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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7世纪以来，投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论证，自由主义延伸到新闻传播中自然便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问题。17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将上述自由归因于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弥尔顿强调人是理性动物，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因为只有允许人们公开辩论才能够发现真理，20世纪以来依靠公开辩论发现真理这一观念最终导致了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产生，它们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理论的基石。在西方，新闻自由被人们视为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理论的倡导最终也导致了实践中的立法保障。回顾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复兴的西方当代社会语境中，新闻自由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现实。
关键词：个人自由；新闻自由；理性；真理；意见自由市场
一、自由的价值证成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其得以成立的理由以及丰富的价值内涵曾经被无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论证。自由的价值证成首先出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所极力倡导的自然权利理论或天赋人权理论。霍布斯认为自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采取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他进一步说道：“自由这一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事情的力量。”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拥有各种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享有各行其是的种种自由，但是所谓的自然状态不过是一个“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起因于人性的弱点，因为人类总是彼此竞争、彼此猜疑，并为了荣誉彼此而战，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人们必须出让自己的权利，以求得主权者对自己的保护，国家正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霍布斯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每一个人出让的是自己全部的权力，因而主权者获得的就是绝对的权力。霍布斯的契约理论显然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但是在他的这一理论中显然也包含着许多积极进步的意义，因为霍布斯首先强调人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不过是为了安全和存续的需要才与主权者订约，才出让自己的权利，这里其实已经蕴涵了“天赋人权”思想；其次，霍布斯的理论认为国家是自然人与主权者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并不是根据任何神意创造的，这就彻底推翻了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
洛克更为鲜明地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天赋人权”。洛克也是从自然状态推导出所谓的国家状态的，但是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迥然不同，在洛克看来，所谓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理性指导着人类的全部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是人类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也有诸多不便之处，主要是没有众所周知的法律和公正的仲裁者来裁决发生于人们之间的纠纷，这样人类就被迫进入社会状态，人们将部分权力出让给某一个权威，因此，国家或政府正是人们出让权力，与权威者订立契约的结果。但不同于霍布斯的是，洛克认为人们与主权者订约时，出让的只是部分权利，而生命、财产和自由是不可放弃和转让的，同时洛克一再强调，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福祉和财产，洛克还认为一旦政府违背了这种目的，契约便失去了合法性，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解除与政府达成的契约。
卢梭是另一位强烈主张社会平等、人类平等以及人类自由的思想家。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一方面表明卢梭认为自由乃天赋人权，另一方面也表明卢梭对于社会强加于人类身上的不自由深感痛心。正如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一样，卢梭也为人们描绘过一幅人类先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状态，不同的是在卢梭的笔下，这种原始状态充满了诗意与和谐，他称之为“人世的真正青春”，“在这种状态中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很少往来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很有限，并且使用着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发明的一些工具，因此他们能够享有较多的闲暇，用来为自己安排他们的祖先所不知的各式各样的享受。”“实际上，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温和的了，在那个时候，人被自然安排得距离野兽的愚钝和文明人的不幸的智慧都一样远，他为本能也同样为理性所限，只知道防备所面临的祸害的威胁，他为自然的怜悯心所制约，不会主动地加害于人，即使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那样去做。”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武力征服以及奴役。然而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改变了这一切，卢梭写道：“使人类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在卢梭看来，金和银，铁和谷物的出现的确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跃进，它们无疑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卢梭在此提及它们是要告诉人们，这些东西意味着多余的财富。卢梭竭力论证的是，这些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走向堕落，因此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说到：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呀!”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并最终导致了专制制度。人类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只能通过契约去缔结一个能确保人人平等的国家。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是，卢梭在论及天赋人权的时候更多地是关注人的平等，而非人的自由，这一特点在他论及公意理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卢梭的公意理论之下，个人自由的生存空间确实被排挤得尤其狭小，因此有人指责卢梭的理论成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此后激进社会革命的“始作俑者”，并非没有根据。
从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角度去论证自由之于人类的可贵和重要有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但是自由之于人类的重要应该还有许多其他实用和功利的原因，这正是英国哲学家密尔论述自由的一个重要视角。密尔首先强调人性是多样化的，他说：“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他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他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人性与个性又是相关联的，
密尔极力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强调个性自由乃是因为独特的个性是首创性的源泉，“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人类正是依靠首创性才能去发现真理，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密尔强烈反对任何对个性的压制，他说：“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的，不论管他叫做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密尔尤其关注传统习俗对人类个性的奴役和摧残，他说：“凡是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密尔认为传统和习俗对个性的压制和摧残有甚于政治专制。他认为：“社会的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二、两种自由观的对比
自由更为深刻的价值意义还在于它与宪政法治以及民主的关联。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有两种主要的类别，一种是古代人的自由，另一种是现代人的自由。第一个明确区分这两种自由的是法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他在一篇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我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两种自由的某些不同，这是一件全新的尝试，人们至今尚未注意到这些不同。第一种类型的自由是古代人十分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近代民族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是指古代斯巴达共和国或高卢人所享受的那种能够参与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人民直接行使相当多的政治权利。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法律投票，并对那些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出判决。”“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明，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等等。
贡斯当强调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其目的是要证明古代人虽然具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自由权利，但是却极大地忽视甚至压制了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自由，即个人自由。贡斯当认为古代人虽然有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广泛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具有丝毫的个人自由权利，“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死；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掠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是否完善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压制个人自由，甚至最终会导致吞没个人的问题。因此贡斯当极力主张保障个人自由，即他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对现代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的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他人结社的权利。”贡斯当竭力证明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的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
贡斯当轻视政治自由而力挺个人自由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教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因为法国大革命强烈主张的正是每一个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那种古代人的自由，为了这样一种政治权利，无数公民被迫或自愿放弃了个人自由和权利，于是最后便发生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为此贡斯当尖锐地批评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所谓的公意理论。在贡斯当看来，个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个人意志可以上升为公意，个人服从公意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所有这些说法不过是狡辩。他说：“《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种各样的暴政――――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一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的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
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当下语境正是伯林(1909―1997)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伯林首先为自由下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定义。他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来自于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命及决定是依靠我自己的，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对象，我希望我是由自己的理性及有意识的目的所推动的，而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尤其特别的是，我希望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能动的存在，对于我所作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够通过提出我的想法及目的对这些选择作出说明。当我相信这是真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当我了解到这不是真的时候，我便觉得自己是被奴役的。”依据这一定义，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所谓积极自由就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从而能决定某人去做某事，或成为某种人”，这实际上是把自由看作“去做……的自由”(free to)，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正相当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要回答的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保有什么样的领域去做他能做的事，或成为他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即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这种自由也正是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伯林总体上倾向于反对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要求个人自我主宰，要求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一要求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政治自由，而政治上的过度要求有可能使积极自由陷落到它的反面，即强制和不自由的状态中去。与此相反，伯林较多地支持消极自由，在这种意义的自由之下，政府划定了一个其不得干预的私人领域，在这一领域，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正是贡斯当和密尔等人所称的个人自由领域。
事实上无论是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还是伯林所界定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冲突和矛盾，它们触及到的不过是自由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一个是自由的政治权利领域，另一个是自由的个人权利领域。对于自由而言，二者同等重要。自由的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以及目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公民所依法享有的参政、议政以及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其直接指向是宪政法治国家，通过立宪和法治，以限制政府权利，并确保公民权利；自由的个人领域强调的则是作为私人的个人所依法享有的种种免于政府权力、传统习俗以及社会舆论等干涉的权利，确保
个人的这种权利，也便是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个人在思想、宗教、言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自由，自由正是在上述层面上与宪政法治以及现代民主发生着深刻的关联。
三、新闻自由：从理论奠基到法律保障
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说：“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烈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部堡垒。”思想自由被人们认为是所有人类自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上都是一些等同或接近的概念，它们均指人们有权利通过出版物或者借助于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观点和意愿，只是到了近现代，当大众媒介日益普及之后，人们习惯上将上述自由统称为新闻自由。
在西方政治思想有的著述中，言论出版自由从来都被视作一种绝对权利。弥尔顿、斯宾诺莎、洛克、密尔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强调人类言论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属于“天赋人权”。弥尔顿坚持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它们属于“天赋人权”。在论述公民权利与君王权力的关系时，弥尔顿辩论道：“全世界的国王，一般说来都是由人民授权，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托付给他权力的。”这一状况“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他声称：“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买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斯宾诺莎在其1670年匿名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中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治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想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而且规定什么是真的需要接受，什么是不真的不要接受，或者规定什么信仰以激发人民崇拜上帝，这可算是误用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一个人的天赋之权。此天赋之权，即使由于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因此他认为“一个君主的权力无论是多么没有限制，无论大家心中是多么信赖君主之权是法律宗教的代表，此权却永远无法使人不依自己的智力以下判断，或不为某种情绪所影响。”
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归于“天赋人权”，这一思想并非仅仅出自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它们还出自更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述。对此，约翰・基思在《媒体与民主》一书中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18世纪前后，涉及这一论题的书籍和文章还包括廷德尔的《反对束缚新闻》(1804)，约翰・阿斯吉尔(John Asgill)的《论新闻》(1712)，托马斯・海德的《论新闻，特别关于诽谤》(1758)，托马斯・潘思的《人权》(1971―1972)以及玛丽・沃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力辩护》(1792)等。至于人类为何需要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人们诉诸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基思认为，在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英国，除了天赋人权这样的自然权利理由外，还包括其他三种理由，即神学理性的理由、通过自由讨论发现真理的理由以及功利主义的理由。
弥尔顿倡导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正在于他坚信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类凭借这种理性可以去辨别正误，并发现真理，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书刊检查制度。他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在弥尔顿看来，书籍不是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活力以及创作者的智慧和精华，禁书这种行为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凡尘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元素――理性本身的生气。弥尔顿一方面承认法律在一定范围内的功效，另一方面却反对将法律滥施于道德、思想和言论等领域中，他说：“如果对成年人每一种行为的善恶问题都加以规定，限制和强迫，那么美德就将徒具空名，善行也就无须赞扬了。”弥尔顿尤其强调自我选择中理性的重要，当人们抱怨亚当逆命而行时，他评论道：“这真是蠢活!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这里的理智在其他的译文中也翻译成为理性，二者同义)当然弥尔顿也雄辩地说明，官方禁书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因为书报检查官的水平未必高于作者，检查官的数量也绝不可能满足实际禁书之所需，同时审阅的枯燥和无聊也绝非查检官所能忍受，更重要的是，好的思想总是会不胫而走。斯宾诺莎同样求助于理性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说：“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斯宾诺莎有意将人们基于理智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力与行动的权力区别开来，虽然他未必赞成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而带来的一切可能的行动，但是他却坚持维护个人独立的思考之权，在这里他诉诸的仍然是人类理性。他说：“没有人能违反当局而行动而不危及国家，虽然他的想法与判断可以与当局有分歧，他甚至可以有反对当局的言论，只要他是出于理性的坚信。”在《论自由》中，密尔激烈地抨击了当权者对所谓异端者的压制，他说：“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讨论，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它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痉挛了。”这里密尔倡导言论思想自由所诉诸的仍然是理性。
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发现真理乃是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倡导言论自由的另一个重要理据，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依靠权力所赐，而只能在各种思想观点的公开辩论中获得真理，因为凡人皆有理性，凡人都能够明辨是非。他颇为自信地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证制度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洛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他说道：“只要让真理独立自主地运动，它一定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真理是极少得到，而且恐怕它是永远也不会得到权势者们的大力帮助的，因为它与他们没有缘分，很难为他们所了解，更不用说受到他们的欢迎了。真理不是靠法律教诲的，也不需要强力将它带入人们的心里。而谬误倒的确是借助于外力的支持和救助传播开来的。”
密尔倡导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主要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在密尔看来，保护言论和思想自由特殊好处之一就是通过讨论可以发现真理，因此他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在的一代都是一样，
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对于为何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有可能发现真理这一问题，密尔区分了几种不同情况予以了细密的论证。其一，密尔认为即使―个意见是正确的，也应该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对之进行驳辩。他说：“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争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真理，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密尔同时还认为，允许对正确的意见予以经常性的驳辩，也是为了避免使活的真理变成死的教条。其二，密尔认为凭借权威而武断地判断一个意见为谬误或有害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压制者总是正确的，这显然不可能，所以密尔继续说：“要判定一个意见为有害，与要判定它为谬误，同样需要一个不可能错误的裁判者，除非那被宣判的意见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辩护。”其三，密尔不相信真理总是能够战胜谬误，但是只要允许公开的讨论，真理却总有机会战胜谬误。密尔列举了历史上真理遭受打压乃至湮没的种种事实，继而笔锋一转，犀利地论辩道：“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其四，密尔认为对于那些既包含真理，也包含谬误的意见同样也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因为“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做到。”
弥尔顿、密尔之后，依靠公开的辩论去发现真理这一观点成为支撑新闻自由的一个核心观念，20世纪后这一核心观念即为思想的自由市场这样的表述所取代。思想的自由市场观点在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就“德布斯诉美国政府一案”所做的判决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霍尔姆斯认为，美国制度本身就是一场实验，最终的善只有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安然实现其愿望的唯一基础。邱小平认为“霍尔姆斯这一论述构成美国法学界解释和适用第一修正案两大理论之一的思想市场理论的基础，为美国人民享有表达自己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密尔诉诸于功利去维护思想言论自由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便是，在密尔看来，思想和言论自由还关乎个人乃至民族个性和精神的自然成长和发展。在《论自由》中，他大声疾呼道：“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会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念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斯密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压制异端，禁绝讨论，其结果是培养公民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密尔写下《论自由》一书近百年之后，当美国哈钦斯委员会提交那份著名的报告时，它所引申的一个重要观点显然也来自18世纪前后欧洲的这种思想资源。这份报告宣称，表达自由是一种精神权利，其所以能够获得法定地位是因为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同时，“公共讨论是维系自由社会的一项必要条件，而表达自由则是开展充分的公共讨论的一项必要条件。公共讨论能激发和拓展心智的力度和广度，它是培养心智强健之公众的基础。”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家中，新闻自由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洗礼，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公民绝对权利，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们为这一绝对权利的最终奠定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公民绝对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哈钦斯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
当人们说新闻自由只是一项绝对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是一项绝对的精神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要附加一定的条件和义务，那就是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传媒实践中，新闻自由同样要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但它所受的限制范围毕竟比较少，否则新闻自由只能沦为空谈。而在法律上，自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又都对新闻自由予以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重要法律文件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1791年12月15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年9月)；其他重要文件还包括：《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德国《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公布，5月24日生效)等，这些法律都无一例外地对新闻自由给予了严格而有力的保护。
四、结语：相对的新闻自由
尽管从表面上看，个人自由是一个包括着太多关于人类理想的美丽字眼，但如果用理智与全局的眼光分析便会发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世纪末的战争冲击下，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衰退。20世纪让人类饱受灾难的世界大战的启示以及战后的重建，才给了自由主义以在矛盾与冲突中复兴的机会。复兴后的自由主义及其新闻自由，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又面临重重挑战。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多元主义等理论的交锋日渐激烈，其结果并没有导致分歧的消弥，相反，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
在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方面的思想成果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忽视其历史背景。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所主张的表达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发端于英国的宪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弥尔顿“在1639年前后，站在独立派的立场，向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挑战”，“大约在一年时
间内，写出了5本关于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派和官方教会以沉重的打击。”这种明显的针对性充分说明，17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家们的言论和观点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具有“普世价值”。正基于此，弥尔顿、斯宾诺莎、密尔等人以后的思想家，如廷德尔、约翰・阿斯吉尔，以及托马斯・海德等人的著作中就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迷茫与困境。
个人表达自由引导下的新闻自由体现了无可争议的人类理性，没有必要进行如此复杂的讨论，但由于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等导致认识和理念的多元化，继而引发纷争，这种纷争也许将会持续下去，新闻自由的内涵与边界将会不断的变化。新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历史的流变预示了自由与现实的相关度，新闻自由也将永远是一个变化着的、相对的概念，而并非恒定不变的概念。
摘要：在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民主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诸多变化，形成了对民主实践重新解释的修正理论，以及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的批判理论。对经典民主主义文本的解读，从理论角度探析这些变化，一方面能明晰我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合理之处的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民主；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民主
在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中，民主的含义体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民主是一个神圣但又含混的字眼：我们所有人都热爱她，但却难以把握；每个人都拥有她，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完全拥有她”。民主的复杂性，揭示了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探析的必要性。本文选取西方民主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为切入点，在纵向上按照时间顺序，在横向上按照各理论所持观点的异同为分析理路展开探析。
一、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民主理论，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代议制民主思想等内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是民主在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附属物，所以一开始就充斥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个人权利、法治、有限政府、分权等思想，这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洛克在近代个人主义之父霍布斯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个人自然权利理论。他强调立法权的首要位置，但是“立法权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以种种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有权利享有最高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他高度重视个人财产权，指出“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同时“当立法机关变更的时候，以及立法机关和君主这两者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时，政府需要解体”。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很大程度上是洛克思想的延伸，他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集中于对自由和权力的讨论上，将分权与自由联系起来，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分离的三权分立学说。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道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进入19世纪，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民众要求普选权、扩大政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直接民主制的现实局限性，约翰・密尔在边沁功利主义学说、托克维尔民主学说、潘恩代议制学说等基础上，提出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他一方面主张扩大人民参政，同时又把人民民主控制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密尔指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这既可以克服简单民主的局限性，又能发扬民主制的一般原则。但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两种危险：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为去除这两大危险，就是通过或多或少有限制的选举权来限制代表制的民主性质”。使受过教育的人有选举权，领取救济金的人、破产的人、长期不交税的人应该取消选举资格。同时主张采取“复票制”，允许才智高的人享有两票以上的投票权，只有这样建立的民主制才是真正的民主制。管理国家在他看来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胜任，而富人要比穷人更聪明。由此我们即能看出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局限性。
二、修正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的民主实践，一些民主理论家如约瑟夫・熊彼特、乔万尼・萨托利、罗伯特・达尔等人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进行了理论修正。
(一)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大众时代。面对这种政治变化，纯粹精英主义者如尼采、勒庞等强烈、直接地反对民主，蔑视大众，带有浓重的贵族色彩。熊彼特在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即“共同福利”、“人民意志”的不可能性基础上，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把政治家和选民比作交易的双方，把民主看做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机制，提出了强调程序方法的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他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个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职业”。同时，民主方法在可能运行的社会中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应扩展太远；第三是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制构；第四是民主自治。后来的学者萨托利认为熊彼特的观点仅仅限制在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因此，关注到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和制约，他用弗里德利克的“预期反应”原则提出了“反馈式民主”理论予以补充。提出“民主是录用领导班子的竞争方法的副产品”。
(二)多元民主理论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更多地关注民主政治运行的实践，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从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变。罗伯特，达尔分析了代表性的“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研究终点上树立了自己的研究起点，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达尔认为麦迪逊式民主理论追求的目标是非暴政的共和，是一种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谋求妥协的努力。要保持一种非暴政的共和，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避免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以及无论是通过世袭、自封还是选举。二是必须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致他们不能采取不利的行动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社区的持久、凝聚的利益。因此，麦迪逊一方面希望赋予所有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制衡限制多数人。但达尔认为这并未取得满意的答案，一是它没有证明领袖之间的相互控制足以阻止暴政，并必然要求宪法规定权力分割的体制，就像美国宪法那样；二是它夸大了宪法规定作为一种外部制约的重要意义；三是低估了任何多元社会中固有的社会制衡的重要性。对于平民主义民主，达尔认为与之相容的决策规则是多数规则，但是第一，公民也许对政策输出是冷漠的；第二，当备选方案为数量相等的公民所偏好时，多数原则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即使存在一个多
数，但当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时，多数原则可能会导致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此外，还有偏好强度等问题。达尔根据观察，确认美国是混合体政治，民主政治应是多元主体通过竞争达成妥协、共识的政治，“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是其对民主实践作出的确切描述。但多元民主也存在诸多困境，如导致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志和公共议事日程、导致最终控制权让渡、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等，达尔于20世纪80年代向新多元主义转变。
三、批判阶段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人们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冷漠、政治不平等的加剧等弊端日益凸显，原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受到了诸多批判，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特色。
(一)激进民主理论
激进民主理论是左翼确立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规划，他们提出民主的领域应突破政治领域的局限而向经济领域和社会等领域全面扩展，民主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还包括公民社会团体等微观层面的。民主是一项未被达成的、不确定的任务，使用民主是一部背叛和伪善的历史，激进民主意味着本质、要素形式的民主，根本民主、确切地说就是民主本身。激进民主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激进民主理论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做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应看做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很多领域内都是反民主的，比如在经济领域，经济发展是反民主的，政治讨论被排除在经济话语之外，这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劳动的种类、条件和数量上，人民不可能有权力做出选择；经济的发展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和加强支配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的不民主的统治形式，并且经济发展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人民把注意力从政治目标和斗争上转移开并且代之以“经济的”目标等。同时，机器和管理的秩序、技术等导致了工人的异化，造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忽略。因此，激进民主倡导以一种普遍价值、政治美德、积极的信任相互结合成一种有秩序的状态，使民主突破狭窄的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领域，在微观的政治上逐渐实现民主和解放的目标。
(二)参与式民主理论
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二者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自由主义主导的民主被制度化为维护自由的工具，当价值的天平倾向于自由时，只有通过增强民主的力量，才能矫正失衡的趋势，并且除非采取一种基于参与和共享的制度安排，否则民主就有可能会偏离政治舞台而沿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运行。因此，针对民众参与意识淡薄、公共参与不足、公共善的缺失等，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向参与式民主理论转向，希望通过复兴古典民主中公民参与的积极要素，增强公民的参与自信，实现公民参与精神的回归。在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极富原创性和极具挑战性。巴伯认为“在面对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危机时，我们遭受苦难不是由于民主过多的缘故，而是由于民主过少的缘故”。现代社会中，民主只能在强势民主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只有在有能力胜任的和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伟大的领导者的状态中才能得以保全。巴伯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是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哲学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存在缺陷，巴伯的强势民主中包含着两大核心要素――公民身份和参与。对于公民，巴伯认为公民是管理者、自治者、共治者与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不需要在所有时间都参加所有的公共事务，但是他们至少应该在某些时间里参加某些公共事务。对于公民身份，存在有许多认定的依据，如领土范围、血缘、司法权、共同信仰、经济契约等，弱势民主下的公民身份是众多平等的社会角色之一，强势民主的公民身份是将陌生人转变为邻里的动态关系，公民角色是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民主的能力可以在民主过程中得到训练。强势民主是参与型民主的一种独特的现代模式，它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其公民的共同目的和互助行动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公民的态度和参与制度。
四、结论
自由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加民主的产物，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有选择性的和有条件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把民主范围局限于政治领域内，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通过竞争性政党的选举、分权制衡等机制对政府权力予以限制。尽管民主的理论、实践在变，但这些本质元素却没有改变。
同时，通过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第一，西方民主理论的调整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要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缺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坚持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广大人民能通过国家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是一种真实的、新型的民主，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只会给我们带来混乱和动荡。第二，民主理论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的实现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西方民主在宏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法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与公民权利、民主与监督等密切关系，微观层面上注重民主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等民主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国的民主实践是一个综合过程，民主的实现仅仅通过单一领域的某一点突破很难能取得良好效果，宏观上的民主能对微观民主起到较好的指导和表率作用，微观层次上的民主在实现方式上更有创新性和灵活性，其良好效果可以推广到宏观层面上来。既注重在宏观层面上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又密切关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民主等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超越。
摘要：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到今天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文化。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内涵却变得越来越泛化，明确定义自由主义已然变得十分困难，而自由主义本身的诸多内在矛盾也变得愈加明显。
关键词：自由主义；内涵；分歧
一、自由主义的内涵、特征
自由主义为何物，可能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自由主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与发展以后，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真正认定一个人是否为自由主义者也变得十分困难。或许可以参考列奥·施特劳斯的看法：“自由主义者把批评政府包括位高权重者，视为每个人的神圣权利，而所言不论个体是多么的卑微、势单力薄或不善言辞。”①而萨托利与阿克顿都认为，自由也即是法律的②。我们或可以理解为自由需要一套外在秩序的维护和保障。然而从现在看来，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与民主、平等、法律、正义、多元主义等等概念联系到一起去了，分离也变得十分棘手。
我们不妨参考一些概念。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基本特征：对政治的质疑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反对其他世俗宗教对政治的歪曲；自由主义的思想一直与许多注重实践的政党有关联等等③。“既然如此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共同）预设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应当受反应合理的良善生活观念的多元性的价值的指导，保证其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并坚持对公民追求他们的良善生活观必需的利益的一种公正的分配。这些被自由主义者们当作公民拥有权利的利益。而且假定当公民在他们的权利所保护的私人领域中自主地行动时，他们能够而且应当自己决定他们自己要度过的良善生活的观念。这样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也许可以被确定为多元主义、自由权利、平等和分配正义。它们能使个人自主地生活这一点使他们成了基本的价值。自由主义的目标就是创造和维护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并通过它们实现自主。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产生分歧就是因为其拥护者在基本价值的解释，它们对自主的各自重要性以及应当如何追求自主上的分歧。”④在这就不再详细列举。而从这些论述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自由主义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的，有的只是对于一些共同特征的把握。所以本文在此也就不给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定义，只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入手，给出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面貌。
就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人”的权利的极大关注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自由平等，这是造物主赋予人们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人民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这个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或废除它，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段话成为了旷世经典，并被众多著作引用。个人权利在自由主义中的地位超过了其他一切，所有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显然是以此为根据的。对于此众多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列举了下列基本自由：“政治自由（投票权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言论与集会自由、良知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不被随意拘捕的自由。”⑤自自由主义诞生以来人被抬高到了空前高度，一切其他的无论是制度设计也好还是政府目的也罢，都得围绕这个中心目的着手了。众多国家的成文宪法中一开头就得把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写进去了，连朝鲜的宪法显然也不例外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这已经成为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最重要的一环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其阐述为“人权的确切作用是针对普遍的恶而保护人类”。在人权方面，美国在推行一套普世价值，中国政府也只能予以承认，因为没有借口予以反驳。在“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自由主义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启及的高度，也构成了自由主义最为核心的内容。
第二、“宽容”成为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这一点上，个人显然不是无限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显然也都看到了这种不可调和的东西。自由主义中的“人”的权利显然要有一个边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宽容的理念，不然社会、政府、国家必然会陷入到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去，从而导致一切的毁灭。康德的道德禁令理论做了以上的最好阐述，人们摆脱了无法控制的欲望、激情或偏见影响其选择的内在因果性的影响，而他们的选择是由理性加以控制的，理性则被理解成为可与普遍化的原则相一致。康德相信，所有人在他们自主的能力上都是同等的，道德的责任和人类的尊严都依赖于这种能力。理性思维能力被要求的十分明确，不然一个人显然就不具备一个成为自由人的条件，穆勒分析了精神病人为什么不能自由的原因。然而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的普通民众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这就需要一个宽容或者妥协。就像伏尔泰所说的：“什么是宽容？宽容是人性的附属物，我们满是缺点与错误，让我们为我们的愚蠢而相互原谅吧。”现实世界的任何资源都是相对有限的和排他的，而人的各个方面显然是可以无限制扩大的，如果不加以限制，人类也就意味着相互毁灭。对于宽容这一点，胡适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显然是异曲同工的了。
第三、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设计基础。自由主义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注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谁对个人权利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无疑大部分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即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滥用危害，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中国显然更是公共权力滥用的重灾区了。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外衣的公共权力如果对个人或者群体形成迫害的话，将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毫无人性可言的。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显然也是不需要太多解释的。所以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设计了几乎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从对言论、结社、示威、出版等等自由予以绝对保护，到对最基本道义规则的确定，如果政府违背了这些最基本的规则则被认为是不义的，这就引导出人们合理反对政府的权利。如果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的话，自由主义赋予了人们推翻政府的权利，然而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制度设计这一块，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主张实现法治、建立宪政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定政府权力；实现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通过“三权”分立来分割政府的权力，并形成相互制约；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多党制保证了政府可以“和平倒台”，从而在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不至于发生大规模革命，保证了政府可以轮流执政；这些基本的制度设计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反过来民主制度又促进了这些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可以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中找到这种制度设计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全体人民的，尤其是自由人民的判断，看来是不会错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人们处在合适的地位，就会公正无私，也不会被阴谋家的伎俩所蒙骗。这种环境相爱的人民在任何重大的问题上都不会出现偏差，因为如果他们决定为自身谋福利时———这是极为自然的，他们的决定就是公正的，因为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带来普遍的利益，意味着增进公共的福祉。”⑦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为什么会在诸多重大历史决断中做出很明智的决断，从而把自己推向富强。
第四、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守夜人政府理论被广泛采纳，经济学上自由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尤其以美国的1929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就导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怀疑，而凯恩斯关于国家对于经济加强干预的理论显然符合这种要求，在实际当中以罗斯福改革为代表确实也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随着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并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急剧动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重拾，西方政府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得以复苏并得到不断发展。从芝加哥学派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反对政府对于经济的适当干预，但是也坚决主张要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这一理论在中国显然也被采纳了。到底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成了争论的焦点所在，因为本篇文章并不是要去探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所以就不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总之，自由主义显然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
另外，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夹杂着大量的其他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分立显然变得不现实了，至于存在的其他诸多特征在此也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自由主义的内部歧义
自由主义的缺陷正像其优点一样明显，如果视而不见就会形成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如果过分夸大就会危及这种理论本身———约翰·格雷。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在作为通变的或矛盾的理论当中，必然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理论本身或理论前提就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自由主义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如果这个理论确实是完美无缺的话，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多思想家们一代一代的去完善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产生的那一刻就埋下了诸多理论难题，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都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有很多的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即使在今天看来，显然也是不可调和和难以解决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看来，这个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大的理论悖论。而这一争论可以理解成：人们应该积极的争取自由还是在遵守相关原则规定上消极的保护自由的权利，或者是应该最大化的去争取自由还是消极的“等待”自由？洛克一开始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想十分深入的去探讨，只是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并要有所节制；以后很多思想家们所说的宽容或者说妥协几乎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然而如何确定一个行为是自由的还是反自由的？边沁给出了功利主义原则、康德给出了道德论、罗尔斯给出了正义论等等，他们都在试图调和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然而，如果自由主义原则所要求的各种自由可以是相互对立的，如果这种冲突只有求助于理性的人们意见各异的对于善的判断才能解决，如果没有这类判断，自由主义则就空洞无物。”⑧在这里，如果自由主义要借助于人们的理性或者道德标准的话，而这些却是不固定的，自由主义显然就缺乏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自由主义的争论或者可以简约为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争论了，显然在这里无人可以给出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如果真要解答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罢了。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争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最致命的威胁，诸多思想大家都希望予以调和，但或许这种理论本身最终就是无法调和的。
第二、自由主义的主张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洪堡谈到“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⑨受此影响穆勒写到：“异教徒的自我肯定是人类价值的要素之一，就像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样。”“穆勒一生的许多时间都花在试图调和关于普遍文明的启蒙方案和他对于这种方案会危机自由与多样性的后浪漫派怀疑。他怀疑的是如果自由主义宽容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共识的追求，那么它自身也许就是反自由的。如果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仅仅是作为发现最佳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具有启发性价值，那它就受到知识进步的威胁。一个自由社会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通向理性共识途中的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类的进步，自由主义观念必定会过时。这是法国实证主义者们乐于接受的一个结果，他们主张自由在道德中并不比在化学中更有必要。”⑩“自由主义显然包含了两种哲学，在一种哲学中，宽容被证明是通向真理的手段。以这种观点看宽容是理性共识的一种工具，由于一种相信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将消失的信念，它们为人们所容忍。在另一种哲学里，宽容被视为和平的条件，不同的生活方式被作为善的生活的多样性的标志而受到欢迎。前一种观点支持一种价值观点最终趋同的理想。后一种观点则支持一种‘权宜之计’的理想。自由主义的未来存在于从面相理性共识的理想变化到面相‘权宜之计’之中。”瑏瑡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无疑是这样的：自由主义本身主张一种最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即人是自由的，这就要求有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但是这种要求本身就违背了人是自由的这一理念，因而自由主义又不得不主张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价值理念的多样化，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逻辑悖论。这或许最终也是难以解决的了，自由主义的“一元化”还是“多元化”争论也必将会持续下去。
第三、面对诸多现实性问题无法解决。随着人类生活的日渐复杂化以及多元化倾向，自由主义对诸多问题显然是束手无策的，而这种困境指向了这个理论本身。例如政府的权力边际问题，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力显示出一种扩大话的倾向，一方面公民的权利保护需要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也是害怕这种趋势，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威胁。罗伯特·诺齐克提出边界限制，但是对于这类问题本身的解决也是没有办法的。另外就是一直困扰自由主义学者的是公民大部分对于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美国的反共运动、中国的等等，个人在这一状况下将会变得无所是从，至今为止，包括自有主义在内没有一种政治学理论可以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的就是诸如堕胎、、经济控制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内在矛盾。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显然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本身具有很多优点和缺点，我们在发现这些优点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些缺点，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缺点的过分扩大或者过于纠结于这些缺点显然会导致自由主义本身的覆灭。从历史或者现实来看，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政治到教育，从科学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等等，几乎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或许就像马克思描写共产主义幽灵那样，自由主义学者也可以这样描述自由主义本身，而这一范围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了。从伏尔泰到海明威再到鲁迅等等伟大的作家著作当中我们也隐约可以看到两个字“自由”。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将永无止境，对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将永远没有终点，关键还是看人类如何去运用这套理论本身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经历了盛极而衰和重返复兴两个阶段，基本理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优先原则，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社会正义――平等的强调，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重大转换。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主题，各民族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必须特别关注，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从资产阶级革命诞生起的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的具体观点虽然也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但从其实质来看，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根本理念，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
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
现代自由主义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一直走着一条蓬勃兴盛的发展道路，但是，西方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面前束手无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的负面作用暴露无疑。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攻击自由主义者的所思所为，责难非议自由主义的信条、原则、政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使自由主义名声扫地。
20世纪60年代重新开始产生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是批评自由主义思想的众多流派之一。政治多元主义认为，在为了建立一种必要的制度以为个人的各种权利提供可靠的保障时，自由主义要求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背景，这种对共同也即一元的追求无疑会对个人造成损害，而个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源泉和目的。政治多元主义针对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所发出的责难，使自由主义受到极大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社群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又一冲击。社群主义者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宣告：“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地得到保存。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1]6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发难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要害，以致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一度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转变为社群主义的社群，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风行于西方各国的保守主义更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劲敌。保守主义将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归罪于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自由主义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小于它所付出的代价。之后，保守主义思想风行西方各国，官方政策也受到深刻影响，自由主义阵营出现了急剧分化，一些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塞穆尔・李普塞特等，纷纷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一些自由主义者慨叹：“官方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都准备响应市场理论的复兴，就像凯恩斯已被忘记，而格林、霍布豪斯和霍布森从没有存在过一样。”[2]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同样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主张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在对以往挫折的反思中，在对理论与现实更深刻的研究中振奋起来。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公认为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标志着现代自由主义经历巨大冲击后的一次崛起。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理论在80年代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开端。此后，一些自由主义者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推动了自由主义的复兴。1993年，罗尔斯出版了新著《政治自由主义》，同年，罗尔斯又发表了长篇论文《万民法》，1995年以后，罗尔斯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在回应批评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经过不断的修整和补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系统。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又到《万民法》，罗尔斯的思想始终在论战中前进。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罗尔斯始终是回应挑战的先锋。S.艾维尼里和A.德夏里特指出，这场论战使交战双方“都反思其各自的理论，并有助于双方砥砺各自的论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特曼关于根据社群主义者的批评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总体上说，政治思想已经从这场争论中获益匪浅”[3]。总之，当代自由主义是在论争中复兴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各种非难的反击，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逐渐走出了困境。
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不管是20世纪以前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20世纪以来的当代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始终是这一思潮的基本理念。正如当代中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徐大同先生所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特别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这种选择。”[1] 18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是自由主义全部理论的奠基石，自由主义的所有价值观和主张，如自由、平等、私有制、人权，民主制度等都是从这一前提生发开来的。自由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在个人主义这一立场上毫无差别。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和工具。自由主义把个人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把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视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是，自由主义强调，幸福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幸福体验，也具有不同的个性发展可能，因此，没有理由和必要在幸福生活的判断和追求方面强求统一和步调一致。所以，给每个人以自由，让他去充分地体验和追求自己的幸福，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就成为其政治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自由主义政治设计的核心在于划分“群己权界”。在它看来，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自由优先原则是自由主义的重要信念。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政治理想和第一价值，在它看来，自由不仅是个人幸福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个人和社会要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仅要排除人类活动的一切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排斥人为的干涉，使个人的本能和社会自主权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4]292。当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是具有全新意义的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积极自由改变了个人的心理趋向，能够激励人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主动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最终实现个人价值。
当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社会正义，即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说：“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个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4]8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平等、自由、民主作了详尽、周密的论证，其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可见，罗尔斯所一再强调的公平、平等，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指的是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罗尔斯将平等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罗尔斯认为，克服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应该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样，这些原则实际上就达到了补偿原则的效果，即给予天生处于劣势者以某种补偿。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这种对正义的理解，正是当代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罗尔斯把他所理解的自由、平等视作代议制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长久维持的必要条件，从而把平等、自由与民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也因此把新自由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启示
从罗尔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已经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那些可以满足大众理性需求的共同政治问题上。罗尔斯的理论主要考虑的是一种理想的正义，他考虑的是一个一切社会至少在形式上都要碰到的问题――即其成员出发点的平等问题。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学的焦点问题之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他的理论尝试中，透露出一种试图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尽量达到一种事实上平等的努力。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换。正如学者钟海燕所指出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理论的核心则是正义。……因而，《正义论》从自由到正义的转变实际上是从自由向平等的转变”[5]。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平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通过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给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明，使自由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
自由与平等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共同提出来的，在反对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社会鸣锣开道的斗争中曾发挥过振奋人心的鼓动与号召作用。但在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人类实践中，自由与平等恰好构成了重大的冲突。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把争取平等作为争取自由的手段来使用的，因此，虽然自由主义开始就强调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实现上述的平等，才能使市民阶层获得政治权力，可见，为平等而战成了自由主义最初伸张自由的手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自由主义需要平等并为平等而战的时候，它为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自由主义那里，一旦自由与平等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自由永远高于平等，平等是被抛在一边的，平等只是自由的帮工、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使得自由世界政治机制遭到巨大的压力，它的公民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了解决这一冲突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以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正是由于自由与平等的深层次矛盾造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的根本分野。当代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不仅指自由的平等、法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且还意味着结果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条件的平等。因此，政府应扩展其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兴办公共福利事业，为每个公民提供与自由、民主相关的必要收入和财产保障。而保守主义则主张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个人的自由权利而造成的人们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是合乎正义的。
当代自由主义的这种理念表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未必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就传统思想来讲，洛克、哈耶克把个人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卢梭、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充分的重视个人自由？在这两种传统下，从理论资源上讲，二者都孕育于欧洲的启蒙思想传统，只是自由主义坚持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认为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个体对自身的自主支配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相应地，可以确保这一自我所有原则的是财产私有制度与市场竞争体制。而社会主义对此持批评的态度，它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优先性原则虽能论证人的天赋权利，但因为自我本身具有产生不平等的趋势，它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导致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和对他人自我所有权利的损害。所以，社会主义为了避免自由主义对自我的强化，选择了另一种追求自由的方式，即坚持平等优先性原则，认为只有实现了群体的经济与政治平等，才可能最终实现真正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个人自由。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运作上，社会主义则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如今，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表现出了对平等的高度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同时，它也表明，人类的各种不同政治文明之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因为任何一种深刻的政治思想都不仅仅是书斋里玄思的产物，它必然不能回避政治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它更需要研究探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途径。如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便需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由主义所进行的修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一种积极应对。它也表明，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中的主题，它既在根本上指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在总体上规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可能的结果。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正义问题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它不具有阶级性，不是私有制的专利，也不会因为公有制的存在，正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过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正义问题，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公有制内部的公平正义问题的探讨。其后果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曾出现的公民基本自由、平等权利遭到侵犯、人民生活处于窘迫境地等不公正现象。可见，理论的先进性并不能代替理论在现实中运用的合理性。理论是纯粹的，而现实是复杂的。对于理论的考察不能代替对以这种理论为旗帜的人们行为实践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果综合考虑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倍以上。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当前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仅是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6]。因此，关注弱势群体、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使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对此，总书记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