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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
新诗在“新文化运动”后星火燎原、风靡全国，到1921年，中国期刊、报纸开始全面刊载新诗①。《
青年友》的响应不算快，但在基督教刊物中，它对
新诗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的选刊受“五四”精神影响。随着刊物发展，诗歌数量逐渐由每年10首左右增长到每年100首左右，且整体景观已由零星刊载到形成专栏。《青年友》诗歌数量较多且质量较高，存在一定
研究价值。长期以来，《青年友》新诗刊载活动未能引起人们关注，这主要由刊物性质决定，它本是用于宣传基督教，后来逐渐转型成综合性刊物。《青年友》新诗刊载活动从侧面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诗思潮史的发展过程，体现在这些新诗的主要特征上。
二、《青年友》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取向 20年代前半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新诗思潮旗鼓相当，《青年友》诗歌选择向前者靠拢。宗教刊物似乎与现实主义不应该很投契，但《青年友》刊载了大量现实主义诗歌，且远多于宗教诗歌。纵观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现实主义诗歌，诗人在创作时更关注诗歌社会性作用，这是诗歌功利性和诗人社会责任的展现。现实主义诗潮渗入《青年友》诗歌过程比较复杂。《青年友》早期刊发过一些宗教主题诗歌。如墨池的《灵歌》②多次提及“圣灵”这一宗教概念，以表现宗教主题和情感。还有毛伯庭的《生命之源》③是典型的象牙塔内歌吟，当诗人看到社会的丑恶悲惨，想到的却是对上帝进行感恩，可见作者的思维仍锁定于“恒久忍耐”“痛苦是历炼”等宗教逻辑中。1921-1924年早期诗歌中，宗教主题诗歌是重要组成部分。后期，《青年友》新诗向现实主义靠拢。这和赵景深与《青年友》撰稿人的文学互动有关系。赵景深与《青年友》活跃撰稿人何德明等人来往密切。赵景深“为人生”诗歌风格影响了何德明，进而影响了部分上海青年诗人，而这些诗人又常向《青年友》供稿。因此从20年代后半期起，《青年友》现实题材诗歌增多，描写内容也十分广阔，从底层人民生活状况，再到社会整体风貌。对民生多艰的描写，可参见严玉潭的《新诗一束·春晴》④。该诗通过描写春雨时分劳动人民“浑身上水湿淋淋”“双足下路滑泥泞”和放晴以后“把黑沉沉的阴霾驱散”两个场景，对比展现劳动人民的艰辛无奈，是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对社会整体的刻画，史济材的《新年》⑤可谓典型代表：街上的五色旗/随风的乱翻/黄包车向人的乱撞/我看看五色旗/又看看车夫/是不是民国的新气象/我索兴登楼远望/更看那二万万方里的河山/烽火呀/灾荒呀/把这个民国新产儿/弄得七颠八倒/简直是一团儿稀烂诗句清晰展现国家的破败和混乱，即便是新年，也只能让人长叹。《青年友》诗歌国难书写的井喷出现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如林柏城的《前进呀同胞》⑥中“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黄河/志士的义愤能淹没妖魔/前进呀同胞/切莫馁志错过/直捣扶桑狼窠”绘出国难危急之际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场景；还有他的《同胞快醒来》⑦中“一颗赤心/献与国家/一腔热血/洒在疆场/浇那自由的花/扬我民族的光/同胞快醒来/切莫彷徨”的国难呼吁，展现青年雄健英武之气，昭示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对于激发当时民众的反侵略意识有一定意义。这种诗歌风格的转变原因有二。首先，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让青年觉醒。共青团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⑧，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极大打击了外国宗教势力。1932年杜鹃的《忏悔》⑨尖刻讽刺了基督信仰对人精神的控制：被夺褫了精神的自由/失却了反抗的权力/我只悔垢尘的命运/没福过那西天快乐的世界/这是上帝给我的苦处/我忏悔地哀永。与其说是对上帝的忏悔，不如说是对自己选择基督信仰的忏悔。随着运动深入开展，早期那些宗教情感丰富的诗歌便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新诗潮的发展也影响了刊物诗歌内容的选择。中国现实主义诗潮对青年诗人的创作有关键作用，表现为侧重现实生活的选材、直面现实不回避的态度以及力求对现实产生影响。诗歌编辑也把目光投向书写社会的作品，呼吁人们关注现实。以上两个原因，共同促进《青年友》新诗精神取向的发展趋势，也展示出青年对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意识。
三、《青年友》新诗的情感抒发变化 诗歌情感的变化与写作内容和精神取向的变化相关。在最初几年的诗歌刊载中对宗教情感类作品有一定倾向性。这些诗歌整体比较肃穆，抒情上追求虔诚。如曾仲珍《婴儿受洗》⑩中“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婴孩/在他母亲的怀抱里/领着洗礼和祝福/它们不住地望着牧师的脸微笑”写出受洗场景的圣洁、信众信仰的虔诚。在“五四”精神感化下，诗歌内容更体现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非基督教运动对驱除青年宗教情感、培养爱国情怀也起到重要作用。在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基本平息后，出现了许多呼吁青年奋斗的新诗。曹锡纯《前进》⑪中：如果我们/奋发勇为/百折不回/那些魔鬼般的波折/那能敌住我们前进的凶勇。赖光华《速醒》⑫中：青年啊/你是造就的/有思想有远识的/国家社会所希望的/快起来，速醒你的好梦。以及金丽影《青年们，努力吧！》⑬的“我们是黑暗世界的明灯/我们是将来世界的主人翁/担负有伟大的使命/抱怀着庞大的心情”等，都能体现青年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己作为国家的希望，要努力奋斗。不过，这些诗歌也存在局限性，诗中并未提到具体做法，只是停留在呼吁的层面。整体说来，《青年友》创作者的情感取向大体趋势是从宗教情感向爱国情感和革命情感转化，后期作品多结合革命性诗歌内容向青年同胞呼吁，促使青年人进一步觉醒，但这种呼吁并未涉及行动。最终，在非基督教运动开展之后，刊物中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几乎消失，彻底完成了诗情的普世化。
四、《青年友》新诗的形式和语言 从格式规范角度来看，《青年友》新诗的自由诗数量最多，与早期推崇白话诗和自由体的传统契合。之后，诗歌逐渐走向工整，这与新月派的主张有关。在诗歌语言上的整体变化与白话普及、诗体发展有一定联系，同时部分诗歌还存在方言口语，借鉴了民间歌谣。《青年友》新诗的形式特征发展略滞后于新诗整体发展。
（一）诗体形式分析
1.整体形式
《青年友》早先不乏旧体诗，《杨花》⑭和《浔阳留别徐仲权夫子》⑮是典型的七言律诗。但自由体诗歌在开始就占优势，它不受传统格律限制，如《题老学究夜读图》⑯，诗中“有时高声朗诵/有时眉飞色舞/又像是矿师寻着金苗/乞儿得着宝库”几句，带有一种自然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因为《青年友》先前的宗教刊物定位，诗歌创作受宗教祷文和赞美诗体式影响，所有基督主题的新诗体式皆为自由诗。可以说，早期的宗教新诗引领了《青年友》新诗诗体的转变。后期，新诗又向歌谣体转变。像陈可权的《境遇》⑰：境遇，境遇！/我真的认清你了/你犹如个满身是刺的刺猬/抱在我的怀里境遇，境遇！/我真的明白你了/你犹如坑人的深谷/把我围在里面境遇，境遇！/我真的了然你了/你犹如钢针织成的毡子/铺在我的身底下三节诗歌体式相同，具有强烈的歌谣风格。这类诗歌能在保证体式工整的前提下，对主题反复强调。
2.具体诗歌体式的呈现
（1）小诗的流行
《青年友》中小诗出现的年份晚于主流诗坛，1925年才出现，且小诗的数量不算太多，只在个别年份流行，从反面印证了《青年友》非文学期刊性质。这些小诗的内容像是某个想法的偶然倾吐，多首小诗可以构成完整内容。《青年友》最早出现的小诗是《诗·小诗》⑱，共六首诗，通过对人体一部分进行描述，反诘当时部分人的卑劣，他们“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反倒去仰人鼻息”“想用一只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深刻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1927年曾仲珍的小诗《远行的船儿》⑲共七篇，对不同主题进行描述，书写了生活细微处生发的真挚情感。以上都是小诗在20年代中期特定时段流行的一些遗痕。
（2）叙事诗的流行
《青年友》中的叙事诗涌现于20年代末，基本篇幅较长。1926年文藻的《造桥翁》⑳十分典型。第一部分是老翁身体状况和境遇的描述；第二部分“一旦生命绝/何时再重来？/幽谷深且阔/何时再重来？/何为建此桥/徒供后来者？”三个连续反问承上启下；最后一部分展现造桥翁的精神，并激励后世传承。1931年是长篇叙事诗的爆发年，在新诗一束板块中涌现多首长诗。《青年友》的叙事诗以长诗形式存在，与其非文学期刊性质不无关系。短篇叙事诗需要更强的概括力和更精准的语言把握，对作者群而言要求过高。诗歌内容注重对基本的场景、故事、事物进行描写叙述，艺术水平不足，情感上比较浅浮，缺乏优秀作品。
（二）诗歌语言的方言化、口语化
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是白话文运动试图达到的目的，《青年友》新诗基本与主流诗坛保持同步。
1.方言化
最典型的方言入诗见于喇莺《幻灭了的人生》㉑，其中写道：煞是可怜！/煞是可怜！/冬，冬，冬！/一阵阵的鼓声/铛，铛，铛！/一声声的锣鸣/呵！丁！零！诗句中包含了如“煞是可怜”等浙江方言及部分富有江南特色的拟声词，展现了作者对沉浸在欢愉中的人们的担忧。不过方言入诗并非诗人主要的试验方向。
2.口语化
口语化诗歌更加普遍。如吴江冷《青春的永在》㉒，语言简单，“青春一去不复返了/我要寻他寻不着了/我不希望他来/因为他来了/他就要去/他如没有来/那么/他也没有去/那不来不去的醒后青春/就是永在”，把青春易逝的遗憾表达得酣畅淋漓，引人深思。1925年的六首无名小诗，全部是类似于“鼻子是人人有的/空气是处处有的/为什么反倒去仰人鼻息”这样简单的句子，犀利地表达对蝇营狗苟之徒的厌恶。此后《青年友》新诗始终保持口语化趋势，如前文提及的曾仲珍《远行的船儿》和1931年《我们的诗》㉓系列作品。这些诗歌的语言特征与青年想积极抒发情感有关，同时，新文化运动提倡写诗要面对平民，所以诗歌不可避免地口语化。不过严谨地说，只是整体呈现口语化趋势，并不是每首诗歌都如此。
五、结语 经过对《青年友》新诗的整体研究，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创作水平不够高，艺术特色也不够鲜明，但能从侧面反映新诗潮发展轨迹。作为非文学类期刊，《青年友》的办刊视野是广阔的，新诗整体内容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和爱国情怀，还有“五四”运动对青年学生的深远影响。同时，这些诗歌也在文化层面上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一定努力，具有思想史和社会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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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洛婉婷 李祎蕊 芦芳琳 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