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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制度是超越个别群体、被赋予了合法性的行动规则复合体，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军事制度、金融制度等。［7］制度规范是对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的肯定。作为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缜密的规范程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社会资源，用经验事实证明政权合法性，增强政治认同感。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遵守建立在其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情感体验、态度倾向以及价值判断等心理预期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成员内心对制度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同程度。对政治权力体系而言，了解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制度规范的信仰与认同，建立起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的制度忠诚。为迎合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需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建立民主、公平、合法的制度规范，有条不紊、有章可循。政府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酝酿、吸纳、表达、监控机制，使得政府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成为政绩体现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保证。同时，随着社会成员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必须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反腐制度建设，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制度体系，治理腐败成效显著。但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规范是合法性资源最缺乏的领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其要求的某些制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唤起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基于种种原因，在实施过程中比较偏离价值准则，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心理认同;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以及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受挫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消解了业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因而无法培育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忠诚。这一切使得制度规范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高度，在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探索和创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立了以健全惩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期“反腐”的最强音，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新要求和工作方向。事实证明，反腐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迎合了社会成员对于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从而为巩固政党及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赢得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晓燕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来华外籍人士在中国异质文化情景中的跨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据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准确数据显示，目前在甬外籍人士约2万人左右，其中正式注册8000人（蔡亮，2012：29-34）。笔者在宁波市外事办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的协助下，从在甬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中按照性别、年龄、学历、在华时间和爱人国籍等类别抽取大致相同量的外籍人员填写问卷，共发出调查问卷300份，收到有效问卷256份，同时，对其中的30位外籍人士做了深度的访谈，汇总分析调查信息数据，课题组就调研主题得出了以下结论：1、不同类别的人员角色定位及暗示也不同笔者根据不同类别从中抽取等量的人员进行比例统算，其中性别分类各100份，年龄分类各60份，学历分类各50份，时间分类各40份，爱人国籍分类因爱人是中国国籍或其他国籍的情况不多，只抽取最大量40份作为分析基准。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在甬外籍人士在角色定位和暗示上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我是外来者；二、我是国际人；三、我是“中国人”。不同类别的人在角色定位和暗示方面也不同。1.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认为自己是国际人士；2.20-30岁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自己是国际人的事实，30岁以上，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人的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3.角色定位及暗示同学历并无规律性的关系，本科生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人的比例最高，大专以下学历的，其比例最低；4.从年限上看，在华时间最长的，最容易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人，随着年限的减少，其比例也逐渐减少；5.从国籍上来看，爱人国籍与被调查者一致的，把自己定位为外来者和国际人的比例相当，爱人国籍是中国的，则有85%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人，爱人国籍是其他国家时，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人；6.在256份问卷中，有5位被调查者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其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30-50岁之间的占20%，50岁以上占80%；研究生学历的占80%，本科生学历占20%；从年限上看，5位在华时间都是5年以上，同时，爱人的国籍也均是中国人。2、角色定位及暗示的不同会影响“移情能力”的强弱本次问卷调查侧重于调查外籍人士在中国（宁波）的社会文化生活适应状况，通过心理测试测算出三个类别的人员不同程度的移情能力。在256份有效的调查问卷中，共有102位被调查者将自己定位为外来者，154位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人，还有5位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人”。从调查结果来看，将自己定位为外来者的102位外籍人士中，分值最低的为34分，最高为60分；被自己定位为国际人的分值区间是57-94，中国人的分值区间是74-98。非常明显，角色转换情况会直接影响移情能力的强弱。角色定位及暗示越靠近当地异质文化，移情也发生得越频繁。3“、移情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跨文化冲突的强弱在跨文化冲突关系中，一旦把自己定位或暗示为外来者，移情往往较难发生。笔者调研的时候，同时调查了每个个体在中国异质文化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和障碍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移情能力与跨文化冲突间有直接的关系，移情能力越高，遇到的跨文化冲突及障碍则越少，反之越多。
二、跨文化冲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从表面上看，逻辑非常清晰，角色定位及暗示影响移情能力，然后移情能力影响外籍人士在中国异质文化中所遇到的跨文化冲突及障碍的强弱。但事实上，这之中，还有一个知觉和认知上的心理活动过程。在冲突关系中，由于角色定位的偏差，使得移情难以发生。移情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同时，也更难校正在跨文化冲突中容易发生的错误知觉和认知偏差，从而加大了冲突的强度。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世界上的事物虽然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而产生的认识使人们的认知结构趋于相符或平衡。如果有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而且行为体确有理由相信他所觉知的环境存在相符的事实，人们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信息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知觉恒常性或认知相符现象”(王振民，2004：31）。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保持认知的平衡，否则就会有紧张感。当出现认知不平衡时，为了消除它，人们在接触新信息时，会自动选择那些与自己原来认知一致的信息，而自动过滤那些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信息（Klopf,1991:20-31)。在跨文化冲突中，冲突方总是对来自异质文化里的友善的信息视而不见，或者无法理解异质文化里友善的行为，那么也很难避免错误觉知的发生，这对跨文化冲突的调整与解决是不利的(文卫平，2002:13-16）。
三、结语
交际主流理论以文化价值观为分析路径从群体的角度来研究跨文化冲突的不同，跨文化冲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主要从个体的角度来审视跨文化冲突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本文主要通过量化研究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对跨文化交际冲突的社会心理过程与现象以及错误知觉与认知偏差的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为更好地解决跨文化冲突奠定了学理基础。但是，本文的调研方法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在分值的取舍上，只取了最高分和最低分来作为分析基准，没有关注到中间值交叉的部分；同时心理测试的问题设计方面只考虑了社会文化生活适应性的维度，并未涉及其他维度等等。当我们在研究跨文化冲突时，除了考虑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冲突之外，也应该考虑心理因素对每个个体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每个个体在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度一致的前提下，心理因素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叶霜霜叶章勇单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贸系
一、大学生个体心理在群体生活中的行为映像
作为个体的大学生在群体生活中有着自身独特的心理行为映像，具体表现在日常中的人际交往、待人处事、主观行动等方面，由客观因素和外部环境促发的心理感知往往引发其对特定对象的认识和思考，并将这些反应付诸于外在的实际表现，即个体心理的行为映像。与此同时，社会化过程、个人价值观、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学生在群体生活中的不同行为映像。
(一)自我服务偏见导致的自我满足和对他人的不认可所谓自我服务偏见，也是一种归因偏见。即人们常常从好的方面看待自己，把成功归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用作家戴夫•巴里的话:“无论年龄、性别、信仰、经济地位或种族有多么不同，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要强。”自我服务偏见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许多大学生对于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有一种坚定的自我认同，在其潜意识里“自己应该是最好的”，并相应对自己也提出了较高定位。这种自我满足往往容易让大学生产生过度自信，对他人产生不信任、不认可，同时也容易受到各种现实的挑战，从而陷入心理困境。这种心理现象在大学新生中较为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顺利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型期有一定促进意义，但从长期看不利于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健康生活，对个人的长远发展也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现实中，不难发现一些大学新生或能力素质较高的大学生由于其外在的行为映像过于自我满足，而往往忽略了周围同学对他的认同和感受，从而无法与班级、寝室同学和睦相处，人际关系较差，甚至被周围群体所孤立。
(二)自我否定意识形成的不自信自我认知偏差的另一方面是自我否定意识形成的不自信。有不少大学生由于多种因素而导致的自我认识不足，缺乏自我认同感，容易自我否定，对自己缺乏信心，长此以往形成自卑心理。其主要表现为不愿参加各类学生组织、社团活动、文体比赛等，对于学校、学院、班集体等组织的各种活动呈现出不感兴趣、无所谓、反对甚至是对抗等外在表现形式，通常这类群体的大学生往往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周围老师同学交流较少，不善于交际，不会轻易把内心想法或困惑告知别人并寻求帮助。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在这部分大学生中大多数是希望自己能真正融入于周围群体，有参与的意识和欲望，但总是无法付诸实际行动。通过谈话调查，大多数学生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心理状态:一是怕表现不好，会引来周围同学取笑;二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完成任务;三是缺乏胆量和勇气，担心站在“舞台”前会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四是无论自己如何表现，也不会得到老师、同学的重视和认可;五是再怎么努力已为时已晚，时不待我。因此，出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大多数成为“第二类学生”(即各方面表现普通，很难受到重视和关注，在老师同学心中印象平凡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在大学生群体中为数最多)。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会逐渐发展成为“第三类学生(问题大学生)”中的一部分，强烈自卑情绪，容易自暴自弃，甚至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表现为沉迷网游、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学习成绩差等，严重者甚至会有极端自我攻击意识和行为等。
(三)追求被他人认可的行为态度对于青年大学生而言，他人的认可和赞同是进行自我肯定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趋于更加丰富多样，各类社团活动、文体比赛、社会实践等形式在大学校园随处可见，对于一些善于表现自己的学生而言，这些渠道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平台。恰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顾里(CharlesH．Cooley)所提出的“镜中自我”理论，大学生们对自己的了解与评价，通常都是来自周围老师和同学对其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各种表现的评语。许多大学生非常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态度，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喜爱自己，因此往往会通过各类学生社团、班集体、学校老师等组织或委派的活动、任务去展现自己的能力，以从他人的正面回馈中获得社会认同，从而提升自我认同感。但与此同时，往往会有一些大学生过于迫切希望被他人认可，急切取得一些让老师同学赞赏的成绩，但不求方式方法，往往在言语举止、为人处世上表现出给人以投机取巧、刻意虚伪、急功近利等印象，效果适得其反，无法获得他人的认同。
二、大学生社会交往心理在群体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大学是个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大学生会以一个准社会人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大学中的人和事。在大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中，通过不同人群的交往和获知，促使社会规范、社会观念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交际观念也逐渐被大学生所认识并接受，以此在大学校园内的人际交往表现出社会人的广泛性、复杂性。
(一)人际关系的认知缺乏所导致的人际关系不和谐随着大学生进入群体化生活并逐渐融入于周围的环境，会逐步呈现出不同性格、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等因素带来的各种心理感受。对大多数大学生而言，一方面，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追求往往带有较多的理想化色彩，无论是对周围同龄的同学朋友，还是老师长辈，往往是以“理想色彩”去看待交往，希望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没有掺杂任何杂质，同时他们也常常以理想的标准要求对方，一旦发现对方某些不好的品质或行为就深感失望，从而在人际交往中发生主观意识的偏差，引发人际关系危机;另一方面，不少大学生没有摆正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正确位置，容易陷入与周围同学比较的困境中。有些过高评价自己，对不如己者漠然置之，貌似超然实则孤立了自己;或过低否定自己，看不到自身价值，妄自菲薄，与人交往小心谨慎，久而久之患有社交恐惧症。此外，也有少数学生渴望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凡事都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支持，稍有不顺，便将错误归结为他人，从而引起周围人的反感和厌恶，缺少真正的知心朋友。诸如此类社交反应，究其缘由是许多青年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对大学中的人际关系缺乏正确认知所致，如不加以改变通常在大学期间无法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小团体意识与个人孤立的反应在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小团体主义思想是大学生群体生活中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学生之间产生纠纷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转型期，对于情感、利益、人际关系等尚未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和处理。在群体生活中，不少大学生出于一定的情感满足或利益追逐的需要，如寝室矛盾、评奖评优、利益分割等，从而形成情感上共鸣、利益上密切联系的团体，严重者会通过不正当手段或不公平方式来满足情感上的需求或利益的获取，对其他同学或集体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情感伤害或利益损伤。以寝室生活为例，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发现女生寝室最容易滋生小团体意识，经常出现寝室成员之间形成“派系”，少数或个别学生被其他多数同学所孤立。事实证明，寝室内部多数人的无视、排斥、打压将对个别或少数人产生严重的情感创伤，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个别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诸如大学生在群体生活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观念偏差、利益冲突等通常在特定环境和因素发酵之下，容易滋生小团体主义思想。无论是寝室、班级还是社团、学生会，如长此以往存在着小团体现象，不利于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也会严重影响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三)功利投机心理形成的选择性交往随着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上的一些“世俗”的择友观念和交际方式也逐渐进入大学校园，许多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名准社会人去看待和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根据社会渗透理论所言，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对交往的对象具有很高的选择性，进而人们会根据对交换成本和回报的计算来决定是否增加对关系的投入。在大学生群体中，无论是寝室生活、社团活动还是评奖评优、推优入党，不乏一些人存在着严重的功利投机心理，在不同处境不同氛围中往往会选择性地筛选一部分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进行交往。因此，在与他人交往中处处为自身利益着想，强调自我的感受，把别人当做实现目的、满足私欲的工具。在实际工作发现，存在这种心理的学生以一些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竞争意识强的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居多。一般而言，这部分学生比普通学生较为优秀，他们信息量大、接触面宽、关系网广，获得利益和荣誉的机会较多，彼此相互竞争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去选择一些对自身有利的人交往，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定范围的利益小团体。毋庸置疑，大学校园如充斥这种功利投机的社交观念，势必会严重影响青年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定位定型产生阴暗扭曲的负面效应。
三、大学生群体心理在群体生活中的多层效应
大学生群体心理，简而言之是指大学生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心理活动。群体对于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认识、工作学习、人格养成及社会化程度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群体生活会产生群体效应，通常会给予大学生正向鼓励作用，形成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及促进心理。但另一方面，群体心理的社会堕化、去个性化和趋极化效应也会负面影响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容易磨灭人的创造性思维，使人趋于保守和平凡。
(一)从众心理在大学生群体生活中的作用所谓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是大部分大学生普遍所有的心理现象。应该说，大学生从众心理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容易达成共识，有利于增强集体意识和良好作风及习惯的养成，如学习上的从众可以在大学生中形成良好的风气，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依赖性强，抑制个性发展，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容易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成规，如盲目地从众使班集体缺乏激情和活力，团学活动缺少创新创意，失去吸引力。从众心理人皆有之，但以被动为前提的从众，势必使每一个个体的特立独行失去价值。从众行为的过分普遍，反映了部分大学生自我意识弱化，独立性较差，缺乏个体倾向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容易导致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其直接表现便是千军万马齐过独木桥，竞争过程的挫折、失落，引发大学生精神压力过大，心理状况失衡。为此，要积极发挥“从众”的积极影响，避免“从众”的消极影响，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使他们在观察现象、分析问题时，既能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也有独立的思考和分析，从而使判断正确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二)产生大学生群体生活问题的社会趋同效应社会趋同效应也称社会标准化倾向，指群体成员在群体规范的效应下，缩短差距，而趋向于相同的意见、观点和行为倾向。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各类日常活动主要集中于校园的区域范围，课堂上课、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通常为多个学生或集体参与的群体性项目，对于某一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差异。当个别学生的看法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理解，往往为了更快更好地融入群体或参与活动，会主动放弃自身的观点，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践证明，社会趋同效应的负面影响在大学生群体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会潜移默化地削弱了许多大学生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力，在一系列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中，社会趋同效应对于事件爆发的推动便有着较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内的社会趋同效应普遍存在，典型如在某些团学活动中，个别学生有参与意愿，但周围大多数同学尤其是寝室室友对这些活动抱持无意或否定的态度，在相互交流中，该学生会碍于“脸面”、怕被孤立等压力因素而放弃初衷。这种相互感染、盲目跟随的趋同效应在大学生群体中扩大蔓延，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一些往往颇有参与价值的学生活动参与者少之又少。
(三)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对比选择大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处在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迅速，在自我认识上更具主动性和自觉性，社会交往、情感经历、素质拓展等因素使自我体验更加丰富，在自我控制能力方面也有明显提高，独立意识逐步增强。但是，许多大学生在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进行碰撞之时，往往使他们感到矛盾、苦恼和彷徨，甚至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从而对抗或妥协于群体意识。作为群体生活中的一员，人际关系、利益驱动、价值观念等都有可能使每一个大学生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进行对比选择。对大多数大学生而言，当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发生矛盾冲突时，会理性对待个人的得失，服从或趋同于群体的意识。当然，也有部分大学生在与群体共处时表现出狭隘意识，不能正确把握自己与群体的关系以及自己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当群体意识与自我意识趋于一致时，表现积极主动;反之，当两者发生冲突，自我意识则占据优势，往往有意或无意忽视群体意识，态度消极散漫，表现出不一致的状态，甚至采取反向行为。
总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事件”足以说明大学生群体生活问题趋于普遍化和严重化，自我认知存在偏差、自身素质与社会认同的差距较大、社会化不足或过度社会化、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学校素质教育的缺失等因素将促使许多青年大学生陷入各种困境。通过分析，诸多人际关系障碍、小团体主义、适应能力差等大学生群体生活的现象与问题，无不与大学生心理亚健康或心理疾病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大学生群体生活中引发的许多“症状”确由大学生心理问题而诱发或直接导致的。为此，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要采取及时有效的预防措施，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摆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通过意识设定、心理干预、环境塑造、动态引导等方式对大学生在群体生活中面临或经历的各类心理问题提供帮助和指导;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大学生人际关系互动;要积极拓展第二课堂，打造多平台多渠道，鼓励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激发自身潜能，提高自信心，从而使大学生成功过渡适应期并逐步走向成熟。
作者：王林军单位：台州学院
摘要：统一战线学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还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层次，实现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此，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是统一战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统战工作者如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舍己的自动适应”这一社会心理学内涵，将大大有利于与统战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有的焦虑状况进行心理疏导，将焦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也是当前统战部门亟需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会品格”是引发群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应该深入了解统战成员的社会品格结构，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统一战线；应用；探讨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做到心明眼亮，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这一重要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指明了方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统一战线学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还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层次，实现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此，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是统一战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定位，乃是运用科学方法对个体、人际和群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并为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提供解决之道的学科。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可以在这个学科中找到对应的认识、解释、预测和控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在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社会心理学理论同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需要统战工作者去探索和研究。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同人的思想状况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作，在实践中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理论的运用。统战工作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要富有成效地做好统战工作，统战工作者就必须与党外人士交心、交友，去深入地了解人、理解人，做一个洞察人心与人性的行家。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心理学中的某些动态的、实用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元素，对于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近年来的实践与思考，我们尝试拈出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的“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重要概念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试作探讨如下。
一、“舍己的自动适应”：思想交流中的无意识误述
社会心理学理论所说的“舍己的自动适应”，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即一个人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体悟、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这些思想、体悟等等虽然在主观上好像是出自于内在的思考，但其实是外面加诸于其人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常能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在主动而自发的思想、行为，其实并不然。当他们说“我认为”时，这句话似乎很明确而肯定，似乎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是否正确，而不是“我是否在表达意见”。但一经用心理学原理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其中往往隐藏着“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某些人也许在大庭广众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并没有表达任何自身的意见，只是不知不觉在复述环境传递给他的某种看法。这种基于“舍己的自动适应”的意见表达实质是一种无意识误述。“舍己的自动适应”与催眠状态非常类似。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都知道，如果向一位被催眠者施以催眠术，向其灌输一种思想，被催眠者在醒来以后，往往会把处于催眠状态时灌输给他的思想当作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催眠中暗示某人，当他在催眠后醒来，他会感到非常口渴；结果，这人在醒来会真的感到口渴而立即找水喝，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没有处于口渴状态。像这样的情形在催眠中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杯咸盐水是一杯香甜的橙汁，于是受催眠者便会像喝橙汁一样津津有味地喝起咸盐水；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手指断了，于是受催眠者就真的显现出痛苦的表情。“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在统战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举例来说，比如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几个党外人士召开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参加座谈者中有一位是阅历丰富、久经考验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另有两位是政治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目前党外人士对本市正在推进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建设持何种意见，于是便向参加座谈者请教。我们还知道，这几位参加座谈的党外人士都已听到了最近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的有关报道。对统一战线建设具有深入感悟的那位年长的党外代表人士思考一番，他考虑到当前的形势要求、本地的具体情况、党派组织的独特优势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可能会想到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的报道内容，并引用了媒体中的有些消息来支持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意见和建议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两位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中，有一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并不很清楚当前统战工作的有关情况，而且也觉得座谈之时也无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提供什么意见，我知道的就是，市委统战工作会议是如此这般的部署。”另外一个年轻党外人士则不同。他相信他对统一战线知道得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情况而已，但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讲了出来，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媒体报道的消息而已。当请教他这样说的理由时，他会告诉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等等，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从表面上来看，这位年轻党外人士的行为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统战理论与实践现，这位年轻党外人士只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和提法。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媒体报道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实质上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假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媒体和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是欠妥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我们观察党外人士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类似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位正在读报学习的党外人士，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也经常发现“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本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00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自认有宗教信仰的占30%以上，其中一大半信仰佛教。经调查发现，对真正的宗教教义，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实并不笃信；他们的信佛，更主要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和功利性目的。有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在受访时就明确表示：“我平时信佛，对佛教的具体内容压根不懂，只是看到周围很多人都在信，觉得心诚则灵，也就信了。自己深感只要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一定会有福报。”这样的所谓宗教信仰和宗教人士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也是很不真实的。虽然行善积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上的扶贫济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来说也有负面作用，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方向也是背离的。对此，统战部门应加强引导，帮助他们克服这种“舍己的自动适应”，真正在思想上和人格上独立起来，从似是而非的宗教信仰转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之中。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去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在于洞察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仅仅在于这个思想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例子中，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的意见可能是欠妥的，而那个重复媒体报道的年轻党外人士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虚假的思考也可能是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由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在外表上却常常是言之成理的。各种“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总之，在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引导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既要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更要知道他们“如何地思想”。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鲜活的。所谓鲜活，不一定是指别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真正把思考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真实事情和切身感悟。因此，统战工作者如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舍己的自动适应”这一社会心理学内涵，将大大有利于与统战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出他的话是否是出于衷心的，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
二、“社会焦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心理学上来说，焦虑是人们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通常由于情绪或心理上的内在冲突，引起忧虑和不安。而社会焦虑，则又称为群体性焦虑，主要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价值取向多元、人心飘浮不定的社会氛围中，社会焦虑这一现象也经常在某些统战成员中普遍呈现，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这一现象比较突出。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焦虑问题组织过专题调研。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似乎和“焦虑”一词有着很大距离，他们拥有金钱、事业、名誉，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勇于进取、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的形象，被认为理所应当拥有富足的生活和极大的幸福。但调研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焦虑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不仅是个体现象，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反应。这种焦虑既和当前的经济大气候、发展大环境有关，也与个体人格的发展密切相关。对这些思想和精神状况，只有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最直接可见的是当前因企业经营环境引发的焦虑。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动荡和竞争力加剧的市场大环境，压力巨大，很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宏观形势心存忧虑，对当前的融资难、高成本、高税负、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解决信心不足，这是导致产生心理焦虑的一个主要根源。例如在调研访谈中，淮安本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就说：“平常人觉得我们老板很风光，其实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近10年来，我感到企业的发展比之前10年有明显恶化，不像过去那么顺风顺水。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严，银行对企业的压榨也越来越大，民营企业不找关系、不打点，基本不可能贷到款。有时很怕自己走错了一步，资金链断裂，就此倒下去站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亲眼看到多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近年来谋求上市，企业几乎脱了一层皮，经常有媒体的‘黑记者’来敲竹杠，中国的舆论氛围差，咱们也惹不起。整天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心理压力很大。”以上这一段话，颇能说明当前引发某些民企老板心理焦虑的环境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群体性焦虑还有政策执行的原因。近年来国家和省市与时俱进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战略，连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依然区别对待，扶持政策的执行层面存在着较大阻力与较多问题，政策兑现的“天花板现象”、“弹簧门现象”严重影响到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面对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和不公正待遇，大多选择忍耐和顺从，长时间处于矛盾状态中，产生心理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还有人际关系引发的焦虑。有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社会人情淡漠，生意场竞争激烈，围绕身边的人大多抱有利益交换目的，缺少真正的心与心的交流。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加重仇富心理，虽然社会公众在意识层面上都能认识到，富人并不是坏人，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增加之时，富人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对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感到自身是处于一个仇富情绪围绕的环境中，自然难以保持心境的平和。如果深入分析，这种群体性心理焦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总之，必须探根求源，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工作，除了积极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还需针对他们特有的焦虑状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将焦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也是当前统战部门亟需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条件具备，还可邀请职业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进行专业疏导，以帮助他们洞察焦虑的内在根源，更好地克服焦虑，调适心态。
三、“社会品格”：引发群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社会品格的概念乃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品格结构的特质，其形成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团体共有的生活经验、方式及社会实践。“社会品格”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品格的动态性，这种品格对于某个群体来说，乃是共同的品格特质，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是一个群体中多数份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引导某一群体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积极性的、创造性的力量，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品格加以研究。就社会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品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由于人们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人的精神于是形成。反过来说，品格也决定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因为除了纯逻辑的因素外，思想都是受思想者的品格结构所左右，包括整个理论系统与单独的观念，诸如合作、协商、求同存异等，也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社会品格这一理论概念，对于统战工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用和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品格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结构，它不仅凭借简单的体力能量而出现，还会以一种心理能量的特殊形式而出现。例如，一个具有攻击和暴力倾向的群体成员，必定具有好斗的品格以及虐待、对抗的激情。而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组织的成员，必定具有反对暴力以求协作的意愿。社会品格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地回答目前统一战线理论中尚未充分论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优越意识不能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效？为什么不同民族、阶层的个体间冲突会延伸到群体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存在于社会品格的现象之中。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许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各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只有以此特性为基础，许多观念才能得以发展和成为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协商与合作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可是如果向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介绍政治协商的观念，将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具有一种不同的个性结构，因此，他们很难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协商和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懂得我们的语言，也无法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样地，一些邪教组织及具有和邪教分子同样品格结构的人，都认为任何相信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群众可以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人士，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由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品格，对他们而言，如果生命是无痛苦和无灾难的，简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再以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为例。近年来，淮安市委统战部对网络意见人士组织了重点走访调研，发现这一群体人员的构成虽然呈现多样性，但却具有共同的社会品格。他们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草根人物，大多数是或自认为是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具备较大影响力，但是通过网络平台却成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信息者；他们写作能力强、反应快、观点尖锐，意见常常偏激而可行性不强。在当前不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保持异见并与主流舆论唱反调，往往更能使“眼球经济”获得成功，博得更多的点击率，这也是许多“大V”的成功之道。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市委统战部将“网络意见人士品格”定义为个人的、价值多元的、批评型的、激进的、分散的、缺乏服从和合作观念的品质的累积，并且是一个动态的结构。经分析研究认为，如果简单地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改变它，这一结构可能会通过语言暴力，或者通过故意沉默而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如果试图采用经济上的优惠措施来解决，恐怕也很难对它产生任何效果。针对此种状况，统战部门决定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开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特殊身份，运用统一战线具有的这一特殊的“话语权”功能，在多个场合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引导工作，结果显示这一做法比党政机关的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工作实践证明，与网络意见人士打交道，不仅要学会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等方式加强与代表性人士的联系，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品格结构，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对于其他统一战线成员来说，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还是民族宗教界人士群体，同样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就统战工作而言，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和思想多元，面对面广量大的各类统战对象，统战部门的思想引领工作只有深入了解把握各方面成员的社会品格、心理状态，才能精心定制具体而微的专门方法，起到打动心扉、登堂入室的效果。通过加强对社会品格的研究和积极引导，使某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品格和此类群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客观工作相适合，人们的行为就会成为有建设性的正能量，而这种有建设性的正能量对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是不可缺少的。以上对“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概念的探讨及其应用，只是我们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统战工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与尝试。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向来是密不可分的，广阔的统一战线可以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鲜活的社会实验室，而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吸纳也必将为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
总之，积极地创造性地汲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精髓，将其恰当地应用于统一战线有关现实问题的“深耕细作”，这是破解当下统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又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作者:刘志勃 单位:淮安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论文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达赖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随着社会心理学的日益发展，研究课题也日益丰富和扩大。从早期的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到社会惰化的研究从顺从的研究发展到反顺从和独立性的研究，从侵犯的研究发展到利他精神的研究，从吸引的研究发展到爱情的研究，从人际知觉的研究发展到归因的研究，等等。显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正日益广阔和深入。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重视现场研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理论，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强调，从现场研究到实验室研究，或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研究，往复循环、相互论证。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也为处理从现场获得的大量材料提供了方便，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进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
同样，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常常无视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爱"和"关心"；一旦外人对自己做出类似行为，则会认为这是"关心"，是"爱的表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是由于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人们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而且，在寻找原因时，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行为如果只用外在理由来解释，那么，一旦外在理由不再存在，这种行为也将趋于终止，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足够的外部理由。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职员努力工作，就不要给予职员太多的物质奖励，而要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也不能用太多的金钱和奖品去奖励孩子的好成绩，而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的事。
内容提要当代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是整合的关节点；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是整合的切入点；而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是优化整合的着力点；交互点是俱、群体、社会几个层面的交叉整合。
几十年来，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一门统一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其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要把个的和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的探讨整合起来的呼呈，建立整合的科学大一统的整合社会心理学。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在多种学科之间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社会行为心理学的提出和构建妆衰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势在必行，总的设想是将社会行为的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整合起来，从丰富多彩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切入，着力研究聚群行为心理的优化整合。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综上所术，社会行为心理学的发展趋向是整合；关节点是要将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起来研究；切入点是当代社会热点、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而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整合探讨是整合的着力点。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主要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群体交叉作用上。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而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后，开始重视现场研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理论，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社会心理学与很多方面有关系(人格社会心理学)，在它的下面也有许多分支。研究艺术就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心理学。
艺术设计如果要考虑心理因素应该有两个方面：创作者与受众：相比之下艺术作品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创作者本身，而受众是否接受或者接受的程度如何要看观看者的具体情况：设计本身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被设计物所处的市场环境，而这种市场的形成却是由大众所决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设计要考虑的是受众的心理。
设计产生的结果是消费，无论是何种设计，最终要面对消费群体，所以消费心理对于设计的效果尤为重要。这种影响最直观的体现在广告设计之中。好的广告推动了一个企业或者品牌的重生与再造，而产品能得以最大的销售和提高知名度，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欲。弄清消费者为什么想要购买和想要买什么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往往决定了一个广告的决策。广告是售卖一种商品，而商品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宗旨，一切市场策略只有符合消费者的行为特点，才可能奏效。广告完成过程中的视觉元素，色彩的冷暖变化，以及构图、角度、动机都要考虑到个体心理活动的受重面，从中抽取个例，编辑到整个消费群体，之后做一系列的市场调研。进行汇总而最终形成的。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个性特点也是在广告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广告还有其人性化的一面，广告也有自己的情感，而情感的诉求点就是针对消费者这一群体的。弗洛伊德(消费行为除受意识到的动机影响外，还强调了潜在的动机的影响)，荣格(阿妮玛和阿妮姆斯)，凯利(理性诉求)也对此进行过分析，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学对广告设计影响的决定性和深远性。
广告中的社会心理学体现为：
一、可信性
设想下列情境：门铃响了，你去开门，发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门口。他身穿俗艳的花格运动衣，领带松散，领口已磨损，裤子没熨，脸也没刮。他与你说话时，眼光总越过你的头顶向四周张望。他手里拿着一个顶上有缝的盒子。力图说服你给一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慈善机构捐几元钱。尽管他实际说的话相当有道理。但他能让你拿出钱来的机会不会很大吧?让我们再回到几分钟之前：听到门铃响。你打开门。站在门口的是位中年人．他身穿一件朴素大方的外出服装，剪裁合身、熨烫平整。他的眼睛正直地看着你，自我介绍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并问你是否愿意给一个慈善机构(你从未听说过的)捐几元钱。他所说的话与第一个穿花哨格子运动衣的家伙说的完全一样，这回你是否更有可能捐出几元钱?
所以说。与其他人比较，人们更容易和更坚定地相信完美的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这样，而且当一个问题意见分歧又不能缺切断定时。更是如此。
二、增加可信性
显然，可信性是决定广告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如何才能使产品在别人看来是可信任的呢?方法之一是反自我利益而行之。假如一个人说服别人而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甚至会失去什么)，人们就会信任他，他也会因此而更有影响力。举个例子，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吆喝：“跳楼大甩卖，赔本大奉送。本店因拆迁，所有东西都是一块、两块。你可以不买，但你不能不看，每一样都是一块、两块。”这种在广告专业人士看来很憋脚的广告语往往很有效，至少也会让人们走过来看一看热闹。
三、吸引力
如果我们喜欢并能认同一个人．至少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或她)的观点与行为对我们的影响．比其内容本身，在通常情况下所应有的影响要大。于是电视广告上我们平时熟悉的明星们就在说：“治肾亏，不含糖。信赖“我就是…人!”“我的选择。”
无论是纯艺术还是设计。拉近作品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词语：“共鸣”。产生共鸣的前提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对于后现代来说艺术已经不仅仅是挂在展览馆里的尤物。而摇身一变成了平易近人的大众消费。随着消费心理的变化，设计者也处在不断揣摩猜测之中。设计之中也存在换位思考，站在心理需求的角度设计、宣传产品。社会之中不可少的是人，而人不可少的是心，所以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摘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小说生动地讲述了主人公哈克与逃跑的黑奴吉姆乘木筏子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历险经历。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人格自我实现理论重读这部美国文学经典，真实地再现19世纪美国“文明”社会对人性发展造成的障碍，赞扬了以反抗的精神抛弃社会虚伪、宗教愚昧和种族歧视，在道德和人性上得以自我实现，表达了作者渴望以人为本的崇高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人本主义；自我实现
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林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最优秀的代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虽是一部以儿童为题材的小说，却在成人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就连海明威都说：“全部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写的一本名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书……它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本书，以前没有过，迄今也没有这么好的。”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内战之前，生动地讲述了主人公哈克因厌恶“文明”社会循规蹈矩的生活与为自由而逃跑的黑人奴隶吉姆一起结伴乘木筏子沿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的历险经历。小说透过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的眼睛，描写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和奴隶制度的罪恶，告诉人们生活自由，人人平等，没有种族差异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本文拟在社会心理学的指导下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进行人本主义的解读，力图探明小说中隐含的深沉复杂的个人自我发展的诉求和道德人性教诲，阐明作者马克・吐温的种族平等的观念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以期揭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能够成为“美国现代文学之源”的秘密，从而为研究这部小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何谓人本主义?古希腊一句可以成为人本主义的最好宣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享有“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的美誉。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人格自我实现论”，分为层次需要、自我实现和超越体验三个部分。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的内在动机是由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程度，如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自我实现是人格理论的中心，认为个体之所以存在，有生命意义，就是为了自我实现；个体在不断满足需要实现人格时，才会体验到幸福。笔者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关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揭示出的人本主义观点，挖掘出作品的人格自我实现的潜主题，展现出作者马克・吐温令人敬仰的人本主义情怀和对人实现自我的深刻认识。
一、逃离文明。回归自然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从哈克对资产阶级文明教化、世俗传统的厌烦开始的，正是这些礼教的呆板束缚了哈克的自由和人格的发展。主人公兼第一人称叙事者哈克是小镇酒鬼的儿子，却无人管教，整天东游西逛。他蔑视资产阶级的庸俗保守的生活，希望别人对他不加干涉。道格拉斯寡妇认他做干儿子，教他学规矩，过着体面人的生活。哈克却认为在古板、正经的寡妇屋里呆上一整天是受罪。当他受不了时，他就溜了，直到汤姆・索亚劝说他回到寡妇家。
哈克对宗教充满了质疑。寡妇努力教他《圣经》的故事，他心想“我对死人才没兴趣呢。”当寡妇的妹妹沃森小姐给哈克讲地狱的事情时，哈克说他希望他能去地狱――换换环境。沃森小姐不理解，她就给哈克讲有关天堂的一切。哈克心里说，“我呢，看不出她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因此我打定主意不往那方面争取。”不管沃森小姐怎么说，哈克都觉得没意思。
在看似哈克过好日子的时候，他那很长时间不见踪影的醉汉父亲出现了。这是一个衣衫褴褛、酒气薰天、卑鄙无耻的糟老头。为了不让哈克“神气活现”地在“亲老子面前摆架子，装得比他老子还强”，他不让哈克接受教育，把他锁在小木屋里，经常残忍地毒打他。哈克不仅失去了自由安全，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在寡妇家虽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但精神是受压制的，就连沃森小姐所描述的天堂也无法解决哈克的内心的抑闷。为了自由安全地生存，哈克明智地选择逃离了父亲的虐待，逃离压抑人性的文明社会。从父亲的小木屋逃出来后，哈克乘木筏来到杰克逊岛，在岛上自由自在地过了三天三夜，之后他将整个岛探查了一遍，感叹道：“我是他的主人；可以说它整个是我的。”一种安全和归属感油然而生。岛上自由快乐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这社会还没延伸到的地方，哈克是自己的主人，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享受着梦寐以求的愉悦。
二、超越本我，追寻自我
哈克的无忧无虑的岛上生活因吉姆的出现而中断。吉姆是沃森小姐家的黑奴，因害怕主人将他卖掉而踏上了逃亡之路。哈克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不服从管教，但本质上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哈克许诺不去告发吉姆，并开始了两人的密西西比河之旅。但哈克所处的时代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前，种族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黑人没有地位，尤其在蓄奴州黑人被视为白人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买卖，毫无人权可言。因此，哈克心灵不断受到社会道德的冲击，他想帮助吉姆找寻自由，却摆脱不了良心的折磨，“可怜的沃森小姐哪一点亏待你啦，你竟然看着她的黑奴在你的眼皮底下跑了，一声也不吭?这可怜的老婆子哪一点亏待你啦，你竟然这样卑鄙地待她?”快到开罗时看到吉姆高兴得跳起来，还说要偷出他的两个孩子时，哈克深感折磨，决定要告发。但真的当两个猎奴者出现时，哈克仍凭内心的指引并以自己的聪明机灵保护着吉姆。哈克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孩子，深受社会教化的毒害，此时的他还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和道德意识。
哈克和吉姆试图乘着木筏逃离现实世界，但又总被无奈地卷入。随着小说的发展，哈克经历了格兰纪福特和谢弗德逊两大家族为了某件没人记得的小事刀枪并举，遇上了两个自称是国王和公爵的骗子，亲眼看到他们用无耻的伎俩欺骗纯朴无知的乡下人，以及有人模仿博格斯中枪的场景。这些让哈克从心底对颇受尊敬的人的卑鄙、残忍、愚蠢且嗜血成性感到恶心，体会到了人性中的无赖与肮脏，察觉到那些所谓的文明人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这时哈克开始看清了这个白人主宰的世界是个缺乏道德，没有人情味的世界。当看到国王和公爵为了骗取彼得的遗产哭天抢地时，哈克深感厌恶，“这件事足以让人为整个人类感到耻辱。”他决定和国王与公爵的伪善丑恶行径决裂，帮助彼得的三个心地善良的侄女夺回财产。此时的哈克已经在否定这个社会的道德观，渐渐有了自己的道德意识。
在逃亡的过程中，吉姆如同父亲兄长般地照顾着哈克，让哈克体会到了爱，正是这种爱不断塑造了哈克健全的人性。从内心来讲，哈克一开始并没有将吉姆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哈克觉得比吉姆优越，还跟吉姆开玩笑，作弄他，然而吉姆的真诚打动了他。吉姆知道哈克的有关噩梦的玩笑后的反应使哈克认识到自己戏弄别人感情的后果了。哈克感到“我只觉得自己那么卑鄙。简直想去亲他的脚”。黎 明时当哈克发现吉姆在为他的孩子们暗自伤心时，他确信“他也和白人一样关心自己家里的人”。吉姆为了照顾受伤的汤姆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使得哈克更加坚定认为“我知道他有和白人一样的心”。哈克对吉姆从一开始的不尊重到尊重再到景仰，表明哈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黑人和白人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哈克已经获得了人性上的成长。
三、实现自我，超越体验
哈克在比克斯维尔的村找了个机会摆脱掉国王和公爵，当他跑到吉姆的藏身之处发现吉姆不见了。由于担心吉姆的安危，哈克伤心地哭了起来。原来是国王和公爵出卖了吉姆，对于是否写信给沃森小姐告知吉姆的下落时，哈克犹豫不决。经过内心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哈克决定“就这样把，就让我下地狱吧”，最终用颤抖的手撕掉了已写好的信。这是全书的高潮部分，也是哈克自身道德体系构建的转折点。哈克已经认识到了奴隶制的残忍，国王和公爵这两个骗子可以只为了40块钱就把吉姆给卖了，那么即便吉姆回到沃森小姐家也会随时以800块的价格再次被卖掉，仍要过着妻离子散、任人奴役的悲惨生活，都比不上一只畜牲。同时吉姆对自己种种的好又浮现在哈克的眼前，替自己值班，亲热地叫自己宝贝儿，说自己是他惟一的朋友。想到这些。哈克深感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把吉姆救出来，不让他再去做奴隶。即使是再坏的事，我也会去做，因为既然干了，只要有好处，我就一干到底”。哈克冒着情愿下地狱的危险也要把吉姆从奴隶制中解救的决心说明哈克已经彻底否定了现实社会的道德准则，也意味着哈克建构成了自身的道德体系，完成了人格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
哈克不仅要追寻自身的自由，还违背世俗道德和社会教化帮助黑奴吉姆获取永久的人身自由，最终战胜了种族歧视的思想。哈克不仅维护自身的生存权，也关注黑奴、彼德的三个侄女甚至是国王和公爵那两个为人不齿的骗子。在帮助吉姆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哈克实现了内心的解放，摆脱了良心的折磨，“一个人的良心好像总在跟自己过不去。要是我有条黄狗也像人的良心一样糊涂，我准得毒死它。”哈克否定了所谓的良心，其人性得以彻底地完善。至此可以说，哈克实现了自我。
故事的最后在汤姆的宣布下吉姆解放了，“把他给放了!他不是个奴隶啊；他跟全世界有腿走路的人一样自由啊!”原来是已故的沃森小姐在遗嘱里释放了吉姆。对此，哈克仍然很高兴，“不过，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觉得满足了。”另外。莎莉阿姨要认哈克做儿子，但此时的哈克不再是历险前的那个天真、头脑简单的小男孩了，他已完成了蛹到蝶的蜕变，成长为一个勇敢、富于智慧和独立自主精神的年轻人。哈克的答案是，“我想我得比其他人先走一步，到‘领地’去”。
四、结语
作者马克・吐温正是将哈克塑造成美国正在成长的一代年轻人的代表，渴望自由民主，反对种族压迫，向往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由此可见作者批判了美国现有的民主制度的虚假性，倡导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人人平等原则”，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以人为本的高尚理念。最后，哈克拒绝被收养，要去“领地”给读者对美国民主平等的未来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空间。
摘要：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制度规范的不健全、信息快速传播等外部因素影响着网络群体行为表现，而个人不同的行为动机、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内部影响因素也对其外显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典型政治性、法律性以及道德性网络群体性事件三大类别中的典型案例入手，探究分析网民在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动机、认同和归属感，并希望通过了解内外因，把握对应类型事件的舆情导向机制构建方法。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 动机 认同感 归属感
一、引言
信息爆棚的数据时代中，网络渐渐将个体的传播权转化为现实，网络平台成为一个极具交互性与自主性的公共领域。大数据的网络背景、日新月异的媒体工具、轻松自由的信息传播平台，使得网民可以多元化地接收并自由化地传播信息。线下未必会被大众关注的事件，在线上却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网络交往匿名性、异步性特征的“保护”之下，网民们往往容易在表达观点时利用“匿名”淡化自身行为的责任意识，甚至冲破道德、法律的底线，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都带来巨大的舆论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认为，行为是一个关于生活空间的函数，即这个人与其所在环境的函数。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这两个彼此关联的变量，在“不同的时间场”内发生改变，因而人会做出种种不同的行为。人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只源于那个时候的“心理场”，源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彼此作用。据此，他提出社会行为公式：B=f（RE）。其中B指行为（behavior），P指人格或个性（pemonality），E指社会环境（environment），f即个性与环境之间的某种函数关系。据此，笔者认为人的表现和行为是环境和个性两个因素配合影响的。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的行为受到外在的具体情境因素和网民内部的自身人格、社会认同以及社会归属感等因素的双重影响。
二、研究现状
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类发生于虚拟空间的社会性事件，在国内，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没有形式统一的辨识标准。但总体而言，随着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学术界对其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
已有研究的角度大多是按照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间阶段展开。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其爆发往往和现实社会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现实社会中某些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会引起社会民众心理失衡，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群有着相同遭遇和相同心态、情绪的人又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以做出一致性较高的行动（即网络群体性行动）为途径发泄所受不公和挫折等负面情绪，试图引起社会与政府的关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利他行为（如习惯性地同情“弱者”）、去个性化（如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出一些平时在现实社会中很少表现的行为）、从众效应、群众心理（在事件中模仿、暗示他人来扩大事件影响）等个体心态都对事件发展产生不同的推动作用。
在构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心理疏导机制和舆情导向机制时，学者们趋向于从心理预警、心理发泄、心理疏导和事后的心理干预四个角度提出对策。密切关注公共论坛的动态，分析民众的现状，或者对民众的社会心理、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态度进行调查，都是建立社会心理预警机制可采取的措施。通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供全面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以正面、积极的舆论影响网络群体的心理，对网群体性事件中的主体进行心理的疏导。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平息之后，继续对相关人员开展心理干预，修复、重筑网络伦理，是一种更为长效的文化养成和控制手段。
三、调查与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的动机、认同与归属感，笔者针对该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有效数据284份。
（一）政治性网络群体性事件
2016年1月20日，韩国艺人周子瑜被曝是台独分子，大陆网友对其进行抵制，便有部分台湾媒体、网友借此称大陆人“玻璃心”，并对大陆人进行辱骂攻击。随后以百度李毅吧（“帝吧”）吧友为首的大量网络用户利用翻墙软件“出征”境外社交平台脸书，在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三立新闻网等媒体的脸书主页海量“反台独”表情包和言论，从而制造出刷屏效果。
在这一事件的调查中，据表1、2的分析可知，在“帝吧出征”这一涉及国家政治和统一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明显倾向于以家国情怀和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为动机，在开辟以诙谐搞笑表情包反击境内外暴力语言的清流的过程中获得“帝吧er”这一身份认同，增强了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
（二）法律性网络群体性事件
2012年央视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播出之后随即引起网友的热议，在新浪网发起的“如何看待修正药业等药用胶囊铬超标？”的网上调查后，短短时间内近两万人参与投票。网友们采取不同方式发泄不满和质疑，有的发明了一种新式的“馒头式胶囊药吃法”，有的通过歌曲、漫画、段子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还有网友对部分央视曝光的问题药企官网被黑的行为“大加称赞”。
据表3、4的数据可知，毒胶囊曝光事件中，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主要是受公民合法权利（表达权、监督权）行使的驱动。在这一类涉及法律公平、社会正义的事件中，集群之中情绪感染的心理机制和利他主义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毒胶囊对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并已有人受害，出于对毒胶曩广泛流入市场后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威胁以及对受害人的怜悯同情，网络中义愤填膺的人们很快聚集到一起，以集体行动向政府、企业施压，从而维护社会法律的公正。
（三）道德性网络群体性事件
2015年8月天津港瑞海仓库特大爆炸发生后，，不少公众人物遭到网友的围攻“逼捐”，其中跑到马云的微博底下留言，言辞激烈地指责马云“为什么不给天津捐款”、“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你捐了就等于我捐了”、“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
在有关道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类似的道德绑架案例占多数。其中的绑架者往往是实际生活中的弱者，比如贫困群体；被绑架者则往往是现实社会中精神或物质上的强者，比如马云之类的公众人物。道德绑架中弱者充分利用“弱者有理”中的“理”（比如道德，比如马云被逼捐事件中网友所持的家国情怀、公平公正），利用强者为维护自身公众形象而产生的“印象管理”心理来使强者“屈服”。在着“逼捐、绑架”的过程中，围攻网友以“强者”的姿态出现，以权威的身份自居，获得了权力感和彼此之间“行侠仗义”的认同感和英雄感。
表5、6的数据也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是完全反对这一种“逼捐”的道德绑架行为的。且不说逼捐违背了慈善“自主自觉”的最基本特征，它也是一种本质上的不正义不道德行为，是网络群体利用社会舆论和道德评价的压力站在道德制高点公然剥夺他人应有的社会权益，违背了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
（四）总结与对策
（一）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抢占宣传制高点。
在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主流媒体在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巩固并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2009年展开的“中国媒介公信力大调查”调查结果，新华网的公信力最高。主流媒体要发挥“主场优势”，及时报道社会热点事件的真实信息，弘扬正确的政治观，用贴切妥当的话语帮助树立加强国家政府的公信力，避免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二）加强网络规制建设，增强网民法律意识。
群体性事件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相关法律规则从缺失到建构的一段动态过程。必须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网民行为，同时架起那个普法宣传和教育，积极提倡合法行使权力，营造有法有纪的健康网络环境。
（三）建立网络预控机制，着重打造政民之间平对话的双向交流平台。
通过派驻专门民意代表、设置观察人员等多种方式即时关注各大网络社区、平台之中的民意动态，通过网络群体内外的多种渠道构建双方的平等交流。完善有效地危机预警控制机制，不能只靠形式上的“民意工程”，而是要真正做到深入民间，与民交流，听取民意，提高政府和部分企业的运行透明度；同时准备多项舆论引导措施，在防控失败、舆论爆发之后迅速投入应用。
（四）建设全民德育工程，加强道德教育，发挥中华传统优良品德的感化作用。
道德是无形的准绳，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楣娣兜淖芎停加强道德教育是防止网群事件恶化、带血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忠”、“恕”、“仁”等思想理念在当今社会治理仍有很大借鉴意义，通过宣传仁与恕的思想，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有助于避免道德绑架之类的群体性事件再次发生。
摘 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便捷的信息服务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模式，同时不可避免的开始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网络对人际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正反两方面来讨论网络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学；网络；人际关系
21世纪是网络迅速发展和普及的时期，网络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也不再是固有的面对面交往，而是衍生出来了一种新型的利用网络建立的人际交往。
一、网络人际关系的概述
（一）什么是网络人际关系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际关系是在人们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中发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心理关系。那么对于网络人际关系是进入新世纪后才出现的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的说网络人际关系就是以计算机、网络和数字符号为媒介，从而在超文本和多媒体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都是基于网络才能够实现和建立的。因此在我看来，网络人际关系就是利用网络技术建立的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型人际关系。
（二）网络人H关系的特点
说起网络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区别它与现实人际关系的异同，同样都包含着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心理因素，网络人际关新的建立也是通过先认知对方，然后依靠情感的带动建立网络交往。按照其规律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
（1）虚拟性。在网络人际交往过程中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都是建立在网络世界中，交往的个体都是用网名的方式出现，利用网络语言交流，在不暴露自身隐私的前提下和对方进行交往，这些都使得交往过程有很大的虚拟性。
（2）约束力差。由于网络环境交往，彼此不见面，关于身份、性格都无法面对面判断，那么就可以跨越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仅靠语言表达来诠释想展现的性格，造成网络中与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有很大的差异。由于这种不完整性，让人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网络关系不稳定。
（3）平等性。网络交往中由于没有身份以及阶层的标准，大家通过网络这个平台聚在一起，仅凭情感来选择亲疏远近，克服了现实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门第、空间、地位等一系列影响交往的外界差异，获取更加广泛的交友体验，让交往变得纯粹而又平等。
二、网络人际关系的双重影响
如今网络已覆盖全球，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就达7.31亿人，这样巨大的数字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际交往中，它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一面。
（一）网络让人际交往更加频繁
利用互联网可以迅速突破地域的限制，将遥远两端的人瞬间联系在一起，构建地球村，从而进一步拓展交往空间。而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往往会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让生活和朋友圈变得狭小。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无需了解对方的年龄、性别和真实姓名却因为爱好相同或者个性相似，甚至是在论坛或者qq上对同一问题感兴趣，就可以成为朋友。但这在现实中，有可能在我们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很难与其结成朋友。因此网络让我们即建立了人际关系，又享受了单纯的安全感。
（二）网络可以增强交往的信心
在网络交往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单元，处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下进行的，无需察言观色，就可以真实而又信任的表达最真实的自我，弥补了现实中不敢接触陌生人的现状，这是网络的距离感带给我们的好处，在网络中表达一些平时不会用的活泼的网络用语，可以增强与他人接触的自信心，在潜移默化中调整自己在现实中的步调，提高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
（三）网络造成人际关系的隔阂
首先虽然网络虽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网络却也阻碍了正常的人际交往。更多的人迷恋于网络交际中，每天活在虚拟世界中，远离原有的现实中的朋友，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游走在网络中，作息紊乱，思维变得僵硬，表现出性格孤僻、不合群、说话交流极少、手机不离手等情况，对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人际交往能力逐步退化，出现很严重的隔阂；其次，网络的发达也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系数。大量的网络诈骗充斥其中，借用人际交往中的接触，骗子利用网络套取你的个人信息，或者是假意交友，最终还是要骗取钱财，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再者网络世界中，我们虽然加强了交往的范围，有了新的群体和朋友，但是整体来看每个群之间还是割裂的，不同朋友圈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无法做到更加全面的对接，网络用语也存在着极大的不规范。
总之，网络这面双刃剑，在创新工作模式的同时，通过网络改变空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加强交流和沟通，让人际交往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沉浸于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危害，要不断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让人们意识到网络的危害，恰当并合理使用网络，在加强引导大众将虚拟世界中的交流，不断渗入到实际生活基础上，针对网络中的不可控的安全问题，可以采取一系列的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加大执法力度，这样就不仅可以促进人际交往，还能保证网络交际环境的健康和安全，从而建立多元化的人际关系。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心理比较敏感的时期，社会上出现诸多不和谐的社会心理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作了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他第一次将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基本层次，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的学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不但对于研究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也有指ё饔谩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作用
一、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心理比较敏感的时期。这一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公众社会心理的失谐，公众心理的失谐会反过来强化和放大社会矛盾，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社会心理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表明党和国家对促进社会心理和谐发展非常重视，心理和谐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正确的理论支撑，需要以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和阐释普列汉诺的社会心理学说是适应时展要求的。
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概述
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说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法国哲学家兼文艺史家泰恩（有的译为泰纳或丹纳）、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同黑格尔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法律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一一“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它们的特殊性质都可以从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共同特性去说明，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是极其天才的。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社会心理，便是上述黑格尔思想的发挥。他说：“关于一定民族的精神，在它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具有特殊性的学说，它本身完全不象我们读到某些民族主义者的议论时可以认为的那样错误。毫无疑问，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但是，黑格尔把“民族精神”看作不仅决定该民族的全部意识形态（哲学、宗教、艺术等），而且决定它的政治制度、技术和社会关系的东西，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源泉”，又“浸透着最精巧的唯心主义”。与此相反，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心理是派生的东西，它是由社会的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三、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在宣传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而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为人们所接受，化为人们的信念、意志、愿望、要求和热情，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这样才能在社会实践中显示出理论的力量。
在宣传教育中，社会心理是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所谓“中间环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社会心理是理论转化为群众实践行为的必经渠道。社会心理的重大作用，就在于将它转换为人们的实践行为，从而推动实践向前发展。任何完美的意识形态形式，如果没有或者不能被社会心理吸收，从而更多地掌握群众，就无法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发挥实际的社会效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所谓“人心”也就是指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情绪，属于社会心理范畴。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有识之士或立志改革的“救世英雄”设计了许多改革社会的“良方妙药”，但最终都未能征服民心，一个个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才从根本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这个锐利的武器来取信于民的，因而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同样，理论对人们社会心理反作用的程度，也决定于社会心理对理论的需要程度。另一方面，社会心理是我们透视社会的窗口，是直接反映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指示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非常直接地感受到经济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或受到的损害，这就自发地形成了他们一定的心理状态，反映于他们的一些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所以，任何较突出的社会心理变化，几乎都可以就近找到直接的物质原因。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社会心理永远顺从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他所决定”。一旦社会实践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明显的动荡，人的心灵就会为新的希望、新的忧郁、新的憧憬、新的意图而激动，从而形成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社会风气。透过社会心理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实际生活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各种问题，掌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因而，宣传教育只有牢牢抓住社会心理这个重要环节，不断追踪和预测人们的社会心理热点，才能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群众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帮助人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及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意志和性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仅仅凭借某些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或者采取大轰大嗡的形式，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宣传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育者的思想、观点教育者接受、内化即不断产生心理积淀的过程。
摘要：近期以P2Po为代表的校园货引发大学生背负巨额欠款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引发的大学生畸形消费受到广泛关注，由于大学生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且处在网络爆炸的信息时代，使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十分容易受到冲击，并产生畸形的消费心理。本文主要对大学生畸形消费的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畸形消费；校园贷；社会心理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近期新闻中报道部分大学生为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包，有的裸贷、网贷，有的通过不合法途径赚钱，这些不正常的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产生畸形消费的心理的因素有多种，并且种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普遍，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对这一心理进行剖析，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这种消费心理进行转变。
一、大学生畸形消费的表现
消费者进行消费的主要是受到其消费心理的因素影响，消费行为也是消费者对客观的消费对象和主观的消费需求的实际反映。大学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十分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影响，进而产生畸形消费的心理，最终导致畸形消费现象的发生。大学生畸形消费现象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超出家庭支付能力的高档型消费
物质的丰富和网购的兴起，使很多大学生的消费观发生变化，有别于以往家庭有提价多少生活费用就尽量省吃俭用并通过家教等方式勤工俭学，现在许多大学生的消费都追求品牌，数码产品和生活用品都追求超过自己家庭支付能力的高消费，把这些面子上的东西作为自己时尚与高贵的代表，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最近有一则新闻，河南郑州某高校一女大学生自入校后长期购买高端品牌服饰和化妆品等，同宿舍的同学都以为她真的是自己口中描述的富二代。后来同学纷纷接到校园贷公司的催款电话，原来她的高消费全是通过校园贷来完成的，贷款还不上，最后公司把电话打向了老师和同学。事情败露后，也因为偿还不了高额的欠款而被迫退学。部分大学生高档型消费的心理往往都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当前部分影视节目和网络节目过于引导年轻观众的高消费心理，导致他们淡漠了人生理想和追求，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人生目标，希望以此弥补自己精神上心理的空虚，获得和周围来自富裕家庭同学相同的消费认同，提升自己的自信和人际。
（二）社会风气影响下的攀比性消费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父母在孩子身上的花费也越来越高，也更愿意在孩子身上花钱。在大学校园里，同学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难免存在互相攀比的现象。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仍在形成时期，缺乏正确而有力的引导，会促使他们在自尊心和虚荣心方面更为重视，此时就把学习和个人能力的提升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会在明知家庭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死要面子，并且在手机、数码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中向同学看齐，父母所给的生活费用完全不能负担这种攀比的开销。长此以往，甚至会迁怒于父母不能为自己提供同学一样的优越环境，攀比性消费的结果最后甚至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
（三）媒体信息诱导的超前消费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及消费观流入我国，一些影视节目和网络资讯对于消费观念进行了不健康的引导。渠道多线上和线下的购物便利诱导着大学生开始了与自己身份及社会地位不符的超前消费。由于大学生走在时代最前端，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这些大学生都是90后，其标签是“张扬个性，追求自我”，这就使得大学生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用来购置最新颖、最潮流、最奇异的商品，从而展现自我，他们对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更为青睐，希望以自己的消费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些商家看到大学生这一消费心理，从产品的广告方面精心策划宣传，从而推波助澜大学生超前消费心理的形成。每个人都知道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其并没有经济来源，无法支撑个人的庞大消费，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一“机会”，向学生宣传网贷、信用卡等，从而获取高额提成收益益。近年来，大学生借贷的现象屡屡发生，各大媒体也竞相报道大学生借贷事件，但依然有大学生借贷，这已是学校与政府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心理和生理特征决定的冲动消费
由于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各方面能力认识不足，这使得其对金钱的使用能力较差，对于自身实际消费并没有详细的规划。部分大学生受新观念的冲击，消费心理发生变化；在消费时，往往是凭感觉、不计后果。当前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手段主要是媒介，其可以通过媒介了解最新的潮流风向与时尚资讯，而其对社会认识较少、判断能力较差，很容易随波逐流，做出不理性的消费[1]。以前主要是集中在电子产品和服饰等方面，近年的新案例则显示大学生在网络主播的打赏和游戏装备中的开销逐渐增加，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冲动型消费，对于互联网的过度依赖，不能理智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控制。
二、大学生畸形消费的社会心理学剖析
（一）从众心理造成畸形消费心理
从众心理是个人受到来自外界群众影响，从而本身知觉、认识及判断表现出与公众舆论或者多数人相符合的行为方式，这种心理现象是个体普遍都有的；同时，其并不是当前新鲜事物，从众心理自古就有，自然而然的存在于每个时代各个群体之中。大学生也有从众心理，若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较差，就很容易受从众心理因素影响，从而潜意识靠拢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思维向权威具体，最终丧失自我辨别的能力，制约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进行盲目消费行为。因此，当前社会的流行事物及人物事迹，纷纷成为了大学生追逐的对象，如：耐克、新百伦、阿迪达斯这些品牌在中国大学生的影响广泛，这些品牌在大学生群体中有一定的威信，这些牌子的鞋子质量虽有保障，但对于普通大学生还是有些贵，但为什么学生都愿意省去生活费，去购买这500-1000的鞋子呢？其主要原因就是从众心理，这三个品牌在当前90后大学生群体中流行，同时，这也是大学生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种表现。
（二）大众文化的干扰造成畸形消费心理
大众文化主要指娱乐消费行为与独特意识形态，其较强的吸引着大学生，甚至左右其成长轨迹和思维。首先，大众文化呈蓬勃多元化的发展，高档次的大众文化诱惑着大学生进行高档消费，传统价值观中的经济、节俭、实用等逐渐被抛弃；同时品牌广告也逐渐勇敢艺术塑造太高大众文化的地位，从而使大学生在追求自我个性的时候，渐渐迷失自己，忘记真实的存在，只知以为地模仿表象与浮华。其次，明星效应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大学生由于追星，愿意为自己的偶像倾其所有，有的因为自己偶像代言了某一品牌，而疯狂的购买该品牌，有的为了在偶像直播中进行“打赏”而不惜耗费巨资，这些追逐都是畸形的，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巨大危害。第三，就是时尚因素。当前大学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时尚，由于大学生思维的开阔与先进，及大学校园中时尚的无处不在，使得学生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追求时尚的思想且快速追赶潮流，从而展示自己的不同。然而大学生追求时尚的消费心理，并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的大学生为追求时尚不断的购买新衣服、新包包、新鞋子等，而这些物品往往只使用小段事件，就被束之高阁，这是一种极其浪费的行为；还有的大学生为追上时尚的步伐，而省吃俭用只为购买最新上市的产品，比如轰动一时的新闻，一大学生未购买最新上市的苹果手机而卖自己的肾。这些都是严重的畸形消费。第四，一些网商一年无何止的各种购物节，从情人节，到女神节，母亲节，甚至店铺成立周年庆，还有每年双十一，双十二，在这些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购物节日中，庞大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消费群体守在电脑、手机前，就为抢一件自认为打折却对自己可能并没有太大使用价值的商品。每到这段时期，新闻上都在对哪一高校快递站挤满学生、快递数量之大等事件进行报道；而这些大学生是真的需要消费吗？并不是，其只是跟随大众的步伐去消费，这是一种非理性不正常的畸形消费[2]。
（三）消费主义思潮造成畸形消费心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消费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着社会群体的消费观念，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随之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而产生消费至上的思想。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一味消费获得满足与享受而忽视自己的经济情况是不对的。部分大学生往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消费满足与享受，而不顾自己经济能力，不断消费，从而走上歧途，如有的大学生办理多张信用卡，最后欠下大笔钱无力偿还而自杀，有的因网贷无力还款而被人威胁，这些都是近几年的大学生因满足自己虚荣心而做出的不理智事件，最终导致害人害己。
三、结语
总而言之，造成大学生畸形消费的因素不仅仅是个人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等。我国的大学生从小学至大学共学习了多门课程，但却缺少较为重要的一门就是“财商”。合理规划个人的资金状况，量力而为地进行消费是贯穿于整个人生行为的一项重要技能，但是大学生入校后突然获得短期的财务自由，所以导致各种非理性的畸形消费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学校、家长必须对大学生的加强管控，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引导其进行合理正确的消费观念。同时大学生也应该有较强的自制能力及明辨是非的能力正确处理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具有节俭朴素的传统精神，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消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