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将强于2004年，但上涨力度不会很强)。另外，服务类项目的上涨对CPI的贡献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三项合计，2005年CPI增长预计在3%左右。
(二)两大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影响2005年经济增长率高低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房地产的增长，二是出口增长。这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隐忧。2005年的具体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要注意“两防”，即防止房地产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防止出口增长下降过快过猛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房地产的问题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影响重大。如果近阶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对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房地产有可能继续向“泡沫化”方向发展。最近关于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将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论占上风，后果则意味着已经呈泡沫化倾向的房地产将会继续加速发展，使“泡沫化”升级，甚至有演化为“泡沫经济”的危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偏爱和保护如果与正在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豪赌的大量国际游资结合，“泡沫经济”的风险将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论占上风，将有利于房地产“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2005年会较为平稳，未来较长时间也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快速增长态势，这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估计，出口增长的显著回落将对2005年中国经济产生如下不利影响：一是使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分别增长25.3%和47.6%，且对出口的依存度极高。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出口增长的显著放慢，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市场竞争由此再次加剧，价格逐步走低，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再次大幅缩水，如果这一形势与最近几年高投资形成的产能集中释放相结合，有可能使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三是影响就业增长和民工增收。对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响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方向
为了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促进经濟平稳健康发展，及针对此轮经济过热的特殊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双稳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重点体现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又可以说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最近，社会上对“双稳健政策”有些误读，不少专家认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最近央行提出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调控目标为15%，比2004年17%低2个百分点，有人就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更紧的信号，实际不然，2003年实际运行的货币供应量(M2)增 长明显低于调控目标，11月末M2同比增长14%，很显然，2005年调控目标比其加快1个百分点，应该说货币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采取的就是“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双稳健政策”是对2004年4月份以来实施的稳健型政策的确认，并不表示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将比2004年更紧。200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的原则，有紧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一)投资政策取向
2005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仍然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这部分是由于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另外，就是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产及城建投资真正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那么投资增长可能会明显下降，此时，要防止投资下滑过度的问题，因为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投资贡献及其带动作用都非常大，它们的过度降温可能使投资增长下滑过度。
因此，2005年的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无论是投资继续过热，还是投资增长过度下滑，都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第一个转变主要体现企业在政策、法规约束下的投资自由化。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个转变是2004年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点。所谓“硬干预”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审批制和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来实现对投资的管理，“软干预”则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税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从此轮宏观调控中显露的问题看，由“硬干预”向“软干预”转变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细化《决定》，制定更为周全、详细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明确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权限及规范各自的投资行为，促进社会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减少至800亿元，比上年减小300亿元。政府投资将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将会明显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调控政策取向
国家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土地调控和信贷调控的杠杆作用。继续从严控制非农业用地的供给，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过度扩张，从源头上继续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继续冻结豪宅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和钢铁等过热行业的土地供应；通过清理整顿、合理规划等调整存量的办法增加必须的土地供应量。今天中国房地产过热及整个经济的投资过热，明显与前期土地政策过松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原因，除了资本效率低、技术进步不快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给过松、土地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们认为，当前实行的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至少要坚持两三年，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因为只有有了严格的土地供给约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盘活存量地产和房产，城市的住房和道路优化才可能最终实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从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一是对过热行业如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紧缩措施，房地产过热如果继续发展，可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即提高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而对非过热行业特别是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二是对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要区别对待，也要体现“有保有压”，对过热行业中有利于内部结构优化的土地和信贷供给均要适当放松，如对中低档住房建设的土地供给和资金需求要尽可能满足。
对于利率政策，社会有许多预期，多数人倾向认为，随着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来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台，预示中国利率将进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将缓慢、频繁上升。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的利率走势将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会升息，我们倾向于认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胀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一项必要举措，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各方利益权衡的意味。不升息面临各种压力，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但此轮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升息这种所谓市场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资热主要是“政府热”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升息的作用将较为有限。(2)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特别是2005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继续降温，那么，通胀方面的需求压力将会减轻，而外需增长可能明显放慢也会使需求对通胀的压力再次减轻，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在供大于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难以明显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方面，还是从价格增长上均缺乏足够的依据。(3)2003年以来的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局部性过热，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性过热，而加息周期来临与周期性过热直接相关。我们预计，在经过2005年新一轮长期加速增长周期的第一次调整巩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升息周期由此相应到来。
这里对通胀和利率的中长期走势也做一个初步的预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低通胀时代，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为灵活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这一类同的通胀趋势，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强，因此，我们大胆地预测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现的短期的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外，大部分时期，通胀率将不会超过5%，均衡通货膨胀率水平为3-4%。与之相关的利率水平则为4%左右，即未来的10年内利率水平将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为如此，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方面的约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经常出现，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经济将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较佳目标。与此同时，相对于最近几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来5-10年的利率水平将趋于上升，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将会加快酝酿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并出台一些税改措施。一是增值税转型2005年将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也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如果投资增长过度滑落，将可能加快这一税改政策的实施。二是燃油税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台，我们考虑，现在油价上涨基本都转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国家从油价上涨中得到的税收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价和养路费改革一起考虑，改征燃油税。三是农业税将继续减免，这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将会起到长期积极的作用。四是酝酿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方案，促进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业、消费政策取向
国家在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上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促进措施。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快速的就业增长作为条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正在由过去的过度偏重CDP增长而转向追求就业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可以考虑以下内容：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相反，对就业促进大的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大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改善其他条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促进消费增长则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使新的消费热点以大众需求为目标逐步扩散。严格抑制房地产的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和满足住宅大众消费增长；采取降低汽车消费税费率、规范和促进汽车消费信贷发展、鼓励经济型轿车消费等措施，促进汽车大众消费快速稳定增长。二是为减轻三大“黄金周”旅游的运输及其他服务的负荷，可考虑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并将每周休息两天改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变成月月“小黄金周”，并适当延长春节休假时间，这样既减少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费效率。三是继续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消费增长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