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篇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脱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一直以来都备受各界所重视。然而，由于资源的社会禀赋和地理区位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在其协同发展方面仍存在较大的问题，使得新型城镇化建设遇到了预期效果不理想、建设进程缓慢等一系列难题（陶思宇，2014）。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带，贯穿东西，是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手。尽管当前长江经济带的总体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发展差异，许多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依旧进展缓慢，发展滞后。而凭借流通业的现代化发展，许多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近年来，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行业全过程都有极高的渗透，更是流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强有力的助推器（李杰，2022）。因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进流通业创新、优化区域流通布局，丰富流通方式和渠道，提高流通效率，为流通业现代化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样本，测度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流通现代化发展水平，就流通现代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为评估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流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指导。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所谓流通现代化是产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突出表现，包括流通方式、流通物流设施、流通管理等的一系列数字化、规模化（依绍华、郑斌斌，2020）。新型城镇化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流通业的现代化发展为新型城镇化转移提供了有效保障。首先，随着流通业效率的提升和现代化转型，产业结构也将迎来发展契机，劳动力也会一步步由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集中。现在多数企业都在积极寻求转型机会，着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就能够扩充就业方式和就业渠道，加快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进程（杨守德、张天义，2022）。其次，伴随城镇流通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外移，不论是城镇工业化、物资资源的交易成本、过程成本还是城市工作门槛都会得到降低，进而促使新型城镇化与流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而且随着现代流通技术的迭代升级，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也会得到提高和改变，催生出一站式服务、高品质生活服务区和综合商业城等多种业态的建设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流通业集聚、流通效率提高及流通方式和渠道的丰富，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最后，流通体系的现代化能够拓宽城市的边界外延，人口、产业的集聚由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不仅有效抑制了中心城市过度集聚的情况，还能推动城镇化均衡、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流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化普及是我国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它已经并将持续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流通市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王瑞莲，2021）。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加深，势必会对流通业现代化发挥乘数效应和增值效应，从供需两端与传统流通业生产方式、增长模式和供给路径进行优化融合。首先，数字要素能够释放知识和技术创新效应，倒逼流通行业和企业优化调动相关生产资源，延长产业链，丰富相关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其次，伴随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流通业成本不断降低，数据要素的应用也有利于培育新兴流通业态，提升用户体验，增加居民需求，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水平的深化发展意味着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对流通业现代化管理和运作中的人工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增强，中、低技能型劳动力成本下降，随之收入水平也会有所下降。此时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流通现代化的就业吸纳力，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一些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H2：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会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影响。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基于假说1，为验证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方向，本文设定了如下的基本面板回归模型：lt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流通现代化水平，nc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Xit代表所有控制变量的合集，εit代表的是随机扰动项。基于假说2，为验证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形式如式（2）所示：其中，I（·）为示性函数，并根据上式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具体面板门限模型：digitalit代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γ为具体门限值。

（二）变量说明

因变量：新型城镇化。依据现有文献（戴一鑫等，2022），本文通过经济高效、结构优化、人口发展、生态宜居等4个维度共14个指标来对长江经济带上各省（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自变量：流通现代化水平。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数据信息等新兴生产要素是决定流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要素（王莹、陈智，2022）。基于此，本文从流通方式现代化、信息技术现代化、人力与基础设施现代化、国际水平4个层面度量流通现代化。流通方式现代化采用电子商务交易数额占比表示；信息技术现代化采用互联网用户数表示；人力与基础设施现代化采用从业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表示；国际水平采用进出口额表示。门槛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关于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文献层出不穷，而信息通信、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立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张英浩等，2022），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控制变量。外资利用水平（fdi)），选用实际外资利用额与地区GDP之比来进行衡量。科学支出（tec），采用科学技术支出与地区财政预算之比来表示。产业结构（indust），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社会需求水平（xq），采用社会零售商品额与地区GDP之比来表示。本文所用原始数据除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数外，其余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各变量情况如表2所示。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流通现代化水平最小值为0.0818，最大值为0.8412，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最小值为0.1820，最大值为0.7141，且从图1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上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差异明显，有必要进行详细的回归分析。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3为流通现代化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通过豪斯曼检验，基准回归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如表3列（1）所示，在考虑流通现代化和所有控制变量后，流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0.256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流通现代化对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并且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假说1也由此得到验证。这表明现阶段流通现代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为新型服务业繁荣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搭建了大平台，推进着新型城镇化发展。另外，科技支出增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流通业的迭代升级能够促进结构优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而产业结构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说明当前产业结构仍有待调整，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大机械、专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发展更能够吸纳劳动力，因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当推动新型服务业发展，承载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转移。

（二）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由理论分析可知，流通现代化会显著增强当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改变地区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而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即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流通现代化所发挥的就业创造效应、替代效应等都不尽相同，相应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结构升级作用也不同，从而会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下，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否存在非线性异质性影响，本文特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研究。表4为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中数字经济（digital）的双门槛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会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即存在门槛效应。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值，本文选择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拟合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当digital≤0.2352时，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估计系数为0.0994，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当0.2352<digital≤0.4834时，流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0.0494，但并不显著；当digital>0.4834时，流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0.1071，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可以看出，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数字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促进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难以发挥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建设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假说2得证。主要原因可能是数字经济刚发展和发展成熟时，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对流通业现代化的赋能效应明显，能够延长产业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延长城市边界，促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数字经济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不相上下，最终使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充满不确定性。

（三）门槛变量的时空异质性分析从表6、7中可以得出，2011-2020年间，处于低门槛区间的省份逐步减少，中门槛区间则逐步增多，高门槛区间的地区变动则不明显。具体来看，2011年大多数长江经济带上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低门槛区间，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云南；中门槛区间省份主要有江苏、浙江；高门槛区间省份则只有上海。到2020年，大多数省份处于数字经济中门槛区间，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低门槛区间省份有重庆、四川、云南，高门槛区间省份主要有上海、江苏、浙江。

（四）稳健性检验

替换控制变量。本文在此将控制变量中的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之比来重新进行测度，从表8列（1）来看，在更换了产业结构测算方式的情况下，基准回归结论仍是稳健的。边际效应检验。考虑到流通业的完善和现代化发展具有持续性和时滞性，本文把流通现代化滞后一期再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8列（2）所示，滞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在系数绝对值和显著度上都无太大差异。缩尾处理。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再进行随机效应回归。从表8列（3）的回归结果来看，流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在我国流通业发展迅猛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备受瞩目的现实背景下，立足于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这一基准点，结合当前的数字经济新兴领域发展水平，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流通现代化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流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作用特征，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关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流通现代化、经济生活领域的数字化成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针对这种情况，厘清流通现代化、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尤为重要。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理论启示：大力促进流通现代化，加快流通业改革、合理布局流通业发展结构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搭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设施，释放数字红利，赋能流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促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通过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力，产业关联和带动，发挥示范效应，充分发挥流通现代化的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扩充协同流通渠道，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思宇.新型城镇化为我国流通业发展提供新契机[J].河北企业，2014（7）

2.李杰.数字赋能对城乡商贸一体化的影响：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2（4）

3.依绍华，郑斌斌.中国流通业发展阶段特征与未来趋势[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2（4）

4.杨守德，张天义.流通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全国26个都市圈面板数据的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2（10）

5.王瑞莲.数据生产要素与流通业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1（24）

6.戴一鑫，吕有金，卢泓宇.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31（7）

7.王莹，陈智.商贸流通现代化对产销供应链协同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2（17）

8.张英浩，汪明峰，崔璐明，匡爱平.数字经济水平对中国市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经济地理，2022，42（9）

9.王昱，张杰，熊浩杨，蕾平.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评价研究[J].时代经贸，2017（9）

作者:吴雷 潘建林 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