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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