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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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争论，学界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中叶后，西方学者们先后主张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缓解信贷约束、适度发展金融以促进经济增长。从Patrick（1966）的需求追随、Levine（1996）、Merton（1989）的推动增长、Mollica（2007）的降低成本，到Cec－chetti（2012）的金融过度论，主要观点分别经历了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推动经济到适度的金融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实际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不足、金融发展过度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比比皆是，深入研究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四十多年来，我国金融先是随经济快速增长（谈儒勇，1999；武志，2010），之后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李扬等，2018；唐婍婧等，2018），再到近年来二者表现为失衡的一些现象，如金融脱实向虚、信贷渠道失衡（陆磊，2015）、经济金融化（张成思等，2015），说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并非线性关系，存在“最优金融结构”（张志强，2020）：过度的金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张晓朴等，2014），只有适度的金融发展才有利于实体经济增长（张亦春等，2015；叶云等，2019）。在经济金融化的事实面前，我国经济危机的风险陡然增加（张成思等，2015；蔡则祥等，2016），主要原因是我国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刘敏楼等，2016）。陈雨露等（2018）认为我国金融发展要与国家禀赋相结合。吴晓求等（2019）预测我国将会发展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能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魏文江等，2020）。但无论如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均依赖于其资金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郭贝贝，2022）。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国内成果虽多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尤其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尚显不足。因此，本课题尝试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并梳理有关研究，为探索系统化的理论打下基础。本文选取3个解释变量、3个被解释变量，运用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探索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内在关系。

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金融规模与经济发展。谢绍棋（2017）指出金融相关比、金融规模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周力、张宁（2018）以北京为例验证了上述结论；李强（2016）则强化了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程子煊等（2019）认为这种作用很显著（东北除外）；朱玉杰等（2021）证明了金融相关比率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张志元（2020）认为存在金融发展最优规模和结构；苏基溶等（2020）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赵洪丹（2021）认为金融规模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邓淇中（2020）的研究表明金融规模促退了东部经济增长；熊炜平（2020）认为区域经济受相邻地区金融的影响。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李健等（2017）认为，市场型和银行型金融结构互相融合的效率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王澎波等（2016）发现直接融资促进经济增长；杨子荣（2018）认为发达国家大银行和资本市场是最优融资渠道；龚强等（2018）表明市场稳定时银行型金融结构效率更高；彭俞超（2019）证明市场型金融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景光正等（2019）发现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市场型金融结构作用更好。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云鹤等（2017）认为我国资金分置和转化效率不高；张林等（2016）认为这个效率是递减的；任碧云等（2017）发现我国金融效率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不明显；赵志华等（2018）的结论是金融效率决定经济增长但存在瓶颈；许潇文等（2019）的结论是我国金融效率偏低；郑建锋等（2019）发现金融效率地区差异明显；任晓怡（2019）发现中部地区尤其明显。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金碚（2017）认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它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黄群慧（2018）对实体经济进行了分类，即核心是制造业，其次是其他工业，再次是扣除金融业、房地产业的所有服务业，也是广义的实体经济；怀仁等（2018）指出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陷入困境；曹源芳（2019）指出它与虚拟经济背离；蔡则祥等（2020）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低于一般效率；韩雪莹（2020）发现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明显比传统资源加工业快；姚耀军等（2021）提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需要银行业结构的变化。

（二）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实体经济，美联储（2007）认为包括制造业、进出口、零售销售等行业和领域；我国传统观点认为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本文指扣除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GDP。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相关率决定金融结构；Mckinnon、Shaw.Edward于1973年先后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赫尔曼等（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继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开放的国际贸易、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市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后，罗伯特（1963）提出资本回报率是经济赶超的决定性因素；保罗（1986）、罗伯特（1981）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巴苏（2020）指出提升储蓄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

（三）研究评述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现有文献一是集中在是否存在最优金融规模、金融规模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二是集中在什么类型的金融结构更能推动经济增长，三是集中在金融效率的测度、地区差异以及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实体经济的研究，概念界定、水平测度、金融服务效率等文献面广点散，鲜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研究我国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为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依据。

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实体经济发展指标。理论界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指标还不统一，使用的度量方法也各不相同。张永强（2011）在评价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时，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曹源芳（2008）使用工业增加值；杨玲（2011）使用组合指标开展评价。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用电量衡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下文分别用RGDP、IO和E代替这三个指标。金融业发展指标。一是金融相关率，是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合计与GDP的比值，下文用FIR代替；二是金融效率，是金融机构存贷比，下文用EFF代替；三是各年一年期贷款利率，下文用R代替。本文选取2000-202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万德资讯。

（二）单位根检验

数据平稳性是模型有效的前提，本文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说明各变量的原始序列非平稳。对这些序列进行一阶差分，构建的一阶差分平稳，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协整检验

RGDP与各金融指标间的检验。表2、3显示，长期内RGDP与金融业发展之间稳定协整的概率为95%。即在长期趋势下，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和贷款利率（R）促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的可能性为95%。回归方程如下：LNRGDP=3.9493211FIR+21.9234EFF+0.418281R    （1）                  （0.78223） （3.51123） （0.21236）IO与各金融指标间的检验。表4、5显示，在长期趋势下，金融业在95%的情况下会促进工业生产总值（IO）的增长，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和贷款利率（R）促进工业生产总值（IO）的概率为95%。回归方程如下：IO=22.92423FIR+22.92487EFF+0.003721R             （2）          （3.61641）（5.42152） （0.31448） E与各金融指标间的检验。表6、7表明，在95%的情况下，金融业发展能够增加全社会用电量（E），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与全社会用电量（E）存在长期的内在逻辑。但是，贷款利率（R）却大概率（95%的情况下）抑制了用电量（E）。回归方程如下：E=0.513289FIR+0.966273EFF-0.415236R                 （3）     （0.31222）  （0.51324）  （0.053843）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长期趋势下，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和贷款利率（R）在95%的情况下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和工业生产总值（IO）具有促进作用，而且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还大概率引致了用电量（E）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在长期趋势下，金融在95%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RGDP与各金融指标间的检验。表8表明，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的格兰杰原因，但贷款利率（R）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无格兰杰因果关系。IO与各金融指标的检验。表9说明，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是工业生产总值（IO）的格兰杰原因，贷款利率（R）与工业生产总值（IO）无格兰杰因果关系。E与各金融指标的检验。表10显示，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是用电量（E）的格兰杰因果，贷款利率（R）与用电量（E）无格兰杰因果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效率（EFF）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工业生产总值（IO）和用电量（E）的格兰杰原因；但任何情况下，贷款利率（R）都不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工业生产总值（IO）和用电量（E）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和我国的利率管制有关，我们后续会深入分析。以上说明：要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需要在金融相关率（FIR）和金融效率（EFF）等方面采取措施。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金融相关率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趋势下，信贷规模的增长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工业总产值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近年来金融机构在能源、钢铁、机械、高新工业、基础设施、工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加大了投入，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增加了用电量，还带动了个人消费，从而提升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效率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趋势下，存贷比例的提高，意味着金融机构能够正常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能够把闲散资金动员起来并注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中，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逐步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在促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提升的同时，还能够改善三次产业结构。贷款利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尚不明确。长期趋势下，贷款利率会大概率促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但它与用电量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另外，在任何情况下，贷款利率都不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和用电量的格兰杰原因。我们后续会分析我国的利率管制，探究资金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策建议

政府层面。第一，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政府要明确要求各类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开展业务，要求它们大力扶持战略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创新产品，为相关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持续提供金融支持；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政府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需求集中区域设立服务点，把服务基层的理念根植在金融机构的日常行为中；在扩大金融规模方面，政府要着力推动金融组织个性化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尤其是普惠金融产品，把信贷投放产品创新具体到微小企业甚至个人；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政府还要督促金融组织根据不同的信贷需求进行差别化定价；在社会资金流向方面，政府要采取措施主动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第二，完善信用体系和风险防控建设。在信用风险防范方面，政府要重视中小企业信息库和乡村信用体系的完善工作，着力筑牢信用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火墙；在风险识别专业领域，政府还要提高评级机构的专业程度和风险识别能力，为我国债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在信用违约方面，政府一定要严厉打击非法金融和恶意逃废债行为，营造更加规范、更加安全的信用氛围；在信用救助方面，政府应主动作为，主持组建财政出资为主的互助担保体系，为债务权益人提供最后的利益保障。第三，建立政银企信息共享平台。政府应该在信息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府银行企业三方的合作和研究，巩固并扩大合作成果，为进一步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战略、政策和方向上的指引；在维护良好的信用环境方面，政府应当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指引方向，在努力促进征信系统信息共享的基础上，绝不姑息蓄意破坏信用者，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信用互助保障制度。金融机构层面。第一，努力扩大资产规模。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应当在政府指引的方向上努力扩大信贷资产规模，既要在风险既定条件下扩大信贷投放，也要在清偿既定条件下扩张资本规模，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大金融体量。第二，全力创新金融产品。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城乡商业银行，要在政府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开发地方性金融产品和个性化金融产品，通过服务创新大力开发信贷增量切入点，提高存贷比；地方性金融机构还要为本地中小企业创新借贷方式，切实为实体经济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企业层面。第一，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企业应当在政府的指引下了解相关政策，并在政府的战略框架内从事相关业务，及时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企业还要关注政策调整，根据经济变化预测政策走向，增强业务发展的前瞻性；企业还应当充分利用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信息平台，与政府和银行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为企业争取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第二，培育发展新动力。近些年我国各类技术变革层出不穷，企业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要具有精准的战略前瞻，还要及时补齐创新短板，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就需要企业在日常发展中留下一定的空间，为将来的发展培育新动力。第三，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期，并购是企业快速增长的捷径。通过强强联合、混合并购，企业规模将在短期内得到爆发式增长。国企要发挥人力、技术、融资等优势，引领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民企可通过并购方式快速进入垄断行业和强竞争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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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子荣.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竞争程度与最优金融结构[J].世界经济，2019，42（6）

3.彭俞超.金融功能观视角下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1989-2011年的国际经验[J].金融研究，2015（1）

4.盛斌，景光正.金融结构、契约环境与全球价值链地位[J].世界经济，2019，42（4）

5.张林，张维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宏观质量研究，2017（1）

6.陆岷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分析[J].华北金融，2013（4）

7.胡乃婷，张超.新常态下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证研究[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6（5）

作者:刘清娟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