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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从众行为的原理，对信用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 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 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 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 oral 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 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 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摘要]银保合作已成为当今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以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分析，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创新，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如此迅猛发展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的：由于金融市场上风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银行或保险具有融合的客观基础；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的非理性行为演化的结果；能节约交易费用。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化的形式进行银行保险经营应该是我国银行保险可选择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银行保险，行为经济学，银保模式
在全球金融日益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保险已成为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些处于先锋地位的金融机构甚至把银行保险作为主要的业务领域。因此，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正确把握国际上银行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深刻揭示其发展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对于促进银行保险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特点和趋势
银行与保险同属于金融范畴，银行与保险业处于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在其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规模不断扩大，模式不断创新，新的银保产品不断呈现，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从国际经验看，银行保险发展的总态势是：银行和保险双方由最初的松散协作，发展为紧密协作的战略联盟阶段，并逐渐向银行保险的高级阶段，即更紧密的金融控股集团化的形式发展和演化。
文献中关于银行保险定义的分歧较多。在limra′s保险字典中，银行保险被定义为“由银行或基金组织提供的人寿保险服务”；乔治，斯通认为，银行保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银行保险是指人寿保险公司通过银行这一销售渠道来销售人寿、年金以及投资类产品，而广义的概念则包括了其他不同的形式，如保险银行；童金林认为，狭义的银行保险可定义为“银行通过以各种方式提供保险产品及服务或提供和保险相关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进入保险领域”；郑伟、孙祁祥认为，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安排，其中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产品的制造，银行主要负责产品的销售；肖文认为，银行保险狭义上可概括为保险公司通过银行这一销售渠道来销售保险产品，而广义上包括银行通过其保险分公司向其客户出售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其银行分公司向其客户出售银行产品。笔者认为，银行保险（banc assurance）、保险银行（assurfinance）或全能金融，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指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间在产品、销售渠道、组织形式、经营战略几方面的交叉渗透、相互整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即银行与保险的混业经营。
银行保险的融合对传统的金融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也使全球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或银行在业务拓展中一系列银行保险经营管理文化理念的发展与演化的结果，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在物质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意识（文化、心理和道德等）等层面全方位的合作与创新。
全球银行保险的发展以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萌芽的银行保险期（1980年以前）
银行保险还仅仅局限于银行充当保险公司的中介人（insurance broker），严格意义上的银行保险还没有真正出现。这也是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
（二）银行保险发展的成长期（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一阶段，银行开发出一些与银行传统业务差别很大的金融产品，开始全面介入保险领域，这被认为是银行保险的真正开始。
（三）金融混业经营背景下的快速发展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这一阶段是银行保险发展的关键时期，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新出现的银行保险的组织形式有成立合资企业、购并、银行独资新建一家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独资新建一家银行三种。如英国的国民西敏寺银行于1999年10月成功收购了l&g保险公司，成为英国第三大金融集团，开始全方位介入保险业。
目前，在西方成熟的保险市场上银行保险呈迅速发展之势。西欧国家的保险公司大多通过银行、邮政储蓄的网点来推销保险产品，如意大利、德国、英国等。法国是银行保险开展最为成功的国家，1998年有60%的保费是通过银行和邮政网点来实现的，该国最大的寿险公司cnp有80%的保费收入是通过银行和邮政网络实现的。unisys的专家预计未来银行保险业的五大趋势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竞争对手之间将有更多合作，银保合作将由简单的初级方式转向深层合作，银行销售银保产品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业务转型工具作为实行并购的策略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银行保险产品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包括与银行主业关联业务产品以及全方位服务类产品；随着罪犯越来越多地利用电子方式犯罪，产业化、无国界的欺诈行为将增加；跨国界银行活动将继续增加，主要是在欧洲以及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进行；全球和本地金融机构在大中华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将有更多的银行和保险业发展机遇，而技术将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
在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虽然银行、保险、证券仍然是分业监管状态，但银行保险的融合已取得了不小进展。首先，银行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已经超过团体直销业务，成为人身保险销售的三大支柱之一，2002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388.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17.1%，2004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79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25%，2006年寿险业银行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1175.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32.7%.其次，银保合作的模式有简单的协议，也有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从1996年开始，一些新设立的保险公司与北京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签订了银保协议，如光大集团成为一家集银行、证券、保险为一身的金融集团，中国工商银行利用其控股的工商亚洲收购太平保险24.9%的股份等。再次，在保险业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花旗、汇丰、渣打、东亚等外资银行在我国市场上正积极拓展银保业务，如汇丰联姻中国平安等，一些外资保险公司的银保业务也发展迅速。
二、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银行保险的发展和银保模式的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必然产物，是金融混业发展的结果。从外部环境看，银行、保险公司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银行涉足银行保险可以增加收入来源，提高客户忠诚度和降低经营成本，保险公司开展银行保险能够稳定经营、挖掘客户并节约成本。同时，个人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收入不确定性和养老问题，oecd在1992年做了一项预测，到2030年，欧盟国家的dr指数（the dependency ratio，指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将从21%上升到37%，创新性的分红险、投资连结保险等成为消费者追捧的投资工具。此外，各国政府都放松了对银行保险混业经营的管制。到目前为止，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都允许银行与保险公司相互100%控股。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对于银行保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行为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和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代表人物已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斯蒂格里茨、阿克洛夫、卡尼曼等。行为经济学范式的基本逻辑不同于基于斯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它强调由于经济和金融活动主体是具有理智和情感等完整心智结构的现实“行为人”，每个人既是自利的，又是利他的，因而就可能不一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体在市场活动中会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偏差，人们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换句话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风险是普遍存在的，而人的非理性则驱动了风险。因此，运用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分析银行保险的产生、发展和可选择模式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说明，即风险管理、非理性经济人、制度变迁。
（一）风险管理的视角
由于金融市场上风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银行或保险就具有融合的客观基础。阿罗（1971）认为，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和管理行为。巴塞尔委员会（1999）认为，银行必须对其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管理。银行作为风险管理机构也是建立在所谓大数定理以及大量存款人的取款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基础上。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有超过1000家的单一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破产，因此，美国学者本森（1990）强调，银行保险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散和管理风险。虽然银行或保险等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不同，但银行保险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或业务，往往是几个金融功能的组合体，可以将包含几个金融功能的银保产品和业务流程的不同环节和职能加以分解，由具有不同成本优势的银行保险机构分别承担。这种银行保险功能配置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不同金融机构同时参与一个风险管理过程，形成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甚至形成包含全部金融业务的全能金融集团，这揭示了银行保险发展的目标模式。
（二）非理性经济人的视角
从非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看，由于受到心理和行为因素的影响，决策者会出现各种行为偏差，如过度自信、反应偏差、处置效应、从众行为等，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对于银行保险的发展和效率有重大影响。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风险分散，俗称“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于消费者来说，从单一的保险消费到将保险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形成包括多种理财方式的完整理财规划；对于银行或保险公司来说，从单一的信贷或保险产品，到提供“一揽子”以分散风险、保值增值的理财服务为核心的多样化金融保险产品组合；对于监管者来说，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过渡，这些经济主体的消费意识、经营思想、监管理念均体现了银行保险的意识层面由非理性到理性的变迁和发展，即银行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的非理性行为演化的结果。
（三）金融制度变迁的视角
由于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存在（科斯定理），进而影响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效率。银行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基本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从严格分业经营制度背景下松散的协作，到混业制度背景下银行保险双方紧密的战略联盟，再到股权参与或设立子公司的组织制度层面的演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银保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
三、我国银行保险可选择的发展模式
我国的银行保险自1995年开展业务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银行保险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银行保险合作的模式还不够成熟，严重影响了银行保险主体的积极性和效率。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探索银行保险的可选择模式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国际经验看，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将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形态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分销协议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最为简便易行，成本相对较低的模式；战略联盟为银行和保险双方进一步深入合作的过渡模式；在合资企业中，股权纽带使银行和保险双方结成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金融集团可以采取完全一体化、全能银行、银行或保险母公司、控股公司安排等不同的组织结构。从这四种模式的实践来看，银行保险发展较快的国家往往采取较为高级的模式，发展较慢的国家则采取较为低级的模式。可见，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是与银行保险发展的阶段和趋势相一致的。从全球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化的形式进行银行保险经营成为多数国家银行保险业发展的新形式，如1997年的美国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1997年香港汇丰银行成立和整合汇丰人寿与恒生人寿保险公司；2001年德国安联保险对德累斯顿银行的兼并等。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颁布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进行了严格限制，1999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保险交叉经营，从而结束了美国近70年分业经营的历史。我国的金融改革则与美国金融混业发展的历史相反，是在向分业经营模式不断靠拢。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提出了分业经营的思路，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把这一思路上升为国家法律。到1999年底，中国的分业经营制度基本确立起来。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对金融混业经营的限制有所松动，如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这对于我国银行保险的融合发展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约束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会选择不同的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选择不同的银保模式。针对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和最终形态必然会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金融控股集团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组织，一般以一个金融企业或非金融企业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或控股拥有专门从事某些具体业务（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的各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金融控股集团公司通过子公司可以从事银行、保险等多样化经营业务。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2003年9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引用了该定义。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又可细分为：完全融合全能银行模式、德国全能银行模式（银行业务+证券业务）、英国全能银行模式（集中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相关业务则设立子公司）、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通过设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在此公司下面设立不同的子公司）。在金融一体化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从银行保险制度变迁和效率的角度看，英国全能银行模式和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应该是我国银行保险发展比较现实的选择。
香港汇丰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类似英国全能银行模式，它对于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1991年，汇丰银行重组成立汇丰控股公司，汇丰控股实行的是银行集团下设立保险子公司的架构，其银行保险自然成为“汇丰银行+汇丰保险”模式，银行与保险的合作实行专业化分工，即保险公司是承保中心，专门负责产品开发和后台支持，银行则专门负责销售。汇丰将保险业务内化到银行产品体系中，为客户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取得了巨大成功。1997年汇丰的人寿保险业务在香港市场还未进入前十名，2004年，汇丰旗下的寿险业务（包括汇丰人寿与恒生人寿）超过统治香港寿险市场几十年之久的友邦保险居市场首位。这一超越具有不寻常意义的是：汇丰是银行保险公司的代表，而友邦是以个人人制为主的传统寿险公司的代表。
中国平安集团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类似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花旗集团和大通集团），它对于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2003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正式成立，这普遍被理解为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认可。中国平安控股设立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控股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公司、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信托依法控股平安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使中国平安形成了以保险为核心的，涵盖证券、信托、银行的紧密、高效、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在控股公司层面，平安集团可以集中动用所控制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来为一个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这种模式通过资本融合的方式，形成了在品牌、经营战略、营销网络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同优势，对于降低集团整体运营成本并从多元化的经营中获取更大收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既可以保持原有产、寿险及相关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在集团不同金融业务之间形成良好的“防火墙”，从而有效控制风险。
诚信在现代企事业论文联盟//管理中具有核心作用，诚信问题已经影响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市场秩序，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因而，探寻医疗机构诚信缺失根源，加强医疗机构诚信管理，建立和完善诚信制度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原理。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
行为经济学是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理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常常带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重新考虑。
行为经济学主要理论：（1）预期理论。预期理论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决策的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传统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和现实情况相背离的现象。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来自于认知心理学的“损失厌恶”，即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2）分离效应。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3）认知偏差与条件依赖。认知偏差指的是当人们原来的信念被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时候在心理上产生的矛盾，换句话说，认知偏差也是一种“后悔”的感受—— 一种对错误信念的后悔。因此，认知偏差理论认为人们有避免这种偏差的倾向，从而在决策中采取并非完全理性的行动。
二、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医疗机构的诚信缺失通常是指医疗机构在从事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欺骗、过度夸大病情、大处方、过度医疗等行为，产生诚信缺失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主观因素是医疗机构中人员的道德滑坡和动机不良；客观因素是卫生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法治的不完善、医患沟通不畅和社会环境等。但根据辩证法观点，虽然客观因素会组长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发生，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医疗服务人员的贪欲、道德败坏就没有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滋生，因而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机理是主观因素起主导作用，客观因素通过主观因素起作用而发生结果的过程，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阐释。
1.有限理性与医疗机构诚信缺失的发生。传统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标准经济模型有三个不现实的特征: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然而来自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最大化行为的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理性认识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因而，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理性，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而现实实践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在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假设下，医疗机构主体可能是利己的，也有可能是利他的，由于医疗机构的经营者出于某种需要如追求效益最大化、提升社会形象等，会通过夸大治疗效果、大开处方、虚高药价等手段来失信于患者，使其诚信度下降。医疗机构经营者在利益大于诚信缺失所带来的风险损失，或者在经营过程中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隐瞒实情、夸大疗效手段来夸大或缩小成本和利润导致诚信缺失的产生。
2.预期理论与诚信缺失合谋。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面对任何不确定性的决定是多数时候是不理性的，对医疗机构诚信缺失合谋行为来说当经营者有了失信的需要和动机后会暗中授意或要求医疗工作者开展失信活动，按照预期理论，医疗工作者就面临着失信被发现以及受到处罚的风险。面对这种风险，医疗工作者是选择风险规避还是风险喜好，主要取决于医疗工作者面临的是获得还是损失。如果医疗工作者面临获得，他将规避风险不做失信于患者的事情；如果医疗工作者面临损失，他将冒险做失信于患者。当医疗机构经营者向医疗工作者传达了打开处方或过度医疗的意图后，如果医疗工作者没有感受到压力，做不做失信于患者的事情既不影响升职又不影响加薪，他面临着获得，不会做有损患者利益的事情；如果医疗工作者感受到压力，诚信工作将面临着减薪、降职甚至被“炒鱿鱼”的风险时，便会开展一系列有违职业道德的医疗活动。
3.认知偏差和条件依赖与诚信缺失惯性。由于认知偏差的存在，医疗工作者会对连续性事件发生的概率高估， 对独立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估，即如果连续几次大开处方没有被发现， 他就会认为大开处方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医疗工作者的胆量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处罚，最后达到无所顾忌。认知偏差会导致条件依赖，当错误的行为重复发生时就会演化成惯性行为。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惯性行为进而可以演化成从众行为，即人们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诚信缺失行为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如果有一家医疗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通过失信带来的收益大于守信带来的收益，那么这家机构则会选择失信，在经营中就会产生失信惯性，而其他医疗机构在经营中会受到第一家医疗机构的影响选择失信经营。失信者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医疗机构经营者们产生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由失信惯性导致的从众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最后成为医疗行业诚信缺失的源头。这也是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医疗机构诚信缺失治理对策
医疗机构诚信缺失问题已经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威胁，诚信缺失的治理刻不容缓，根据对诚信缺失的行为经济学分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医疗机构诚信缺失问题治理对策。
1.构建简明、易操作的诚信体系。根据预期理论明确守信和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医疗机构的行为规范在自觉守信的层面，提高医务工作者获得的概率，为使获得概率提高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患者易于获得整个医疗行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医疗机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虚假广告、医托或道听途说等。
2.完善法制、加大惩罚力度。法律是防范和治理诚信缺失强有力的手段，提高失信行为的法律成本，首先要从立法开始，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参照发达国家的失信惩罚机制，如国外医疗机构在行医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医务人员当医托，把病人介绍到私人医院就诊，从中收取回扣，这一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被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其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其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因而对于在中国医疗机构中出现的诚信缺失的现象，应采取强有力的惩罚，使失信者威慑于法律的严惩而又失信行为转化为守信行为。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对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惩罚比奖励对人的影响更大。让失信者明白为失信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另外加强执法队伍的执法力度显得尤为迫切，对于违反法律的诚信缺失行为要给予严肃处理，决不能一味姑息迁就。
3.构建网络信息平台，提高失信交易成本。信息网络平台是当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窗口，如果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就会给失信者有机可乘，信息网络平台构建，是推进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信息平台，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信用信息到网络平台让社会公众能快捷准确地获得他们的诚信信息，一旦有违反诚信的行为就可以通过信息交换平台和扩散机制散播出去，这样他们单一的失信行为就会转变为全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不仅会失去与其他交易主体交易的机会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失信的交易成本，这种代价将在较长一段时间伴随着他甚至是一生。
一、当前价格垄断问题的行为表现
(一)企业价格联盟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性，因此，在市场中企业总有协调生产和定格行为的动机，通过合谋限制产出和提高市场价格，最终增加自身的利润和共同的利润。公开协调定价和产出行为的企业联盟被称为卡特尔，包括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卡特尔实际上构成了垄断，成员企业分享垄断利润。这种价格联盟行为实际上造成价格垄断，掠夺了消费者的利益。2011年，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等知名日化企业集体对日化产品涨价，这四家企业占据全国日化产品八成以上份额，虽然没有公开的价格垄断协议，但它们利用市场的优势地位，集体涨价行为仍然属于价格协同行为，涉嫌价格联盟。
(二)价格歧视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是市场价格接受者。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是难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往往是常态，这就给企业实施自身的价格策略以“可乘之机”。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用非统一定价，价格歧视是企业常常采用的手段。所谓价格歧视就是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来最大化利润的非统一定价策略。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非统一定价形式是三级价格歧视，即企业对购买不同数量同一产品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当前在服务业领域价格歧视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餐饮、娱乐、医疗、服装等领域，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相差甚远。无论何种价格歧视最终都是掠夺了消费者剩余，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政府对价格歧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处理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例就是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是否利用自身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这一反垄断调查在社会上引到了积极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
当前，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不仅表现在消费终端，在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市场也逐渐出现价格垄断行为。这类中间品厂商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市场支配地位，它们为谋取超额利润，往往对下游厂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最终导致终端消费品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垄断行为不仅造成中间品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对整个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这类价格垄断行为。例如: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调查认定山东潍坊顺通医药有限公司和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曾因非法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导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被国家发改委分别处以687.7万元及15.26万元罚单，被认为是我国自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后的“首起垄断重罚案”。同样，2014年，国家发改委针对豪车进行反垄断调查，一个主要的证据就是豪车“零整比”过高，反映了豪车生产企业通过控制零部件等中间品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四)排他性协议行为
在现实经济的价格垄断行为中，除了直接与价格相关的行为外，还有一类行为虽然不直接与价格有关，但它排除、限制竞争，间接对价格施加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排他性协议行为。排他性协议常常在买卖双方之间约定特殊条款，从而排除或限制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获取同等待遇，使自身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创建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实施自己的价格策略。近年来，这种排他性协议行为在销售渠道争夺上越来越显现，例如:2011年7月，工信部公布《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规定今后运营商不得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也不能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卡等;2012年，康师傅、统一两企业为争夺终端销售渠道，对销售商进行补贴，采取排他性协议，这些都属于排他性协议行为。
(五)平台价格垄断行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平台企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企业可分为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实体平台诸如大型商场、超市等;虚拟平台诸如各种B2B、B2C的电子商务网站、团购网站、支付平台等。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平台企业发展迅猛，然而面对双边市场，很多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从而使平台企业的双边市场客户“苦不堪言”。这种平台价格垄断行为虽然能为平台企业带来暂时的超额利润，但对平台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这一平台价格垄断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为约束。例如: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公告，大幅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商铺的违约保证金，引起中小卖家不满，淘宝商城受到数千自称“中小卖家”的网民集体攻击，商务部就曾表示“淘宝事件”源于我国网络管理的法律基础薄弱，网络零售领域法律缺失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另外，大型商场和超市的“进场费”在国内零售业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一些大型零售商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对中小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条码费、陈列费、节庆费、返点等数十项费用，这些费用大多不写入合同，随意性极强，商务部等部门在治理这一乱收费现象时也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受到诸多阻碍。
二、价格垄断行为产生一般解释及其缺陷
价格垄断问题一直与市场经济发展“如影随 行”，传统经济学对于价格垄断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多种解释。
(一)“市场失灵”论及其缺陷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现实中市场也常常“失灵”，导致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最优配置，而这就为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埋下了“伏笔”。从市场失灵角度来看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而无法影响价格。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种种约束条件，使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技术、规模经济等原因，企业要进入一个市场必须支付一定成本，特别是要支付一定的已进入企业不需支付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进入壁垒，产生垄断，给垄断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以“契机”。第二，不完全信息。自由竞争理论假定市场活动的主体拥有市场全部充分的信息，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往往无法完全掌握市场全部信息，而企业往往拥有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的全部信息，从而拥有更多信息主动权，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有效需求增长、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因而大大超过自然价格时，运用其资本以供应这种市场的人常常小心翼翼地对这种变化保守秘密。”可见，“市场失灵”论认为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是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的原因。“市场失灵”论解释了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阐明了市场功能性的失灵为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条件，但这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角度考虑，因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市场失灵无法解释在某些充分竞争的领域，诸如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商品等行业，企业依然企图通过价格联盟，谋求价格垄断;另外，市场失灵也没能解释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究竟是企业主动行为还是受外部环境诱使所为，以及为何企业面对市场失灵没有自我约束行为。
(二)“利润最大化”假说及其缺陷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集合，是一个生产计划集，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会采取以下行为:第一，尽可能降低成本。企业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各项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使自己的平均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并使企业产量扩大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获取租金;第二，谋取垄断地位。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总是有谋取垄断地位的动机，因为垄断者可以自己设定价格而不需要担心竞争对手会压低价格，垄断者可以设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多的生产者剩余，获得垄断利润。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垄断者通过使市场经常存量不足，通过绝不使有效需求得到充分供给，就可以将其商品大大超出自然价格出售，使自己得到的报酬(不论为工资或利润)大大超出其自然率。“利润最大化”假说说明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利润最大化”假说把企业只是作为一个“黑箱”，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也没有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它的行为就并非仅仅是生产函数的集合，企业的交易成本被“利润最大化”假说掩盖，而企业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价格影响不容忽视;再者，“利润最大化”假说也没能回答企业追求利润行为对外部环境有何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价格行为又有何影响。
(三)“市场结构”论及其缺陷
面对“市场失灵”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解释共同的缺陷———忽视企业内部行为的考察。有一种“市场结构”论试图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在SCP范式中，一个产业的绩效———为消费者提供利益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卖者和买者的行动或行为，而这些行动又取决于市场结构(卡尔顿，佩罗夫，2009)。“市场结构”论认为:第一，企业的价格行为与市场结构紧密相关，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在制定自身价格策略时不仅会考虑外部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中度的状况，还会考虑自身成本收益问题;第二，绩效也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定价关系，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这就说明了市场集中度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有机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两者往往是正相关的。SCP范式对于分析价格垄断行为把企业内部决策与外部环境以及绩效相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市场结构”论也存在明显缺陷:SCP研究者始终无法说清结构与价格之间的系统关系;另外，产业集中度本身就是由产业的诸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解释定价和其他行为的产业特征。
三、价格垄断行为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前文所述的几种价格垄断行为的一般解释，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解释都存在缺陷，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价格垄断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现实中，企业价格垄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价格垄断问题趋向于用理性的、稳定的、简单的数理式的解释，但往往难有功效;行为经济学理论关注人类的心理动机和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心理调整过程，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一)预期理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具有稳定一致的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往往背离理性，尤其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时，更是非理性行为凸显。在企业产品定价行为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通过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很容易决策，而实际上却大大忽略了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的预期，而这预期反过来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产生非理性定价。Kahne-man和Tverskey(1979)提出的“预期理论”认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问题，所谓的“获得”和“损失”都是有一个参照点的，不同的参照点所产生的“获得”或“损失”的心理感受是大相径庭的。在价格垄断问题上，企业往往选择的参照点是政府反垄断的惩罚以及惩罚的概率大小，从而决定企业是否会采取冒险行为。假设企业有A、B两种定价策略:A策略采取垄断价格，可以盈利300万，但有50%的可能被政府反垄断惩罚100万;B策略采取竞争价格，50%的可能盈利2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因此这时就要看企业的盈利目标定位，假设企业盈利目标是200万，那么A策略即使被反垄断惩罚也要完成盈利目标，而B策略可能刚好完成，也可能完不成目标，按照“预期理论”观点这时企业会“追求风险”选择A策略;而如果企业目标为100万，则A、B策略都能达到目标，这时企业会“风险规避”选择B策略。按照企业逐利的本质属性，企业一般会把盈利目标就高不就低，因此采取垄断价格成为企业的冒险行为，但也是企业在主客观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心理账户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钱是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不论取得方式，同等的钱是同价值的，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的钱有着不同的“心理账户”，也就是说不同的钱是不可替代的。企业之所以积极谋求价格垄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有其自己的“心理账户”，企业作为行为人对于不同的企业收入并非同等看待。企业对待正常利润和经济利润在心理上是有区别的，是分别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正常利润视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并且计入企业的成本中;而经济利润则为企业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额，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就是指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而在实际企业经营中，即使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企业仍然可以获得全部的正常利润，但企业是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正常利润，因为正常利润只是企业家的机会成本而已，这时“心理账户”问题就出现了。企业会把不同的利润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对于正常利润企业家会认为这是因其才能报酬所得，而对这一账户企业家会认为是“辛苦所得”，并非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即使获得了正常利润企业也不会再有扩大生产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建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任何一种新的商业部门或任何一种新的农业措施总是一种投机，设计人期望从而获得特别利润。”而这特别利润正是企业另一个“心理账户”———经济利润，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上。亚当•斯密(1776)指出，资本的利润随用它来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通过价格垄断有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而对超额利润这一“意外之财”，企业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反过来又会扩大生产，维持市场的支配地位。可见，“心理账户”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企业总是谋取价格垄断行为的心理动机。
(三)自我约束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效用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改变的。然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偏好往往随时间、地点、条件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产生了“自我约束问题”。行为经济学认为“自我约束问题”普遍存在，那么如何使当事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存在一个“自我约束问题”，企业明知道价格垄断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受自我约束的局限，企业却总有谋求价格垄断的冲动。Rabin(2001)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程度的不同，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和偏幼稚型。这三种类型都会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出现。第一，成熟型企业充分意识到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当企业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企业会认为自己是价格制定者，并认为垄断价格可以为其获取超额利润，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构筑进入壁垒。当前许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大型企业采取各种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幼稚型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因而会错误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这类企业认为垄断价格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会回归竞争价格并等于其产品边际成本，从而产生拖延行为，企业最终仍然是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垄断价格。当前企业价格联盟、排他性协议等价格垄断行为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偏幼稚型企业虽然能够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其造成的影响。这类企业虽然认识到价格垄断违背市场规则，但认为其行为对市场影响甚微，因而忽视“自我约束”。当前许多企业采取平台垄断行为、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一类型。可见，“自我约束问题”有效地解释了价格垄断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四)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行为
传统经济学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认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可以天然满足供求双方的需求。然而科斯认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分析企业价格、谈判、契约以及合同执行等问题。从而打破企业“黑箱”，更加微观地观察企业一系列行为。Kreps(1990)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谈判各方具有私人信息)，无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种无效率，而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易产生“道德风险”。由于买者对产品的信息相对于卖者总是处于劣势，这就为卖者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卖者会声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以及限制产量等行为以提高价格;第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易产生“不可验证性”问题。同行业的企业间对彼此生产状况是了解的，相互间看似没有什么私人信息可以隐藏，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当一方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可验证性或者验证的费用高昂，另一方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这就导致企业间往往存在价格垄断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企业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对企业的生产、组织以及销售等信息往往无法完全掌握，监管疲软。企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即使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政府也会难以知晓，即使知晓调查取证的费用也是高昂的，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企业的次优选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企业纷纷谋求价格垄断。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四、利用行为经济学规制价格垄断行为
行为经济学为解释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面对这些内外部因素，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是源起心理变动的影响，而面对这些复杂的企业经营心理活动，传统经济学的外部规制政策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必须利用行为经济学从内部改变企业经营心理，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相关行为。
(一)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文简称“国家发改委”)负责“查处价格垄断行为”。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部规章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为依法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目前反价格垄断实践来看，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在社会上创造积极影响，从而改变企业价格行为的“参照点”。假使企业价格垄断的收益为A，巨额罚单为B，当A≤B，企业就会意识到遵纪守法并不吃亏，这时企业就会“风险规避”，从而使企业建立合理预期，自觉摒弃价格垄断的图谋。
(二)建立惩罚机制，改变企业“心理账户”
正如定罪可能性和惩罚轻重受到社会控制，惩罚形式也受到社会控制。法律通常规定某种违法通过罚款、缓刑考验、教化，还是通过某种综合形式予以惩罚。反价格垄断最直接的惩罚就是根据价格垄断的情况不同进行罚款，近年来，我国反价格垄断实践中主要采取的就是罚款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仅仅罚款惩罚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一套综合惩罚机制，诸如:责任追究机制、市场禁入机制、举报奖励制度以及补偿机制等。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反价格垄断惩罚机制，促使企业改变“心理账户”，企业不仅在心理有收入账户，而且也会增加损失账户，而这些损失账户在企业采取价格垄断行为时就会随时转化为沉没成本，除非永远无法被政府发现或被举报。现实中，面对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和不确定的沉没成本，企业往往是“损失厌恶”的，企业价格垄断的冲动就会得到遏制。
(三)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促进企业自我约束
价格竞争是企业竞争最直观的表现。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内反价格垄断的法律法规，更要知晓国际反价格垄断的法规制度。为了使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均设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体系。很多企业设有专门的竞争法律和竞争政策研究组，时刻关注和防范本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交易方面可能存在的反垄断法律风险，包括制定本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南、组织企业员工进行专门的反垄断合规培训，以及在合同、交易条款上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积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逐步在企业内部建立反垄断合规组织框架体系，从组织和制度上促进企业自我约束。可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反价格垄断合规意识，可以促进企业自我约束，改变企业价格行为心理。
(四)加强市场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信号的正确显示是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一点很难由市场自身提供，需要政府通过对市场信号显示机制的规制来形成。因此，政府必须要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监管体系，保障市场信息公开透明。在反价格垄断市场监管方面:第一，规制企业相关行为，保障买卖双方信息对称。诸如:广告、售后服务、产品信息披露等;第二，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政府作为第三方应定期公布相关市场信息，诸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以及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等;第三，政府应建立价格违规举报举证以及奖励等市场监管配套制度。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政府很难实时准确掌握，而同行竞争对手相互监督、消费者监督等都有利于协助政府进行监管，从而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
作者：邹俊 徐传谌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摘要：行为法经济学实证研究发现，惩罚性赔偿案件中惩罚程度与人们的道德认知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上存在任意性，被告公司的规模、陪审团先前对补偿性赔偿金的裁定和原告的诉求等因素对赔偿的数额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金融消费领域做立法设计时，应区分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且惩罚性赔偿金不应设置上限，同时应设立政府主管的公益基金，将惩罚性赔偿金交由公益基金分配，用于弥补社会损害、恢复市场秩序或用于帮助其他更为弱势的消费者维权等。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行为法经济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五十五条1第一款规定，在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增加赔偿”请求权。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且明确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这一提法，以立法形式结束了学术界对“我国消法中规定的多倍赔偿条款是否属于惩罚性赔偿”的争论。由于我国消法在金融领域的适用问题并未得到明确，学术界对消费者范畴的争论也从来未曾停止，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否能够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存在巨大争议，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目前均存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严格按照消法第二条之规定，以“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为前提，金融领域中的许多常见行为，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则无法被纳入到消法的保护范围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诸多法律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中的适用，面对目前在实务中较为多发的金融商品和服务经营者欺诈营销的情况，法律则颇有“束手无策”之感，金融消费者在面对具备极强专业性的金融机构时显得更为弱势。国务院法制办于2016年11月16日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较于早前的征求意见稿，《条例》送审稿在第三章“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特别规定”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合法权益”2，从立法意图上看即承认了金融消费者适用《条例》的权利。《条例》送审稿同时在第十七条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的欺诈行为做了列举，其中包括“经营者在提供金融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欺诈金融消费者的行为”3。从上述立法脉络可以看出，《条例》送审稿欲将金融服务经营者的行为纳入到规制范围当中，若此版《条例》最终出台，则可以推知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可以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法学理论上的争议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是指当被告的行为是轻率、恶意、欺诈时，（法庭）所判处的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处罚做坏事者或以被估计的损伤做例子对其他潜在的侵犯者产生威慑。”4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英美学者已有较多论述。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遏制、补偿与使私人协助执法四种基本功能，其他功能还包括了节约由国家财政支出的诉讼成本、补偿心灵痛苦、维持社会安宁等。其中，遏制作用又分为特别遏制与一般遏制。特别遏制是指遏制被告再犯相同的违法行为，一般遏制是指遏制其他人犯相同或相似的违法行为5。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上述功能，是大陆法系国家进行制度移植的原因所在。但滥觞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会引发较大的理论争议，实践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适用问题。
（一）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责任类型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大的争议为如何认定其属于何种法律责任类型。在我国，基本法律责任一般分为私法责任（民事责任）与公法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按照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不符合民法基本原理的，这导致欧陆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拒绝公开承认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的罗马法理论，在民事关系中，造成损害的一方必须赔偿受损一方的损失，但这种赔偿责任必须以对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则突破了这样的规则。从英美的实际判例中不乏有被告被判处超出比实际损害多得多的赔付案例。有德国学者认为，超出实际的赔偿实际上是授予了受害人“不当得利”的诉权，并认为法律将这种诉权授予私人是“危险的”，他们坚持此种涉及公共利益的共同规则应当交由公法来解决。换句话说，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与私法中“平等”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而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完全可以交由行政处罚（公权力）来解决。同样，惩罚性赔偿制度也迥异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因为惩罚性赔偿金的产生是基于民事行为发生的，这些行为并不直接违反公法，也没有国家行政机关介入的余地。于是也有学者提出惩罚性赔偿金是一种新型的，既不属于功法也不属于司法的独特责任，其具备“私法社会化”的属性。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在私人协助执法机构执法，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
（二）惩罚性赔偿的道德风险惩罚性赔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即商品或服务的买受人是出于获取多倍赔偿为目的而“知假买假”。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目前，《条例》送审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此条与消法相比增加了但书规定，将“以牟利为目的”的行为排除出条例保护范围，防止道德风险的立法意图较为明显。
（三）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问题由于普通法系国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置上限，所以个案中经常出现“天价赔偿”情况，在美国甚至引发了是否违宪的争论7。虽然我国消法对惩罚性赔偿规定了上下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在个案中依然存在合理性难题。在我国，惩罚性制度的合理性难题在于法院的司法裁量权必须基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在具体案件中，原告通常会直接援引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在此情况下，法院一般判决支持或不支持原告的诉求，在具体的赔偿数额确定上很少进行自由裁量，虽然客观上达到了整齐划一的裁判效果，但合理性却有待商榷。即使我国很难出现英美那样的天价赔偿案例，但由于消法对惩罚性的上限采用的是硬性设定的问题，并没有将被告的公司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也可能会出现某些实力雄厚的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时只需要赔付原告消费者500元人民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就难以得到发挥。
二、从行为法经济学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制度
行为法经济学，又称行为法律经济学，是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它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可能的实施效果进行解释和预测，通过法律规则的结构来消除个体偏见8。如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等就以行为法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并以此来寻找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性的改革方式。虽然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的制度设计及适用环境有极大不同9，但桑斯坦等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及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而发现的某些具有一致性的规律，可以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提供一些改良的思路。桑斯坦等学者在其合著论文《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评估（兼含对法律中的认知及评价的注释）》中试图寻找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确定过于随意的原因以及回答“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应该融合、限制陪审团的决定或者作出与陪审团的决定相反的规定”10这个问题。桑斯坦等人在论文中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发现：
一是惩罚性赔偿案件中的惩罚程度与违反道德的程度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不因性别、种族、收入、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有所差别。由于欺诈故意或者欺诈行为会致人痛苦与不幸，这种致人痛苦与不幸首先是一种不道德，这种不道德在法律体系中的“映射”（mapping）则体现为被告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并且法律还应采用更为有效的办法防止被告及其他潜在的违法者再次违法。实证结果表明个案中行为“不道德”的程度越高，被告受到惩罚的程度也会越严重
。二是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存在一种明显的“任意”，这种任意产生的原因是当法律系统用金钱做标准来衡量违法行为的应受惩罚程度时，上述的这种一致性会发生断裂。即使陪审团对被告欺诈故意的认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于应该判令被告赔付多少金钱却很难达成一致，这是由于人们在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产生认知困难。三是被告公司的规模、陪审团先前对补偿性赔偿金的裁定和原告的诉求等因素对于赔偿的数额会产生重大影响。充分的证据显示即使被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等量的，但富有的被告会被陪审团判处支出高得多的赔偿金。而由于赔偿金在美国被分为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补偿性赔偿金是为了弥补原告所受的损害而设，不具备惩罚性质，但补偿性赔偿金数额越高，惩罚性赔偿金也相应会越高。同理，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的高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惩罚性赔偿金的裁定。由此，桑斯坦等提出了以下这些可能的改革措施：一是只让陪审团来负责裁定被告是否具备应受惩罚的欺诈故意，或者由陪审团对补偿性赔偿金额做出裁定。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裁定，则交由主要由专家组成的行政实体，或者是被赋予了特定任务的准公共机构来负责裁定。二是在陪审团做出被告欺诈故意成立的情况下，交由法官来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同类案件的判例作为指引来限制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任意性。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的适用
根据上述实证发现，结合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这一制度的适用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考虑，由于金融消费不同于一般消费，其具有非实体性、风险性及风险传播性等特点，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相比，机构的专业性更为突出，机构规模优势更为明显，个体金融消费者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更显弱势。金融机构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大多借助格式合同条款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对于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出现的欺诈营销、信息披露不及时全面等违法行为，不仅对个体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由于格式合同的使用，对购买或使用同类金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人群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具有极强的“扩散性”。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违规销售次级贷款产品造成的。对惩罚性赔偿金规定上下限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裁判的任意性，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制度合理性。例如，在某些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进行欺诈营销，使老年消费者将养老金投于高风险金融产品中，最后导致消费者养老金全部亏损等较具代表性的案例中，若该消费者的养老金并不丰厚，即便采用三倍赔偿的方法进行惩罚，在没有考虑公司规模的情况下，这种“惩罚”恐怕很难达到遏制再犯的目的。同样，如果在欺诈营销行为成立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数额巨大，多个消费者对此提出集团诉讼，共同适用三倍惩罚的原则，则也有可能出现“天价赔偿”的情况，同样不利于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制度价值的实现层面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初衷是通过增加违法成本，通过公民个人维权间接实现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社会管理目标。然而，由于当前的立法设置是将个案惩罚性赔偿金全数判归消费者，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对违法金融机构可以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惩罚性赔偿金弥补的是金融消费者所受的损失，罚款收归国库，主要起到震慑和遏制再犯的作用。个人和国家权威分别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和行政罚款得到了弥补，但受到违法行为影响的市场秩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弥补。恢复良好的市场秩序却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作为支撑，仅靠个体消费者恐难达到立法者所希望的社会管理成效。
因此，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改良形式（如下图1所示）：图1金融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逻辑框架图首先应当区分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将对欺诈故意的认知与道德认知协调起来，使补偿性赔偿金与民事责任中的赔偿义务相对应，用于赔偿欺诈行为对金融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应当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寻求救济过程中付出的各种费用。这样的制度设计能保持案件对惩罚性故意的认同一致性。其次，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应设置上限，也不应单纯由原告消费者的诉求来决定，而应交由具备专业知识、能够综合把握案件判决结果对同类案件及社会影响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具体的赔偿数额应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作出裁定。法官在做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裁定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被告公司的规模、补偿性赔偿金的数量、原告的诉求、欺诈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等因素。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的认知困难。
同时，也必需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引作用，或综合考虑在充分总结不同案件类型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量化指引，以指导不同地区的法官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判决。再次，设立由政府主管的专项公益基金，惩罚性赔偿金先统一由国家收缴，并交予公益基金统筹管理。根据实践需要，公益基金一部分可用于补偿受害消费者，一部分用于先行赔付同类案件的金融消费者并帮助其维权，以恢复受到损害的市场秩序。另外，还可授权独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或行业性消费者保护组织将资金用于普及金融知识、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公益活动中。如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在吸收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就结合自身法律传统对该制度进行了改革。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了利益收缴制度，即被告以损及众多消费者为代价获取利润的，工商利益或独立的职业利益促进团体、消费者保护组织、工业或商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这些适格团体有权诉请法院判令行为人将该利润上缴给联邦财政。美国的集体公益罚金制度也是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良，是指被告因对原告所代表的集体施加了过分的侵犯，而被原告提出的诉请，由被告承担的带有惩罚性地赔偿原告所代表的集体遭受全部或者部分损害的责任11。这就避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所造成的道德风险，更广泛地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较好地发挥消费者组织等公益团体的作用，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作者：朱红1，李婧2 单位：1，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行为经济学也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看，行为经济学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动机研究；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由于行为经济学注重分析微观主体的非经济动机或者非物质动机，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更多依赖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较多采用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继承了经济学对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诉求，但是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从而将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经济行为分析一直都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则试图采用“损失厌恶”等个人心理可能会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并号称经济学即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经济动机驱动下的理性行为，而复杂多变的个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乔治•卡托纳及赫伯特•西蒙开始将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可以将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随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其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和成熟，极大推动了大量具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研究，并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系统偏误，并进一步构建了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主体的判断模型，从而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断成熟，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断深入，甚至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领域，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二、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而经济选择的最终结果完全可能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优化均衡点，从而解释了现实中的复杂经济世界。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假设上，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于行为人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无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这就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分歧。
（一）行为人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都能进行理性决策，即假定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同质的，具有完备的信息。行为经济学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认为微观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理性受到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表现为“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在做出最终的经济决策时，决策情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特征、决策模式等都会对最终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微观主体的异常行为也因此产生，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尽管行为经济学也坚持理性假定，但是认为行为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微观行为主体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承认人的复杂异质性和社会性，并且利用心理学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础，从而导致了其和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
（二）偏好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中偏好是外生的、稳定的，并满足自反性、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可以概括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又一重要基石。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构建的预期效用理论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特维斯基和卡尼曼（1979）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并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对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独立于判断和评价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为单纯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还取决于对给定分布函数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外在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诱导偏好会导致偏好反转（perferencereversals）。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消费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人而展开的，对于前者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观测，发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选择行为，违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从而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进来，合理解释了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莱斯悖论”做出了解释。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分别解释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应该互为补充，共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行为经济学试图将心理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认知心理学概念，并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活动可能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论”，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世界的描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一）预期理论长久以来，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分析的经典框架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阿莱斯悖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通过大量实验数据验证了期望效用理论和现实世界存在的严重背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预期理论，对“阿莱斯悖论”给出合理完整的解答，奠定了行为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主体个人特征共同影响了人类的理性决策，应该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改造。他们认为人类的效用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而且期望效用本身也是由个体主观认识所决定，因此采用了权重函数和主观价值函数来描述人的效用。主观价值函数反映了预期结果与人的主观满足大小之间的关系。卡尼曼进一步提出了效用评价函数是基于S形价值函数中的一个参照点，由于行为决策人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厌恶”而非“风险规避”，因而效用函数存在着拐点。所以，预期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分析中的最大不同即对效用的描述。在预期理论中，效用是由价值函数决定；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效用是由效用函数决定。根据上述的预期理论分析框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①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不是财富的绝对量变化而是财富值相对于参照点的相对变化量；②同样数量的财富减少引起的痛苦远远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的快乐；③随着离参照点的距离增加，与参照点的差异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规律。以上结论解释了期望理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的分析框架，也是对“阿莱斯悖论”的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
（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已经从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在理论构建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学语言构建数量模型，运用逻辑推理方法获得假设推论，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存在着的不足即往往将个体的心理因素忽略掉了抽象了。虽然同样是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但是行为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人类的心理因素，因此往往借助于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另外由于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互动的和关联的，因此行为经济学偏重于动态分析，而不是静态分析方法。
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信贷决策分析
机制消费信贷在我国已经有了近20年的历史，消费信贷的产生与扩张是否能够有效释放居民的潜在需求，促进消费总量的稳定增加，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内很多学者在上世纪末即着手研究消费信贷的影响因素，并且也试图运用实证分析手段验证我国消费信贷的消费需求刺激效应，不少学者认为消费信贷可以促进居民的短期消费，但是对长期消费效用不明显。现有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上，并运用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提出我国居民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而消费信贷的产生可以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增加当期消费。传统经济学的消费信贷分析框架更多的建立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认为消费者是同质的，不存在差异的，都是根据经济利益驱动做出最终决定。因此，建立在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消费信贷研究通常认为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放松了人们的预算约束限制，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但是，正如上文阐述的那样，人类行为不仅由经济动机决定，也存在其他很多非物质动机。另外每个个体对不确定条件的判断受到各自过去经验判断的影响，尤其受到各自所选择的参照点影响，微观主体不应该是同质的经济理性人，而更多的表现为复杂多变的异质性，所以现有的消费信贷分析通常都将微观主体的差异性、心理特征等重要因素抽象或者忽略了，由此得到的结论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刻画微观主体的现实决策行为。本文将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个体决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分别探索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信贷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搭建居民消费信贷的决策机制，并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可能导致的潜在风险因素。
（一）消费信贷行为的决策机制根据上文述及的传统经济分析框架下的期望效用理论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的流动性约束理论，理性经济人在不存在消费信贷的情况下，其消费需求的最终决定即一定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人的决策影响因素包括收入水平、预期的收入变动、商品的偏好、商品的价格等。而消费信贷产生以后，消费信贷可以改变当期流动性水平，进而使得消费者存在着新的跨期消费选择，那么增加的影响行为人消费决策的因素有信贷可获得性、消费的时间偏好。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背后存在大量的复杂多变的心理因素，而且心理因素也会对最终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借鉴行为经济学的预期理论以及随后发展的心理账户理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对消费信贷行为主体的微观决策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希望建立一个较为完整而且更加贴近现实世界的消费信贷决策机制。根据上述的预期理论，行为主体对客观事物判断往往会受到自身的经验影响，也会受到个人对信息获得以及认识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消费者的教育水平、以往的消费经验、对新生事物的理解以及风险态度都会影响到消费信贷的最终决策，而且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也都是不确定的。另外，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消费理论以及心理账户理论进一步提出，不同类型的财富或者货币收入并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效应，消费的时间偏好也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因此在消费决策分析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消费者是否存在消费的不同账户划分。具体来说在分析中可以充分调查消费者不同类型消费月支出的平均水平，以及消费者对电子、通信等具有明显更新换代特征商品的消费态度来考察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差异。
（二）消费信贷行为中的潜在风险因素在传统经济学视角下，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收入约束和效用函数做出最为合理的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支出最小化），而消费信贷产生以后，可以改变消费的收入预算条件，从而使得跨期消费面临着更多的选择，消费者将会选择使其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合理消费决策。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行为人是有限的理性；二是消费的时间偏好不是稳定的，甚至可能出现消费逆转。那么，在上述的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信贷决策机制中，影响消费决策的选择因素既有理性的经济因素、心理因素，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心理因素，在消费信贷产生的条件下，可能会改善经济因素的理性约束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或者刺激消费信贷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促使消费者不会完全根据预算约束来进行消费决策，而更多的会受到自身的认知水平、欲望程度、消费动机的影响，这样的消费信贷决策很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在未来面临信贷还款的压力，进而构成了消费信贷中的潜在风险因素，这样的心理因素大都是因个体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作者：高蓉蓉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回顾了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经典文献，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进行了评述，并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关键词：行为金融；展望理论；心理帐户
一.导论
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
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
Van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李忠民，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
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二.展望理论的提出
Kahnemanand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
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
(1)确定效果(certaintyeffect)
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
(2)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
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
(3)分离效果(isolationeffect)
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
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
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
(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
(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
(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effect。
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
(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
(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p。这可以说明个人过分注意极端的但概率很低的事件，却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
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
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effect
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
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effect的倾向，Samuelsonand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Johnson，Meszaros，and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
2.沉没成本(sunkcost)效果
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and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and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and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了未实现损失，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
Laughhunnand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and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and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
Thalerand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moneyeffect)。
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effect)
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
Kahnemanand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
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and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
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
Barberand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
4.跨期赌局的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
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
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
Loss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and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
5.心理帐户
除了Tverskyand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
Shefrinand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and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and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
Shefrinand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mental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mental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彩票?
四.结论
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
一、道德行为分析
（一）道德行为对社会交易成本的影响
交易成本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所需要的成本，是在与人有关的交易活动中的费用，因而道德的规则也必然在这种活动制约中发挥作用，道德行为会在总体上减少交易磨擦、降低交易费用，反之则增加交易费用。
一个缺乏道德规范的社会，会引发大量的交易成本。譬如，缺乏道德约束的盗窃行为，虽然它只是财富在不同物主之间的转移，一般不导致社会总财富的减少，但它却产生社会防盗问题。为了防止和惩罚盗窃，就要建立防盗设施，设置保卫部门以及事后破获盗窃案件，这些都会引起有限的社会资源的占用。社会为防止盗窃行为而引起的支出，就是盗窃这种不道德行为引发的交易成本。盗窃行为越猖獗，社会交易成本越高。没有盗窃行为，这部分资源就会被节约下来。又如商业欺诈这种不道德行为，也会引发社会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人们为防止被骗，就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去了解交易对象的信誉，鉴定商品的真伪与质量，签订更加详细的交易合同，在被骗之后去打官司等等。如果有良好的商业道德，这方面的费用就可以大大减少。所以，一个道德水准很低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交易成本很高、社会资源浪费性使用较多的社会；而一个道德状况良好的社会，则可大量节约交易成本，使有限社会资源获得节约而用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其它方面。
（二）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和搭便车
在经济理论中，通常把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产品分为私人物品（如一般商品）和公共物品两部分。公共物品是指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着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据此，道德也同样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也是一种公共物品。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这种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收回其成本。在公共物品领域存在“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者，是指没有参加该产品的生产，或虽参加但不承担相应成本，却能从中获益的人。“搭便车”者生产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他人成本提高的基础上的。道德亦如此，谁都希望社会道德状况优良，享有一个好的道德环境，但“搭便车”者却不想对这一良好的道德环境尽必要的道德义务、付出必要的道德代价。因而“搭便车”者众多和“搭便车”现象泛化必然会破坏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首先，人们在提供道德产品，为全社会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的同时，大量的“搭便车”者免费使用，使道德产品的提供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导致谁提供谁亏损，所以“搭便车”者使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中的创新激励机制软弱。其次，“搭便车”使人们获得的与其所付出的不一致，那些败德者比守德者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就必然刺激在道德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最后，由于道德公共产品的免费消费导致人们可以不计成本去消费公共物品，并且由此助长机会主义。这一机会主义在道德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谁都想从守德中得到好处，谁都不愿为守德支出费用和代价”。当主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该主体强烈要求一个好的道德环境；而当主体有机会侵犯他人利益，则将所有的道德规范抛于脑后，竞相败德。久而久之，道德环境只会越来越坏，最终导致一种道德的无序状态或无道德状态。
（三）道德行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内化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道德行为，其道德的私人收益和道德的外在收益之间以及道德的私人成本与道德的外在成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道德的私人收益越小其外在收益越大，道德的私人成本极大可能道德的外在成本极小。按照对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及其外部效应的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道德行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内化所致。
道德行为几乎毫无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点：行为者付出的代价（成本）极大，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的所得（收益）较小，甚至是负收益。但从其行为对社会的道德收益和道德成本来说，则是
另一番景象，正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生成，给社会带来了正的道德收益，减少了社会付出的道德成本。换句话说，他们的个人收益极小，而外部收益和社会收益极大，大部分个人收益外溢为社会收益，给社会带来了外部正效应；他们的个人代价（成本）极大，而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会减少，大部分外部成本内化到行为主体的个人成本里去了。
由上观之，一个道德行为，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个人成本如果太大，个人收益太小，甚至是负收益，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就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算计。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在为缺少见义勇为的英雄、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对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当人们付出这样的成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生产着一种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就是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道德环境得以好转。这种公共物品是可以使每个人受惠的，即每个人都是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而且其它的消费者都不用为此支付成本。为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支付成本的，只是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及那些道德行为者。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和那些道德行为者来说，如果在代价（成本）与收益的理性选择中找不到这样做的充分根据，这样的情形就可能出现：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社会道德秩序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愿意为此而付出代价（成本）的人将越来越少。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使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愿意遵守社会公德的人，愿意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者，有见义勇为冲动的人，在一般条件下，不至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太大的代价。而这个条件是需要社会来创造的。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这样一种条件，即使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几个足以感人的英雄，但它无法使大多数人都能够普遍这样做。其实，现实之所以出现道德冷漠的现象，也正是人们经历了许多教训（成本与收益失衡）的结果。如果缺少基本的秩序保证，一个人因做好事却遭流言蜚语，一个人救了他人却被被救者反污为肇事者，一个人因制止流氓滋事反被流氓殴打，可能意味着生命危险，最后甚至连医药费都无处报销，这就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在经历了许多这样的事情之后，再面临类似的事情，通过理性思考，人们就必然会形成一种预期，即如果自己出面干预，是要承受很大的代价的，可能完全“得不偿失”。
二、败德行为分析
（一）败德成本与败德收益
人们在追求利益实现的活动中，总是力图以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实现其利益，即以最小的行为耗费（成本）取得自己所需的资源，获得利益的最大实现。所以决定选择取向的根本，在于预期中的行为结果在收益上大于实施行为支付的成本。理性的道德主体同样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在作出一定的行为之前，也要对各种可选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进行预测和比较，从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
败德行为的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做出的物质和精神耗费以及由实施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给予的舆论谴责以至法律制裁等等。
败德收益是指败德者通过败德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对败德者而言，败德收益按其内容、性质，大体可分为财产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前者是指因败德而获得的可直接或间接计价的利益，即可用货币计量单位加以最终衡量、测定的利益。后者是指因败德而获得的精神性利益，它具体可表现为败德者的情感得到的满足或发泄等等。
其他条件不变时，败德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与败德行为的发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变化轨迹，即在一定范围内，私人成本越高，私人利益越低，败德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就越低。败德行为的发生率与败德行为的私人成本成反比例关系，同其私人收益成正比例关系。
对于败德行为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我们了解败德者的败德决策。败德主体之所以必然作出某种败德行为决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降低其败德成本，最有效地使其所追求的败德收益得以实现。只有当他预期败德收益大于或等于其败德成本时，才有可能最终实施该行为，并且随着这种败德收益越大，其决定实施行为的坚定性越强，因而实施败德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二，有利于我们确定对败德者实行惩处的最低限度。由于最终是否实施败德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败德收益的预期水平。因此，要有效地预防和惩处败德行为者，对其惩罚量的最低水平必须高于其败德收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产生“得不偿失”之感，使其不愿再败德，同时也会使社会上其他的、潜在的败德者受到威慑，在理性的权衡中放弃实施败德行为。当然，上述论证具有相对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败德的惩处机制和制度不健全，的确存在着那些不计成本的“死皮赖脸”者和不计后果的“铤而走险”者，这类人以“蹂躏道德”为乐趣和本能，他们可能不会去进行败德成本与收益的算计，尤其可能以赌徒的侥幸心态低估预期惩处成本。
（二）经济分析：败德行为可以解释但不能容忍
正如前面分析，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经济人的角度，败德行为主体所实施的败德行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因而对败德行为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作出解释并给予一定理解。
但“可以解释并理解”的东西是否可以毫无限制地让其发展呢？非也。经济分析特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包括“帕累托最优”、效率和公平等。我们把败德行为放在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体系内作如下检测。
首先，假定败德行为发生之前的经济系统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当败德者实施败德行为时，他所得到的败德收益实质上是其它受害者的一种福利的净损失，表明净福利从一般人手中转移到败德人手中，社会总福利并没有增加。败德者的境遇的改进是以受害者的福利受到损失为前提的，这显然违背了帕累托最优这一假设前提。
其次，经济学认为，外部负效应会损害效率。从整体来看，败德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
水平。从个体来看，败德者的私人成本很小甚至没有，收益却极大。但是，败德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一旦某位败德者的败德活动“成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就会带动更多原本清白的人加入败德者的行列，败德行为发生的频率就会逐渐加快，就象瘟疫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说小范围的败德行为犹可容忍的话，那么败德行为在社会范围内大面积发生时，社会就不得不为此支付高额的追加成本。由此可见，败德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远大于私人成本，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负效应的特征，从而引发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再次，如果整个社会“人人都能败德”且“人人都败德”，从理论上讲，这是公平的。但实际上人非机器，毕竟有差别，只能是少数败德者凭借败德行为率先走上“富裕之路”，而绝大多数人仍然固守原状，甚至因受败德之害而状态恶化，这就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效率的。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败德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败德为行为恰恰符合经济人对“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可以解释并理解的。但由于败德行为客观上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违背了效率与公平原则，而这与经济学分析的价值判断标准背道而驰，因而败德行为又是不可容忍的。
三、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
（一）经济分析的意旨：内化道德行为收益和败德成本
通过前面分析可证，道德行为具有道德收益外溢（外部正效应）的特点，败德行为具有败德成本外溢（外部负效应）的特点。但对道德进行经济分析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该方法能够激励道德主体践履道德行为，警醒败德者减少实施和不实施败德行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这里首先可以借鉴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人们常识行为或者说对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进行了发人深省的修正。（注：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或外部负效应）这类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如何阻止A，实际上这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办法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其结果尽管可能使B免遭损失，却有可能使A也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换言之，就是A是否有权损害B，或B是否有权要求A提供赔偿。科斯的结论是，如果市场交易是有费用的，在产权已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就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科斯的思想精髓在于，人们可以通过界定产权，使交易成本内在化，从而使价值损失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被减少到最小程度。
我们把科斯的理论借用到对道德分析的领域，尽管行为主体会理性地将约束成本支出维持在边际成本支出与边际收益相等的临界点上，但经济分析则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同企业组织内化了交易成本一样，能够内化道德收益和败德成本。这种制度能清楚地界定彼此的利益边界。如果这种制度找到了，或许经济学分析道德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
（二）制度环境与行为选择
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注：转引自《中国经济日报》1998年5月7日。）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活动的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边界范围，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制度告诉并强制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人的活动具有选择自由，超出这一范围就要受到惩罚。尽管制度是后天的，依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对特定时代的人来说，却是他们一出生就面对的、既定的，因而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只能在它提供的范围内或设计的框架中活动，不能脱离它、跨过它。正如狗活动的范围取决于绳子的长度一样，个人行为选择所达到的满足程度则取决于制度。在现有条件下，制度设置更合理一些，制度建设更好一些，在制度的允许范围之内，人们追求和达到效应的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
在科斯、布坎南、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任何一个与社会相悖的现象出现，其终极原因都应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中去寻找，而不应该仅仅从个人行为中去寻找。个人行为也是由制度所决定的，行为的无序与错乱，其本身也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不良的社会制度则为“从恶”提供方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动机。如果出现一、二桩败德的事件，我们可以归结为这样那样的主观偶然原因。一旦生活中充溢着形形色色的败德行为，我们就不得不更深一层次地追问制度原因，是制度允许败德者这样做。民众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为其所提供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宏观手段的内容和方式。这不仅需要有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合理的社会结构与恰当的社会行为规范作保证，这就是制度。只有当社会能为其成员提供如黑格尔所说的“活的善”的社会伦理和制度规范安排，且有恰当的保证手段引导民众向善的方向发展时，其成员才能表现出普遍的德行状态，并稳定地向拥有优美灵魂的德性过渡。由此可见，道德建设从制度建设入手是当务之急。
我们宁愿相信制度，不可太相信人们的德性和善。
（三）制度安排：道德演变的大趋势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为此而做的制度安排。因此，道德建设最主要的不在于宣传和号召，而在于制度建设。在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尤其如此。作为道德规
范，将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趋向制度化，这已是道德演变的大势所趋。道德规范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如下内涵：
首先，一切道德规范的确定和实施，都将同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考虑。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占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决不是同社会的正义和道德不相关的，而是直接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正义和道德水平、程度。社会制度安排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生产效率的增长，而且要考虑到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考虑到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合作，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伦理道德目标的一致性。我们决不能在经济目标上强调利益至上甚至利己至上，而在伦理道德目标上又一味地强调大公无私、利他、利人。这势必引起社会成员思想和行动上的无序和混乱。
其次，整个社会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秩序。社会应当为公民提供公正的生存环境，应当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的善指向德福一致，成为人们谋取现实利益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必须首先是正义或接近正义的。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安排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些人可以通过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手段获得可观的收益，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因为社会不公平恰恰是引发不道德甚至故意反道德的原因之一，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些不道德行为和故意反道德行为就是由这样的不公平引起的。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
第三，一切道德规范都将尽可能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制度”，都要能够落到实处，而不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或“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规范将越来越接近于法律。过去我们谈道德建设，常较多地从思想意识和信仰层面出发，忽视了道德在规范层面上的机制性特征；往往过于强调道德自律性的一面，忽视了道德他律性的一面。这样，道德往往只表现为一种软约束，缺乏社会强制力。这是当前道德失范的原因之一。必须加强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增强其硬约束力。操作中的指导原则应定位于使道德价值具体化，道德要求规范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建立道德执法监督机制。制订或确认道德行为准则，并附以监督社会成员遵守这些准则的事后惩罚措施，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惩罚；在保留道德形式的基础上，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道德价值得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确认，增强其硬约束力，发挥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作用。
第四，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道德行为获得较大收益，败德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使道德收益和败德成本内化或部分内化。不能使违反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更不能使遵从和弘扬道德者总是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社会应当努力构建起依靠赏罚严明的机制调节分配的公正的社会结构，在宏观上创造“老实人不吃亏”的合乎人性生长的良好环境，保证德行是社会的普通通行证，从而使民众通过生活体悟到，德行既是美好的，也是有用的，进一步引导民众成为社会生活的自在自为的主人。在一个社会中，当违反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带来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有害的误导。
第五，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建立利益制约机制，为人民进行善恶选择提供制度保障。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使利益关系处于规范和调节之中，保证合理、正当的利益的实现与履行。同时，对于利益失衡进行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倡导的善行给予保护和奖励，对于违害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恶行进行相应的惩罚。善行得不到相应的奖励，恶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为其他社会成员在冲突中选择善行带来阻碍，使社会正气得不到弘扬。一个社会出现善恶冲突与斗争，出现一定的不公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恶现象没有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而使善不能战胜恶以致无法遏止恶现象的蔓延。因此，一个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扬善惩恶的机制，不仅可以为解决善恶冲突提供保障，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人们做出某一行为之前，才会在社会利益、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人利益的成本和收益之间作出平衡和比较，能够合理地界定彼此的利益边界，小心地进行合作、交换和博弈。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使道德行为主体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实践其道德行为，使败德行为主体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不到均衡点而放弃其败德行为。
一、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U=U[,I]-U[,0]即效用值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U[,I]增加，则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U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U[,a]＞Σp[,b]U[,a]
（1）价值函数V（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二、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Pi（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行为经济学家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时冲动之下拖延，购买，借用，抢夺巧克力。
像所有思想上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开始于长期观察到的用通常的智慧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和怪异事实。比如赌徒在明明知道可能要输的情况下仍然下注。人们一般会说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要存钱，要吃得好，要开始锻炼，要戒掉香烟。他们是当真的，但是往往又做不到。
那些感到冤枉和委屈的人要实施报复，虽然这样做往往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这些违背常理的事实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几个世纪来都依赖的人类因素标准模式的直接和公开的挑战。经济人（EconomicMan）是该理论的基石。经济人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充分考虑利益与成本，追求价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人是个聪明的，分析的，自私的动物，在追求未来目标的时候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不受身体状况和感情的影响。经济人是建立学术理论的非常方便的工具。但是经济人有个致命的缺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当我们转向现实中的人就发现没有所谓的机器人般的逻辑，相反有各种非理性的，自我破坏的，甚至利他主义的行为。这种常见的现象已经被人们谈论几个世纪了，企业管理副教授阿斯拉夫（NavaAshraf）说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心理学是决定过程的一部分”，他看到了充满激情地参与者和公正的旁观者的冲突。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心理学观点不屑一顾。就在15年前，经济学的下属分支行为主义经济学——研究真实的人如何作出选择，从心理学和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个边缘性的，怪异的内容。如今行为主义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中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迅速增长的领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批评性的大量实证的研究，颠覆了长期以来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
虽然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在斯坦福，伯克利，芝加哥，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大学讲授，但是这个领域学者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哈佛。哈佛校长萨莫斯（LawrenceH.Summers）说哈佛研究经济的方法从传统上说比其他大学的更接近现实和更多实证经验。他在哈佛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认为自己是个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如果你关注现实，注重实践，你就容易被行为主义途径吸引。”
为新领域设置框架
有两个非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40年代的时候，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A.西蒙（HerbertSimon）提出“限定合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概念，认为单单理性的思考并不能解释人们的决定。传统的经济学家不喜欢或者忽略西蒙的研究，当他197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多人为此非常不高兴。
1979年，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恩曼（DanielKahneman），法学博士（LL.D）和斯坦福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出版了“展望理论：风险决策分析”（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这是一个关于人们处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方法的突破性的文章”。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该文成为经济学界引用最广泛的文章。该文作者说备选方案被框架的方式不仅是简单的相对价值，严重影响了人们作出的决定。这是行为主义经济学中一篇开创性的，其强大的方程式穿透了标准模式的假设核心。也就是说备选方案的实际价值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们展现的方式（也就是框架化）。
比如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备选方案就能改变人们对风险的倾向。特沃斯基和卡恩曼在198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决定的框架和选择的心理”（TheFramingofDecisionsandthePsychologyofChoice）提出一个例子“想象一下美国在准备对付可能爆发的罕见的可能造成600人的死亡的亚洲疾病。”他们写道“可能提出两个备选的战胜疾病的计划。选择甲方案，可以挽救200人，选择乙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都获救，但是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个人也活不了。”作者报告说72%的受访者选择甲方案，虽然实际上两个项目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大部分人都讨厌冒风险，更愿意确定能够救活200人的方案。研究人员这次重新表述问题。丙方案“400人将丧命”丁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谁都不会死，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死掉。”这一次，78%的人选择丁方案，虽然结果还是完全一样。现在受访者都愿意采取冒风险的措施了。这个差别仅仅是甲方案采用可以挽救的人来叙述，乙方案以可能死亡的人来叙述，显然人们更愿意冒风险防止人们失去生命，而不是冒风险“挽救”生命。
在哈佛商学院研究决策和谈判的Straus企业管理教授马克斯•贝泽曼（MaxBazerman）说“特沃斯基和卡恩曼在经济学界开始了这场革命，1979年的在经济学领域内，采用经济学家的文体风格，发表在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展望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难用文字描述出来。人们接受数学参加进来，这是重要的。”2002年，卡恩曼和乔治梅森大学的佛蒙斯密斯（VernonSmith55年的博士）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中的贡献。(特沃斯基和卡恩曼的长期合作伙伴1996年去世。)
1980年代，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当时在康乃尔，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开始将心理学的观点应用在经济学中。写了定期专题文章名为“畸形”发表在《经济视角杂志》（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后来收录在1994年的著作《胜利者的咒骂》（TheWinner’sCurse)。哈佛最著名的行为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大卫?莱布森（DavidLaibson）说塞勒生活在1980年代的知识荒原，捍卫多数经济学家都嘲弄的观点，他坚持下来了。行为主义途径在1980年代是让人厌恶的受诅咒的对象，19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现在称为时尚热门，很多研究生都来凑热闹。不再是被围困的一帮孤独的研究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对着干的了。”
就像多数运动一样，有些早期的归依者。“1980年代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看到证据，开始采用它（行为主义经济学）”贝泽曼说“平庸的经济学家慢慢跟上，他们继续忽视它，这样就可以继续不受干扰做他们的工作了。”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反对者本来会同意理性的模式接近人类的认知水平——“就像牛顿的物理学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近似体”。莱布森解释说“虽然有区别，但是当走在这个星球表面上，你永远也不会遇上。如果我想建造一座大桥，超越一辆汽车，或者打棒球，牛顿的物理学就足够了。但是心理学家说“不，不够，我们不是仅仅在边缘玩修修补补。还有些行为规范，包括一些不完美的自我控制和社会倾向，不纯粹是完全为了自我。我们除了家人之外也关心别人，我们拿出自己的东西帮助他们，比如发生卡特里纳飓风的时候伸出援手一样。”
行为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著作大多数都集中在金融领域，Jones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AndreiShleifer）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在金融市场上“传统的经济学通常的观点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不真实的，因为即使存在愚蠢的，不讲理性的人，在市场上他们遇到的也是聪明的，理性的人，套利者会让价格趋于合理的水平。”施莱弗解释说“如果人们对通用汽车公司过分悲观，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该公司的股票，这些聪明的人就会以很低的价格吃进，对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1990年施莱弗和萨莫斯合写的文章“杂讯交易者金融手段”（TheNoiseTraderApproachtoFinance）通过指出某些风险有关的因素限制了套利来反驳这个“有效市场”模式。比如在那个时候，荷兰皇家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价格和伦敦的壳牌股票不同（RoyalDutch/Shell）虽然它们是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封闭的共同基金，交易的固定数量的股票和他们的债券价格也不一样。“当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市场上按不同的价格销售，套利和理性的力量必然的受到限制。”施莱弗说“非理性的力量甚至在长久的基础上可能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理论上对核心的传统前提的抨击。”
主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SageFoundation）一贯支持行为经济学，即使在它还处在智慧荒原的时候。该基金会现任主席埃里克华纳（EricWanner69年的博士）的博士是社会心理学。他在斯隆基金会（AlfredPSloanFoundation）进行一个认知科学的项目。1984年斯隆开始行为主义经济学项目作为认知科学在经济决策上的应用(实际上这个领域名称搞错了，应该叫做认知经济学。我们胆子太小了。华纳说)1986年当华纳成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后，两个机构共同合作创建新的领域。在过去20年里，塞奇基金会已经拨款支持100多项行为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项目，还组织了两年一次的暑期研习班吸引了年轻学者如莱布森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经济学教授穆莱纳桑（SendhilMullainathan）。该基金会还合作出版了该领域的系列丛书。
行为主义经济学因此可以看作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Glimp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Glaeser）说“我们没有多少内容要告诉心理学家个人作决定或者处理信息，但是我们要很多地方需要向心理学家学习。我们确实可以讲很多个人如何将市场，公司，政党汇集到一起。”
充满诱惑的现在时刻
汉堡包全国连锁店的名字来自卡通人物大力水手（Popeye）的肥胖朋友Wimpy，胃口特别的好，但是钱很少，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很高兴星期二付钱买今天的汉堡包。”Wimpy巧妙地说明了“时间上的选择（intertemporalchoice）”的问题，这个问题让行为主义经济学家莱布森着迷。他说“人类和其他动物都面临是抓住现在唾手可得的回报还是耐心等待将来的回报之间的根本的艰难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非常想现在就得到即刻的满足，想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处。如果你问人们“你现在想要什么？水果还是巧克力？”他们会回答说“巧克力”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星期后，你想要什么？”他们会说“水果”。我们现在想吃巧克力，想吸烟，想看无聊的电影。将来我们想吃水果，想戒烟，想看伯格曼（Bergman）的电影。”
莱布森用简要的模型描述这个动态的过程。考虑一下开始锻炼的项目，这就意味着立刻的六个价值单位的成本，产生推迟的8个单位的收益。也就是说获得净两个单位的收益，但是它忽略了人类看轻未来的倾向，莱布森说。如果未来的事件有当前一半的价值，那么8个单位就变成了4个单位，今天开始锻炼的项目就意味着净丧失两个单位的价值（6减4），所以我们不想今天就开始锻炼。另一方面，明天开始就同时减少了成本和收益的价值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也就是3个单位和4个单位）也就是从锻炼中得到一个单位的收益。难怪人人都热情地说明天要到健身房锻炼。
贝泽曼说“人们不理性的行为在于他们过分的看轻了未来。我们做得很糟糕因为我们花费太多的要得到现在，牺牲了我们将来能够得到的好处。人们用信用卡购买现在买不起的东西，结果在整个一生中能够购买的东西就少了。”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我正在做的事和我将来准备做的事之间不应该是分开的，”阿斯拉夫说。
其实奥德赛（Odysseus）也遇到了Wimpy提出的问题。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解决了这个两难问题。女巫喀尔刻（Circe）告诉奥德赛他的船只要经过塞壬（Sirens）的岛屿，她的难以抗拒的歌声将引诱水手将船只朝礁石上撞。塞壬是人类欲望的美妙的比喻，既包含了诱惑，也包含了其中的风险。喀尔刻建议奥德赛准备好即将到来的诱惑，他必须下令所有的水手用蜡烛密封自己的耳朵，这样他们就听不到塞壬的歌声了。但是他可能听到塞壬的美妙歌声没有风险，如果他让水手用绳子把他绑在桅杆上，命令他们忽视他的苦苦恳求，直到过了危险地带后再把他放开。莱布森解释说“奥德赛通过这样做提前表态，以防可能的危险后果。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就是要防止未来的自己违反现在的自己做出的决定。”
这种预设（Pre-commitments）是一种方法不仅克服欲望的诱惑，而且克服我们往后拖的倾向，有些事情有立刻的成本，但是有未来的回报，比如节食，锻炼，打扫办公室等。比如401(k)退休计划法案不仅让工人们在减免税的基础上存钱和退休后的投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等于白捡的钱的富矿，在街上捡到100美元钞票。（这是莱布森和乔伊（JamesChoi）和马德里恩（BrigitteMadrian）合写的文章的标题）。那是因为许多公司要配套为职工拿出同样的钱。也就是说工人拿1美元变成了2美元。“白得的钱不少啊”莱布森在401(k)s方面发表了很多文章，可以说是这类计划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威。他说“年薪50000美元的员工，其公司支付其公积金6%的话，就可以每年额外得到3000美元的好处。”
理性模式毫不含糊的预测人们肯定争先恐后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甚至59岁半或者更大的工人也没有这么做，他们可以从这个401(k)计划中退出不受惩罚。（年轻一点的人就更不愿意交钱，但是他们面临提早退出的惩罚）莱布森说“这个[591/2]年龄段的工人有一半的人却不愿交钱，他们明明有这个机会。“没有明显的转变，人们就是往后拖，他们计划要很快加入，过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加入。”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公司，新雇员要花上平均2到3年的时间才加入。但是因为美国人更换工作非常频繁，比如5年更换一次，那么拖延就意味着失去他的职业机会的一半为这些退休后的储蓄。
莱布森在公司里进行过教育性干预，通过计算向他们展示其中的好处，说明他们当前做法的不划算。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仍然没有加入这个投资。他们认为这种金融上的交易太讨厌，太迷惑人，他们更愿意明天再做这个事情。这就显示了标准的理性模式在预测人们的行为上是多么糟糕。”标准的理性经纪人模式预测行为。”
不是说我们面对拖延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莱布森和一个公司一起强迫其雇员做出积极的决定401(k)退休计划，要求在30天内给出明确的答复。这和给人们免费的电话号码，让他们一旦决定了要加入就打电话的做法大不相同。在30天之内，公司还不断用电子邮件提醒，催促他们尽快做出决定。在这个积极的决定计划中，要求加入的从40%上升到了70%。莱布森说“人们想谨慎一点，他们不像立刻就作决定。你得采取强制性行动，或者自动加入。”
当萨莫斯（LawrenceSummers）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强力推动公司选择opt-out[自动加入]401(k)s而不是opt-in[主动加入]401(k)s，在古典经济学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说明“违约拖欠确实影响很大，人们惰性很大，不管基线背景是什么，他们倾向于保持原样。”
推销谨慎
这些观点可以被夸大了。莱布森从前的学生阿斯拉夫在非政府组织中工作过很长时间，现在正在发展中国家采用这个行为主义经济学的干预。她在象牙海岸和喀麦隆工作了一年，她“注意到农民和小企业主常常不做发展政策制定者或者经济学家期待他们要做的事。比如，他们不愿意采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技术，他们不愿意接受疫苗，即使这些是免费的。他们也很难储蓄。元月份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钱，往往大吃大喝，买衣服等花掉了，到了6月他们的孩子只好挨饿。
当然，有些人发现了一些办法遏制这个没有节制的倾向。一个妇女在家里有个储蓄罐，定期往里面存钱，把唯一的钥匙交给邻居。另一个妇女设定种植红薯的时间，当该交学费的时候，正好庄稼收割的时间来了。她的农作物成为地下的银行，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取钱出来。
阿斯拉夫在菲律宾一家银行工作，根据非洲妇女的储蓄罐原理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该银行创造了一个储蓄账户叫做SEED(“Save,Earn,EnjoyDeposits”)有两个特点：锁起来的盒子（银行有钥匙）和一份客户不能在总数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在某个日期到来之前取款的协定。客户决定这个目标，但是依赖银行实施。银行把这个产品推销给有文化的工人，小业主，教师，出租车司机，以及有手推车生意的人。
这个SEED储蓄本来设计迎合银行消费者的（阿斯拉夫解释说在菲律宾人们喜欢酷的东西）帮助推动了储蓄。这就像自动的工资额扣除，但是不够，顾客需要直接再存点钱才能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为了进一步鼓励储蓄，阿斯拉夫和银行合作开办储蓄收集者的额外项目，收集者在规定的日子到顾客家里提取SEED的储蓄款，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账户取款的限制帮助顾客抗拒花掉储蓄的诱惑。这个根据市场需要设计的SEED储蓄账户已经帮助菲律宾越来越多的小型金融客户达到他们的储蓄目标。
阿斯拉夫现在为非营利组织国际人口服务中心（PopulationServicesInternational）工作，宗旨是集中私人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在赞比亚推行一个项目鼓励人们使用杀菌功能的氯（Clorin）净化饮用水的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常用的向人们推销东西的方法，有些操纵人们的心理框架让他们乐意购买某些东西的方法。你怎么使用这些知识让人们接受从社会角度看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发展上非常重要，任何人想帮助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都需要了解”，阿斯拉夫说。
精心设计的项目如SEED银行就是理查德塞勒称作“规范性经济学”的例子，其目标不仅是描述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2002年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的穆莱纳桑（SendhilMullainathan）说“行为主义经济学确实风光得很，当你谈论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细节的时候。两个宽泛的政策产生的影响的差异可能不比每个政策被框架化的差异更大。包括最后期限，实施，以及外观的设计等。”
穆莱纳桑继续说“比如在社会安全私有化，私人账户和现在的情况之间的差异可能小于实施私人账户的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哪个选择应该是否定了的呢？我们被允许做出改变了么？改变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每个月要交的款怎么体现，只是你的回报呢还是印刷上去的市场回报呢？从影响方面说，真正的麻烦是项目设计得细节。我们知道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非常困难。这些选择是怎么设定的？他们关注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他解释说“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作出理性的选择，我们认为大事情促使大行为：如果人们不上学，我们认为他们不喜欢上学。其实，很多行为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不是认真思考后的有意义的选择。这是我们对别人的虚妄的看法。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他们笼统的原则是对的，就会促使行为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笼统地说风险和回报，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要购买投资形式的时候，那个时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影响他作出的决定。那就是诱惑的因素，在现实情况下，那个时刻非常诱人。主要的事情就是确定选择的时刻心里在想什么。比如一家公司要销售更多的肥皂，传统的经济学家可能建议生产人们喜欢的肥皂，或者降低肥皂的价格，而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建议说服超市将商品展示在人们平视看到的高度，首先看到你的品牌，马上就决定购买了。
穆莱纳桑曾为南非一家银行干活，该银行想发放更多的贷款。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降低贷款利率，人们就贷款更多了。相反，该银行选择调查了提供贷款过程中的背景因素。它给7万名从前的客户发信，上面说“祝贺您。您有资格享受新型贷款的特别利率。”但是利率是随机印在信中的。有些比较低，有些比较高。他解释说“这就像对药品的随机检验一样。”
银行还随机对信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变动。在某个角落贴上银行职员的照片——随着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显示贷款类别的表格形式不同，有些简单，有些复杂。有些信还提供了中奖赢得手机的机会，如果顾客来咨询贷款的事。有些信有截止日期。随机做出的这些改变让穆莱纳桑评价心理因素的影响，和经济学家关心的东西形成对照比如利率，并且量化这些影响。
他说“我们得到的结果让人吃惊。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的任何一项都产生1-5个百分点利率的影响。女人的照片比男人的照片在男人身上增加需求，达到降低利率5点的程度。这决不是小事，而是经济问题。我们是在谈论大笔的贷款，客户可能每个月的贷款量占它们年收入的10%。你会想如果你真非常需要钱支付这个利息，你不可能被一个女人的照片所影响。照片，手机彩票，复杂或简单的表格，明确的截止日期等都对贷款的需求产生和利率相似的影响。利率甚至排不上最重要因素的前三位。作为经济学家，即使你认为心理学很重要，你也想不到它有这么重要。改变利率代价高昂，但是心理因素的利用几乎不花什么钱。”
穆莱纳桑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项目，说服农民采取更好的饲养奶牛的方法以便增加牛奶产量一半以上。在美国本土，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引起残疾人的投诉，他们并不总是吃医生开的药。他说。贫穷的家庭往往因为复杂的表格和程序不愿意申请大学的经济资助。“经济学家可能说“有五万美元的资助，表格问题就成为障碍了么？”但是事实如此。（传统的解释说申请成功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花费在表格上的时间和努力的代价，人们不会因为复杂的表格而退却的）
经济学家和从事政策辩论的人喜欢在宏观层次上纠缠大问题。穆莱纳桑解释说政策实施的实质性的细节问题——格式看着如何？宣传册子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让人们知道这个政策的？等都留给了具体办事的人员，但是这些工作是中心。人们应该对这些设计选择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智慧，就像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样。行为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帮助我们合理的设计这些选择。这是政策和科学上的一个巨大漏洞，需要尽快堵住。”
仇恨的源头
尽管有些人克服或者与非理性纠缠，不少人却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在9-11袭击前夕，爱德华格莱泽（EdwardGlaeser）开始使用行为主义经济学的途径研究团体仇恨的根源，导致产生这类屠杀事件。他说“经济学家的仇恨的定义是愿意为伤害别人付出代价。”在实验的条件下，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调查对象玩起“最后通牒游戏”，其中总共10美元的赌资，甲提出和乙平分。如果乙接受甲的提议，两人各得一半，但是如果乙拒绝家的建议，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格莱泽说“世界上数不清的证据显示人们30%（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就是3美元）或者更少的建议。所以一般来说，人们提出40%或者50%的建议。但是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可能会说“乙应该接受哪怕一美分和9。99美元的分配办法，你至少可以的一个美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啊(如果电脑，而不是人，做出这个分配办法，乙接受这个不公平分配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个观点得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研究证明了的。参看“信赖和背叛的游戏”（GamesofTrustandBetrayal）94页)
很显然，乙愿意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为了报复甲的不公正分配。格莱泽说“你不用在人类行为的黑暗的隐蔽处探索，就不能发现报复。很难发现谋杀的案子背后没有仇恨报复的根源的。”
他发现心理学的文献把仇恨定义为我们必须对待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为了生存或者繁衍后代。他说“这和相信仇恨的对象在过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有关，将来也要为这些罪行感到内疚。经济学家不能对心理学家说为什么人们会有仇恨，但是团体程度上的仇恨在逻辑上肯定涉及罪恶的行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常常是虚假的。正如纳粹宣传家戈培尔说仇恨需要重复，而不是真相，如果要产生效果的话。
格莱泽说“你需要调查仇恨的来源。谁有刺激鼓励和能力煽动团体仇恨？这就让我们来到模型的症结所在。政客或别人提供仇恨，当仇恨可以作为他们政策的附属品和补充。格莱泽研究了1875年到1925年《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Constitution）的各期文章，计算了所有包含关键词“黑人，强jian”或者“黑人，凶杀”的报道文章。他发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密切相关于历史学家伍德沃德（C.VannWoodward）描述的暴民以私刑杀害的吻合：兴起于1875年持续到1890年。从1890到1910达到高峰，1910年后逐渐消失。
在1880年代到1890年代，格莱泽解释说南方平民党（PopulistParty）倾向于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得到广大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有钱的南方保守派进行反扑，利用种族仇恨，大肆宣传黑人犯下的暴行的虚假的故事。格莱泽说“平民党主义者是黑人的朋友，黑人是危险的，让人讨厌的。就是信息—而不是这个观点被别人支持。黑人应该被隐蔽起来。他们的资源应该减少。“富裕白人向贫穷的白人投票者都受这些观点，并获得选民的支持，赢得选举。最后平民党屈服了，决定他们最好转向贫穷的，种族观念强烈的白人。他们觉得转变政策比转变选民的观念更好。关于凶杀和强jian的故事就源源不断地出现，来自贫穷百人以外的供给者。”
格莱泽还将这个模式应用在反美仇恨上。这种仇恨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特别和美国帮助或实际上对某个地区造成的危害相关。他说“法国人比越南人还憎恨美国人。”相反，他解释说该仇恨更多的和政治人物宣传的美国过去和未来的罪行的故事相关。有些地方可能有个领袖与美国有工作关系，这个领袖的敌人们提供一个备选的政策：完全和美国和以色列断绝关系，发动对他们的袭击。我们已经看到伊朗国王的宗教敌人的观点。霍梅尼（Ayatollah）试图通过利用反美仇恨破坏世俗的现代化派的声誉。”
对于格莱泽来说，行为主义经济学可以采取“从心理学中的内容—--仇恨作为对威胁的荷尔蒙反应，把它用在市场条件下。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什么是增加仇恨的刺激呢？他觉得经济学家们可以采用人类的倾向，扎根于荷尔蒙，自然进化，社会心理学的稳定特征，分析它们是如何造成巨大的集合体。他说“心理学显示人类的情感严重受到社会的影响。米尔格拉姆（Milgram）和吉姆巴多（Zimbardo）的实验（关于服从权威和适应狱卒的角色）显示了人类是多么残忍。但是这没有解释为什么纳粹发生在德国而不是英国。
零和游戏的劝说
安德烈•施莱弗在行为主义金融，政治经济学，法律和经济学等领域做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最近迷恋上了劝说“人们是如何接受信息和被人操纵的”。元月份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施莱弗描述了“认知劝说“探索广告商，政客等如何在他们的信息上附加到事先存在的联系地图上，为了引导公众朝向希望的方向。
比如万宝路香烟（TheMarlboroMan）销售过滤嘴香烟就是通过鼓动人们和牛仔，西部，男子气概，独立性，户外活动等联系起来。施莱弗说有个“偏见确认”有利于劝说性的信息，证实人们心中存在的信念和联系。’(参看“TheMarketforNews,”1-2月,page11,施莱弗和穆莱纳桑对新闻媒体作的类似的分析)比如，乔治布什戴3000美元的牛仔帽不是问题，因为这和他非常般配，但是约翰克里骑6000美元的自行车就是问题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家的铺张就显得太虚伪了。
引用共和党民意调查和交流顾问弗兰克?伦兹（FrankLuntz）的话，施莱弗注意到财产税被重新命名为“死亡税”（虽然死亡并不缴税）为的就是兜售他们的取消/废止。重新添加的标签把税收和“死亡”这个让人讨厌的词联系起来。宣传册子上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人们负担更重，在这个生活艰难的时刻？”施莱弗说“消息而不是真正的内容改变了竞争的结果，他注意到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是个更加巨大的问题在可能不是目标的州比如怀俄明州，犹他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因为成功的劝说性信息与流行的世界观一致，施莱弗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劝说肯定不是教育，因为教育涉及添加新的知识，并改变从前的观念。施莱弗说“不要对人们说你真笨，正确的思考是这样的。”在大选辩论中，选民往往不理睬或者忘记与自己信念不符的观点。他接着说“教育信息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不能产生共鸣”。在经济和政治市场上，没有朝向中间路线，分歧偏离而不是融合成为潮流。因此，成功的劝说者会发现一个合适的议题，然后就竭力迎合它。
塞奇基金会的埃里克华纳说在市场上做出选择的时候，“人们不是在两个实体间做出选择，刺激和反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学指出物体和选择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但是行为主义经济学认为选择取决于做决定者怎样向自己描述这些物品。任何心理学家都知道这点，但是把它引入到经济学里就成了革命性的变化。
华纳解释说“我们对于选择是如何描述的无能为力。广告就是试图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自己的选择的行业。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广告只是提供信息。但是如果销售者投资于广告框架化这个选择，这个框架就会扭曲购买者的决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这个观点上：成功的销售商生产更好的产品，市场正确的定价，购买者以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的价格买东西，市场就是销售者和购买者见面的地方。但是一旦引入了框架化的概念，你就发现购买者已经不再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了，如果销售者为购买者创造了一个框架，扭曲了购买者的决定，让他倾向于选择销售者的产品。
华纳继续说“市场模式并不是买卖双方来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交换，相反，买卖之间的交换是个零和游戏。卖方如果卖给你不需要的东西，以高价卖给你东西，他就做得更好。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经典福利原理是市场让所有人尽可能的发财，市场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有效的财富分配方式。华纳说“但是引入了框架理论，一切全变了。”买卖双方的零和游戏显然不能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新的市场理论就提出来了。
政治上的意义是很多的。美国有30年的历史消除各种的限制，让市场发挥它神奇的魔力。“这是促进人们的福利的吗？”华纳问道“框架理论就要质疑这个观点。人人都同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们制定法律确保药品经过检验，广告不许作假。但是仍然有很微妙的欺骗人的框架选择，虽然不是不准确的。我们有市场的力量，但是在那里天真的人们损失了自己的钱财。我们如何规范市场以至于框架问题被承认和控制呢?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收到良好教育的人做得更好，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就更糟糕了。”
这是行为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如果幸运的话，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超级理性的经济意义上的人的黯然失色开辟了道路，市场的人更丰富，更现实的模式，人的头脑既有古老的本能又有弱点可以成为捕食者又成为猎物。我们的非理性，我们的感情热键很可能继续存在，但是了解这些能够让我们对付它们，就像奥德赛一样，战胜这个诱惑。行为主义经济学的模式可以帮助设计一个社会，在更简单的条件下对人类的优缺点有更多的热情。毕竟，莱布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对我们生物学的机制性反应。”
摘要：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从众行为的原理，对信用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