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和友谊质量对青少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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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是青少年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为24%~40%[1]。抑郁严重威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仅会增加当下自杀的风险[2，3]，还可预测成年后的自杀行为[4]。因此，考察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往针对青少年抑郁发展趋势的研究并未获得一致的结果。有研究发现，抑郁在青少年阶段呈一种上升的趋势，且后期的增长速度快于前期[5]。另有研究发现，抑郁在青少年阶段呈曲线变化，从初一到初二呈增长趋势，但在初三时开始下降[6]。抑郁的发展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的抑郁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明显上升，随后开始下降[7]，而男生在青春期晚期表现出更多抑郁[8]。父母冲突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冲突是指在家庭中，孩子感知到的父母之间因意见不一致或者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行为[9]。诸多研究均已证实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10，11]。王明忠等[12]认为，青少年感知到父母的冲突具有威胁性且自己无法阻止的时候，会产生无助感，导致其产生抑郁的情绪问题。梁丽婵等[13]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家庭环境中的父母冲突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在一年后的抑郁水平。由此推测，父母冲突可能对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趋势有助长作用.友谊是青少年从同伴关系中获得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友谊质量是衡量友谊关系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朋友之间提供的支持、陪伴的程度以及矛盾冲突的水平[14]。研究表明，友谊质量对青少年的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友谊质量较高的青少年有较少的抑郁情绪问题[15]。友谊质量差的青少年更容易抑郁，甚至出现自杀行为[16]。因此，友谊质量可能对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趋势有抑制作用。根据生态系统理论[17]，家庭和同伴是青少年生活的两个不同子系统，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例如，Larsen等[18]在追踪研究中发现，友谊质量在父母冲突与社会适应之间起调节作用。那么，友谊质量是否能降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发展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将采用追踪设计对青少年从初一到初三连续进行3次追踪调查，以考察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趋势以及父母冲突和友谊质量的作用。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湖南怀化和韶山两市的8所普通中学选取882名初一学生作为被试，对其进行为期两年连续三次测查。第一次施测时间为2018年12月，第二次施测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三次施测时间是2020年10月，把这3个施测时间分别记为T1、T2、T3。将三次收集的数据加以整合后得到有效数据869人。其中，男生456人，占比51.70%，女生413人，占比46.83%，缺失13人，占比1.47%。初次施测的平均年龄为12.19岁（SD=0.50）。

1.2研究工具

1.2.1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由Radloff编制，共有20个条目。4点计分，总分范围为0-60分，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应用于我国青少年有较好的信效度[19]。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施测的α系数分别为0.86、0.90和0.87。

1.2.2父母冲突特征量表由赵梅[20]修订，包括冲突程度（6个项目）和冲突解决方式（12个项目）两个维度，用于测量孩子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采用五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孩子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施测的α系数分别是0.89、0.91和0.92。

1.2.3友谊质量量表Parker和Asher[14]编制，邹泓等[21]修订，共18个项目。该量表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坦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六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其中冲突与背叛维度为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施测的α系数分别是0.88、0.91和0.92。

2结果

2.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题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分别对T1、T2和T3的父母冲突、友谊质量和抑郁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T1的第一个公因子能解释19.93%的变异量，T2的第一个公因子能解释22.68%的变异量，T3的第一个因子能解释23.11%。均小于40%临界标准[22]，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2.2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父母冲突和友谊质量与青少年抑郁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3个时间点的抑郁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3个时间点的抑郁与3次施测的父母冲突均显著正相关，前两个时间点的抑郁与3次施测的友谊质量均呈现显著负相关.

2.3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趋势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抑郁是否存在个体间水平的变异，在进行HLM分析之前，首先建立零模型用以计算抑郁的跨等级相关（ICC）。零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表2），抑郁的总变异中有37.76%是由个体间的差异造成的。说明本研究的数据适合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来分析[23]。为了考察青少年抑郁发展轨迹是呈现线性趋势还是非线性趋势，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分别构建无条件线性增长模型1和无条件非线性增长模型2。比较两个模型发现（表2），二次增长模型比线性增长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数据，因此选择模型2来描述抑郁的发展趋势（见图1）。结果显示，抑郁在最初阶段较快上升，经过拐点后缓慢上升。

2.4父母冲突和友谊质量对抑郁的预测作用

为了考察父母冲突与友谊质量对抑郁的预测作用，首先将性别（β01）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条件模型，然后定义模型3考察父母冲突对抑郁发展的预测作用，模型4同时考察父母冲突与友谊质量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最后定义模型5用来考察包括父母冲突、友谊质量及父母冲突*友谊质量对抑郁发展的预测作用（完整模型）。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模型3结果显示，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的截距（β02=0.36，SE=0.03，P<0.001），对抑郁的二次变化的斜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22=-0.03，SE=0.01，P<0.001）。从随机部分的结果来看，在第二层加入父母冲突后，青少年的抑郁截距方差变异减少，即父母冲突可以解释青少年抑郁截距方差变异的13%。模型4结果显示，友谊质量对抑郁的截距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0.26，SE=0.03，P<0.001），对抑郁的二次变化斜率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β23=0.06，SE=0.01，P<0.001）。从随机部分的结果来看，友谊质量可以解释抑郁截距方差变异的9%。模型5的结果显示，父母冲突与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对抑郁的截距和斜率均不显著（β04=-0.00，SE=0.00，P=0.087；β24=0.00，SE=0.001，P=0.88）。

3讨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在初中阶段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从初一到初二的上升速度较快，从初二到初三的上升速度变得平缓。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6]。有关“初二现象”的研究显示，初二是青少年学业压力骤增的时期，无论是学习效能感、学习态度，还是厌学情绪，都出现了明显的消极变化[24]。除了学业压力，身心剧变、亲子冲突加剧等也是这一时期抑郁增多的原因[25]。不同性别青少年的抑郁在初始水平上差异显著，女性的抑郁水平高于男生，但在发展趋势上无显著差异。Adkins等[26]在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在青少年早期，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早于男性，当女性开始体验身心剧变带来的心理冲击时，男性的心理状态相对平和。在本研究中，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友谊质量对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冲突是促进青少年抑郁发展的风险因素，友谊质量是抑制青少年抑郁的保护因素。情绪安全感理论认为，父母冲突会给儿童带来情绪压力，尤其是频繁的、对家庭具有破坏性的高强度冲突会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和不安全感[27]。通常，情绪不安全感越高的孩子对压力越敏感，且越缺乏有效应对压力的能力。因此一旦身处压力环境，也就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12]。友谊是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支持之一。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在压力情景下，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对压力事件的威胁知觉和评估以及相应的生理反应[28]。高质量的友谊为青少年提供最重要的社会情感支持，成为有效抵制消极情绪的缓冲器[29]。这可能是友谊质量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抑郁发展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友谊质量与父母冲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即友谊质量不能调节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冲突的早期性和长期性对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比较稳定，导致友谊质量虽然能缓解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却难以动摇父母冲突的作用。因此，就青少年的抑郁而言，来自家庭系统中的父母冲突是一个关键的风险因素，而来自家庭外的社会支持（如友谊）虽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作用，却无法缓解父母冲突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通过家庭教育减少父母冲突营造一个和谐关爱的家庭氛围是预防青少年抑郁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TangXF，TangSQ，RenZH，etal.Prevalenceofdepressivesymptomsamongadolescentsinsecondaryschoolinmain-landChina:A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JournalofAffectiveDisorders，2019，245：498-507

2黄垣成，赵清玲，李彩娜.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人际因素的作用.心理学报，2021，53(5)：515-526

3吴才智，王婷，于丽霞，等.抑郁与自杀未遂的关系：心理痛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联结感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4)：679-682+787

4JohnsonD，DupuisG，PicheJ，etal.Adultmentalhealthoutcomesofadolescentdepression:Asystematicreview.DepressionandAnxiety，2018，35(8):700-716

5ThaparA，CollishawS，SpineD，etal.Depressioninadoles-cence.Lancet,2012，379：1056-1067

6孙丽萍，田微微，边玉芳.父母心理控制的发展趋势及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影响：一项三年追踪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4)：730-735

7GeXJ，NatsuakiMN，CongerRD.Trajectoriesofdepressivesymptomsandstressfullifeeventsamongmaleandfemaleadolescentsindivorcedandnondivorcedfamilies.Develop-mentandPsychopathology，2006，18(1)：253-273

8ConleyCS,RudolphKD.Theemergingsexdifferenceinadolescentdepression：Interactingcontributionsofpubertyandpeerstress.DevelopmentandPsychopathology,2009,21(2):593-620

9GrychJH,FinchamFD.Maritalconflictandchildren’sadjustment:Acognitive-contextualframework.Psycholog-icalBulletin,1990,108:267-290

10YapM,PilkingtonPD,RyanSM,etal.Parentalfactorsassociatedwithdepressionandanxietyinyoungpeople:A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JournalofAffectiveDisorders,2014,156:8-23

11卢富荣，宋煜静，刘路培，等.父母冲突对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与行为研究，2020，18(6)：770-776

12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等.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和社交焦虑——基于认知-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心理学报，2014，46(1)：90-100

13梁丽婵，边玉芳，陈欣银，等.父母冲突的稳定性及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时间效应：一个追踪研究.心理科学，2015，38(1)：27-34

14ParkerJG，AsherSR.Friendshipandfriendshipqualityinmiddlechildhood：Linkswithpeergroupacceptanceandfee-lingsoflonelinessandsocialdissatisfaction.DevelopmentalPsychology，1993，29(4)：611-621

15田录梅，张文新，陈光辉.父母支持、友谊质量对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检验一个间接效应模型.心理学报，2014，46(2)：238-251

16ChongHC，MinA.Peervictimization，supportiveparenting，anddepressionamongadolescentsinsouthKorea：Along-itudinalstudy.JournalofPediatricNursing,2018,43:100-105

17BronfenbrennerU.Theecologyofhuman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18LarsenH，BranjeS，ValkI，etal.Friendshipqualityasamoderatorbetweenperceptionofinterparentalconflictsandmaladjustmentinadolescence.InternationalJournalofBehavioralDevelopment，2007，31(6)：549-558

作者:李荣 王玉龙 赵婧斐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