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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经济科学发展，必须要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加快经济领域的改革，其中国家审计作为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要认识到国家审计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国家审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进行探究分析。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国家审计 实现路径
以科学发展为主旨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主题。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形态必须由资源浪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国家审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监督功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国家审计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一）国家审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
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是其他监督机构所不能替代的，它是国家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国家根据审计的目标，运用合理的审计方式，进行审计活动，监督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反馈，可以适时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是保障经济平稳有利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具有预防和抵御功能，它的核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护人民的利益。国家审计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证更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国家审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领域内的异常深刻的变革，会对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造成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要将市场对经济的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协调地结合起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方式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发挥政府的监督和调控作用，审计机关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审计监督具有权威性、宏观性，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反馈，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正确的策略和建议，使经济的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国家审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三）国家审计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国家审计通过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监督，能够准确发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经济正确快速发展。其次，国家审计能够规范政府部门的调控行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审计能够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使宏观调控更加科学化。除此之外，国家审计在社会协调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审计的核心是保障人民的利益，通过审计部门的协调工作，保障民生发展，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二、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探析
（一）在宏观政策的基础上，开展审计活动
我国采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就业、稳定物价、促进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宏观调控政策对国家的宏观调控骑着引导作用。国家审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符合国家宏观宏观调控的要求，要根据宏观调控政策开展审计活动，不仅能够体现国家的调控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方向更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明确审计目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审计目标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既要符合宏观层面的目标要求，在宏观政策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的审计活动。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制定审计目标。对宏观政策的整体实施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和评价，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审计意见，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
（三）创新审计方式，提高审计的有效性
为了保障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有效方法。创新有利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国家审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创新审计方式，变革传统的审计方式，使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审计过程中，更加关注创新能力的建设。完善审计机制，推动企业和市场的战略发展，挖掘市场的创新潜力，提升企业的经济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审计要及时关注宏观政策的实施情况，提高审计的有效性。
（四）完善审计制度，提高审计的权威性
经济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式。为了更好的保证经济政策的实施，刺进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完善评价机制和体系，监督经济政策的实施。要建立健全审计监督制度，加大对腐败的监督力度，使政策实施的过程更加科学、公正，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五）加强民生工程的审计力度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额改善民生，应该加强对民生工程的审计力度，加强监督力度，提升民生工程的质量，使社会分配更加合理，对不合理的资金分配进行揭露，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
三、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成就突出。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不断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完善经济发展体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审计监督经济政策的实施，保证经济政策落实到实处，同时对政府部门形成监督作用，能够减少腐败的出现，为经济的发展营造狼嚎的环境。国家审计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及时的反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同时国家审计通过对民生问题、资源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审计，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目标要求，使济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使经济的发展能够与自然环境保护相协调，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促进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摘 要 本文针对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基础定义，并对中外研究者理解的经济技术开发理论知识进行了总结。1984年至今，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成立的以及享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政策的其他国家级工业园区总共五十多个。特别是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从建立到持续稳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发展 问题分析
一、引言
依据商务局2007年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发展报告，此阶段我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实践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1984～1991年）此阶段为建立以及探索时期；第二层次（1992～1998年）这一阶段为极速提升时期；第三层次（1999年及以后）为稳固发展阶段。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引进外资时所有过的经历类似，都是以劳动为主逐渐向资本以及技术型行业转变。在发展初期，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引进的外大部分是小型企业公司，尤其是技术转让和出售特别稀少，这也就导致众多外资企业公司仍不能下定决心投资获利。
二、我国国家级开发区主要特点
（一）突出工业项目的主体地位，进而促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依据商务局的数据表明，在2016年共有60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完成了GDP7341.25亿
元，同比增长40.35%，并高于同时间段内全国12.4%的增值，总量约占全国GDP总量的5.20%，工业总产值也达到13267.24亿元，同期增长40.34%。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实验对象，依据国家发改委2015年递交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地区的GDP总量达到45167亿元，外资利用总额达344.12亿美元，大致占据我国实际外资使用总量的41.25%。
（二）迅速吸引外资投入的重点区域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在迅速发展的时候，也逐渐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投入的重点区域。到2015年为止，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使用外资总额达958亿美元，大约占我国外资使用总量的13.46%。2015年，我国吸收利用外资总额已达198.13亿美元，大约占据我国外资使用总额的25.46%。另外，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现已成为大型跨国企业投资的重点区域。
（三）高新技术成为主要产业之一
现阶段，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融合了包括电子信息、精细化工、仿生生物、光机电一体化、现代农业和环保行业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发展产业链群。依据商务局有关数据统计，到2015年我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总量已经达到4000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的总产值已达9754.68亿元，占据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工业生产总值的56.46%。高新技术产业下的产品销售额庞大，尤其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达到8764.43亿元和643.45亿美元，分别占据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以上各项总量的50.43%、65.46%。
（四）各地区发展相当不平衡
我国对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开发主要以东南沿海为主，由于其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超过一半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都建立在东南部的沿海区域，而此区域向来是外商投资的重要区域。到2015年，我国东南部区域总计实际采用外资总量占我国累计使用外资总量的比值高89.46%。尤其在2016年，东部地区实际外资利用量总值同期增长91.40%，同比增长2.9%。再则，以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总体水平判断，尤其苏州工业园区和东部其他地区处于三大区域之首，再则是中部地区，至于西部地区的水平就外资使用总量来说远远落后。所以，必须加大使用外资总量进行地区分布不均匀的总额提升。
三、面临的问题
（一）中东部区域开发区土地资源短缺
根据商务局数据记录，截至2015年底，国务院总共批准了50个国家经济开发区进行工业区域开发，且开发总面积为500平方公里，大约占据整体规划版图面积的80%。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在2015年底，东部共有28个国家进行了工业项目，利用面积约350.35公里；中部地区则共有14个开发区进行了工业项目，利用面积约90.34平方公里；西部地区则共有14个开发区进行工业项目，利用面积约70.34平方公里。然而这三个区域的土地规划使用完全是按照工业项目要求进行的。所以，尤其对于我国经济开发区东部建设具体规划而言，规划目标土地面积已均分无几了，相比之下，仍然只有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二）外资逐渐转移至我国二类城市
特别是靠近渤海地区的青岛和天津两座城市，在中部地区范围内的武汉经济开发区在实际资源使用总量上靠前。也就是说，大部分外资投入企业正逐渐向我国二类城市靠近。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各种资源利用上并没有庞大的需求量，也就导致其外资利用总量低于一类城市。
（三）产业结构趋于等同
现阶段，我国的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行业已成为我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产业之一。各类开l区中，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同等化。尤其在汽车制造和零部件生产配送行业，我国广州、西安、武汉、吉林二十多家经济开发区都把其视为支柱型产业进行生产制造，重点发展措施和行业鼓励极大提升了行业发展积极性。特别是等同类型产业和制造商的积累，使得各个开发商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关系，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各企业之间竞争力过大，通过降低利润的方式进行非良性竞争，导致了该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不利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大量资源能源的浪费。所以，各个国家经济开发区应结合本地区特征和环境优势进行对口外资引入，进而减少雷同产品出现，防止阻碍经济开发区发展进程。
四、结语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我国应对对外开放政策进行的合理性组成。对于开放城市而言，进行区域划分和定性要求分析，以更高的注意力和技术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国家经济开发区的建立时间并不久，只靠二十多年的努力就取得了如今的成绩，以小型增加的方式，逐渐增加产品数量、扩大规模，增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提供管理技术。
（矫燕单位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匡乃晓单位为胶州市商务局）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放缓至7%左右。同时，面临着传统产业竞争、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而，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而学校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站在高中生角度，分析各个院校科技创新问题。然后，由学校的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本文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措施。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转变
在当前资源约束、环境约束、能源约束的条件下，如若缺乏创新支撑，将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应结合现有文献鲜少有对学校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的详细讨论特点，从高中生角度入手，探索学校科技创新途径，最终更好地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培养现代高中生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
一、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
就目前现况来看，影响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科分布角度来看，多学科交叉中新思想的产生，就意味着于原有研究方法上突破某学科已有范式。因而，更有利于我们产生创新的灵感。但由于目前高中院校学科的划分更为细致，即每个学科基础知识范围过窄，从而阻碍了高中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同时，使得我们的思维模式固化且知识面单一；
第二，从激励制度角度来看，如若在高中院校科研创新活动发展过程中，采取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且兼顾奖励合理性的激励方法，可充分挖掘我们学生的潜力，提高我们创新业绩。同时，使高中院校科技创新向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前进；
第三，从支持服务环境角度来看，由于目前学校创新发展涉及到了多个政府机构，而每个政府机构均以各自利益为中心，且存有推诿责任、管理方式冲突等行为，影响到了学校科技创新与发展。同时，限制了我们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养成。
二、加强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一）加强产学研结合
在学校科技创新活动开展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培养我们创新能力，应注重加强产学研结合。即鼓励学校与地方政府机构建立合同协作关系。然后，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且设置科研基金，就此让学校高中生真正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工作中，发挥自身创新意识，提出科技创新的建设性意见。例如，江苏省南通中学在科技创新活动开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帮助高中生在校学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即与地方政府建立协作，设立了科研基金。同时，于2017年1月8日，在江苏省南通中学一会议室，举办了首届望岳科技创新奖学金颁奖活动，在活动举办过程中邀请了学生处和部分班主任参与到其中，就此通过该项奖学金的设置，使得该学校信息技术和科技创新氛围有所加强。如，基于该项奖学金设置的基础上，吴钰宸提出了云智能自行车码表设计思想，王徐D提出了用手势控制音乐的思想，即进一步实现了对在校学生科技创新方面发展的帮扶。
（二）提高学生创业能力
在学校创新活动组织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学校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作用。同时，提升高中生科技创新能力，应落实高中生创业能力培养工作。即首先，在高中生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应打通相似学科间的界限，以跨学科的方式，增强课程内容综合性，且经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立，培养我们自身的创业技能，最终让我们主动参与到区域产业发展活动中，由学校科技创新活动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为了更好地锻炼我们科技创新意识，也应在实际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增设“才斋讲堂”等活动内容，且通过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将实践经验与课堂活动进行融合，继而促使我们更好的形成创新思维。
（三）加强创新条件建设
学校科技创新有利于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为了更好的发挥学校科技创新作用，应向学校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投入大量资金，继而为学校分配实验室、仪器仪表、资料信息等Y源配置，并注重构建资源共享机制，让我们在良好的科技资源配置环境中，积极参与到科技研究活动中，增加创新研究成果。此外，在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组织过程中，也应树立良好的新型人才培养意识。即邀请客座教授和社会各界高层人员向本校高中生介绍科技创新研究知识，培养我们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而后，在学校科技创新活动中，施展才华。
三、结语
综上可知，基于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迫在眉睫。而由于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组织过程中，应站在我们学生的角度，优化学校科技创新组织项目。即从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学生创业能力、加强创新条件建设等层面入手，让学生在科技创新领域得以发展。
摘 要：循环经济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自产生以来就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并得到大力推广。“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我国今后循环经济实践提供了重要遵循。目前，美国、丹麦、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长期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对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乃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 循环经济 经验 启示
循环经济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自然演变结果，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自产生以来就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并得到大力推广。“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而美国、丹麦、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历史较早，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于当前我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循环经济的运行规律与主要发展模式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
就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经历了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传统经济模式，即完全不考虑环境代价的“资源―产品―排污”式的单向线性模式；二是末端治理模式，即先污染、后治理，但技术难度大，经济成本高，效果也不明显；三是循环经济模式，即遵循生态规律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循环过程，使生产生活和谐地纳入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过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标志着循环经济理论的正式产生。该理论认为，地球就像一只在茫茫宇宙中飞行的飞船，资源和能源是有限的，人类依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和能源而生存，一旦需求超过了地球承载能力，就会像宇宙飞船一样走向毁灭。因此，人类必须改变以往的单向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资源和能源反复利用的闭路循环过程，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该理论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反响，促使人类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
循环经济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和末端治理模式，实现了由只追求发展速度向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转变，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有机统一。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新型发展模式。它的本质集中体现在“3R原则”：一是减量化原则（reduce），即从源头上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避免产生过多废弃物。例如，在生产方面，可通过启用新型材料或重新设计工艺流程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如轻型轿车既节省金属又节约能源；在消费方面，提倡适度消费，选择简易包装和经久耐用的物品等。二是再利用原则（reuse），即要求人们尽可能重复利用，延长产品寿命，如鼓励大家进行废旧物品回收、拆解组装等。三是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经过加工处理后使废弃物再生化、资源化，重新投入生产流程，如弃用的铝罐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重新成为铝罐、发电厂排出的煤渣可以加工成为建筑砌筑材料等。三个原则各有侧重，分别对应生产过程的输入端、中间过程和输出端，它们统一于物质循环的全过程，是循环经济的本质与核心。
（三）循环经济主要运行模式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一些国家着眼自己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循h经济运行模式。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依次对应三个层面：企业清洁生产（微观层面）、生态工业园区（中观层面）和循环型社会（宏观层面）。三个层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企业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研究对象为单个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中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户。在企业内部通过技术创新和现有技术改造，优化工艺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减少原材料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但是该模式的关键是技术，而各行业之间技术差异较大，普遍适用的技术较少，导致很多企业在技术和工艺研发方面积极性不是很高。
生态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往往基于产业链建立企业共生关系，通过稳定的上下游合作形成产业集聚形态。企业之间相互交换原材料和可再生资源，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最终排放，成为原有传统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升级趋势。
循环型社会。从社会整体层面出发，通过发展静脉产业，加大垃圾处理与资源回收力度，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与能量闭合回路，也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西方国家循环经济实践及其成功经验
在实践中，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问题是选择运行模式。在三种模式中，企业清洁生产因行业之间技术差异较大，研发成本较高，企业普遍缺乏积极性，总体普及率较低。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型社会因其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运行模式。
（一）国外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概况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它通过物质和能量传递， 把上下游产品关联企业连接起来， 形成产业共生、资源共享和效益共赢的企业组织。需要注意的是，园区内的企业不是简单的地域上的集合，而是通过相互合作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使得每一家企业都获得了依靠自身规模效益都无法实现的整体利益。目前，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国家的生态工业园区发展较为成熟，最早和最成功的例子是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它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型于七十年代，直至今天仍在成功运行。在园区，阿乃斯火电厂、斯塔托依炼油厂、诺沃诺迪斯克制药厂和吉普洛克石膏板厂4家大型企业与土壤修复公司、硫酸厂、供热站、大棚养殖场、农场等十几家小型企业通过“原材料―废弃物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企业共生系统。比如，火电厂产生的高温蒸汽流向炼油厂、制药厂，低温蒸汽供应养鱼场大棚，中温蒸汽则向全镇居民供热，镇上原有3500座燃油炉全部关闭，生活废气和烟尘排放大大减少；火电厂的副产品工业石膏则成为石膏板厂的重要原料。炼油厂产生的火焰气通过管道提供给石膏厂，用于石膏的干燥；酸气脱硫产生的稀硫酸提供给附近1家硫酸厂用于生产硫酸；脱硫后的气体经管道冷却后供火电厂燃烧使用。制药厂利用农产品生产胰岛素、盘尼西林等药品，产生的残渣主要是有机物，经热处理杀死微生物后销售给农场作为肥料使用。炼油厂产生的废水经净化处理后，一部分输送给火电厂作为冷却水，一部分作为锅炉用水向镇上居民供热，其余作为卫生清洁用水，等等。通过以上多种废弃物的多级反复综合利用，园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西方国家循环型社会发展概况
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发展比较成熟。以德国为例，二战后的德国工业迅速崛起，但垃圾处理能力有限，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德国政府意识到，通过简单的垃圾焚烧、垃圾掩埋等末端处理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于是下定决心探索资源能源可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长年实践，于1996年颁布了《循环经济法》。该法规定，所有类型企业都必须设有垃圾分离装置，减少垃圾的产生并促进垃圾回收再利用。截至目前，德国生产行业产业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已经超过50%，部分行业甚至达到80%至90%，仅垃圾再利用行业年均创造价值就超过400亿欧元。日本是目前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备的国家，其法律法规体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本法，即《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二是综合性法律，如《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等；三是专门法规，特别是强调静脉产业方面，如《绿色采购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等，为推动循环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健全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西方国家循环经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大多为经济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均不相同，但在发展理念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一致的。因此，西方国家循环经济的成功实践对我国当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启示。
（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选择主要发展模式
通过前文可知，循环经济三种主要发展模式各有利弊，不能简单判断好坏，西方不同国家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均取得了较好效果。因此，我国应结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水平、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各地区承担的主体功能、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潜力等，紧密围绕区域发展与结构转型升级两大任务，着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由政府引导向市场驱动转变
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必然要经过一个由政府引导向市场驱动转变的过程。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目前各地的园区在建设初期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金融财税支持、组织协调、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引导，待企业间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共生P系后，政府开始退出具体管理，而交由企业自身、社区居民、社会中介组织等派出代表组成的管理机构承担。只有当企业之间出现矛盾时，政府才以裁判员的身份介入，协调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因政府参与过多而带来效率低下等弊端。
（三）统筹规划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法律制定和园区建设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必要时出台相关引导政策。要结合自身实际，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对产品、能量、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进行全面评估、科学定位，制定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战略规划。例如，对于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在难以改造、无法嵌入新的生态产业链的情况下，应进行搬迁；对于“发育不良”或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的产业链条，应及时补充相关企业，增加园区内“物种”多样性。
（四）加大技术创新，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企业集团对技术研发提供了大量资金或政府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首先，建立专门从事资源节约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机构，形成具有生态、经济、产业技术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对现有技术进行创新和升级改造。其次，加强对节能、节水、产业链接、新材料、生态等技术的研发，加强对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在共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最后，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对技术成果应用与转让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技术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
摘要：近几年美国在新能源战略的大政方针的引领下，逐步平复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骚动，使得美国的能源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并向着引领世界绿色经济和能源格局的方向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在世界能源危机的笼罩下，能源依存度相对处于世界高水平线内，缺乏自主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薄弱。因此，分析美国新能源战略政策，在吸收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在能源政策改革上的经验的同时，加大本国自主能源产业的研发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将对我国能源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提早应对世界经济和能源发展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能源政策 中国能源经济 借鉴
一、不同国家新能源及节能政策
世界上对新能源开发的热情源自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的刺激，众多市场化国家在开始制订有关新能源研发与示范性利用的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在新能源政策方面走得更远的是美国、丹麦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相继制订了新能源的投资激励政策、税收优惠措施、激励性关税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新能源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出现新的更为有效的措施，但是有更多的国家开始关注新能源的研发和利用，如法国、土耳其、韩国等制订了针对新能源的投资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措施，而最先鼓励新能源研发与示范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开始高度重视新能源的发展，在投资、税收和关税方面均有激励性的政策措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能源的开发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与其相关的政策措施更多，如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在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出现，而且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又称《京都议定书》）的形成和最终生效，使得新能源开发不仅仅是出于商业或者国家能源战略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都体现在数十个国家新能源政策的内容中
（一）美国新能源政策改革的现状。
新能源政策计划实施至今，美国在能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包括扩大近海油田的开发，增加了国内石油的产量，减少了美国油气的对外依存度。自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政府已累计投入105 亿美元发展国内高速铁路，这也是美国降低石油依赖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2012能源展望》，未来25年，美国煤炭发电比例将从2007年的49%下降到39%。未来20～30 年里，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的实施将使美国成为新能源技术、节能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智能信息产业的全球领跑者。
（二）美国能源新政的实施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新能源战略对世界石油市场格局的影响将左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生产计划和国际石油价格，从而影响中国的石油进口。其次，一旦美国依据新能源战略目标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成功，美国很可能在全球气候议题上向作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中国施加压力，使中国陷入经济发展与减排之间的两难境地。在对外贸易方面，奥巴马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将加大中美贸易压力。另外，非洲是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美国加强推行劳工和环境标准，预计中国在非洲的资源合作将受到美国的更大制衡。
二、 我国能源环境的现状
（一）我国能源产业的优势与取得的成效。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并且整体制造成本相对低廉，且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这为我国石油企业海外资本运作提供了资金等基础条件。从环保减排方面看，中国在电动汽车应用领域有着相当优势，譬如，比亚迪在世界汽车电动应用领域就具有领先地位。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 从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看， 2014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首次出现双下降；2015年这两项指标继续双下降， 而且降幅比上年明显加大。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没有形成系列， 质量参差不齐， 缺少必要的产品质量标准及质量监测系统。我国油气资源有限，煤炭供应为主的格局将在长时间不易动摇，利用碳捕集与封存等技术实施减排，价格不菲。目前我国的清洁能源产业过度依赖成本优势，清洁能源制造技术还处于低端，多数企业不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中国进口石油过度依赖中东和非洲，再加上中国目前的一些重要合作伙伴诸如伊朗、苏丹、利比亚等也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给中国的能源顺利进口和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三、我国能源经济的国际发展方向
美国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洁能源的新技术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对于中国国家和能源行业企业来讲， 吸收借鉴美国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发展自主的具备优势的能源技术成为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需要。面对能源安全、气候危机、本国欠缺及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我国应借鉴美国普及新能源知识和应用的经验。主要是政府对新技术进行投资， 并运用立法等政策措施激励发展新能源。同时，鼓励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在加大国内技术研发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技术合作，提高能效，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即将到来的全球新能源技术革命和技术竞争以及新一轮的全球气候谈判做好准备。
可以预见，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都绕不开我国。我国完全可以把这种压力变为契机，提出合情合理的长期解决方案，获得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帮助，推动中国能源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也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合作的契机，在一些关键的能源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联合研发，从而解决困扰我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一些关键的新能源领域超过发达国家，推动我国在关键能源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已上升到国家“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文章从保护区独特自然资源禀赋入手，对保护区的经济功能进行详细论述，以正确分析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在盐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最终从能源、生态旅游、生态文明等不同视角，注重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从滩涂资源的综合开发与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方面以实现与盐城“供给侧改革”的协同发展。最后从完善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好空气”+保护区+其他旅游景点协同发展、自然保护区与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综合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保护区
1 概 述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大致会出现三个走向。
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进入了经济温和增长、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常态[2]。我市需要调整思路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创新调整引领新常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相关领域的改革深入展开，新一轮开放开发战略新格局初步形成。盐城处于“一带一路”国家开放战略交汇区域，是国内重要的“韩资密集区”，具备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但也面临着加快机制创新突破、重塑新优势的挑战。
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核心战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在科技创新体制、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这为盐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筑创新竞争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各地创新要素、资源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应该说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尽管面临三期叠加与融合的复杂形势和挑战，但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盐城发挥资源、生态以及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越。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意志，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江苏正在加快推进“生态省”建设，盐城正在加快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为盐城打响生态名片、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加快环境治理、保护和建设的新要求。在这个变化中，自然保护区将对盐城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湿地地区的基本经济功能，然后基于湿地的基本经济功能，分析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如何与盐城地区在经济方面实现协同发展。
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 与盐城经济发展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属于滨海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海岸带类型保护区。它能够提供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空间资源、海水资源以及旅游资源，对于盐城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1 能源视角下珍禽自然保护区与盐城“供给侧改革”的 协同发展
由于我国产业低端化严重，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数据显示，我国从能耗强度看，2014年每万元美元GDP能耗是美国的2.2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超高的能耗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污染了环境，诱发雾霭肆虐，影响了公民健康。
鉴于盐城保护区具有丰富的生物能、潮汐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可以在保护区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需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建立起能耗的产业链，给盐城及周边地区提供廉价优质能源的同时，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二是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发展风电产业，盐城地区是我国风电发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但风电发电电压不够稳定，产电成本高，需要研发出相关的技术以有效发展风电，避免仅能依靠政策扶持才能生存。
2.2 生态旅游视角下珍禽自然保护区与盐城“供给侧改 革”的协同发展
旅游产业是典型的第三产业，旅游者除了直接在景点的花费外，还可以带动当地上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且能耗低，是盐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环。
盐城地区旅游业发展比较晚，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①合理利用“互联网+”。
由于盐城目前旅游业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需要合理将“互联网+”与盐城旅游结合起来。首先是利用互联网做好宣传，在微信、微博、门户网站、贴吧等平台进行宣传，必要时可进行相关的一些活动，制造一些热点事件提升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将“互联网+”和旅游深度结合起来，如开发微信服务号（或APP），提供旅游产品推荐服务，旅游线路规划服务等，最终利用“互联网+”以更低的成本，服务更多的用户。
②开发高品质旅游产品。
能否吸引住游人，最关键的还是是否有优秀的旅游产品。自然保护区内已经有天然的优良景观，还需要设计相应的人工景观将之串联起来，两者形成合力，吸引住游人。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盐城特色的旅游文化，制作相应的小工艺品，满足游客各方面的需求。
③生态文明视角下珍禽自然保护区与盐城“供给侧改革”的协同发展。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使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形成良性循环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远期目标均是人类总体效益的最大化。具体路径表现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循环经济;通过开发具有经济效益的生态环保投资产品;开拓新的绿色生态消费空间;地方做好生态环境，可以增强人力资本的吸引力。
结合当下供给侧背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盐城地区而言，应当依托珍禽保护区、麋鹿保护区等重点项目，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业，建设旅游精品线路、精品工程，规划建设沿海湿地旅游经济带，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湿地生态旅游休闲目的地。
④海洋产业视角下自然保护区经济开发。
盐城保护区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江苏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保护区的经济开发同样属于海洋产业，自然也就有着海洋产业发展的一些共性，主要体现在滨海湿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存在矛盾。
海洋经济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海洋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给沿海湿地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盐城自然保护区中，人口增长、过度围垦造田等不合理开发带来了面积减少、环境污染等不良结果。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区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自然保护区两次面积调整。
就盐城自然保护区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第一产业方面，采用先进技术，发展海水养殖，开发出比淡水养殖更加优良的品种，则一方面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湿地环境;第二产业方面，在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时，应当以环境保护为第一前提，升级产业结构，避免生产低端重复竞争性的产品，而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第三产业方面，在保护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开发旅游资源，做好规划。
3 自然保护区对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自然保护区对盐城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点意义。
3.1 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压器”
盐城保护区对盐城地区可以提供功能，如空气净化、污水处理、水汽调节等，这些功能可以持续地改善区域的环境，使得适宜人类居住，可以作为吸引人才的有力条件，支持当地的发展。
3.2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业态
“绿色”作为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必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更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盐城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已成为盐城市政府“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工作、民生工程，对盐城市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盐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政策建议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对盐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盐城保护区直接经济价值高达30多亿，其间接经济价值更大。无论从形势发展需要，还是保护区自身价值体现，要求我们必须从新的高度、新的视角看待盐城保护区改革与发展，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①完善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全面落实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实施源头保护，提升生态红线区管控和保护水平，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②盐城“好空气”+盐城保护区+其他旅游景点，形成盐城旅游组合新品牌进行大力宣传推广，同时发挥保护区生态旅游宣传教育功能，挖掘保护区文化价值。
③正确看待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在项目审批上把握住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动摇，核心区禁止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缓冲区禁止非相关产业发展，其他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与保护区发展相互兼容，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的产业严格限制其发展，尤其是实验区工业用地项目，其发展要考虑对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④协同发展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建设，积极申报世界湿地自然遗产。
⑤开展盐城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综合改革，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责任追究机制，完善环境执法监管长效机制，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实施有效的特色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论文以地区为分类，阐述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前苏联及东欧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成效及存在的不足，进而就完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经验；创新
1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我们这里主要研究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实施这一模式，一般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会经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这一发展变化，这种经济模式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特点是：一是以国家进行干预，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对出口企业给予贷款和减少税收等鼓励出口贸易，这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当地企业的产业升级；二是积极推进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自由化；三是在产业结构上，农业所占比重较低，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
第二，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实施这一模式，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是农业部门的比重已显著下降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工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行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例如泰国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进口替代工业为辅的综合性经济增长战略与政策，这种战略重视农业基础，工业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得到基础性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从属于农产品出口，这种模式是符合当时泰国国情的。
第三，菲律宾拉美二元断裂型发展模式。菲律宾与美国签订的关于经济贸易不平等条约对菲律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注入深刻的影响。这种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附性，菲律宾工业化的目的是为满足美国市场对菲律宾资源的需要，并用“本地制造”制成品取代进口商品，实际上都是由美国公司所生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严重的依附性，在发展后期给菲律宾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终爆发了债务危机。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在战后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新加坡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资源科学利用；提高了本国经济竞争力；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收入趋向公平合理等。据统计资料显示，新加坡在2014年GDP总量已达到27786亿美元，世界排名37位。
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是出口导向，主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贸易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二是东亚模式由于受战后环境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追赶性质，这在发展后期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2]三是只是单方面强调增长速度和规模，忽视教育、管理、人才等。1970―1990年，东亚新兴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一时期，美国的贡献率为53%，相差较大。[3]
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正验证了东亚模式存在的一系列弊端，但这并不能否定东亚模式取得的成效。因此，如何调整和完善东亚模式，也成为重要问题：一是单纯依靠产品数量与生产速度已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应追求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平衡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注重人才、技术、管理的良性搭配；二是改变片面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外向型战略，转变为依靠出口、国内需求、投资共同发展的战略；三是对政府干预职能重新定位，不是完全摆脱政府干预，而是适当减少政府干预，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
2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民族独立后，为推动经济增长，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实行企业国有化，增加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战后不同时期，拉美模式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民族独立后，拉美国家虽然摆脱殖民地国家的控制，但依然依赖于殖民时期的国际分工体系。在原有基础上，拉美国家更加重视初级产品的生产，投入更多的土地，同时，大力建设交通、通信等国家基础设施，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提供基础性支持。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拉美宗主国迫切需要原材料，于是，以原材料交换发展资金的模式应运而生，拉美国家逐步实现经济的发展。
第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拉美这一模式的实施，在初期取得了显著成功，使拉美国家实现了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这一模式发展后期，弊端逐步显现，尤其是对本国工业的过度保护，使其缺乏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产品价格偏高，一般高于同类国际市场产品，这使得拉美国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单纯依靠政府保护发展是行不通的。
第三，新自由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主要包括贸易、金融、税制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果，在债务危机之后恢复了经济的增长；经济逐渐向外向型模式转变。然而，拉美经济依然一时无法恢复到债务危机前的状态。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推崇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国家贫困人数增多，因此，拉美经济没有摆脱脆弱的状态，受到外界的冲击更大。
拉美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的经济模式都推动了拉美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高达1000美元，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后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显现出一系列的问题与弊端：一是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二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20世纪40年代起实行的进口替展模式，由于受这一模式自身内向发展特征的制约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拉美国家工业发展十分有限，没有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三是过度依赖外资。拉美国家长期依赖外资，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在20世纪70年代，外债总额翻了13倍，达到23036亿美元；四是资源环境问题严重。针对以上问题，对拉美模式提出了以下几点调整与改革：首先，改善社会环境，努力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其次，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环境等；最后，合理引进与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发展民族工业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
3前苏联和东欧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由列宁倡导，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从总体上讲，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它表现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前苏联在所有制结构式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二是在产业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排斥市场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形式；四是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集中统一，以部门管理为主，即条块管理。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具有积极的作用，它使前苏联一跃成为工业化大国，也成为当时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这一成就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震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很快使前苏联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也成为世界大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忽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对商品交换的影响；忽视农业及轻工业的作用；忽视了企业及劳动者自身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前苏联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前苏联后期，这些弊端显露无遗，使前苏联经济逐步萎靡甚至停滞不前。
第二，市场经济模式。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及东欧的多数国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模式。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历史环境下推动的，因此这种转变在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各国的经济转轨形式有很大差异，以俄罗斯、波兰为代表的“休克疗法”比较激进，而其他国家，如匈牙利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转型措施比较温和。在戈尔巴乔夫采取渐进式措施对苏联经济进行改革时，苏联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和增长，收效甚微。到1990―1991年，苏联经济濒临崩溃，叶利钦执政后，对俄罗斯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提出来了一系列“休克疗法”对经济进行改革。[5]
毫无疑问，实行市场经济模式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如俄罗斯从1999年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也逐年下降，经济逐渐趋于稳定，2000―2006年的GDP增长率平均在67%。到2006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但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实行激进的改革方式，甚至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致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在“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并没有出现经济回暖，衰退达到了40%，[6]因此，很多学者质疑这一模式的作用。
在21世纪，国内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国际联系也日益增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改革。首先，加强中央权力和法制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带来的政治动荡使各国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同时，经济模式的实行也需要高效和强有力的政权来保证实施；其次，遏制通货膨胀，吸引外资。[7]最后，积极改善国内经济环境，建立公平正义、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制。政府实行有效的干预措施，努力保护市场的自由，努力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积极性。
4中国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受前苏联的影响，新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在资源配置上，实行计划调配；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低工资低消费；在经济管理上，强调计划管理；在城乡关系上，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并且城乡分割；在政企关系上，政企不分，政府制定企业生产计划。
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这有利于在较短时间调整1949年前残留的恶性经济波动，平稳过渡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充分利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建设经济，这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当然，计划经济模式也有很多弊端，这些弊端让计划经济在后期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忽视效率，集体包干的运作方式，在发展后期人民积极性逐渐消退；政府包办一切，政企不分，政府统筹产供销事项，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它既不同于前苏联时期的完全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一种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虚实相间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经济的“四主型”，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市场决定型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每年按两位数的速度在快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GDP为539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上升为575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GDP已突破10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GDP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种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也凸显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在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相差较大，分别为28844元和10489元。二是地区发展水平相差仍然很大。这表现在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如2013年广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8833元/人，上海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0993元/人，而中部省份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4211元/人，西部省份西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6326元/人，差距较大。三是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雾霾等问题日益显露。因此，贯彻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则是当代中国的战略抉择。
5结论
发展中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一股重要力量，战后各国都积极努力探索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虽然各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本国实际，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良好效果。当然，各国也应该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完善，可以借鉴，但绝不是照抄照搬。在新世纪，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不断完善和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多个领域深层次改革的联动、协同。转方式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简政放权助推国家“管理”走向“治理”；转方式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催化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创新；转方式要求重塑“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必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 简政放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改革的宏大工程。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契合一致，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大文章，必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简政放权助推国家“管理”走向“治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它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而得出的经验反思。而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强大的压力与动力使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势所必然。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中“政府主导经济”色彩浓厚。由于市场作为主要配置资源的机制尚没有理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确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积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府管制矿产、能源、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价格，非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无法真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鼓励了低成本竞争和长期依赖资源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政府通过行政法规使国有企业享有金融、能源、电力、航空、铁路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银行低息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不仅阻碍了各类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扼杀了市场体制的活力，而且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它迫使企业经营者不是把精力用于市场上寻利，而是用于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寻租，而寻租活动又诱使政府官员热衷于政策干预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官员腐败案件频发，政府手中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则是体制性原因。同样，“经济建设型”政府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自然延展，政府官员一味追求GDP增长，集中资源注入与GDP增长相关的事项，甚至不惜掠夺性使用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打造“短平快”项目，制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忙于微观经济活动，替企业谈判、“招商引资”，越俎代庖，职能错位，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长期供给不足，职能缺位。显然，这种现象背后是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政治晋升机制的激励。以GDP增长论英雄，必然促使地方官员竭力运用手中资源追求GDP。因此说，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而必须有政治领域的改革跟进。从经济体制改革到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联动，正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演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经济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要求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探索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和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以改变原有经济发展中市场开放不足、竞争公平性欠缺、运行透明度不高的缺陷；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把政府定价严格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实现政府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变、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回归自己的职能本位，在搞好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环境和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深远。转方式，首当其冲就是从过去追求数量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协调，关切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与干部政绩考核和政治晋升机制有内在的联系。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GDP为主要指标，一俊遮百丑，客观上阻碍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迫切需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同时，这一改革不能不触及对以权力过于集中为特征的政治晋升机制的反思。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政府简政放权，公开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体现了现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制度反腐”，促使反腐工作进入常态化；对建构权力运行体系，要求“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表明了更清晰的指向。
应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相辅相成。简政和放权于市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用制度约束权力，从行政命令到依法行政，这种转变无疑为“国家管理”走向“国家治理”铺陈了条件。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角色，催化社会治理体制、方式创新
过去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导向下经济高速增长，“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但经济建设优先、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一是伴随经济增长，区域、城乡差距乃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政府集中精力忙于经济赶超，社会管理职能弱化，公共产品供给长期不足。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之一，就是让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这就必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与创新。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促使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这就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同时经济、政治结构快速调整和变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多，民众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人们的自主性和参与意识增强，不同主体间的冲突、摩擦增加，客观上也需要公共管理者注重调解与协商，既让合法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又通过协商与谈判形成社会共识。因此，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新体制、新方式，是社会领域改革之必然。
第一，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由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协调性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一般规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推动政府职能回归本位的直接因素。过去长时期里，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造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某种程度上缺失，离民众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转变发展方式，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实施医改、城乡居民养老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步伐加快。财政改革也促使“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既要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方面发挥经济职能作用，也要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社会职能作用。可以说，实施包容性增长，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深层次的国家治理。
第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改革不合时宜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比如实施包容性增长，不能不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否“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不“分好蛋糕”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①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管理等要素所得较高，劳动所得比重较低甚至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过低；再分配中政府用于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0%以下，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表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并不到位。②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缩小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再如，户籍制度虽然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支持城市、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目标需要，但它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和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户籍制度变革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扩大内需有特别重要意义。
第三，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催化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创新。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重政府作用、轻多元主体参与，重管理控制、轻协商服务，重人治、轻法治，而现阶段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势愈益显现原有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因此，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之举。探索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这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各归其位，这是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的逻辑延伸；就社会治理方式来说，需要改变过去注重自上而下单向管制、以行政命令为主、过于刚性、生硬而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做法，既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又要注重民主治理，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通过协商、疏导的方式解决问题。
转变生态发展方式：重塑“生态文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在传统发展观那里，生产规模扩大、产值增加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尽管资源、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增长主义并不顾及粗放型生产活动对于资源使用、环境保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代价，致使资源有限性、生态脆弱性与经济增长粗放性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也愈益凸显。原材料、能源短缺和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加深；空气、水、土地被污染的情形加重，持续的雾霾天气，污染的湖泊、河流、地下水、田地乃至荒漠化的森林，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基于中国排放二氧化碳量大幅增长，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加大环保力度、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增大。因此，发展方式转变迫切要求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
第一，转变生态发展方式推动确立“生态文化”理念。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与人们缺失“生态文化”有关，“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些陈旧认知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倡导“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适应了当时调动一切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时代需要，但如今中国已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乃至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攀升的阶段，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而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旧俗套转变到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上来，这是从“增长文化”到“生态文化”的重大转变。让“不管白猫黑猫，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就不是好猫”、“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发展方式转变加速科技进步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上的应用。先进技术能够减小资源消耗、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它是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根本之道。比如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途径；技术创新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更为重要。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能源革命，也是科技革命。目前世界上新能源的技术竞争异常激烈。美国在发展清洁煤技术上占有先天优势，德国重点发展低碳发电技术，英国重点研究可再生能源，中日两国在太阳能与风能等能源上持续给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统能源不足又面临巨大环保压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必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消费后的废品燃烧或填埋，燃烧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毒气，填埋造成地下水和田地污染。循环经济模式下废弃物经技术处理后再生利用，使经济发展既减少对资源的开采使用，也由于不排放废弃物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清洁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等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第三，保护资源、环境需要生态文明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补偿制度。可以说，这些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构。其中，深化资源税改革和实施环境保护税，让资源使用者、环境污染者付出补偿成本，是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心。深化资源税改革，由“从量”变为“从价”，提高资源税税负有利于限制资源消耗，促使人们在税负传导下注重资源使用中的节约，促进使用资源的厂商和消费资源产品的消费者有动力调整自身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而开征环境税，使用经济手段迫使企业为排污造成的污染承担成本，有利于淘汰污染企业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环境税的征收标准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还要借助司法力量严惩主观恶意私排偷排的行为。
以上分析清楚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非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多领域改革的联动、协同，且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因此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 要：“金砖五国”自诞生以来，五国经济明显呈增长状态，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金砖五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金砖五国”经济发展，对“金砖五国”进行经济互补性分析，得出“金砖五国”在能源、技术和贸易等领域有很大合作可能的结论。
关键词：“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性互补分析；合作
一、“金砖国家”的含义
“金砖国家”一词是在“金砖四国”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英文首字母拼出BRIC，而该词与砖（Brick）类似，故诞生“金砖四国”。2010年12月，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南非正式申请加入“金砖”阵营，由此，金砖四国正式扩充为“金砖五国”，也称“金砖国家”。
二、“金砖国家”领土、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
（一）领土和人口情况
金砖五国中的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国土面积分别位列世界第一、第三和第五，其余两国印度和南非国土面积都超过100万平方公里。金砖五国总体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29.7%。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人口分别达到14亿和12亿，巴西和俄罗斯人口均高于1亿，南非人口不足5000万。五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42.4%，人口结构上，印度儿童赡养率接近48%，其老人赡养率不足8%是最低，而其他金砖国家都在10%以上。相比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欧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十分明显。
（二）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对外贸易情况
1990-2014年的二十五年中，金砖五国GDP总体呈增长趋势，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值稳步增加（见图1）。1990-2000年，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重基本稳定于10%；2000年以后，金砖国家GDP占世界GDP比重不断上升，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并有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之势。
金砖五国经济每年大致呈增长趋势（见图2）。至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7%、2.3%、1.3%、3.9%和5.5%，基本高于同期世界平均的2.4%，2013年五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1.25%。因此五国合作有利于经济发展。
三、金砖五国经济互补性分析
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分析主要是分析各国相互运用他国相对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资金、原材料、能源等优势来发展自己缺乏或有比较劣势方面的经济交流活动，期望市场经济要素在此经济活动中得到平衡。
金砖五国的经济互补性主要表现在资源、产业结构、技术和贸易等方面。
首先，金砖五国自然资源和资本储存丰富，种类多、数量大，各国在资源上有交叉重叠，但相对来说，各国拥有的比较优势不同。其次，产业侧重不同为“金砖”国家提供较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与其他四国相比优势突出，因此中国与其他四国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印度信息服务产业发达，属于优势产业，与其他四国合作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俄罗斯的农业与印度、中国、南非的互补性强，可加强合作；而俄罗斯和中国比，在能源上具有比较优势。再者，技术属于要素禀赋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对技术研发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技术创新互补性明显加强。最后，各国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比较优势不同，得出各国间存在贸易互补性。
四、金砖五国合作前景广阔
首先，能源领域合作――俄罗斯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而中国、巴西和印度在高速发展时期，对能源的耗费巨大；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依赖于石油，而巴西和俄罗斯是巨大石油储备国。这些都为金砖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提供基础。与此同时，金砖五国也在不断努力，中印两国正在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型环保绿色可再生能源，做到能源的高效、清洁和环保。金砖五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开发为技术和贸易合作奠定基础。
其次，技术领域合作――中国和南非擅长应用技术创新研究，而巴西、印度、俄罗斯更侧重基础技术创新研究。“金砖五国”的技术研究侧重点不同就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优势和弱势所在，各国相互扬长避短，学习先进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进而打破西方国家的在技术上的垄断，缩小技术差距。目前，中国人口红利下降，意味着正在失去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利用与“金砖”国家的技术合作契机，将制造业基地向非洲大陆转移，而南非的加入恰好为中国进入非洲这一巨大消费市场提供了便利。
再者，贸易领域合作――“金砖五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型决定了贸易合作有很大空间。目前“金砖五国”都是贸易顺差国，处于疲软之态的内需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必定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贸易，限制金砖国家贸易出口。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金本位制不在了，但是美国经济的波动或者说美元的升贴水会给金砖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带来各种经济压力。大宗商品价格会随着美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而作为全球两个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俄罗斯和南非其出口也存在打的波动。截至2014年3月末，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根据国际经济学中外汇汇率可知：美元贬值则中国外汇储备随着缩水。同样身为金砖五国的印度，其资本账户是对外开放的，贸易风险可想而知。
最后，金砖五国相比较分析可得：俄罗斯的传统服务部门的贸易出口具有优势，巴西在现代生产性服务部门优势明显，并且俄罗斯和巴西在专利权和特许权贸易方面也显示出比中国和印度更大的优势。中国贸易发展还是靠传统的服务行业支撑，在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非常大，先进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部门不能带动贸易的发展。南非地处非洲，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如果将分公司开设在金砖国家，不仅能促进南非和其他金砖四国的贸易往来，更有可能开发非洲这块不太成熟却又潜力巨大的市场，进而促进金砖国家的贸易出口，带动贸易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而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南非可以引进其他金砖四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国经济，还可以引进金砖四国的现金生产技术的方法弥补本国技术落后的弱势，最终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金砖五国之间有很明显的经济互补性，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如果金砖五国选择合作，取长补短，必定能刺激金砖五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进而打破西方长期垄断，缩小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的产业结构的差距，从而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摘 要：低碳发展在发达国家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挑战的共同选择。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起步更早，政策工具呈现多样化、综合化特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方面，值得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和借鉴。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科技政策，对如何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科技政策措施。
关键词：低碳经济;科技政策;节能减排;经验启示
引言
英国于2003年颁布了《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社会》，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探索适合本国的低碳经济道路，经过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政策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趋势。从其经验来看，科技政策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对其科技政策都做了较大调整，并取得一定成效，其经验值得借鉴。
一、发达国家的低碳科技政策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激励低碳科技创新，对关于绿色生态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活动在政策及物质方面予以支撑;二是促进低碳产业发展，重视低碳产业技术开发与创新，并在财政政策上向低碳产业倾斜，加大投入力度;三是将低碳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层面，将低碳科技生活化，提高低碳文明理念的公众认知度。
（一）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开发新能源并重
低碳技术创新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关键。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提高能效、发展新能源就是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首选科技政策。
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石油危机后的日本，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低碳技术研究和应用，这使得从1980―2008年的28年中，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了38%，居世界第一。英国政府2005年出台了旨在鼓励和引导碳捕集利用技术等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减碳技术战略》，2009年7月又颁布了详尽的《英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而美国则不仅在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有巨额投入，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推动美国低碳发展。2009年，美国政府用于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投资总额多达7 870亿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技术，并且了以发展新能源为重点的“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
（二）重视低碳产业发展，低碳财政政策助力产业结构升级
发达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造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业，通过财政刺激手段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鼓励低碳产业发展。
在鼓励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措施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实施能源调节税或类似税种，以期对高耗能产业进行改造。随后，能源税被逐步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荷兰政府制定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能效投资补贴政策，例如，热回收、吸收式冷却等低碳技术上的研发成本，可申请高达投资额25%的财政补贴。日本在2008年颁布《建成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政府利用财政政策促进低碳技术产业发展，继而出台了低碳产业补助金制度等多项优惠措施，鼓励企业使用节能设备，应用低碳技术。
（三）注重低碳城市建设，推广低碳生活理念
低碳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很多国家都在国家层面推出了低碳城市建设计划书，对城市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划。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非常注意推广低碳生活理念，使民众参与到低碳社会建设中来。
丹麦也是以低碳社区建设的显著效果成为低碳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1980年，丹麦贝泽的太阳风社区建成。在该社区日常使用的能量中，30%来自太阳能，10%来自风能;供热的能量来自于公用屋地下室设置的固体废弃物焚化炉。丹麦在宣传低碳生活理念、倡导低碳出行方面成效尤为突出。据统计，在哥本哈根有36%的人以自行车作为日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在这个总人口540万的北欧小国，自行车总数量超过了420万辆，低碳生活方式已深入每一个丹麦人日常生活中。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建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1.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打造低碳品牌，提高低碳竞争力。政府要加强对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长期投入，构建低碳技术长期战略规划，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加快成熟低碳技术的国际引进、消化与二次创新，引进国际低碳技术与提高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并举。整合现有低碳技术，鼓励企业应用低碳技术，开发新型低碳产品，在产品创新与产品优化升级方面寻求突破，打造一批在低碳时代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品牌、企业品牌。
2.构建低碳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将全社会各个促进低碳发展的环节紧密连接，建立相关机构与合作交流平台，形成从低碳技术最新研发动态、信息咨询，到科技成果转化整体联动，建立低碳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可采取建立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的机制，将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纳入低碳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低碳科技共同体，合作开发低碳节能项目，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3.建设低碳经济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动力在于低碳技术，而低碳技术的研究必须依靠创新型低碳科技人才，这要求我国必须格外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低碳经济创新型人才队伍。建立低碳经济创新科技人才培育体系，通过政府、学校、企业提供适宜低碳领域科技人才发展的宽松平台，完善创新人才选拔机制，运用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能力。
（二）构建低碳产业发展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1.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低碳产业体系既包括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也包括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升级。这要求我国在发展低碳产业体系中，既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同时也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减少传统产业碳排放。在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中，要鼓励和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加速形成产业规模。
2.创新政策体制，促进低碳产业集群发展。与传统产业集群“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不同，低碳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是“资源―产品―循环利用”，强调新能源的利用与绿色循环。在政府层面，可针对低碳企业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财政鼓励措施，引导企业开发低碳产品，最终使企业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从而在外在激励上促进低碳产业集群发展。同时，政府还可以建立量化指标和评估体系，颁布专项低碳产业集群经济法，以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向低碳产业集群转变。
3.加快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针对我国处于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原始阶段的现状，政府和监管部门需制定相关政策标准，建立节能配额交易制度;同时，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专业化的咨询机构，发展环境金融事业，充分建立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金融与实体机构参与碳排放市场交易活动，并加强与欧美碳排放交易所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易规则制定。
（三）宣传低碳理念，全民参与低碳城市建设
1.提高全民低碳环保意识，转变消费方式，倡导绿色节能消费模式。加大低碳环保宣传行动力度，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经济社会及自身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促使公众自愿自觉选择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消费体系，强化节约意识，鼓励选择家庭环保节能材料、提倡开环保车等，实现消费方式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将绿色低碳观念转变成公众的具体行为。
2.细化低碳城市规划，保障低碳社区建设。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低碳城市规划仍停留在宏观策略层面。在保障低碳社区建设措施方面，可以通过立法、引入专门标准、设立专项基金等具体方法，如整合城市交通建设、土地混合利用规划、创新社区内能源生产及使用模式、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引入能效标签制度提高家电节能效率等，从微观层面保障试点低碳社区建设，不断完善试点城市规划，进而加以推广。
结语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加之在低碳发展方面起步较早，制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法规，形成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体系，有力的推动了发达国家低碳社会的建设。我国实行低碳发展战略才刚刚起步，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属于探索期，对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要加以学习借鉴，同时也要紧密结合我国自身发展情况，提出针对我国国情的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完善科技政策支撑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的开始高度重视和关注国家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因此，为了不断推进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必须合理构思金融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出金融业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进一步对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应对策略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金融业；国家产业经济；积极影响；应对策略
一、引言
当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跟上时展的脚步。金融业稳定持续的发展能有效推动国家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因此，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市场金融业的发展，积极发挥政府的促进作用，将政府与经济市场相结合，充分发挥出金融业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发现金融业在发展中存在的弊端，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战略性发展构想，从而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金融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缺乏合理制度
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为社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效益，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在促进国家产业经济发展上贡献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我国未能充分了解掌握自身国情发展状况，对于金融业与产业经济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够透彻，从而导致在制定相关的行业规章制度时偏离轨道，未能遵循金融业发展的规律，管理制度不完善合理，不能全面发挥出金融行业的优势，促进它的积极作用带动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一旦金融业的规范制度无法与国情相吻合，就会影响到制度的执行力以及执行效率。
2.民间投资欠缺
由于社会大众的金融投资观念偏于落后，往往都是一种观望保守的心态，导致民间投资的规模以及数量都偏差。而民间投资又是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资金来源的重中之重，民间投资的总规模数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然而，在当前的金融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融资往往来源于各大银行，民间的资金流动不开，从而影响了民间资本的盘活效率，放慢了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脚步。
3.金融结构与产业融合不密切
要想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出金融业在其中的积极影响作用。产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得到金融业的大力支持，然而由于金融业的制度不够完善合理，在贷款审批程序上比较繁琐复杂，未能充分认识到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金融业与国家产业经济联系度不深，贷款效率不够高，致使产业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不足，严重影响到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发挥出金融业在产业经济中的积极辅助作用。
三、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1.推动第三产业经济
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中之重，金融业的稳定持续发展能推动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如下表所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金融业发展得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投资银行的数量逐渐增多，金融企业要想不被社会所淘汰，稳稳立足于优胜劣汰的市场，就必须朝着现代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大众的生活与金融业息息相关，人们热衷于股票证煌蹲剩对于金融业的关注度以及参与度不断加强，民间资本不断涌入金融业。金融业快速发展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让整个第三产业的融资渠道变得更加丰富化，有更多资金成本去发展事业。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的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发展迟迟得不到快速发展。然而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实现了金融业的现代化科学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民间资本、技术以及资源开始进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得到了加强优化，受到了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经济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的发展。例如，在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行业的发展就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支持。下表为2001-2012年山西固定资产投资在3个产业中的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金融市场的投资能够基于山西当地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给山西产业经济优化与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保障。
四、应对金融业对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1.建立完善金融业发展制度
金融业要想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制定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是首要前提。因此，为了最大化发挥出金融业在国家产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金融业就必须制定出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起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在制定金融发展制度前，国家政府必须充分认识了解到当前的现实国情，从国情实际出发，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金融业发展制度，从而有效促进其他产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金融业规章制度的规范操作流程，这样能有效提高金融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加促进其他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2.利用各种措施带动民间投资
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带动，而金融业要想保持新鲜活力，就需要源源不断民间资本的注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金融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第一，国家政府要不断颁布合理政策大力支持民间的投资，通过建立金融领域的通道，优化各种投资渠道，实现民间资本的最大化利用。与此同时，政府的相关部门还要做好自身的带头作用，加强与金融市场的交流与合作，自身出面做担保，让社会大众放心去投入资金成本，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二，政府可以设立安全可靠的项目，去认真调查分析资金需求者的项目真实情况，再去承诺担保，让民间的资金进来。从而盘活民间的资本，充分发挥出民间资本的作用，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3.提升金融机构与产业融合
要想加强金融业与社会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就必须注重行业发展的创新改革。金融业可以通过采用直接投资其他产业的方式来带动资金的流动，既为自身创造了收益，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金融业通过合理去分析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势和前景，从而去选择出发展良好的产业进行投资，不断提高金融业资金的利用质量和效率，加强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合作。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出资与其他产业企业共同创立新的公司，带动整体的发展。
4.创新金融服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政府要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出金融业在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首先，努力建立起健全的金融产业货币和投资决策机制，快速实现金融投资决策的现代化以及科学化，通过创建出和谐稳定的投资环境，让民间资本不断流入金融业，盘活民间资本，从而促进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推动其他产业的迅速发展。其次，金融机构应该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加强与高能耗企业的合作交流，不断优化产业的结构，减少企业的资源消耗，实现企业的环保绿色发展，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
5.建设健康的金融市场体制
金融业要想推动国家产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保证自身行业建立起健康和谐的金融市场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以及证皇谐〉慕步发展。
金融业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实现各经济市场的协调合作发展，建立起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在债券市场上，要完善流动性的管理功能，建立起健全的债券市场信用管理机制，这样才能起到债券市场的规范管理，不断丰富债券的种类，让民众的选择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金融业也要不断创新改革股票市场业务模式，积极扩大股票的业务范围，为了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要充分发挥出创业板以及新三板的优势。
6.完善金融行业法律法规
要想实现金融业稳定持续的发展，国家政府要充分掌握了解国情以及行业发展情况，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促进整个行业和谐稳定的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经济的发展。早在1993年，国家就对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宏观层面出台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二是国家银行法律法规得到了不断完善，主要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等各种银行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能有效促进金融业和谐稳定的发展，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然而，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弊端，当前的法律法规仍然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还需不断努力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保证金融业的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不断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优化市场产业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国家政府就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业在促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时发现金融业发展过程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提出应对的战略性措施，解决金融业的发展弊端，实现金融业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
摘 要：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指导作用，经济学家以两只手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来比喻政府干预和市场对资源的调节作用，从而分析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本文就不同类型政府行为的特点，以及干预市场的态度和优缺点，并介绍典型代表国家的具体做法，同时分析影响选择政府行为的因素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政府行为；政府干预；经济发展
一、政府行为的概念和分类，以及分类特征
（一）政府行为概念及其分类
政府行为是一国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政府行为常被定义为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不同国家的政府行为方式存在着差异，但都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制定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收缴财政收入和制定再分配政策等。按照“积极”和“消极”干预市场的观点大致可以将政府行为分为三类。即有计划地进行经济赶超为目的的赶超型政府行为、公平和福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政府行为和以尽量接近完全竞争市场为目的的自由竞争型政府行为。每一类型的政府行为都与采纳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都有其特点。
（二）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赶超为目的的赶超型政府
选用这种类型政府行为的国家大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市场调节机制不健全，无法完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因此，需要较为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来补充。采用赶超型政府行为的政府通常对国家经济进行指导性的干预，积极推动出口，相信通过有力的政府行为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初期能够取得巨大进步，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效果明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生产力提高与政府干预程度过大产生矛盾时，政府干预市场将阻碍资源的配置，这时就需要对政府干预程度和领域进行适度的调整和修改。属于这类行为方式的国家有印度、东亚以及一些拉美等国，代表国家是印度。当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必须要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才能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并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在尼赫鲁时期印度政府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进口替代、实施有步骤的计划经济和以公营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印度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矛盾，印度政府调整了政府干预范围，设定经济改革目标为“印度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大力吸引外资和推行国企私有化。这次政府行为的调整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了春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果。
（三）以公平和福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政府
采用这种类型的国家多数市场经济发展充分，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较为稳定，且市场主体都能够较好地遵守市场秩序，让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政府将投入更多精力用于实现社会公平，并且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其中德国是典型的代表国家。德国政府推行市场的自由竞争，但严格控制市场垄断行为。政府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对伤残、意外事故和失业等情况的保障制度制定的相当完善，社会保障范围较广。德国政府还重视工会制度，做为解决劳资矛盾的主要途径。但是这一类型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过大，政府财政供需矛盾突出。适度收紧福利支出，平衡财政收支是社会福利型政府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四）以尽量接近完全竞争市场为目的的自由竞争型政府
这一类型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政府相信市场能够完全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政府的干预程度减到最低，政府仅仅在一些重要的行业进行有限的干预，仅保留较少的、规模不大的国有企业，同时建立相当健全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与以公平和福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政府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类型政府财政再分配的资源很有限，社会保障和福利较少，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和自由竞争。美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同样存在问题和缺陷，充分的自由竞争导致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失业，例如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过快上涨，给美国财政带来较大的支出压力，因此需要适度调整政府行为，平衡社会关系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影响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因素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
各国文化存在差异，文化影响着国家行为的选择。欧美国家崇尚自由，由此发展起来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欧美国家认为人性本恶，法律法规从严约束当权者的施政行为，以减少滥用职权，影响个人自由。而政府官员面对较为严格的管理监督政策，也会选择较少作为。因此，欧美国家倾向于选择自由竞争型和福利型政府。而亚洲国家崇尚儒家思想，形成了集体主义和崇拜权威。亚洲国家更加依赖政府的管理，很多管理诉求都投向政府，因此，亚洲等国家更适合选择赶超型政府管理方式。不同的政府行为都受到国家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文化的变化，政府行为自然也要随之调整。80年末的印度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经济变化之后的政府行为的改变。
（二）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
欧美国家大都选择资本主义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资本主义推崇民主制，个人的利益受到保护，在政府行为的选择上也就更倾向于由市场进行资源调节支配的自由竞争政府和福利型政府。而部分亚洲、拉美等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状态中解放后成立的，国家管理思想中还残存一定的政权统治元素，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相对落后，国家更容易形成较多干预的政府管理模式。民主政治与经济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经营者更愿意在政治稳定且自由的环境里投资发展。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也会要求政治扩大民主范围，使得政治能够与经济相互协调。而民主政治决定了政府行为，也就是经济发展与政府行为的选择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也就同样要求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要由强到弱，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状况。
（三）现代化发展程度
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说明了国家生产能力的大小，间接地决定了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制度的健全程度。欧美国家开展工业革命较早，早在18世纪70年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发展到今天，欧美等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相应地市场经济的规范程度也很高，政府完全可以信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因此，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而部分亚洲和拉美等国家工业化起步晚，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经济秩序还不稳定，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经济不可能，也不现实，必须要依靠一定的政府干预，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样，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府可以信赖市场的调节作用，这时，可以减少政府的干预程度，实行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行为，适应经济的发展。
三、结束语
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不同国家间政府行为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文化、民主政治和现代化水平都影响着政府行为的选择。总之，选择一个合适的政府行为，就是要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水平，实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作者单位：西安统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于2015年2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研究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安排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陆吴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业战线付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省委高度重视这次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常委会议就开好这次会议，做好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全省农业战线共同努力，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科技水平都有新的提升。这些成绩是靠勤奋和智慧干出来的，是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水平提高创造条件实现的，不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省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陆昊强调，在粮食多年丰收、产量大幅提升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全省农业持续发展，要把中央要求和龙江实际紧密结合，找准新的目标和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认真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关农业发展的重要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学习领会贯彻中央精神要找准内在关联点，紧密结合龙江实际。推动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全省农业整体发展目标。当前，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全省农业发展的整体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由龙江资源禀赋和过去多年在农业生产领域积累的坚实基础决定的，不仅要保证粮食产量，更要保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以建设亿亩生态高标准农田为载体和目标，实现从追求粮食产量向提升粮食高标准综合生产能力转变。带动经济发展就是要充分释放粮食大幅增产诱导出来的优质高效农业、畜牧业、食品加工业、涉农服务业及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提高农民收入就是要充分体现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改善民生，通过各种方式把提高农民收入当作“三农”工作的重要目标和落脚点。
陆昊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加强农业改革创新力度，将其作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整体要求，“五大改革创新”要继续坚持，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村金融保险服务要不断深化，创新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社会化服务要有所突破。要在继续坚持把水利、农机、科技作为推动我省农业生产力发展重要途径的基础上，把农业生态保护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要加强水利、电力、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在农业生态建设上做符合实际、不断提高标准的努力，加大水土保持、黑土层保护、必要的退耕还林、面源污染控制、化肥和农药合理限制使用等农业生态保护工作力度；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根据可行性增加水田面积，现有水田要多用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农机补贴要公正、透明，靠市场机制和专业化提高整体综合利用效率；农业科技要集中力量在解决难题上下功夫，比如农作物品质提高、跨积温带品种改良、大米口感改善和秸秆综合利用等。
陆昊强调，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要立足于提高农民收入，丰富农产品深加工和食品工业发展的品种。要特别注意在国际国内农产品两个市场背景下考虑问题，突出市场导向，强化营销，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加强政府引导的原则。加强政府引导就是要引导激发农民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提高收入的动力，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国内农产品两个市场价格和产量不断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使广大农民看到、找到调整种植结构之后的市场机会、提高收入的机会，要善于把大道理变成小道理，做好典型示范。
要大力推动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转变思想观念，加大营销力度，变“等着收购”为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主动推销，卖出好价格。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产品销售至关重要的品牌信用和渠道信用，不能泛化强调农产品的地理标识概念，更要努力培育和打造龙江高品质农产品品牌；要以品牌为载体，建立稳定的供销渠道，有效形成收入增长空间。各级政府涉农部门要强化队伍中的营销力量和营销意识，组织合作社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了解掌握农产品在各个批发、再批发、零售环节的价格差，研究探索市场化加工生产、经营的营销主渠道。省政府今年将继续推动建设龙江农副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大型批发市场，形成规模效益，促进产品营销。要继续大力发展畜牧业，在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科学管理上下功夫，以高水平的规模饲养，生产出更多的高品质肉、蛋、奶。
陆昊要求，要通过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建设创造条件，带动全省城镇化发展。要把从农业生产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到市场化的社会化服务和经营环节中，产粮大县发展要与小城镇规划紧密结合，要与农垦、森工发展相结合。各级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农业战线的干部要强化科学理性精神，在懂农业、熟悉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增强品牌、渠道和批发、零售、产业链、销售链等意识，了解把握专业化、合作、资本市场和规模效益等重要问题。
陈润儿在讲话时强调，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农业农村工作要以“构筑农业新优势，加快农业现代化”为主线，突出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是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二是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三是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陈润儿围绕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指出从全省实际情况来看，农业结构“不调”是不行，必须统一认识，主动调整。从产品供需的矛盾、农民增收的压力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来看，结构调整已十分迫切。农业结构“慢调”也不行，必须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良好的市场机遇、广阔的投资机遇和更多的政策机遇为农业调结构、转方式提供了发展机遇期，必须牢牢把握，力争取得突破。农业结构“乱调”更不行，必须尊重规律，合理调整。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合理调整，务求把全省农业优势调强、产业调大、布局调优、效益调高。要以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市场导向、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融合发展为基本遵循，调整产品结构，促进农业由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调整种养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单一发展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转变；调整要素结构，促进农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进而推动全省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健康开展，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吕维峰要求，全省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此次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明确任务目标，抓好细化落实，认真做好今年农业农村工作。
会议分组讨论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和《关于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讨论稿）。
（黑龙江日报）
摘 要：我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正朝着相互影响的互动演进，而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却仍处在一种政府、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相混合的管理模式，存在着政经不分和政社不分、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缺失、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政经分离、赋予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等相应对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对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民家庭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集体组织经济发展则不明显，集体组织的经济实力甚至还有所下降，同时，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高原期”。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村级治理模式的变迁，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改变集体经济与政府、社区的关系，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明显。随着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渗透，农业企业、乡镇企业突起，我国农业经济正逐步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如何坚持集体经济在我国农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成了学界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视野下，通过对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发展对策。
一、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由时期的集体经济发展而来，有乡（镇）、村、组三级，仍处在一种政府、自治、经济组织相混合的管理模式。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经营主体主要有集体组织和农民家庭、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总体上看，集体组织经济实力下降、集体经营弱化，发展迟缓；农民家庭经济虽发展强劲，但后劲不足；农民家庭与集体组织之间呈现出一种离散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小农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集体组织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主要表现为集体组织的集体经营弱化和部分乡村企业关闭或出租、转包。从每村拥有集体资产量、年内可分配收入及集体经济收益情况等方面看，2000年，每村拥有集体资产150.9万元，比1999年减少2.6%，其中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66.2万元，基本与1999年持平；每村年内可支配收入为19.37万元，比1999年减少0.9%；有集体经济收益的村388 997个，占汇总村数的53.9%，有近一半的村没有集体经济收益。2006年，全国农村村组集体所有年末生产性资产原值为4045亿元，比2005年减少16.2%；每村年内可支配收入为39.8万元，比2005年减少3.2%；有集体经营收益的村为258 813个，仅占汇总村数的43.1%，比2000年减少了近10%[1]。也就说，在全国有50%左右的村集体没有集体经营收入，集体收入主要依靠财政补贴、土地和集体资产出租等有限来源，经济实力较差，发展艰难。
第二，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集体组织内部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集体统一经营的弱化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绝对强势。如从2002至2006年村组集体经营收入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情况来看，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分别为：13 987.7、15 225.7、15 547.3、16 565.3、18 309.2亿元，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2.0%、11.6%、10.3%、9.5%、9.1%；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分别为：59 992.0、64 908.8、72 827.6、81 051.5、90 451.3亿元，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1.4%、49.3%、48.2%、46.2%、45.2%[1]。二是村级集体组织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村为单位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阶梯性差距上。从2007年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看，农村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村383个，占汇总村数的0.06%；在1 000-3 000元的村，占34.8%；在3 000-5 000元的村，占40.9%；在5 000-10 000元的村，占20.7%；10 000元以上的村有11 054个，占1.8%，其中在30 000元以上的村有107个[2]。并且，这种差距和分层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暂时现象。
第三，农民家庭仍然是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农民家庭作为组级集体经济的基本细胞，是集体经济的经营主体，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主体[3]，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家庭迅速成为集体经济经营主体的主力军。1983年底，97.8%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了包干到户，涉及农户总数的94.5%，2000年，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村数为717 047个（当年汇总村民委员会数为722 745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为22 219.1万户（当年汇总农户数为23 127.6万户）[1]。截至2011年底，家庭承包经营农户为2.288亿户，比2010年底增长0.14%[4]。
第四，经营主体的新变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营主体在原集体组织、农民家庭基础上，相继出现了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形式，正在逐步形成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仅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2011年底全国总数已达50.9万个[5]，2012年3月底为55.23个[6]，到2013年3月已超过73万个[7]。
二、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经不分、政社不分
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国家社会一元结构痕迹，政府机关、自治组织、经济组织三者黏合在一起，集体组织至今尚未完全独立，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也就没有完全理顺，政社不分、政经不分。政府机关与自治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也就没有分开。
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非独立的、依附于农村基层政府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而存在的经济组织。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来看，合作化时期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独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期虽然政经、政社合一，但、生产大队、生产队分别属于农村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但当前的乡镇政府是农村基层政府机关，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小组也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细分单位，集体经济组织成了一种非独立的、依附于这些组织而存在的经济组织。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政府机关，但同时还拥有集体土地和乡办企业等集体资产，乡镇级集体经济仍然存在，乡镇政府实际上就是本级集体经济的管理者，政经不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同样拥有集体土地和村办企业等集体资产，也是一级集体经济，同时，受“强国家――弱社会”的影响，村委会还具有乡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成了实际上的农村基层“准政府机关”，政府、社区、经济三者的黏合表现尤为突出，政经不分、政社不分、村治与经济不分；村民小组是由时期的生产队发展而来，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基层组织，是农民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同时也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民具有社区成员和集体成员的双重身份，村治与经济同样没有分开。
因此，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的现行做法是由乡、村、组干部代为行使，村委会成了三个组织、一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综合性组织，政府、社区、经济三者没有分开。村级集体经济既承担了行政、社区的职能，也承担了行政、社区的管理和建设开支。这种做法容易导致集体生产经营活动受行政干预；集体组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散；集体经济利益受损等现象的发生。
（二）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缺失
市场主体有法人和非法人之分，二者之间的权利存在很大差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的缺失，限制了集体组织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突出表现在农村集体组织不能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经营资格，也就不能独立开展经营业务；不能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就没有依法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通行证，也就不能在银行开账号，难以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不能在税务部门申请购买税票等。这些都使得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只能依附在其他经营主体上，只能将其资产以入股、承包、租赁等方式参与其他经营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而成为难以壮大的“小矮人”[8]。
（三）土地产权关系模糊
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我国法律规定是清晰的，《宪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进一步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对于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我国法律规定也是清晰的，《民法通则》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虽然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但由于受政社不分、政经不分的影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仍然存在模糊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产权主体模糊。首先是主体认识模糊。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不独立，依附于行政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而存在，政经不分，容易产生土地所有权人不是集体而是国家的模糊认识。其次是行使主体模糊。由于集体组织的非独立性，加之现行法律体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规定也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乡村干部代为行使的做法，行使主体变得模糊。再次是主体关系模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乡、村、组三级，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土地所有权，三者又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而且土地产权边界模糊，使得三者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
二是集体与农民之间土地产权关系模糊。集体和农民对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如何行使所有权，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其他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如何行使所有权等一系列关系模糊，尚未完全厘清。
三是土地所产权不能充分行使。一方面，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国家对其实行严格的政策保护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性规定明确而具体，保护性规定相对模糊抽象，加之国家征用土地制度设计不够细致和行政干预等原因，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尊重[9]，有些土地限制政策甚至超越了限制的界线。另一方面，由于集体与农民之间土地产权关系模糊和现行的做法，使得集体和农民在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上，难以充分表达所有权人意志，挫伤了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积极性，只有当集体利益受损并影响其个人利益时，才会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如集体上访、阻工等。
三、发展对策
（一）政经分离
政经合一，是国家社会一元结构的产物，政企分离问题，在国有企业已经解决。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经分离问题，在1982年《宪法》中曾经做出过规定，要求设立乡人民政府和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但是到1984年底我国基本完成由社到乡转变时，由于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已不存在集体生产经营活动，所以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一直没有建立，政经和政社不分一直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此，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首先应该是解决政经分离、政社分离问题，实现政府、社区、经济三者分开。通过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经济组织，解决政经不分和政社不分问题，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真正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独立的市场主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也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能解决集体经济的独立问题，但存在着缺陷，即只有当集体组织的所有成员统一加入同一个合作社时，原集体组织才能成为新合作社组织，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但问题是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规定，同一集体成员按自愿原则，可以加入不同的合作社，这样原集体就仍然存在，仍然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因此，应该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还要解决原集体组织的独立问题。
广东南海区所推行的社区党组织、村（居）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五分离”的“政经分离”改革，是一个大创新，改变了原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黏合在一起的“政经不分”管理模式，标志着农村体制改革已闯入深水区，为新一轮农村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
通过立法或修改现有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法人或公司法人资格，使其具有市场主体法人资格。虽然已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现有农村集体组织也可以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但公司法人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更高，应该让较发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公司法人资格，成为现代企业。
比较《民法通则》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是具有法人条件的。一是依法成立。这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问题，而是法律规制问题。二是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集体组织拥有农村土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和入股，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特殊的生产资料，当然是财产，并且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不断升值，除此之外，还拥有公益性与经营性等固定资产，为数不少的发达集体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经费。三是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实际情况是尽管集体经济组织不独立但都一直保留了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至于名称和组织机构是否符合要求，则可根据新的法规重新命名和组建即可。四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国家对土地所有权有限制性规定，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出让、入股，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同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法人财产，不能因为部分集体经济组织不具有，而否认所有的都不具有。
在农业经济多种所有制结构中，集体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引领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集体经济组织还拥有农村土地，这是其他农业企业无法比较的优势；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都应该赋予集体经济组织公司法人资格。
（三）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明晰土地产权关系
造成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的原因很多，如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经营制度、土地制度、组织治理结构等，但主要是土地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但在当前以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关系模糊问题，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应该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内容分离转移到所有权上，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所有权。
从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来看，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使用权属于集体成员。可以抵押、担保和入股并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等权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基于当前现状，应该设立“集体土地两极所有权”：一级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二级所有权归集体成员所有。
综上所述，根据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政经分离；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等相应对策，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发展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和农民家庭经济；鼓励集体组织以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