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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学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culture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ofthepeopleforthe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andpopular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
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
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
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
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摘要：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由于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错、高尚与庸俗并存、机遇与挑战并生的复杂态势。因此，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必须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任务以及方针，不断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大力推动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市场经济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
要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何为大众文化。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概念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十多年前，金元浦先生就在《定义大众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十多种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与理解，可以说，它们是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十多年之后，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依然未达到共识，甚至可以说，它仍是一个边际模糊的概念。平心而论，大众文化之所以难于说清楚，其原因既在于大众文化内涵的丰富，又在于大众文化本身的流变。然而，纵使学者们在认识与理解上分歧很大，但我们必须对其有所言说。从总体上看，大众文化发轫于西方，兴盛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美地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着popular culture和massculture两种表达，虽说各自突出的重点不同，但都意指着“平民文化”或“流行文化”，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它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那么，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什么是大众文化呢？我们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以满足大众消费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一个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对的领域。
就我国情况来看，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大众文化发展逻辑看，有着几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大众文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文化消费意识的出现，90年代中国文化消费的需求初现端倪，这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人们的文化消费也逐渐显露，文化创造与消费的主体意识不断明晰，显然，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三是“文化热”的影响，在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大量西方思潮涌人中国，并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西方大文化批判思想也在中国得以关注，进入了人们思考的视野。可以说，这一切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新千年之后，大众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消费需要的增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大众文化逐渐由“隐”到“显”，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由最初学者的批判，转变到大众对它的接受与认同，大众文化日益成为文化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一族。
二、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推进，大众文化发展也深受转型期的影响，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具体来说：
首先，传统与现代交错。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西方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经过了现代化运动，相反，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化运动，大众文化的兴起则与现代化相伴随。从这种角度看，大众文化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密不可分，在这个“初级”阶段，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气息。在这里，所谓“传统”，实际上，是指大众文化所反应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精神，这一点尤其集中于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无论人们消费何种大众文化，采取何种消费方式，总能折射出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处事方式；所谓“现代”，就是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与理念的现代化，从大众文化媒介看，它不再局限于口头与书面的传媒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现代数字媒介，数字媒体彻底改变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从而全方位地影响了大众对文化的认同与接收。
其次，高尚与庸俗并存。对于任何时代的大众文化而言，高尚与庸俗是都相生相伴的，在不同的时代中，差异在于高尚是主流，还是庸俗是主流。就当前我国大众文化来看，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大众文化有着明显的庸俗化倾向。从本质上看，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能为大众所分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现代意识的淡薄，文化发展机制与体制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之，社会监管与法律意识的缺乏，大众文化的“俗”已经濒临“庸俗”。如果说，在物质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庸俗”表现在人们以文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那么，在精神层面，大众文化的“庸俗”则在于对伦理价值与审美旨趣的背离。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中有着高尚的一面，而且应当说，高尚的这一面仍然是主要的方面，并集中体现我们时代的风貌，但大众文化的“乱象”的确让人担忧，令人思考。因此，高尚与庸俗并存构成了当前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
最后，机遇与调整共生。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看，我国社会转型本质上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一方面激活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为大众文化的发展逐步积累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松了绑”，减少了束缚，因而给大众文化发展带来活力与广阔的空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工业文化，它在中国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密不可分，可以说，随着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众文化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看：其一，大众文化的主体意识尚未成熟，人们在大众文化发展中更多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而非生产者、创造者；其二，大众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大众文化市场还未真正形成，大众文化产品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三，在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我国大众文化与国外大众文化相比较，竞争力不强，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是很大。面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显然，我们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尤其是转型期的实际出发，准确地把握方向，积极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
三、推动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的举措
大众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必须重视大众文化建设，并使其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强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坚持以何作为指导是一个根本问题，明确这一问题是大众文化建设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方向。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要求，在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也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必须依据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以满足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需要为要求；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之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突显出来，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相互交错，文化领域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领大众文化正确发展。不言而喻，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大众文化建设的领导，实现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角色转变，科学领导大众文化建设，实现大众文化健康、快速发展与繁荣。
其次，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与方针。就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看，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社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步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大众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要遵循大众文化发展规律，培养建设大众文化人才，形成大众文化产业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体制，发展科技传播模式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品位，创造更多优秀的、符合大众要求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大众文化建设的方针看，文化建设的方针既是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也是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在当前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既要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又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为价值原则，还要以发挥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优势为实现价值目标的主要途径。
再次，实现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在我国当前文化发展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最主要的三个领域，正确对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一方面，必须坚持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正确引导。只有发挥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才能保持大众文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正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3]。另一方面，必须接受精英文化的批判，精英文化能帮助大众文化提升品位，克服庸俗化，从而促进大众文化的自我进步。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如果实现了较好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处在健康的发展状况中。
最后，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发展既可以走文化事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文化产业的道路，而且进一步指出，在未来文化发展中，“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按照这一要求，实现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大力促进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文化产业机制，在充分发挥国内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重视与引进国外文化资源，积极以市场为导向，从而克服我国大众文化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高效率的大众文化产业格局；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大众文化品牌，大众文化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强文化的创新，以我国大众的文化需求、文化品位为出发点，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综合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反映我国大众的生活特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大众文化走向世界。
摘 要：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存在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影响力。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摘 要：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以求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关键词：大众文化；社会心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人们越来越渴望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文化的开放繁荣，心态的健康积极，是对时代与国家提出的新的要求。伴随着这些要求，大众文化、社会心态这两个名词越来越多的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不少，但对二者之间发展逻辑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出发，提出在制度伦理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一、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格局，重建了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中外学者给出了许多不同解释，笔者借用学者金元浦的定义，即：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1]”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2]。
1.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有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等特点。大众文化是社会心态的反映窗口，社会心态不是静止的，而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大众文化商品性的特点使其自发迎合受众群的需求。社会心态被看成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素材资源，这使社会心态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指向标。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大众文化经过模仿社会心态、去个性化、情绪感染、社会认同等心理过程，依靠影视、广告、娱乐节目、音乐等种类繁多的商品形式和传播媒介展现出来。由于大众文化受众广、表现形式轻松，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极易被民众接受，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态，这种看似平和、迂回的影响方式甚至对社会心态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2.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价值在相当层面上被二者的同步性所遮蔽。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心态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相对的自足性，一种对大众文化的疏离，一种逆向的审理，一种层面上的超越和反省，一种思想的质疑和批判；二是大众文化因其自身属性的商品化，作为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具体表现为真实性、自律性、批判性等方面。社会心态有着双向效应、中介过滤作用及自我调节的功能，它独立于大众文化之外，能够冷静旁观大众文化由于其商业性带来的过度迎合，具有对大众文化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社会心态是一个本真的真实，是面向未来敞开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即人和自然的发展所昭示的有待实现的超越之境。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它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
二、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决定了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任一方进步、积极地发展自身时，伴随着两者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将引导另一方一同前进，促进彼此完成一次次的更新与发展。反之，当任一方的负面因素占据上风，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另一方。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不加节制地迎合和盈利的性质，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社会心态所包含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将引导大众文化做出同样的选择，并被大众文、化借助文化商品的形式放大，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无处不在、非常直接的感官冲击常常会左右人们的判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物本位的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争取了为数不少的信众，钱、权成为这些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不惜挑战法律界限和道德底线。伴随而来的现代快餐文化让人们心灵在物质诱惑与撕扯分裂越发空虚、痛苦和困惑[3]。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需要借助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力量。通过立法、完善制度，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宣扬道德原则规范等途径，使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念，树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高品位、大取向，给大众文化以引领、导向和提升。同时，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大众文化生产商们在敏锐嗅觉的引导下对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大众文化多样的文化产品形式呈现出来，通过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调控，榜样力量的带动，将达到广泛的影响效果，强化民众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良好、积极的社会心态。
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4]。虽然社会心态的提法并非由来已久，但早在古代，中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国儒道均提倡“识美丑、辨善恶、知事理”。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的“白板说”到培根的“四假相说”，再到康德的“直观形式”和“范畴”等等，以不同观点和角度论及社会心态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3]”。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就是指社会主体的心态。指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心态正是主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社会心态随之逐步转型和发展，由固步自封到开放包容，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那么如何塑造和确立和谐社会心态呢？
1.完善制度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心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竞争和优胜劣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达的媒体和网络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看到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致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心理产生了不满。因此，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合理，是和谐社会心态的政治、制度保证。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心态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分配。贫富差距大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冲击是直接且十分剧烈。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的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十分紧要。通过税收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降低弱势群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此外，通过提供合理的利益获得渠道，确立公平均等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3.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是构建和谐社会心态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是对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补充完善。道德调控，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借助各种相应的社会力量，采取各种措施，使特定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在大众层面上被接收，并转化为个体的义务观念、良心感、价值目标和实际行为的活动和过程[6]。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4.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受到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的的冲击，作为社会心态的精神动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后”、“90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只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前段时间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这期间出现得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那时候的大众文化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抗争，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人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90年代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换言之，一种世俗背叛了另一种世俗。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我以为90年代的物质主义与80年代世俗大众文化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建立在去公共化的基础上，它是一种畸形世俗化时代出现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深度结合。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如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却在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等等，这有点滑稽与悲哀。
如果这个分析大体成立，那么，如欲克服中国9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既不能靠进口西方的上帝，更不能回到“”，而只能是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中国和西方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一个健康的世俗化环境中，告别了禁欲主义的广大民众会以巨大的热情建设一个崭新的公共世界，开始健康的公共生活；但如果公共世界的参与渠道被堵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因为制度性原因被阻断，那么，唯一的出路或无奈的选择，只能是被迫拥抱物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