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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87%的河流都遭到了污染，而沙尘暴、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也是有增无减，不断侵害着人们的健康。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首先开放了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沿海运输优势。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出来，一个是过于依靠投资，造成有的产业产能过剩，而有的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集中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高新技术企业过少。
甚至东部一个发达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西部地区三个省的总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开始执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居民的CPI不断上扬。此外，受国际社会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出口市场越发困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配不平衡我国目前目前主要实施的两级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较为混乱，而再次分配有没有健全的机制。
行政干预化、垄断、税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最终的表现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增大。有数据报道，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38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严重。最典型的就是东西部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发达国家为例，降低资源能耗，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农业，发展工业，创新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过高的通货膨胀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会严重降低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锐意改革，积极调控，对土地，资金等敏感要素妥善处理，解决导致通过膨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关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管，控制资金向市场的流入以及国外热钱的流入力度，做好严格的房贷管理，协助政府做好房地产调控，稳定房价，稳定汇率。关注效率与公平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发展。合理分配资源，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作者：李林汐 单位：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漯河市分校
我国分配格局日渐失衡，宏观分配中的普通居民和微观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明显低于合理水平。政府、企业和资本要素报酬占比偏重，本能地不断扩大投资，使投资率持续高位攀升;居民和劳动要素报酬占比过低，相对削弱了消费基础;高投资率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靠不惜代价扩大出口来消化，由此造成内外需和内需中投资、消费失衡不断加剧的不良循环。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也在持续较快增长，但近十多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到2010年才达到1.75%，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原本提出在1999年就应达到4%，推迟到2012年才实现，可即使如此，也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低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1.6个百分点。此外，对创新成果、创新要素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偏低，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高级要素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滞后且缺乏有机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当前，我国服务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某些方面看，其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一、二产业改革。服务业改革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有的还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民生直接相关，其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体制瓶颈，不仅需要有更大的决心、魄力和胆识，还必须有更科学、周密的顶层设计，更强而有效地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的能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促进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如，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而更注重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多征收营业税，由于不能抵扣其进项所包含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高于制造业。［8］此外，现行政绩考核办法也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GDP总量和增速实际上仍是评价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
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性服务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1．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转型的趋势。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但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9］日韩等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2．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独立、完整并有一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规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许多是重化工产品，有的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峰值。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发达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扩大重化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比重，从而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我国服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10～20年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1．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达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临界点，初步确立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十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将稳固确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将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来十年内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会有力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3．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创新型国家。届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达到13.5年和11.2年;我国综合入学率达到83%，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约76%的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4．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将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期望，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预测1．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进行预测表明，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五”时期。在最终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下，加以要素驱动结构逐步变化的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将带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将促使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家庭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消费性服务业和各类公共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此阶段，预计服务业年增长率将达到8.9%，超过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动徘徊，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条件的大城市将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将继续上升并突破50%的临界点，服务经济形态初步确立。由于服务企业显著增多，加之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革，经营性事业单位转成企业，服务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服务业内部调整和加快结构升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消费性服务业将日益成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传统服务业占比下降但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形态稳固确立并逐步趋于成熟，服务业仍可保持高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继续稳步提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占比一般要达到70%以上才趋于稳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相应成为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国家。2．关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选取与我国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作为参照国，依据这些国家在服务业达到与我国未来时期相似比重时的就业情况，推测我国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见表3)。首先，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始终呈现增长趋势，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吸纳就业潜力的逐渐开发，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即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将超过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时期，“十三五”时期尽管人口高峰已过，吸纳就业的压力仍主要由服务业承受。第四，我国就业压力将在2030年后得到缓解，随着就业总需求下降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虽然服务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还会继续上升，但其吸纳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增长率都将下降。3．关于中间投入服务化的预测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并由此加快中间投入服务化进程。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以三种方式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制造企业自有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实时服务。二是通过将服务外包，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使企业自身能够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服务化或转型成为服务型企业，如龙头企业只掌握品牌培植、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营销授权，将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扩散外包出去。4．关于价值创造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使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进程中逐步改变。向服务经济转型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提升的正向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压力、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等等各种条件，将迫使和推动我国产业与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加快价值创造的服务化。5．关于最终需求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份额、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明显加强。基于对历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相关度的计量分析，以及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历史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预测，表4给出了未来我国消费服务化趋势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上升到55%和41%，全社会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上升到49%。如果按照总人口14.5亿、城镇化率60%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总额将达到15万亿左右。
结论
我国服务经济尚处于培育阶段，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务业改革难度加大和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国家竞争力新优势、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后发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着转型期缩短趋势，而且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者：杨玉英 邱灵 洪群联 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作者：郑宇泽 单位：宁德行政学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性交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调查“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为目标，展开了关于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评价的调查活动。调查以问卷和实证考察方式为主，数据科学统计:对发展方向、发展前景中选择“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项比例分别为56．3%和35．2%。“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仅占3．8%与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两项比例和高达95．1%。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从“数”的完全规定性来看，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民心、符合时代的发展形势，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成功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广泛地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才是具有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至上性思维”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认知的结果，同时，它们具备着现实实践条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合法性选择。所以说，确立以科学的经济路径选择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党的科学行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深度认识的结晶，盖此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旨在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行动准则。
作者：印红旗 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运动理论与劳动分工地域理论、区位论及人地关系基础经济地理学理论、规划区域理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地理区域理论等。陈才将经济地理学分支总结为经济地域条件、要素成分理论、能效理论、体系与形式理论、开发及组织理论等。经济地理学虽然同区域经济学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同时包含，互相渗透。经济地理学还涵盖贸易分工、增长极、发展梯度、产业体系、专业化与集群产业等分支理论。当前，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可从具体方式、方法论与研究模式等层面进行细化讨论。经济地理学相关方法论，包括传统哲学理论、经验主义理论、人本思想与结构体系理论等。其主体研究模式应作用于整体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导实践操作与程序。具体涵盖实地调查、实践研究、文献统计、对比、探讨等，同时还包括释疑探索、描述剖析、纵贯分析、个案证实、抽样分析与普查实践等设计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线性研究、仿真模拟、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现代化计算机研究等。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涉及规划开发、区域条件、经济结构、发展调控等领域。另外，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扩充，经济地理学还逐步渗透至区域差异、资源分布、地域环境、生态条件、金融状况、创新发展、产业聚集与转移、统筹管理、政策调控等实践领域。［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创设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树立了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我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区域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中部崛起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学者们研究地缘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学科建设，明确了其理论性质与具体实践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了相对完善、统一的学科体系，为我国区域调控与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才便预言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经济地理学体系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过程控制，开展多层次探究、多视角研发，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开放系统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时，研究方式应由单一模式逐步向丰富、集成、规范性发展，各类研究实践应体现良好的协调性，使研究理论、思维模式、实践方式起到对整体学科的科学推进作用。基于该目标，经济地理学应在地球科学体系框架内继续向地理信息体系与现代经济学领域拓展延伸。其学科体系应与经济学、地理学实现持续的交互融合发展，引入动态模型体系，实现模型的周边化、系统化、产业化。同时，应创建新型贸易理论、产业原理、增长发展理论、网络体系理论、综合体系理论、增长发展模型、动力发展理论、产出投入经营理论，形成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环境危机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发展、资源建设开发、产业规划、空间布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该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区位体系会受到时展、社会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安全保护的集成作用影响。在上述三维目标的综合作用下，现代经济地理学将创设以此为目标的空间理论，并继续朝着该方向推进。环保理念的逐步形成，进一步推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扩充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
随着循环地毯经济、环保城市、低碳金融产业的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开展，现代社会开始向低碳模式转型。为满足当前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势必会探寻适宜的学科体系、方法模式。伴随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与微观调控、综合理论拓展延伸、全球性发展，等等，该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析，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景。总之，面对多变的实践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广阔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只有树立战略化目标，探究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该学科的优质发展。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著。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最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一天，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绝对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高档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最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绝对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最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主权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首选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 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矛盾也越显突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1.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1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是否合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高收入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阶层，虽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加上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强化了人们的防守心理和忧患意识，储蓄倾向增强，从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和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倾向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1.2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进而影响村域经济的发展。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状况严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教育投资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差距下的地区和低收入者无力支付人力资本投资,他们面临生存问题的困扰，政府、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十分有限，很多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1.3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即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或者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和提高资源使用率，首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投入不足。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部分农村经济实力薄弱，政府的投入难以满足需求，农民经济条件差，在应付了子女入学、生病就医和人情来往之后，基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农村富裕地区及高收入阶层人员仅仅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承担生产环节和储运、加工技术等环节的全面投资。农业投入不足，农村产业化启动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与此相应，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及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只能以传统的方式和经验应付日常的农田耕作，粗放经营，就会倾向于以损害自然资源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由于贫困，低收入者迫于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将会过度开发利用森林、耕地、草原、海洋、江河、矿藏等自然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我国农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以实现。
1.4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短短的二、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会形成强烈的反差，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人们的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导致的仇富心理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与在乡务农的农民收入差距非常明显，随着这一差距的不断扩大，很多农民放弃田间耕种，进城打工，这种现象会引发盲目的劳动力流动，国家的许多政策，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这一批人中根本就无法落实，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农民本来就对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极为不满，这会使他们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政局稳定的一大阻力。
1.5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价值观畸变。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存在以及将继续扩大的态势，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美好的构想产生了怀疑，对党的思想教育持抵触甚至鄙视，对国家政策及基层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不良思潮的冲击,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片面追求个人收入，把提高收入当成奋斗目标，认为“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主义不主义”“,理想是空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空的，大捞实的”。有不少农民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认为只要能给我带来经济实惠的就支持，近年来许多农村选举中的贿选事件正是表现之一。在实现价值的手段上，有一些农民认为“讲了良心赚不了钱”“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盲目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择手段，我国80年代以来在农村形成了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一些地方恶势力等等就是农民价值观畸变的反映。这些对社会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是阻断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会使中国无法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
2.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2.1抓教育培训，解决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达到村村都有科技致富带头人，户户都有科技明白人。要真正办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龙头作用，增强高收入户对身边的农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的农民致富新格局。
2.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虽然近三年中央都出台了利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并对农民进行了现金补贴。但靠吃“财政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现状，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投资力度有所加大，但相对城市而言，规模较小，由农民承担了不少不应承担的负担。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这样，农民自己的投入大大减少，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2.4完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政府必须发挥社会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就要大幅增加农村低收入户的收入，特别是增加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入，加大扶贫力度。继续遵循造血型扶贫的扶贫重点，主要是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使他们真正走出贫困。其次，逐步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逐步实现由瞄准区域扶贫目标向瞄准群体扶贫目标的转变。再次，在农村逐步探索向高收入者征税的有效方式。发挥税收调节分配功能，在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的高收入者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并从制度上确保在农村征缴的税收全部用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事业。这样，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又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通过该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让农村居民分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总之，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会给我国农村以至于全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虽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非常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债务危机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有经济“崩盘”的危险。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稳步增长，引导世界经济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迅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一句话，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奢侈生活而又大搞所谓的资本投机经济，因而造成政府债务沉重，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则注重创造创新的实体经济，强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念，所以经济稳步增长。笔者现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做一些解读。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二）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严控楼市泡沫
我们应当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根本。经济形势越复杂，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是协调发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宗旨，是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能动性。惠民生，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使他们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有尊严。比如，加大民政制度的合理改革，提高烈士军属和革命残疾军人待遇，提高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要让这些可怜的人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要帮扶和关注弱势群体，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让全民都享受养老、医保等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祖国和我们的身上才能落满世界人民的目光。我们的人民歌颂党的恩情，用这样撼天的情感爆发出的精神动力发展经济建设，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其次，我们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以下的三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这就是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涨幅超过CPI（物质上涨因素）不大，和CPI差不多，这也是合理；三是吃皇粮的国家公务员和文教卫（事业单位）人员，每月的工资在当地城市都买不到1㎡的房子，这就是（简单核算断言）不合理。比如，一位教师月工资实得5,000元，而当地的房价7,000元/㎡，这个教师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难怪南京一位房地产大老板吼叫：“我们开发的房子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言下之意只卖给大老板和富豪们的。还有龙岩“招租广告”的广告词：“温馨小套房，适合包二奶”，这些不负责任的广告，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长期以来，房地产势必会成为泡沫，这样的泡沫一旦形成，房产商掏空了银行的资金，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势必走美国“两房”申请破产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老路。那样的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果就可能打水漂了。所以党和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是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使得房地产这个“悬空经济”能安全地“软着落”。国家应继续执行房地产限购政策不变，防止房价反弹，坑害群众利益，严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出现房贷的呆帐、坏帐、死帐，资金不能回笼，则追究银行的刑事责任，保证银行资金安全获利，保障党和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理好利用好，不出差错。综上所述，我们要认清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继续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完善和实施各种政策与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载重航船，在世界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顺利前进。
1引言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5小结
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于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有利的，在支出转换政策上，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人命币币值，有利于中国的廉价产品对装备制造大国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欧美各国的出口，使得世界经济能够良好的运转，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一蹶不振.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
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2．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3．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5．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1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6结语
发展中国经济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长江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资源优越的宝地，必将担负起壮大中国经济的使命，上文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与劣势，很鲜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强与发展的方面，通过更加科学的发挥比较优势，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一、热钱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Money),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Evenson(1994)认为:“热钱是其持有者迅速地从一种投资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投资形式,以取得国际汇率变化的好处,或获得投资的短期高收益为目的的货币”。[1]Lindert&Kindleberger(1995)将国际资本流动按投资者的动机分为贸易性、金融性、保值性和投机性四大类,其中投机性短期资本常被称为热钱。[2]JagdishHanda(2000)将热钱定义为:“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对汇率的预期变化、利率的波动、或安全和可兑换性安排极为敏感的资金”。[3]这就从更大范围定义了热钱,而且强调了热钱的最重要的特征:高度流动性和高度敏感性。《中华金融辞库》将国际游资界定为,“国际短期资本市场中那些高度流通、期限较短、追逐高利的投资资金”。笔者认为,“热钱”是国(境)外根据其预期收益而流动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是在金融市场上对各种经济、金融信息极为敏感的,以高收益为目的但同时承担高风险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短期投机资金。它们主要采取短期投机的方式快速进出中国境内以逐利。概括起来,热钱具有投机性、高收益性、高灵敏性、高流动性、短期性、高风险性和高破坏性等七个特点。这几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于热钱从进入到撤离的整个过程中。
热钱寻找投机的目标地区一般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标地区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有足够的财富,以保证进入后有利可图;二是目标地区有可炒作的对象,包括房地产和股票等;三是目标地区货币升值,并且升值预期将会持续;四是目标地区货币利率相对其他地区更高,并且有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判断,热钱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目标地区会首选经济预期率先复苏的国家和地区。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动机和方式
(一)热钱进入中国的动机
图1 2005—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人民币预期汇率与名义汇率偏离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形成了较大的“套汇”和“套价”空间,进而使“套汇”和“套价”成为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的重要动机。王世华、何帆(2007)认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变动是热钱流入的决定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会影响热钱流动。从影响力大小来分析,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变动更为重要。[4](12-19)当前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7011元,比2009年年末升值1271个基点,升值幅度为1•90%;汇改以来至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51%(见图1)。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价格信号及其国际传导效应逐渐增强,当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时,会诱发热钱流入中国以实现“套利”。热钱在中国的收益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和利率加总,即包括人民币升值后的汇兑收益和利息收益。当前人民币一年期的利率为2•50%,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因此热钱即使什么也不做,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也很高(见图2)。
(二)热钱进入中国的方式
通过对近100个地下钱庄的访谈和问卷研究,本文把国(境)外热钱流动渠道进行汇总和梳理后发现,热钱跨境流动的途径共有近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有:(1)贸易途径,包括: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假出口贸易、提前预收出口货款等;(2)外商投资途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少报盈利、外商直接投资、外方向外资企业垫付、短期外债等;(3)金融机构业务转移途径,包括:业务项目内转移资金、国(境)外借款国(境)内还、国(境)内投保国(境)外获取受益等;(4)资本项目下其他渠道,包括:借贷资本、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人民币掉期业务、货币互换等;(5)出入境私带途径,包括:出入境双牌车私带现金、渔船夹带、货运船夹带、个人出入境夹带等;(6)服务贸易转移途径,包括:金融保险、运输、建筑、旅游、咨询、广告等;(7)非贸易项目途径,包括:个人外汇、非居民结售汇;(8)企业转移资金途径,包括:在关联企业中转移定价、为国(境)内企业垫付、为国(境)内企业的融资和贷款提供国(境)外担保、高报国(境)外盈利等。
三、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热钱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大量研究短期资本流动的文献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是热钱潜入后的主要去处之一,由于热钱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标杆效应”,民间资金在其影响下,纷纷跟风入市,从而导致股价的持续攀升,资产价格的持续升温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会吸引更多热钱,势必又将股价进一步推高。由此会形成热钱、房价与股价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刘莉亚,2008)。[5]根据传统算法,2009年10月份以来,热钱的表现与上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1;与深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4。本文根据地下钱庄法所估计的热钱走势与传统计算法大致相同,但热钱走势与股价走势的相关性稍微有所增强,尽管这种强度并不明显。这种相关性在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在不断加强,而且其走势几乎完全一致,说明近期股市价格上涨与热钱进入关系很大(见图3)。
(二)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2000年以前,中国的房产市场一直比较平静,2000年房地产完成投资额仅为4984•1亿元,然而,从2003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各大城市房产价格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投资额为36241•81亿元,同比增长16%(见图4)。而2010年2—10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8069•52亿元,同比增长36•51%(图5);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6%;房地产的高利润,使得国(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后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收益率,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年收益率可达20%—50%,远远高于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平均年收益率6%—7%,或日本的4%左右(黎友焕,2008)。热钱致使楼市价格虚高,扭曲了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带动了二、三线城市楼市价格连锁性的提高,使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明显的“效用失真”问题,一旦泡沫破裂,热钱便会抽离,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金融危机。
(三)热钱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热钱的流入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促使流动性过剩。PrasadEandWei(2005)认为中国从2001年起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主要源于国外的套利资本,而不是FDI和经常账户的盈余,而且这些套利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升值压力。[6]截止2010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见图6)。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必然会使得外汇占款增加。中央银行在被动接收外汇的同时,又被动向市场投放人民币,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4•4万亿元,同比增长20•9%,M1增速仍持续高于M2增速(见图7)。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热钱流入还会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国(境)外热钱流动方向与货币政策方向和目标往往不一致。当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国(境)外热钱会大量涌入,迫使其被动增加货币投放,抵消了相关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当中央银行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时,国(境)热钱又会转换成外币迅速撤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操作效应减弱,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成效。
(四)热钱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热钱加速流入会造成一国宏观经济失衡,形成资产泡沫;而热钱的迅速出逃,又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与羊群效应是货币危机产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这已经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验证。Mckinnon&Pill(1998)认为;大量资本流入将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症”,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胀压力;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使得资本过度流入并容易产生逆转风险,进而引发金融动荡。[7](1276-1282)对于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境)外热钱来说,将来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降低,且美国克服了次贷危机并开始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或热钱在获取超额利润达到投机目的后,都有可能会迅速撤走,这将会刺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通过负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作用于实体经济。
四、中国应对境外热钱异常流动的对策思路
面对大规模的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如果中国政府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性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信誉,而且可以有效控制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的集中外逃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有鉴于此,中国唯有进行多种政策协调,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防治热钱的思路上,本文认为既要“堵”更要“疏”,甚至是“堵”不如“疏”。一方面是放眼全世界,看到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能有效的完全防止热钱的异常流动;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热钱的异常流动有其固有的市场需求,没办法完全堵住热钱的流动。要加大热钱的疏导力度,把过去的某些地下活动引导到公开化的道路上来。比如,要加快本外币兑换的力度改革,把过去地下钱庄偷偷摸摸的兑换行为转化为市场公开行为,甚至可以把从事地下兑换行为的企业批准转化为合法的本外币兑换公司,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从经营行为上进行监管。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减少热钱套汇和套利的空间。依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政府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之间面临无法“三全其美”的内在矛盾。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应坚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显得非常必要。只要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国(境)外热钱就无法获得足够回报,必然要分化,涌入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要提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强化市场利率的杠杆效应,疏导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挤压热钱的“套利”空间,使得短期热钱被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
第三,加强热钱流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在当前中国外汇管制条件下,监测系统不仅能够监测热钱流入的真实性,而且能够监测热钱的异动。应在完善中国国际收支管理系统和提高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境)外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在热钱流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对大额可疑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测,最终形成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
欧债危机从2010年爆发以来，导致了欧元大幅贬值，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欧元贬值引发了人民币被动升值。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突破了20%的关口。由于盯住美元汇率政策的实行，人民币也不得不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由此，中国经济受到广泛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欧元贬值的成因
为了清晰而准确地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欧元贬值的成因。从其演进路径看，欧元贬值的主要成因有三个方面：
（一）蔓延的债务危机
欧元贬值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的蔓延。面对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欧元区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的经济工作，这就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时至今日，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仍然堪忧。受欧元区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及其预期恶化的影响，欧元贬值是必然的结果。
（二）低效的政策协调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将治理通货膨胀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各国不得不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由于让渡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自主权，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欧元区成员国都偏重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是破坏了《稳定增长公约》所要求的财政纪律，债务危机成为欧元区的突出问题。利益博弈机制使得欧元区现有的政策协调框架难以解决主权国家的长期融资风险。于是，欧元贬值便成为反映和调节欧元区经济竞争力下滑的客观选择。
（三）投机的资本冲击
欧元贬值与国际资本流动及其投机性冲击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债务危机的蔓延以及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对低下，欧元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日益减少，美元的避险功能越来越被国际资本所看重。从2009年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减持欧元资产成为许多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资产管理思路。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也纷纷调整了理财思路，他们在做多债务违约掉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建立欧元看跌头寸，并将欧元掉期金融产品卖给希望以对冲国债风险的金融机构。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欧元大幅下跌。
二、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使欧元贬值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作为制定相关有效政策的理论前提，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迫切性。
（一）降低中国对欧出口
欧元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中国对欧出口自然下降。根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了5578亿美元，而中国对欧出口仅为2726.4亿美元，仅为中国出口总额的18.6%。据专家测算，今后中国对欧出口的增幅可能还会减少4%至5%。
（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2010年至今，欧元贬值已促使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超过了15%。因为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随着美元指数的上升而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结果，2011年9月到12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16.8升至119.3。欧元的贬值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对全球贸易平衡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则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就无法消除。
（三）降低对欧投资效益
欧元贬值降低了我国对欧固定资本投资效益。据统计，由于欧元贬值，2011年我国制造业资本对欧盟投资平均收益率大幅减至4%，而欧元对人民币的累积贬值率已经超过5%，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对欧投资资产的贬值阻碍了资本的顺利回流，而且增加了对欧投资的竞争力底线。
（四）扰乱经济安全
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驱动国际热钱涌入我国众多经济领域，给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热钱已将稳定的中国资本市场作为重点投资目的地，近年来我国各类物价指数的持续上升与国际热钱的冲击不无关系。
三、对策建议
鉴于欧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影响，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拓展资产形式树立正确的外汇储备管理理念是应对欧元贬值影响的内在要求。拓展外汇储备资产形式，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综合目标。中国应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策略，适度增加流动性强、市场评价较高的债权形式。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如果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导致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无法解决，就会减少美元资产价值。因此，中国应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切实增强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二）发展货币汇率期权业务
欧元贬值带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是我国投资机构和出口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应该借鉴金融业发达国家的做法，不断丰富国际货币汇率期权业务品种。笔者建议适当增加汇率期权业务品种，降低其操作价格，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场需求方的关注度，以规避汇率波动所引起的经济风险。
（三）加快企业转型
欧元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削弱了我国对欧出口的竞争力。对此，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应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加快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使生产模式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而降低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同时，出口导向型企业应实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为此，应适度投资相关度较少的不同行业，减少产业风险。
（四）抑制热钱冲击
面对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我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应提高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的弹性。笔者建议应逐步促使宏观经济政策回到常态，具体地说就是逐步弱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功能，进而减少热线冲击所带来的非理性物价上涨。在2012年我国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应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数量型工具减少货币流动性。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外汇统计的公开度，增强市场防范风险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