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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实证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结果的不一致，文章从系统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关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四者的联立方程模型，在控制了因素的内生性影响之后，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2008年到201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研究还扩展和补充了人们以往仅运用单方程模型来估计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一些结论。
关键词：公司治理；企业绩效；内生性
当公司治理成为国内研究热点的同时，西方理论界却出现了公司治理是否重要的争论[1]，其理由是根据Capon[2]等对320项从不同角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发现107项认为二者有积极作用，174项成果认为没有积极作用，其余的39项则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不同于以往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单方程多元回归分析，我们从系统化的新视角，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公司治理、企业绩效、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这四者合并在一个概念框架下，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在考察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方面，有必要将资本结构与股权结构合并在一起进行系统分析，以考虑这四者之间关系的内生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实中国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我们也对以往关于企业治理与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企业治理与股权结构以及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全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合前人的研究，分析了企业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包含企业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的联立方程组。第三部分则是运用了2008年到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实证研究的总结。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
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各方面综合成一个单独的变量，以期考察企业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综合性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Newell和Wilson通过研究6个新兴市场发现，最好的公司治理水平相比最差的公司治理水平，会引起企业价值10 %～12 %的提升[3]。Klapper、Leora和Love研究也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而在国内，此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面评价中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并依据该指数对中国上市企业的2002年业绩进行了相关分析[5]。白重恩等[6]也做了类似研究。
另一类则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治理结构中的某一方面，如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等。尽管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结果。比如，在对董事会规模的研究，Yermack[7]、Eisenberg等[8]、孙永祥和章融[9]等研究认为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的影响，而李常清、赖建清[10]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济附加值（EVA）和每股收益（EPS）呈负相关，但是其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却呈正相关。在股权结构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比如McConnel和Servace发现，公司价值是公司股权结构的函数，他们在对1 000多个样本公司的托宾（Tobin）Q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Q值与内部股东所拥有的股权份额之间具有曲线关系[11]。Cho[12]等也支持该观点。Gompers、Ishii和Metrick也认为一个强势的控股股东对业绩的促进有明显的作用[1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均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的方法。与此相反，Demsetz和Lehn[14]、Loderer和Martin[15]等的研究结果却认为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Demsetz和Lehn[14]根据Demsetz[16]关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理论，对美国511个大公司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前5大股东、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代表股权集中度的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与会计利润率之间的实证分析，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更为有意思的是Loderer和Martin[15]将其研究分别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统计检验，前者发现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而后者发现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并无影响。Demsetz和Villalonga[1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而关于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没有取得一致，孙永祥和黄祖辉[18]、陈小悦和徐晓东[19]等认为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有影响。其中，孙永祥、黄祖辉[18]强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陈小悦、徐晓东[19]的研究则区分了非保护性行业与保护性行业的不同影响。但是朱武祥、宋勇[20]通过对家电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却认为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张宗益等[21]在对上交所上市的123家工业公司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等企业治理研究的其他方面。
对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的不同，Boehmer[22]和Masten[23]认为与统计计量分析方法有关。他们指出样本、时期及方法选择都可能会对结果的差异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所选择的研究方法上，以往学者们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普遍采用的是设立单方程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多元回归。采用此方法，一个不能忽视的假定就是，在设定模型之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预先确定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公司治理问题的复杂性，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联系，由此忽略了因素之间内生的可能性，将会造成实证结果的偏离。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因素间的内生性问题，如王跃堂等[24]在控制了变量内生性问题对结果的影响后，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冯根福等也认为，由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太复杂，以及影响公司绩效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而使得计量结果很容易偏离真实情况[25]。应该将公司治理结构看作一个系统，现有的实证结果产生重大分歧的原因是缺乏系统的分析方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要解决此类分歧的一个可能的办法是从系统化的视角，将影响研究对象的主要因素放在一个概念框架下，合并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充分考虑因素的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围绕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设立一个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回归。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只能对模型的一个结构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所利用的只是模型参数的部分信息。事实上，总体结构对每个结构参数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充分利用模型结构的全部信息。并且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还系统考虑了各个方程随机误差项的相关性，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则假定了各个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是序列不相关的。因此，相比较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
另外，在关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忽略资本结构在其中的作用。Fama[26]、Grossman和Hart[27]等认为债权提供了由人监控违约风险的一种手段，能够降低债权与股权契约结构中的成本。Aghion和Bolton[28]的研究则表明企业如果能达到一个最优的资产负债比例，那么就能实现所谓最有效的“相机性治理”。中国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如于东智[29]研究认为，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特征，债权治理表现出无效性。
从上述国内外文献看，以往的研究虽然将研究重点放在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单方向关系的研究上，但是都不否认公司治理、企业绩效、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计量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想正确研究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都应该对这些变量建立联立方程组。根据这一观点，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我们将公司治理、企业绩效、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作为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如下：
Performance = f1 （Ownership，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Z1， ε1）
Governance = f2 （Performance， Ownership， Capital Structure， Z2， ε 2）
Ownership = f3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apital Structure， Z3， ε 3）
Capital Structure= f4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wnership，Z4， ε4）
Performance表示企业的绩效，在实证检验中，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公司的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些文献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Tobin Q作为企业业绩指标，对此我们参考陈小悦等[19]的研究，他们认为ROE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和进行特别处理等的考核指标，上市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单纯将ROE作为企业绩效的考核指标，并不合适。另外中国股票市场价格能够真正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公司的绩效是值得商榷的[30]，因此我们也不将Tobin Q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同时为了与以往研究有所对比，还采用每股收益（EPS）作为我们的一个绩效指标。
Governance表示企业的治理情况，在模型中，该变量是一个作为全面衡量企业治理状况的指标，反映了企业各个治理结构的综合效果，实证分析时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公布的评价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
Ownership代表企业的股权结构，实证分析时将采用企业第一大股东所持有股份的比例作为企业股权结构的参考指标。
Capital Structure表示企业的资本结构，我们采用债务资本比率，它的计算方法是债务资本比率=负债合计/股东权益合计。
Z1、Z2、Z3、Z4是代表各个结构方程的前定变量，ε1、ε2、ε3、ε4则是各个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研究
（一）结构方程的建立和变量的选择
1.企业绩效方程
ROA=f1 （Ownership，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industry， Log（asset），ε1）
模型中我们控制企业的行业与规模这两个已被证明能够影响公司绩效的因素，以使公司治理的检验系数更好地反映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否则，检验出的关系可能是除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
对于企业所属行业，一些研究显示了不同的行业之间的业绩存在明显差异。比如陈小悦等[19]认为在中国国家保护性行业和非保护性行业之间的业绩差异是显著的。鉴于此，我们将Industry作为一个虚拟变量，用来区分企业是否属于国家保护性行业，属于行业保护的设为1，非保护行业为0，而行业标准参考了证监会13类行业划分标准。其中，将石油、化工和能源行业作为国家保护性行业，其他属于非保护性行业。
对于企业规模，通常认为规模代表公司获取资源和实现投资机会的能力，也反映了过去绩效的累积；另外，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规模因素应和公司本期绩效正相关[21]，因此我们将Asset表示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变量。在实际估计中采用Log（asset）代替Asset，因为前者的数学性质更好。
2.公司治理方程
GI = f2 （Performance， Ownership， Capital Structure， IBP， BS， SS， SHS， ε2）
GI代表公司治理变量，在本文中，该变量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用来反映企业各个治理结构共同作用的效果。在实际估计中，采用的是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公布的关于中国上市企业的治理状况的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
对于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的因素，我们考虑了董事会特征、独立董事性质以及监事会因素。董事会特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董事会的规模，我们用BS来代表。一定的董事会规模，能够对企业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由此造成的组织协调费用将会抵消由此带来的监督效果，因此，一般认为，董事会有一个适度的规模。独立董事具有监督角色的客观优势，又能以非关联方式给企业带来资源支持和战略建议，引入独立董事会能够提高董事会效率。但是，为什么各国董事会没有向单一独立董事方向发展呢，这暗含了引入独立董事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用IBP来考察独立董事的作用。在监事会方面，监事会规模和持股比例是要考察的两个因素，分别用SS和SHS表示。监事会成员一般是企业内部的员工或者管理者，在信息收集方面相比独立董事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其在董事会并不具有实际投票权，因此需要和独立董事协调，共同行使监督权。另外，一定的持股将有助于强化监事会成员的监督动机。
3.股权结构方程
FHS= f3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apital Structure， Z， ε3）
在实际估计中，我们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代表公司股权结构因素，用FHS表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力量越强，它就越有能力、越有动力去监督其人的行为。一方面，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越强，对管理者进行罢免或者任命的权力就越大；另一方面，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强，持股比例大，公司的兴衰与自身利益关系就越密切，对管理者的行为监督的动机自然越强。而持股比例多少，直接反映了控股能力的大小。
另外，在选择工具变量时，一个好的工具变量不仅要和内生变量关系密切，而且同时要与误差项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用股东相对控股力量作为工具变量，用Z表示，计算方式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相对控股力量，是作为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最新的研究显示，一定的制衡力量是股权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4.资本结构方程
CS= f4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wner ship，Log（asset）， FLOW，ε4）
CS代表企业资本结构，计算方法是负债合计除以股东权益合计。在外生变量中，我们加入了企业资产规模和企业流动能力这两个通常被认为对企业资本结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分别用Log（asset）和FLOW表示。其中，企业流动能力的衡量是用企业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到的。
各个方程所采用的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1。
（二）样本数据
1.样本的选择
本文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2008公布的中国上市企业治理评价中，选取了其中的100家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其中的异常样本后，最后获得了96个样本。采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是以2008年为主，其中ROA采用了2008、2009和2010年的数据，其他变量的数据均为200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色诺芬数据库，并用各公司的年报作为补充。
2.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在样本中，将石油、化工和能源作为国家保护性行业，其余作为非保护性行业看待，据此96个样本中，17个样本为国家保护性行业，占总样本数的17.7%。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其中，ROA08、ROA09、ROA10分别表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企业的ROA。
从表2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方面，各个企业的董事会规模的标准差比较大，显示了上市企业在这方面差异比较显著，最大规模的董事会与最小的相差3倍。独立董事比例差异不很明显，监事会持股比例普遍较低。在公司绩效方面，样本公司差异不明显，而且，从均值看，企业业绩在考察期内比较稳定。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不明显，但是在相对力量控股方面，各个企业的情况区别非常大，突显不同企业之间股权结构的差异。在资本结构方面，各个企业之间情况差异也比较明显。
表3显示了模型中的5个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其中上半部分是pearson检验结果，下半部是spearman结果，括号内是双头检验的P值。
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绩效、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而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不明显。另外，企业绩效与资本结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借助Eviews、SPSS软件进行分析，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点是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估计结果只列示一部分，以下表中OLS、2SLS、3SLS分别表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括号内数字为P值。
1.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表4显示了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CCGI指数对企业ROA的估计结果。
表4显示，CCGI指数与ROA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尽管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另外我们注意到，从趋势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期的治理水平对下一期和下下期的影响逐渐递减，也就是说当期的治理情况对以后各期业绩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这也符合我们通常的认识。
从这张表中，我们还存在一个疑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在2004年提出这个CCGI指数的时候曾经做过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该指数对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我们的结果显示虽然是正相关，却并不显著。在查找原因的时候，我们发现，该课题组衡量企业绩效指标采用的是每股收益（EPS），这与我们的研究不同。因此我们也采集了该样本数据以作对比，回归结果见表5。
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当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时，结果与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2008）相吻合，呈显著正相关。但是在进行二阶段和三阶段回归时候，估计结果却不显著了。也就是说，当假设公司治理是外生，并且控制了其他影响绩效的因素之后，公司治理对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考虑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内生性时，这个促进作用就弱化了。
表4和表5结果的显示，并没有很明显的证据支持在中国公司治理好的企业的业绩水平显著比公司治理不佳的企业水平好。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影响公司绩效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公司治理因素与非公司治理因素。前者通过对应的治理机制而影响公司绩效，后者则包括：宏观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社会文化及信用制度等；行业因素，如行业内竞争程度、产业组织；微观因素，如公司组织结构、资源优势以及竞争策略等。这些因素由于其多样性和作用方式的不规则性，其对公司绩效影响更为复杂。另外，考虑到非公司治理因素的绩效效应与公司治理因素的作用方向或程度可能不一致，因而有可能抵消或中和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正效应。这也是相同公司治理往往会产生不同市场绩效的直接的解释性依据。
表5显示的CCGI虽然在一阶段回归显著，但是在二、三阶段却不显著，这暗示了结果的不一致可能同该指标自身设定也有关系。该指标是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信息披露四个方面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事实上，公司治理还和企业内部的其他一些因素相关，比如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内生性的问题，就有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公司治理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治理机制在企业中虽然也有所体现，但实际上实施的效果却不甚理想。由于这样的“有名无实”的现象存在，如果单纯从治理指标上去衡量就有失偏颇了。
表6是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回归。表7、表8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并且这种显著影响延续至下一期以及下下期。而股权结构对业绩的影响是正的，即股权越集中对企业业绩的提升越有帮助，但这种影响比较微弱。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性，即对当期业绩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下一期则发挥比较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效应也有时间性，在下下期，这种影响就不显著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保护性行业对企业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帮助。
2.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
表9所示的是ROA、GI、FHS、CS这四个变量之间，在控制了其内生性影响之后的实证回归结果。其中数字分别表示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的结果，括号内的是P值。
表9显示，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在这四者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注：表格第一行是解释变量，第一列为被解释变量。 其中，企业绩效与资本结构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一方面，企业负债越高，企业业绩越差。这可能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具有内源融资性质，即上市企业融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由于很大一部分上市企业的最大股东是国家，而国家又是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因此，上市公司与银行之间就有了内在的亲缘关系，这使得上市企业负债融资具备了内源融资的特征，这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业绩之间负相关的一个原因[31]；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破产还未完全建立，银行软约束比较明显，从银行新借来的钱用来还旧债，再借再还，企业从而陷入了资金的恶性循环，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正常的生产发展，导致了企业业绩与负债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企业业绩越好，资本结构越小，说明企业的留存收益对企业资本结构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表9显示，在企业治理与资本结构关系方面，企业的负债有利于促进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企业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迫使经营者努力工作，以避免因为企业破产而导致的经营者自身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企业治理好的公司负债低，由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从而企业治理通过资本结构间接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这个有意思的结果暗示我们，从企业治理方面考虑，企业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
在企业治理与股权结构方面，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治理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有相当的研究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控股股东对企业治理以及企业绩效应该有促进作用。但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往往会为了谋取自身的利益转移企业资源而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即所谓的“隧道效应”（tunneling）。“安然事件”等一些大公司的丑闻就是这类现象的典型代表。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在企业股权结构中需要有一定的相对控股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以制衡第一大股东，以减少“隧道行为”的发生。
另外，估计结果还支持了一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一结论。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控制了因素内生性影响之后，研究发现，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认为，国内企业内部治理水平对其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到企业下期直至下下期的业绩；第三，一定的资本结构有利于改善企业治理情况，并能够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第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负债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此外，研究还支持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这一观点。
我们的研究通过建立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四者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来控制这四个变量的内生性影响，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有效的估计。针对影响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方法突显了其优越性。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将重点集中在公司治理、企业绩效、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四者之间的关系上，而对影响这四者的单方面因素考虑的不足。这可能导致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企业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提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公司长期发展的重要方面。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确保公司决策科学、合理和实现业务性能，因此一个公司治理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业绩，这一点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本文用实证分析法，基于山东省30家上市公司，从所有制结构、董事会结构等方面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和操作性能，从而进一步分析山东省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决策。
关键词：公司治理；治理结构；经营绩效
收录日期：2013年8月7日
引言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会议，我国是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后不久，吴敬琏先生提出了“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这一观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治理”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开始研究这个命题。中国必须以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公司治理结构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重点和世界各地相关人员的问题，这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如何提高公司的业绩方面，专业领域学者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公司应是在实践中自主摸索探索，因为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到企业的短期目标，也要考虑企业将来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
一、文献回顾
优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赵振铣认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核心则是法人产权制度。李玉认为公司治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运用DEA分析法对162家上市公司治理现状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公司治理有效性差，存在股东、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决策机制、激励、规模、薪酬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并针对现状提出了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吴敬琏认为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在所有者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形成有效规范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做到：一是在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资本重组和管理重组，确保股东能够行使最终控制权；二是要由股东选好包括一定数量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的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承担诚信的受托责任并通过自己的高级经理人员任命、高级人员报酬和审计等委员会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三是要确保高级经理人员有权独立决策，同时建立薪金、奖金、股票期权等在内的经理人员报酬制度为绩效标准，并对公司的组织和运营进行严格监管。崔如波认为形成不同性质的股东以及不同性质股东持有的股份在企业总股本所占的比例，即形成企业的股权结构，构建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机制，以最大化地实现企业的价值。崔如波认为企业法人财产权在企业内部不同机构之间分解与配置，企业内部各机构拥有的产权在各机构内部不同人员之间的分配。本层次的产权安排决定了董事会成员之间、监事会成员之间以及经理人员之间的权限划分，并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运作机制及运作效率。喻骅以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框架，认为有效可行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并与我国具体现状相结合，分析了上市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制约。赵英林等根据我国资本市场上特殊的国情，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明显的存在着非流通股所占比重很大，国家股所占比重偏高，一股独大及职工以及高管持股比例较小。
二、公司治理结构概述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虽然国内外学者不同的观点，但其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一种系统，该系统与企业利益的关系有关的经济利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还提供了决策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最终的目标是平衡各方利益，使公司长期经营。
（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世界各方面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是它与公司的绩效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公司治理结构欠佳，那么公司的经营绩效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也许不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来，但是会影响到公司的长期经营。因此，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很有利于经营绩效的增长的，而且会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并且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于2001年发表了一份对投资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表明，3/4的投资者表示，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公司治理同该公司的财务指标一样重要；80%的投资者表示，他们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购买公司治理结构好的公司的股票。
三、山东省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治理结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1、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
假设一：山东省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经营绩效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
假设二：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能产生制约作用强度，这种强度能给经营绩效带来正效应。
假设三：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董事会结构与经营绩效
假设四：董事会规模对经营绩效会产生负效应。
假设五：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的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高级管理人员与经营绩效
假设六：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的选取及绩效衡量指标
1、样本的选取。本文选取2012年底山东省上市公司中的30家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
2、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有很多，比如股票收益、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托宾Q值等等。由于杜邦分析法作为一种财务分析方法很普遍，它最终计算的是净资产收益率，它描述的是单位股东资本的盈利性。其计算公式是：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因为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的是单位股东投入资本的盈利能力，对于计算不同行业的公司在投资盈利能力上是比较容易的，并且也相对的准确。
3、变量的定义。针对提出的以上假设和经营绩效衡量指标，用相应的变量符号来表示：
（1）M1：表示大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2）M2：表示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所占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比例的比值。
（3）M3：表示流通股比例。
（4）M4：表示董事会成员人数，即其规模。
（5）M5：表示独立董事比例。
（6）M6：表示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7）L：表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在本文中是指净资产收益率。
（三）各种假设变量与经营绩效衡量标准的关系
1、假设一的验证。本文衡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指标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数据统计，从山东省上市公司中抽取的30家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小值是鲁银投资的14.52%，最高值是兖州煤炭的52.86%，平均值是32.09%，经营绩效的平均值是9.717。样本数据统计的第一大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关系如表1所示，10%～50%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主要集中区间，在这些公司中，持股比例增加，公司平均绩效呈下降趋势；而在40%～60%这一区间中，公司平均绩效随着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股权相对均衡的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越弱，经营绩效越好；在一股独大的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控制越强，经营绩效越好。所以假设1成立，即山东省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经营绩效能产生积极作用。（表1）
2、假设二的验证。变量M2表示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M2与经营绩效L的关系如表2所示。（表2）股权制衡度大多集中在0～1区间，一共有27家公司，而经营绩效也是平平。在1～2区间的公司只有3家，但是随着制衡度的提高，经营绩效有很大提升。经权威调查表明，制衡度在1.5～3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然而山东省公司中符合条件的却占少数。由表3得出的结论：随着制衡度的增加，经营绩效呈上升的趋势。上述同样验证假设二：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产生的制约作用的强度，这种强度能给经营绩效带来正效应。但是山东省上市公司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3、假设三的验证。M3表示流通股比例。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现象就是股份的部分流通，在2005年4月29日我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山东省上市公司陆续的完成股改，很多企业的股票实行了完全流通，但也存在一部分公司还存在着国家股、法人股等等。经数据分析，样本公司股份平均流通比例为91.40%，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如表3所示，流通比例在80%～100%的公司占的比例非常大，共有25家，其中14家公司已实现了股份完全流通。随着股份的流通比例提升，经营绩效有上升的趋势，由此验证假设三：流通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表3）
4、假设四的验证。M4表示董事会规模。《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做出了明文规定：董事会人数为5～19人。30家样本公司的董事会的人数范围从7～20人，可以看出来一些公司董事会存在人数过多现象，30家公司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2.8人。如表4所示，董事会的人数大多集中在10～15人之间，一共有18家公司，从而可以看出山东省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还是比较适中的，在适中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经营绩效是呈现下降的趋势的。由此验证假设四：董事会规模对经营绩效产生负效应。（表4）
5、假设五的验证。M5表示的是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证监会在2001年8月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在2002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前，董事会成员中应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样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平均比例是26.13%，其中没有设置独立董事的是晨鸣纸业有限公司，江泉实业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比例最高为37.5%。如表5所示，独立董事比例在20%～30%之间的最多，共14家，占到1/3以上的公司不是很多，共有6家，大多数样本公司并没有达到要求。如表5所示，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由此假设五在此无法得到验证。（表5）
6、假设六的验证。M6表示的是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例。让高级管理员持有公司股份能有利于减少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所带来的弊端，可以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逐渐趋向统一，最终达到有利于公司，有利于公司所有者。如表6所示，在30家样本公司中实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激励政策的公司还只是少数，只有6家公司，最高的是比例16.94%的软控公司，而且该公司的业绩很突出，但其他实行该政策的公司业绩表现一般，并且不实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公司公司业绩也并没有表现不好。因此，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假设六在这些样本中无法得到验证。（表6）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探究，收集了山东省30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和高管人员三方面结合数据，阐述了山东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设置的特点，且分析其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从中找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1、优化股权结构。在防止一股独大的同时也要防止股权过于分散，保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适中的同时提高其他股东的制衡作用，且使更多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以保证小股东权益。
2、董事会结构。要根据公司的实际并且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当地减少或增加董事会成员；大力支持设立独立董事，毕竟这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是有效的。
3、高管人员。在高管人员接受委托经营公司后，必须要在实行激励的同时实行有制约机制，激励可以用高管股、薪酬等措施；而制约可以通过外部市场来施压。
摘要：本文选取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对公司治理与审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正相关，内部人控制度对审计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影响不明显。因此要提高审计绩效，应该从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入手。
关键词：公司治理 审计绩效 股权结构 董事会特征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市场对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绩效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近年来国内外证券市场上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案，已经危及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影响到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审计公信力的信心。审计质量的降低也直接导致了审计绩效的下降。行业监管部门为提高行业整体绩效水平，提出并实行了审计师强制轮换、开展风险导向审计、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提高独立性等许多的措施与建议，试图借助这些措施来提高审计质量，提高审计绩效。但是，由于我国不完善的审计体制，这些措施的推行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可以认为，审计绩效的提高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改善，降低国有股比例，提高流通股比例；避免董事会被内部人控制，保障监事会实际效力。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公司治理的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由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管理理念，多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希望能找到相对固定和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分析角度的不同，各国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界定有很多种。结合现有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李维安教授认为，狭义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安排去合理地配置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来降低成本。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指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构成的公司内部治理。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局限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相对广泛。本文采用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研究。（2）审计绩效的涵义。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审计是一个多层次要素的复合体。主要包括审计主体和客体、审计对象、审计目的、审计政策、审计职能、审计特征、审计本质几个要素。被审计单位作为审计的客体，审计的内容包括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被审计单位履行的经济责任情况的审核监督。审计是以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履行为目的。审计最为突出的特性是独立性。审计的本质一直有多种说法，从最初的“查账论”到现在的“免疫系统论”都在不同程度的对审计的职能、特性等进行完善。综上所述，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基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履行的目的，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同时对被审计单位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监督，规范优化其假设、原则、方法、程序的独立的经济控制免疫活动。根据《辞海》的解释，绩是指功业、成绩，效即效果、功用，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地结果。绩效应该是由一定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和成绩。但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对于绩效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绩效是在一定时间内，由一定活动产生的结果；绩效是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工作过程中自行控制、调整的行为活动；绩效是为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结果。本文认为，绩效是由特定的行为产生的，对组织目标在数量、质量和效率上的完成情况。我国的审计，主要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单位内部审计三种审计组织从事的审计活动（2001，张以宽）。本文主要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社会审计即注册会计师审计效果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指的审计绩效是由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的完成质量和完成效果。（3）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受托经济责任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向委托人报告其经营状况的义务。受托经济责任的基本内容包括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两个方面，行为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规）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社会性以及控制性等要求经管受托经济资源；而报告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编报财务报表。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掌握了更多信息的管理者在履行责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如管理舞弊行为的“道德风险”，从而阻碍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一股独大”、“产权虚置”等问题，同样影响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对受托经济责任进行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股东、债权人等委托层与受托管理层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为协调两方的冲突，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来监督和鉴证管理层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保障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独立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减少或消除委托中的道德风险，即可以通过审计职能的实现提高财务报表信息质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是由受托经济责任联系起来的。审计产生的最初重心在于查错防弊，独立审计的实施则可以起到保障受托经济责任有效履行的作用。然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等因素一方面阻碍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部识别其履行情况的难度。其次，审计理论与实务的不足也是导致审计绩效不高主要原因之一，审计师作为理性经济人，也有可能在充分考虑审计成本收益的情况下进行审计。公司治理结构越不合理，出现管理层舞弊的风险就越大，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就越明显，对审计的要求就越高，也就越需要审计师提高审计绩效。由此可知，受托经济责任不可或缺的联系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本文从独立审计的立场出发，针对目前我国研究成果较少的审计绩效，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对审计绩效进行层次性分析论证，对其涵义做出界定。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说，本文联系长期备受关注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选取合理的样本，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相关性，为合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我国审计绩效，促进我国独立审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一点依据。
（二）研究假设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许小年、王燕（ 1997）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效率，通过公司的经营绩效表现出来。因此认为，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审计绩效这一问题上，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环节，现阶段，董事会治理与审计绩效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董事会的治理特征决定了其治理效果，进而影响到审计绩效。
（1）国有股比例。Fama and Jensen（1983）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情况下的委托—问题，所有者会监督经营者以达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的目的。所有者通常会选择独立的第三方对经营者进行审计。我国上市公司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根据《2000 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我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国有股所占比重最大，超过40%，这就比较容易造成“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有股股东只能通过政府委托的人员进行经营管理，人则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降低对审计绩效的要求。因此提出假设 ：
假设1：国有股比例与审计绩效负相关
（2）流通股比例。刘立国、杜莹（2003）指出我国上市公司中，流通股比例过低，流通股股东难以通过股东大会左右管理层行为。肖珊（2006）指出，股东大会流于形式，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通过股东大会内部“ 用手投票”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是，流通股股东具有“用脚投票”的特权，可以拒绝购买或抛售上市公司股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部人的行为。同时，流通股比例的提高必然使得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比例的下降，而缓解“所有者缺位”、“经理人篡位”的问题，从而提升人对审计绩效的要求。因此提出假设 ：
假设2：流通股的持股比例与审计绩效正相关
（3）董事会规模。对于董事会和审计绩效的关系，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有效的董事会的作用是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董事会所面临环境的变动性对董事会效率有重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中，一个能够应对复杂环境及时做出决策的董事会，对企业的公司治理效果和经营业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追求真实有效地会计信息，从而提高对审计绩效的要求。根据“理论”，认为经营者拥有的信息比董事会多，并且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逆向影响董事会有效地监控经营者是否适当地为其利益服务。Lipton and Lorsch（1992）以理论为依据指出：大规模董事会会导致董事会内成员沟通困难以及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影响对经营者的监督，严重的可能被经营管理层控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委托人和审计对象界限不明，降低审计的独立性，从而降低审计绩效。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审计绩效存在相关关系，但方向不明确
（4）内部人控制度。内部人控制是指在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或内部职工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在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公司董事一般包括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何浚（ 1998） 引入“内部人控制度”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公司内部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内部人控制度与审计绩效负相关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关键的变量是公司治理和审计绩效，其中公司治理是解释变量，审计绩效是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则参照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被解释变量审计绩效是指审计的效率和效果，审计绩效包含的范围较广，难以用某一单一变量作为替代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借鉴管亚梅、李银娜（2010）等的研究成果，将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作为审计绩效的替代变量。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OPTION）可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两种，国内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时，审计绩效较高，当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时，取1，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0。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2010年和2011年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资料来源于CSMAR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研究数据库”。由于模型中数据的需要，对初始样本做以下剔除：（1）剔除所有数据不全的公司；（2）剔除业绩过差的ST、PT公司。这类公司一般都有很大的亏损，社会公众和监管当局往往会对其予以额外的关注，同时，审计师考虑到此类公司所具有的特殊的审计风险，也会对其区别对待。经过上述筛选之后，最终得到2010年的49家和2011年的51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10年国有股比例平均值约为21.08%，最大值约为70%，最小值为0%；流通股比例平均值约为58.6%，最大值为100%，最小值约为3.9%；董事会规模的平均值为8.55，最大值为15，最小值为5；内部人控制度的平均值为62.33%，最大值为66.66%，最小值为42.85%，说明样本公司内部人控制度都比较高。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29，相对较小。具体来讲，2010年的49家样本公司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14家，占总数的28.57%。由表（3）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11年国有股比例平均值约为15.54%，较2010年有所下降，最大值约为79%，最小值为0%；流通股比例平均值约为57.3%，较上年有所下降，最大值为100%，最小值约为20%；董事会规模的平均值为8.04，最大值为14，最小值为5；内部人控制度的平均值为60.79%，最大值为66.66%，最小值为28.57%，说明样本公司内部人控制度较上年有所下调。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39，较上一年有所增加，说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比例有所上升。具体来说，2011年51家样本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的有20人，占总数的39.21%。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STATE 的系数是-0.325，Sig.是0.109，在10%范围内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股比例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显著因素。国有股比例越高，审计绩效越低，相应的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由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RADABLE的系数是0.061，Sig.是0.016，显著为正，说明流通股比例也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因素。流通股比例和审计绩效成正比，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为了检验董事会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将变量DIRECTOR和INSIDER代入模型中，得到模型3：OPTION=α0+α1DIRECTOR+α2 INSIDER +α3 CHAIR+α4 TOP4 +α5SIZE+ξ。由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INSIDER（内部人控制度）系数是 -0.128，Sig.是0.215。说明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意见类型，但并不是影响审计意见的显著因素。除此以外，表示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的变量DIRECTOR不是影响审计意见的显著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公司治理股权机构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正相关。在公司治理董事会结构方面，内部人控制度对审计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影响不明显。因此提出如下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大对管理层的监督，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独立审计工作的难度，有利于其提高审计绩效；进一步规范独立审计，加强行业监管，实现法规系统化；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责任。
摘 要：风险是企业经营活动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企业实质就是风险的载体。文章探讨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以及有效风险管理活动对公司绩效的传导作用。
关键字：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 绩效提升 传导机制
建设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健康发展得必然趋势。为了应对本世纪初美国爆发的知名公司的财务舞弊丑闻，2003年美国总统签署了著名的萨班斯法案；紧随其后，一直致力于财务报告舞弊研究的美国COSO委员会在2004年了预防公司舞弊的最新进展，指出风险是导致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首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大公司也意识到风险管理对企业健康经营的重要性，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根据某国际知名事务所最近开展的针对世界上1400个大中型公司风险管理状况的调查：8%的CEO称本公司已经建成风险管理系统；35%的CEO称本公司已部分建成风险管理体系；只有10%的CEO表示尚未建设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计划。2006年，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由此揭开了我国企业风险管理实践的序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再次意识到风险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企业的实质就是风险的载体
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无疑会对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外部环境风险主要有企业所在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等正式的制度环境，企业注册地社会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进步情况等；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内部风险主要有公司管理层的战略目标设定风险、企业筹资活动带来的财务风险、企业销售面临的市场风险、企业有效组织供产销活动的运营风险等。
外部风险因素通过渗透进企业的采购系统、生产系统、销售系统、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具体业务流程，涉及到资金的筹集、投放、使用、回收以及分配等环节。而企业的财务系统是个高度开放的子系统，外部风险的影响最终都会映射到财务系统，从而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如资源的匮乏会导致采购成本的增加，行业的生命周期无疑会企业产品销量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技术革新会迫使企业加快折旧计提，市场信用风险也会引发企业呆账坏账的方式。
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组织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根据自适应成长理论，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以一种稳定有序的方式进行的，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稳定有序的交换方式会被破坏，系统就处于不适应环境的状态。此时组织必须变革调整自身以重新适应环境。即企业组织自身具有一定的惰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有个过程，企业的成长就是组织不断调整自身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过程。总之，企业实质就是风险的载体，风险源自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企业自身不能快速适应这种变化的组织惰性。
二、公司治理内含着风险管理的理念
1.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在风险管理备受关注的大背景下，公司治理机制、内部控制水平对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渐明朗。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理念是风险管理的内生决定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强调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之间的权利制衡，因为权利制衡可以防范董事会的决策风险、防范管理层的执行风险，提升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能力。权利制衡也能促使企业建立健全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企业整体的风险管理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因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构成了有效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公司治理的外部鉴证机制为企业风险管理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引入外部审计的目的是借助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对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外部审计人员在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指导下，首要环节就是对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以及内部经营风险进行评估，以此评估财务报表可能发生重大错报的领域。在这个环节，对于发现的可能导致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环节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重大缺陷，注册会计师是有义务和管理层进行沟通并提供合理化建议的。可见外部审计对优化企业内控制度设计，从而防范企业具体业务层面的风险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三、风险管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分析
1.引导和制约作用。企业是风险的载体，所有企业都是在有风险的环境下经营。其中，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是企业经营中无法预期，也无力改变的客观存在。对此，企业能够做的就是尽快调整自身快速适应。风险管理能够使企业管理层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更加有效地经营。一方面，风险管理促使管理层将风险偏好和企业的战略结合在一起。管理者在制定企业的战略方案时，首先要考虑企业的风险偏好，然后制定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对应的经营方案。另一方面，企业风险管理使企业的管理者将企业成长、风险和收益联系起来。风险管理以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及既定的目标为标准，通过监督评价使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利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具有风险管理职能的方式、程序和措施，进行管理活动的调整和修正，实现引导和制约的双重目的。
2.反馈与提升作用。风险管理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而且与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一起运转，而不是一种静止的、流于形式的系统。企业中职能部门的设立、人事制度的设立、管理层的价值观和经营风格、最高管理当局的战略眼光、员工的职业操守，都一起构成了风险管理的内部环境。在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随着企业自身各项业务循环，通过相应的管理机制，监督业务执行的效果并及时进行反馈。并以监督和反馈作为信息沟通的方式，为经营管理提供咨询，提升企业的风险反应与决策能力。
风险管理提供了确认和选择不同的风险反应方案的标准，并提供了进行相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充分利用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的方法、技术，必然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作出及时的反馈并提升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例如企业为了降低破产成本，便会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及手段努力的去降低企业风险从而使企业破产的可能性降低，最终使企业的间接破产成本大幅下降。当企业的经营成本随着企业破产风险的下降而不断减少时，企业自身的净现金流入便会相应增加，企业的整体价值就会得到很大提升。因此，企业可以借助于风险管理，通过对企业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和控制，增强企业自身抗风险的能力，从而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减少间接的破产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3.预防与完善作用。风险管理的作用首先在于防患于未然。按照控制论的理论，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事先既定目标并对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造成的偏差进行调节，并控制具体影响因素的发生。基于上述原理事先对产生差错的可能性及原因进行分析，据以设计出种种防范措施。
风险管理可以向管理层提供最重要的风险信息和风险管理建议，通过具体的风险管理和调节措施对企业进行绩效管理，帮助经济主体实现其经营和利润目标、防止资源的浪费，最终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风险管理具有预防和完善的功能。
四、公司绩效的提升要求完善公司治理、改进风险管理水平
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利，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如果缺失的话，企业必然会被市场所抛弃，最终失败或破产。而企业利润最大的威胁来自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因此进行风险管理是保证公司利润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必然途径。
此外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企业要进行风险管理就需要耗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花费巨大的风险管理成本，这就必然要求风险管理能够为企业带来相应的效益，而且这些效益要远大于所耗费的成本，才能保证企业业绩更加稳定、持续的增长。即企业业绩提升要求公司不断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而风险管理离不开完善的公司治理提供的制度保障及组织保障。
1.完善公司治理，发挥董事会治理核心的职能。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客体是经营者与董事会，而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李维安，2005）。COSO相继了《有效的企业风险监督：董事会的角色》要求加强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提高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董事会的风险监督能力。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对风险的识别管控最终作用于企业具体的业务流程层面，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
根据COSO最近的一份调研报告，只有12%的企业认为董事会对企业风险监控是富有效率的，41%的企业基本赞同董事会对企业风险的监控职能，而其余近40%的被调查则完全否定了董事会的风险监控职能。可见在企业经营的具体实践环节，董事会的风险监控核心职责并没有完全发挥。鉴于这种现状，笔者认为董事会可以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强化董事会的风险意识。国际经合组织OECD指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震动是风险管理的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事会没有意识到公司面临的风险。”
其次，设置风险管理的专职部门，畅通风险信息在企业内部的传输路径。董事会下可设风险管理委员会，通过聘用专家型、独立型风险委员，定期召开风险应对会议，完善董事会对重大风险信息的沟通机制。同时要求企业管理层以定期报告的形式向董事会或者其下属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报告。重大风险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会直接影响到董事会对风险管理信息标准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降低对风险预警的敏感度。而对重大风险的评估及判断标准与判断机制是董事会进行风险管控的基础，也是董事会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
2.提升公司管理层驾驭风险管理手段的能力。提高董事会下属的管理层对风险控制职责的履行能力，上市公司高管自身的素质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高管素质与上市公司风险管理水平正相关，高管的素质越高就越有可能更有效地使用风险管理工具，降低上市公司的整体风险，提升企业价值。
在提升高管素质方面，培养管理层的风险意识至关重要。努力使风险意识印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可以说风险意识是管理层的核心素质，相关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论点。张慧（2005）研究表明高管的素质会影响公司的管理效率；陈晓红（2006）认为公司高管的素质与公司的成长性正相关。此外，套期保值、风险识别、风险量化评估、风险控制等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都需要操作人员经过专门的培训和实践，对管理人员素质的依赖程度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