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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解放四十年来，我省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贫富差距很大。与相对发达的黔中、黔北地区相比，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则处在另一极点上。这些地区多少年来十分艰难、痛苦地挣扎在贫困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具体原因究竟何在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于1989年春节期间系统地调查了我省典型的少、边、穷县册亨县。
该县位于黔西南边缘南、北盘江夹角的崇山峻岭地带。全县土地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16万9千人。主要居民为布依族，点总人口的74%。册亨县原是一个布依族自治县，1984年取消自治，归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并列为全省26个贫困县之一。近四年来农村人均口粮只有350—400斤，人均年纯收入130—150元，远远低于全国乃至本省的农民人均口粮和纯收入水平，大多数农民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贫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探索的不仅仅是贫穷的现状，而且还有贫穷的过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地区总是一直处于贫困的境地之中——
一、工农业生产、交通等客观
条件十分落后，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
农业基础薄弱
册亨县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现有耕地面积19万亩，人均1.2亩，比全省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0.71亩还多0.49亩。但耕地质量低劣，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差不多占现有旱作耕地的一半。全县稻田面积中，中低产农田就占了70%。没有灌溉设施的“望天田”仍占相当大的数量（约55%），水利有效灌溉面积不足耕田总量的三分之一。近几年来，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片面抓粮食生产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赶山吃饭，毁林毁草开荒，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地貌类型复杂，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天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山多陡峭，流径量大，土地涵养水源能力差，因此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占总面积的半数。根据有关部门对南、北盘江浸蚀模数的计算，每年县境内通过大小溪沟、河流外泄泥沙约140万吨，计有5千多亩耕地的表土被冲刷流失。再加上山区农民耕作技术落后，基本上是粗放经营，施肥少、产前产后服务差，缺乏科学管理，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农民习惯于刀耕火种，不用肥料，不精耕细作，使得土地肥力逐年递减。由于土地的贫瘠，基本上是广种薄收。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干旱、伏旱、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如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的干旱持续半年之久，水稻栽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只及前一年的58%；紧接着又暴雨成灾，秧苗长势正旺的4,800多亩稻田被洪水淹没，其中1,700多亩被彻底毁坏，造成粮食减产2,700多吨。耕地质量差，自然灾害多，农民依附着瘦薄的土地，坐山吃山，抵御灾害的能力低，办法少，一遇灾害就欠收，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解放初期延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该县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不高。截至1987年，全县农业机械动力总量仅有852.96万瓦，平均每万亩耕地只有农业机械动力0.43万瓦。而且还由于管理技术落后、操作水平低、保养差、油料缺乏等因素，十分有限的农业机械设备多数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有农活几乎全靠手工操作，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农业生产方面这些不利的客观因素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整个农业生产尚在“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窘况中为解决温饱而奋斗。
（二）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缓慢
自解放三十多年来，该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历史上形成的自然半自然经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于自然条件及政策等诸主面的限制，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十分缓慢。1951年是册亨县解放的第一年，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是13%，这个比例自然是很低的；但经过六年的发展到1957年，也只达到15%；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商品率达到21%，仍然是很低的；到1987年增到23%；1988年又下降到19%。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几乎与农业是平衡的：1951年和1957年的商品率都是14%，1978年是21%，1987年是25%，1988年略有下降，接近25%，发展也是很缓慢的。林业算是该县所长，森林覆盖率为17%，高于全省14.5%的水平，因此林业商品生产的发展相比农业与牧业要快要高：1951年为33%，1957年为35%，1978年为50%，1987年为53%，1988年上升到73%。
市场不健全、集市贸易不发达，也是制约该县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册亨县农村经济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状况，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对于由各种生产要素专业市场组成的适宜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市场的要求望尘莫及。同时，农贸市场也非常残缺，全县区（镇）乡共有集市20个，平均8千农村人口才有一个集市，而且这些集市规模小，只限于少量农副产品的交易。大多数集市与集市之间距离远，交通十分不便。因此整个流通领域没有真正搞活，大桩农产品产销很难直接见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总起来说，该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只是占了十分有限而有利的自然条件的一点便宜。其他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的后劲仍然很不足。
（三）工业生产十分落后
册亨县工业产值极低，198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500万元左右。该县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近年来为开发矿产资源，一哄而起办了很多锑厂，至1987年10月先后建起了县锑选厂、华侨锑深加工厂、民族锑冶厂、联合锑厂等。但由于设备简陋，缺乏电力，原料又是由私人个体开采经营，地质勘探工作无法得到深入，找矿缺乏科学依据，生产率很低。因此原料时多时少时无，不能保证计划供应。再加上技术、管理水平差，工厂常常处于半瘫痪状态。目前，这些盲目投资、争相上马的企业正在滑向破产的边缘。为开办这些企业共向银行贷款686万元，其中517万元现已无力偿还。
该县酒厂本应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厂，所生产的“灵芝酒”被评为1985—1986年全省优秀产品三等奖，深受消费者喜好。在连年亏损、不景气的情况下，1986年略显生机，产量达2,000砘。但由于设备、技术、原料、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产量仍十分有限，经济效益很低。
（四）地处偏僻，交通闭塞
发展交通运输是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但该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十分落后。册亨县城离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广西百色市分别为130公里和220公里。距离省城贵阳400多公里，没有直达客车，出差贵阳要中途展转两天才能到达。汽车是该县唯一的交通工具，但县境内公路量少，现有公路13条，总长仅376公路，通车里程才310公里，还有13个乡不通公路。以面积计算，每百平方公路才有公路1.4公里，大大低于全省（15.8公里/百平方公里）和全国（9.2公里/百平方公里）的水平。全县公路没有一条柏油路，坡陡弯急，路面狭窄，危险路面多，桥涵多，基本属于四级和等外级公路。晴通雨阻的路段常年有100公里左右，占通车里程的三分之一。总起来说，该县公路数量少，质量差，技术标准低，通过能力弱，且分布不均。公路运输在工农业生产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地方几十年来运输全靠人挑马驮，效率很低，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五）生产力落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少、边、穷地区多是一个封闭体，是一个未开化的地带，地上地下都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地区确是“富饶的贫困”。若论册亨县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自然的资源优势占主要地位。到目前为此，已发现的地下资源有金、锑、硫磺、雄黄、珠砂、铅、火硝、大理石、冰川石、无烟煤、铜、铁、锡等宝贵的矿产资源，还可能蕴藏有石油资源。据地质部门测定，册亨金矿还是个富矿，很有开采价值。若是各方面条件具备，可根据市场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开采加工，单凭发展原料工业和初加工工业，就能使国民经济得到翻身。但因该县人力、财力、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等条件“先天”不足，在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显得无能无力。
册亨县的地上资源主要是林木。林地面积有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17%，高于全省（14.5%）和全国（12%）的水平；人均占有林地面积4亩多，也高出全省和全国的水平。据1985年清查森林的统计，全县成用木的活立木蓄积量高达519万立方米。由于多年来有关林木管理和开采的政策措施不得力，加之林区交通不便，多少年来一直是死采树，采死树、采树死。一没采伐计划，二无林产品加工业，三是交通不便，因此森林经常遭到乱砍滥伐，每年腐烂在深山沟里的有用木材不计其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林产品加工业和解决长途运输问题；可是要全面解决这两大难题却又是该县本身现有的人、财、物力所无法办到的。
二、人的素质和人才问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册亨县地广物多，自然资源丰富。可是这些潜在的资源优势总是难于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拥有丰富资源的人民总是无法挣脱贫困的折磨。造成这种“人坐宝山讨饭吃”的现象，除了上述的客原因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本身”的问题——人的素质和人才问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人才匮乏，技术落后，劳动者素质低
据1988年的统计，全县仅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1,335人，其中大学本科生49人，专科生177人，中专生1,109人。到目前为止，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只有620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1人，中级职称人员82人，初级职称人员537人。农业科技人员极少，而且现有农业科技人员“用武”之地狭窄，也很少有进修学习和提高业务能力的机会，旧知识得不到更新，新技术得不到学习和推广。加之，在农村实际包干到户后，每项技术指导涉及到千家万户，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就更得不到充分发挥。
劳动者文化素质低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据1984年统计，全县十二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68,000人，占这部分人口总数的65%，占总人口的43%和不同年龄文盲总数的78%。小学毕业生30,000人，占总人口的20%；初中毕业生9,400人，占总人口的6%；高中毕业生2,200人，仅占总人口的1%。直到如今，上述情况没有多大改变，而且文盲、半文盲人数和比例都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事业的落后，再加上现实生产和生活中读书无用情况的实际存在，老文盲无力扫除，新文盲又不断增加。据前两年的调查，农村中“五匠”（木匠、铁匠、石匠、瓦匠、篾匠）人才仅占农业人口的1.4%，全县农村中几乎没有既懂文化、又懂科学种田的所谓“新型农民”。
（二）干部素质很低
干部队伍文化素质低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据1984年底的统计，全县2,400名干部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00人，占干部总数的8%；中专生800多人，高中生200多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1,000多人，几达干部总数的一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在干部总量中有所上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干部人才上调和外流）。以上是从学历方面来看。如果就领导工作所需知识和才干来说，受过正规的管理知识和领导科学知识教育、培训的干部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支低素质的干部队伍根本无法适应各方面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需要。
在现有干部中，绝大多数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尤其是处在当前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绝大部分干部不懂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基本知识。商品意识观念淡漠，不能正确地学习和领会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并正确地贯彻执行。许多群众常常抱怨：中央的政策好是好，就是到下边叫我们干时就不一样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党员干部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三）农村群众思想性文化的极端落后性
人的文化素质应该包括思想性文化素质，它是整个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性文化（尤其观念形态）的落后在少、边、穷地区显得特别突出。我们在发展山区文化的问题上，一直都比较注重于知识性文化（科学、技艺等），而不大注重于思想性文化，这悖离了落后山区的现实。因为科学知识只是提供发展经济的手段，而思想观念才是启迪和激励人们自觉创造和运用科学技术手段的内驱力。因此贫困山区的人民特别需要思想的启蒙教育。
事实上，在不少贫困山区，常常是由于思想观念的落后而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册亨县的居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旧意识观念，主要是中庸思想。这种思想的束缚使他们缺乏进取精神，生产是简单的，生活是艰苦的，终年勤劳，只求温饱甚至半温饱，不求富裕、害怕“冒尖”，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很多农民至今仍保留着视工商为未流的传统观念，习惯于靠大自然的恩赐过日子。如木棉、木耳、木材等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财富，俯拾可得，他们乐意享用这笔财富；若要他们积极发展生产，科学繁殖木耳、植树造林等，他们便难于接受。多数农民都习惯于过一种苦中求乐、清贫乐道、半年农忙半年闲的日子，普遍存在着“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为了盐巴钱”的自给自足观念。他们有的甚至连砍一根锄头把和收割庄稼的份内活都承包给“川军”去干（所付工钱是卖自然资源得来的微薄收入），而面对着“川军”挣钱的勤劳精神，多数农民是麻木、无动于衷的，他们不能从惰性与贫困中觉醒，甚而嘲笑那些“川军”是穷鬼，发誓自己讨口也不去干“那种事”（补皮鞋、拉大粪、拉板车等），俨然一付孔夫子“人穷志不穷”的尊容。这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严重地阻碍着商品、价值、竞争等现代经济观念的树立。
我们要发展山区民族经济，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就必须要首先冲破这些旧意识观念的束缚。但这绝非易事。少、边穷地区人民思想观念形成与更新的特殊性是：思想观念不易被接受，也不易变革，其封闭性、沉淀性、保守性犹如一只巨轮，不易启动，也不易中止。再者，过去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因借助“”的威力莫不深入人心，而现在更新观念的冲击力则较弱，因此观念变革更显艰难。这些地区由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忽视发展商品经济，维持着一种超稳定、绝对保险的生存空间，给陈旧观念留下再生的土壤，而今要用外在的力量来彻底铲除和改造这块浸透旧意识观念的硬土，恐怕需要一个较长的艰苦的过程。
（四）重才与用才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人，没有众多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改变少、边、穷地区的落后面貌。现在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很流行，很时髦。针对少、边、穷地区来说，存在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尊重人才，以及使用什么样的人才。事实上这些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人才。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而这种观念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为广大群众受“天人合一”的思想束缚着，养成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依靠大自然、被动地谋得生存条件，什么人才对他们来说是用处不大的，送孩子上学只要能认识人民币和称杆就“毕业”（退学）了。迫于这种习惯势力的重压，有时领导干部也只得随波逐流。就使用什么样人才的问题，笔者抽样调查了10名区乡干部，他们一致认为要用“老实听话”的人，并且还说，“就象上级要求我们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一样，保持一致就是要听话”。不少领导干部习惯于在贫困窝地里四平八稳地过日子，不敢大胆起用那些少而宝贵的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和工作富于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在经济、文化如此落后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些有理想、有胆识、有创造力的领导干部，根本无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
（五）人才缺乏、人的素质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事业的落后
册亨县现有中小学82所（包括14所民办完小），就平均分布情况来看，数量不算少，主要是质量上不去。制约因素有管理、师资、资金等各个方面。现任的校长、教导主任中，多数未受过教育行政管理的专门培训，严重缺乏教育理论知识，更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且一部分学校领导的文化素质本身也很低。大多数学校领导人在实践中要么蛮干，要么被动应付，或束手无策，工作效率很低。全县有中小学教师1,200多人，数量不足，而且质量普遍都差，教师胜任不了教学工作的情况大量存在着。如坡坪区中学是全县6个区级中学中师资力量最强的学校，但在28名教师中只有5个专科生，高中课程多数是师范生在上，教学质量无从得到提高。
近几年来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只达70%左右，而且巩固率也不高，因此老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在增加。该县由于缺乏正规过硬的职业技术教育，成百上千的初中毕业生争着读高中、考大学，结果只是送出几个远走高飞的大学生（考上大学的人多数不愿回来或不能回来），而被淘汰下来的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除了为应付各种考试而学的一些书本知识外，却无一技之长，干农业不懂农技，当工人不懂技术。这种情况实质上是落后地区花费巨量资财、牺牲无数青少年的前途来为发达地区输送几名大学的合格人才。前年该县办了一所职业中学，但因师资数量少、质量低，生员不足，因此也很不景气。对贫困地区来说，创办职业技术教育，因地制宜地培养所需人才，这是振兴地方经济的一条出路。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也使这一工作很难做得好。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制约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客观环境条件的落后和人才奇缺。其中人才问题又是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少、边、穷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缺乏技术和人才，资源优势也只能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归根到底，少、边、穷地区之所以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并不是穷在资源上，甚至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也不是穷在资金上（难怪前述开办锑冶厂就浪费了大量资金以及大量的资金扶贫却很少有地方脱贫），而真正穷的原因是在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美国获得诺伯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念念不忘土地面积，这不是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基本的问题是人的素质、教育、经验和知识。”没有人才，尤其是干部人才、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我们将无法使少、边、穷地区很快富裕起来。没有人才，不管是采取什么扶贫方式，也不管有多大的扶贫规模，都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近几年国家对不少贫困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可是收效甚微，越输血越贫血，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人才，因此钱用不在刀刃上。有了人才，只需少量“输血”作为接济，就会大大增强少、边、穷地区的“造血”功能。抓精神文明建设，要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主要目的，这对象册亨县这样的民族落后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摘要：问题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也是大学课堂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
关键词：问题意识；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李约瑟难题
问题是学习与创新的起点和生长点，问题意识是促进创造性活动的内在驱动力。[1]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内容。但当前本科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学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其正在丧失极为重要的思考能力。[2]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但发展经济学教学大多仍沿用传统教学方式，单纯以教材知识讲授为目的，教学内容从固定教材出发，缺乏将教材内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我国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教学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教学进行探究，并结合发展经济学相关教学内容予以拓展，为实现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约瑟难题及其“问题”价值
在充分考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拥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中国？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这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e或NeedhamProblem）。众多学者试图对李约瑟难题做出解答，比如比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官僚体制说和系统结构论等。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典型的启发式问题，它能够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李约瑟难题不断地分析、论证与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过程，这显然是其研究意义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不断演进，而且还受到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应该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系统环境下，这样才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认识。
二、李约瑟难题的探究与发展经济学教学设计
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专题教学目标，结合发展中国家某一方面或某几个需要解决的与教学目标相符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案例，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虽然国内《发展经济学》教材版本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与一般原理，二是发展要素分析，三是结构转换与城乡发展，四是制度因素与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内容来看，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具有广泛适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为开篇导论，让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以及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对于第二部分的发展要素分析，李约瑟难题可以作为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资源、人口和技术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第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主流经济学的两部门模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制度决定论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证相关原理和结论，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资源、人口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要素分析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3]，又称人地比例假说，是从资源、人口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视角来解读李约瑟难题的。其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没有引领现代技术革命，是因为我国人地比例失调，充裕的劳动力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人均剩余的减少也导致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利用土地、人口、技术之间的内在经济关联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说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如果出现持续的技术进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情况则很难出现。事实上，如果用中国的疆域变化来代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据，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释明清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却不能解释两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李约瑟难题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结构决定论与结构分析结构决定论强调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系统在理解李约瑟难题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将中国和欧洲分别看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从各自系统的结构、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的比较中来解说李约瑟难题。[5]政治组织结构是众多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组织结构出发所做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大一统体制说和官僚体制说。大一统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古代帝国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特殊的官僚体制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发展，但却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相对而言，西方世界的贵族式庄园制却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上述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也属于制度功能视角，这将在下面的制度决定论中再予以进一步阐释。
（三）制度决定论与制度分析制度决定论认为，相对于西方世界，李约瑟难题的出现主要源于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由于技术产权保护不到位，激励了寻租创租，这显然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广义制度来看，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深刻影响着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结构决定论中提到的官僚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没能产生出适合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具体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无法产生，而科学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传统中国无缘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6]
（四）各种答案的述评上述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被称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结构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都有一定的单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实上，大多数的观点都应该重新审视问题本身的性质，即李约瑟难题所代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相互交织，个人与集体、组织相互作用，社会和社会相互影响，资源环境、人口和技术相互关联的宏大问题。而学者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就必须给予其所具有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以充分的认识，否则难免就会陷入各说各话的逻辑陷阱当中。这显然不仅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继续研讨，反而会影响甚至误导学者们对问题本质的探讨。鉴于李约瑟难题这一开放式和启发式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继续延伸相关问题。比如韦伯疑问———较早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大国之谜———如何才能成为大国，等等。这些教学案例可以通过研讨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展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小结
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进行了教学内容设计的尝试，为当代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素材，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和综合素质能力。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这些问题可能是先由教师提出的，但学生内生的疑问才是根本。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观察、自学、表达的能力，实现问题意识的培养。
作者：田相辉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作者：饶毅 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一种和谐促进的关系，高效合理的经济管理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二者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前提
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即：保证企业生存和促进企业健康、长期发展，然而企业要想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基础条件，因此经济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整体的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在经济管理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企业管理者缺乏经济管理意识，或者是在经营过程中过分的注重拓展业务，忽视了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使得片面的认为经济管理工作只是做好账务处理就行了，这就很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例如企业陷入融资困难、账目混乱、收入与支出不明晰等，因此可以看出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有着促进作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经济管理即对市场经济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对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怎样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更好的制定经济管理制度，怎样增加对企业经济管理的投入，怎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企业发展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的经营者很难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业务的拓展和管理企业员工上，同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经济管理的效果改变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利润的增长、成本的增加，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矛盾，例如岗位责任不明晰、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因此为了达到企业经济运作的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目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经济管理活动，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合理的经济战略目标，例如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体制，引进一些现代化的财务软件，这样财务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软件高效的完成报表的编制工作，并将其以图表的形式直观的表现出来，上面的例子只是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一个简单的层面，总的来说经济管理是以企业发展为最终目标的。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的建议
经济管理对于企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树立正确的经济管理理念
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理念直接影响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发展。企业的经营者树立的经济管理理念必须与企业的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处于一个很高的层次，同时也要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效仿。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注重对经济管理活动的拓宽，针对企业发展现状进行风险的预测和规避，不断探索新型的经济管理方法，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素质
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因此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好坏，企业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打造出一支综合素质高的经济管理队伍。
（三）建立健全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要求企业在相关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经济管理体系，使得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环境下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在健全经济管理制度的时候，要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阶段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渐进的进行，要保证经济管理制度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企业也要通过建立奖罚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来提高经济管理制度的效率，对于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员工予以奖励，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经济管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企业发展的好也会提升经济管理的水平。因此，企业的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经济管理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只有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使二者相互促进，企业才能得到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燕丽华单位：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革命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从经济上看，封建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就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而言，发展自由贸易和市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十月革命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列宁，形成和提出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环境和形势，苏俄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实际上封闭了市场。战争结束之初，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副作用，苏俄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转折点，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以后，列宁形成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主要内容是：
第一，苏俄必须发展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直接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此，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实行粮食税制，使农民在纳税后留有一定的余粮。然而，仅使农民手中留有余粮还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根本的方针是恢复商品交换和市场关系，这是农民以自己的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换取必需的工业品，保障生活和生产走上正常发展轨道的关键。鉴此，列宁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指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
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3]54在同年5月，他在起草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草案中写道：“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3]327同年10月，列宁进一步提出发展苏维埃俄国商业的思想。他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苏俄面临着恢复小农经济的任务，面临着振兴大工业和恢复国内正常经济关系的严峻任务，只有通过发展商业的道路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他说：“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4]229为什么这样说?在他看来，由于苏俄各地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性和不平衡性，由于苏俄经济成分的多层次性，只有经过发展商业，才能发挥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人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才能实现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联系。显然，所谓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和商业，就是指市场关系。列宁主张发展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和商业，说明他向党和人民提出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任务，说明他产生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第二，利用现成的经济形式发展贸易和商业。当时的苏俄存在着小农、小手工业、小商、农村富农、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等现成的经济形式。列宁认为，应该利用这些经济形式发展贸易和商业，“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4]230。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提出苏俄发展商业所应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4]245显然，所谓“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指正视现成的旧经济形式，充分肯定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苏俄的商业。列宁清楚地看到，贸易自由和私人商业的发展，甚至会使资本主义因素得到发展。他在《论粮食税》中论及商品交换时写道：“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3]210如果强行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的话，那实际上是在干蠢事，是在自杀。可见经济形式是当时市场关系得以产生的条件和赖以立足的基础。列宁肯定利用当时经济形式的必要性，进一步说明他形成了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经济的思想。
第三，把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引入国有企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国有化运动，完成了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任务。列宁认为，在大力发展商业的过程中，应把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引入国有企业。1921年10月，他撰写了《〈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和《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并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他指出，把商业原则引入国有企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用有关经济指标如利税等作为评价企业经营效果的标准；把企业的效益同职工的个人利益相关联，同工资挂钩，“我们不应当规避商业核算，而应当懂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起码的条件，使工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工作量等方面得到满足。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4]239“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4]191“应当收回成本”，反对懒惰、办事马虎和纪律松弛，讲究“经营有方”，“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在列宁看来，把商业原则引入企业管理，要求根据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针对俄国农村市场十分广大的事实，列宁在有关文稿中写道：“为农民市场、农民的消费服务；寻求消费者；满足他们的需要；进行计算；获取赢利；商业核算。”[4]243显然，上述列宁的思想，实际上是利用市场关系和原则搞好国有企业的思想。
第四，共产党人应该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仅1921年，苏俄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还进口了一千多万普特粮食。列宁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之间有经济联带关系，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对各方都有利，苏俄应当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次年4、5月间，欧洲20多个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此前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苏俄共产党人欢迎热那亚会议的举行，并且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去同外国资本家谈生意，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苏俄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列宁提出，要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要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5]70他根据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趋向及特点的分析，把这些国家区分为“醉心于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与主张“和平主义”的国家，告诫苏俄代表区别看待，用不同的态度与策略同它们谈生意：“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5]70。显然，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的思想，具有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思想因素。
上述列宁的思想，是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所谓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基本的条件是需要形成市场经济。根据上述列宁的思想，各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生产、私人工商业企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存在和发展下去；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商品交换和商业是实现企业与企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企业根据商业和市场的原则进行内部管理，并且根据商品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这说明列宁已经描绘了当时苏俄市场经济的轮廓。所谓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关键的环节是无产阶级国家对市场的利用。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利用市场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发展之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形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理论。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前文列宁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当时的苏俄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列宁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或者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建立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且没有予以回答的新课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探索，逐步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23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他反复地、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7]203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373上述邓小平一系列论断的意思十分明确：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与生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可以同现代世界上性质各异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即它不仅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不仅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而且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一思想。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8]226这既是对邓小平重要论断及思想的肯定，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肯定。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的观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几十年、基本建成且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市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就此，邓小平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6]236这里他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92年6月，在提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时说：“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级分化；三是在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8]202他的这个论断，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运行机构等方面，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即社会主义因素同非社会主义因素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因素占主导地位。1993年12月，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制度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优势。”[8]355
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和任务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事业，同党的宗旨以及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目的和任务是一样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的在于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目的在于革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的目的和任务也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93年12月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使国民经济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和后劲，保持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和协调，保持积极的发展速度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的统一，保持生产效率和分配公平的正确结合，同时要保证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其他经济成分积极发挥其补充作用，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356这里他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达到四个“保持”，四个“保证”，归根结底是保证“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000年12月，进一步提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9]182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10]21以上论断，也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4.关于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因素同非社会主义因素相联系，社会主义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个主要特征已经体现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将坚持这些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譬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促进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此，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10]20这里，他肯定了党在实践中实现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要求。他还提出：“我们党带领人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必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0]20这里他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途径。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同经典作家尤其同列宁的思想相比较，列宁关于利用现存的经济关系包括小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思想，关于发展城乡商品交换的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但从理论的性质看，列宁的思想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后者的地位和意义是前者所不及的。从理论的内容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内容体系的严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这是列宁的思想所不及的。所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发展之二：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肯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展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逐步形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途径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这里只阐述若干关键的内容。
1.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企业制度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其特点是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等等。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责任制改革，开始尝试运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党的十四大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将企业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提出，将其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抓紧的重要环节之一：“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8]228指出，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任务，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解释如下：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地重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说：“不把现代企业制度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好像建立在沙滩上，那是不稳固的。”[8]368意思是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2008年也说：“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10]21在这里，他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关于价格改革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来配置资源，实际上是遵循价值规律和自觉地按价值规律办事，而这依赖于价格改革。但价格改革，引起价格变动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动，存在着社会风险。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日程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推动价格改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价格改革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当根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快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关系，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8]2291992年底，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价格改革，要认真贯彻积极稳步的方针。粮食价格，将根据统一政策、分类指导、分省决策、逐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陆续放开……价格放开、经营放开以后，应该注意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种差价，使价格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积极作用。”[8]296以上论断说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价格改革态度坚定，办法稳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确定了深化价格改革的任务：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平抑市场价格。上述理论和政策指导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3.关于金融改革的理论。金融即资金的使用和融通，是现代经济运行的血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金融没有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金融改革的任务提到日程上。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论及加强市场体系的培育时提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金融改革迈开步伐并稳步前进。党的领导人继续高度关注这个问题。1997年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11]73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9]5502008年以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指出：“我们应该牢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正本清源，对症下药，本着简单易行、便于问责的原则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12]3积极推进金融改革，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但要采取稳妥的办法和措施，特别要注意吸取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4.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社会保障政策要统一，管理要法制化。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有区别。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商业性保险业，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党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指导了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党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不断地提出新的论断。1999年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顺利推进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继续加强以失业、养老和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扩大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程度。要多方面筹集资金，在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过程中，统筹考虑补充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也要打足预算。”[11]4422005年也提出：“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13]21可见，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的基本内容。
总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采取什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比较而言，经典作家的思想如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应急”的思想和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当前的实践具有借鉴的意义，但是它没有条件形成系统的、深刻的、科学的理论。它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制度长时期的、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上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思想。
作者：俞良早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