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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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