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国际趋同与国内会计的对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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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们应该以“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作为指引，走出一条具有新时代中国特征的会计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与会计国际趋同直接有关，需要通过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对国际趋同现象进行辩证分析，提出中国的正确对策选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会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国际趋同迹象，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称已有1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但是，对这一现象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应该看到，各国或地区对会计国际趋同和IFRS采取的立场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或细微的差别，有的可能会无保留地采用国际准则，有的会坚持从本国准则到国际准则的先后分级顺序，有的则会采取本国准则与IFRS并行的对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美国退出美国通用会计准则（USGAAP）与IFRS的趋同，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对国际趋同的立场或态度可能也处于修正或改变之中。在这种情势下，应该如何辩证地看待会计国际趋同现象，如何作出正确的对策选择，已经事关中国会计发展的基本方向，相关研究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只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已有文献数量不多，尤其是难见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其实是对中国会计发展一些基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希望可以引起争议或共鸣。

二、部分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与启示

与本文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大致包括国际会计的定义、国际趋同的重要影响因素、IASB和IFRS的性质及应用情况、国际趋同与国家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会计的国家特征等方面。考虑到文献回顾应与文章主题相关，这里的回顾只是部分的和简要的。“国际会计”的定义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三种趋向性描述，分别是世界会计、国际会计、国外子公司会计。其中，“世界会计”曾是一些学者追求的“最终目标”，例如T.R.韦里奇、C.G.艾佛里和H.R.安德森早在1971年就认为世界会计“应该制定一套世界范围内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就像美国所制定的那样）……这一概念将是国际会计体系的最终目标”[1]。可是，这个目标毕竟显得过于理想，各国会计存在着许多重大的或细微的差别，即或其实现有可能也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1982年，F.D.S.乔伊和V.B.巴维希通过对美、英等10个发达国家的869家公司的调查，发现其对32个不同会计原则的应用情况中，只有“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规则对有价证券计价；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规则对存货计价；正规地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提存养老金基金缴款；把研究与发展支出记作费用；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消除公司间的销售额或利润”是共同的，据此他们得出“事实上，会计的世界图景中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国际会计惯例中，分歧是活生生的事实，财务报表的读者们务必牢记这一情况”的结论[1]。世界会计图景中的差异大于共同的现象，也可看作是对GAAP的某种否定。对于国际会计和国外子公司会计，乔伊和米勒[1]遵从了韦里奇、艾佛里和安德森的定义，但是将其扩展为“比较国际会计”“准则化国际会计”“经营性国际会计”和“政治化国际会计”四类，后者指如起源于联合国以及OECD等世界性政治组织。应该看到，IASB努力使“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成为全球公认和普遍采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2]的追求，可以视为它实际上承袭了“世界会计”的目标。由于IASB的努力和一些国家及地区的配合，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会计逐渐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趋同”迹象，同时也带来各国或地区类似两难的选择。对于影响会计国际趋同的重要因素，IASB前任理事张为国发表系列文章，分别从“大国博弈”“理论之争”“业绩报告”和“理事倾向”角度全方位地揭示了IASB和IFRS的目标、决策程序和工作情况，详细论述了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可视为比较权威性的文献[2-10]。IASB现任理事陆建桥[11]较详尽地回顾了IASB这一年的工作，同时对国际趋同和IFRS作了乐观估计，其更多是情况的描述性介绍，并未涉及趋同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IFRS的性质及其应用情况，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很大的争议。例如，周华和戴德明等[12]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本身并非会计规则……最终体现的是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上述执业利益”，这一看法应视为很有独特见解也是值得深思的。如果IFRS确实最终是为了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追求与IFRS的趋同也就缺少了有说服力的依据。对IFRS实际应用情况，财政部会计司原司长刘玉廷曾提出过质疑，认为IASB的很多宣传都与事实不符。至于IASB是否夸大了IFRS被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实际采用情况，因为缺少来自IASB以外的真实可信数据进行准确的判断，它很可能是一个谜。不过根据合理推论，IASB对IFRS的应用情况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是非常可能的。对于会计国际化与国家化的关系和会计的中国特色，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朱元午[13-15]曾发表过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中国会计应具有的特色。上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世界会计的发展要靠国际化和国家化两个车轮的驱动，没有充分的国家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中国的会计改革与发展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从国情的现状和发展出发并且超越国际准则的框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理论基础、政治方向、基本目标、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同时指出西方经济学和实证会计的有用性具有诸多缺陷，只能作为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参考和研究方法的补充。上述文献虽然从各自的角度研究了相关问题，但对会计国际趋同和国家特征之间关系的论述不多，而且大都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中国会计应具备的国家特征进行深度研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这说明我们对会计国际趋同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对中国会计必须具有的国家特征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对国际趋同的对策选择也有待商榷，进而折射出我们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尚缺少更正确的理论指引。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主管会计工作的官方机构、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都需要对事关中国会计基本走向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拿出高质量的成果，为中国会计的正确发展方向与路径提供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支持。

三、影响会计国际趋同因素的辩证分析

在诸如各国的会计传统与习惯等会计因素和政治与外交等非会计因素的复合影响下，会计的国际差异很可能永远存在，“国际趋同”必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过程。会计的国家化程度、大国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态度变化、IASB和IFRS的性质以及IFRS被各国采用的情况，这些因素单独或复合影响着会计国际趋同的过程和走势，需要对它们进行辩证分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为相关的对策选择提供可靠依据。

（一）会计的国家化程度是影响会计国际趋同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个性与共性关系的基本观点，事物的个性构成共性的基础，只有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共性才有可能形成。如果把会计的国际化内容视为会计的共性，那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会计特征也即个性就是会计共性的基础。据此得出的重要推论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都需要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会计国家特征，然后会计的国际化才有可能具备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从本质上说，会计的国家化程度肯定是会计国际趋同程度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而会计国际化也会对会计国家化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这种辩证观点用于理解会计国际化和国家化的关系是非常适用的。只是我们理解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明显缺乏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引，因此认识显得并不全面和深刻。纵观会计发展的历史，会计国际化的内容首先取决于其中真正属于科学性的部分。例如，复式记账和从凭证、账簿到报表的一整套独特而严密的程序，对会计信息真实和有用的追求，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工作效率等，它们最初都带有明显的国家特征，因其符合各国会计的共性需要，不论最先应用于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国际化进程。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尽管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只要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就会在一个较短的或较长的时期内跨越国界，最终成为人类会计的共识和共同财富。客观地看，除美英等国的会计国家特征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外，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尚未完成会计国家化的历史进程，这意味着实现彻底意义上的会计国际化尚不具备充分的国家化基础。中国会计在过去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在乔伊和米勒[1]所划分的与英、法、德、美并列的“共产主义国家”影响地区中曾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可是，追求国际化的趋向逐渐使中国会计的国家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充分的国家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在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必将任重而道远。有理由认为，承认、尊重、发展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会计特色、传统、习惯，将被证明是IASB“实现全球公认和普遍采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必由之路。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也许正如乔伊和米勒[1]所说的“对民间制定的国际准则存在着从本国准则到国际准则的先后分级顺序”那样，我们可以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必须以坚持国家特征作为最优先的选项，这也是在处理会计国际化和国家化关系的时候应该有的“先后分级顺序”。

（二）国家利益博弈及其结果是影响国际趋同的非会计因素

事实证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首先是政治和外交问题，然后才是会计的技术问题[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方都认识到会计具有影响国家利益的后果，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都会坚持并维护国家利益，并以对国家是否真正有利来决定对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进而使国际准则的制定演变成国家利益的博弈，其过程和结果对国际趋同走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国公司纷纷按照本国会计准则提供的财务信息去美国上市，随之财务信息不一致也就成为美国有关各方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一改以前对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不热衷态度，转而积极参与IASC的重组并在IASB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曾积极推进IFRS与USGAAP的趋同，影响着会计国际趋同的走势。然而，即便在会计方面，美国也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在美国优先思想的影响下，出于美国准则应该优于国际准则等国家利益的考虑，最终还是退出了会计国际趋同过程并不再采用IFRS。尽管美国选择了退出，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博弈还会继续上演，甚至很可能永无止息。首先，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参与方都是优先于会计因素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我们必须坚定持有的态度和立场，否则将很可能会承受国家利益受损的严重后果。至于国际趋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否真正有利，尽管还需要相关的实证研究论证，但是IFRS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同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受损却是确定无疑的。还有，会计国际趋同的走势，不仅仅取决于大国利益的博弈，当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意识到IFRS有损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而采取“先国家后国际”的对策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也将不可忽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会计国际趋同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既要努力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尽力使国际趋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态度变化影响会计国际趋同的走势

当前，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对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应该是发生了某些改变，有的变化很大，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如前所述，作为世界会计的“霸主”，美国最初对会计的国际趋同并不热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开始参与会计的国际趋同，并且主导了IASC到IASB的转变。可是，在与IASB度过了10年左右的“蜜月期”之后，还是以“在世界上唯有美国应该被优待……美国应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准则优于国际准则……美国整个社会依赖于规则导向的USGAAP，而难于接受相对原则导向的IFRS……美国许多利益相关者担心转移准则制定权将丧失这种影响力”[2]等为由，在2012年最终放弃了与IFRS的趋同，并且对国际趋同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考虑到世界上不少国家会追随美国的脚步，美国对会计国际趋同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倒退，必将引起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立场和态度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欧盟尽管是IASB和IFRS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它对国际趋同的态度或许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张为国[2]指出，“欧盟内各国上市公司自2005年开始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欧盟的这一决定骤然使得作为欧盟成员的数十个国家都成为IFRS的全面采纳者。”虽然周华和戴德明等[12]认为这个决定并不表明IFRS已是欧盟各成员国的会计规则，但是说欧盟许多国家的上市公司按照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告还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这两种看法的分歧，但应预见到随着美国退出，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不可能不受影响。从欧盟对IF⁃RS基金会的捐款份额比例相对下降这一迹象上看，欧盟对待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也很可能发生了微妙转变。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也值得关注。英国作为比美国还早的世界会计中心，对IASB有着很多的支持。也许是作为回报，IFRS在基本理念、内容、结构、体例、用词等方面均继承了英国的传统[2]。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脱欧之前。脱欧之后，英国对IASB和IFRS的立场及走向，也可能具有不确定性。日本一直在IASC和IASB中占据重要位置，积极参与趋同，并曾经采取与IFRS短期趋同和允许日本公司在本国提供以IFRS为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这样的做法，但是，在美日同盟主导下的日本经常会毫无条件地追随美国，它也在2016年宣布放弃全面采纳IFRS的立场。中国对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例如，财政部曾于2010年发布《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并从2014年开始一直努力使中国会计准则尽可能接近完整的IFRS，也即所谓的“实质性趋同”。但是，随着对“国际趋同”认识的全面和深化，也不排除出现某些变化的可能。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变化，不论是重大的或细微的，也不论是已经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际趋同”的进程，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会计的国际趋同本身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发展前景也许并不明朗，过程可能更为曲折艰辛，对它持有乐观或悲观的态度都有根据。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准确地预测今后还可能出现的变化，作为对策选择的重要参考。

（四）IFRS的性质和被各国采用的情况也影响会计的国际趋同

周华和戴德明等[12]曾研究过国际会计准则的性质。他们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本身并非会计规则，而是适应资本市场交易高流动性需要的、缺乏合理依据的金融分析规则。它们在理论框架和具体规则上都存在偏差和弊端，最终体现的是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上述执业利益”。虽然尚无法只根据他们的看法就认定IFRS不是会计规则而只是金融分析规则，也很难得出其最终体现的是证券行业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利益的结论，但是，IFRS在理论框架和具体规则上都存在偏差和弊端则是无疑的。例如，采用混合计量基础，过度地应用“现行价值”使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受损，对谨慎原则的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等，都确实存在成为证券行业和公司管理层操纵会计数据工具的可能性。IFRS的争议性质和缺陷提示我们，对IASB建设“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真正目的应该加以认真分析。IFRS被各国采用的实际情况也令人疑惑。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前司长刘玉廷曾认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宣传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采用了国际准则，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宣传都与事实不符。众所周知，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都尚未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或与之趋同”[16]。再有，许多人都认为根据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的2002/1606号条例，欧盟各国都已经全面采用了国际准则，但是，周华和戴德明等[12]却认为欧盟条例仅仅是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的意义以及合并报表的层面上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而没有把它当作成员国的会计规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IASB所宣传的IFRS应用情况中有人为夸大的成分应该是肯定的。我们的疑问是，究竟有多少国家或地区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用IFRS取代了自己的会计规则？各国或地区除了一些上市公司按照IFRS的要求提供财务报告，其他企业是否依然沿用着自己的会计规则？各国或地区纷纷宣称采用了IFRS的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理事会竭尽全力要求中国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其深层次的目的是要使我国屈服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2]应该是有根据的，这个要求隐含着非常明显的政治意味，尤其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反思。况且，IASB毕竟只是一个非政府的国际性会计组织，由这个性质所决定，它所制定的国际准则并不具备有如国际法那样的法律效力。从这一点看，各国尤其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简单地追求与IFRS的趋同也就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以上对影响会计国际趋同主要因素的辩证分析，可以说明会计的“国际趋同”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概念。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会计国际趋同的走势，其中非会计因素会在很多情况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把国际趋同看成单纯的会计问题是很不够甚至是有害的。我们需要对国际趋同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与思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屈从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努力培育、形成和坚持自己的国家特征，并以其参与和影响国际趋同的进程与结果。

四、新时代中国会计发展的对策选择

这里所说的新时代，既是指以AI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指百年未遇的政治、经济大变局的时代，更是指党的十九大所确认和二十大所重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看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都会对中国会计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需要认真探讨这个新时代里与中国会计发展方向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对策选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发展道路。

（一）会计国家特征的重要意义

会计的国家特征对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现代会计不论是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还是一种经济管理抑或是企业管理工作，都始终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其中，它的社会属性必然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等非会计因素，这些因素大都会集中表现为国家特征。对会计的国家特征，不仅不能回避，还需要自觉地加以培育、形成和坚持。其次，IASB所追求的“实现全球公认和普遍采用的高质量会计准则”这一目标，意味着世界会计的“大同”，也即会计的共性远远大于各国的特性。假如这个终极目标有可能实现，其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各国会计特性得以充分发展，否则，它就是一个看起来美丽却难以实现的愿望。最后，尽管已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宣称自己采用了IFRS，但是恐怕不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因此而真正放弃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它们的会计国家特征大约依然发挥着大于IFRS的实际作用。因此，会计的国家特征应该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世界会计图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是差别大于共同。因坚持国家特征而使会计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的突出实例是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会计曾被称为世界会计的“霸主”，始终都是在坚持自己的国家特征。其主要表现是：在哲学理念上奉行实用主义，采用“概念论”方法研究和建立会计概念体系，并且不主张建立完整系统的会计理论，坚持与商业惯例高度吻合的“独立学科”会计发展模式；在会计规则制定上，系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这一非政府会计组织制定会计准则，但在制定过程中政府机构如SEC会保留至少一半以上的权力；在会计管理方式上，政府机构一般不会直接干涉会计工作，看起来具有很高的会计自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弃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在会计准则的质量上，USGAAP自诩或被公认为世界水平最高，但是会计规章数量之多和晦涩难懂也堪称世界之最，有研究说美国的会计规章数量比世界其他各国的总量还多，实际工作中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至于会计信息质量，虽然尚无海量证据验证，但从会计上的“911”事件也即安然公司会计造假案例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相继爆发出的会计丑闻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会计信息质量其实存在许多问题。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会计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并且加以坚持，才有了它在世界上的独特或领先地位，否则，美国会计绝对不可能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其他的实例是，英国的会计特征与美国相近，也是独立学科会计发展模式的代表，瑞典会计的宏观经济模式、荷兰会计的微观经济模式和法国的统一会计模式，都是因为具有国家特征而在世界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些例证足以说明国家特征对这些国家会计的重要性。广而言之，会计的国家特征对几乎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这个观点应该具有普适意义。

（二）对新时代中国会计国家特征的初步探讨

中国会计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也曾以独特的国家特征呈现过辉煌。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之后，新时代中国会计也应该培育、形成并坚持自己的国家特征，这既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会计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世界会计作出贡献的需要。对于新时代中国会计的国家特征，可以分别从政治方向、指导思想、哲学遵循、核心追求和会计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思考（由于笔者对这些特征已有另文探讨，本文只作要点叙述）。

1.以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作为中国会计的政治方向。在中国，由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构成中国会计的政治方向。这个政治方向不能偏离。该特征既符合国家宪法的规定，又与西方会计明显不同，应该置于国家特征的首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多年来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使学术界和实务界忽视了会计的政治方向，并且带来对西方会计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等不良倾向和不良后果，不能任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和发展。

2.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更为直接的导向性意义。我们需要努力探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会计涵义，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两方面逐步形成指导方针上的这个国家特征。

3.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会计的哲学遵循。会计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不同的哲学遵循肯定会带来不同的会计发展道路和结果。FASB和IASB一直奉行实用主义和概念论方法，虽然使会计概念和会计准则取得进展，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和“后天”弊端，它们已经很难指引会计再现昔日的辉煌。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用主义不可比拟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时代中国会计的哲学遵循是必然的选择。由上述政治方向和指导方针所决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遵循和国家特征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中国会计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进行哲学遵循方面的根本转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实用主义和概念论，引领新时代中国会计达到一个西方会计难以企及的新高度，将会被实践所验证。

4.以向使用者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作为中国会计的核心追求。长期以来，IASB在受到“欧盟、中国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许多会计团体的反对”[17]的情况下，依然固守“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目标，同时淡化甚至排斥使用者对“受托责任”会计信息的需要，这表明IASB在会计的核心追求上出现了重大偏差。应该承认的是，因为过于看重准则完善和准则制定者的需要，在按照IFRS提供的财务报告中包含了过量的和无用的甚至是误导使用者的信息。究其根源，在理论上是对“决策有用观”的片面理解导致了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在技术上则是使用了现行价值和历史成本双重计量基础，而这两者都与“切实有用”相悖，同时也把财务会计带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新时代的中国会计，应以提供对使用者“切实有用”也即“真实”为主兼顾“有用”的信息作为核心追求，从而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国家特征。这对于使会计回归朴实的本真和走出困境都是必要的。

5.坚持并完善现行的会计管理体制。中国现行的会计管理体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行《会计法》《公司法》等专门和相关的会计法律，由财政部负责制定会计准则和统一会计制度，并由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分级共管国家、地区和企业等的会计工作。这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体现出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已被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应作为国家特征予以坚持并加以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用集权财会管理体制或模式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各个微观主体的会计工作独立性，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优化。以上是对新时代中国会计国家特征要点的初步探讨，对这些特征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相信，只要中国会计形成自己的国家特征并加以坚持，就必将以独特的理论和实务傲视世界群雄。虽然对这个问题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表述，但似乎都不太可能离开本文所持的立场和提出的基本点。

（三）新时代中国会计发展对策的正确选择

对会计国际趋同及其影响因素的辩证分析，对新时代中国会计国家特征的初步探讨，这些都为新时代中国会计发展对策的正确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会计国际趋同显现出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势下，新时代中国会计发展最正确的对策选择，努力培育、形成并坚持自己的国家特征，更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切实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会计力量。这是一条与西方有别的会计发展对策，是对西方会计从理论到实践的“扬弃”，也是对世界会计的重要贡献，其意义虽然是直接但并不限于应对会计的国际趋同。毋庸讳言，在追求国际趋同的过程中，我们的会计国家特征确实已经被逐渐淡化，也尚未在IASB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话语权。至于失去国家特征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目前只能感知而缺少实证。本文认为，各国会计国家特征发展不足，大国利益的博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国际趋同的立场和态度变化，IASB的非政府会计组织性质，IFRS被夸大的在各国的采用状况，特别是前述的“IASB竭尽全力要求中国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其深层次的目的是要使我国屈服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这一明显含有政治意味的要求，这些都应该引起对国际趋同的审视和质疑。《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所提到的“全面参与企业会计准则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在企业会计准则国际治理体系各个层级中有中方代表参与、在双边多边会计交流合作国际场合中反映中国声音”和“不断提高我国在会计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两点，都表现出官方文件在会计国家特征认识上的进步，只要经过进一步研究，对新时代中国会计国家特征的认识与表述将会更加准确和完善，对发展对策的选择也会更加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和对影响会计国际趋同因素的辩证分析，认为“国际趋同”是一个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概念和现象，培育、形成并坚持国家特征是新时代中国会计发展对策的正确选择。其深刻含义是，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会计需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以自己的国家特征维护国家利益和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中，会计的政治方向、指导方针和哲学遵循尤其重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会计必将走上健康和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与大国相称的地位和话语权，同时对世界会计的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乔伊，米勒著．常勋等译．国际会计［M］．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4．

［2］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国博弈［J］．财会月刊，2021（2）：3~11．

［3］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二：理论之争（上）［J］．财会月刊，2021（4）：3~12．

［4］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二：理论之争（中）［J］．财会月刊，2021（6）：3~11．

［5］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二：理论之争（下）［J］．财会月刊，2021（8）：3~13．

［6］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三：业绩报告（上）［J］．财会月刊，2021（10）：3~11．

［7］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三：业绩报告（下）［J］．财会月刊，2021（12）：3~14．

［8］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四：理事倾向（上)［J］．财会月刊，2021（14）：3~15．

［9］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四：理事倾向（中）［J］．财会月刊，2021（16）：3~13．

［10］张为国．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关键因素之四：理事倾向（下）［J］．财会月刊，2021（21）：3~14．

作者:朱元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