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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问题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要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特长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高目标是引导学生为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现实目标是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主权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难题探讨
(1)学生的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学生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特别是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美好的希望,又对所处的现实社会感到无奈,心里充满了诸多的矛盾。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思想特点以及特殊需要、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他们在现实中要做出抉择,在曲折中发展,寻找出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学生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思想教育与研究计划。(2)时代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新的生活方式、领域、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引导学生适应现代生活。也要研究客观因素对学生生活影响的方式,解决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激烈社会竞争、不良的社会风气等对学生的交往、学习、入党、就业的影响,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所形成的压力,在社会大背景下感到困惑、失衡、失态的表现、危害、根源进行深入分析。(3)应用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能以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将大话和大道理。在理论的选择上和解决问题时,要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和运用理论而不是相反。应用性就是研究要结合当前所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理论的构建,而不是满足于理论体系的主观建构。还要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问题价值进行阐述,对问题根源的探究,并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方式、手段和技术。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要正确的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思想的影响与冲击,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迷茫与困惑的问题,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曲解,盲目的追求某种需求而偏离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的轨道。因此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人生观,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着名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学教育、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及对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都颇有见地。这些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任鸿隽 教育思想 科学教育 大学教育 专门教育
任鸿隽(H. C. Zen,1886-1961) 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现代科学观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受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次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此后,他参与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务,最直接的有两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任期将近两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 月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当学生、做教师、任官员和任校长的经历,无疑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而形成了他的比较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任鸿隽的诸多论述散见于各种场合和文章。有趣的是,这些理念与哲人科学家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的理念与实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任鸿隽对教育目的、教育精神以及何谓好教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同意阿诺尔特(M. Arnold)之说,即教育之本旨在“自知与知世界”,欲达此本旨之术则曰“凡世界上所教所言之最善者吾学之”。(p.62)他本人认为:“教育之目的,自个人言之,在造成行事之权能,而跻于独立自由之境也;自群体言之,在增进其幸福之品量,而助其稳健的发达。”他指出,其达此之术,不外二说:1)人性各有所近,其智慧之发达,亦旁溥四出不可方囿。故能备多数之途术,使人性之各方面,皆得所宣泄而臻于完善之域者,是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2)学者不但博闻洽识、多才擅艺而已,必得其专门之长,足以自立而涉世。能造究此才者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由第一说,则普通教育所由起,由第二说,则专门教育所由兴。(p.124)在谈到教育精神时,他这样写道:
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独造者,温故知新,独立研几,不以前人所已至者为足,而思发明新理新事以增益之。其硕师巨子穷年累月,孜孜于工场,兀兀于书室者,凡以此耳。此精神不独于高深研究见之,乃至平常课室之中,亦此精神所贯注。取譬于近,则如教科书之用,在东方尝由教者先讲释其义,学者乃退而读书。在西方则学者先读其未授之书,乃进而听教者之讲解。一则依赖在人,一则抽绎在己,其用为不侔矣。实验者,理必征实,语不涉虚,其在物质理化。所谓试验科学者,无论矣,乃至心理之微渺,教育之繁赜,亦以试验定其确否,而研究政治,攻治文史,亦必统计事实,综核理据,犹是实验精神之贯注耳。若乃科学本域以内,其注重实验,尤非东方所及。……彼盖以为是浅近之事实,可于书籍中求之,可于想象中求之,然去科学精神也远矣。(pp.110-111)
正由于教育的“最高目的与意义”在于“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所以任鸿隽把德育或健全人格的养成看得很重要。他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技能。再者,各个分子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假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健全分子的增加和同心协力,那便是烦闷力量的减少,是生活力量的增进。(pp.466-467)也是基于这些认识,任鸿隽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所以,先生的良否实为造成学校环境的最大关键。(p.453)
关于外国影响和教学方法问题,任鸿隽在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赞同考察团的下述意思: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历史 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以求适合本国的种种条件,不可盲从外国,尤其模仿那文化经济和我们社会情形相隔太远的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内地,私塾和新式学校并行不悖。在许多学校,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的新科目,但是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心理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察团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实际上却是外国化不够。自然,我们所谓外国化,并不是说用外语讲授、学外国史地。我们所要的外国化,乃是功课的编制、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人格的培养,是不是如外国学校的有目的、有办法?试看看我们中小学功课的庞杂、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内教授所谓“好像中国故意用教育使后代的人们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哪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我们参观过美国的小学教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注意养成学生的活泼精神和健全身体。但是我们的小学经验恰巧与此相反。这怎能说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美国化了呢?我们以为中国目下新教育的失败,一大半由于新的只在形式而旧的仍是实质。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它道也。至于教学方法,他与国联报告的思路一致,极力反对违背实验精神及不合社会环境的一切教法制度,因为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p.458-461)
任鸿隽在教育中重视基本工具的训练和自学习惯的养成。他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故本年度课程,对于基本工具的训练特别注重。具体言之:即在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务远,一无所成。所以,本校自本年度起,决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三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家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p.545)
任鸿隽不同意学校当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的提法,也反对学生动辄革命。他径直指出,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这句话又可以发生问题。学生对学校的现状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条合法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一个学校除了教职员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这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本身所能谋的。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他认为主人翁更不是校长、教员。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杀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实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pp.440-441)
针对当时一些学校由择师自由动机引起的风潮,任鸿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个看来既是新鲜的题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热情不知不觉地起而为它奋斗。不过,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做不到。说也奇怪,我们中国人神龛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师一位是有选择余地的。择师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来就没有人想到“择师自由”的话。如此说来,“择师自由”即使不是舶来品,至少也近时的发明。如其还有相当的意义,必定与学校的组织不能分离。不过无论怎样持放任主义的教育家,从来不闻有主张小学生有择师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大学高年级学生,他们不但能判断教师的良否,并且能知教师学问的底细,而大学低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对自己学问的前途早有过相当的考虑,择师问题早已解决,近年学潮未在大学高年级或研究院发生过,就是明证。照此看来,用得着择师自由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闹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任鸿隽在这里提供的可行方案是:与其择师,不如择校,这是行使择师自由的简便办法。进学校之后,再发现教师不行,还可以向校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若当局不听,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学校,然后在校外以个人的资格披露学校腐败和教师不称职的事实,以求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样,在个人方面可以达到择师的目的,在学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学生选举教员的怪现象;至少不至于如罗兰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pp.501-504)
1930年代,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任鸿隽对此八面玲珑的口号不以为然。他说,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须知,无论读书还是救国,都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的,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不用说,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学校,加入救国之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两件事: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答,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还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首先,学生们的主张并非深思熟虑。如1925年“五卅事件”某大学贴满了“打倒英国”、“直捣伦敦”的标语——我们搜索不到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1928年五三事件学生界的标语是“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界主张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不晓得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没有征引价值的主张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谁也不肯相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却是牺牲读书换来的成绩。其次,学生表示主张的最后办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反省。然而,他人若不反省,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可断言罢课必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最后,任鸿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pp.442-443)
任鸿隽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他谆谆教诲即将离校的 毕业生,要继续关注知识人格方面的生长,因为职业的忙碌、娱乐的引诱与社会一般风气的趋向,都可以使人渐渐离开学问的空气而趋向于平常庸俗的道路去。为免去这种危险,他奉劝诸位毕业同学:
不要因为离开了学校而离开你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心爱的书籍,一个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须知道书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会上得到实际的验证,方才觉得明了亲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厅中比在课堂中更能帮助你。最要紧的是怎样利用你的闲暇时间。西方哲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在怎样利用他的正经时间,而在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pp.466-467)
(二)关于科学教育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大转型时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各种新式的科学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科学教育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任鸿隽殚精竭虑,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建言献策,鼓吹科学教育,阐述科学教育之真谛。
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并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明,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上之领域亦日增。还顾吾国,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唔咕哗之习。他在详论了科学之定义、科学直接影响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有益于审美和人生后,得出结论说:“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之真精神”“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他后来又一再强调: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士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知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p.243)
任鸿隽探讨了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他说:“科学教育之要义,约举之不出二者。一主于征实。科学之所研究者事实也,事实又有真伪之分,不辨事实之真伪,而漫言研究,不得为科学。二主于合理。兹所谓理者,乃事物因果关系条理之谓也。凡不生关系之事物,而牵合之若有因果者,是谓不合理之知识。反之于个事物间,能明其条理,举其因果关系者,是谓合理之知识,亦即科学知识也。他于是得出结论:
故科学教育之特点,一在使人心趋于实,二在使思想合乎理。能既此二者,而后不为无理之习俗及迷信所束缚,所谓思想之解放,必于是求之。所谓科学之应用,亦必于是征之。(p.216)
在1939年发表的“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pp.546-552)一文中,任鸿隽集中讨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说:“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已为大家所共知。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要促进国内的科学化运动,教育方面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与充实科学的知识。科学教育应当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这是关于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科学知识的时候,又知道了在实验室中这样证实课本内所说的真理与事实,无形中又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学生既熟习了科学方法,于是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教育的熏陶以后,将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第二,科学教育可以培栽新进技术人才。国内现在急需个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才能训练出来。第三,科学教育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无可讳言,目前促进科学文化的力量比较薄弱,这只有用科学教育去充实。把学生的科学程度提高之后,科学文化运动就增添了大批生力军。以后科学在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和哲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之现代化。总而言之,
科学教育最利于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最利于产生新进高等技术人员,最利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准。这是科学化运动的捷径,也是科学化运动的大道。教育家应赶紧负起责任,从速充实科学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之发展,以求中国之科学化!
关于科学教育之内容,任鸿隽认为,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习,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必须认真教授。这应该从充实教材,增加师资作起。第二种是技术科目,这里面包括农、工、医、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医院所附设之护士学校等。我们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 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三)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
任鸿隽有多篇文章专论或涉及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他考察了西方大学的起源,谓西方称大学在英语曰University,德语曰Universit?t,法语曰Universitos。在12 世纪时,一称学校内之一群人,有授学位之权耳。其后学校组织愈完,规模愈备,乃为学校之专称。其义为大、为通,盖言无所不备矣。故设科不完者,盖不得为大学。大学与分校(College)异。分校为教授一科或数科之处,大学则必萃人类所有知识以设教。是故其教为高等以上之教育,而其科目不出一科或数科者,则皆谓之分校。其分校所授关于某项执业如工、商、医、律者,则谓之专校。必合各分校与专校而总汇之,乃得谓之大学。自组织上言之,分校为大学之一部,大学为分校之全体。分校与大学,盖一而二,二而一。他追寻了大学发达的原因与知识和财政有关:
大学者,知识之府也。对于既往,大学为其承受之地。对于现在,大学为其储蓄之所。对于将来,大学为其发生之机。国无大学者,其知识必无由进,而文明之运,乃等之不可知之数。虽然,大学者,又知识之产物也。今夫学术歧出,异流而同源。譬如一本之树,枝叶扶疏,方向各异,而其根则一。众学之间,不能无彼此关系,亦犹是也。
至于财政上之关系,合之则费省而效巨,分之而费奢而效小,此生计学上之定理与大学之组织亦呈其效。大学之趋于完备,生计学所谓“大事业之内益”实左右之,或非妄耳。(pp.106-107)
任鸿隽揭示,目下国内大学的大病正在没有做到一个“专”字。此处所谓“专”自然是指高深的“专”,而非指那单简的“专”。高深的“专”,我们要假定它对于基本的功课,有彻底的了解与确实的训练。对于专门的功课,曾做过广博的搜讨与独立的研究。这与所谓“课程的统系化,常识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浅出”根本有点不同。一种学问,无论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头,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单靠口耳分寸,展转传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发生信仰。(p.453)于是,他给大学下了竖、横的定义,并对前者尤为强调: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我们教育部近年规定大学的组织,要有三个以上独立学院的方才可称大学,其余凡只有一个独立学院的都只能称学院。这是以范围的广狭来定大学的标准的。这可以说是横的定义。横的定义,虽然可以革除许多组织不完、规模不备的野鸡大学,但对于提高大学程度的一层并不发生影响。不特如此,有许多学校,因为要勉强适合教育部的规定而保存一个大学的名称,于是本是工科学院,而无理地添上些文科理科。结果,大学是成功了,而学科程度则毫不加提高,甚且因经费少而设科多的原故,大学的学科反而比专科的程度更低。(pp.509-510)任鸿隽的这些话是在70 年前说的,不知底细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某个今人说眼下的事呢!
任鸿隽还谈到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应该从三方面考虑,即学校的地点、组织和分配。他在逐一详细考查之后得出结论:似乎通盘筹划一个国立大学分布的地点,整理现有的组织至最经济、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学科的分配,使各大学能因应时势的需要,得到平均的发展,方不失“合理化”这三个字的意义。(pp.531-535)
任鸿隽对专门教育以及师范教育也很关注。他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曾对专门教育予以界定,并特别指出:“实业教育占专门教育之重要部分,故实业教育于教育上之位置亦从可知矣。”实业教育之勃兴只不过是近数十年之事,其理由在于:1)自科学发达,新制迭出,工业革命之大力,既扫荡全世界一新其面目,国于其间者,社会组织遂不能不因之变更,而以实业家为之中坚。为社会发达计,势不得不注重实业教育矣。2)实业之位置既高,其组织与制造之术,亦日趋于繁衍而奥邃。3)社会愈进,生计愈高则人之待于物产者亦宏多。他接着论述了实业教育之意义和范围。实业教育,在赋学者亦相当之职业,而非即职业教育与职工教育。实业教育实兼造成实业上之高等人才,司发纵指示之役,及具开创建设之能者者而并包之也。所谓实业教育者,举其类则有:专门教育(凡高等以上之实业教育皆属之)、商业教育、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室家教育(凡剪裁缝纫调制和保存食物之职,不在家庭厨舍之内,而自成一业者属之)。自其程度别之,则有如大学内之实业专科,中等实业学校,初等实业学校,补习学校等皆在其内。实业学校的种类及统系由最低之初等至最高之专科,大别可列为七:最初实业教育,一曰职业前之实业教育(prevocational industrial education);初等实业教育,一曰介立实业学校(intermediate or separate industrial school);中等实业教育;职业学校(trade school);半工学校(part-time co-operation plan);续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高等专门学校。实业教育有其特殊性质,以普通教育之制驭实业教育,无当也。实业教育之要点是:1)实业教育,高等者必兼虚、实、狭、阔四义。何谓虚?谓物理、化学、算术、图画诸科学,凡为制造工业所基者,其要义理论不可不习也。何谓实?工场经验,为必要不可 缺之需求,非是无论其理论学科如何美备,不得为实业教育。何谓狭?学者当专学一门,以求至乎其极。凡其藩内之事,无不豁然贯通。何谓阔?学者于一实业,不但既其内蕴,又当通其外缘,期能随处取材以增进实业之效率。若是诸义,诚非一蹴可跻,而以高等实业教育揭橥者,不可不勉。2)中等者须与地方情形相协适,而无冠履入越之讥。中等以下之实业教育,期目的不在得事业界之头脑,而在得心知其意之工人。3)实业教育之组织,当以其目的以定学科之范围,设备之繁简,铺张门面,与因陋就简,皆非事之善也。4)实业学校之教师,当取老于实业之人。此理甚明,然行之非易,一以适当之人不易得,一以即有其人亦未易罗致也。任鸿隽还就中国实业教育现存问题做了分析,提出注重高等(非谓中等以下无足轻重)、以切于实用为贵的看法。(pp.124-132)
任鸿隽对农业教育似乎情有独钟。农业教育是什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做了回答:是利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故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这是第一个重要性质。第二,农业的性质,无论什么新法与研究,要有大规模的应用,然后有效能可言。所以农业教育的最后目的,就在它的最大应用。这两点若不顾到,而高谈农业教育,是无异于扪龠谈日的。他进而表明农业具有与工业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由此观之,国内的农业学校,都不免有两重大失败。一是现今的农业学校不能造就农业专家。一个农业专家,必须自己来自田间,或者对于农事工作有相当的关系或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与此不沾边,学成之后去干祖传的“士”的职业或做任何不用手而用脑的工作。另外,农业学校自身和实际农业的隔离。学生只从书本学习舶来的或理论的知识,回到乡间就有邯郸学步之叹。农业学生不能业农,不能不说是农业学校的第一个失败。由此引出第二个失败,那便是农业不能改良,不能把研究结果利用于大多数农家。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农业学校的职责:造成研究的人才,养成许多推广的人才。第一种人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需用较少,但造就较难。第二种人才是属于组织及行政的,需用较多,但造就较易。一个农业学校,最好能兼筹并顾,尤其要办好学术事业。任鸿隽进而阐明了农业教育的三个阶段:关于学术的教育,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他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可以用学术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故农业教育是近代教育统系中的一个苍头特起的异军。学术研究,是农业教育的根本,但在事业性质上,不能像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不能降低程度标准。要把少数专门研究之结果,应用到成千累万的农家,这是农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推广人才的养成所,可以是高等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他们对于农业的专门技术,有相当的心得与训练,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实际研究的空气中养成出来的。普及农民的教育似难而实易。困难的是农民人数太多,知识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户晓;容易的则是农人所注重的是实际利益,有利之事自然会争先恐后,服从指导。研究之事应属于学校,推广实行之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目前情况,应有轻重缓急,前者应取集中政策,后者应取普及政策,二者应该相携并进。此外,农业学校的当局和教员应当使他们久于其位,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轻易变动。因为一种农业的试验,每每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动辄人事变动,往往使其功亏一篑。(pp.444-450)
任鸿隽对师范教育的存留与否也很关注。他通过考察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也就是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他的讨论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入手。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本身,如外国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是所以为教的。一是技术的训练,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种教材的选择运用等等,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等,这是教授法、教材选择等等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的专业,普通做教师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但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训练。知识的本身,实在看不出普通大学与师范大学有什么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技术训练也不是两种大学的分别问题,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教育学的研究,有蔚成专业的可能,对其研究应该而且必要,在普通大学中研究并不比在师范大学中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自然,这并不是说普通大学的功课即等于师范大学的功课,而要经过相当的斟酌损益,方能适合于师范教育。可见在原则上,师范教育可以在普通大学进行。至于实际改革应该如何着手,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pp.451-455)
(四)有关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新颖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任鸿隽不时就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政策问题、具体做法发表议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涉及一下他关于选科制、利用外国教材、留学生政策的议论。
任鸿隽对对选科制的说明是:选科制者,校中设各种学科,而无一定课程,学者得自由选择其所好之科而学之之谓也。东方高等以上学校,科目课程有定,入校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问何科当取,何科当舍。入西方大学则不然,只有一泛漠之目的,至于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处于学者之自择。欲行选科制,必其以下三者:学生虽无一定科目而有一定量之工课(unit),达不到者不得卒业;此一定量工课必有一部分属于一门;各科皆有教者为学生顾问(adviser),学生择科时得咨询之以定选择方针。选科制其利不可胜道,今约举之有七:学者得自由发展其才能以达最高之域。高才之士不为一定课程所束缚,得发挥其天纵之能,以登峰造极。中人以下,亦得就其性之所近勉强学问,日进有功。其于才性之发舒,精力之节省,两有得焉。其利一。学者得均受各科教育以成全才。有一定课程者,既欲求备欲一门之中,即不能旁涉它门之藩。是故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究囿于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选科制不然。其未在执业专门者,其时间甚裕,其可选之材甚广,固可洽学赅览,尽博文圣通之能事。其利二。便学者时间之利用。其利三。增学者对己之责任心。在选科制下,所习科程由一己自由意思主之,从而可增强其责任心,而责任心乃成材不可少之要素。其利四。观摩之广。因各科学生变动不居,固一班之中,各级之人与各科之人具备,言谈微中,足以广益。其利五。教育之竞争。有选科制之校,其教科之良否,不益其课程为断,而益其科目为断。故其校某科而良,则学者云集。而不良者,讲室之门可罗雀矣。良楛易彰,教者益奋,而教育乃因竞争日益发达。其利六。管理上之便易。其利七。选科制虽善,行之亦有难者。主要是须人才与财力,学者与教者须皆臻众盛,学者须有自觉之智力,研几之决心。不过,此三难者,皆教育幼稚时固有之现象,及其既达,必经此制。此制未行,终非教育之盛,而未足尽作人之道。(pp.108-110)
关于大学讲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问题,任鸿隽在1918年就有自己的看法:“此吾以为期期不可者。吾所以反对用外国语文讲授之理由,不特因语文隔阂,学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讲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 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5年后,他对讲此话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当时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课程,便非依靠外国教本不可。因为用外国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地用外国语来讲授,以图清楚与省事。但是这样的教法,于中国的科学教育的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是不消说的了。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中国的理科教本不为功,而在当时科学教育方在萌芽的时候,用外国课本和用外国语讲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对全国立案的大学理学院的三分之二、立案高中的二分之一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惊诧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国教本所占成分很大。他认为,这个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无关宏旨的。它至少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地提倡科学,但是对这一点最小限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它证明教课先生只知展转负贩、坐享其成,绝不曾打定主意做出几本适合国情的教科书,为各种科学树立一个独立的基础。它证明我们学校组织不完善,使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课堂教室口讲指画之中,绝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着述工作。它证明我们多少教育家宁愿把闲暇时间消磨在麻将电影里面,绝不会把科学教学的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从调查表可以看出,吾国近年出版的大学高中理科教科书,实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得到教授先生采用的,不过寥寥几种。这个现象只有两各理由可以解释:一是教者及学生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于是即使在中文里有同样可用的书,他们也宁愿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书实在太差了,而且选择又少,不容易满足各个学校的特别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异域,这个理由似乎更重要些。调查还表明,凡大学高中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有些国家如德、法,因为文字的关系,他们的教科书不易受我们的光顾倒也罢了,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可供我们采用?这可以见得我们即使在采用他人现成的教本方面,也不曾尽得采访选择的能事。(pp.468-472)
关于留学政策和留学生问题,任鸿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作为一名较早出洋的留学生,他在赴美不到半年就发表文章,阐明留学生在中国欲承担建立学界之责任,必须兼通国学方可:
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于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着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p.8)
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慨叹留学生归国无用武之地:“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耶?”次年,他通过椷札之所涉及,报章之所披露,列举了留学生有代表性的三类例子:或学成而归,可谓少有可用之才;或不亟于改换脑筋,归后一接旧社会,旧习惯,将旧病复发,不可救药,博弈饮酒以终日;或考试留学生,续科举之余习,使人才集中于仕途。针对第一类,他发出诘问:“才而不用,则安用才为,安用其遣学之为?”针对第二类,他喟叹:“不暇为吾留学生惜,为中国前途痛也。”针对第三类,他强烈表示:
吾谓科举之为害,不仅在所以考之者非有用之学,乃在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人才集中于政治一途,则社会上事业固失。而所以应考者,陈纸空谈,即所谓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今之留学生,固不仅从政之才,而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以此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而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政府已矣。吾愿留学归国诸君,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pp.49-51)
任鸿隽对实业留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极为关注。他考察和统计了数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真从事于实业者,不过全数之半;即从事实业矣,亦不过受庸于已成之实业,岂能自创一实业,为国家开生利之源者,盖渺乎未之闻也。夫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用之,有才亦等于无才。既无坐享成功发挥所能之地,何不自创实业而自用其能,即实业人才当用社会也。实业人才之所以未用社会,除包括无资本佣值等等之外,在于实业人才在求学时无实际问题以供研究。于是,既兴之实业,唯有常守旧法,不事改良;未兴之实业,莫为之创,亦终古无由发生。合两方面观之,留学外国者,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材料,国内实业家有材料而苦无研究之人。两方面不能相互为用,乃至两败俱伤,其原因在于缺少一介绍机关。再者,我们要效法收效独多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的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pp.120-123)
在一篇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pp.509-511)的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以前拿范围的大小作为大学的标准不切实际,致使大学还没有办到设立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生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是,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给外国大学作一个预科。尤其是,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考试,而偏要死心塌地地在本国学校做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的留学政策,直接有碍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其次,也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留学生费用巨大,用其半数于研究所,十之有八不愁设备与经费无着了。但是,国内若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他提出的对策是:有必要恢复30年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寻求、探索适应新形势所需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已经成为每一位政治课教师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多年来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经验和新世纪党和国家培养新型合格劳动者的目标要求，谈谈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一些看法。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物质文明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但生活的富足也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因素，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利益的膨胀。不少青少年学生缺乏明确而崇高的政治信仰和远大理想，他们重视物质利益，追求个人享乐，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严重阻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因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成为素质教育中一个急需加强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德育工作核心和主渠道的思想政治课，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任何课程都无法代替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和灵魂之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也体现了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方针在培养目标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国家都把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放在首位。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较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让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知识和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以及公民的道德行为规范等基础知识来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第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学德育大纲规定：思想政治课“以课堂为主要形式，用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点和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因此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三，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过程是紧密联系的教学过程，是政治教师按照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任务、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学习书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传授知识，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情感、意志，陶冶道德情感；确立坚定信念，磨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付诸实践行动，形成道德行为。做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因此，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密不可分的。
第四，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要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二十一世纪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中心。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应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上。任何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政治课教学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一、加强政治教师思想道德素质
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等精神风貌，它决定素质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道德品质的总和。故人们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是无穷的。政治教师只有用自己正确的政治觉悟、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去影响、感染学生，才能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教学实效。起到塑造学生“灵魂”实效主义。
二、推行教改，实施开放式教学，确立使用学习理念，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努力提高政治课教学的教育质量。课堂教学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关键所在。开放式教学应以课堂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把思想政治课同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体现学科优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学独特的教育功能。例如创设总是情景、彩多媒体教学、运用对比、图表、选取典型事例等，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参与意识，启迪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三、全面开展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学校的德育工作应通过政治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是，理想、信仰、信念教育。由于有些学生缺乏“三信”，即对马列主义、思想的信念淡薄，对党的领导不够信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曾经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旗帜就是形象。”政治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教学活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帮助学生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知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从而树立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思想感情，进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我国人民历来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进而上升为爱国行为是政治课教学的主要目的。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中国历史的教育和国情教育，让学生知道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壮丽、地大物博，我们的民族勤劳、勇敢、善良、聪慧，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更加美好。才能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深厚的爱。三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道德是指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唤起学生的良知、同情心和羞耻感，能够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能协调人际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沿着和谐、有序、健康、文明的轨道发展。四是、革命传统教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型劳动者，必须对青少年加强劳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让学生懂得劳动是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懂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劳动，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离不开劳动的道理；懂得艰苦奋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由我国国情和创业本身决定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五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政治课教学要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教育学生增强民主意识，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学法、知法、守法、依法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知道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目的是实现人民民主，其实质就是强调法律为治国最具权威的标准，确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基本原则。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主干。政治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结合学生特点，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灵活多样的活动，才能做好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
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结合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网络，形成教育合力，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任务，光靠学校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这一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建立教育网络才能实现。例如：定期开好家长会，做好家访工作；努力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建设德育教育基地。如：在工厂、农村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定期请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到学校上法制课，现身说法，增强学生学法、知法、守法观念；此外，政治课教学还应该和学校的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渗透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何为意识形态性?要弄清此问题首先要把握何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意义广泛、争议颇多的概念。法国学者特拉西在19世纪最先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此后,意识形态一词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但对其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哲学界和政治学界通常把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层建筑等同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阶级性是其本质特征。笔者赞同俞吾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2](P129)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始终是意识主体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是对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反映。换言之,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意识形态。正如列宁所言:“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3](P326-327)在这里,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体现为阶级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方面,尽管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也具有阶级性,但阶级性更多地是与政治教育相适应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容易使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政治教育,难以全面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相当部分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各阶级都能认同和接受的。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性所指向的内容更为广泛,能较好地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性也更能全面、准确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定。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
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属性就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质。”[4](P17)我们应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其他类型教育的关系等角度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
(一)意识形态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始终,是其最一般最稳定的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P98)综观阶级社会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传播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尽管内容、方法、称谓等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意识形态教育。原因何在?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国家权力也是如此。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得国家政权,/！/时刻面临着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较量与斗争。任何一种力量要在竞争中胜出,都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优势。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二是反映已被消灭或正在被消灭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反映当前社会中生长着的新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其统治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证明统治阶级比被取代者更具优越性,使其权力上升为合法性权力。思想政治教育能为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有力辩护,能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维护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要求社会成员按照统治阶级制定的行为准则行事。其目的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向、批判、整合等功能,统摄相近的意识形态,分化消蚀异质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在精神上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意识形态性是贯穿其始终的本质属性。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同的。“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5](P1)今天,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到了阶级消亡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才能消逝,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将发生质变。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系统。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在诸多矛盾中,有一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体现在该事物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事物的基本矛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基本矛盾就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1](P6)。这个矛盾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既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动力。这一矛盾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要求,转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政治品德;个体也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社会要求,使自己的思想政治品德与社会要求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这一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要求的个体化和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社会要求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意味着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自觉反映,但是,“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P152)。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必须掌握群众,必须实现个体化,才能发挥其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一过程能否自行完成?列宁基于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深刻认识,对此作出了说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P317)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掌握群众的主要途径,它能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取向,使人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使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与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走向统一。这样,通过转变了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发挥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是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一定意识形态的把握。只有接受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政治品德,即实现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7](P283)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要重复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个体亦是如此。一个新生儿实际上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接收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不断地内化社会意识,实现从自然存在物到社会存在物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内化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即思想政治品德。这不仅使一定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且使个人发展获得更为充分的条件。俞吾金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说明:“一个人愈是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他在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中的生活就愈是得心应手。”[2](P3)
(三)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一般教育的特有属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性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着标志。我们通常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强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突出其特殊性以示区别。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区别。我们看到,正是意识形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区别开来。在阶级社会中,一般的教育也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但是,一般的教育并不像思想政治教育那样是直接服务于阶级的,其意识形态特征远不如思想政治教育鲜明。对此,我们可以从内容、目的等角度进行分析。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一般的教育而言,它们要么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非意识形态部分,如自然科学;要么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某一方面,如哲学、艺术。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它所传播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直接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全部。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为广泛。我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但是,这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方面就没有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法制观等教育,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具体化。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比任何一种其他教育更能体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目的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维护一定阶级的地位。一般的教育主要是为了传播知识、培养技能。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为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的。它传播一定的意识形态,使之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是可以与暴力相提并论的斗争工具,是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形式。要夺取或巩固政权,总要营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工作。不论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均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证明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并广泛传播,使之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二是研究、批判对立的意识形态,以维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三是结合社会现实发展本阶级意识形态。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实施者是高度专业化的政工队伍,依托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不仅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行动指南,而且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要求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坚持其意识形态性,就是要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其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共同性,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社会的共同利益。若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它就不可能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8](P434)因此,即便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人类社会共通之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任何淡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企图都是危险的。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深刻变化。有人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有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淡化意识形态”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甚至危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在理论界,有人提出用“思想社会教育”、“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也有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自觉地向社会、向公众回归,纳入“生命教育”、“交往教育”等内容,甚至认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精神引导的活动,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前一种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后一种观点,貌似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上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泛化,失却了根本。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斗争是常态。只要阶级还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加强。因此,“淡化意识形态”实质就是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淡化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是西方为消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潮。在理论上,他们不管是意识形态衰落,还是意识形态终结,都只强调一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必然会失败。在实践上,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全方位、宽领域、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无论是电影、电视、音乐,还是情人节、圣诞节等,无不充斥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气息。为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激烈?因为意识形态对于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有特殊作用。它可以实现政治主张的社会认同,可以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沉积于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赋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能,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能促使人们形成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马克思说得甚为明白:“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P35)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跌入“淡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殷鉴不远,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引以为戒,吸取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教训,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创业教育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在课堂上完全服从教师的安排,所以对学生的个性是一种压抑和阻挡,没法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创业教育更加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到学生内部,教育方法不再单一,而是变得多样化。创业教育理念的引入能够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实现教学结构的改善,提高学生的创业水平和能力。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可能性
(一)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一致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独立发展的个性,培养学生进行创新的思维和敢于挑战的勇气,因为大学生进行创业主要的素质便是拥有创业的品质和能力,需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创新性。这些内容都是与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市相互融合的,能够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而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诚实品德,两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目前,创业难度很大,必须拥有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和失败后坦然接受的心态。两者都趋向于培养学生的完整性格,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具有相互依托性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有效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展开,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比如说理法、实践锻炼法、学生主导法、个体体验法等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创业教育更加需要实践方法,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可以通过个案分析、市场调查、专题讨论等方法进一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
三、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理念
第一,树立正确的理念,深入开展创业教育理念宣传,注重学生的创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教师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认清学生的社会发展性和个体发展性。第二,要重视创业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为重点展开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第四,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展开相应的培养方法,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本身存在的良好品质和能力,加以提炼和培养。第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二)明确创业教育的内容
创业教育应侧重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应该将创业教育的内容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课堂教育应该从创新能力的培养入手,如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开展实践教育。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新理念,改变教育方法和手段,融入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体教育和创新教育。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很多创业的创意都来自于实践当中的灵感,所以加大实践培养力度能够有效地提升创业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开设企业管理课程,开设人文课程,开展创业计划大赛、创业模拟大赛,给予学生更多的创业实习机会,让有创业意识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从而为毕业以后的创业奠定基础。
(四)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第一,应该注意更新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在办学理念上支持创业教育。第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制度,在组织上应该支持创业教育。第三,大学物质文化建设需要具体的载体,因此学校的一些物质标志应该建立起来,让创业氛围可以充斥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第四,领导加以重视,同时教师作为教育理念的传播者要身体力行。第五,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创业热潮或者是支持创业的风气,这样,学生进行创业的过程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的兴趣和激情。
四、总结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而创业教育理念的融入能够真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培养学生的自我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素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理念上进行更新,从具体的实践入手,将创业理念真正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作者曹增平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更应得到进一步加强。爱国，在源源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已积累成为一种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成为维系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纽带。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朴素的感情，对他们进行培养、引导，使其拥有民族节气和团结向上的精神，这是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他还指出：“祖国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环境。”列宁的这两段话不仅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历史根源，而且也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属性。因此，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却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探讨的。
一、从学生身边的小事开始
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老师、学生的热爱，人们对一事物的热爱，常常表现在事物外在的物质形态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是一种没有依托的纯精神意识。它往往表现在对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教师向学生介绍家乡的风貌、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介绍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东方大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拥有世界最早最长的人工河流等等描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当然，要培养学生爱国的热情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让学生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观念。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集小恶则成大恶，集小善则为大善。培养良好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是从那很小很小的事开始的。例如，教育学生碰到垃圾要怎么办，看到水龙头在滴水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学生身边最小的事情，而这些最小的事情正是爱国的开始。
二、从了解祖国的历史开始
了解祖国的历史，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重要手段。如介绍远古走向古代、从古代走向现代，介绍地动仪的制造、圆周率的发现、《本草纲目》、四大发明以及原子弹的研制、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使学生了解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个勤劳、智慧，富有创造性的民族。认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八一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精神，使学生懂得，祖国的今天是由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我们的几天来之不易。每个中国人都应牢记祖国的今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
三、从传统美德的教育开始
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喜欢灌注理想，比较空洞和脱离实际。其实应该善于把握学生的情绪，利用生活中相关的事实对学生加以引导教育，把空洞的口号化成具体的内容，学生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
中华传统美德源源流长，爱国者的风范数不胜数，经常向学生介绍著名科学家的爱国事例，讲华罗庚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讲袁隆平为了“杂交水稻”保持世界领先，几十年刻苦钻研的成功事例等等，都会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很好的培养和激发。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如：经常进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天下为公、见义勇为、勤劳节俭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明确自己应该怎样要求自己，怎样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人。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民族英雄爱国的事迹。如张学良、杨虎成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民族英雄邓世昌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惜以身殉国，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骨、高尚气节和爱憎分明的情感，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要做到生动、有吸引力，就应当研究社会大气候、学校小环境，抓住热点，不失时机地开展针对性教育，方能收到实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爱国情怀，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他的伟大实践，更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让我们像他那样，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把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搞得更好，把广大学生培养成具有深厚爱国情感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曾经存在要求太高、内容太空、方法太死等弊病，尤其是做表面工作，搞形式主义， 以一阵风运动式的教育代替深入细致的工作，因而收效不大。为了克服以往德育工作的弊端，学校“在改进德 育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德育目标素质化的趋势”。〔1〕
怎样理解思想道德素质化？这要从剖析“素质”内涵谈起。在素质教育的研究中，人们对人的素质给予广 义的界定：“素质是人在先天条件下，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形成的比较稳固的、且在比较长时间内 起作用的基本品质。”〔2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素质”内涵中“稳固的”“在长时间内起作用”的要求。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如果学生的品行呈现表面性、被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那么所反映的品德就不能 说已成为该生的素质，也就是说其品德尚未素质化。只有学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顶得住环境变化的影响， 抵抗得了不良干扰和诱惑，始终能保持其良好的品行，才能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品德素质，也就是说达到“品德 素质化”的程度。
素质的特征源于素质的内在属性。内在性，这是人的素质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它表现为人的品质的深 层底蕴，因而决定素质的形成必然是个内化的过程。内化，就是把外部的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东西，客体的东西 转化为主体的东西。比如道德准则是外部的东西，以此教育影响学生，如果学生真正认同这些准则，并且成为 自觉的要求，坚定地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就可以说是变成了个体内部的东西，实现了道德内化。
所以道德内化是思想品德素质化的基本要求。德育工作者要从事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就必须研究道 德内化的规律，探索道德内化的方法和途径。
一、道德信念的形成是道德内化的核心
通常我们按四分法来揭示品德的结构，即“知、情、意、行”。“行”是外显的，“知、情、意”是内在 的。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较多地注重于认知向度和行为向度，把道德行为直接归因于道德认识，这显然是不 够的。举个简单例子，学生都知道禁止吸烟，可有的学生明知故犯，或者经教育不吸烟了，过一阵子又吸了。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对道德准则的认识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自觉的、稳定的、一贯性的”道德行为。可 见，如果忽略了“知——情——意”这一内在中介系统区，那就是忽略了品德结构的重要核心部分，这核心恰 恰是道德内化的根本所在。
在研究“知——情——意”系统时，引入一个综合性的心理概念——道德信念。所谓道德信念，“它不是 单一的某种心理成分，而是深刻的道德认识、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道德信念是 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是推动人产生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并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坚定性和一贯性。”〔3〕
道德内化就是促使道德信念的形成。
当道德准则作为一种外部信息向学生输入时，学生的认知必须经历不同层次的发展：“知道”层次（懂得 应该怎样做）——“理解”层次（明白为什么应当这样的道理）——“认同”层次（由被动、外制式转为自觉 性，化为自觉要求）。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经过反复的心理体验，不断地丰富道德情感 ，良性的心理体验会激发人的内在需要层次的升华，发展成精神上的道德需要，产生对道德的追求，而道德需 要实现的满足又反过来强化良性的心理体验。随着道德需要的升华和道德情感的增浓，人对于非道德因素的干 扰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断增强，具备了顽强的道德意志。综合上述各种心理成分，也就是深刻的道德 认识、浓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形成了坚定的道德信念，外部的道德准则实现了内化。
由于道德内化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因此研究道德内化的途径和方法就必须从优化外部作用的条件和激励自 身内部因素入手。对此，下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优化外部条件 促使道德内化
外部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本文选取与“知——情——意”系统产生心理作用有关的方式作为分类标 准。
情动条件：动之以情，是教育的先导。情是开启学生信息接收系统大门的钥匙。以情激情，是激发道德情 感的好办法。教师对学生的爱，就是最好的情感教育，教师富有情感的教导（或演讲）必然使学生的情绪受到 感染，优秀作品，动人的故事情节都能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
理喻条件：晓之以理，让学生能真正领悟道德准则及其执行意义。教师要讲究说理的艺术，以理服人，“ 心服”就是“理”的内化，采用强制性的压服是不好的，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更谈不上内化。在学科教学中渗 透德育，“文以载道”，寓理于学科教学之中，于无形中潜移默化。
榜样条件：榜样在促使道德内化方面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今中外人类优秀分子身上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 他们人格的魅力对学生的精神必然产生巨大的震撼。学生周围的好人好事都能构成学习的榜样。
环境氛围条件：除了硬环境外，要善于营造浓烈的情感氛围。例如升旗仪式，对场地、设施、队列、服装 、鼓号乐、歌声、演讲等因素进行综合设计，构建庄严且富有爱国情感的氛围，就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制约条件：我们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疏导方针，但丝毫也不能忽视制约机制的重要性。法制教育、 规章制度的管理从另一侧面强化对道德行为意义的认识，对道德内化起了辅助作用。
评价条件：对学生行为予以评价，既可加深道德认识，增进道德情感，同时又是一种导向和激励，其作用 不可低估。评价不仅来自教师，也来自学生接触的各个方面，我们应当重视集体舆论的教育作用，应注意发现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多予表扬、鼓励。
促进道德内化的外部条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枚举。
三、自我教育是道德内化的关键
由于道德内化是学生主体内部的心理过程，因而发挥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是道德内化的关键。下面我们仍以 “知——情——意”系统和道德信念形成过程为线索，探索自我教育的形式，研究教师调动学生主体作用所应 发挥的主导作用。
（1）发挥学生在道德认知中的主体作用
道德认识是自我教育的基础，也是自我教育的起点。对道德准则不单纯是理解掌握，还必须上升到“认同 ”的层次。为此，采取“外铄式”的灌输往往是不够的。 教师必须想办法，促使学生去分析，比较道德行为和 非道德行为的截然相反的后果，同时引导学生去领会执行道德准则是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统一，必要时甚至 可以让学生去经历直接或间接的心理体验，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从心底里、从情感上达到对道德准则的认同。
（2）“自省”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
自省是经历自我评价、归因分析、自我强化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自我评价——以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自 己的言行，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对好的自我肯定，错的自我否定。归因分析——找出产生行为的动因，总 结经验教训。自我强化——肯定自己的道德行为时，增进了自己的道德情感，增强道德信念；反省自己非道德 行为时，引起自疚的心理体验，对道德准则有了新的认识，痛下决心，改正错误。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给学生留有“自省”的机会，也可以设计一定的形式对学生的“自省”给予引导。
（3）自制是自我教育的高级心理活动
自制力是道德意志的重要品质，它是产生行为过程中的自我调控，控制自己的需求、欲望、动机、情感、 情绪，控制自己不受干扰，保持不偏离原来的决定，因而自制可以起到避免自身产生错误行为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看，自制是比自省更为高级的心理活动。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自制是外部控制信息（各种道德准则）经内化而成为自身内部系统的控制信息（即坚 定的道德信念），发挥导向、调控、维持的作用。而自省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反馈和重新调控，为以后 的行为输入（或强化）新的信息。所以自省和自控是主体系统自我控制在不同阶段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 ，循环交替进行。不断地增强学生的道德信念，就能不断地强化控制信息，不断地增强自制力。强化控制信息 还可以采取外界提示法，比如设座右铭、挂“制怒”牌、在公共场合设警戒标语（例如禁止吸烟）、在校园里 《守则》《规范》上墙等。
从自制的内容看，对“需要”的控制是最为根本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心理结构中，需要处于核心 、主导的地位。需要，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归因，因此有人主张“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需要”，学生能否控 制自己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能否控制自己的需要。所以培养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就要认真地研究教育 对象的需要，支持和尽可能满足他们合理的需要，转化他们不合理的需要，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利 益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处理好权利和义务、奉献和索取的关系，最终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物 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
四、交往和实践的磨炼是思想道德素质化的必经途径
主体素质的形成是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外相互作用的中介即是主体在生活中所参 与的各种各样的活动”。〔4 〕这就是说，素质的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道德准则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关系的规范，所以道德品质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才能得到体现（即外化），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是实现“知、情、意、行”统一的必经途径。
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作深入全面的探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学生主动参与交往和社会实践时，由于交往 的对象、实践的内容和环境不可能纯化，因而学生必然会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 的估计和准备。
首先，应当教育学生注意择友，尽量避免到不良的环境（例如“三厅二室”）去活动。学校应鼓励学生社 团活动，开设活动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实践。同时应重视班组集体的建设，创造良好的交往群体和环境条件 。
其次，密切关注学生群体的动向，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关心学生活动情况，发现不良的苗头就及时 作出针对性的帮助和引导，防患于未然。
第三，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生的交往和实践活动。正如陶西平同志所分析的，“想通过隔绝学生与社会的 联系，进行封闭式的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净土中健康成长只能是一种幻想”。所以，让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去 锻炼，在纷繁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接受考验，在成功与挫折中去经受磨炼，才能使他们真正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才能使学生内在的、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形成。
快乐体育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育思想。
一、快乐体育的目标和内容快乐体育是指从情感教学入手，对学生进行以健全的身体教育和人格教育为目标的体育教育思想，它重视爱的教育、美的教育与各项运动所独具的乐趣，强调学习兴趣与创造学习。它不仅把运动和情感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而且视为直接目的。因此，能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满足他们的学习愿望，有利于培养自我体育能力与完美的人格，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矗快乐体育以研究学生的情感需要、体育需要、人格需要为出发点，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建立在自身愿望的需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上；把身体锻炼中的乐趣和学习中的成功体验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以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意志、适宜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体育学习和锻炼行为，从而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快乐、愉悦、和谐的情感与气氛。既让学生喜欢学、乐于学，又让他们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自觉主动地发展体育能力和个性，增强体力和智力，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快乐体育简而言之就是寓教于乐。这是教育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成功教育的必由之路。
二、快乐体育教学实践的特点1、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主张以育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面向终身体育，从情感教学入手，强调乐学、勤学，育体和育心相结合。
2、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强调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二者相结合。
3、在教学结构上，主张教学活动是认知、情感、行为的统一。强调体育教学应是融知识、情感与身体发展为一体的三维结构。
4、在教法上，主张启发式的创造教学，强调教法的多样性和学法的实效性。
5、在教学组织上，主张严密的课堂纪律与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相结合，强调信息的多向交流与教学环境的优化。
三、快乐体育的依据和实践意义快乐体育在教育论上，是以情感教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情感是知识向智力转化的动力，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桥梁，是人格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是满足人类个体及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一种实践活动”。（马克思语）因此，体育教学活动必须以学生的自觉、主动为前提才可能取得成效。
快乐体育的提出和实践引起了下列一些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1、改变了体育教学中单纯对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展体力的身体教育观念，倡导从情感入手，在发展体力的同时进行知情意并重的人格教育。
2、改变了体育教学中教师强制灌输，学生机械再现的教学方法，倡导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和启发式的教法与发现式的学法。
3、改变了在体育教学中学生被动学的局面，倡导学生主动地、愉快地学习。
强调将肉体上的苦转化为情感上的乐，这就是“以苦为乐，乐在其中”。在意志上主张勤学，反对怠学。
一、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
新时期,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新的内涵,要准确理解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由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一般体现。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授和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体的实践,将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性心理品质的内化,形成较为稳定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外化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当中。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一个发展变化即运动着的概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识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必将更完备、更准确、更科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思想政治内容丰富多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五个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遵循教育规律,并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是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撑的。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必须有与之同质的社会文化作为背景。作为思想接受的心理基础,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教育的形式把社会主导性文化传导给大学生,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2.文化素质教育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大学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
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侧重点不同。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着重于加强对大学生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方面的教育。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侧重点不同。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的作用,内化为学生相对稳定的人文品质,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侧重于指向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三、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结合
(一)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有效载体
1.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特点,围绕学生实际开展教育,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文化素质教育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相结合,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大多是以大学生的实际知识层次为依据,围绕着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兴趣爱好等进行,可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这使得融于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产生影响,既适应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又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2.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其教育内容和影响力可以覆盖校园的每个角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使学生在接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同时,跨越时间和空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利用文化素质教育影响广泛性的特点,延伸教育触角,可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
(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地发展,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虽然侧重点不同,其目标却具有深度的一致性,便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文化素质教育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于一体,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等表现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其生动活泼、丰富多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很好地丰富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单一的形式。高校通过文学艺术活动,将我们传导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表现、环境建设等联系起来,就具有了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和潜移默化等特点,使大学生乐于接受,便能够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范畴问题一度曾引起过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文献,论述了不少范畴,甚至有学者对范畴做出了比较系统而富有启迪的研究,如对范畴进行分类,分析范畴的功能、具体范畴的作用等等。[1]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选择范畴作用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引起学界的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一、范畴的含义与特性
1.范畴的含义。范畴一般是指某一学科的最高概念或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政治学中的权力、人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伦理学中的善、恶,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在所有学科范畴中,哲学范畴又是属于最基本、最普遍、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基本范畴。
一般认为,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其中包括与范畴密切相连的概念。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看,两者都是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和思维反映形式而存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P153)并且两者在形态上都主要以一定的符号(其中主要是词语)表现出来。从区别来看,两者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程度与范围有差别,范畴通常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抽象性更高,它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表征着同类事物中最大的分类或最宽泛领域的边界。而概念与范畴相比,反映了同类事物内部的分属关系或丰富具体的那些属性。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范畴称之为元概念,即它是最本质、最元初、不可再运用其他反映形式来定义它,但却可以运用它来定义其他概念的那样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范畴是基本概念或也可称为大概念,而有些大、中概念也可以称为小范畴。
2.范畴的主要特性。范畴有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及研究,如已有学者指出了范畴具有的客观性、流动性、抽象性等;(P187—193)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等,(P63—65)这些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特性有时候并不特指某种独立的属性,而是反映着某种关系,昭示着人们应该善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普遍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试图阐述范畴的下列关系性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
第一,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毫无疑问,范畴具有客观性,这是由于作为人脑反映客观外界的思维成果和认识工具,它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客观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P72)具体来说,这种人脑所反映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人类及其活动,甚至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客观性特征。这里讲到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内容具有客观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但要说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反映也具有客观性,可能就会有一定异议:怎么对主观性的东西进行反映的成果本身却具有了客观性的属性?其实,即便是对个体来说是属于自主活动的心理——精神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属于主观性的东西,但它们一旦超越个体意识的领域而进入群体意识的界域,就具有客观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那样,主观精神主要是讲个人的精神,并且只是就个人的意识状态来讲的精神,这种精神还没有外化出来,进一步表现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化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社会伦理、风俗、政治制度等,而客观精神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意识状态,道德、风俗、国家制度等。这种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的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找到大量的佐证。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雷锋同志的思想认识、意志品质最初是通过他的主观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主观精神”现象,但后来他的思想得到社会确认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传扬的对象时,这种主观精神就变成了客观精神,变成了社会客观存在的某种时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受到人们的主观敬仰和主动传承。于是,对这一精神现象进行反映的相关概念或范畴自然也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因此,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范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识工具,它的使用状况也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主观性。不难看到,作为思维产物与认识工具的范畴,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包括文字、词语与图形等所构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表达着客观内容的各种符号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常常带有主观的属性,即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同一内容的东西,也可能运用统一符号表征着不同的内容,仿佛人的姓名就是一个符号,生命过程中可能改名、假名、匿名、用笔名、用外文名等等,这种改动本身具有主观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其名虽多、其人不变的客观性。因此,范畴就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属性。当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可以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形式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面具时,它的使用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形式毕竟可以因人而异且丰富多彩,如人们可以称谓“雷锋精神”,也可以称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可以称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这些不同的词语所涵盖的内容有宽窄深浅之分,但其实质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范畴的主观性昭示我们需要注意范畴或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与恰当性,但又不能太教条主义,要注意应变性。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致和价值偏好而随意设置一些概念或词语,并且将它们反复使用甚至不断移植到新的领域中复制运用,以期形成一种众说纷
纭的语境而使这些概念或语词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使用定势或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研判新的活动样式或新事物的分类标准和鉴定模式,并且力图将这些状况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单凭人们的词语创造和词语操作就可以建构出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的“炒作”现象,正是人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对象之一,它是范畴的主观性被任意放大的一种表现。
第二,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一般来说,范畴作为某一学科反映某一独特研究对象或某一事物本质和活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具有鲜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某一范畴最起始时总是属于该学科所独有,并且只有这种范畴才能充分反映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也只有这种范畴能够标志着该学科的确立,甚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范畴才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该学科加以确认和赞同。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学科范畴又具有相对意义的普适性,即一定范畴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通行,而且可能被人们扩展或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加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范畴不仅依然保持原来的词义,而且又在新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了新的语义,这 会使得这种范畴的普适范围不断扩大。如“公平竞争”最初出现在体育竞赛领域中,而如今则已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社会化”最初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衍生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科的范畴,如哲学范畴,从起始阶段就具有广泛普适的属性,其超越一切学科领域的特征早已为人所共知。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范畴会始终固守自己的“疆界”,不会轻易去反映或解释其他领域的事物本质或活动规律,同时也不会轻易被其他学科所移植运用,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第三,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作为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工具,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即具有从无数的直接性、多样性、对立面双方又对立又统一的具象中概括、提炼和抽象出一定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属性。这种抽象最初的表现就是运用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P181)在语言中,人们必须要用一定的范畴、概念等工具,但这些工具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程度、抽象程度和概括事物的范围有相当的区别,它们并不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和认识阶段,因此,范畴又被人根据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基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或高层次范畴、中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等。(P181—182)同时,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的,它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加以表达的,由于范畴就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表现形态、不同作用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它也能够完成真理展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任务,真理的具体性与范畴的具体性是一致的。关于范畴又抽象又具体的思想,其实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有体现,他所提出的十个范畴中,最根本的范畴就一个,即“实体”,其他九个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或展开这个“实体”的,因此,相对而言,“实体”这一范畴最抽象,而其他范畴则比较具体,至于其他用来说明这九个范畴的更小的范畴,则表现得更具体。
第四,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范畴的涵盖性主要指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之内涵。由于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大而使其边界变得相对比较模糊,用现行话语来说就是范畴具有对质性的界定功能,而同一范畴不可能在量的界定上具有精确的功能体现。这种主要对事物范围、涉及领域及其质性判定的功能,反映出人们运用一定范畴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内在需求。同时又要看到,人们认识事物又有明确精准的需求,因此,范畴同时又需要具有精到性,它是指人们通过范畴能精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廓清事物之间的种差,把握事物发展程度的一种特征。这也就是人们研判事物既需要有质的范畴,又需要有量的范畴的缘故。范畴的运用必须具有贴切与精准性,使人感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才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人们就会将一定数量的同类范畴建构成一个体系,它由一系列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小范畴(即大概念)、小概念所组成。并且这种范畴体系成为一个等级系列。
范畴在形态上的表现究竟是单个的还是成对的,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人们都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何况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状况的正确反映也需要至少有矛盾两方面的特征,所以范畴通常都表现为成对的形态。就哲学范畴来看,就有诸如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等。也有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从表面看似乎是单个的,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化”总是暗含着“个性化”的对立面,或者说社会化就是“去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化这一范畴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两者对立统一的无数复杂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与认识工具。
范畴究竟是主要出于对价值作出若干规定而逐步形成的,还是处于对经验进行描述而逐步形成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范畴内部价值与事实两者的矛盾性。至于一个学科的范畴究竟是反映了这一学科所表征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还是反映着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范畴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纯自发而成的客观结果,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考虑到以上特性,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时,必须遵守必要的规则,必须慎重周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主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本质方面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特征的认识及其概括出来的成果,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性的工具。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并且概括愈加精确,结构也更加严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对于学科确立、学科建设、学科的社会声誉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方面。
1.范畴是学科的基石,并由此构成学科的理论硬核。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学说或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应的范畴、概念体系和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范畴、概念体系基本规定了研究的边界与空间,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方式,规定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生成着与其他学科交流渗透的机制。而在这种范畴、概念体系中,必然存在着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与核心范畴相统一的“基石”,我们且把它称之为基本范畴。说“基石”常常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如今盖高楼大厦都打基桩,那是一根根硕大并且可以连接的钢筋水泥柱,尽管打基桩也可以称谓打基础,但基桩本身不称为“基石”。而原先盖一两层模样的房子都没有打基桩的说法,而是都要在承重墙的下方挖好地基槽,然后选择大块的、坚硬的石头铺垫垒砌在地基槽的最底层,再依次垒砌中型石块和小石块,从而构成整个地基。这种处于最基础地位的最结实的众多大块石头,通常被称之为“基石”,它是房子的耸立之本。同样,一个学科要能够确立,也需要有若干个“基石”,也就是基本范畴。要看到,有时候基础的东西未必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未必是基础的东西。但范畴对于学科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既是基础的,又是核心的,两者是统一的。
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而且应该存在由若干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硬核。理论“硬核”这一说法是英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P66—73)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理论改换一种说法 ,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和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外围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之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硬核,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就难以真正确立。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硬核究竟由哪些基本范畴、概念所构成,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进展而逐步明确的过程。换言之,只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和渗透力,能够把一系列相关性概念融合成一个有序整体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助于促成人们形成社会常识或公理性认识的范畴与概念,才可能构成理论硬核,仿佛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理论硬核一样。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中层理论与表层理论具体怎样区划,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2.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并且也可以成为分析研究对象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理论表现方式,它通常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自我表现的众多概念群的存在方式,而且成为一种解释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以及沟通外部联系的工具与方法。这种工具与方法集中表现为一种独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仿佛一张网,其中作为网结存在的范畴主要起着分析要素即尺度的作用。这种分析要素即尺度的首要任务是对实践对象进行定义,其次是对众多定义的对象进行分类或归类,再次是进行解释。对此可以总称之为“范畴化”。换言之,范畴本身仿佛一种度量衡所具有的标准,可以成为分类或归类的依据。范畴组合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于是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区别。
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们实际上表征或反映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范畴与范畴、范畴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客观事物内在、必然之关系的一种展开与显示。我们在主观上把它看做是有逻辑性,而主观感受上的有逻辑性与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是一致的,这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主客观统一。分析框架所体现出来的严整性与其运作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也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演示就是一个范例,仅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一系列概念之间的
演进关系之做法看,渗透其内在的方法、始终贯彻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展示,尽管在体例上有稍许单调的三一体印象,但其逻辑的整体严密性还是令人赞叹。他的《精神现象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论证他的绝对精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是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P219)如黑格尔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么一个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看做是主观精神的形成路径,而理性这一环节的展开又可以分成正—反—合这样的三一论,即由“观察的理性”(主要特征是被动性)转化成“实践的理性”(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再转化为“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统一性)。而有了主观精神,它们主要是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它们的汇集、积淀慢慢就转化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变成社会的风俗、道德、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些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有了主观精神,又到了客观精神阶段,人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两者的合题——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主要指美学(艺术)、宗教、哲学史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严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概念内涵的展开过程应该表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性的真切反映。当然我们需要看到,学科范畴体系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范畴体系的体量和发育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其解释与分析外部事物的能量和功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老学科如哲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庞大,其发育程度也比较被人认可,而一些新兴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弱小,其社会认可度也会因平时缺乏沟通或者其他种种缘故而比较低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是属于正在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时期,它所产生的分析功能和社会解释能量的社会确认,还会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如何,如果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不能正常地发挥其解释作用或说明作用的话,这一学科就难以走向成熟。
3.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它的固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思维方式。
学科范畴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概念、词语等,加上其他副词,它们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组成了话语体系或叙述方式。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主要指符号(包括了概念及词句、图形、字母等比较丰富的形态)、意义预设及其诠释,以及言说方式(主要指人们运用一定符号来诠释和分配意义的表达方式或叙述方式)等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构成的形态。于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范畴的分析作用,亦即研究作用,还需要认识范畴的表达作用或叙述作用,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这样,由一连串大小范畴、大小概念为要素所组成的学科话语体系,成为分析与叙述相关事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必要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学科不可能运用其他学科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来揭示与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一个学科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来分析本学科研究的对象,那多半是在将其迁移到本学科话语体系整个语境中同化后才加以运用。因此,范畴必须增生出话语体系及其叙述功能。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他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戴,当然也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是“黑格尔的诡辩”。对此,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P111)因为黑格尔是将观念看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现实事物则是观念的创造物和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P112)因此,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而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开始冷落,遭受一些人的恶意辱骂时,马克思却站出来,确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并且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坦言在《资本论》某些章节的写作中,“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里明显地表明,在马克思眼里,一方面,“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实际上又认为叙述方法也可以体现辩证法,即他所说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那是一种充满着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因此马克思说:“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P111—112)
坚持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其中特别注意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研究功能与叙述功能在方法论方面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 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如何发育出更新更有效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必须看到,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但随着时展和社会变革,原有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应该不断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