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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基督教新教文化和美国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来作为本次论文探讨的主要方向。本文拟就基督教新教文化对美国宪政建设的人权保障、信仰多元化以及精神上的自由来探讨基督教对美国宪政文明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新教伦理；美国宪政；信仰自由；现实主义
首先解释一下众所周知的基督教“原罪”观念，即：“所有的人和人间的制度安排都染上了深深的罪性，都是不可靠的，根本无法据以实现高尚的目的，充其量只能勉强地维系基本的秩序。”1古代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引出了政治的国度（即地上的国家），得出“由于原罪，一切都败坏……地上的国家只是由于人的原罪堕落而不得已设立的，根本无法在其中实现人的道德的、高级的目标……因此政治成为外在的、防范性的、工具式的、法律的、惩罚的――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罪与堕落，本来是不必要有这种‘政治’的，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人堕落了，所以应该有这样的统治，以便维持秩序。”2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强化了这种认识，在宗教改革中从罗马天主教会中脱离出来的教徒，主流教派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圣公会等教派形成的新教，更加强调人的罪性，强调普遍堕落，强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因为恶人是如此的猖獗和顽固不化，一切严厉的法律尚且鲜能制止他们，即使使用权威的铁腕也不能完全遏止他们的暴行……因此差劲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要好。”3新教的教义简而言之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解决了新教教徒的信仰问题，区分了天国的和人间，它反对神圣化人间，因此自然就会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人间的政治。所以清教徒不相信统治者的善良天性。在这样的思想下，新教一方面强调秩序，约束，法律――既然善良的天性不可靠，既然人的罪恶本性根深蒂固，那么规训和纪律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基督教现实主义是对现实政治的贬低和非偶像化，是对统治者进行监督、制约而不是放手信任。
其次我们用张灏“幽暗意识”的概念来阐述基督教传统对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的强调，认为：“清教徒的教义含有极强烈的幽暗意识，主要因为它的整个教义是环绕着人神对比的观念而展开。神是至善，人是罪恶。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他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清教徒对有权位的人的罪恶性和对一般人的堕落性有着同样高度的警觉。”4因此有必要限制世上的一切权力，这种精神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北美移民中十分普及，所以等到美国革命独立之后，建国者很自然就会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共和国的宪法，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新教文化对美国的宪政建设有着巨大的影响，下文还会继续讨论。
考察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延伸到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民主的基石――《五月花号公约》记载着，要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清教实验，来完成上帝的事业；短短的美国独立宣言中竟有四次提到上帝，如果删去“上帝”二字，独立宣言的精神就无法理解；《权利法案》第一条就是“宗教自由”条款；美国历届总统除肯尼迪信天主教外，其他的都是新教徒，总统宣誓就职要手握《圣经》，各种演说中往往充斥着《圣经》语言；在很多州最高法院的后墙上都镌刻着“摩西十戒”；在法庭上，证人发誓也要手握《圣经》；法庭布置以及法官袍的设计，也要渲染教会般的神圣气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国会设立了祷告室，将“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订为美国的国家箴言，并赫然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之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事实上，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它对美国的法律文明尤其是宪政文明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法律只不过是社会道德的理性表达。因此，探讨美国基督教文化对美国的宪政建设的影响，如果绕开基督教，那是不行的。
但是政府并不是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实体。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就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政府官员也不是天使，从幽暗意识出发，对于一切人的德性和能力都不信任，尤其对于掌握权力的人都是高警觉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必须是一种有限的权力。这就是通过自由立宪实现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有任期，由人民定期选举的政府；一个在某些领域永远无权做出决定的政府；一个像普通公民一样守法和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内部有分权和制衡机制的政府。而美国正是把这种设想付诸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国家。这从最初的《五月花号公约》可以看出：
从《五月花号公约》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色彩是多么的浓重，它把宗教契约转化为了政治契约，公约虽短，但显示了殖民地的目的、政治实体的基础和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来源。公约援引上帝的旨意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中可以看出清教徒们更注重世俗的政治实体的运作。此外公约还开创了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的先例，奠定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五月花号公约》与1619年的弗吉尼亚会议并列，被美国学者称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两块基石。5
信仰上的多元化是美国宪政的根基，是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底蕴，构成了美国独特的经验核心6。在独立战争前一年（即1775年），一份估测表明了信仰的多元性：公理会教徒575，000人；英国国教徒500，000人；长老会教徒410，000人；荷兰改革教派教徒410，000人；德国教会教徒200，000人；教友派信徒40，000人；浸信会教徒25，000人；罗马天主教徒25，000人；卫理公会教徒5，000人；犹太教派教徒2，000人。并且，众多教会并不是随某一国教的崩溃产生的，而几乎是一种从来就有的状况，与新社会同时发生。在美国，宗教多元化不仅是历史和政治现实，在美国人的脑海中它还是事物的最初状态，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因而其本身也就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美国人认为宗教团体的多元性是一种正确的理所当然的状况。
基督教政治哲学通过在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将人解析为二元实体，从而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独立价值。个人及彼岸命运在政治秩序之上，具有目的性意义，这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深层背景。信仰多元化和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底蕴，也是美国宪政发展的原动力。基督教对自由、平等和权力机制的影响，其精神支撑也在于此。
结语
正是因为新教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才能够对美国政治的实体部分发挥作用。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美国的文化核心，成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新教教义及伦理是美国宪政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培植宪政的思想文化土壤，到宪政的设计、发展与完善，新教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身处尘世之中，心向上帝之国的新教信徒往往面临着现实与新教两方的考量，他们往往从新教角度来看待现实，以新教伦理来指导现实生活。他们远渡重洋，在北美大陆建立了一座“上帝之城”，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然后不断发展完善，使美国宪政民主不至衰败。
摘 要：本文从现实主义视角重新审视托尼・莫里森九部小说的发展特点：她继承并发展图默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以《宠儿》为顶点，早期小说主体呈现浓厚的抒情性。后期主体则注重现实主义描写，演绎黑人社区及人性的复杂，再现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托尼・莫里森
美国黑人文学评论家伯纳德・贝尔认为当代非裔美国小说中主要的新现实主义手法有：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以诗性的方法处理现实问题的诗化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关注现实和语言，同时坚持认为人的意识塑造现实，而不是现实塑造人的意识[1]。用诗性的抒情的方式来表现地方的种族叙事。像图默一样，当代黑人诗化现实主义者更多追求感觉和环境的真实，而不是事实的真相。他们集中通过超自然方式把现实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作品通过神秘的非自然的世界，从心理的社会的视角透视人物的伦理行为。非裔美国诗化现实主义者用哥特式视角展示环境、事件、人物的神秘和恐怖。他们运用现实主义常用的技巧。如大胆的素描，对体验的过滤，反复出现怪诞的中心意象。人物的环境和特点，对作者来说比摄像式外在描写通常更富有意义。经常在叙事中出现大段抒情性片段，歌颂在魔幻神秘恐怖中展现的真、善、美。他们的内容和风格逐步“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既擅长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又贴近当代社会”[2]。莫里森用性别的差异来继续图默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一、前期小说抒情性的不断增强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无独有偶作者的这些小说都取材于一些真实的故事，具有客观真实性。逼真、客观、传神地叙事是现实主义小说真实性的最高要求。从19世纪末兴起了一股新的现实主义，认为只有人的精神世界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因此现实主义的真应该从外部的客观生活转向创作主体，追求主观真实。因而，作家将叙事的焦点落在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他们注重对人物的非理性、潜意识世界的发掘。其实，小说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真实性。它是基于作者的经验世界的一定艺术升华和艺术再现。这真实性是来自于对事物外在形态和结构的逼真模仿。它也来自于对制约事物内在结构的形象阐释和作者对自己主观经验世界的真切表达。
《最蓝的眼睛》（1970）采用多人称叙事，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克罗蒂亚和佩克拉的少女叙述，拷问了美国的种族主义社会。小说分为四篇，分别以“秋、冬、春、夏”命名，借以象征佩克拉悲剧的不可避免。她的弱小的生命，在克罗蒂亚和《迪克-简》课文中的中产阶级白人小女孩的对比下，显得愈加悲剧性。波兰的歌声吸引了佩科拉；麦克蒂尔夫人的歌声感染了克罗蒂亚；艾薇的歌声打动了波林（这些歌声在作者后期作品中渐渐消失）。人物的夭折与金盏菊的枯萎相伴生，使叙事散发出浓厚的抒情性。作者的处女作就具有诗性的结构，揭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内化为无意识对黑人的颠覆性破坏。
《秀拉》（1974）是一曲黑人女性解放的预言，它的抒情性就体现在秀拉的诗性人生。由于人物所表现出的争议性，读者在阅读时是被迫在颇具争议的现代社会里表明自己的立场。读者在欣赏其美学价值的同时，也欣赏小说创作涉及的政治动机。作者关注现实中的男女生活真实情况。她充分利用语言的想象力和抒情性，创造感觉和环境的真实。作品富有音乐的节奏感和诗意的倾泻。读者可以字里行间感受理性的思想与诚挚情感的混合流动。作者注重从民间传说和神话中追寻民族之根，突出现实和黑人文化自身的优越性。秀拉的形象冲击着黑人社区。一方面，秀拉代表自由、独立的黑人女性。她天真、率直、任性、自豪。她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她代表黑人社区所惧怕的邪恶。由于秀拉一人的叛逆所作出的牺牲，使得社区更团结友爱。从某种意义上讲秀拉实际上充当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使众人得救[2][188]。秀拉敢爱敢恨，干事特立独行。更准确地说，秀拉是黑人女性解放的先驱。
诗化现实主义作家常用比喻和隐喻来象征和指代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柏油娃》（1981）具有这样鲜明的诗性结构。它的中心意象是一则十九世纪在美国黑人中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农夫和兔子的较量反映的正是现实中种族、阶级、性别斗争的关系，在小说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示。这些主要人物都体现出农夫和兔子的控制关系，一层一层的较量重叠在一起，都映出了一个共同的民间故事结构。小说中人物的争斗突出了现实主义色彩。骑士岛上的小姑雾正是抒情性的弥漫。
二、《所罗门之歌》（下文简称《所》）（1977）、《宠儿》（1987）的抒情性走向巅峰
对诗性的追求，是每一位作家所追求的的最高境界。一部有诗性的作品，才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化腐朽为神奇。因为包括在作品中的情感和力量能够引发人的无限联想和深思。作品在解放读者想象力的同时，给予他们心灵深处以莫名的审美冲击。《所》就具有这鲜明的诗性特征。它的诗性特征来源于作品本身的诗性结构，以及作品中诗歌独特的审美特质。作者的情感、意志和感悟都汇入到诗歌之中，使作品情感饱满、思想丰厚。这种诗性打破一般作品的直白和平淡，以充沛的诗意打动读者的心灵，给读者一种意境美。诗歌所洋溢的神奇，也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读者获得审美感受，因此作品具有强烈的诗性。
《所》的抒情性从头至尾，集中回响着一首美国南方古老而又神秘的布鲁士歌谣。它似古老的传说，具有魔幻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歌词反复，曲调忧伤。它深情地揭开一个四代黑人家族的颠沛流离，并引导黑人后裔对黑人民族传统的追寻。在众多的黑人文化遗产中，“黑人飞天”为主题的歌谣，反映的是黑人在奴隶制下以自杀寻求解放的悲壮历史。深情的歌唱是这部小说真正打动读者的地方。浓厚的民族抒情性叙述，像一首感人泪下的现实主义史诗。它道出黑人在新大陆的一段抗争史。不同版本歌谣中超自然的飞翔，也是奴隶叙事对现实的直接塑造和影响。曾祖父为逃避奴隶制飞天；祖父被白人奴隶主用枪打飞，也是“飞天”；父辈的罗伯特・史密斯作为七日社的成员不抗压力选择“飞天”；姑姑派拉特被吉他误杀，一只鸟叼起她的意义非凡的耳坠飞走，真正实现了“无需离开地面，她就能飞翔”[3]；面对吉他的枪口，奶娃最后以“飞天”来回赠姑姑、拯救吉他等黑人极端主义者（奶娃的牺牲一定能唤醒吉他等七日社的成员放弃种族屠杀）；奶娃所看到的黑人孩子们仍然在玩着黑人飞天的游戏。歌谣所累积的情感不断增加，昭示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要复活黑人崇敬的飞天传统。作品浓厚的抒情性鲜明地表现了黑人民族自身的美和随之而来的自豪感。
《宠儿》中“甜蜜之家”是奴隶制的缩影。每个人都在内心发出痛苦的呻吟。宠儿是奴隶制六千万受害者的代表，是奴隶制受害者集体痛苦情感的抒发。她似目睹像她外婆那样采花的小姑娘，曾经生活在非洲大陆，被偷运船掠夺到美洲。她直接让人想到是遭到割喉的女儿。她来到人间报复让自己遭受不幸的亲人，索要属于自己的母爱。当宠儿把塞丝引向死亡的时候，丹芙走出了家门去社区寻找帮助。黑人社区行动起来，相互关爱又恢复了。在集体的歌声中，他们驱逐了宠儿，拯救了这对陷入困境的母女。作品中的魔幻人物，增加了作品的诗性因素。读者也被引向对造成这种悲剧原因的历史、文化与心理上的思考。人物所暴露的野蛮和杀戮也将读者带入幽暗的人性之思。魔幻的意象在文本中承担诗化的功能，闪烁着朦胧、神秘而又凄切的悲怆诗意美。这些取自现实的魔幻，弥漫着浓重的历史气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读者可以透视到黑人的苦难历史和现实悲剧的根源。作者用小说的艺术方式复活、再现那段历史。字里行间体现作者非凡的想象力，使小说摆脱了历史叙事的呆板陈旧模式。历史不是已经终结的东西，它也存在于现在。它反映在集体的创伤意识里。宠儿似的幽灵漫游人间，透露的则是：死亡却是一种幸运，现实比死亡更残忍暴戾。作者的成功还在于抒发黑人之美，黑人如美国的大地一样美，特别是黑人女性之美。这种浓烈的抒情性魔幻叙事让读者感到更切实、具体和深刻。
三、后期作品人物的纷争和喧嚣，作者突出揭示复杂的人性
《爵士乐》（1992）第一人称叙述者抒发对生活的感受和自我情感，带有浓厚的抒情性[4]。乔・特雷斯渴望自己的母亲能从丛林中走出。他在真正认识维奥莱特之前经历七次改变，这七次都是体现乔对母爱的渴望和对种族压迫的逃避。他第一眼就爱上多卡丝。这样一对畸形的老少恋，既是乔渴望母爱，也是渴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交流。一对爱情的悲剧牵出多少哀婉动人的家庭故事。他们都失落在一个情字。他们都源于感情的饥渴。失去母爱或情爱后他们都如爵士乐般疯狂失去理性。他们生活在现在，但他们的眼睛都盯在过去。他们陷入过去不能自拔，爵士乐把他们的过去揭开，让他们疯狂地渴望。《爵士乐》的抒情性展现了黑人理性的坍塌，此后作者笔下的人物的抒情性渐渐消失。
在作者的所有小说中，《天堂》（1997）有着最多的人物（有名姓且具体描述的人物210多个），作者转向展示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揭示人性。在读者面前作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社区结构。作为新世界的缩影，它突出批判的主题。作为对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运动历史的回应，作者期待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为所有美国人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她既从种族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视角，又从人性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猛烈批判。
鲁比镇不是铁板一块，各种矛盾迫使居民离开。部分居民也到修道院避难或寻求救助。鲁比镇解决不了斯维蒂这样生活陷入困境的黑人家庭。鲁比镇以肤色深浅来判定居民的亲疏制造人性的悲剧。鲁比镇阶级差别让情感服从家族利益也制造阿涅特这样年轻人的悲剧。即便鲁比镇的统治者摩根家族也曾受惠于修道院。摩根家族治理鲁比镇的种族主义方式已经陷入绝境。摩根兄弟没有子嗣，唯一的外甥K.D本可以担负家族的接力棒。但是他为非作歹，声色犬马，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在客观上宣告了鲁比镇建立纯粹黑人天堂的破产。
修道院五位女子都是些心碎的、惊吓的、孱弱的落难女子，都有着小女孩式的梦想。她们的父母亲都不同程度地缺失或误导孩子。她们的爱情生活无一是健康的。因为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全栖身的家庭，她们都有一种被遗弃感。此前在各地游荡，她们已经没有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的理想。修道院成了这些妇女的避难所。修道院是远离世俗之地，本应是个与世无争的天堂。但是时过境迁，加入的女子无法摆脱人性的羁绊和世俗的诱惑。她们逃离城市文明，进入西部荒野，并不能躲避种族主义和男权霸权主义等罪恶和偏见。在鲁比的统治者看来，这些女人既不够纯粹也不圣洁。她们在修道院自由活泼、抵制男性霸权的叛逆生活，招致鲁比男性的嫉恨。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摩根家族想要收购修道院的地产。而这些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又不愿离开。这些都触动了鲁比镇统治者的利益，最终招致灭顶之灾。这群八层石头家族的历史就是在模仿白人的种族主义。它内部实现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经营方式，同样是罪恶的。作者深刻全面地揭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论白人或黑人，人们内心的邪恶同样会导致种族主义一类东西的出现。
《天堂》和《爱》（2003）都展示美国种族社会危机，作者尝试从人性和历史根源上追寻危机起因和解决办法。作者观察到现实世界的复杂，关注现实社会重大问题和矛盾焦点。她综合多种方法和技巧，表现主题和传达自己的看法。作品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作者的创作实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伟大的小说都是对人的内涵或人性的理性主义层次的揭示。同类相残，亲情已经逐步被贪婪、邪欲和相互利用所毁灭。其背后潜伏的是人性的阴暗。作者描绘了现实生活中脆弱的人性何以扭曲的过程。人不过是由大量充满敌意的事实所包围的脆弱的生命。这些事实威胁到人们的幸福和安全。在各种压力下，黑人人性扭曲。家庭、团体内部四分五裂，甚至走向极端。
《爱》中，比尔・柯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的父亲曾经是黑人的告密者。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是造成他人际关系失败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一个既成功又和蔼的主人，可内心既自私又痛苦。他先猥亵然后娶了与他孙女一样大的西德做他的新娘。柯西对他的两任妻子都不忠诚，他真正所爱的是一个妓女。他立下遗嘱几乎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妓女。这些女人在柯西生前为了得到他的恩宠，在死后为争夺他的财产，互相攻讦报复，大打出手。西德同样也不忠于柯西。她雇佣朱妮儿伪造柯西的遗嘱，最后从阁楼上掉下摔死。克里斯廷和西德之间的冲突实质是柯西播种、挑唆的，加上梅煽风点火怂恿，最后走向悲剧。小说暴露黑人社区的爱的荒漠。这从故事叙述者L的名字也可见一斑。L是Love的首字母，代表爱的缺失。同时她生活的地方没有人能记起她的全名Love，正象征着周围的人的“爱”的缺失。失去爱，人性的阴暗无以复加。作者早期作品中的抒情性已荡然无存。
作为对《爱》的回应，《恩惠》（2008）讲述善良的人性是一种恩赐。文本运用多视角循环叙述的叙事技巧，带来审美的陌生化效果。作者从悲剧的和人文主义角度入手，以现实主义方法探索未知的人性世界。种族悲剧颂扬的是人类的精神，是在力量方面探索人性。雅各布小时候是个孤儿、流浪儿，有过苦难的经历。他是生活在所谓的野蛮人中的非教徒。在去朱伯里奥庄园的路上，他下马把一只卡在树缝中的小浣熊流血的后腿给弄出来。看到有人野蛮对待家畜，雅各布很生气。雅各布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商人。纵观雅各布的一生，他能人性地对待奴仆和动物。他的妻子在丈夫死前对待下人非常宽容、理解。夫妻二人在没有教会影响的日子里，农庄和谐美满，蒸蒸日上。可以说他们夫妻二人的仁慈是对奴仆的恩惠。农庄的祥和都依仗雅各布这位仁慈的恩主。这部小说暴露出在美洲殖民地时期，即便在制度性的阴暗岁月里，也有人性的光辉闪耀。人性的至高美德是恩惠。这美好的人性不是制度性的宗教可以赏赐。它是一种恩惠，可遇而不可求。丽贝卡的变化揭露教会的虚伪，也讽刺号称绝对进步的西方文明。这种文明与野蛮的悖论式并存是以牺牲所谓的劣等民族为代价。小说也宣扬人性对恩惠的依靠。作者看到了人类的希望，美好的人性是这个世界的期待。她回归雨果等现实主义大师对人性仁慈的赞美。小说描写真实，展示恩惠的力量，继续探索人性的深度。
莫里森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她以黑人为中心特别是黑人女性为中心，探寻各种矛盾产生的根源。作者把习以为常的事物与神秘离奇的魔幻融为一体。她力图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从而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现实。作者尝试用诗化现实主义方法来探索解决种种矛盾问题，揭示社会现实，促进文明的发展。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把锋芒指向罪恶的种族制度，再现奴隶制的黑暗及其对黑人后裔的创痛。作者暴露人性的善与恶。她所设计的叙事结构容纳了整个美国黑人的社会全景。从小女孩佩克拉到成年女性秀拉，再到男性奶娃，此后人物愈趋复杂、广泛。后期则反映她对黑人生活、思想和斗争有更深刻的理解，最终走向对人性的批判。她将自己的看法用重建历史的叙事传达世人，还原历史的真相，同时探索人性，以期洞穿人类发展的普遍的命运。作者追求的是唤醒大众，寻觅正确的方向，力求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把美国黑人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摘 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在法国的发展独具特色，不但具有各国现实主义的共性，还具有明显的个性。法国的现实主义不但没有和之前的浪漫主义划清界限，而且和之后发展的自然主义纠缠不清，同时带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但无论如何，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世界现实主义流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现实主义继续向前发展重要的奠基。
关键词： 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自然主义
提到不同的文艺流派，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各自的演变过程不尽相同：其相互关系有的是彼此矛盾对立的，有的是承前启后、继承并发展的，有的又是彼此感染又相互依存的。早期的现实主义流派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欧，它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常被确定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时期。
一、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历史由来
说到现实主义的起源，要从“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说起。早在中世纪“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就经常出现在哲学领域里，但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在这部著作中“现实主义”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而提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就是“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对立，也就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所以席勒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古典主义，而不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到高尔基才提出的。就连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标明流派也是很晚的事。1850年，当批判现实主义高潮开始过去的时候，有一位法国小说家向佛洛里（Chamfleury）才初次在《秩序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画家库尔贝的文章《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用“现实主义”再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其后，法国画家库尔贝（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
作为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并在它走向没落的夹缝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现实主义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和它的敌对派别——新古典主义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现实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在小说方面，而它的发展达到最高峰是在法英俄三国。“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出现在1813年的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出现在1836—1837年，俄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是1836年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1]
二、现实主义在西方各国发展的个性和共性
现实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虽然它在英国、俄国和法国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它在法国的发展却是较突出并且独具特色的。英国现实主义运动几乎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它不曾和敌对派浪漫主义进行过公开的斗争，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纲领，也见不出有哲学思想的基础。俄国现实主义由于结合到当时的农民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以对浪漫主义和“纯文艺”进行斗争的姿态出现。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制定出一套旗帜鲜明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运动。法国现实主义从早期就受过孔德的实证哲学和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影响，纲领比较明确，自觉程度较高。
法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原则，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存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①它偏重对现实的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描写，强调人物和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②典型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典型化和个性化不可分割，每个典型又是“这一个”。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说：“不仅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达出来。有在形形色色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处境，有典型的阶段，而这就是我刻意追求的一种准则。”[2]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现实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再现”。在这里，关键在于“典型”。③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或揭露性，特别注重描绘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现象，以及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悲惨遭遇。④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为其基本形式，但不局限于这一形式。它具有广阔的审美可能性，不排除采用假定、夸张、荒诞、变形、意识流等多种手法。它重视社会分析，包括心理分析。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是它的艺术特征之一。⑤思想基础一般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谴责社会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平等地位，但一般未触及社会矛盾和现实关系的真正根源。
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特点
本文有关法国现实主义的讨论将界定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上。因为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分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做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在法国，现实主义虽然是作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但远不如前一时期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抗那样尖锐而明确。首先，一般说来，法国现实主义派作家并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有许多人是由浪漫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一批人原来都是用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后转向现实主义，并成了各国现实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例如第一个现实主义的代表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曾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宣言”，其实这部论文是攻击新古典主义而维护浪漫主义的一面。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曾在《法国文学史》中被列入浪漫主义的部分。
其次，法国现实主义不但跟之前的浪漫主义划清界限，还和之后出现的自然主义划清界限。法国的现实主义到了福楼拜时代才正式当做一面旗帜打出，才多少成为一种自觉的运动。他的门徒要推举他为“主教”。但过去的法国人一般把现实主义看作自然主义，将两者混淆起来对待。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会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呢？因为在法国，这两个应该区别开来的流派具有共同的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和丹纳根据实证哲学发展出来的自然主义的美学观点。孔德强调实证科学的任务在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现象界的“事实”，从其中找出规律。丹纳把实证主义应用到文艺理论上，提出一种决定论：文艺取决于“种族，社会氛围和时机”三因素。在法国，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混淆的现象很普遍，当时最大的文学批评家圣博甫就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处理他所研究的作家和作品，生成自己得力于早年的医学训练。就连巴尔扎克也曾在《人间喜剧序文》中提出“社会类似自然”，自然中有许多“动物种类”，社会中也有许多“社会种类”，他自己后来承认他自己的“《人间喜剧》在他脑里初次动念……就由于对人道与兽性所作的比较”。
再者，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尚无法摆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局限性。它所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在这一点上它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抗。在忠实地、赤裸裸地反映现实这条原则的指导下，批判现实主义派作家们创造出一些反映整个时代面貌的伟大作品，使小说这种体裁达到近代的发展高峰，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批判现实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一派作家们一般都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虽然揭露了社会矛盾现象，却既没有看出矛盾的根源，又没有看出解决矛盾的途径。个人脱离社会的情况还使得他们中的有些人，如福楼拜，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
总之，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为整个流派在各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在20世纪仍在发展。它不仅继承了19世纪的传统，而且吸收和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和手法，从而艺术地揭示了20世纪的新过程和新特征，并且出现了像R.罗兰和法朗士、海明威和德莱塞等一批优秀现实主义作家。这都是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成就，揭开的人类文明。
[摘 要] 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以其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书写，成为建构国家机器的中流砥柱。然而，电影毕竟是艺术、媒介、国家机器以及工业的综合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审美愉悦性、消费娱乐性等多元综合的特征，这决定了作为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必然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变化，通过艺术家不可重复的艺术实践，在特定创造情境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表征。
[关键词] 现实主义电影；主旋律电影；新生代电影
自电影产生以来，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以其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书写，成为建构国家机器的最为重要的中流砥柱。新中国电影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工人生活的《桥》以及我国第一部宽银幕彩色故事片——1959年由李准编剧、沈浮导演的《老兵新传》，都是反映新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佳作。同时，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在左翼电影和新时期的电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软性电影和那些处于“非主流”位置的电影——例如传奇戏剧式的电影和抒情写意风格的电影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表现。事实上，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继承“影戏”叙事传统和民族艺术特色，并不断吸收西方电影艺术与技术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始终保持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现实主义电影的传统不仅反映在题材内容上，而且逐渐渗透到观众的审美感知趋向结构和电影的叙事模式和艺术表达方式之中。例如，拍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电影的导演谢晋，以其独特的电影叙述模式被称为“谢晋模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作为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的谢飞，其作品《本命年》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又一个高峰，在以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同时，体现出较多的个人理想主义精神和精英式的人道主义关怀。第五代导演则进一步将这种个人理想主义精神和精英式的人道主义关怀融入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反思和宏大叙事之中。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等作品，既体现了对中国乡土文化和底层生活的真实描述，又始终没有背离“文人”式的历史拷问。到了《霸王别姬》，这种反思和拷问逐渐脱离当代社会真实，陷入了更为个人化的和更为历史性的书写之中。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表面上看不失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农村意识形态趋向的作品，但似乎并非为了真实而写实，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传达一种理念。
纵观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历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国面临着的多重挑战，其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和认知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如张颐武所说：“在中国电影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上，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富强和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命题，面临着追求现代性实现的命题，而这些命题都会以梦的方式展开，也就作为一种梦想和希望时刻投射于中国电影之中。”①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同样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反映的“现实”是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性实践轨迹，围绕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凸显出的“公民”的主体形象、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民族性等问题展开的，这在第四代、第五代电影中显而易见。然而，电影毕竟是艺术、媒介、国家机器以及工业的综合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审美愉悦性、消费娱乐性等等多元综合的特征，这决定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作为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必然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变化，通过艺术家不可重复的艺术实践，在特定创造情境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表征。
中国电影中呈现出的这种想象和认同长期以来偏重于“公民”，但随着电影工业在市场经济下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电影的市场属性的不断强化，这种建构开始逐渐凸显出对“消费者”的偏重，“消费者”作为真实个体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也随之体现出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的新趋向；同时，个体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人，其娱乐的要求和消费的欲望得到正视。一方面，中国电影在人物塑造及价值观的传达上不断解构着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集体原则和意识形态神话，开始注重个人主义、平等、求实、实利、自由竞争等现代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新生代电影通过对个体存在“现实”的追问，使现实主义电影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同时在理论内涵和创作方法、美学风格上丰富了现实主义体系，体现出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特征。
“政治主旋律娱乐化和类型拓展”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最令人瞩目的趋势。从主旋律电影的文化功能上讲，其“核心价值”一方面仍然体现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对民族文化的守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文化的写照和融入。“主旋律”本身无法涵括中国大众生活现实中的一切文化内涵，因此“主旋律”也要深入、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大众真实的生活状态，用最鲜活、最贴切的影像语言和多样化的风格，挖掘深埋在人的潜意识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此外，商业化因素对中国现实主义主旋律电影的“类型性”的形成产生了不至关重要作用。在中国电影“市场化”的道路中，“主旋律”电影甚至被视为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新方向。在主流文化实现“类型化”的过程中，主流文化不断地调节自身，努力地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要，不仅在叙事方法、人物塑造等方面学习好莱坞的类型片机制，在思想内涵和审美定势上也力求体现百姓心声，体现社会思潮的新动态。如胡克先生指出的那样：“把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不必像政治电影一样一定要提出一套社会改革蓝图或方案。可以以迂回的方式接近和揭示社会问题，不远离、逃避，也不深入探讨，以免影响观赏性；象征性地按照情节剧的方式对一些社会问题给予完满解决是基本的叙事策略。总之，把警匪片、惊悚片、悬疑片、社会问题片结合起来，表现中国现实社会，塑造新的平民英雄形象，从而形成新的类型，是类型电影发展的一种路径，值得一试。”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全球大众文化和商业化语境的形成，现实主义美学不断遭到来自大众娱乐文化和来自后现代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挑战，使现实主义电影必须思考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对现实进行阐释。在此语境下，“现实”在新生代电影的影像语言与真实哲学的探索中，不断突破主流文化和既有传统影像语言的框架，同时以其精英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探索着在大众文化和商业化语境下的审美超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