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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 ，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的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及时地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小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重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利益，给刑事案件被害人以必要的经济补偿，这是当今世界刑事法制的一大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均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操作上的不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利于在诉讼程序上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谈一谈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1、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程序随意性较大。这在公诉案件中反映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就刑事部分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立案庭往往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立刑事案件号，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专门的案号，使得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在案号上没有区别，让审判庭在接收案件时无法确认是否有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解释》中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作出硬性规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对此理解为也可以不告知，于是在刑事案件立案时就有意无意地省略掉了这一告知程序，造成有的被害人失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起诉权得不到保证。二是有的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有的就由审判庭直接受理进入了审理程序，而立案庭却不知道还有附带民事案件，造成了一些附带民事案件只有结案而没有立案的现象；有的就在立案庭和审判庭之间相互推委，甚至有的审判人员图省事、怕麻烦而有意拖延，造成被害人在刑事部分已经审理完毕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都还未被受理。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公诉案件后应当履行向被害人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权。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道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刑事案件何时提起公诉，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将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人民法院受理刑事公诉案件的一项法定工作程序，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权能够得以实现。随着人民法院立审分离制度的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与审理程序也应该严格分开，要坚决消除由刑事案件审判庭自立自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状况，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程序规范化。附带民事案件虽然在刑事案件中处于从属地位，但从性质上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应当在立案时从案号上加以区分，以便于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考虑到附带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从属性，可以在所立刑事案件案号后加上一个附属号码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案号。这样的话，如果附带民事案件与所属刑事案件一并判决，就可以只用刑事案件的案号；如果附带民事案件在程序上或者实体上需要另行处理，就可以直接用附带民事案件的案号。
2、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法律规定不具体。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甚至重审、再审程序的时间跨度非常大的过程，如果不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加以适当限制，就会造成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的滥用，有违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宗旨。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笔者认为《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妥，因为这种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规定应当由国家基本法律加以规定。另外，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是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或者已经开庭，甚至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然会打乱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工作，不得不停止刑事案件的开庭准备甚至休庭，以等待附带民事案件立案后重新安排开庭。而刑事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就会白白浪费人民法院有限的审理时间；而不这样做的话，又会使得“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这一法律原则性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使得人民法院陷入两难境地。虽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但毕竟这是一种例外性规定，如果这一类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都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继续审理，也有违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也会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样的规定无法落到实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也就是说，对于普通程序刑事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间最快也要在受理案件后十日以后。如果将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限定在人民法院受理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后十日内、受理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后五日内就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种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规定最好由刑事诉讼法这一基本法律加以规定，不宜由司法解释规定。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如果被害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后五日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将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才有可能实现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法律原则性规定。
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法律规定过窄，限制太死，严重妨碍了被害人行使诉权。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也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被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似乎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但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却又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同一事项，同一有权机关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显得很不协调和严肃。
笔者认为，应当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仍属于民事诉讼，在于解决民事权利争议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无论是将其归入特殊的民事诉讼还是将其归入刑事诉讼，其宗旨都是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在这一点上，其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其发生与刑事犯罪活动有关，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其要同时受到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范，简单地将其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带品”是不妥当的。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支持，甚至连对此提起诉讼的司法救济渠道都没有，对被害人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有的犯罪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的同时也具有民事侵权性，在侵害后果上，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还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其中的被害人与一些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得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受害的情况相比更严重，经受了更大的精神痛苦。如果附带民事诉讼中连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机会都不给被害人的话，不仅使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对犯罪分子也不能完全制裁，甚至放纵犯罪行为。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外，还会带来一个弊端，即不能很好地解决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的问题和在量刑时很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原则的问题。对有的犯罪来讲，虽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但却给被害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如果法律不允许被害人就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不能通过诉讼促使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的赔偿。被害人的巨大的精神创伤除了等待被告人被科以刑罚而得到纯精神上的安慰外，再不能通过诉讼而及时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补偿，这对被害人是极不公平的。此外，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态度的积极与否，是衡量被告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上规定被害人对被告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就会造成被告人不会有实质性的悔罪表现、被告人很难真正悔罪和得到宽大处理。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则上述弊端有望得到解决。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什么是精神损害赔偿？至今立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通说，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或遭到精神病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立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
精神损失是一种人身非财产损失，主要表现为对人格尊严的贬低，使受害人的威信下降，产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体现了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和现代法律对人权的关注和保障，是社会正义和效率的要求。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已是世界刑事法制的一大趋势。比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对重罪、轻罪或违警罪造成的损害请求赔偿的民事诉讼，由本人遭受犯罪直接造成的损害的人提起。” 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对因受到追诉行为所引起的物质上、身体上、精神上的各种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均得受理之。”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巨大的、难以恢复的和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作为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作为基本人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法律对已经在刑事案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受到的的这种伤害“视而不见”，不予保护，就是对人性的轻视和践踏。
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原则的需要。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通则》已有一定的规定。其中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初步建立。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这样才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便的立法宗旨。在刑事案件中，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强奸、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如果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四是切实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不但在民事审判领域，而且在刑事、行政审判领域，非财产性损害即精神损害作为损害赔偿的内容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多数国家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应当不仅仅体现在刑事惩罚和物质损害赔偿上，也应当体现在对公民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上，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保护人权，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被害人来说虽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精神损失是无形损失，相对物质损失来说，它可能更让受害人刻骨铭心，甚至带来终生影响。所以，精神损失赔偿与物质损失赔偿对被害人是同等重要的。应当树立“刑民并重”的观念，消除判刑与赔偿二者只可居其一的错误认识，将精神损害赔偿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有这样，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诉讼效率的价值、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协调统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4、关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不完善，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具体操作，甚至引起混乱。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释》中也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可见，目前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未作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能在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其代表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法理上行不通，从民法理论来看，集体组织作为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其享有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无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强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民事权利，实行国家干预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在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原告人的诉讼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不能仅限于此，对那些因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相当程度损害的犯罪案件，既没有具体的受害单位、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人，比如破坏环境资源、国家财产方面的犯罪案件等，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私法领域加以必要的干预，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完全有必要的。关于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中一项比较大的立法疏漏。
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无论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都是在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处于国家公诉人的地位；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既是公诉机关，又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具有国家公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双重身份；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地位，但不是实体上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刑事、民事两种诉讼的合并审理。就附带民事诉讼结构而言，没有原告显然不能成立诉讼，那么由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它在形式上就充当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角色。但实际上，检察机关并不是其所主张民事权利的所有者，真正的权利人应该是国家和集体组织，因此检察机关只能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国家或者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不能享有对公共财产的处分权，有别于实体上的原告，它只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发起者。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实际地位不对等，如果让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甚至国家公诉人，就会破坏民事诉讼中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的诉讼结构，有违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只是在程序上启动附带民事诉讼，但无权处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实体权利的法律地位，以免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从而防止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他人非法处分。
一、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新特点。
从当前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案件数量多。2000年我庭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38件，占当年收案总数191件的19.89％；2001年我庭审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42件，占今年收案数148件的28.37％。其中，上半年收案16件，下半年收案25件，下半年比上半年增加了9件。2001年二审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有上升，上半年收案27件，而下半年收案则达31件，比上半年多了4件。
2、涉案金额大。2000年全年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为123万余元。而2001年涉案金额达220万余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78.86％。在这些众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提出附带诉讼民事诉讼最高金额今年为75万，最少的也有10万元。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仅下半年就达98万元，平均每件案件达3万余元。
3、涉案罪名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明确指出，“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该说，这条规定涉及众多罪名，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涉及罪名并不多。刑事一审案件中，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案，也有少量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其中故意杀人案附带民事诉讼的占了整个一审案件的约80％；刑事二审案件中，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案，约占整个二审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80％左右，当然还有重婚、交通肇事等其他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4、审理周期长。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不同于其他案件审判程序，当事人可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提起。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碰到有的案件当事人一开始不提起，到了庭审后才提起，这就迫使法院就民事部分再次开庭审理；有的开庭前突然追加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使法院只能休庭，重新通知新的被告，再排期开庭；有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官做了大量工作后表示要调解，但由于不能满足其要求又表示反悔，如此等等，不仅使法院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且确实使审理周期延长。如某一个刑事案件案情较简单，原计划在一个月内审结，由于附带了民事诉讼，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不得不延长审理期限。可以说，有的民事部分审理时间、难度超过了刑事部分，我庭报审批延长的案件不少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的刑事部分早已审理完毕，而民事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在审理之中。如原告人金中诉被告人张燕青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了半年二次报延长才了结。
5、审理难度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或涉案的被害人由于对有些法律规定知之甚少，因此对法院这类判决期望值过高。有的既要求法院满足其对被告人的严厉处罚，又要求满足其提出不切实际的各项赔偿，一旦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不能达到目的，到处上访。如一中法院前不久受理的高志祥故意杀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我院对高志祥依法判处死刑，应该说满足了被害人的要求，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已经过多地考虑了被害人方的经济利益和实际情况，判处高志祥赔偿被害人人民币5万元。被害人一方认为在经济赔偿方面与他们提出的赔偿75万元相差甚远，为此大吵大闹。这类一方当事人不满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而情绪激动或上访案件在不断增多，我庭已有多起案件成为市里挂号的上访重点户。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一并审理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据此，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一并审理，二是分别审理。所谓一并审理，是指法院对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进行一案审理，一案判决，两种诉讼在审判程序的阶段上没有先后之分；所谓分别审理，是指法院对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进行不同步审理，两种诉讼在审判程序的阶段上有先后之分，即法院先对刑事部分进行审判，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民事部分。
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十分重要，它便于法院的同一审判组织在一个诉讼程序里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解决因同一侵害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对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使被害人合理得到经济赔偿。这样做，既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避免法院在人力、物力上的不必要浪费，并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能使案件及时审结，避免因分案处理而导致对同一侵害事实在认定和处理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响裁判的严肃性。同时，许多案件一并审理还使一些民事赔偿案件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得到及时履行，解决了判决以后的执行问题，避免了因赔偿金额不到位而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实践中，我们对一并审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分开审理的案件也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一些分开审理的案件最终审结以后都出现了当事人不履行，法院无法执行以及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要坚持一并审理，即便由于特殊原因分开审理，也尽可能在刑事判决前，将民事案件审理完毕，然后在考虑对刑事案件作出判决时，充分考虑民事判决的赔偿情况，履行情况，使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互相衔接，以解决当前因分案审理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民事化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刑事诉讼为主、以附带民事诉讼为辅的一种混和诉讼。刑事诉讼是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民事诉讼是解决被告人赔偿责任问题。因此，在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时主要采用的应当是民事诉讼解决方式。
这就要求审理案件的法官首先要认识到在附带民事诉讼审判过程中，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这一原则要体现在审判全过程，这包括让被告有说话、申辩权利，在赔偿数额认定上要重证据等，以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原告人一方。其次，要克服“重刑轻民”的思想，注意角色转换，切忌用审理刑事案件的方法来审理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审理刑事案件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往往缺乏亲和力和调解力，说话“硬邦邦”。这样，不利于民事案件的解决。因此，强调诉讼方式民事化，就是重视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进行调解，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处分自己的权益，在法院宣告判决前也可以自行和解。
四、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原则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实行什么原则，是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来赔偿，还是依照民事法律规定实行实际损失的原则来赔偿。
笔者认为，既然是民事诉讼，就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民事 诉讼法》及有关规定来办理，应当坚持实际损失原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同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这个实际赔偿能力既包括现在已经具备的赔偿能力，也包括将来可能会具备的赔偿能力，但以现在已经具备的赔偿能力为主。审判实践中，我们审理这类案件往往会出现“抬一头，压一头”的情况，在计算赔偿金额、运用证据方面，比较容易或者偏向原告的意见，同时，还往往会忽视考虑被告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这个问题，应该说这都是不对的。任何不按照实际损失原则作出的判决，违反了民事平等的原则，也是对被告人的不公。任何不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而作出的判决，也将是一种不切实际、一纸空文的判决，到头来不仅无法执行，还将影响法院形象。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模式创新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一般涉及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伤害和损失的案件。同样以一中院受理的案件看，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约占整个一、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80％。其中，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主要是故意杀人案，而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是故意伤害案（含自诉案件的故意伤害案）。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认为鉴于一审刑事案件均是大案、要案。这包括由于民事赔偿数额也较大的情况，必须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审理。但是，从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可以探索庭前证据交换方法，探索证人出庭制度，以配合全国法院明年将要出台的证据规则的实施。
而对于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仅3年以下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3年以上15年以下的只要被告人具备以下二个情况：一是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无异议，二是被告人自愿认罪，都可以适用简化程序，不仅刑事庭审简化，民事庭审也可以简化，不仅庭审可简化，裁判文书也可以简化。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盲、聋、哑人、涉外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案件、以及有重大影响案件，虽然被告人具备了上述二个条件也不能适用简化程序。具体二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化程序如何审理，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哪些应该简易，还需要具体探索和研究。
实施刑事二审简化程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法官转变观念，改变传统审理模式，该简的简，该繁的繁。同时还需要检察院、律师的支持和配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应注意在充分发挥审判简易审理功能的同时，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降低审理质量，侵犯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六、关于检察机关的告知问题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会查明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发现有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害人尚不知道行使这种权利的情形时，检察机关会告知被害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已成为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出于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权利的考虑，而实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制度，其出发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一般来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检察机关告知后，均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缴纳诉讼费，但当事人因为参加诉讼往往会支出一些交通费、误工费等，有的当事人聘请律师诉讼的，还要支出律师费用。这些费用在被告人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会得到补偿，但从目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的被告人均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本来因为被告人的犯罪而已经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再加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支出得不到补偿，其情绪往往会更加激烈，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也往往导致被害人对法院的权威发生怀疑，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感，这无疑也违背了检察机关实行告知制度的初衷。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告知制度，不应机械执行，应当区分案件情况而定，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的情况下，如果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公诉阶段发现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发现被告人无赔偿能力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告知，以实际起到保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利益的作用。
七、关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增多，这类案件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已成为影响法院审判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以一中院为例，今年以来因这类案件判决后引起一方吵闹、上访案件已有多起。经分析引发当事人不满意的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一方原告人既要求法院对被告从严判处，又要求得到更多的经济赔偿，两个方面或者有一方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二是一方原告人坚决要求法院对被告从严判处，经济赔偿可随法院依法判处，但由于案件被告人有法定从轻情节，未能满足被害人一方要求的；三是被害人要求法院依法对被告判处，但在经济上要求得到更多补偿，但法院在考虑对被告依法判处同时依法对经济赔偿作了判处，由于经济赔偿数额达不到被害方预期要求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中，在坚持依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做好向当事人宣传法制、调解矛盾、化解纠纷工作。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尽量在判决前让赔偿的钱款到位。现在，一些矛盾激化的案件一方当事人认为，刑事方面处罚轻了，钱款也赔少了，但是就是这个少了的钱有时还是一纸空文，这对一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的。因此，象这种案件我们要注意把被告人的钱款先弄到位，然后再作刑事判决，不然钱不到位，刑罚还判轻了，到时候一方当时人再申请执行，恐怕被告人家属就不那么配合了。一方当事人拿不到钱，当然要大吵大闹了。为此，做好这项工作也是缓解和解决不稳定因素一个重要方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论文摘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工作，以其独特的方式，一直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重视。在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加强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起着积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来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工作，从而更好地加强和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 调解工作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同时有别于单独的刑事与单独的民事诉讼的特别的诉讼形式，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设立的宗旨是在程序上方便涉及刑事案件中的受害当事人进行诉讼，追回自己因刑事受害人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但是，由于我国在司法制度设计上遵循的是“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不利于切实保护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相对独立地位、强调受害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的不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决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赔偿范围仅仅限定于直接的经济损失，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否定了独立民事诉讼中的全面赔偿原则。
（二）请求赔偿范围和标准存在局限性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为被害人因人身权利或财产受到犯罪侵犯而实际或必然遭受到的物质损失。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具有精神抚慰性质的名誉权利、民主权利、人身权利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而附带民事诉讼仅限定于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仅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直接将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排除在外。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不包括间接损失。这一规定无论从程序或实体将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标准作了严格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附带民事诉讼提起与受理规定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也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赋予了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条件的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但如何提起，什么时候提起，能否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安机关、检察院对于受害人在侦察、起诉过程中提起的怎么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受害人经告知仍不提起，能否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诉讼等，这些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利于操作，且缺乏可操作性。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缺乏强制规定，导致被害人的诉权常被忽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合并审理有损受害人的诉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审判的合并审理在运作中存在着不合理因素，合并审理的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办案效益。但合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对刑事证据享有举证、质证、听证、认证的权利，仅对民事部分享有陈述、申辩权利，而代表国家利益的控方检察院，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主义”，无论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以刑事审判为中心，甚至受害人对有关犯罪事实、定性、质证、认证的辩论权也被完全剥夺或限制。损害了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被动与局限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赔偿标准、赔偿范围的差异，直接导致赔偿数额的差异，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困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受到刑事法律体系的限制，赔偿少之又少，而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的是全面赔偿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受害人一方坚持依照民事法律体系赔偿，而被告人一方则坚持依照刑事诉讼法律体系赔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照现行的刑事诉讼的赔偿制度，赔偿额大大缩小，独立民事案件的赔偿额则成倍增加，导致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很难平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完善该项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行为，因此，改革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依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逐步纳入到民事法律体系调整的轨道；（2）理性对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因犯罪而引发的民事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具有依附性，在法律上具有复合性，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刑事法律与民法原理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整合功能。（3）充分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将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与被害人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民事赔偿的最大化。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范围，鼓励并告知刑事受害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完善。
（二）赋予受害人程序选择权
即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案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均必须在刑事审判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树立民事诉讼并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和依托的思想，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适当放宽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受害人不仅可以就因犯罪行为遭受的人身损害或财产被毁损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行为非法占有、挥霍经追赃不能退赔的通过提起独立民事赔偿请求解决，对人身伤害中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也可一并提起，能否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判决支持多少，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判决。这样，既可以防止给法院带来法律适用不统一的不利影响，也可以做到维护法制的统一。
（三）应当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
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区别，受害人在提起诉求内容上，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别，在请求的主体上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差。因此，法院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除受害人具有程序选择权外，法院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应依法进行审查：一是审查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它单位和个人；二是审查受害人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审查是否属于特别特殊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等情形。经过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如果案情比较复杂和繁多、则通过独立民事诉讼渠道进行单独立案然后进行独立审判。
（四）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作，高度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赔偿请求的提起与受理工作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审判决前提起。因为刑事案件尚未立案，意味着刑事诉讼能否成立还不确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也就不存在，如果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已经宣告，再允许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会造成刑事审判的过分延迟，带来审判程序的混乱，又因失去合并审理的机会，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在一审判决前仍没有提起的，以后就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也可向公安、检察院提起，公安、检察院也可告知符合条件的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向公安、检察院提起赔偿请求的，人民检察院、公安应当记录在案，可以组织双方调解，调解不成的，将其诉讼请求和相关材料在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在合并审理时应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律赋予公诉机关举证权利，往往受害人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认定、事实的证明等不享有陈述、申辩权，附带民事诉讼也便成了庭审中核实票据，无形中剥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对刑事定罪量刑证据、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应当征求受害人意见，并听取其意见，记录在案。在附带民事部分的审判中，亦应按照民事审判的庭审操作规则进行，不得随意限制或剥夺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加大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好坏，对刑事受害人物质赔偿权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额与独立民事诉讼赔偿额差异如此悬殊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表面上强化了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力度，但实际上却往往导致受害人权利的落实，容易引发许多问题。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管是死亡赔偿金还是精神抚慰金，甚至是追赃退赔均可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范围，只要被告人自愿赔偿，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确认合法。本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对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进行整合，使之与独立民事诉讼相一致或最大限度地缩小差距，从而更好地指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