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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