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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华文化概说
题目以陕西钟楼为例，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的认识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岭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内容摘要
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古代建筑亲和木构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的中国陕西建筑--钟楼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陕西古建筑--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钟楼下部为砖石结构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砖砌成，基座之上为两层木结构楼体。自地面至楼顶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边长35.5米，建筑面积约1,377.4平方米，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整体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格，顶部为三重四面攒尖顶结构，由斗栱支撑，顶尖部为真金铂包裹木质内心的“金顶”。在微翘的屋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约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过去是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会的通道，人流车辆从券洞通过。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券洞无法适应交通流量需要，现在券洞早已封闭。 钟楼 周围建有公路转盘，地下有专供人行的环行通道。
（二）、结构特点
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及宝顶三部分组成。楼体为木质结构，深、广各三间，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攒顶”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宝顶通高36米，面积1377.64平方米。基座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宽 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楼分两层，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各层均饰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绘 等古典优美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 中国 现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层的兽纹在琉璃瓦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
二、对西安钟楼建筑文化的认识
（一）、“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
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
2、木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
3、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
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二）、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构架建筑结构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
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
2、木构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三）、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1月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室内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的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室内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促使现代室内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室内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看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通过应用中国红，让整个建筑气势宏伟，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室内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室内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的体现出来，为室内设计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例如：在一些茶室的设计上，便可以将中国传统书法元素较好的融入进去，让整个茶室充满传统的书香气息。因此，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室内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3.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装饰的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在一些房屋室内空间布局中，借景、屏风、隔断和博占架等多种装饰手法便是从传统社会发展中演变过来的。这些装饰图案不仅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当然，在应用传统装饰元素的过程中，不能够只是一味的强调对形的运用，还应该注重对装饰图案神韵的挖掘。尤其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将传统装饰元素通过设计以满足当代室内设计的需求，坚持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例如：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就是将传统的飞檐翘阁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起来，并且在整个建筑物的多个细节部分采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其中在这所博物馆的材质方面，主要以开放式的钢结构和木作架替代了传统的木梁和木掾构架系统，其屋顶也多采用玻璃和石头材质。同时，在博物馆设计中，追求色彩和纹理统一时，其传统的房屋坡顶和窗框被花岗石所取代。通过应用这些传统装饰元素，让整个博物馆都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神韵。
4.传统建筑建构形式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来讲，我国的传统建筑结构多以木质为主，建筑装修涵盖了除隔断、门窗以及大梁的几乎所有小木作结构，对于木材的运用讲究大进深和高空间，视觉上注重对称艺术，画栋雕梁讲究色彩匀实，一些硬木作品，例如：官椅、屏风以及长桌等传统物件多常见于室内装饰，传统建筑构件的历史和功效性体现都十分的明显。传统建筑构件的雕刻技艺也独树一帜，浮雕、圆雕以及镂空作品等构成了代表性的表现手法，具体运用在建筑物上则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在祠堂、牌坊、栏杆、壁橱、庭院以及月台部分多以石雕作品较为常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很多也在栏杆和壁橱方面采用了传统建筑构件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在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近乎清心寡欲、朴素自然的风格，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和规范，不但融入了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深刻地影响了无数设计师、消费者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简约主义理念，其本质意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即寻找事物的本质，就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而言则是寻找和研究对象、材料、形式及空间的真正价值和本质。强调自由，让空间和形式摆脱那些阻碍人们真正欣赏它们的干扰来表现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主张“少即是多”，珍视简朴这种道德和美学的法则，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平和与卓越。
然而简洁明晰、纯净精致、实用而朴素无华的简约主义设计理念与中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提倡的反对过多的雕饰和纹饰的简洁、纯朴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看似简单随意的形式，却包容了饱满而丰富的内涵。北欧人臻于化境的沉默含蓄，与古老东方拈花不语的玄理禅境不谋而合，从简约主义艺术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遥远却曾经熟悉的自己，它的简约凝练，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一股清新纯朴的气息。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审美情趣。有着“尚清”“尚和”的审美追求，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这与简约主义设计风格所蕴含的沉静、质朴的意境不谋而合。
一、儒家“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的简约之美
中国的艺术和工艺设计以朴素为美的审美倾向，首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论语·八佾》中记载相关的“绘事后素”，意为绘画先以素粉地为质，后施五彩，再以素色粉底以修正和定稿。据《考工记》记载：“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可知“素”（即着以素色，古代所谓“素色”就是纯净单一的颜色，“白则正白，黑则正黑”）是“功”（即完成作品）前的最后一道工序。着素之后，全部工艺也至此完成。既然任何精美绚丽的图案都要经过“素”的修整才能完成，可见“素”的重要和关键。原诗中还提到“素以为绚”就是以“素”为“绚”，它包含着用“素”代替“绚”，“素”胜于“绚”的思想。即在美学层次上重朴素而不重浮艳、重本质而不重形式、重功能而不重装饰。对现代的设计艺术和设计理念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另外，《论语·雍也》中还记有孔子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也是孔子关于美学原则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文”是指纹饰、装饰，“质”指本质、实用。他扬弃了“质胜文”和“文胜质”两种片面的倾向，认为“质胜文”会导致设计入“野”，粗陋丑恶，缺少文采和审美意境；而“文胜质”则会将设计带入“史”，华而不实、矫饰做作和繁冗奢靡。好的设计应当不偏不倚，“文”与“质”要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在中国审美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的设计美学传统中强调实用，以用为本，这是以质朴为尊，以无装饰为贵，以质朴为雅，以华丽为俗的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同时又注重本质，注重人性，尊重情感的精髓，同简约设计理念非常接近和相似。
二、道家“寂寞无为”“疏简素淡”的简约之美
道家哲学是中国人文艺术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中国的视觉艺术与设计艺术的基本形态特征大致为：布局上求“疏简”、色彩上求“素淡”、技法上求“生拙”、表现上求“含蓄”、趣味上求“天然”等等，几乎都能从道家哲学中找到渊源。中国艺术的几个重要范畴：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也都是简约之美的具体表现。
中国艺术以“天真、自然”为美，主要是受到道家“贵真”的思想的影响。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认为未经雕饰的朴素的语言才具有真美，才真实可信。因此，“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成为中国艺术的最理想的目标了。这也是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追求和目标。
同时道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天”即是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应顺天而行，从而“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亲密无间互通互融的。在中国的设计观中，好的设计应像自然一样生息自由、灵动变化而又朴素无华。设计和设计实践都应该“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道家认为自然的一切是最和谐、最完善、最美的，人们只能去顺应它、“效法”它（“道法自然”）。“大巧若拙”就是“大巧因自然以成器，故拙也”。
道家贵真也贵淡。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平淡是美中之美，是大美。以绘画为例，水墨画以墨为彩，是通过墨色浓、淡、深、浅、干、湿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光与色的韵律和画者的思想情感。以平淡、朴素、幽远而含蓄的方式表现一种高雅脱俗的情调。作画要求笔简意赅，要以最简练的笔墨塑造生动的形象，表现丰富的内容。形象简括，“空白”就多。在水墨画中，绝大部分不用色彩，只有纯一的墨色，极少用到其他颜色，若用到其他颜色也仅仅是一个点缀。庄子说：“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这里的“纯素”决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中有至味。我国古代江南民居的外观造型和色彩也非常简洁——白墙黑瓦。黑白分明，给人以宁静淡泊的惬意。简约高大的白色外墙上面，少有装饰，就是开窗也很小很小，灵巧而美观，与那些黑色屋脊门楼上方挑出的飞檐形成对比，显得沉稳而凝重、简洁而明朗。
“疏简”也是道家所倡导的一种审美意境。无论为诗、为画、为文，尚简的风尚我国古已有之，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这与简约主义的先驱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法贵天真”“虚静恬然，寂寞无为”，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崇高和效法。力主人们在自然、恬淡无为之中回归于自然的境界。道家思想跟简约主义重视环境、尊重自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重材质自然之美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三、墨家、法家“去饰至用”“尚质尚用”的简约之美
墨子思想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主张厉行简约、反对浪费、坚持“非乐”。墨家思想对美和艺术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墨家“尚质”“尚用”，要求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在文质关系方面，墨家也是以质为先，重质轻文，反对以文害质的。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对当时繁缛华贵的艺术追求极为反感；对王公贵族崇尚绚丽、崇尚华采辞章、崇尚黄钟大吕的乐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些音乐艺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下》），却造成了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谓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墨子曰：“乐非也”。墨家主张一切艺术与设计要“尚质”“尚用”，要充分体现事物的本质美，要一切从实用出发，从功能出发，反对为装饰而装饰，对多余而无用的装饰深恶痛绝。这与阿道夫·卢斯的“装饰就是罪恶”的简约主义设计思想如出一辙。
四、文人艺术“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简约之美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古代艺术的各个门类，特别是在书法、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艺术和工艺设计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是集文学家、科学家、设计家于一身，像徐霞客、沈括、李渔等人，除在文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以外，在设计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建树。由于文人特有的文化功能、人格特征、思想传统和艺术实践使得他们的艺术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以朴素为美，追求“平淡自然”的意境，“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以及简洁实用的设计观念。
最高的美，真正的美应“敛其芳姿，止其铺丽，而葆其朴素平淡之纯真”。即简洁实用是其最高境界。王弼《周易注》云：“处饰之终,饰终反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扬弃文人艺术中雕饰浮华的一面，渐渐达到了返璞归真，以质为美。李白所崇尚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仅是他个人对特定的诗美的追求，更是整个唐代文人所普通追求的美学境界。宋代文人对朴素美思想的深化，正是对文人艺术中“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也成为传统审美文化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观念和无形的灵魂与精神。
总而言之，简约主义的设计理念，同中国传统的艺术设计观念，有许许多多相通的地方，这也是简约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流行，并成为当今设计界的主流思想和风格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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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3-2引言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展现和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其将忠义思想、爱国情怀、孝悌观念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使当下充斥在各种高科技产品中的我们依旧能够受到洗礼，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将渗透着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统木雕艺术一直传承下去是当下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 传统木雕艺术
传统的木雕艺术是一种以装饰纹样以及动植物等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以木构件作为载体传达给民众道德内涵和审美思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道德文化现象。我国传统木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木雕这种形式将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雕刻出来，促使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精神层次的意义，表达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国传统木雕艺术具有显而易见的教化作用，绝大多数的木雕作品都渗透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儒家思想的渗透主要是雕刻木雕的劳动人民借鉴小说、戏曲、历史人物以及神话故事等来完成木雕作品，其不仅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学说，更寄托人们对安定、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例如，传统木雕艺术善于运用神作为保佑人们生活幸福，“福满人间”（图一）这个木雕作品中的弥勒佛是个乐天派长耳垂肩，弯眉笑眼，面相丰润饱满寓意为幸福洒满人间；弥勒佛手执佛珠，寓意为以慈悲为怀，宽恕人们的过错，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弥勒佛又脚踏金元宝，象征招财纳福，金元宝更是象征财富和荣华富贵寓意招财进宝。这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雕刻“福满人间”将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在弥勒佛祖的身上。可见，传统木雕艺术所传达的意义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的思想和精神。
传统木雕艺术也是歌颂历史人物的一种方式，通过雕刻古代历史人物，将他们或大义凌然、傲骨清风、坚强不屈的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以此来祭奠历史人物。例如“李白”（图二）木雕艺术品中李白双手背在身后，头高高地扬起，相似在深思、亦相似大义凛然，充分的体现了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形象。相信木雕艺人是怀着敬佩和感激的心情执起雕具将李白的淡然、从容、脱俗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能够成为我国艺术瑰宝是有原因的，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高风亮节、坚强不屈、不同流合污等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以此来无声的教导人们要学习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
图一“福满人间”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图二“李白”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二、 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简单来说，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艺术息息相关。传统木雕艺术不仅在形式上展现中国传统道德意识，还在内涵上反映中国道德思想，这使得传统木雕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一直紧密相连。如若要具体说明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从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和传统美德的展现来说明，会更加的适合。更加真切，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的展现
“爱国”在我国古代是仁人志士一生所追求的。当然，作为战乱牺牲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爱国情怀与爱国将士的表达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木雕作品的创作来展现的。
1、 以戏曲人物为题材，展现忠义思想。
在我国古代，通过木雕来表达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在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臣子、将士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对君主的忠义都是深入骨髓的。将士以战死沙场的决心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为人臣子的学士大夫等是通过举荐对策来捍卫国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通过雕刻各种戏曲中的英雄人物来表达爱国之心，像古代人民所雕刻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将自己的爱国思想通过木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代表作品之一。这说明传统木雕艺术能够将人们心中忠义思想表达出来，而这也正是表达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忠义思想的良好方式。
2、 以山水花鸟为题材，表达爱国思想
古人有通过诗词歌赋描写山水花鸟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当然，也有木雕艺人借山水素材来一展心中的爱国思想的行为。是的，我国古代的传统木雕艺术善用山水素材来体现爱国思想。看似简单的山水雕刻艺术其实是雕刻艺人在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自己爱国思想，这种借山水花鸟来抒情的雕刻方式充分的将我国道德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展现出来。
（二） 传统木雕艺术对传统美德的展现
传统木雕艺术除了表达古人的爱国情怀外，还充分地展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运用传统木雕艺术展现传统美德的方式有雕刻吉祥图案、雕刻风俗民情等等。
1、 雕刻吉祥图案，寄托美好的愿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处在战乱中，对于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强烈。雕刻作为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雕刻在木雕上，它因此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各种不同类型吉祥图案的木雕出现。传统木雕艺术中对于美好祝愿的传达是通过将各种动物、植物等雕刻在木雕上，通过动植物的谐音来构造吉祥图案，像比较常见的“鱼”的谐音为“余”，人们将其寓为年年有余之一。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也是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一种方式。
2、 雕刻风俗民情，表达孝悌观念
“孝”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传统木雕艺术通过风俗民情来体现孝悌的观念。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尽孝是中国传统美德文化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在我国传统木雕艺术中以各种风俗民情为素材，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孝道充分地表达出来，促使人们在欣赏传统木雕艺术时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尽孝这一美德。所以，传统木雕艺术将孝悌观念表达出来，就相当于间接地传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
结束语
传承至今，传统木雕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它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一直在深深地吸引人们，使人们致力于木雕事业，更加注重传统木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要说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分不开的，传统木雕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比如爱国思想、传统美德。不管怎样，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渗透在传统木雕作品中，促使传统木雕艺术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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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西北武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株奇葩.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现代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特点，也形成了西北武术的独特风格和完整体系.
西北地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就有与武术有关的各种活动和各种体现了武术姿态的人物.可从敦煌壁画中的狩猎、军事、祭祀、舞蹈等方面，对西北武术进行实证分析.
1敦煌现存壁画中的武术
敦煌和周围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和习俗，创造了当地特有的物质文化(如箭链、弩)和精神文化(如壁画、经卷等)，构成了西北武术独特的风格.西北武术的典型形象多被当时一些开凿石窟的工匠刻画在壁画上，使得敦煌壁画中为后世留存了许多古代的武术形象.
1. 1狩猎与武术
狩猎是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一，要狩猎就要有弓箭和马匹，训马和制箭技术很早就被西北少数民族所掌握.西北各民族早在周代就有训马善骑的习惯.如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中心柱西坛沿的马夫训马图，就体现了当地民族训马的场面.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了马就有了交通工具，方便了行走和运输，也方便了人际交往.骑马成为了人们幼时就要了解和熟练的运动项目.马匹为人们插上了可以飞翔的“翅膀”.武术随之也发展起来.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狩猎图就是一幅反映狩猎射箭的武术资料.画面绘制了两个骑马的猎人手持弓箭追赶猎物，一人在马上拉满弓玄，向背后一猛兽射杀;另一人则骑马快速奔跑，追赶黄羊.以上两幅珍贵壁画的资料，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古代西北民族的训马、射箭、狩猎场面.构成了西北民族马上狩猎的完整过程，体现了西北马上民族的强悍、勇敢、勤骑、善射、好武的民族风格.此外，在西北地区还出土了大小不同的箭锨不计其数.这都证明了武术文化是从西北勤骑善射而来，标明了那时西北独特文化氛围，也可以观察到西北武术形成的深刻痕迹.史书记载:“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裙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这也有利的证明了西北武术的存在.
1.2军事与武术
莫高窟第285窟南壁上部的作战图，莫高窟第332窟争舍利战图，莫高窟第217窟的演习图，莫高窟第12窟南壁的作战图，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都表现了武术被军事所用，在军队中武术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述几幅壁画体现了武术在演习、战斗和行军中的形象.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西北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古战场，由于战争的需要武术进人了军事之中，统治者们把军队训练成了武艺超群、战术过硬、纪律严明的杀人“武器”.在战争中成长出来的武术，具有了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渐渐的武术就成为了军队和战争所必备技能.战争成为了武术飞速发展的加速器，由于有了战争这个适合武术“生长的养分”，加上西北民族自身个体的强悍创造出了西北特有的武术风格.所以说战争是哺育武术走向成熟的温床，而在武术中锻铸了搏击与审美的特征.
1.3祭祀与武术
祭祀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宗教仪式.敦煌的祭礼活动在壁画和画像砖中可窥见到其踪影，敦煌民间的四时八节祭鬼神的风俗自汉唐一直流传至今.在壁画中的民众化迎神赛社与祭礼活动是敦煌人民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有传承性又有民俗传统互相融化的渗透性.香烟缭绕、牲畜陈列、肃穆虔诚的宗教祭坛，以及祭天礼神时粗犷的呼号、激昂的歌乐、优美的舞姿、精彩的角抵与百戏表演、现实功利性的讲经俗唱、百性聚观的热闹场面等，所形成的广泛而绚丽的宗教信仰，随着历史的沿袭和变异，娱神的诸般伎艺逐步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融化汇合.最后也为武术萌发提供了契机. 2西北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
2. 1传统文化为西北武术的成熟提供了依据
传统文化为西北武术的成熟提供了依据，这对西北武术走向完整—自成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敦煌莫高窟的文化遗产中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真谛.莫高窟428窟中心方柱后壁下部的“对打图”，表现的是两位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武士正在“放对”，这就是西北地区流行的八极拳—“八级对接”.追溯几千年的文化过程中，各个方面都深刻体现出武术的痕迹，及其不断发展的进化过程，壁画中降妖服魔的天王不但表现出了武术的存在，同时也刻画了武者的智慧、力量、健美的武术风格，从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
总体来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同时也包括了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等等，几千年来工匠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态，进行开窟造像.这也成为西北武术可以追究的依据，从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内容.
2. 2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影响西北武术价值观念系统
产生于实用技术(生产劳动与作战)的武术的最初动作素材，是以实用为衡量价值标准的，其动作设计必须符合实用需求，做到既简捷又具有实效.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生产方式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武术也逐渐演变成具有“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健身意义的游戏性活动.在武术完成了从功利性向健身性转变之后，其价值观念系统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最初的实用价值观念系统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健身武术的需要.新的健身武术的价值观必须以健身为宗旨.至此，健身武术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论的滋养和规范，形成了“动静相生”、“刚柔相济”、“快慢相同”、“内外合一”等既要明细事物对立双方，又要强调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相互转化的技术特色，
2. 3西北武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北武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渗透着西北民族的风格、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积淀着深邃的民族文化思想，形成了集技击、健身、欣赏、娱乐、教育为一体的多功能价值表现体系.西北武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的传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以及发挥效力，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历史的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它如同血脉，熔铸在总体文明的各个层面，自发地或者自觉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不仅具有文化的表征和意蕴，而且其建立和生存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秩序，也需要文化的支持。
具体到我国民法法典化，它也需要有特定文化的支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却仍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当前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法法典化的阻碍因素，并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予以避免。
在中国古代，尽管有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形式，也存在很多今天意义上的各种“民事关系”，但并没有产生出可以称之为“民法”的法律，并且数千年来中国只有一种法律，就是“刑律”。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中，礼与刑相结合为礼法，这种礼法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着人们的心态、行为、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在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专制主义、义务本位、等级观念等等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文化现象，这些法律文化与近现代民法所强调的人格独立、主体平等、私权神圣等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特征成为影响中国民法法典化的主要因素，以下就几个方面分述之：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小农意识观念对权利意识的排斥，使得民法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基础
纵观西方民法的发达史，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的《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典》，它们的产生无不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它们各自所反映的经济基础、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有所不同，但莫不与商品经济结伴而行。无疑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即一块天然的奠基石。
但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无不从保守的小农意识出发，颁布了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经济政策。没有了商业，市场运作便失去了前提，而权利意识和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作为上层建筑的、服务于商品经济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被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不合时宜。
二、 家国本位的思想观念和儒家文化的盛行扼杀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意识
自西周以来，宗法血缘关系就是维系个体家庭的纽带，并形成了由血缘关系凝结起来的家庭组织。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于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人完全融入于家族之中。中国的政治组织是一种家长政治，从组织层次上看，家族是国家的原型，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族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和家庭是两个同构体，国家不过是家族组织的扩大。个人在家族中，因辈分的高低而上下有别，为身份所束缚，没有个人的意志，个人在社会中因为等级尊卑而界限分明，同样摆脱不了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我国古代，个人是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的，并且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完全不曾发生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无怪乎我国古代民法之不昌。
儒家文化的盛行让人们的权利意识沉睡于未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文化构思出一个普遍和谐与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这种理想社会状态是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和准则来维持的。这种道德观念和准则是以义务为中心和本位，以利益的压抑和权利的放弃为特征和内容的。所以，儒家文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状态同权利保护的法律秩序状态是格格不入的。它造就了中国的身份本位、义务本位，它否定个人地位、个人权利、契约自由，从而形成了中国的轻权利、法律，而重义务、道德的传统法律文化。这种法律文化至今仍存在广泛的影响。
同时，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义利思想也使得人们权利意识甚为淡薄。儒家的义利观强调的是人们对等级秩序的服从，压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强调的是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无视人们的个体利益。它以社会和家族为本位，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和责任，直接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义务为本位的特色。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不热衷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保护。这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有诸多表现，体现在立法上，各种民事关系多有民间习惯调整，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法律；体现在司法上，重狱轻讼，往往将诸多民事案件当做民间的细微纠纷，而以人情世故来加以评断。
三、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培养了人们“无讼意识”，阻碍了民法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是以礼俗人情为连接纽带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和谐统一、以和为贵”的，由此孔子提出“无讼”的思想，认为诉讼是违反和谐的。此外，依照儒家观念，诉讼的发生或纠纷虽是对美的破坏，但有时它们又似乎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若已出现，便理当消除。至于消除之手段，最佳者莫过于体现着“和”的调解（或“和解”了）。这体现在民间，就是人们之间的协商调解，希望将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先。如若化解不了非要诉至官府，则官员也可能进行调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消除双方的矛盾。总之，不到一切希望全无的时刻，平常百姓和官员不会诉诸官府和判决。这样，人们的“无讼”、“厌讼”观念，自然影响了作为权利法的民法的发展。
此外，诸如“法自君出”、法的伦理化等等原因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民法发展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民法法典化进程之举步维艰。
就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而言，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疑具有重大的阻碍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应该本着批判的态度，去芜存菁，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不足，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之精华，同时大胆引进西方先进民法文化中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实现我国民法法典化。
参考文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色运用，向国内专注于服装设计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这是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一、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我国的历史悠久，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每个时代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纸、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工艺美术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众多设计师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审美趋向等发展变化。古希腊风格、古埃及风格、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在现代服装大师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作品中更多的是差异：而这种在服装作品中的差异，往往成为服装作品的生命力。服装艺术设计，归根结底是通过艺术、思想和科学共同合成的。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服装设计人员，就不叮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作品：
我是从事教学作的，我认为往教学过程中应该计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思想，特别是要领会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服装设计师的未来创作活动，打下坚定的创造基础。认真研究、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化知识宝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精华，对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大有益处。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设计构思更丰富了，审美观念也提高了，对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认知，才能创造出源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时尚服饰作品，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风土人情及人文情怀，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带有中国韵味的服装，也能让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围。
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们的创作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国五千年的义化沉淀了很多优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形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的表现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诠释，用现代的语言，去解读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多元传统文化将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灵魂。不管承认与否，我国传统多元文化与历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创作观
当我们追溯传统文化的渊源，民族服饰的特色，去解释当前的服饰现象和当代的服饰风格时，可以看到，现代服饰并不是所处时代仅有的和自发的创造，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延伸一服饰没计的艺术表现力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支撑，没有文化积淀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浅薄的。因此，传统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内涵，是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灵魂文化，传统文化深厚的艺术美感，是现代服饰设计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设计巾所表现的不应只是表面文章，这样做必然要受到工业化生产和审美观念的制约。民族化存各时代所共有的超时代性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继承传统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传统的正确态度是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与现代融合，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新风格服装在学习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民族传统的服饰，照搬图案或修改传统的款式使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服装，而是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民族性的灵魂和精神。时代改变了，服装设计的语言也要与时俱时。服装设计必须立足于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穿着习惯，这就要求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捕捉时尚热点。并将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服装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款式照搬，而应体现为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服装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服装设计表现手法上适当运朋当代服饰设计艺术新设汁理念与设计手法，通过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将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与现代时尚潮流完美结合，来诠释民族性的服装设计，也就是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继承、改良、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形式、新的变化，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风格，所以深刻了解巾华民族这个千年古老文明国度的深厚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并将它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在传统文化上进行改良
创立中周风格的服装，不是一味钻研民族服饰，而弃世界流行大趋势于不颐，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交织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风潮扑面而来时，创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应该是在世界性、时代性这个前提下，立足于中国风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国之本质”。中西服装文化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进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鉴能够增强服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借鉴传统文化，是对传统素材的再认识、再创造，包括文化内涵的改变与表现形式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设计者必须把激发创作灵感的原型因素转化为切身的心灵感受，分析、归纳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炼，然后以一种明确的、恰当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旗袍，本是中国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方形大袍，开始的造型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没有体现女性的形象美。后，旗袍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特点，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进，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样不断翻新。改良后的旗袍变得收紧腰身，缩短长度、提高开衩，甚至出现低领无袖的造型，由卡住整个颈项的高领逐渐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义把领子开低，使美丽的颈部和颈饰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把肩部变为吊带，充分展示人体的曲线美．这种中两合擘的服装款式既是借鉴西方服饰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提取传统文化中元素进行创造
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为现代时装设计乃至其他众多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设计素材。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文明产物数不胜数：艳丽的唐三彩、灵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台园林、坊间乡趣都可以激发设计的灵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题“濡”中．借鉴中国书法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的轻灵接触，一气呵成、体现出纤浓适度的形式美和神韵美。这样的元素符号运用不仅仅是视觉设计，也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美学。
1.背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犹如一颗光辉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人类文明史的皇冠之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培养和陶冶民族精神、民族素质的巨大精神力量。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市场经济观念的强烈冲击，因此传统文化教育变得相对薄弱。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失去正确的指导方向：实用主义倾向开始显现，集体观念逐渐淡漠，个人主义慢慢抬头，拜金之风渐渐刮起。
国内众多学者分别对大学生成才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相关研究。喻芒清[1]对大学生成才教育的重要性、基本内容、现状及主要途径与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珍[2]认为必须给予大学生方法上的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科学的学习方式。任伟[3]认为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培养爱国情怀、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情趣、促使道德意识觉醒等方面都会对学生的涵养养成产生深远影响。陆建华、杨剑梅[4]结合“五四”文化精英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进行了研究。王新婷[5]认为正确引导大学生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审美情趣等能产生积极影响。郭学利、高红梅[6]指出高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充分挖掘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优化教育手段，拓宽教育路径。张海波[7]提出应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大学生的现代文化人格。方凌瑾[8]对当前高校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意义、基本内容及注意事项等进行论述，提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及方法。赵卫新[9]认为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可以运用课堂教学、传统文化讲座、课外阅读经典、环境熏陶等方法。苏宝梅[10]认为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
从上述分析可知，已有的相关研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而大学生成长成才教育的研究比较薄弱。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高职生）成长成才教育结合起来的研究则凤毛麟角，鉴于此，本文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的促进作用。
本文拟从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高职生成才教育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2.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对高职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普及和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且要帮助学生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1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上无数民族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爱国主义在传统文化中的反映。高职生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学习中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感人事迹。
2.2艰苦奋斗教育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艰苦奋斗中总结出来的深刻哲理。中华民族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都能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向前发展。认真学习这些至理名言，对于当代高职生发扬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将会起到促进作用。
2.3高尚情操教育
中华民族历来把完善个人道德品质看成为人处世、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前提。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大都把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社会交往上讲求“大公无私”、“言必信，行必果”；个人修养上讲求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身正”等。
2.4奋发向上教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在关系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人民充分发扬奋发向上、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优良作风，挽救并振兴了中华民族。
3.高职生成才教育的重要性
3.1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的重要指标，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一切都表明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和长期性。高校是培养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基地，高职生成才教育是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3.2高职生健康成长的客观需求
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分于动物的重要属性。是仅仅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集体、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心醉心于金钱利益还是毕生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大学阶段是高职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成才教育在高职生健康成长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
4.1增加高职生的百科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宏富，主题广泛、包罗万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学、处世哲学等领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扩大高职生的知识面，增加渊博的百科知识。
4.2培养高职生的爱国情怀
如果高职生能够深刻理解祖国历史、民族文化，就能对祖国产生深厚感情。系统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思想，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树立科学的辩证思维及理性的爱国态度。
4.3提高高职生的思想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代哲学。认真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对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是天人哲学。重人事、轻天道，天道自然、天人相分的观点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老子》、《易经》等著作中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观点闪烁着古人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阅读这些著作，有利于提高高职生的思想境界。
4.4提高高职生的审美能力
高职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美德，培养多方面素质，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栋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表现人类顽强不屈、豪迈进取的文化现象，其中蕴涵的精神价值对高职生仍有激励作用。
5.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5.1加强课程建设
目前，高职院校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进行课程设置。诚然，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社会急需越来越多的拥有实用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合格的高素质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娴熟的专业技术，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在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时候，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设为一门必修课或选修课。为了提高学生兴趣，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对他们进行双语教学。
5.2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氛围对于他们的成长成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视学校环境建设和人文景观建设。建筑设计、道路取名、宣传栏布置等都应凸显传统文化；第二，定期举行传统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为大学生提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如在课外活动时间内，在校园的大屏幕上播放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或者播放《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电视剧，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5.3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发掘师生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事迹，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爱岗敬业、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等。撰写文章或者报道，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对这些优秀事迹进行大力宣传。通过树立身边的典型，让学生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非虚无缥缈之深奥道理，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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