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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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决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各地围绕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生态等方面如火如荼地开展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乡村文化建设就是其中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又好又快，乡村文化建设情况是其中重要的测评指标。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在硬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内涵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其中，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直接影响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历程，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按期实现，关系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因此，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如何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唯物辩证法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乡贤文化作为扎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对农村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它能对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一、乡贤文化的内涵及其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重要作用

乡贤文化是我国农村土壤中的一个突出文化现象。乡贤一词最早出自东汉，是国家在有所成就的官员或者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社会上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贤达去世之后赐予他们的荣誉称号。随着时代的变迁，乡贤的内涵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今社会，乡贤是指有道德、有能力并受到村民一致尊崇认同的人。乡贤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根据来源可以分为本地乡贤、外来乡贤，根据时间可以分为旧乡贤、新乡贤，根据作用可以分为文化乡贤、科技乡贤等。乡贤文化在古代封建社会基层治理中教化社会风俗、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贤文化更加凸显其独特价值和特殊功能。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中央文件中可以看出，乡贤文化对乡村治理，特别是对涵养乡风文明、稳定乡村秩序、提升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乡贤文化能够很好地涵养培育乡风文明

良好乡风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积累沉淀。乡贤是在知识、教育、科技、道德等方面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有识之士，他们的思想、行为经过长期打磨积淀形成的优秀品质能够形成一种无形磁场，深深感染和打动村民，引导村民追求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引导乡风向上向善发展，使村民不断在内心反省思齐，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

（二）乡贤文化能够引导村民按照德治要求和法治标准，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社会风气不断好转，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但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部分农民还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残余，在日常生活中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有发生，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道德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乡贤文化闪亮登场，能够把人们的乡土情结和故乡情怀牢牢拴住，使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断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照乡规民约和法律法规，努力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乡贤文化在调和乡村纠纷、化解乡村矛盾、稳定乡村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乡贤文化能够引导农民转变固有的消极落后思想观念，发愤图强谋发展

乡贤包括文化名人、商界精英、社会达人、技术能手等，他们的人生经历、励志故事能够深深打动当地乡民，促使农民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为追求更好生活质量撸起袖子加油干。河北石家庄人王新法退休后来到湖南省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驻村义务扶贫,担任名誉村主任，他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薛家村村民，村民在“王新法精神”的感召下踔厉奋发、真抓实干，摘掉了贫困帽。2017年，薛家村还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二、当前弘扬乡贤文化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一）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乡贤文化参与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

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中，乡贤文化建设属于可有可无的内容。在一些地方，乡贤文化工作名义上有人负责，实际上又没人负责；或者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实际上不受重视。由于缺乏系统完善的体制机制，不少基层乡贤文化的运行和管理并不规范。一些地方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的方式简单粗略，与农民的交流沟通不够深入。有些地方的农民反映，他们和乡贤很少交流，甚至根本不认识乡贤，对乡贤的认可度自然不高，导致乡贤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二）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够，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影响力欠缺

乡贤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有很强的地域烙印。当前，地方乡贤文化建设大多依靠行政力量和资源推动，乡贤文化的内生动力存在一定的不足。其实，乡贤文化长期在某特定地域沉淀，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质和乡土情结。随着时代发展，传统乡贤文化中的文化价值需要提炼、挖掘，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保留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品质又具有鲜明时代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文化，能够更接地气地感染农民，促进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传统乡贤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体现时代特色、地域风采，它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就会失去依靠和支撑，进而失去生命力。

（三）乡贤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经济和道德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道德的水平和层次；反过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发展水平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同样，乡贤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也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层面体现得更为突出。乡贤群体给农民带来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振兴，使农民印象深刻。但从道德层面上看，乡贤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乡贤文化中包含的涵养民风、追求向上向善的文化特质和氛围，需要社会大力弘扬和提倡。政府部门、地方媒体、社会公众对乡贤群体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各种善举和义举要不断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在全社会营造敬重乡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乡贤文化引领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具体路径

（一）提高重视程度，完善乡贤文化参与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乡贤文化参与乡村治理，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当前，不少地方推出了“乡贤回归”“乡土人才”等工程，但大多雷声大、雨点小。关键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如何体现重视程度呢？一是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乡贤文化的发展。二是在组织上重视。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机构要成立专门的乡贤文化组织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把此项工作纳入年终考核体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三是要建立传统沟通方式和互联网沟通方式相结合的双向沟通机制。建立乡贤人才信息库，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微信等沟通方式，提升乡贤投身家乡建设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四是建立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程序和机制。通过组织介入，规范程序，建立系列乡贤参与机制，如乡贤参与的准入机制、退出机制、荣誉授予机制等。特别是在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方面，要用乡贤群体的高尚人格魅力，更好净化农民的淳朴精神家园。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乡贤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针对当前地方乡贤文化建设大多依靠行政力量和资源推动，乡贤文化的内生动力存在不足的现实矛盾，要从强化乡贤文化的内生动力入手，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调动农民认可乡贤、接纳乡贤、学习乡贤的思想自觉，形成文化自觉风尚。当前，乡贤文化连续几年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地方政府在形式上更加重视乡贤文化建设。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程度与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乡贤文化要想真正影响农民，除了形式上需要地方政府强力推介宣传，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实现乡贤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乡贤文化要扎根本地风土人情，深挖本土文化基因，结合时代要求，做好乡贤文化定位，提炼出农民喜闻乐见、催人奋进的新乡贤文化品牌，实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三）采取多种措施，加大乡贤文化对农民思想道德的影响力度

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广袤土壤。增强各类乡贤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实现乡贤与乡民的共生融合。摒弃传统的乡贤界定含义，广纳四方乡贤英才。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的乡贤英才回归造福家乡，一定会对农民思想道德产生触动；完善乡贤文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断提炼新乡贤文化的特质，丰富新乡贤文化向上向善的文化内涵。加大宣传力度，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宣传新乡贤典型事迹。如在内容上更多采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在形式上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用抖音、微视频等现代媒介来宣传，对农民思想道德的影响更能潜移默化，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当前，乡村振兴正在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地方政府更加用心、用力、用情，在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升这一领域下足功夫，为乡村振兴的早日实现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J].理论探讨，2016(1)：17-2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84.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4]朱玲玲.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时代价值的实现路径[J]四川戏剧，2022(5)：185-188

[5]邓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困境与途径[J]学术论坛，2018(3)：169-173.

作者：杨建华 汪文勇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