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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2007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话题，并对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关键词 新闻传播 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 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 经济 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 现代 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 发展 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 政治 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 农村 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
关于三网融合的 发展 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 论坛 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 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 现代 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 发展 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 英文 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 历史 、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见表2）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 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 世纪后半叶的 发展 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 科学 、甚至 自然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 现代 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 “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 英文 “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 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 政治 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 教育 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 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 年10 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 历史 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 至19 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 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 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 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论文 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
1995 年
200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 年至2001 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 发展 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 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2006年12月7日至8日，来自大陆各主要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以及香港、英国、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共50余人，汇聚复旦大学，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旨在全面总结并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状况，并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讨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与未来规划。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介绍了申办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进展。据介绍，专业硕士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目前我国已设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艺术硕士等针对不同职业的学位15类。调研发现：新闻传播业采编人员需要这种与职业教育联系紧密、以案例教学为主、以撰写研究报告方式修成学业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招生具有较大的潜力。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有利于满足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和教育的拓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金融、新闻传播、社会工作等硕士专业学位列入2007年的启动计划。
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续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作者：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
摘要：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是新闻传播学文本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对它们的真正含义却囫囵吞枣。本文拟通过比较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差异和共融，让相关人员了解其定义、发展脉络和基本研究内容，同时也浅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内容分析；话语分析；质化研究
一、定义与内涵的比较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有文本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涵盖书、杂志、报纸、报告、信件、音乐、图片等内容，是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考察过去而不受时空限制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说，话语分析是对话语进行探究和分析。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话语多被承载于文本中，因而话语分析也成为研究和分析文本的一种方法。从定义来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除研究对象外都有明显的差别。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一个广泛，一个具体；一个有明确意义，一个挖掘浅层含义。在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会以发散性的视角看待这两种研究方法，借助话语分析对意义或内涵的解读，重新审视直接、表层、易得的显性内容，质化内容分析法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从相斥到共生的产物。
二、历史脉络比较
纵观历史，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相斥与共生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内容分析起源于密码学、诠释学等能够研究海量历史文献、提取大型文本主题的工具性目的。早期的新闻传播学通过内容分析的实证调查来提取新闻媒介的宣传技巧和政治宣传，如学者利用内容分析法提出了“皮下注射论”“使用于满足”等经典的传播效果理论。话语分析从语言学研究逐步过渡为一门综合、独立的跨学科研究，在人文社科方面，表现出对语言中社会权利的关注，如巴赫金、福柯等人以社会学理论为出发点为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逐渐对话语的产生、解释以及它们蕴含的社会结构关系产生了兴趣，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话语分析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表现出对话语和社会语境关系的了解和把控，反省话语背后的权利。从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它们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验学派注重实验和实证，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对内容分析的应用可谓达到了极致。批判学派注重从宏观角度研究传播视野下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和传播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经验学派通过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解决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致力于寻求传播活动的自身规律，而批判学派则关心“为谁传播”，传播者和社会结构各要素的关系。因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学派之争上似乎具有天然的排斥关系。樊•迪克提出“新闻话语”后，新闻传播界的研究者们将目光转向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结合上，并提升了质化内容分析的地位。质化内容分析是通过系统的代码归类、识别主题和形态模式对文本数据内容进行理解和诠释的研究方法，它主要考察内容和文本的语境意义，超越单纯计数，极其关注语言和背后的意义。质化内容分析法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妥协与共融，也是话语分析技巧性的应用。在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热衷于将定量和质化内容分析相结合，用以研究新闻文本的权利和意识形态问题。
三、研究过程比较
纵观整个研究过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共同点。首先，它们都需要完备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者而言，充分的文献材料可以提升理论触觉，还可以建构内容分析的类目和编码方案，选取内容分析对象，提供研究背景和研究理由。话语分析还需要文献开拓宏观视野，更好地了解象征性意义背后的隐喻，熟悉文本中的未尽之言。其次，理论的选取也异常重要。对内容分析而言，以经验性证据研究理论、验证原理论衍生出的具体文本或所关注的研究假设，或将理论作为研究信息的基本逻辑依据是其最重要的作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内容更为单一，作用既有逻辑依据，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巴尔特为代表的符号内涵结构分析；以巴尔金、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权利和意识形态理论。再次，提出问题和假设。在内容分析者看来，无论是纯理论性问题还是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都可以转化成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这可以称之为经验问题——根据我们研究时所知道的情况来描述世界本来存在的面貌。话语分析更侧重于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价值问题所提出的询问关系到对事物的评价，也即判断某个对象、某种情景或者行为是好是正确还是错误等。这类问题关心的是世界应该怎样，而不一定是它现实中的存在。最后，在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上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内容分析的数据考察信息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将信息内容数据与信息来源数据相结合，也就是说，内容分析的数据在选择和使用上都较为自由化和多元化。话语分析并不强调将传播的信息文本内容拆封为“零碎”的数据，反而更强调它的结构性、结构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结构的外部环境。梵•迪克提出的命题、宏观结构和超结构研究对新闻话语分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闻传播学中，尽管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由于社会予以新闻权利和力量，互联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新闻内容势必需要内容分析和话语的结合与交融。
作者：李萌萌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摘要：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边缘性学科，其理论来源复杂，且就业面十分广泛，这为众多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了明显的发展空间。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和就业特点出发，结合传播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探究了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就业；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行业对人类的发展和日常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体系中，一流高校的实力强，资源丰富，发展环境有利；但对于基础较落后的中下层高校来说，却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应该从本学科的教学和就业特点出发，研究其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特点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统称，专业方向的设置各高校不尽相同，一般有如下方向：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影视编导、媒介经营管理、文创产业管理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科和教育特点
（1）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
新闻传播学是典型的边缘性学科，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哲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它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当今社会关于新闻和社会信息的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被新闻传播学涉足。多理论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导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学模式纷繁复杂，就连学科体系的归类也莫衷一是，有的国家将之归入社会学，有的国家和地区归入文学。
（2）新兴学科，缺乏积淀。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的学科缺乏深厚、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积淀，从“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到日本大大弱化新闻学教育，转向倚重企业培训，都说明本学科教学的成就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另外，近年来由于传播学研究的根基不深，出现明显攀附、靠拢社会学的倾向。
（3）技术推动，实务领先。
新闻传播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理论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实务的步伐很多时候超过理论的视线。因此，也形成了偏学校教育与偏业界教育的两条路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传统的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往往是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进行，即在媒体职场中开展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因此，与我国高校普遍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不同，日本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情况并不多见。
（二）就业特点
（1）就业面广。
新闻传播学的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必然导致学生的就业面十分广泛，一般本专业对口工作有媒体、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甲方企划部、营销传播公司、继续深造、从事理论或研究工作等等。这一特征是非一流高校快速发展的关键优势，多样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可以避开与一流高校的正面竞争，在独特的单一领域深耕细作。
（2）就业率高。
新闻传播学的就业率高，主要是由于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在根本上刺激了市场和社会对本学科人才的需要。目前，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在我国方兴未艾，人才尚未饱和，加之应用范围广，因此就业状况良好，这也为此学科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实力薄弱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实力薄弱高校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盲目照搬其他高端雄厚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自身特点，避开与强对手的正面交锋，突出特色，以求事半功倍。
（一）占领内容生产的制高点
媒介的发展推动着本学科的变革，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目前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纷纷开设新媒体教育和研究，对于非一流高校来说，应该避开这一浪潮，走“内容生产为王”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新媒体之“新”是相对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同的时期，新的概念不同，一位追“新”，不仅追不上，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丢失了思想和能力层面的根本。
（二）走特色人才路线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出现很明显的同质化现象，这就难以避免竞争和浪费的产生。对于实力较弱的高校来说，就难以打开有利局面。因此，非一流高校应该依托优势学科和师资，找到独特、有利、可持续的定位，坚持特色培养之路。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较强的培养单位，可以以数字技术为切入，专注于培养大数据或数字媒体领域的高水平硕士。另外，财经、体育、政法类的高校可以借助自身专业院校的优势，培养独具特色的财经类、体育类、政法类新闻传播人才。
（三）根据学生志向，因材施教
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尊重学生个人志愿，充分了解学生志愿，根据学生需要，进行专门化培养。当然，考虑到基础薄弱高校的师资力量，这种专门化并不是绝对的个人化，而是相对的类型化。例如，可以分成继续深造类、美术设计类、文案策划类、影视类等等，以导师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门化的人才培养。
（四）整合资源，跨专业创造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都将被更大程度地突破。因此，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自身开放性与相互兼容性。［1］由于新闻传播学类是新兴学科，高学术水平人才缺乏，所以非一流高校师资力量不足。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整合资源，依托优势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分隔，形成独特优势。例如，参加或承办全国有影响力的赛事、展览等活动，有效提高高校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教育质量。
作者：李敬虎 单位：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开始从“小新闻”转向“大传播”。“小新闻”是指传统的以新闻采写编评、经营管理等业务为主的新闻学教学。而“大传播”不再局限于“小新闻”的框架，也突破了传播学的受众、效果等研究领域，而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国家、世界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大传播时代。
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3.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早在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就给出了以上定义，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媒介素养理念，随之引发了教育界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关注，开始了对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引进和推介，大多数新闻传播学院的媒介素养课程还停留在介绍阶段。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成、交流和消费的方式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交流信息的平台；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还能成为自媒体的报道者传播者。新媒介素养的概念被提出来，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掌握新的能力。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新媒介素养，都是包括媒介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这种素养的培育主要应依靠具备媒介素养专业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的高等院校，通过新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置，培养传媒业者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处理，新媒体技术素养，网络社会中的新闻伦理等专业素养；通过社会培训，培养政府机构官员和社会组织人员对媒体角色和功能的认知，对媒体权利的保障，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提供公开课程，影响公众，培育其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能力、信息消费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科的深刻变革，新闻传播学教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培养出与大传播时展相得益彰的新闻传播人才。
作者：柳溪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核心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