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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是研究新闻事业活动和其工作规律、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在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新闻早已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电视、网络、QQ、微信、微博等各种信息工具，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新闻传播当中。如何让人们清楚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理性审视两者关系，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理性；新闻学；传播学；关系
随着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开始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新闻是将近期发生社会活动或事件进行事实报道，传播则是借助相应的传播媒介将这些信息进行宣传，两者相互影响，但又不尽相同。在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传播手段，主要遵旨是服务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的审视两者间的关系，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概述
（一）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是指研究新闻事业和传播规律的一门社会影响类学科，是社会学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包含理论、历史和应用三大部分。通常会借助视觉工具、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化形式，将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与人类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快速准确的表达其传播意图。新闻学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政治、环境、体育、娱乐等领域，它以形象的、互动的、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新闻，服务公众，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信息资料进行处理，从而挖掘事件背后的重要意义。
（二）传播学
传播学（communication）又称为传意学或传学，是研究人类与社会一切传播过程和行为、事物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信息和其运行运行规律的一门专业性学科。属于社会学范畴。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等多种学科通常会用到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对新闻内容进行快速有效的控制。简单而言就是指研究人类如何运用各种符号对社会信息进行传播与交流的一门学科。
2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和区别
我国早期的新闻学，主要存在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大学，新闻本身所包含的学术性内容较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新闻系大学仅存在几所，主要是以传受新闻工作技艺为主，没有实质性的项目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新闻从事工作者开始对新闻以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例如：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领域活动间的关系，新闻开始涉及“学”的成份，有了最初的学术内容。新闻和相关活动的传播现象，开始不限于新闻采编，它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传媒运作，这些内容的传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开始对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了细致的区分。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说明：
（一）从诞生背景、现状及未来发展看两者的关系
早在20世纪，德国大学中就有学生开始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对新闻学进行研究，20世纪初，新闻学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已经相对成熟。美国大学开始在学校内部增设新闻学院，对学生进行新闻教育；传播学真正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新闻学相差仅半个世纪，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传播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社会学、新闻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1996年一位李启教授写了一篇《论述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不同的学科，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和背景、理论构架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同年5月《新闻大学》编辑部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开设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相关教师、同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部分老师，以“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为题对两门学科的不同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两者属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关系，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这种现象。两者都是时展的产物，要加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育工作才是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开始趋于明朗化，但两者的理论体系和完整性仍相对薄弱，需求进一步提升。未来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两者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传播学可能会相对占优势，新闻学则与我国国情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从就业角度来看，两者关系并无较大区别。
（二）从研究对象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主要是研究新闻采编又或者说是新闻传播。而传播学作为社会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现象，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新闻学传播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从两者的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包含于传播学之中，新闻学的研究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两者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从两者的研究意识来看
新闻学主要研究的是新闻业务方面，它关系着新闻工作的实际操作方法和研究规律，就算在研究中涉及新闻理论，也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探讨，新闻学主要注重“术”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识。而传播学注重“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实际方法对人类传播活动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意识，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关系并不大。
（四）从两者的研究方向来看
新闻学注重实际应用，它的研究会涉及新闻以外的诸多东西，如，国内外媒介研究的实用性，相比而言，传播学更加偏向理论学习的研究，如火爆欧洲的超级媒介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偏重学术方面，选择传播学会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想要做新闻媒体工作，应该选择新闻学会比较专业，从这一点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从本质上给学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方向。
（五）从研究范围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出现早于传播学，它是传播学的一种特殊现象，属于大众传播范畴。传播学属于社会学，它的范围包含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主体是新闻本身，而传播学的研究主体是整个社会传播信息系统，它涵盖了整个新闻学，两者关系看似密切，却又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六）从研究方法上看
传播学主要是通过实证来研究事物传播规律，进过实验与变量分析，提出理论依据，对人类活动的传播方式和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新闻学则通过实践经验，对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在实践中找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和规律，对进行工作指导。新闻学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两者相互影响，却又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未来不管怎么样发展，两者在本质上还是相关联的，因此，要理性的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七）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研究学者开始偏向大众化，不再局限于一种学科的研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兴起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给政治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两者在关系上开始变得融洽，在新的教育体制改革下，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相互影响，人们开始在新闻教育体制上加强传播学的教学应用与研究，将两者进行完美的结合，遵循两者自身的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实现了共同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发展下，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我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两者应该理性审视彼此间的关系，做到相互借鉴、互相扶持，共同进步，将理论体系落实到实际建设工作当中。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为新闻事业创造有利的价值，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有利的保障。
摘要：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新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课程定位有待明确、教学内容有待取舍、教学方法有待创新、学习方法有待选择等方面，本文针对这些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供教研人员参考。
关键词：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学
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个新的尝试，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概况
在地方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传播的本质、模式、功能、原则，新闻的概念性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新闻系开设此类课程，有的院校在对外汉语系也会开设类似课程，如“跨文化传播”。除了个别政工类院校或专业以外，在武警指挥类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课出现在课程设置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课程是武警指挥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为大四学员开设半学期，共有50个课时，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教材进行授课。
二、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四年培养期的唯一一门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课程定位需要明确
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对中文方向的本科战士学员来说，普遍年龄与地方大学生相比要大五六岁，他们往往不太能够接受理论学习。对高中毕业入伍的青年学员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比较薄弱。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定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既不属于基础课，也不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类似人文素质课程却又占用了专业课课时。
（二）教学内容需要精炼
依据当前比较通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材，内容包括新闻传播行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起源的认识、新闻传播的特点、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等，相当庞杂。总体上来说，现行教材理论过强，与学生距离过远，实用性太弱，难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简，精讲重点内容，对次要内容予以精简。
（三）教学方法需要创新
首先，由于课时不足，课时安排过于紧凑造成教学速度太快，节奏非常紧张，学生吸收知识比较困难等问题。而且，大四学员往往忙着各类考核，学习时间有限，采用地方大学式的按章节逐节细讲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学员生活比较单一闭塞，除了军队相关的生活内容，他们和社会上的新闻传播舆论场基本绝缘，最新的案例难以高效讲解。再次，长期以来教学形式比较枯燥，而院校教学评价的趣味化趋势对教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尝试采取话题讨论的教学法，学生分为两组，分为正反两方课堂讨论，学生课堂反应有所改善。最后，实践教学部分，操作难度较大。由于院校军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等多方面原因，学员课外实践机会很少，长期限制在院校内部，因此可发掘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
（四）学习方法需要选择
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偏好上，与普通地方大学学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学员存在明显的差异。武警院校学员尽管心理上并不认同“满堂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地方大学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喜好来摒弃高中式的“满堂灌”的学习方法。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地方大学课表空余部分较多，有时间条件安排学生参与社会调研，甚至参加老师的课题与学术会议。而武警院校学员的课表是统一设置的，从周一到周六上午，课程门类繁多、时间紧迫、要求太高，课余时间相当有限，离校进行社会调研和旁听学术会议几乎不太可能，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学习方法的选择有待探讨。当然，由于教学领域太新，教员缺乏相关经验也是暂时无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课程体系
本文的顶层设计侧重于教学规划方面。具体来说，教学规划部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员量身开设不同的科目并确定开设顺序。本门课的开设目的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基本目标，即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训练；二是较高目标，使学员不仅在知识上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在笔头上也要获得初步的新闻撰写能力，增加对军事新媒体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养。如条件许可，还可引导学员将所学理论服务于武警部队建设，例如军事新闻的传播、涉军舆情的分析等。
（二）明确课时配备
由于本门课程的课时与地方大学相比稍显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点内容的教学方法。至于重点内容的内涵则应该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在理论讲授上把新闻概念、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及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作为主要内容，在实践教学上把自习时间的案例讨论作为重点，除了教材上这些内容，还需要大量讲解军事新闻的内容，另需预留一定量的练习和复习课时，从而巩固教学质量。
（三）明确学习意义
根据教学经验，武警院校学员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绪。第一种是非专业情绪，高中毕业考学的学员在入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新闻传播类课程，且高中阶段往往是理工科，对大四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培养新闻敏感等专业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容易产生非专业情绪。第二种是畏难情绪，“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材理论性太强，论述过程较为枯燥，学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应明确本门课程的基础是部分理论，但主要是一门应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贯彻。第三种是消极情绪，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需要考核的军事类科目，且大四学员临近毕业，容易降低自身学习标准，为此，应明确新闻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确在日后任职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明确教学方法选择
新闻传播知识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应先学习地方大学先进经验，结合自身课时较少的现实，做好教学方法储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多媒体教学法通过多种形式来表现教学内容，提供给学生多种感官的刺激。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所学的知识结合到各种案例中，引导学员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情境教学法是为了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教员往往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生动为特点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绪体验，引发学生思考，从而真正达到教学效果。比如讲解“沉默的螺旋”理论时，教员先对概念及其发生机制进行讲解，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游戏，通过对主流舆论的行程过程进行模拟，让学生亲自去感受体会占优势地位的观点造成的压力。综上所述，武警院校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上虽有前面所说的不足之处，但这门课程基础性强、应用范围广，一旦对策适当，一定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李岑星 刘宇昕 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
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