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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的调查村落有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东片区、荔波县瑶山乡、平塘卡蒲毛南族乡、惠水县绿水苑村和长顺县马路乡等。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不仅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表现在建筑方式的现代化。从纵向角度看,很多村落里的传统建筑基本上被钢筋水泥的西式楼房代替,50年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损毁严重。从横向角度分析,传统木质、石质古建筑保存范围小,多零星分布在现代建筑群中,建筑面积不大。如卡蒲乡乡治所,存在较小的一片传统木结构建筑群,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在其周围,密布着仿古式现代建筑和西式楼房,影响了村落整体审美观和民族气息。在卡蒲乡下的众多村落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影响整体布局的现代建筑。又如摆金的绿水苑广泛存在着村民拆旧房材料建新房和马路的现象,笔者在考察中就发现一块雕刻精美的石碾成了铺路石。这就亟需当地政府制定规划进行指导。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总体上来说,南部黔南州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和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消失的危险。笔者认为其现有优势主要有:种类繁多:南部地区现有平塘打猴鼓舞、马尾绣、水书、端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也有其他各级和没评上级别的民俗。这些民俗技艺涵盖了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节日和祭祀仪式等民俗领域,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民俗种类繁多,是非遗的“富矿”。分布面广:各县均具备丰富的、能体现当地民族文化气质的非遗,很多乡镇也或多或少保存着相关的自然、历史遗产。价值突出:这些民族文化能体现当地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具备较大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三都的水书对先秦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马尾绣、新塘(平塘)苗族服饰技艺、摆金(惠水)苗族服饰技艺等传统织造技艺对现代纺织技术的提升和创意设计很有助益;端节对加强族群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强化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自豪感具有较大作用,至于其他的民族文化也具有特定的价值。经过调查,笔者同样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遇到了不小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传承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以长顺县马路乡地戏为例,现有的传承人年纪普遍在四、五十岁以上,而年轻人由于多在外打工,学习的机会不多,地戏遇到后继乏人的困境。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视申报和开发,忽视保护和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样是在马路乡,有一座朱元璋时期修建的“贞节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马路黄氏终身守寡养育子女而立,并且当地至今还有关于这一事迹的历史传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古迹已经被人涂上了厚厚的油漆,使得牌坊面目全非。据笔者了解,该县某部门认为古迹年久失修,故在上面有文字和图画雕刻的地方涂上油漆,以凸显古迹的“辨识度”。民间文学所依存的自然遗产失去本来面目,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的活态存在。附近的马路乡村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屯堡建筑也正遇到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重建房屋所带来的大面积毁灭。在牌坊旁边,当地政府则努力打造民俗大舞台,进行商业开发。村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遭受破坏而进行局部的开发显然是不现实的。法律法规建设的步伐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不一致。田野点的居民虽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程度不同,但都还是强调必须加强对其的保护。可是,一旦涉及到法律层面,多数人是一无所知,不知国家层面的法律,也不知地方上的法规,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南部黔南州现有的很多非遗保护工作不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除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出台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和《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外,其他县基本没有与本地实际相对应的、可行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对非遗进行保护。另外,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三)民族旅游发展状况
从整体来看,黔南州的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主打“喀斯特”和“民族风情”两张名片。但很多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在旅游这一板块,南部的荔波无疑是发展最快的,但还是起步较晚。旅游发展的滞后是一种劣势,说明政府、商界、学界、社会团体等层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同样是一种机遇,因为“滞后”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可发挥空间。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旅游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度不高:一些较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未进行针对性强的开发,民族风俗、民族建筑、人文历史景观、自然遗产等相对处于开发初期,欠缺知名度,分布多偏远、分散。如瑶山、掌布等村落离交通发达区域就很远。不少景区内外管理有限,配套落后:以掌布风景区为例,笔者在2个半小时的考察中就遇见三起争吵事件,两起是游客之间的踩踏,另一起是游客与景区保安的门票纠纷。而景区工作人员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及时,更未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样在旅游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的荔波,国庆期间也出现了因客房爆满和大幅涨价导致游客打地铺和搭帐篷的情况。在荔波瑶山等新开发的民族旅游地区,当地基本上不能提供住宿,游客只能回荔波解决,而县城的客房数量未能完全满足游客需求。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有所欠缺:以卡蒲毛南族风情园为例,国庆期间有散客自驾游到访,他们想观看毛南族的打猴鼓舞和其他民族文化,结果发现园子内除了几个业余“客串”的讲解员外空空荡荡,最后只得走马观花一番而去。这说明民族旅游的深度开发、梯度开发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建议
从以上论述来分析,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文化总体保存较好,但在古建筑和传统村落、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民族旅游发展等三个方面存在不足。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关于该地域相关事业发展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古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青岛泰之认为:“古村落、城镇和城市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群落,它们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在某一地方居住的人们的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的连贯性。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历史文化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人们在传统的物质环境中继续从事其日常生活。换言之,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空间结构得以延续,而不仅仅是单体建筑。”因为古建筑和传统村落对印证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会,发言人赵晖明确指出:如果有传统村落的地方,要把这些村落保护好,要避让开,不能因为城市要开发、要利用把这片拆掉,即“禁止拆建”。传统村落的保护路径多种多样,结合南部黔南州的实际,笔者认为有两种保护思路:一种是集中整体保护,以平塘卡蒲毛南族乡为例,虽然在乡治所存留的传统结构建筑群规模不大,但仍有整体保护的价值。所要采取的就是:一是由住建局和有资质的科研机构对古建筑逐一进行登记造册,确立禁止拆建的建筑群。如果拆除或改建老屋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许可。二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木质古民居的修缮保护,重点整修屋顶、房梁等部分,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保存建筑群的原真性。对已存在于古建筑群中及周边的现代水泥建筑则尽可能保持经过仿古设计,并融入古建筑群中的整体风格。允许和鼓励村民在古建筑外按照仿古设计修建现代住房,也鼓励他们尽可能地采取古法木质建筑技艺。三是由平塘县非遗中心等部门对卡蒲毛南族传统建筑技艺进行普查,摸清当地人在选址、选料、修筑、工匠组织、后勤保障、建筑禁忌、仪式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整理成文本和音、视频资料并登记归档,为以后相关研究和当地古法仿建做准备。四是保护古村落不只是保存古建筑,还要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在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点,笔者认为可以开辟村落旅游。游客可以参观传统民居,与村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领悟杆栏式建筑的魅力,这种方式能带动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当地还可以加大投入,在民族风情园定期定时举办原生态的毛南族民俗展演,重点展示国家级非遗毛南族打猴鼓舞及毛南族山歌、婚嫁等民俗,并寻求与观众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另一种保护模式是异地保护,主要面向村落传统建筑规模不大、分布散乱和损毁严重的情况。以马路乡为例,当地政府欲在青山村贞节牌坊边打造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但青山村现有的屯堡建筑已经不多、分布散乱,很多古建材已经被村民建新居挪用。如果要修建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较理想的方式是先由政府出资从无力对房屋维修的户主处收购古建筑(当地无力维修老屋的住户较多),然后文物部门对每一块砖、每一根木头编号登记造册,最后拆卸到戏台边号选址按编号重建。这一构思曾在三峡工程建设时进行的张飞庙搬迁活动中得到很好地实践。同时,政府出资收集居民家中的历史遗物陈列到重建的古建筑中。重建的古建筑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如仿古的茶肆、酒馆、土特产店等。关于牌坊政府应组织文物部门对被损毁的牌坊进行修复,确保修旧如旧。如此一来,古建筑、大戏台、古道和古牌坊形成集群效应,游客既能观赏民俗的展演,也能从古建筑中体会屯堡文化。将古建筑异地重建从而“抱团”重现整体优势,这就是异地保护的思路。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之路
虽然南部黔南州非遗的保存和发展有其优势,但其传承保护方面的困难始终要解决,相邻的黔东南州在这一领域做得相对较好。如果结合其他地域保护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对年长的非遗传承人实行抢救性保护,积极培养年轻传承人。
非遗的传承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对于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延续他们的生命。黄永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是以人的个体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活动而传承,一旦人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终止,它也就消失。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对传承人生命的保护是同步的。”学术界对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抢救挖掘,通过访谈、文本分析和参与观察等手段获得更多的田野调查资料并进行录音、录像、文本等方面的记录以备以后的相关研究。对于年长但身体状况尚可的传承人,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应多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适当给予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果财政上有困难也可以采取颁发“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民间戏剧大师”等荣誉证书,以期提高传承人的产品和表演艺术的潜在经济价值。政府和机构也可以适时安排传承人外出参加非遗的展演、交流和研讨等活动,提高他们知名度和荣誉感;鼓励传承人培养青少年传承人,鼓励农民在闲暇时参与非遗传承,对参与非遗传承的学习者进行适当的补贴。学术界对学习者进行相应的指导,协调和沟通传承人和学习者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困惑,保证非遗的活态传承。
2.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保护与开发本来就是一种矛盾。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优势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将其保护好、管理好。保护非遗还得靠地方政府文化自觉,这是最重要的保护主体,所能产生的正面效果远远大于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界。政府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对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进行再确认普查,编制非遗名录,然后依照普查结果按非遗重要性分类管理,加强保护。只有政府意识到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是申报和开发的基础,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3.建立符合整个黔南州实际情况的地方性非遗法律法规。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认为:“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只有健全的立法保护,才会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得到保证。”政府再在确认普查的基础上编制地方性法律法规,咨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蓝本,按照非遗的九大门类和社会各界的作用编制整个黔南州的非遗保护法规。明确职责,分步实施,依法保护黔南州的非遗,促进黔南州的非遗保护和发展。
(三)民族旅游的发展
南部黔南州的旅游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晚的原因导致其存在着开发度不高、景区内外管理和配套落后以及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欠缺等三大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可以尝试采取以下的策略:一是政府对南部黔南州的重点旅游规划区域加大宣传力度,按照黔南州政府的“一圈两翼”部署,主要在广东、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和四川等相邻区域进行宣传。在宣传的同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景区管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障旅游者的吃、住、行。笔者建议:作为黔南州最具知名度的荔波景区,可以学习凤凰的经验,采取收通票制度。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游客只会去大、小七孔而不会选择去水春河、茂兰和开发中的瑶山等景区。其原因有三:其一大、小七孔知名度比其他景点高,游客不愿去他们不熟悉的景区;其二荔波地处三省交界之地,缺乏便利的交通,游客到来时耗费太多时间,他们参观完主要景点后就只能赶时间回去;其三景区离县城较远,游客吃住却只能在县城解决。荔波县城因为住宿条件跟不上旅游业发展速度,导致游客住宿花费太大。当地普通旅馆的双人标间暑假多为280元以上,单间为180元,而某四星级酒店双人标间则最少为320元,黄金周和法定节假日期间游客的住宿费更高。如此窘境间接拉低了游客旅游期望值,导致他们为赶时间游完主要景点就匆匆离去。如果采取通票制会连片带动整个荔波的旅游点,因为通票包含了荔波所有的景点,直接刺激了游客游览完大、小七孔后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愿望,这样能更好促进荔波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当然荔波在实行通票制的同时也要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降低游客旅游成本,提高单位游客游览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荔波旅游的发展。如果通票制实施顺利,可以将这一经验扩展到整个黔南州甚至贵州省,实现全州、全省一票制旅游。这是一个可能性选项,毕竟四川已经发行过“一票游四川”的金熊猫卡。二是将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有机结合。在风景区设立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展演,例如掌布喀斯特风景区在国庆期间安排了布依八音表演、荔波安排了民族风情展示。如果实现景点民俗展演的常态化,常年让游客领略黔南州民族特色,则会很好地带动非遗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在内容安排上,可以设置民族歌舞、民族书画(如水书)的表演和拍卖、体验式互动或者能满足游客猎奇心理的活动。而对于端节等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文化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游客提前知晓该活动的主要情况以便积极参与。同时开辟体验式旅游,鼓励本地居民在活动期间有偿接纳游客,后者在体验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也能获取经济利益,也能打响文化空间旅游知名度,还能将非遗保护和乡野风景观赏有机结合。
2.践行传统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民族传统文化中,书法、中国画、中国结和陶瓷艺术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制作能力非常重要,他们可以非常直观的融入其中,感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就拿中国画来讲,首先要懂得欣赏中国画。在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来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徐悲鸿1937年创作的《风雨鸡鸣图》,画面表现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雄鸡,激昂地高声鸣叫,画家喻意唤起人民赶快觉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达了画家对祖国的深情、对正义的伸张、对光明的向往。其次,要有条理地进行笔墨练习。中国画墨色的干、湿、浓、淡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学生开始练习时,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践行传统文化,还要潜移默化去引导学生。如:假期组织学生去游览遍布中华大地的人文古迹;去陶瓷之都体验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艺术品的精妙等。
3.寻找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
随着伟大祖国日益强盛,我们以更包容的姿态去容纳各国的文化,以更大的胸怀去迎接世界宾客的到来,而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元素更是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长城、故宫、唐装等。如何让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传播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走在教育第一线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要在生活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其融入教材,拉进课堂,通过生动立体的教学形式,让每一个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如在《民族风服装设计》的教学中,如何将中国元素巧妙运用到服装设计上,如面料选取丝绸、锦缎、麻、蓝印花棉布等;款式选取中山装、旗袍、立领、斜襟、对襟等;图案选取牡丹花、团花、缠枝花、龙凤和汉字等装饰纹样;颜色选取大红、大绿、明黄、蓝等色彩艳丽的民族色彩;工艺选取镶、嵌、滚、盘、绣等中式工艺。将这些中国元素,哪怕一点点元素巧妙地结合在现代的服饰中,形成最炫民族风。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LIU Jian,XU Changhong,LV Yun
(P.E.Dep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It analy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pattern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i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meaning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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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今社会上
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
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二、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
如果他们对绘画的兴趣还能够继续保持,条件也允许,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对绘画进行继续深入地学习。即使将来不走专业之路,也可以适当地向其讲授一些绘画的相关知识。这就好比老人在向自己的子孙讲述光荣的“家史”一样,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使其既学到了知识,又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绘画相关知识的讲授方面,对于学画的人来说,我们在教学上主要还是应该先以普及传统绘画基本知识为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其了解到我国传统绘画艺术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一门高雅艺术。在传统绘画产生的初期,人们在生活中就已经学会了用矿物颜色在岩石、陶器、青铜器等物体上面描绘各种美丽的图案。经过数千年不断地革新和发展,人们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为了增长绘画方面的阅历,还可以带其到博物馆、美术馆等地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或向其展示一些不同风格的古今知名画家的绘画作品。然后通过讲解,使其较为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绘画在工具和材料方面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在题材方面有人物、山水、花鸟;在技法方面有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还有各种流派等之分。托物言志,寓情于诗、于画是我国文化作品中较为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除了要向学生们讲授绘画知识,更应该让学生们通过对先进的传统绘画艺术内涵进行了解,从而使其充分地认识到绘画者、绘画作品在思想和艺术创作上也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敢于抵抗任何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这是除了相关的基本知识之外,我们向学生进行传统绘画教育的另一个重点,体现了传统绘画艺术的先进性。
平面设计与民族文化结合的表现,最主要的表现方面在于剪纸等一些民间文化,对平面设计作品的外观造型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财富。
1.2内涵方面的结合
民族文化的内涵在于通过运用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传承发展千百年的结晶传达给子孙后代,因此进一步实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1.3与时代的相结合
在平面设计中加入传统民族元素,这是一种新颖的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播的途径,这种方式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不断传播发展。
2传统民族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实例
2.1在婚庆文化中的广泛应用
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婚礼一直都是幸福喜悦的事情,在古时候,人们创造了“囍”字作为婚礼的标志,至今,人们只要看见“囍”字就会马上联想到婚礼,所以,在很多婚礼平面设计作品选用主体画面时,都会优先考虑用到“囍”字,如婚礼的请柬。
2.2图腾文化的运用
祥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图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丰富内涵,祥云图案的种类繁多并且历史悠久,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祥云图案是其他图式纹样不能够取代的,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当前,祥云图案越来越受到平面设计者所青睐。平面设计者在设计作品时,在进行祥云图案创作时,不仅需要考虑祥云与主题之间的搭配关系,还要充分表现出祥云图案对整个平面设计作品的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8-03
前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生存、繁荣和发展一脉相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是中华儿女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沉淀和整个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积累。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对于如何在现阶段与未来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对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科学概括,同时在年代的递增上又保持着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内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对外区分不同民族的标识,它的物质与制度文化追求适用与理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与此同时精神文化的对外标识性作用明显,成为对抗外来强势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断再造。
2 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强身健体和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各种竞技与游戏活动,又是以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养生、健身和娱乐等体育活动的总称。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当前社会的劳动生产、军事战争、风俗习惯、等都深刻影响着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它不仅体现着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增添了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资源,在现代社会人类健康、和谐发展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众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使得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多彩,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运动形式千变万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栖身于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相关赛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赛规则的运动形式,同时汲取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文化营养,成为体现人类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运动规律的一种文化形态。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经济和教育功能。民族传统体育既是身体锻炼的手段,又是娱乐身心的有效途径。这些体育项目使人体通过感官、感触,以及全身各肢体、各部位的运动,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使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体力得到锻炼,精神得以调节。每逢节日,人们喜着节日盛装,踏着音乐,跟着节奏,踩高跷、扭秧歌、跳竹竿舞,这些都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体育项目融入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和谐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与人们的关注,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体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传统体育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传统民族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现代教育中体育已成为教书育人的一门必修课,武术、八段锦等进入学校体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术、摔跤、围棋等体育项目的教学。
3 传统文化性格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质,它体现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性。小到一种国家的语言、服饰、风俗,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无不体现了其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是一个国家从时间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种继承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统性深刻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例如汉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汉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劳动生活,也是与人民的祭祀活动相关的一种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运动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豪迈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地理环境错综复杂,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必然也会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同时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北方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燥,疆土辽阔,人迹稀少,在历史上保持了比较剽悍、勇猛的民风。因此骑马、射箭、摔跤成为北方地区的爱好与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众多,少数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为单位,因此民传统体育以集体活动为主,活动的内容多表现出生活的情趣,活动的项目有“抢花炮”、“赛龙舟”、“舞狮”等。这些实例都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之一的深刻影响。
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它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同时影响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变化。例如舞龙、舞狮、秧歌、斗牛、龙舟、赛马、毽球、高跷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技术特征,风格迥异的运动形式又给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填上了浓浓的一笔。此外,植根于几千年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思想、组成形式更是丰富多样。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断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4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风俗习惯、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结晶,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4.1 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与指引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了社会各个领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在诠释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
4.1.1 “天人合一”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它生动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辩证统一性和协调性,表现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阐明人的自然本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试图改变自然的本性;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它承认人与人之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强调用和谐的方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体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的运动过程,追求身与心,神与形,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受这种整体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与自然界相适应的运动锻炼来由表及里,以内达外,自有形的身体运动来达到无形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身心并修,内外结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国武术、气功等养生健身类运动中尤为突出。
4.1.2 阴阳五行学说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阴阳学说认为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下产生、发展、变化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所谓阴阳就是代表着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世界是物质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而对立的阴与阳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整体。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所构成,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此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相生相克理论也是五行学说的重要思想内容。所谓相生即相互促进,相互滋生;所谓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顺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华武术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太极、八卦、少林拳并称为中华武术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形意拳中认为,人体的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形为阳,神为阴,阳济阴,阴补阳。其中提现了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将金、木、水、火、土,取意为劈、崩、钻、炮、横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样,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横拳变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据五行学说,万物土中生,土是万物的根本,因此,横拳被视为五拳之母,并将横拳称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谈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谈到“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礼”。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刻的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中强调的“礼为上”,例如师徒相见徒弟要行见师礼,上台表演要行抱拳礼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体育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很大一段时间里的首要任务不是倾向于获得比赛胜利,而是考虑在竞赛中遵循比赛规则,符合道德规范,在这种注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渐演化成削弱竞技意识,更多倾向于追求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4.2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1 等级分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阻碍
儒家思想虽然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范,但同时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带了等级分明。等级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累积遗留的思想制度,这就使很多体育活动从比赛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场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与随从等一起狩猎时,射出第一箭的须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动。宋代的马球,只要有皇帝参加,进第一个球的人必须是皇帝。这样就充分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2 传统封建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负面阻碍
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多,多则感”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在哲学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时也起到了鼓吹消极退让、否定进步的负面作用。这些思想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上就是不思进取,苟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化是各民族内部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是指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其中又存在着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在世界范围内,进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结合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步,这是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3]。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一)体育是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被各种民俗活动吸收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这使其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其文化价值是一般活动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4]
“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一种传承的民族文化形式,它是源于各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具有的文化价值”[5]
(二)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
根据社会文化的规律可以知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主要把竞技因素与舞蹈、艺术,音乐、体育等多种文化融为—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6]
苗族的“彩月亮”、布依族的“抱架腰”、壮族的三人板鞋竞技、彝族的铃铛舞、瑶族的跳八音等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都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们在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的生活得到了丰富,增加了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方式达到了娱乐身心的作用。少数民族的大部分体育项目都是生产生活需要中演变出来的,因此具普遍的生活特性和有广泛的群众性,在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过程中它为传统体育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学方式。“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的相对封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统一的文字符号,所以它的教育手段主要以言传和身教,大多是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模仿学习的。”[7]。“叉草球运动的方法是一手握鱼叉,一手把草球扔在地上使其向前滚动,象征着鱼儿在水中游动,这时迅速掷出鱼叉,一人叉一次,轮流进行,数轮以后,以叉中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当小孩子的叉球技术达到相当熟练的时候,家长便带他们到江河去叉鱼。”[7]
(三)文化的载体
我们所指的认同感是“使人们自觉的聚合在一个群体中的情感,它是一种体现了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感到更加亲近的情感。”认同感通常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而形成的,他们可能具有相同想法和观点。“民族认同感对于人们在进行正常的生活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理和精神。由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具有的特征,决定了它能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并能增强民族内部的亲近感。因此许多少数民族都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来增强彼此的认同感。”[8]
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和保护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地区经济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最能反映少数民族个性特征和群体气质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是各民族长期生产劳动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体育方面的表现,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体育的重要来源和有机构成,所以要积极引导人们根据现代体育观念重新认识其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合理的保持和更新。”[9]
(二)自变,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
民族体育文化不能只是一尘不变的传承下来应该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进行必要的自身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样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如新疆的传统体育“达瓦孜”,它不仅在长度、高度上不断的超越,而且难度上也有所突破。现在“达瓦孜”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极限运动之一,有许多爱好极限运动的人们在不断的尝试,其中不乏有比较突出的,阿迪力就是里面的佼佼者,他已经创造了5次世界吉尼斯纪录。因而“达瓦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且以“达瓦孜”命名了节目和学校。与之类似例子有很多,如蹴鞠游戏活动现在就演变成了运动之父足球。“从这些鲜明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它本身就有的民族性,同时也增加了竞技性、观赏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加具有魅力。”[5]
(三)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不是一尘不变的,民族文化的变化一直存在与社会文化之中,而创新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中国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与传播,同时政府也在积极的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开展与保护,是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在政策上和法律上都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多种优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如增加经费,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的场所。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应对方法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体育文化之列。
(四)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先生的观点:它指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文化的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就是文化的自觉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0]文化自觉使人们对文化有自觉的觉醒和反省,知道文化的来源以及其形成的过程,它的特点和发展的方向。文化自觉所具有的自知之明加强了文化的创新性转变,提高了适应新环境、新文化的能力。
五、小结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并且具有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现如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侵入,只有脱离区域意识的束缚、提高自身的价值、结合现代体育文化从而谋求更高的层次的发展,才能更好的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民族通过改造自然形成了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探索中国民族文化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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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关键词 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文化;保护
【基金项目】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 基地课题项目(2014)。
【作者简介】李治邦,贵州大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化理论、农村经济;吕群立,贵州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理论。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历史悠久,众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
贵州的民族地区包括黔南、黔东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0个民族乡,国土面积9.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5%。全省有48个少数民族,其中18个是世居少数民族。2013年贵州省常住人口350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四位。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态环境中,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着不同民族的特点。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河纵横,森林茂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是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自然生态基础,“一山之隔,习俗殊异”,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
贵州在历史上就是各民族交融的,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其他民族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在贵州的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现象。由于贵州历史上地理偏远、交通闭塞,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较多地遗存了世居民族丰富而厚重的农耕文明的区域文化资源。在我国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贵州的数量列全国第三位,其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份量很大, 如“侗族大歌”“水书”“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等。还有大量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如贵州东南部的堂安民族古寨,有7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侗族文化物质空间载体,特别是这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一,享誉国际。贵阳市花溪河畔的镇山布依族民族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寨,建筑空间丰富颇有特色,民族元素多。贵州的梯田众多,如花溪高坡梯田,高山地貌独特,民族风情浓郁,是当地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劳作、巧夺天工改造自然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成为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的“摄影创作基地”。贵州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富有特色且保存得比较完整,“多彩贵州”包含了丰富多姿的贵州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对贵州旅游文化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已成为贵州的名片。
二、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也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的地域扩展过程”(许学强,1997)。城市化改变着乡村的面貌,“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结构中, 并逐渐取代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形成的地位和作用, 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被代替的境地”(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1999)。城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有消极影响是肯定的。贵州省2013年的城镇化率为37.8%,大大低于全国53.7%的平均水平,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
1.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受到侵蚀和破坏。第一,城镇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城镇化进程也是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电子媒介在民族地区的介入和普及的过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使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发生急剧变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习俗正在加速消亡,一些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古迹遭到损毁,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少数民族母语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贵州境内民族语言的使用率急剧下降,彝语、苗语、布依语使用率下降非常严重。第二,大量民族青壮年外出务工影响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少数民族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和迁移,促进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民族民间文化所依存的民族习俗,因此而缺失其行为的主体人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到挑战。许多靠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乏人。随着掌握这些传统文化和技术的老人逐渐离世,少数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技术也濒临消失。如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个布依族村寨,随着一位布依族老人的离世,他所通晓的布依族傩仪和掌握的布依族傩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就随之失传。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的生长失去依托。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纷纷进人城市,原来相对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分散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同时,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挤压无法进入普通学校的课堂, 结果是学生从小就学习非母语语言和外国语,而对自己的母语和其所存载的文化却不知晓;民族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民间艺人地位下降,民间歌手和表演艺人缺少观众和舞台,年轻一代继承民间文化的寥寥无几。目前,实施城镇集中办学,撤销乡村偏远学校,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语言基本上不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惯。
2.民族传统形文化的损失和破坏难以弥补。城镇化使人口不断密集,村寨变为集镇,集镇变为城镇,对旧城的改造,往往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城镇街区、建筑被拆毁,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被丢弃、遗忘和破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现代工业用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民族民间工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工业园区、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对民族地区的有形文物和文化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贵州黎平县是侗族鼓楼艺术之乡,该县境内现存的鼓楼有不少需要修补或重建,却难以实现,因为修建鼓楼的大木柱需要五十至百年树龄的杉木来做,而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大树了。鼓楼前的歌坪,传统是用鹅卵石铺成,而现在鹅卵石日渐稀少,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多改用水泥,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由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贵州民族地区新建民居大量存在按照统一建筑模式修建,未能很好地根据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来修建,使贵州苗家山寨、彝族山村、布依水乡等原本具有的人文品质逐渐消失。民族地区民居建筑新了,样式洋了,传统丢了,特色没了,魅力没了。贵州回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真寺大都始建于明清时期,以土木结构为主,具有传统古建筑的风格,但经过不断维修、改建或重建后,现在大多是砖混结构,未能充分保留和体现原有民族元素、地域特色和原有建筑风格,民族原有特色弱化和消失。
3.无形民族文化遗产生存力在衰退。城镇化使都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逐步走向衰落。一些依靠口传面授方式加以传承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如黔南州水族的“水书”,传播渠道狭窄,普及使用范围小,只有极少数传承人能识读,一旦仅存的传承人去世,珍贵的民族古籍“水书”将成为无人识读的重大遗憾。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曾经把当地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榕江县的车江镇也要求当地学校把侗歌纳入学校教学内容,贵州大学的艺术学院也曾举办过几期侗歌班。但更普遍的现象是,上学的孩子几乎只唱校园歌曲、流行歌曲,不会唱民歌。
4.对民族民间文化过度开发,商业化倾向明显。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大多是不当开发、过度开发,造成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地方政府往往重开发,轻保护和管理,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在贵州很多旅游景区,常有商业行为表演的人穿的是苗族服装,却梳着土家族发式,唱着侗歌,跳着苗舞,夹杂着伪民俗。一些旅游景点的苗族“抢新郎”,并非苗族民俗,只是借此来赚钱的商业表演,是人为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举办各种节日,如苗族芦笙节、彝族火把节、侗族鼓楼节等,目的是促进民族民间文化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节日时令等方面有随意性,追求短期效益,抛开原有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没有原动力的,难以持续发展。1986年,侗歌参加巴黎艺术节演出时,有个作曲家曾经写了一首曲子夹在里面,法国同行听了,竟单把这一支挑出来加以否定。这应该是一个警告和教训。
三、城镇化进程中加强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
1.增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和有包容性的,一马平川的道路、林立的高楼可以体现城市的发展风貌和现代气派,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淀起来的,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应该也可以是富有个性、魅力的,应该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如雷山县西江苗寨的建设,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不仅保护、宣传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还创造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好的例子。可以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力量,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特色教育内容, 让少年儿童从小认识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本民族的自主行为,以民族地区原住民为主体,要以原住民的生产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为基础,使之能够成为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源泉,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2.把民族文化保护纳入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重视和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城镇建设发展规划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相关保护机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建立各民族语言学校,建设民族文化场所和设施,如城市民族文化博物馆和各民族文化中心,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城市多元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之中,坚持多元文化的平等、和谐共存。充分尊重历史和传统民族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森林、草原和农田应该严格保护,限制开发,保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新建街道和建筑要尽量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在城市建设中展现出来,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间工艺、美食、表演的艺术场所。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发展旅游为名,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甚至个人利益而打造伪文化和假民俗。
3.按科学、法制的保护原则保护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按科学化原则进行保护,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法治建设。第一,加强立法,保护民族文化及其多样性。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列有有关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些条文,但比较抽象,需要具体化。城市化建设应该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权利,加强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区域环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城镇化和谐发展。2003年1月,贵州省人大制定并且实施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有利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第二,保证经费投入和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把挖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贵州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少,经费投入不足,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保护、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第三,运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用现代技术工具对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录音、摄像、拍照和文字记录,对那些活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一般是自我娱乐或自发性地表达某种感情愿望的,可以根据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要,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工和开发,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
4.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可以利用国外政府和民间无偿援助的资金,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宣传与国际交流。例如,1995年, 我国与挪威合作在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这里的长角苗的古老传统和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服饰艺术得到较好保护。1997~2004年,我国多次与挪威合作,在贵州六盘水的六枝梭戛、贵阳花溪镇山、黔东南的黎平堂安和锦屏隆里等四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初步建成了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对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昌国.多彩贵州与贵州文化的构建[EB/OL].非物质文化遗产网.gzfwz.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