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产业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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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高质量的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入融合的重要论题，区别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要求，更注重两大产业融合在发展方式、发展结构和动力方面实现转变[1,2]。侯兵等（2020）[3]指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更应该注重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成效问题。朱鹤等（2021）[4]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质量提升是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石燕和詹国辉（2021）[5]指出伴随着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日趋深化，如何界定和测算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新成（2021）[6]指出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已由数量增长步入精益发展阶段。厉新建和宋昌耀（2022）[7]则从产品供给、市场需求、融合环境等方面解读了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可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问题已受到学者们关注，但目前仍旧以耦合协调度模型为主，尚未提出专门测度两个产业融合质量的分析模型。据此，本文借助趋同思想的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网络因果推断模型解析了其形成机制，为理解和把握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方向提供决策参考。

1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评价

1.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质量”本质上是一种优劣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为优的事物往往能够满足使用者需求，从而具有更强的吸引能力[7]。高质量发展是通过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效率发展也是实现文化和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有利于不断改变和优化产业融合的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技术效率思想已成为质量界定和高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在指标构建过程中，为反映技术效率发展情况和提高指标的可比性，采用比值型指标进行测算（见下页表1）。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等。

1.2研究方法

（1）融合质量的测度方法

目前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态势尚未明朗，而非参数方法在处理未知函数表达上具有优势。非参数随机前沿方法能够使地区的个体和时间效应以非参数的形式出现在融合方程中。其中，CULit、TOUit分别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理想发展水平，CUL′it、TOU′it分别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实际发展水平，εit为随机扰动项。h(TOU)iit+εit表示以旅促文融合发展路径，f(CUL)itit+εit表示以文促旅融合发展路径。考虑到上述公式存在未知参数，需要采用非参数局部线性法进行估计。其中，L1it、L2it分别反馈了以文促旅和以旅促文融合路径系数，两者均反馈了样本实际发展水平与最高理想融合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表明融合路径发展质量越高，其实质为既定条件下，产业关联投入成本最小化。在此基础上，选取耦合协调度方法测算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质量。其中，G、C、D依次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系数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及协调度。α、β为两大产业权重系数，考虑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交叉特性，取α=β=0.5。据此，通过两大产业融合系数测算，既反映了融合的技术效率，又涵盖了以文促旅、以旅促文两条融合路径特征，从而与理论模型相契合。（2）形成机制分析方法贝叶斯网络是一种独特的有向无环图（DGA），是考察变量间因果关系、确定父节点和子节点的一种概率图模型，由二元组B=<GP>和G=<XE>构成，表示贝叶斯网络结构，其中，X为网络中节点；E为具有影响方向性质的线段集合，刻画网络节点间的因果依赖关系；P表示网络结构中子节点(Xi)与其父节点(Pa(Xi))间的条件概率集合，即P(Xi|Pa(Xi))，在缺少父节点的条件下，子节点先验概率为P(Xi|ϕ)=P(Xi)。

2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2.1时序特征

依据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方法，分别测算出2000—2019年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及融合指数（见下页图1）。以文促旅、以旅促文、两大产业融合指数均与理想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融合指数在观测期内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每一次转折都与文旅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小密切关联。2000—2015年，融合路径发展态势与其融合指数波幅保持一致，但2015年以后文旅产业融合路径出现分歧走势，以文促旅融合路径上升态势明朗，亦成为影响融合指数迅速攀升的主要原因。两大产业与其理想水平的偏离度呈现交替波动趋势（见下页图2），其中高于零轴的正偏离表示产业关联投入过剩，而低于零轴的负偏离则表示产业关联投入不足，尤其是2015年以后旅游产业关联投入过剩，但并未显著提升以旅促文的融合水平，反映出两大产业关联投入过剩并不能促使融合水平提升。可见，文化和旅游产业均存在关联投入过剩或不足现象。与文化产业相比，2015年以后旅游产业整体关联投入较高，仅2016年旅游直接投资增速达29.05%，在拥有较高投资存量的同时，旅游产业结构效率问题也应引起重视。2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其理想水平的偏离

2.2空间特征

由图3可知，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指数属于协调类型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低水平失调类型为主，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格局。从地区发展来看，2000—2005年，仅北京、江苏处于过渡类型，缺乏协调上升类型，整体协调度偏低。2006—2010年两大产业融合指数等级上升明显，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相比，各个省份之间的协调等级结构趋于优化，过渡类型省份增加了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主，但仍缺少协调上升类型的省份。2011—2015年协调上升类型省份由0增加为7个，包括北京、山东、江苏、上海、四川、湖南、广东，更高等级的协调类型涌现，与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利好政策有关，表现为节事旅游、民俗活动、文化创意、历史街区、特色小镇、古村落等多种融合业态的快速发展。2016—2019年，协调上升类型增加至8个，而过渡类型数量增加鲜明，且以中部和西部地区为主。

3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特征的形成机制分析

3.1变量选取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除受产业自身发展要素、发展效应、发展环境等内部因子影响外，还受外部因子制约。已有研究认为技术创新、产业协调、生态环境、政府扶持、对外交流等是影响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因素[10—12]，这些因素与揭示我国社会经济规律的五大发展理念相契合。具体而言，创新发展是推动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包括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GDP的比重。协调发展则检验了两大产业融合与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共生性，包括三次产业增加值协调指数以及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指数。绿色发展反映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包括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万元GDP能耗。开放发展则反映了两大产业融合与区域外界要素的联动性，包括外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和区域开放指数。共享发展反映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所产生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包括人均文化事业费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3.2融合路径的运行机制

通过贝叶斯网络的求解，下页图4给出了以文促旅、以旅促文分别与内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网络因果推理关系。由以旅促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推理可知，以旅促文能够显著地推动内部因子的发展要素和发展环境改善，但对发展效应的直接推动作用尚不显著。需要通过发展环境进行传导，这是因为旅游产业发展能够促进文化传播与推广，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平台，但难以直接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和绩效的提升。如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建设，需要发展环境为其提供基础支撑。而旅游产业发展则拓宽了文化市场需求，尤其是全域旅游战略下，景区、城市、乡村的全域化延伸培育了巨大的文化需求载体。从外部因子来看，以旅促文能显著推动区域产业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表明其对外部因子影响力较高。同时，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可见旅游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在规模、绩效和影响力发展方面需要一定条件，即需要诸多外部因子发挥协同作用。由以文促旅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推理关系可知，以文促旅能够显著推动发展要素和发展效应，同时其运行机制生效需要发展环境的推动作用。结合外部因子来看，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均对以文促旅产生显著影响，表现在城乡、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协调水平和区域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拓展和延伸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边界。如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成为以文促旅的重要机遇。综上可知，在内部因子上，与以旅促文融合路径相比，以文促旅受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这也成为揭示两条融合路径的标识；在外部因子上，以旅促文过程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较大，而以文促旅则受外部因子的显著影响。此外，以旅促文的内外部因子联动性更高，这是因为全域旅游背景下，诸多外部因子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3融合发展的形成机制

为探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由于协调成本存在致使其融合协调水平与其随机前沿面及理想水平的偏离问题。据此，本文将以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协调度0.6为分界线，将31个省份划分为协调类型（低偏离度类型）和失调类型（高偏离度类型），通过两者对比寻找高偏离度类型存在的不足并解析其形成原因（见图5）。由三个时期的网络结构演化来看，发展初期网络结构相对简单，尤其是高偏离度类型中，网络节点密度稀疏，表明整体内外部因子缺乏联动，尚未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而在中后期阶段，节点联系愈发密切，有利于发挥“蚂蚁效应”，网络结构呈复杂化、有序化和周期性态势演进。具体而言，低偏离度类型在三个时期内外部因子联动演化分别表现出内部因子推动外部因子（由内向外）、外部因子推动内部因子（由外向内）再回到内部因子推动外部因子（由内向外）的演化态势；而高偏离度类型在内外部联动演化过程中亦表现出由外向内、由内向外再回到外部推动的交替过程，两种类型在联动中均呈现次序性和周期性规律。进一步结合两条产业融合路径特征与内外部因子网络关联来看，2000年呈现以旅促文融合路径运行机制，符合以旅促文为主导的融合特征，其中低偏离度类型中，以旅促文有效促进了以文促旅发展，进而推动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以旅促文较高的外部性影响推动了外部因子的发展。而高偏离度中以旅促文亦对两大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但缺乏对以文促旅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共享发展因子发挥促进作用。表明在早期发展阶段，低偏离度地区具备较高的发展水平，能够显著地推动外部因子发展，而高偏离度地区产业发展较弱，需要借助外部因子的推动作用。2010年呈现两条路径运行机制同时凸显的情景，且两条路径均显著推动了融合发展，处于相持阶段。具体而言，低偏离度受到外部因子的显著推动作用，可见，经过上一阶段以旅促文影响的铺垫，激发了外部因子的反作用效应。而高偏离度则相反，在初期外部因子催化效应下，呈现内部因子的推动效应。2019年表现出以文促旅主导运行机制，其中低偏离度中以文促旅推动了以旅促文发展，并促进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这是因为相持阶段后，发展环境大幅改善，并与外部因子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尤其是发挥“蚂蚁效应”带来的外溢效应延伸至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水平的改善，为以文促旅融合发展带来突破和变革。而高偏离度类型则表现出由外向内的推动机制，且与2010年低偏离度类型由外向内运行机制相似，具有明显的“培训效应”，即高偏离度地区通过“干中学”方式模仿低偏离度地区的前沿技术，并与本地市场融合，且这一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内部发展要素的调控上。通过两种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文化和旅游产业在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会产生三种效应（见图6）。（1）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两条融合路径间缺乏互促共融，这是因为该类地区两大产业间协调性不高，存在滞后产业发展制约问题。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虽然具有独特的文旅资源，但其体制掣肘严重，缺乏与之配套的政策规划，加之部门分割管理使得两条路径间缺乏分工合作，引致协同网络不畅，难以形成蚂蚁效应。（2）标杆效应。为提高融合协调水平，高偏离度地区往往以低偏离度地区为标杆展开学习和效仿。但与低偏离度地区相比，高偏离度地区在政策、市场、技术等发展环境上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其在两大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较高的社会交易成本和摩擦阻力，同时存在文化遗产开发和生态保护关系理解偏差，在技术性、特色化和异质性等引流方面投入不够，单纯依赖于外部性指导产业内部发展，缺乏与地方性相融合，从而导致成长性不足，容易陷入“落后—标杆学习—落后—再标杆学习”的死循环。（3）联通效应。在内外部因子联通上，高偏离度地区仅停留于发展要素层面与外部因子的联通互促，缺乏与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的联通发展。在推动两大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只有处理好外部社会效应和产业发展效应、政策指导“有形之手”和产业环境“无形之手”、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创新驱动与全面协调均衡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实现内部因子与外部因子互融联通。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以文促旅、以旅促文以及两大产业融合指数均与理想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融合指数在观测期内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协调等级较高的地区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失调类型多为西部地区省份，大部分省份仍旧集中于由濒临失调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2）文旅产业融合路径运行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以文促旅易受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且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这也成为识别两大产业融合路径的标识；通过两种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高偏离度地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往往效仿低偏离度地区，但容易陷入标杆学习陷阱。高偏离度地区缺乏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未来在制定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政策时，应科学把控两大产业融合质量特征演化脉络趋势。重点区分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两条路径运行机制，尤其是在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融合情形中，融合政策应以调控和培育产业发展环境为出发点。高偏离度地区应该发挥后发优势主动创新，避免落入标杆学习陷阱，同时政府投入不应追求产业发展要素的数量和规模，而应向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倾斜，可以建立完善的文化旅游市场体系，打通发展要素向发展效应和环境的溢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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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