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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
当音乐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充斥着文化体制内涵时，一股呐喊从未平息。在现有文化体制下自然而然的并存着民间音乐和新音乐两种音乐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科技渗透以及文化市场需求的不断提升，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呈现出向总体趋同方向发展的态势。
1．两股思潮的交融从主体上辨析，人们考源的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国音乐艺术，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音乐艺术是两股思潮的交融。这两个有着本质内在联系的音乐潮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着象征社会主流音乐的新音乐与象征着中国特色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民间）音乐的汇集。两者的交融形成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总体趋向，即中国音乐艺术一方面将由引进的新音乐和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音乐元素共同建构，而新音乐并非完全被同化，在与世界多元的主流音乐趋同性发展的总体趋势中，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继续保持着个性鲜明的民族化特色。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新音乐又与中国民族音乐联系紧密，这是因为无论哪一种音乐方式，都会伴随着中国各地域民俗活动的开展、精神价值追求以及大众化音乐艺术审美心理需求的普适性而在更大的范畴内有着较深层次的发展，这种根植不是突兀的嫁接，而是在原有的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音乐理论与音乐风格题材和创作手法，创造出与中国大众音乐艺术欣赏水平相匹配的音乐艺术作品。由此，有相当一部分音乐家、音乐教育者、音乐爱好者转移了创作层面，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创作风格，踏入到中国音乐艺术民族化的音乐传播之路。
2．文化构架下中国音乐艺术民族性的凸显每一种艺术都会在其萌芽、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中呈现出适应期与转型期，在转变的过程中，甚或找到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形成质的突破与发展，冲出束缚与桎梏，摆脱长期以来禁锢在思想上的枷锁。因此，作为中国音乐艺术当中的另一条支脉，在充分强调个性鲜明与膨胀的社会需求中，有了新的诠释。民族性的凸显加之突破自我的创新，使之迅速形成反弹趋势。“新民乐”等一系列具有民族风的现代演奏方式，真正在中国音乐艺术界刮起了一阵新风。从大众需求角度来看，当国学再一次走入人们视野的时候，随即所产生的文化背后的关于中国民族化音乐艺术的热捧自然顺水推舟地成为民众所青睐的对象。大众已然具有了选择的权利，而且这种看似平静的选择却蕴涵着对一种全新音乐存在方式的认可与希冀。大众文化层面的提升，对于审美认知以及反映在音乐艺术追求等方面更为理智，而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动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民族乐器、民族声乐，甚至民族舞蹈都已经纳入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大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者或是表层肤浅认知的受众。在大的文化背景支撑下这一观念已经被搁浅，个人需求、爱好、审美情趣以及音乐价值追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在整个进程与流变中，中国音乐艺术俨然扮演了一个相当具有民族化的角色，持续的升温让这种具有民族化的中国音乐艺术走势强劲，这与中国艺术教育发展与普及息息相关。
3．文化哲学涵盖下的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与唤醒在探究中国音乐艺术发展走向时，把中国音乐艺术置于世界音乐发展的总体局势中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旨在能够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底蕴为依托，进一步寻求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新的唤醒。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于革命的过程是否具有推动力和可持续性。正因如此，在研究过程中，才不会完全摒弃或是保守固封，尽管理论知识贫瘠，但在精神世界中，渴望着能够挖掘并达及音乐世界的乌托邦，这一理念与理想，必然会在研究中得以实现。在21世纪，从世界主流音乐的发展态势审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脉络，人们可以更为理智地去进行远景的勾勒，不论是哪一种音乐形式或是音乐载体，都将被放置于文化哲学的视界中进行诠释。这种被文化哲学侵染的中国音乐艺术也定会呈现出更为稳定的发展状态，甚至在构建全新的中国音乐艺术体系时，新音乐元素、多元化的融合、先进的音乐创作手法、创新的音乐理念以及根植在民族传统音乐灵魂下的新视野，都将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艺术内涵的拓展与深厚，审美价值观的不断升华，音乐创作中的循序渐进，音乐理论的融合与革新，新观念的提出与完善，追求以音色对比变化为个性特征的作曲思维，拼贴、组合、次序、混搭等全新演绎形式都为中国音乐艺术提供了成长与成熟的土壤，一条中西合璧、洋为中用的新途径正在日渐明朗。呼吸着具有西方色彩的音乐元素，糅合着含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两者的交替、合并、革新与突破，无不深刻地唤醒着演绎单一旋律的中国音乐艺术新境界。以文化哲学为核心的中国音乐艺术这条主线，一杆天秤，左右逢源，一头连起世界流行音乐的新思维，一头搭建具有传统音乐色彩的民族风，都是主流，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音乐艺术的无限魅力与存在价值。今天，人们所厘定与定格的中国音乐艺术，不仅仅回头看其经历的种种，而是去构想一个完美的未来，一个属于中国音乐艺术特有的表现方式与途径，奠定的也必然是最为坚实的音乐艺术发展之路。融合也好，借鉴也罢，但都不能够丢弃属于中国音乐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文化哲学，这是中国音乐艺术能够深具内涵的保障，更是中国音乐艺术演变中亘古不变的理性支撑。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惊动了整个中国。就在这非常时刻，上海音乐学院系统音乐学理论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分会的五位教授暨博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杨燕迪、洛秦、萧梅、曹本冶)正在该院图书馆电教大楼623室(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办公室)进行2008年音乐美学与音乐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入学口试。
本人的2006级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孙月，在通过硕博连读申请审核之后，参加2008年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现已通过考试，成为2008级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继续随本人攻读博士学位)，并作为进入口试程序的唯一一名音乐美学方向考生。口试过程中，考官主要就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选题内容，让她谈谈以此为基础向博士学位论文扩充的条件。在她回答之后，我进一步追问并请她思考两个问题：第一，究竟通过什么方式路径去解决真理置人艺术作品问题，是描述还是论述?是美学还是哲学或者别学?第二，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不同角度去考虑真理能否置入艺术作品问题。
几天之后，我在给她上课时进一步和她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坦率地对她说，尽管她的这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我对她那天口试的状态并不满意，除了她与其他考生普遍存在的学科意识淡薄这一点之外，仅就问题本身而言，她的回答基本上是模糊的，至少，也是缺乏自信的。于是，我和她再次从一个提问开始讨论相关问题。
2008年1月24日，杨燕迪教授在写给孙月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上的书面意见中，提出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显然，真理置入艺术作品这个问题来自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集中可见其专论《艺术作品的本源》。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命题，对她而言，关键在如何通过音乐研究去揭示这个命题。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描述与论述两种方式去进行，但就音乐而言，似乎用美学的经验描写方式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余下者哲学的思辨推论方式则就成为主导。
然而，凭我的学术直觉，运用哲学推论方式需要逐步构筑理论中介。就目前而言，可利用资源大致有：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ek，1825-1904)幻想力，茵加尔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非声音因素与纯意向性对象，布伦塔诺(Fmnz Brentano，1838-1917)心理现象，我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意向存在(intentionalit Sein)以及语言意义通过文字与语音呈现，杨燕迪关于立意问题的音乐理解途径，等等。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理论中介的逐步转换，比如：实体一物像一概念一意义。
看样子，真理置入艺术作品还是关联音乐意义问题。为此，我提请孙月在注意已有相关研究之外，最近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发表的长篇论文《音乐的意义》，通过外观信息：音乐“相貌”提供的辨识信息；结构信息：音乐形式提供的辨识信息；内部信息：音乐的意蕴性内容；联结信息：在和其他事物联系中的音乐意义四个部分，表明音乐的意义是音乐理解的对象，而理解则是审美的基础；以及范晓峰教授前不久在南京艺术学院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音乐理解现象研究》，。以可信性起点切入，通过理解本身、理解途径、理解结果三部分，表明音乐意义的生成及其同一性问题，也都是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返回过来，结合真理置入艺术作品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命题：音乐意义存在方式并及真理置入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学研究。
可见，无论是真理置入艺术作品，还是音乐意义存在方式，在我目前的学科地图中，都具有垫后并折返前端的性质，因此，我希望她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有一些原创。
至于这个命题中的主项：音乐意义存在方式究竟是否成立?除了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之外，仅就其给出的陈述逻辑而言，至少，它是已有相关命题一音乐存在方式，音乐作品存在方式，音乐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合理扩充。如前所述，作为与音乐意义存在方式相关的已有概念：幻想力，非声音成分，纯意向性对象，立意，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意向存在，无疑，是一些不可回避的可用资源，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真理与方法》作为哲学诠释学的经典著作，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竟然以“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其著作第一部分)作为问题开端。
关于音乐意义存在方式，2008年10月14日上午，在本人与2005级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生徐昭宇进行个别课讨论的过程中，他提到了通过演奏生成(becoming)意义的问题，并提到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相关理论。由此，加上我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依据胡塞尔提出通过意向显现形而上学意义，孙月打算依据海德格尔研究真理置入艺术作品，应该说，有关音乐意义存在方式的研究会有进一步的推进。至于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想，在各自研究有了一定结果之后，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重要的是，各自的研究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尤其是针对与围绕音乐问题展开，可见，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应该摆上我的议事日程。
对此，我的学术直觉再次告诉我，当声音与感性直接关联的时候，即通过艺术敞开真理。
毫无疑问，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艺术中真理存在与否?真理如何置入艺术作品之中?艺术作品之中的真理是什么?以及由此引申的艺术作品中的真理的意义又是什么?
返回上述推论方式。2001年末，我曾经应《人民音乐》编辑金兆钧先生约请，撰写《“问题意识”与“前瞻性”预设――由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长时段”叙事所引发》，在讨论有关20世纪语言论转向问题的时候，提到：继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面对实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海德格尔：面对思的事情(Zur Sache des Denkens)之后，自然是：面对语音还原(Zttr Reduction Phonem)的出场。从来被西方世界奉为不可道之道的逻各斯(Loges)，一再被胡塞尔悬置，被海德格尔隐匿，至此，终于被还原的语音替换：逻各斯中心主义让位于语音中心主义。
今天，如果还是将其中的事思诗作为本体(即事本体、思本体、诗本体)去面对的话，那么，是否能够可以通过本体论、认识论、语 言论的多重路径或者本体论、现象论、语言论的多层台阶去切中它，以至于不断去接近“音乐意义的存在如何成为可能”这个具哲学触底性的问题。
与此相应，再一个设想则更加冒险，即除了哲学推论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借鉴神学论理方式驱除理性遮蔽的可能性?于是，我给孙月布置作业：通过美学描写与哲学推论，以及之后的神学沉思。显然，这不仅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设想，而且，如何突破学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警戒，合理跨越认知与信仰、理性与灵性黄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二、由真理置入艺术作品进一步关联音乐内容问题
近十年前，大约在临近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又重新进入到了音乐学研究的视界与论域之中，即：相当长一段时间被20世纪音乐形式极度凸显所大面积遮蔽的音乐内容问题，尽管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关系逻辑，在我看来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并加以调整。
2004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2004音乐学学科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俄罗斯音乐学家瓦・尼・赫洛波娃作为特邀代表与会，并发表专题演讲。当时，在她的正式发言中，有关音乐内容问题研究的思路与程序，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后来，通过钱亦平教授的翻译和整理，正式编入其《音乐分析，学海津梁――钱亦平音乐文集》当中，以《音乐内容研究是21世纪的科学》(第349-359页)命题。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她通过数字0、1、2、3、5、9表示所形成的一个音乐内容集群：
0：表示音乐的总体情况，音乐概念的内容。而音乐概念的内容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1：表示音乐内容作为单一的范畴。而不是两种(形式／内容)或者三种(题材／形式／内容)的哲学组合。
2：表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音乐内容。被称作是专业的音乐内容的作用，在本质上仅仅是音乐艺术，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定义(如音乐创作所有元素的“美学和声”)，比如：声学系统，旋律的调式、和声音响和体系，节奏和节拍组织，旋律、织体、复调，主题结构，音乐形式；被称作是非专业的音乐内容的作用，既存在于音乐之内，又存在于音乐之外，比如：思想观念，外部世界的事物，人类的感情。
3：表示音乐内容的三个方面。情感，描写，符号。
5：表示音调的五种类型。情感型，描绘型，体裁型，风格型，结构型。
9：表示音乐内容的九个水平。整体的音乐内容，历史时代的音乐内容，民族艺术学派的音乐内容，音乐体裁的内容，音乐形式的内容，作曲家个人风格的内容，作品的独特构思，演奏者演绎的内容，听众理解音乐作品的内容。
至于。这里所说是否就是音乐内容?以及相关研究能否成为21世纪的科学?内容又是否等同于真理?完全可以再讨论。但仅就这里列出的诸多事项而言，不仅有助于对真理置入艺术作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切中音乐感性直觉经验问题，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由理论效应以及感性与理性关系引发的问题
在2008年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之后一个月，我的硕士生于亮和博士生吴佳先后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如同在先预料的那样，答辩过程中提问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如是研究给出的结论是否有效?是否普适?以及感性与理性的关系。
关于有效性问题，于亮的答辩非常直截了当，明确表示有效。至于普适性问题，显然并非一件乐器(琵琶)能够涵盖，她的答辩是声况部分主要限于琵琶，而情况与意况部分则可部分涵盖其他乐器。由此引申的概念来源，显然，是通过对古典文献的发掘并结合其自身演奏实践经验综合所得。
关于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关系问题，提问主要针对人在面对音乐的感性体验过程中理性认知的介入与否，吴佳的答辩一是肯定的，二是有条件的，即人在进行音乐感性经验的过程中自觉地把理性认知转换成为感性能力，从而使感性声音结构的可能性得以实现。
说实在的，我对她们俩的这些答辩表示满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与机智，并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禀性在先，应该说，还是合理运用多种理论资源，并通过较为充分有效的推论而成就的。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据理力争甚至于强词夺理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合式的彰显(她们在学期间我一再灌输，平时也许并非完全理解，至少不是自觉接受)。
除此之外，吴佳论文中的核心概念感性声音结构和于亮论文中围绕声情意三况提炼出的数十个叙辞，不仅具一定的原创性，更重要的是依据音乐本身特性逐一给出的，因此，其实际效能无疑是确凿的。
对此，之所以如此肯定的依据在我的学术统觉，一种应该经得起理性认知论证、感性经验实证乃至超感性理性觉悟洞察的多重范型。
进一步，通过2008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与答辩，让我再生成就感的还有，就像我二十年前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新源里斗室中不停写作时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理论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探寻，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意义考掘，尤其，通过据理力争与强词夺理，往往会在一个必然出现的意外瞬间得到一个别有洞天的发现。这种别有洞天的瞬间发现，科学以灵感顿悟解释，佛学以开启天眼导读，神学以圣灵充满修辞。
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
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
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
(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在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的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关于音乐美学的探讨大多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从十九世纪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音乐美学领域被哲学家独占的时代结束了，音乐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而德国的音乐家舒曼是勇敢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欧洲一种源远流长的音乐美学流派，成为十九世纪最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潮。情感作为音乐的内容，决定了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就将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取向表达的非常鲜明，他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在西方的音乐美学史中称舒曼是个“感情论”者。因为在舒曼大量的音乐评论文章里都贯穿着“音乐是感情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观念。舒曼身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音乐家，常常把现实同幻想对立起来，在艺术中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用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感情上的慰籍。用舒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艺术的幻想中寻找现实的幻想的代替物。在舒曼强调的感情表现及其所具有的幻想因素之中，有很强烈的主观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音乐别注重个人内心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发掘，而且更体现在题材本身常常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有直接的关系。爱情往往在这种经历和体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爱情与生活》是他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作品，其情感论音乐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舒曼的艺术歌曲大多是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为歌词的。舒曼将音乐与这些诗歌结合的天衣无缝。正如很多人描述的：“这些歌曲的音乐与诗歌的结合达到了水融的程度。他对诗词的敏捷而直接的洞察力，使他的歌曲形式富于变化、表情亲切，旋律热情而富表现力。”“也许由于舒曼有着更高深的文学修养，他在歌词选择方面非常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他希望通过音乐的手段，使诗歌焕发出了更加动人的诗意情趣来。”《妇女爱情与生活》这部声乐套曲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注重音乐情感内容并将音乐情感作为音乐审美的美学观。19世纪是各种音乐体裁极大发展的一个世纪。“舒曼的‘感情论’美学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思潮有血缘关系。然而，可贵的是舒曼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浪漫主义所束缚和被它所俘虏。舒曼不但在许多方面克服了浪漫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而且还能有所突破，同新的文艺潮流相接近。”
三、舒曼认为的音乐
“在舒曼看来，一部有价值的音乐作品必须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内容同独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那到底音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呢？舒曼坚持认为“音乐决不是供人娱乐，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种更高尚的东西。更高尚的东西是什么呢？用舒曼的话来说就是能”照明人类心灵的深处”的东西，能提高德国人的思想”，能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以“伟大的思想启导我们国家”的东西。这正是舒曼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和要求。无非是要求音乐应该具有真正能触动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内容。对于艺术形式的要求，舒曼指出：“艺术家必须上升到卓越的精神高度，把掌握技术性普遍知识不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必须具有的手段。”
舒曼之所以对音乐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的创作里有很多让人难懂的东西，甚至他的一系列关于音乐的评论都那么生动泼辣、尖锐犀利。问题大概就在于他的性格，他是那样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人，他的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来自与灵魂的创作，他的音乐美学包含着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社会在向前发展，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改变，然而，舒曼对于音乐的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对于我们以后研究音乐美学还是具有很现实的历史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帝姆·道雷.《舒曼》,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斯特.《李斯特论肖邦和舒曼》,音乐出版社.1962.
一、前言
音乐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自19世纪20年代萧友梅开创音乐教育事业及对音乐的大力推广，中国有了专门的音乐院校、音乐教科书和音乐论著。青主的两本音乐美学著作《乐话》和《音乐通论》的问世，开创了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的先河。近年来，音乐美学的研究论域涉及许多方面，诸如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存在方式、自律论与他律论、音心对映论、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等，为创建中国音乐美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音乐美学的研究在我国正向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的维度和视野发展。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全国音乐美学会议，更是有力地推动了音乐美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而与此相关的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和音乐美学年会的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0年11月19―20日，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举办，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2010年全国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暨专题笔会”在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台州学院艺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各兄弟院校音乐美学专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们。
2010年11月19日上午，开幕式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会议由宋瑾主持，张前、韩锺恩、罗艺峰、邢维凯、冯长春、刘承华、杨和平分别向大会致辞，并就各自提交的论文进行了概括性发言。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会议在分会场就音乐美学课程教学相关问题进行研讨。20日下午，会议在分会场进行“自由论坛”研讨活动，由杨和平主持，罗艺峰、邢维凯、韩锺恩等各与会代表就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将研讨推向了。研讨结束后，会长韩锺恩做了总结性发言，对学科建设问题提出了设想，并对2011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音乐美学年会提出了会议论题和任务。在热烈的学术争鸣，以对下一次音乐美学会议和音乐美学发展的期待中，大会胜利闭幕。
二、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
对于高等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相关院系的音乐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问题的探讨，是这次会议论题的重中之重。张前教授对于目前音乐美学教材提出了十五个需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含在几个大的框架之内：关于音乐本体的问题、音乐的功能和价值问题、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概念和关系问题、对现有概论性的音乐美学教材的讨论。韩锺恩教授在19日上午开幕式上，对其向大会提交的《音乐美学课程建设与教学问题讨论》论文纲要做了解释性发言，分别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案、个案分析、学科关切等七个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上海音乐学院的杨婧博士代为宣读其导师杨燕迪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国音乐美学教学问题讨论之我见》，其中针对普通的音乐系科学生、音乐学专业本科生、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教学，以及音乐美学研究生的培养与选题提出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看法。罗艺峰教授就“音乐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来自于学科性质”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冯长春教授关于高师音乐美学教学提出了几点感想，认为音乐美学教学中师范性的突出，重点在于对音乐美育理论的讲解与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实施从具体问题开始到一般原理结束这个基本策略；避免把音乐美学课开设成音乐欣赏课；希望编纂更富针对性的教材。刘承华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的教学应以理论思维和阐释能力的培养为教学目的，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从知识性陈述转向学理性呈现，在授课时应注意强化问题意识、展示逻辑张力，以及个性化的语言表述。杨和平教授针对目前音乐美学教材与教学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及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认为音乐美学教学必须基于经验而超于经验又最终回到经验，必须以强化学科特性为己任，必须建立在人的音响感性体验的基础上，并强调主次轻重难易的层次。宋瑾教授以音乐美学教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音乐的美学”为出发点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需要的人才，应具有相关领域的学理的知和亲历的知，音乐美学的发展，应朝着多元并置的方向，依靠集体的力量，鼓励学生开拓音乐美学的领域，将视野扩展到世界音乐的广大领域。罗小平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程应形成比较完整的教学系统，有自己编写的教材，能够因材施教，并将其作为这一课程的特色及最终追求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及整体素质的提高。彭永启教授以音乐美学课的实际教学及历史意义为出发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应该从观念上升到史论，从史论角度出发会更加切合实际。马卫星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推进了教育消费；应进一步探索针对大专、本科及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音乐美学应加入哲学关切。
杨易禾教授就课程教学及音乐美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对于音乐美学课来说，教学对象是很重要的；音乐美学抽象思辨的属性，应该充分运用到表演美学中去；音乐美学课要保持贵族风格吗？临响是体验还是直观？音乐美学一定要形而下还是形而上？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参与研讨的代表们更深的思索与更热烈的反应。黄汉华教授认为目前的音乐美学教材种类繁多，编写杂乱，不能适应音乐美学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于音乐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建议编写出一本更加实用的教材。叶明春教授主张音乐美学应回到感性学；音乐美学课程在教学理念问题上某些题例表述不够简明。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立足本土，谈音乐美学学科如何与少数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在其独特的文化生态视野下认知与解构音乐美学教学的“方言”。
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在其发言中讲道，法国是从初中就开设哲学课的，建议国内的音乐美学课也可以开始得更早些，且应从其他学科吸收资源；并提出问题：音乐美学究竟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音乐美学的任务是什么？等等。四川音乐学院陈思关于本科《音乐欣赏》教学中主体性建构实践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学生主体性建构中，首先要树立敏感意识；培养合理联想的能力对于音乐欣赏的重要性；增强审美主体的再创造能力，等等。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关于开设音乐表演美学课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作曲专业应开设音乐美学基础课，并在其研究生招生时加入中西方音乐史的基础知识考核。陈新坤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应结合音乐作品的听赏，且音乐表演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听不同的版本。周雪丰教授就音乐美学本科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建议编写音乐美学科目的词条，以方便教学与研究。
四川音乐学院何弦则从西方音乐史的教学谈其课程所涉及的音乐美学的教学，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对于学生是一种引导，而不是规定；并对音乐美学的生存方式提出质疑。西安音乐学院苏小龙结合课程目标，就如何使音乐美学课生动起来侃侃而谈，并对涉及音乐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音乐美学即美的音乐的学问和音乐的美的学问。
三、研究生的培养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是各与会代表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张前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关于音乐美学教材编写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的一些回顾与反思》中，重点谈到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指导问题。认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其关键问题在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和熟悉，且有一定积累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题目，同时还要考虑与选题相关的文献的条件。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既要使研究生学会如何写学术论文，又要锻炼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在为论文确定题目后，进一步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对材料的比较鉴别、辨别真伪及确定重点，最好编排出与题目相关的文献目录，并在头脑中时时构思写作提纲。进入论文写作时，应集中思想、精力、时间，进入写作状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将搜集到的资料上升为理论，并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与琢磨。最后谈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应注意写好论文摘要、确定关键词、列好论文目次、注释及参考文献。张前教授所谈到的上述方法和意见，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邢维凯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提纲《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生论文选题与指导中的作用》中，总结了几点目前研究生论文选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诸如导师研究领域对学生选题范围的限制、导师指导经验的不足、师生配比不均所导致的问题等，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与当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学术思维定式有关。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思路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难点分析。
刘鸿模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音乐美学方向研究生的入门教育问题，从分析近年来研究生新生的特点入手，进而指出研究生在入学之初就应明确学科性质、特点，以及能力培养的目标，摒弃学生考研的功利目的，引导学生读书，通过读书培养对本学科的兴趣，并在读书的同时，安排写作与学术研究的任务，在此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刘鸿模教授还指出要注重对研究生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教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抄袭现象，凡是引用别人的文章内容，必须加以注释。罗艺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研究生教学中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问题意识、材料功夫、写作技巧，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注意对研究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吉林艺术学院的孙佳宾教授在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培养研究生的几点体会》中指出，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围绕专业方向，建立合理的结构化知识，拓宽知识结构体系；在读书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开展问题讨论，引发学生的思考并形成对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
四、相关问题之“自由论坛”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
显而易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习惯以“专业（方向）”这样的定势思维对本学科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侧重于对单一专业方向的挖掘却似乎忽视了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音乐教育作为介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须具备宽阔的研究视域和较高的观察视角，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学科和教育学科乃至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手册》的合理之处在于其目录中所呈现出的良好的多学科研究倾向和独到的学科关联，下面将以本书为主体，结合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现状选取部分章节进行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但是对比《手册》中“政策和哲学”而言却显得眼界不够宽阔。众所周知，我国新一轮音乐教育哲学议题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便是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关于“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这一论述。政策和哲学都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政策的制定又直接由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的哲学观念所决定。反之，国家政策中的文字表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哲学导向，将这两个议题纳入同一章节统筹思考可谓是十分的精准。说到“音乐教育政策”，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在此方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较具深度的学术成果⑦。不过一方面这些成果多为史学方面的汇编和研究，且对于音乐教育政策法规的学理、法理构建和当代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体系构建以及我国音乐教育政策制定的趋势和规划涉及较少，还未能真正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研究。对比《手册》，塞缪尔・侯裴（Samuel Hope）《政策框架、研究和K-12学校教育》（Policy Frameworks，Research，and K-12 Schooling）分别从政策（Policy）、框架（Frameworks）、结构和复杂性（Structures and Complexities）、政策力量和技巧（Policy Forces and Techniques）、政策和音乐研究的性质（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Music Study）、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等方面结合K-12学校教育标准对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框架建立、有效性运行、相关组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且极具深度的剖析，对本章起到了导论性的作用。此外，约翰・J.梅林萌（John J. Mahlmann）的《MENC：一个恰当的案例》（MENC？押A Case in Point）、拉尔夫・A.史密斯（Ralph A. Smith）的《政策制定的近来趋势及问题》（Rec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Policy Making）、约翰・W.里士满（John W. Richmond）的《音乐教育和法规研究》（Law Research and Music Education）等文也都在各自的侧重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以上文章中大量出现的“推广”（Advocacy）一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特别关注音乐教育推广（Music Education Advocacy），推广即意味着需要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通过游说、宣传等途径取得政策制定者、富人和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展开音乐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如何发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取得学科认同和支持是十分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议题。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遇到的困境较多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一些音乐，尤其是器乐技能，然而如何使这样的愿望转变为对于包括学校音乐课程在内的学科认同还十分遥远。同时，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九大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教育专业，然而其地位依旧十分尴尬，“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行”的偏颇认识大有市场，这是需要同仁们进行反思的。“推广”一词不仅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更需要明确学科定位，寻找学科自身价值，提升本学科从业者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余丹红曾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依旧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科定位未能厘清，学科准入门槛较低。单纯的哲学层面的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看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如何使音乐教育学科合法合理？从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这一角度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自从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文系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系列讲学中首提“音乐治疗学”开始，我国音乐治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我国的音乐治疗领域和相关论著，其研究视野都集中于对普通人群心理和生理疾病的音乐治疗方面，偶尔涉及到专业音乐人群也是诸如对舞台焦虑等方面的关注。在《手册》“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这一章节中，克里斯・齐斯基（Kris Chesky）、乔治・康德拉克（George Kondraske）、米丽娅穆・亨诺克（Miriam Henoch）、约翰・希普尔（John Hipple）和伯纳德・卢宾（Bernard Rubin）等人通过联合撰写《音乐家健康》（Musicians' Health）一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对专业音乐人士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在国际交响和歌剧音乐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 and Opera Musicians）、北德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等相关机构组织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单簧管和小号的实例分析展开音乐教育视角下的相关论述。撇开其文章内容，尽管音乐治疗学同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上海音乐学院更是将音乐治疗列于音乐教育系的专业序列，然而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之间的交集更多的局限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矫治以及通过音乐教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塑造这一领域。通过《手册》的相关文章，我们认识到，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学科的交集里，我们有着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
诸如此类尚有很多，笔者认为，《手册》的意义除了其实质性的学科知识之外，更具价值的是本书的章节划分和选题所传递出的与众不同的学科研究理念和新的学科走向。本书用一个章节来专题论述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的重要性，尽管刘沛教授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脑科学将会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⑧，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München）音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拉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也曾提醒要关注音乐教育研究中神经科学理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方面取得的成果甚微，究其原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单一可能是最主要的。如马斯特拉克教授拥有心理学、数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四个博士学位，他在应用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而我国学者却只能感到力不从心，这需要反思我国现行音乐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高校培养体制，如何在大规则束缚之下尽量培养本专业学生对于多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脑科学、统计学等理学知识）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思考规划了。值得欣喜的是，在近日教育部下发的《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拟从2014年起，提高艺术类招生文化课的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专业学生不能低于同批次普通文理科考生文化成绩的65%⑨。教育部此举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培养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做准备。
在阅读《手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且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在其目录中却未能发现“Pedagogy”一词，也没有出现国内每一本音乐教育学专著必会提及的奥尔夫、柯达伊、铃木镇一、达尔克罗兹等国际著名教学法。笔者联想到马斯特拉克教授在授课过程中曾言，西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专门学习这些教学法，因为它们太老太落后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音乐教育学科长期远远滞后于西方，需要对奥尔夫等教学法补课学习，但是3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仅只停留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教学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们必须逐步将学科从前科学主义向以心理学、脑科学介入的科学主义阶段过渡，通过相关途径同西方同仁一道展开对当代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当然，不可否认，有一批同仁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音乐教学法研究的弊端，如谢铭磊对约翰・法尔阿本德（John M.Feierabend）音乐教学法的研究⑩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于近年展开的同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11}的交流合作都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本文只是选取了几点进行较为粗浅的比较研究，但笔者希望通过对于本书的介绍以及相关目录的摘抄和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音乐教育界同仁对于中西音乐教育差异的思考，在突破传统音乐教育体系思维脉络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科之间内在关联的理念展开音乐教育的相关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实质性的内涵建设。
①Richard Colwell，Carol Richardso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据余丹红所说，本书已于2011年进行了再版工作，不过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发行售卖信息。
③在进行相关搜索时皆以″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为关键词，由于不同的中文翻译方式无法进行精确检索，故并不排除有作者引用时只注明其中文译名的情况。
④杨艳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余丹红执笔第十一章“音乐教育学”延伸阅读；覃江梅《审美与实践之维：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⑤在非正式出版领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2004年首次招收音乐教育各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便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同时，如谢嘉幸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书有所提及。
⑥在此以曹理所著《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加以比较研究。选择此书并不是批评曹理或其著作，而是因为曹理作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及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影响深远并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⑦诸如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教育探究》2009年第3期；邬美洪《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历史演进》，《文教资料》2010年第2月号上旬刊；薛南《建国前音乐教育法规研究》，《北方音乐》2010年第5期；杨和平《清末明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交响》2011年第4期；代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方骞《清末明初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李宁《新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等。
⑧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年印发《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文艺复兴发生于14至 17世纪上半叶它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大飞跃．人们不仅对世界和自然美有了崭新的认识．人性也得到了复苏．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人们尽情地歌颂美、抒发自己的情感，积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当时自然科学哲学探索、文艺创作等都空前活跃、繁荣。笔者旨在阐释该时期美育思想的内涵及对当今美育和音乐教育的现实启示。
一、文艺复兴时期羹育观的特点
1美育思想核心和美育教育目标
人文主义是当时美育教育思想的核心．其思想精髓是对现世人生的重视把个性自由人生幸福，甚至感官快乐看成是人性的理想。人们提倡人性人权和个性 自由，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情感科学 为人生谋 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提出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自由” 平等博爱等口号．赞美人、歌颂人和培 养全知全 能的完美的人是当时文学艺术美学和教育的中心内容与主要职责。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不断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并顺应自然本性生活才能达到幸福的境界，一系列的思考带来了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
2 美育教育途径和方式
(1)注重文学艺术作品的美育功能该时期的作家 、艺术家以及 思想家 、理论家深切感 受到文艺 的强烈美 感教育 作用 并善 于运 用文学艺术 的特 点来宣传和培育人文主义思想 代表作有 《巨人传》《抒情诗集》《十日谈》《愚神颂》《堂吉珂德》等这些作 品有 的鞭挞 了经 院教 育 思想 的 弊端 ，有的热情歌 颂了大 自然以及 人世间真挚美 好 的情感 ，有的塑 造 了 向往 自由世界 ，具有斗争精神 的青年形象 ，很 好地浸染 了人们 的心灵 。西班 牙现 实主义作 家塞万 提斯认为，艺术作品应该既有趣又有益．既可以娱人又可以教人它们应该是人生 的 镜 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假象”。莎士比亚的系列作品则更是创造了人类文 学艺 术史 的高峰．他通过诗歌及悲、喜剧等多种形式尽情抒发对美的感受以及人类高 尚而美好 的情感 。
(2)把文艺的认识、教益作用融合于”和娱乐、消遣之中德智体美结合采用直观生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育方式。他们认为悲剧有和“净化”作用指出诗是模仿的艺术．是一种指向教益的娱乐，能够娱情悦性 。他们注意教学的吸引力和学生的兴趣尽可能调动儿童的积极思维能力，让儿童在游戏中进行学习，并注重儿童的个性发展和培养 ，认为学习音乐、舞蹈等知识和技能尽管看不出直接的使用价值．却可以给人们带来奇特的享乐，并得到丰硕的成果，也即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二．文艺复兴时期美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1 美育教育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笔者认为，进行美育教育本身就是以人为本．学校教育 日益提升美育教育的地位 ，体现 了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对推进社 会发展的深刻而又全面的哲学认识 。如果说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提出人文主义是对人性的复苏和回归，那么现在的以人为本就是这一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如我国的政治教材 中已明确提 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 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2 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的重要一环是美育的重要途径
艺术教育的效应主要在两个方面，即个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建设，可以看出其与文艺复兴思想的渊源关系。艺术教育因其比其他事物的审美含量充盈、集中而成为实施美育的最根本或主要的形式它涉及人生的各个层面和人文社会的各个领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中有不少对音乐教育有着较高的评价和认识。维多里诺就非常重视音乐的美育教育作用．认为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对提高感觉和知性的能力都有好处维尔吉利奥则认为音乐这类学问是超脱 于实际的利益而自身成为自由的科学，弗莱佛认为．音乐舞 蹈对发展人的身心健美有重要意义今天的音乐教育越来越多地 强调以审美为核心让生活变得非富多彩，人类变得文雅和充满爱心的内在目的．它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重视教育的潜效应和教育的愉悦性，随着音乐教育研究的推进和改革的实施日益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三．对音乐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再思考
1注重学科的交叉 、融合和渗透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教育中人文主义倾向十 分明显，教育内容及教育形式都出现了多元化 、自由化 、分工化发展的新趋势同时音乐教育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学家 雷默提出了综合艺术教育的观点。他认为音乐教育只有和其他姐妹 艺术结 盟 ，才能够朝学校的核心课程迈进，更好 地发 挥美育教育的作用。美育教育也离不开艺术之外的其他 学科的养料 ，这一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已给我们启示。例如他们认为音乐与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达 ·芬奇 丢勒等 艺术家们把艺术作为～门科 学来进行研究。历代音乐流派众多很多都得益于 其他 学科 或是 人文哲学思想 的启示．如德 彪西 创立的印象主义音乐风 格来 自于 印象主义 诗歌 和绘画的启示：中国古琴艺术讲究 清、微 ．淡远的意境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今天环境音乐医疗音乐等概念的出现也证明了不同学科领域间的融合渗透，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 实用性 。
2 寓教于乐”的同时注重创造性是 美育工作者不懈追求的 目标 文艺复兴的教育思想是我们今天“寓教于乐思想的前身，同时，我们今天讲求寓教于乐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教学中的体现。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审视音乐课程价值时指出音乐课程能有效开发个体潜能，激发创造冲动．升华精神境界．提高生活质量作为人类的巨大潜能，当今世界创造潜能的开发被日益得到 重视，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方式也随之而发 生着改变。创造能力与美育教育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方面美育教育能开发创造潜能，创新能力需在感受和创造性实践中培养，另方面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有待于人们将时代精神给予创新性的运用不断创造出新的、好的艺术作品，使人们从中汲取营养、升华心灵，并从中获得灵感 ，进一步激发人的创造力。文艺复兴距今已经过去了3o0多年的时间．但它的美育思想精华却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值得我们不断去思索继承和创新运用。
参考文献：
虽然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ethnomusicology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音乐传统和文化现象上，主要关注于依然存活着的口头音乐传统。但是，随着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它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音乐活动的类型、方式和事项，不仅是当下的内容，而且历史的音乐传统同样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因为传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任何一样音乐现象，包括西方古典、偏远乡村、城市流行和远古遗址的，都脱离不开民族和文化的关联。
从方法论的角度，更是体现了ethnomusicology的多元性和人文性。其非常年轻，也因此富有活力。由于年轻和具有活力，它是那种接受型的。ethnomusicology的发生、发展是与许许多多的人文思潮的理论和其他学科密切相关的。例如，19世纪前的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音乐的共性历史，19世纪的人种学、人类学、进化论、比较音乐学，20世纪初期的人种描述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扩散论、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20世纪晚期的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结构主义、认识人类学／民族科学论、符号人类学、演奏、经验和沟通、人类学、反映论的人类学、批评人类学等等①。然而，事物总有其两方面的特性。其得益于众多学科，同时也受制于它们。即便是译谱和音乐分析这两种音乐技术性最突出的手段，目前也还没有形成ethnomusicology“专利性”的方法。更不用说所谓“学科”特征性的“田野考察”，那是人类学的专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其性质、方法、范畴来看，ethnomus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是难以界定的。
那么，ethnomusicology是什么呢？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它的观念、思维和思想主要来自于人类学。
笔者在不少场合和叙述中，一再强调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有关“音乐学”界定的意义，即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而且与ethnomusicology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倡以音乐人类学的称谓，并以其为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来理解、倡导和从事ethnomusico
logy领域的研究，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基于这样的学科认识，本着“宣传音乐人类学学科理念、培养年轻学人对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参与”的宗旨，于2008年9月27至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举行了第1期“音乐人类学专家讲习班”。
出席讲习班的八位专家皆为在国内的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成员，即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萧梅、韩锺恩、汤亚汀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管建华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航空学院艺术学院的薛艺兵研究员，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宋瑾教授。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苏州职业大学、南京晓庄学院，以及山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音乐学院、新疆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马鞍山师专、淮阴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70余位学人参加了这次讲习班。
讲习班采用“专家演讲”、“专家对学生论文点评”以及“自由互动交流”的方式，对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众多问题进行了演讲、点评和讨论。演讲专题涉及了国际视野、中国国情、区域特色和个体经验几个方面：1．哲学基础――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哲学，韩锺恩的《通过人类学与历史学材料读解》，使用哲理的、哲学的解读来阐释对史料的理解，从而提出了思想推理的方式；管建华的《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在哲学基础上对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进行比较。2．世界音乐多元化理论――文化价值取向，汤亚汀的《博尔曼〈世界音乐〉译后：后现代的空间意义与文化地理学若干概念解读》，通过对《世界音乐》这本书的理解，加上自己的实践，谈及了音乐人类学出现的新理念与新思维，特别提出了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地理学；宋瑾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价值立场冲突》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对待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的取向问题。3．历史与当代――城市音乐专题（上海／群体），洛秦的《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一个专题的视角，特别集中在城市的区域，讨论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薛艺兵的《音乐造神运动――对歌星崇拜现象的人类学阐释》同样集中在城市的区域，谈及了历史崇拜、原始信仰在当今社会中的新的解读方式。4．传统与当代――仪式音乐个案（族群／类型），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构架及研究方法――以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研究的“社会－个体”两维视角为例》，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探讨了布朗族音乐文化丛系统，提出了较好的仪式音乐的研究模式；萧梅的《巫乐研究新探》通过“巫”这一群人，从一个案例解读了音乐是如何唱的唱给谁听的，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信仰认知中的宇宙观，探讨了音声的意义。
讲习班上，专家对1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所宣读的论文进行了点评。学生们的论文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胡斌的《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陈超的《江苏省姜堰市里下河地区清明节气中的会船与龙会》、黄婉的《飞地音乐：一种民族认同的表达――以上海韩国离散群体的传统音乐经验为个案的考察和研究》、高贺杰的《错位・接受・认同：谈鄂伦春族民歌〈高高的兴安岭〉》、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咏莲的《音乐人类学家视野下的音乐教育――约翰・布莱金的个案研究》、硕士研究生唐Z的《湘西龙山县土家族“打溜子”传承的研究》、陈培刚《邵伯锣鼓小牌子之文化哲学研究》，南京航空学院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高舒的《八寸戏偶 五指乾坤――传统漳州布袋木偶戏艺术特征研究》、刘继方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大众传播》，以及苏州职业大学杨海滨的《同里宣卷音乐研究》。专家们对学生们的论文从选题、田野手段、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论述结构、学术规范、陈述方式以及结论等学术思考、学术逻辑、学术表达等进行了点评。
讲习班取得了与会者一致的认可和好评。它介绍了当前音乐人类学学术发展新趋势、研究新理念，其所处的国际学术环境和新思潮。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外来学术思想和方法，如何使得其更为适合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音乐传统，探索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尤其重要的是使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培养年轻学者和接班人将其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希望E－研究院的讲习班能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