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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胡鞍钢和门洪华将国家战略资源分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政策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8个方面，利用23项指标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国的综合国力。
1998年,毕业论文地方本科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时期,，综合国力增长最为迅速，年变化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10倍。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来已近10年未作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要求人民币汇率要与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相适应，做出相应调整。
3、相对利率水平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论文我国企业外汇交易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比较中美两国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国连续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贴现率由4%降至1.25%，创下1961年以来的新低。根据短期均衡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说可知，当人民币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的即期汇率将上升、远期汇率将下跌。因此从理论上来说，1996年到2001年，人民币一直面临贬值的预期，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保持稳中有升趋势。究其原因，从我国的经济体制看，尚缺乏利率平价成立所需的：有弹性的利率，开放的资本市场，较松的资本管制，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等基本条件。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场层次上。外资的流入以直接投资为主，投机资本往往以贸易结汇的形式混入。利率平价对汇率的影响，不能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只能通过商品市场体现，国际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混淆,论文，因此，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无直接影响。即使利率平价发挥作用，由于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几近无差，所以短期内其不影响汇率变动。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
同时,,毕业论文关于我国开展国际招投标情况和问题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5年6月30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个百分点，从3%提高到3.25%,学位论文会计教学中的学生学习兴趣调查与解决路径。这是美联储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从相对利率水平来看，由于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理论，人民币远期应该有升值的压力。
4、外来经济压力的加剧
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大体是2.6%，但是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点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国2001年是0.5%。西欧、日本、美国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论文，通货紧缩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2002年以来，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散布&ldquo,论文医学留学生病理生理学教学现状与探索;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格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为: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盯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到2005年，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之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求中国改革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分析
我们运用贸易特化系数(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中的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即各类进出口商品占全部贸易额的比例。贸易特化系数是一国某种/类贸易产品的净出口额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XM)/(X+M),-11。
一般说来,当TSC指标值越接近一1时,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低,当TSC指标值越接近1时,则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高,当TSC指标值接近零时,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比较均衡。如果一个地区的高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上升趋势,而低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认为该地区贸易结构呈优化趋势。
研究表明,我国贸易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全部进出口商品的TSC从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计增加了0.08,特别是工业制品贸易特化系数大幅上升, TSC从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计增加了0.21,显示出工业制品竞争优势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对整体贸易结构贡献较大。同时,工业品自身的贸易结构也显着改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稳中有升,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13,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着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不断增强,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4,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不断加大。
二、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分析
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它的变动反映出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变化。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是指,以一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与该国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将各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所得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表明汇率升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则表示汇率贬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有利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有效汇率指数,并通过几何平均加权法计算年度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呈上升态势,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走势基本相似,特别是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明显,升值幅度不断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倾向日益显着,汇率波动和走势更多地体现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能够导致货币升值的情况有两类：行情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进口型通货膨胀和投机性资本流动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竞争力持续不断地相对提高造成的。假如生产率的提高不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强大的生产率就会通过实现盈余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竞争力不断提高，给贸易伙伴造成了问题。高生产率国家的货币定值偏低，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断积累，而且在贸易伙伴拒绝定期实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国不得不实行货币升值。德国货币就是在该情况下升值的。
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货币升值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我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观我国的人民币目前所处的状况，即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否成熟。
二、二战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们将二战后日元的升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对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发生过程。二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多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年至1960年的23.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正是从那时起，日本的贸易出现顺差，长期资本收支中资本输出也明显增加，日本成了资本输出国，日元也开始走向硬货币。
也是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与此同时，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已形成了比较雄厚的、外向型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36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即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由于日元供不应求，因此从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挡日本产品的强大出口趋势，尤其是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日本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终通过国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市场上产生了马克汇价过低的说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到了要求马克升值。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价上涨率比其他国家低，因而国际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长期顺差。1961年，马克升值5％，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人们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忽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机又引起了对德国马克的投机活动。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非凡提款权升值3％。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非凡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台湾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实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影响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非凡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的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稳定，事实上实行的是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这一做法也成为美日欧等攻击中国的口实。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美日及欧盟都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以市场为基准即时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一个是来自美国，美国认为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
但是，日本的通货紧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国的影响呢?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此相对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或(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再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切地说是通货紧缩率)与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是造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日本是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实际上，从日本和中国的出口结构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为中心，而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互竞争的领域其实很小，两国经济显然是互补关系。而且，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级产品，再日本制造高级产品后再最终由日本出口到美欧市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也是提拔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与日本国内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减少出口，并不意味着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国抢占日本国内市场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瑙索恩和纳玛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因此，人民币汇率与美日等国家通货紧缩并没有比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等国家的国内复苏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核心问题。
由于我国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到2004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4288亿美元。正如现在的情况，当人民币汇率被设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时，美元的供给超过需求，当局入市吸纳多余的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假如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当局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在外汇储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早就应该上升了。如果硬是将人民币维持在现有水平，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就会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第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确，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二，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持有外汇储备可以带来流动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好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丧失了使用这些外汇以获得其它收益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高昂利息，而把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这种利率上的倒挂现象意味着收入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向了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国家。
况且，外汇储备与国内的基础设施或者生产设备一样，不过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国民储蓄。如果国家资产是一定的，那么决定其最佳构成时就要同时考虑收益性和风险性两方面的因素，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实际上，在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项目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却陷入资金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资金不应通过增加外汇储备而应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来筹集。
其次，所谓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增加外汇储备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流通本国货币的最大目的是为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在本国货币的信用不得不依赖于保有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时，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发行收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荡然无存。现在，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正在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
总之，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危险、无效和代价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存在的隐患是加速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在工资不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争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
第四，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国际通货膨胀加速。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一)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使实际汇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各种资本的流出。
(四)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汇率变动。
四、对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的评论:
对策一：我国经济的瓶颈产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物价上升，致使瓶颈产业状况发生变化，由于资源过多地流向它们，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径。
对策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做法既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减少)又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值税退税是世界通行做法。与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不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而对其投入品却要实行增值税退税，在出口这一环节上，国家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是负值。其结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财政的退税负担就越大。但是，因为国内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是可以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业并不会因在不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享受退税而得到特殊好处。在原则上，退税并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一般来说，退税只是使出口企业享受到一般企业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取消对出口商品的退税将构成对出口企业的歧视，从而造成市场扭曲。我们应该做的是保证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税，一个百分点不应多，一个百分点也不能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减少退税率和升值都会导致出口减少，而汇率升值更容易操作，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非要通过改变退税政策而不是调整汇率，或两者同时进行，来释放升值压力呢?
对策三：在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产权关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体系问题成堆、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使资本自由化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为避小“害”而趋大害。不论在哪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移动、汇率的稳定和自主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迄今为止，中国放弃了资本的自由移动，但坚持了实质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开资本移动，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钉住美元制向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变动方向转变。如果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完全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并很快成为外国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所以，资本自由化不可操之过急。
对策四：笔者认为最为可取，变动汇率，使人民币适当升值。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的。换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当时间内，中国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因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的最佳选择。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可以先逐步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再逐步扩大变动幅度，允许每年有数个百分点的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显示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如果漠视这一情况，拖延人民币的升值，将产生诸如资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经济膨胀以及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来自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汇政策这一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新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国压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恰恰因为外汇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对应。日本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从人民币升值中寻求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是结构改革的滞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人民币升幅多大，日本经济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复苏。相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对日本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维持人民币的现有汇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扩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国自己本身。
五、人民币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
如果把从事国际贸易作为获得顺差和增加积累外汇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本国福利水平。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以实物计的换汇成本上升了)。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以汇率贬值(或实际汇率贬值)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首先，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短期经济增长(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被投资需求增长的正面影响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贸易逆差基础上的有效投资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未来的就业形势将会因此而改善。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尽管其它亚洲国家货币相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在主要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并无明显变化)，还是有关部门(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小组)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将有利于增加进口，平衡国际贸易，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各国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债负担;提高中国GDP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
再者，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其结果可能是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将会加强。与此同时，企业也将会有较强的购买能力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同意“中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灵活性”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时机。对时机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在“历史终结”之前，谁能保证从现在看的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时机呢?如果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升值压力，因而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再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吗?如果升值压力真的减轻了，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升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呢?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被贬值压力所取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以此类推，我们就只好永远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认为，在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已经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断定，现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一味等待必然错失良机。
参考文献:
[1]廖清成.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刍议.金融与经济，2003年第11期.
[2]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升值压力.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3]蔡向辉.人民币汇率：新形势、新视角、新观点——“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问题研讨会”观点综述.新金融，2003年第11期.
[4]评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何方.搜狐财经.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
（一）人民币升值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论的震撼观点，引发了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导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类似1985年英美等七国针对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来逼迫人民币升值；6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洛（John·Snow）发表讲话称“中国应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也呼吁人民币升值；6月19日，美国“健全美国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国“货币操纵政策”而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欧盟15国也决定将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国“普惠制”。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其主张是我国在过去9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应再依靠弱势的人民币政策来保持出口竞争优势，增势人民币不仅可以为我国进口公司减少成本，提升企业赢利和扩充海外投资业务，而且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使外资不因进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时还可以提升我国偿还外债的能力。
（二）人民币稳定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欧元之父”蒙代尔和美国斯坦福大学麦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等机构和学者都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问题；第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国通货紧缩，不利于吸引外资，容易诱发金融风险；第三，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日美通货紧缩，反而会加剧世界经济通货紧缩。
（三）人民币自由浮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一直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真正推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也持此种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不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容易产生外汇倾销效应和经济结构扭曲，容易助长经济中的泡沫和投机活动，这样更不利于营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
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Weymakr（1995）认为，根据国际收支余额的货币分析法，本国居民对商品和证券的超额供给（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表示）将引起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这种国际市场上对本币的超额需求就是外汇市场压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简称EMP）。EMP作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标，一般不能直接观察到。如果本币自由浮动，EMP表现为汇率的变动；如果实行固定汇率，EMP表现为外汇储备／国内信贷的变动；在中间汇率安排下，EMP可由汇率变动、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干预的线性组合来测度。南京大学朱杰（2003，3）根据Weymark的EMP一般定义与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经验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的EMP和W指数；他通过分析EMP的34个样本点中有26个显示升值压力（负值），并有升值压力的样本均值（-6.08%）在绝对值大于贬值压力（1.49%）；其结论为：上述表明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隐含的EMP以升值压力为主，这与我国当前由外贸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所引发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现实相吻合。但是，结合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稳定是中国汇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币升值将会通过对贸易进出口汇率的影响，进而给中国的优势产品带来严重损害，使国内外企业的风险加大。按照国际分工格局和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中国相对于一些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同时，中国传统上存在着进口的需求弹性较低，而出口的需求弹性较高的局面。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进而影响物价，达到损伤制造业的效果。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在需求弹性比较高的前提下，货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一方面进口可以较快增加，从而使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国内产业得以萎缩；另一方面出口相应要减少，使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也面临紧缩的困境。再者，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因面临种种不确定所造成的风险。
（二）日、美公开组织并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关键目的是：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阻止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美反复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动机是，为外商对华投资流向设置障碍，通过提高在华投资成本来让国际资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国人世后关税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将低价产品大批量打人中国市场，冲击中国相关产业，达到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目的。目前，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由于外国不断对华启动反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国出口环境面临日趋恶化。特别是在中国财政赤字如此之大、失业增加、房地产泡沫初步显现等国内经济不利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最终将会对中国长期苦心经营的经济稳定增长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利于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为此，各国竞相将本国货币贬值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出于维护亚洲利益和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金融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当前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国也可以更多地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初级产品、轻工业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从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内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并没有挤占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
（四）人民币升值会恶化当前的就业形势，继续增加就业压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失衡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结果就是失业增加。前一个问题尽管说中国目前房地产出现经济泡沫，原材料、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有所上扬，这些是通货膨胀的因素，但都属于局部的结构扭曲、流通不畅、暂时的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所引发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当前的[来
突出问题是后者——失业问题。中国现在失业率已超过4.6%，且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300万，加上1997至2000年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同时，我国近几年一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总量出现结构性变化，失业将是中国长期的社会问题。而外国投资企业是吸引国内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币升值，问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减缓人民币升值措施及汇率制度的改革
（一）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选择。
二、完善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发展避险工具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上可以进行即期交易的币种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欧元，我国的远期外汇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的人数较少，没有很好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外汇风险，而且中央银行也很难进行干预，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应该增加外汇的交易品种，完善外汇的期货和远期市场。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国内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工具还比较缺乏，尤其是远期交易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外汇交易较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汇率制度，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汇远期交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这对于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政策要想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就应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制与其相适应，利率体制要与汇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汇率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环节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由于货币的供应问题所产生的压力。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汇率受到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而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作用则不断加强，所以说，汇率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渐进变化，正逐步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同时，它也要求资本项目也应该更加开放，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只有在一个较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资本项目的开放才有了保证，而成熟的金融市场就包括外汇市场。汇率制度与外汇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资本项目促进外汇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包括了对汇兑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对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汇制度的改革与资本项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阶段。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6.5%，2007年12月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7月14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已达6.8266，创下新低。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逾7%，仍呈现不断升值的趋势。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因此需采取多种措施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互相配合以应对升值带来的冲击。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人民币升值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政府认为，中美长期的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贸易作用得不到发挥，反而使中国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因此迫切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美国外贸逆差的剧增是由其对外直接投资过大、个人消费支出远高于储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挽救其经济衰退的局面。其次是来自日本的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商品低价向国外销售，不仅使日本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也给日本国内市场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威胁。因此，日本极力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改变其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的状态。再次是来自欧盟的压力。美元兑欧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与其挂钩的人民币对欧元也相对贬值，近年中欧贸易持续增长，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导致欧盟企业对中国商品的成本上升，企业出现亏损，于是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承担美元贬值的部分后果。
2、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首先，我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最主要的内部原因。197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首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但是外汇储备的激增是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表现，十多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也是一种反常态现象，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促使人民币升值。其次，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人民币汇率上升的经济基础。再者，中美利差的倒挂也进一步促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当前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状况，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央行需要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但美国在连续降息之后仍有可能降息，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使得从美国流出的大量短期资本更有可能流入中国，给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利润率。人民币升值后，若我国商品以外币标示的价格不变，则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国的出口量不会受到影响，但企业的利润率会下降。若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则以外币标示的价格上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出口量减少，企业利润也会下降。人民币升值造成企业利润率的下降程度因出口产品的不同类型而存在差异。其对于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影响最大，这类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压低出口价格以获取国际竞争力，由于行业本身竞争激烈、利润空间较小，人民币升值对其冲击较大。其对于深加工、拥有较高附加值以及具有独立民族品牌的企业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具有价格以外的产品优势，企业可以通过与客户协商议价、锁定汇率风险等方式化解利润减少的压力。
（2）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改善贸易结构。对于进口依赖型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使产品的进口价格下降，同样的资金可以进口更多的资源，企业进口原材料越多就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企业进口先进设备、引进稀缺技术成果，促进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高生产率。进口的增加短期来看可能会造成贸易逆差，但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优胜劣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将会起到调整贸易出口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为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改善贸易结构带来机遇。
（3）人民币升值促进企业的产品升级。人民币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压力促使其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减少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我国已经是出口贸易大国，但是出口产品结构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大部分也是来自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很小，出口产品大多依赖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优势。中国企业需要改变思路，把以价格取胜变为以品质取胜，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口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从生产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逐渐转向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同时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背景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第三对资本市场实行大力监督。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和退出这一投机行为。引进外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资本对本国的经济贡献率不容忽视，无论在就业率方面或是在资金筹备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不能过度依靠外来资本。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投机的外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某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这么多压制经济过热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门也应该看到这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作用，并且一种措施的出台会引起市场经济关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同时也要预见到通货膨胀之后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