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9 18: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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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成本；部门预算；制度构建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以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为主体的财政支出改革是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完善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而部门预算改革在这三项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与公共财政对部门预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制预算编制参与主体的情况下，由于编制参与主体行为目标差异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
一、理论回顾
在交易成本的理论界定方面，威廉姆森论证了“契约人”人性假设与“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内在联系——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存在原因方面，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人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同时将交易成本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纠偏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的成本，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1]。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组织的制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运用来解释公共预算制度的设计（Bartle&Ma,2001;Patashnik,1996）。在这种分析框架中，预算被看成一种合同。实际上，四十多年前，公共预算专家瓦尔达沃斯基就已经表述了这样的观点（Wildavsky,1964,p.2）。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预算过程就是制定和实施预算合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交易成本：形成预算合同时必须支付事前交易成本，如讨价还价费用、信息费用、决策时间和协调费用等；确保预算合同能够实施的事后交易成本[2]。本文分析的形成部门预算合同的交易成本，从其内涵来看，为威廉姆森定义中的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签订预算契约的交易成本。
在对官员行为的研究中，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与其它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3]。而官员的效用最大化即预算最大化。根据缪勒的模型(1999，中译本)，设预算部门通过预算获得的收益函数为：
B=B(Q),B′>0,B″<0
由预算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函数为：
C=C(Q),C′>0,C″<0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预算单位官员，其追求预算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是获得的预算数要能弥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其目标函数为：
Ob=B(Q)+λ[B(Q)-C(Q)]
其一阶条件产生
B′(Q)=[λ/(1+λ)]C′(Q)
B(Q)=C(Q)
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数。预算资金最有效率使用的条件应为预算支出给官员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给其带来的边际成本，即：B′(Q)=C′(Q)，而拉格朗日乘数λ却表明了预算支出的扩大趋势，即B′(Q)<C′(Q)。由此可知，预算单位官员不是在预算资金效率最大化的生产条件下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追求预算最大化。
二、各参与主体之间交易成本分析
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分配预算资金。由于预算资金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此，作为预算委托—关系中的重要一层委托人[4]，财政部门需要对预算编制的效率及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负责。因此，在本文中，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这一层委托—关系中的行为目标被设定为预算编制效率最大化和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官员（即预算用款单位）“追求预算最大化”，即意味着预算单位以追求本部门预算最大化为目标。而具有预算资金分配权的部门（发改委、科技部门等）的行为目标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预算资金分配管理主体之一，它们在对其掌握的资金的分配的委托—关系中，作为一个委托方，它们存在着预算编制效率及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们也存在着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动机。
（一）财政部门与预算部门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对部门预算编制程序的要求是“二上二下”的程序，而且和以往的部门代下属单位编制预算不同，现行部门预算要求基层单位根据科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及事业经费编制预算上报部门，由部门汇总后再上报财政部门。将预算数核定工作下放到部门后，财政部门也可以将工作重心转到对预算管理的宏观层面上来。但是在目前定员定额标准不完善、项目管理不健全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中。
对于预算单位来说，它们控制的专业知识和信息都可以用来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Halpern,1992）。在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常见的行为有：
1、隐瞒收入。部门预算基于其完整性的特点，要求将所有的收入项目都编入预算。在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没有普遍推行的情况下，这一要求无疑是大打了折扣的。预算单位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往往截留预算资金，私设小金库，隐瞒应纳入预算的收入，虽经多方查处，仍屡禁不止。据估计，目前我国的预算外收入已经达到了与预算内收入相当的规模，而部门隐瞒的收入又占了多少比重，则是很说得清楚的。
2、虚增开支。在开支数目的核定中，预算单位往往利用信息优势，不是从预算资金的最优使用效率出发，而是尽量地将开支标准提高，从而导致资金使用的浪费，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官员的在职享受，腐败现象也难以杜绝。
3、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管理混乱。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的管理办法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现行的对这两类支出界线的规定很模糊，缺乏具体的标准，这就造成预算单位在编报预算数字时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将这两类支出随意调节，而有的甚至是将相同的支出两边都列，虚增预算支出。
财政部门要掌握预算单位的真实收支信息，无疑需要付出很大的搜寻成本。同时，在确定预算数额的过程中，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之间要就预算数进行反复的协商、讨价还价，这无疑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与人员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财政部门往往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各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削减，“基数加增长法”往往成为财政部门应付各预算单位的主要方法。同时，如果所有的部门都预期，即使他们不从财政资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是多余的资金，其它部门也会选择这样的策略，那么他们便会发现，对财政资金采取掠夺策略是最佳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囚徒困境”，掠夺性策略在预算领域就会盛行[2]。而如果财政部门预计到预算单位采取的是上述的掠夺性策略，那么它的策略就会是对所有上报的部门的预算数都进行经验性地削减，这样便会出现即使没有虚报的部门的预算也会被削减，由此就导致了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合理性也就难以保证了。
（二）财政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分析
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发生在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在财政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部门预算改革中财政部门内部机构改革措施是要对财政部门内设机构及其管理职能进行重新设计，由预算机构作为统一管理预算的部门，改变原来按经费性质设置机构的做法，做到一个部门归口财政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财政部门一个口子对外。这项改革的思路，是要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工作的统一性，有利于财政部门内部各部门发挥其业务特长，对各部门的预算工作加强领导与监督。
但是，各业务部门由于其本身工作特殊性及专业性，掌握了分管部门预算资金信息的部分“专用资产”，因此，预算部门与各业务部门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现实的情况便是，各分管业务部门往往不是站在财政全局的角度对预算用款单位上报的预算数进行严格的审查，而是分别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分管的部门争资金、争项目，甚至一些人将部门的领导能否为其所分管的部门争到更多资金、项目视为其能力、权力的象征。这样，在财政部门内部就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5]。而各预算单位也就沿袭了传统的“跑部钱进”的做法。最终，各业务部门初步汇总编制的财政预算往往会超出预算可用财力界限。由此，财政部门内部的协商、讨价还价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三）具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与其它各参与主体交易成本分析
部门预算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以前的切块分配预算资金给部门自行分配使用资金的拨款模式，由财政部门统一行使财政管理职能。而目前的情况是，除了财政部门之外，科技部门、发改委（原计委）等部门还具备预算资金分配的职能。2003年成立国资委、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之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建立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又存在一个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处理好财政部门与国资委的关系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部门掌握了其分管项目资金分配的更多的信息，财政部门与其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这些单位与预算单位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预算资金分配过程中同样存在交易成本。同时，这些部门除和其它部门一样存在隐瞒收入、虚增支出外，预算资金分配权也被这些部门用来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例如审计署披露的2003年的部门预算中，有预算资金分配权力的部门年初大量预留资金，造成资金分配随意性很大，降低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财政部门在信息搜寻以及和这些部门的协调、沟通方面的难度无疑更大，预算资金多头管理增大了预算编制工作中的交易成本。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各参与主体之间由于行为目标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信息搜寻、讨价还价、协调等交易成本和预算资金的不科学、合理地分配一样，都会造成无效率的社会支出。
三、降低编制过程中交易成本制度构建的建议
从降低交易成本入手，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以下制度的构建来达到提高预算效率与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一）加强基础性制度构建
科学而严格的基础性制度约束，可以使各参与主体形成正确、合理的预期，使其行为目标趋于一致，降低编制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预算编制效率与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抓紧以下基础性制度的构建：1、修改《预算法》。对《预算法》的修改中，应增加对编制部门预算的具体规定，完善预算编制范围，明确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保证预算的完整性。2、完善定员定额标准和收支分类体系，加强项目管理，制定操作性强的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划分办法。在此基础上，按照零基预算制度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编列各项支出。3、和财政支出三大改革的另外两项改革政府采购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整合、联动进行，保障财政支出制度运行的整体有效契合。
（二）财政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工作规则制度化
1、加强预算编制的信息收集工作
财政部门要改变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信息收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笔者认为，科学的定员定额标准及规范的项目管理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财政部门还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预算体系，建立部门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资料库。主要收集内部机构设置、机构职能、人员编制、实有人员、各类资产使用和占用情况，并且应对以上信息及时更新，以便于财政部门进行日常的预算监管。财政部门在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情况下，便可以增大其在部门预算编制中的话语权，摆脱在和各部门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的被动地位的劣势，从而强化部门预算编制的监管工作，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
2、协调好和其它有预算资金分配权的部门的关系
以往的家族企业研究都是从文化或社会学上作出解释，即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与家族的对中国人的行为规则产生很大的影响。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正式生活的主导因素，并导致了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在企业中的复制、延伸。
这些观点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主的行为动机归纳为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代表的“差序格局”，是能放能收的伸缩性网络，它暗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这表明，虽然人的行为受家族主义的影响，但个人依然有自身利益的追求。
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以前，首先对企业主的基本动机作出新的假定：“行动——结构”互动的双重动机假设。它强调，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本文认为，企业主基于利己动机希望企业能得到发展，而价值动机也促使他把家族的兴盛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而作为家族兴盛的条件，就是先把企业搞好，企业搞好了才能带来家族的繁荣。因此，本文的逻辑起点是，企业主不论是出于利己还是价值动机，都要把企业的兴盛作为自己追求的动机。
二、企业与交易成本
企业如何才能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给我们分析企业，包括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对制度的关注而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上的把企业作为生产机器的看法。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是作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以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时，并且两种合作的效果是相同的时候，采取哪种形式的合约取决于交易成本。
在张五常那里，市场交易涉及的是产品与商品的契约安排，而企业交易涉及的是生产要素的契约安排。相应的，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结论也就演变为：“当产品市场发生的交易（定价）费用的节约在边际上等于新兴的‘市场要素’中费用（也是交易成本）的增加时，就达到了均衡。”
这里涉及到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是：“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既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更为具体的来看，它包括以下各项行为所引起的成本支出：（1）进行市场调查；（2）讨价还价过程；（3）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4）监视合同签署人；（5）贯彻合同；（6）保护双方权益，防止第三方侵权。
上面的相关研究给我们一个分析的框架来对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在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的规模由交易成本决定。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则表现为企业主与“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契约的签订所花费的成本。因此，要想企业壮大，必须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这样，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企业主的首选，只有这样才能扩展企业的规模，进而荣耀家族。
三、交易成本与信任
企业内的交易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主与劳动力之间的契约成本。按樊纲的六分法来看，主要体现在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事后可能出现违约造成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由于企业主的有限理性使分散的人才信息的搜集变得困难，而且应聘人员机会主义的存在导致信息障碍和信息失真所造成的信息成本；合同签订后员工可能出现的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企业要设置相关的人员与机制来监督员工的工作，从而造成监督成本；同样利益的冲突和外来的引诱都可能导致员工出现违约行为，从而导致企业主的损失等等。
合同签订的一系列成本导致了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所产生的背后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信任。从信息成本来看，在信息爆炸、各类信息真假难辩、社会诚信有待提高的社会中，如何辨别所需人员的信息的真假，找到自己要找的人才是企业主和应聘人员签订合同时面临的问题。同样，企业主不信任员工，怕他出现机会主义，员工对自己企业的不信任也会导致机会主义，所以企业主要花费监督成本来减少员工的机会主义。而违约行为的出现也是双方缺乏信任，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而且，信任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防范机会主义，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员工对未来的不确定，从而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它还有利于促使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使人际沟通更加顺畅，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信任在企业内部的作用如此之大，对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在生产技术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只要是理性的企业主都会注意这样的问题，并把企业内部信任的建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建构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家文化对信任的建构又有什么影响呢？
四、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与信任的建构
正是因为信任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研究话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信任的研究取向有两种：（1）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2）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关系和制度两种对信任的建构机制不同取向的研究也表明，信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维度，是和社会结构、文化规范想联系的。因此，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格局。
相比较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化的信任机制的缺失，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天然的、义务性的信任，不仅仅能减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以满足企业主的利己动机，而且使用家族成员，带动家族成员发家致富，也是符合企业主的价值动机的。因此，比起雇佣外人或陌生人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使用家族成员来经营企业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企业主的首选了。
但是，只用家族成员来经营管理企业是以企业的小规模经营为前提的。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不仅家族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短缺，而且企业需要的各项专业人才也不是家族能够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招聘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这些非家族成员，一方面要运用各种规章制度对他们行为进行约束，另外，与他们建立私人之间信任关系也是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对关系的分类，可以分为“自家人/外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而外人则相反，给人一种不安全感。因此，基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企业主有必要把“外人”转化为“自家人”，使其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家族成员。根据龚晓京的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将正式的人际关系转化成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拟亲化现象。在农民原本可以通过契约的关系达到合作或获得资源的情况下，却倾向于通过拟亲化的途径来解决。而其途径，不外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这样基于利益关系的业缘关系就转换成一种类似的血缘关系，从而纳入“差序格局”的范围。
Internet上有充足的信息，而你只要坐在计算机前，便可以到世界各地的网站搜索信息，因此Internet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中的搜索成本；由于Internet可以让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省掉常规多层次的经销体系，因此交易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和契约成本可以大幅降低。由于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它可以很容易比较各家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Internet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需求方和供应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甚至它可以扭转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传统的常规商业环境中，相对消费者，提品或服务的商家拥有较多的信息，因此它可以利用消费者的无知，对他们索取较高的费用，获取超额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者剩余（supplier’ssurplus）。
而在互联网上，消费者获取信息非常容易，经与其他供给者比较，他可以知道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这时候商家就不再具有信息上的优势，也就无法任意提高价格，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决定力量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享有的是对他有利的价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supplier’ssurplus）。
要注意的是上面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都是针对一致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网站是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要提供个人化的产品或服务，则上面的讨论就需要修正了。如果公司利用Internet一对一个性化服务的能力，提供消费者完全顾客化的服务或信息组合，这时公司需要知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而消费者也无法将你所提供的服务或信息和别家网站作比较，因此消费者对网站或网站对消费者，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由此可见，因特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换个角度看，凡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就具有附加价值，也就能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网上信息过于泛滥，而搜索引擎的存在正好可以降低搜索成本；网络上的商店太多了，素质参差不齐，这时网络商店就可以担任中介者的角色，提高质量的保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电子认证中心（CA）就有存在的必要。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同大多数技术革命一样，互联网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为随着利润率的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生产者利润的大幅度增加。
互联网使世界经济更加透明、更加开放。买方和卖方更易于进行价格比较；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不必再有中间环节；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总之，随着成本不断降低，竞争日益激烈和价格机制渐趋完善，市场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式，即充足的信息、零交易成本、市场准入自由。这一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才有的理想经济模型在互联网时代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借助于互联网，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交流的以更好的实现，市场效率得以提高，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际上，"新"经济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使"旧"经济更加富有效率。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实距离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某些行业中，较低的边际成本（例如，在网上销售软件的附加成本接近于零）和网络效应（例如，操作系统使用的越广泛，愿意用它的人越多）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导致垄断的出现。尽管如此，由于互联网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市场竞争，它也就可以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水平。
虽然我们很难在实践中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也的确有一些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些商品，如书籍和光盘，从网上购买要比在传统商店里购买的价格（包括税和运送成本）平均低10%左右，虽然很多网上电子零售商根本无法取得利润这一事实无疑也使其欠缺说服力；来自网络公司的竞争也会促使传统零售商降低产品的价格；对银行等服务业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据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投资银行的计算，银行人工转账的成本是1.27美元，机器转账的成本是27美分，而如果通过互联网转账，其成本则只有1美分。
2.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2.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3.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率提高
从历史上看，年均增长速度达到0.25~0.5%已经是很不错的成就了。据估计，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铁路运输的投入使用使美国的产出增加了10%。即使互联网本身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效率，那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共同创造的生产率增长已毫不费力地接近了这一水平。如今，计算机、软件和电信业已占美国资本存量的12%，这与美国19世纪末铁路时代的高峰期时铁路业所占的份额相距不远。
二、企业的交易本质：从不完全契约到层级结构
市场让很多交易者明白：交易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减少犯错。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常常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交易计划，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易的本质也经历了从不完全契
（一）交易的本质与不完全契约
一个完整的交易涉及到多方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互不相关也可能相互冲突，因此，在交易发生之前，需要以契约的形式将涉及的各方利益及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对方法确定下来，所以，契约的本质就是协调各方利益冲突，契约的签订过程也就是交易的实现过程。因此，对交易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契约的研究。交易契约一般包括两种形式，即正式的交易契约和非正式的交易契约，其中：正式契约是指那些以具体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的契约，它们一般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受法律的保护；非正式契约则是指那些没有用具体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而是由组织中绝大部分人默认而得到的一种契约形式，这种默认包括风俗习惯、管理行规等非文本形式。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完全契约不可能存在，这些原因具体包括：交易双方的疏忽、契约条款语义的模棱两可、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条款的成本较高等。所以，交易的本质是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而存在的。
（二）交易的本质与层级结构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层级结构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层级结构设计得当将会提高组织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反之，则会降低组织效率，增加交易成本。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交易契约，这些交易契约大都是由委托人与人签订的，其表现形式可以用层级结构来概括：企业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部门机构，其权利下放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下放管理权给董事会，使其有权对公司的日常管理和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另一方面是下放监督权给监事会，使其有权监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董事会又将管理权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给总经理，以此类推，总经理与部门经理之间、部门经理与部门主管之间、部门主管与下属员工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利下放的关系，这样在企业中就形成了一层管理一层的层级结构，这种层级结构不仅可以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带来的问题，而且有利于组织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这种至上而下式的层级结构能够对企业内部交易进行有效控制，具体可以用图1表示：
三、管理会计：企业交易治理的制度安排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各种签订合同的行为都是重要的经济制度，一旦签订合同，企业就成了一个由外部交易和内部交易综合而成的综合体，如果出现交易行为，必然会带来交易成本，可以从管理会计的视角对交易行为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一）企业是交易的综合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一旦签订契约，就表明交易已经实现，现实生活中，交易总是无处不在的，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这些形式包括劳动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等，甚至连企业的出库单、验收单和考勤表等一系列简单的文本形式也属于交易契约的范畴。签订交易契约后，企业就成了外部交易与内部交易的综合体。企业的外部交易主要反映企业与外部交易对手之间的竞争。显然，外部交易涉及到交易对手，其发展形式并非完全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因此，为了协调双方利益，使外部交易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部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社会舆论等规范因素，然后再签订合理有效的交易契约。在理想的交易环境中，交易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双方的谈判能力、资源丰度、经营战略等因素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政府的行政权威都会对其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企业的内部交易时刻在企业中发生，而且这种发生是井然有序的，即沿着企业的层级结构来运行。内部交易存在三大特点：一是其交易主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如今，企业内部交易的主题是“市场”，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其主题则是“生产”；二是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如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源入库和设备更新等，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业绩评价和管理条例的落实等；三是其交易类型各不相同，主要包括网络型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的交易和同级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易三种形式。这两种交易对企业的运行都有着重要作用，外部交易可以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内部交易可以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流动，相互分工，各司其职，又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管理会计对企业交易的治理
企业是交易的综合体，企业的存在必然会有交易的发生，而交易的发生又必然会产生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在关注事先既定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降低交易成本，管理会计便是企业交易治理的产物。首先，管理会计对企业外部交易的治理。随着企业交易范围、性质和主题的变化，管理会计也随之变化，从早期的传统管理会计发展到现在的战略管理会计。对于企业内部交易的治理，传统管理会计与战略管理会计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其中，传统管理会计主要关注契约中的交易双方，为交易双方签订契约提供相关信息，并跟踪契约的履行情况，价，从而降低签约成本；而战略管理不仅仅只关注契约中的交易双方，还将关注点投向了顾客和竞争者，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减少签约成本的目的，还可以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为企业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其次，管理会计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治理。上文已经论述了企业构建合理的层级结构对企业运行的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治理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由团队生产所带来的失灵问题，还可以有效减少成本的发生。管理会计能够将企业运营中的各种情况反馈给企业的管理层，使管理层时刻掌握公司的运营动态，为其提供适时的决策信息，加强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敏感度，降低决策失败的风险；管理会计还能对层级结构中的委托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就是上一级能根据所掌握的管理会计信息来监督下一级的工作，使每一层级的工作都能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合理运行；管理会计还可以依据事先制定的管理模式，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和业绩评价机制，对人的合规行为进行正强化，对违规行为进行负强化，减少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三）管理会计的制度化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管理会计是很多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所谓制度，其实就是众多习惯、规则和惯例的有机结合体，但是制度对员工的影响比这些习惯、规则和制度的影响要更广、更深远，它要求所有成员在行为上和心理上都要认同并严格遵守。因此，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制度一经确立，就不容易改变。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组织会要求其成员严格遵守这些制度，管理会计在此是就会发挥应用的控制性作用，通过其行政权威和层级制度，使组织成员严格遵守惯例和规则，并通过长时间的强化练习，使他们从心里认可这些惯例和规则，从而实现制度化：从表面上看，管理会计的制度化是通过管理会计实践，将其规定的流程、制度等付诸实践来完成的，这个过程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实质上看，管理会计将抽象化为组织的惯例和规则，管理和规则的制度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经历一个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就是这一过程，使企业的文本上的规范变成了企业成员行动上的价值观，也就是使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具体的行为模式。
四、管理会计的归宿：交易成本最小化
契约签订的过程就是交易产生的过程，一旦交易产生，必然出现交易成本，管理会计是治理交易成本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一些人为因素的存在，管理会计也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
（一）生产领域
企业对成本控制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企业主敏感的认识到规模经济的优势，将手工作坊型的生产方式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并雇佣一些固定的长期工人，与这些长期工人签订长期雇佣合同，也就避免了频繁签订短期合同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到了20世纪50年代，很多企业都主张“生产第一性”目标，推动式生产系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属于企业的卖方市场，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能够被很快的销售出去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后来，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又被机器制造所取代，企业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批量生产，这就减少了交易发生的次数，节约了交易成本。企业对成本的控制经历了从标准成本到目标成本的转变，标准成本有其自身的优势：第一，它渗透到了企业管理层级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它的制定也是采用相对民主的协商式方法，既吸纳了企业不同主管部门的代表参与协商，也尽量吸收企业底层员工参与讨论，这一民主式讨论过程，既降低了决策失败而带来的损失，又避免了由于员工与领导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员工实施过程中交易成本的产生；第二，标准成本为企业内部交易提供了一个依据，每个企业成员在进行内部交易时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依据进行，比如员工领取材料要填领料单，材料入库要填入库单等等，这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节约交易成本。但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的加剧，再加上标准成本本身存在的预测偏差和随机偏差等问题，它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目标了。此时，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目标成本为企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它的关注点已经扩展到企业的外部市场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内部市场，根据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价格来确定目标成本，再激励企业员工通过改进生产和提高效率等方法来达到目标成本，从而使企业在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二）业绩评价领域
员工获取工作机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行为，企业会通过劳动合同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交易行为确定下来，为了避免劳动纠纷和交易成本的产生，劳动合同会对一些必要的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进行详细规定，其中，量化指标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和工作时间等，非量化指标包括工作能力和晋升机会等。其实，每份劳动合同都相当于一份交易契约，由于契约不完全性、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签订交易契约就会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管理会计对业绩评价领域的控制所采取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一般都是只进行全面的财务业绩衡量，比较著名的方法就是综合比率评价体系，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通过线性关系把一些财务比率结合起来评价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但是由于其衡量指标相对单一，它所得出的结果缺乏足够的灵活性、科学性和说服力；后来又出现了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经济附加值评价法等评价体系，前者综合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后者为解决问题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方法。1993年平衡计分卡出7现，它是市场环境变化的产物，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多维度、多视角的对企业业绩进行衡量，能够全方位的节约交易成本，是企业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重大实践，其衡量路径就是按照四个维度对企业的业绩进行客观评价，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财务维度、流程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和客户与市场维度，它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其中：财务维度强调企业整体职能范围的绩效；流程维度强调生产流程管理和供应商管理的优化；学习与成长维度强调员工不断学习的重要性；客户与市场维度强调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性。平衡计分卡与以前的评价体系的区别在于：首先，它强调人的重要性，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所强调的学习与成长维度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它不仅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而且在企业中营造自觉学习的企业文化，使学习成为企业员工的一种内化行为，从而节约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其次，它强调顾客满意度的重要性，它要求企业及时根据顾客需求的变化来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提供顾客满意和喜欢的产品，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浪费；最后，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企业的生产流程、销售流程等环节都不是一层不变的，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革和改善，节约交易成本。
医学成人专升本教育是根据教育部教学管理和研究要面向21世纪，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精神，结合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实际，开办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2002年，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发了《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成人医学教育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取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的在职从业医疗卫生人员，使成人“专升本”教育的对象发生了改变，培养模式是针对已有医学专科学历的在职人员，通过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入学考试，升入相关专业本科（专业可交叉），继续学习，修业期满，达到相应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可获得本科学历。
2.医学成人教育的自身特点要求。
成人“专升本”自身的特点体现在：①“专升本”学生已受过系统的大学专科教育；大都具备较为扎实的专业文化基础，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欲望强烈。②“专升本”学生多为在职学习，有实际工作经验，多数学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③学生专业背景各异，专业基础参差不齐。而近年由于“专升本”招生中取消了专业限制，报考“专升本”时个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所读专业，这导致“专升本”在校学生中，有70%～80%学生专科所学专业与新学本科专业不同，这给教学活动实施带来了较大困难。④由于课堂教学有效时间短，学习相对分散，工作经验及社会阅历的差异导致不同学生学习态度迥然不同，多数学生处于半工半读状态，工学矛盾尖锐，这已严重影响到成人“专升本”教育的整体质量，集中体现为创新意识较差，道德素质滑坡，团结精神较弱等方面。
3.新医改和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2009年，新医改相关政策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医学人才培养体制，加快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随着卫生服务体系与医学服务模式的变革，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等问题的出现，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亟待转变。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二、高校医学成人教育专升本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以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培养创造性人才，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让学生学会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具有创造能力。
2.医学成人教育专升本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一体化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线，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医务专门人才。
3.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拓宽专业口径
统一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平台，按照学科大类设置标准化的大类课程，构建统一的学科基础课程平台，设置灵活多样、满足市场需求的专业方向选修课程模块。
4.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和教学方法改革。
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各个教学环节的合理配置和整体优化，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加强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5.加强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建设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医德修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我校医学成人教育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1.课程结构。
①构建公共基础、学科基础、专业三个课程平台，以达到“基础扎实，专长突出”的要求。公共基础课程平台约占总学时数30%，学科基础课程平台约占总学时数30%，专业课程平台约占总学时数40%。②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选修课开课数量原则上需超过应选课程数量的2倍。必修课占总学分（学时）比例约为80%，选修课20%。③设立理论、实践，课外三个教学环节，以实现“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培养目标，三者的学分（学时）比例约为4∶2∶1，专升本业余学生一至四学期面授以外的时间结合工作岗位进行自学、见习，第五学期安排为实习时间。
2.公共基础课程平台。
公共基础课程是向学生传授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带有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的课程，是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英语水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是临床医师获取信息、更新知识的基本手段。我院安排了三个学期共150余学时，旨在加强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要求学生达到英语三级水平，通过湖南省组织的学位英语考核才能授予学位，第四学期安排了专业英语，学习本专业外文专著、顺利阅读有关外文书刊的基础知识。
3.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依照基础性、公共性和学术性原则设置学科基础课（大类）平台，要求具有完整规范的知识体系，能够使学生获得严格的学科基础知识训练。我们考虑到学生在专科阶段已掌握系统解剖学知识，在专升本阶段除复习系统解剖学内容外，主要学习局部解剖学内容，注意与临床实际相联系。医学免疫学在阐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同时，结合临床，介绍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移植免疫、肿瘤免疫等相关的临床免疫学内容。
4.专业课程平台。
专业课程平台强调专业的前沿信息和专业发展的前瞻性，按照拓宽专业口径与灵活设置专业方向相结合的原则，课程设置要突出专业特色，以增强学生就业的针对性。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应模块化、小型化和多样化，以便学生自由灵活地选择。为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操作、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医学发展的需要，根据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及21世纪社会对医学人才的新要求，对课程体系进行创新，增加了一系列选修课程如医学心理学、全科医学概论、社区保健、卫生法学、社区急救、老年医学等课程。
5.实践性教学环节。
加强和改革实践教学，精选实践内容提高学员临床技能。我院考虑到成教学生在各自的岗位工作，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实习类别及实习医院并报备到学院实习科。由于成教学生工学矛盾相当突出，如学生所服务的医院师资学术水平高，可以在本单位实习，但需严格按实习手册的要求填写实习记录和鉴定意见。
四、调整后的专升本培养方案与原方案的比较
专升本与本科培养目标一致，但在专业课设置上，专升本不能简单照搬统招本科培养方案，也不能是简单的本科减专科就是专升本。文献检索课程应由选修课调整为必修课，增加了科研设计、精神病学、法医学、神经病学、社区保健学，全科医学概论、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和医事法等选修课，如此调整后，专业课更能体现培养特色。调整后的培养方案课程门数必修课由22减至15门，增加了15门可选选修课，由学生根据自己工作需要选修5～7门，共计20～22门课，面授课时为总课时的三分之一，相应增加了学科基础课的实验学时。学生在校集中面授时间为20天左右，其余的时间为在岗结合工作自学。第一学期增加了人文素质课程，根据专升本学员的特点，以面授、网络课堂、讲座等形式开设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等课程，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科学的相互渗透，帮助学员树立关爱患者、尊重生命的职业操守和团队合作精神。第五学期为结合工作岗位的实习。
0引言
排污权交易，从理论发展的成熟到实践应用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与环境法，乃至法与其调整对象的整个社会关系。
排污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是与产生排污权的制度紧密相联。如果说，自然权利比如自由平等这些固有权利，即使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定，也不失为权利之一种。但是排污权属于法律规定才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的存在是与法律规定的特别制度相依存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
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投资领域中激烈的竞争，使得投资管理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约有关投资方案实施的交易成本，就成为投资者增强其竞争能力的源泉。证券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可分为确定性成本和执行成本两大类。确定性成本由交易手续费和交易税构成，按手续费和交易税占交易金额的一定比率来，无论手续费的确定是否自由化，都可以在股票实际交易之前确定其大小。而执行成本则是由股票成交过程中市场因素的影响所产生的成本，由于市场的不确定，也决定了该成本的不确定。 在我国，股票买卖手续费的收取实施的是固定手续费制度，投资者每一笔交易所需的这一部分成本是非常明确的。由于执行成本的隐含性性质，许多投资者在观念上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忽视这一部分成本的存在。但是，随着我国投资者队伍的逐渐和成熟，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盟股票市场，投资活动中投资组合形式的扩大，如何有效地控制执行成本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对执行成本的分析也必将引起投资者的足够重视。 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一个具有独特优势的投资方案，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成本过高，也不一定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执行成本问题的提出及分析的形成
60年代以前，世界主要证券市场上，一直维持的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结构。而6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及各种投资公司等大机构进入证券市场，不仅打破了原有投资者队伍的关系结构，而且也带来了投资交易策略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机构投资者不同于个人投资者，他们一般都具有资金力量雄厚、买卖交易量大、要求投资收益相对稳定等特点，在投资策略上，注重组合投资形式，即把资金分散地投入多种证券，利用各证券间收益变动的不相关性，达到回避风险、增加收益的目的。一个优秀的组合投资方案，不仅要求选股精良，而且各证券间的投资比例是否合适也直接影响最终投资收益，所以，适时地调整总资产中的投资比例，就成为资金管理者一项重要的日常管理工作。但是，在组合投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频繁地调整组合权数，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在美国，许多养老基金在资金运用过程中，过高的交易周转率引起交易费用（包括手续费）增加，成为影响投资成果的重要因素。那么，如果合理地管理交易费用，就对基金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于执行成本的定义，可以追溯到1971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其“机构投资者调查报告”中，有关股票大额交易的扩大对股票价格形成影响的分析。这个报告将投资者买卖成交的即时价格称作执行价格，并以“上升刻度”（执行价格大于收盘价）和“下降刻度”（即执行价格小于收盘价）相区别，来表示前日收盘价和执行价格之间的变化。从当时调查的结果看，具有下降刻度特征的卖出委托要比具有上升刻度特征的买入委托对股票价格形成的影响大。之后，80年代美国劳工部在实施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险计划的投资成果的调查中，对年金资产运用中的交易成本也进行了分析。
当时，对执行成本的分析，基本方法有两种，其一是将投资者的成交价格与当日股价指标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以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或最低价，作为评价的水准基点，把投资者不同时点上股票买卖的实际价格与所选择的水准基点价格之间的差作为评价指标，以此来评价投资者的投资成果。其二是美国劳工部在进行的有关调查中，所采用的以交易量加权平均股价为水准基点的方法。所谓交易量加权平均股价( VWAP: Volume Weighted Average Price) 是以交易量为权数对每日执行价格进行平均，而计算出的当日平均执行价格，即： 交易量加权平均股价＝Σ（执行价格×交易股数）／Σ（交易股数）＝买卖总额／交易股数 由于交易量加权平均股价考虑了各价格的成交量，所以与由收盘价、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平均的股价指标相比，是更加合理的价格水准基点。 但上述两种方法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困难所在，即交易成本评价的水准基点，对于投资者来说较难掌握。如果评价的水准基点选择不合理，就会诱导交易活动在策略上发生偏离，对交易者的买卖决策生产恶劣影响。这之中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股票的交易，虽然整个市场的交易量不大，但由于有几个特定的交易者，只要进行几笔特别大的买卖，就会对交易量加权平均股价产生影响。如果据此来确定买卖价格，很有可能导致价格的偏离，引起交易成本上升。 第二，水准基点的游戏可能性。如以开盘价作水准基点评价执行价格的方法，其问题点在于，如果交易者知道评价开盘价的基准，就可在价格略比开盘价低的时点上发出买进指令，而使执行成本为负。但是，在价格一路看涨的情况下，这种方案很难被执行，买入失败直接增加交易成本。相反，在预期价格下降的情况下，虽然也可依据开盘价确定其指令价格，但同样也会落入由开盘价进行评价的陷阱。而利用收盘价作为水准基点的评价方法，交易者虽可尽量地采取在接近收盘价的时点上执行买卖指令，但是与开盘价一样，具有“指标游戏可能性”的问题。 因此，为避免这种可能性，投资分析家们继续寻找和新的方法，促进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的发展。
投资者的投资执行方案与执行成本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成本会计》课程的教学模式仍然以教师为主题，将重点仍然放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离。教师侧重于让学生掌握经验，学会模仿;而不是采取探索式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从案例中归纳到理论层面;学生在课堂上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扼杀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1.2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设计不够科学
目前成本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侧重于对成本核算流程和方法的讲解，不同知识点的方法、公式多，又比较相似，让学生容易记混淆。不同知识点的教学内容相互割裂，不容易让学生将知识点串联起来。
1.3使用的教学方法陈旧、老套
《成本会计》目前的教学方法仍然采取填鸭式讲授法教学，教师满足于让学生依样画葫芦学会编制和计算成本表格，学生对原始凭证的记录和流转程序以及数据之间的来龙去脉，表间的结转关系无法有一个直观了解，对实际中的成本核算流程缺乏感性认识。
1.4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脱节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开设了成本会计的实训课程，但由于实训课程是在成本会计理论课程结束后集中进行，而且主要是以校内模拟仿真实训为主，让学生通过成本会计核算软件来进行实训，学生很难区分生产工序和生产步骤，也不容易理解生产中原材料的投料方式和在产品转移方式，从而影响学生理解和掌握分步法等的计算。成本会计实训课时较少，学生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完成大量的成本会计仿真实训。面对不同成本核算对象的多个料、工、费项目，需要通过不同的成本核算表格以及不同的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程序，学生只能望洋兴叹，满足于能按时对照实训答案完成实训，导致学生的账证意识模糊，不能很好地将费用分配结果与记账凭证对应;也不能很好地掌握成本计算单和相关成本账簿之间的结转对应关系;更无法对实际成本核算工作流程形成较全面的感性认识，对成本管理，成本控制等职能的训练更是缺失。综上，笔者试图通过《成本会计》“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尝试重组课程内容，将按照成本核算工作过程与步骤展开的课堂理论知识串联起来，使缺乏实践经验的高职生在仿真实训环境中学习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与分析能力。
2《成本会计》课程“教学做一体化”模式改革的思路
2.1改革教学内容
在教学中，依据成本会计岗位及其工作过程的特点，结合会计从业资格证和助理会计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具体要求，将《成本会计》学习领域的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合理创设六大学习情境:费用要素的归集与分配、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分类法和定额法。根据由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规律，按照从单项到综合的方式排列六大学习情境，教学内容既相互独立又层层递进。再将学习情境根据工作任务分解成若干项目，并根据每项工作任务，设计教学案例和单元实训。积极注意调查学生的反馈，并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改进。
2.2改革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应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项目，结合学生特点以及教学条件，机动灵活地运用比如模拟仿真教学法、边讲边练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技能竞赛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与企业实务有机结合。比如，在讲授职工薪酬的归集与分配方法时，鉴于学生在《财务会计》课程中已学习过有关内容，笔者在课堂上采用模拟仿真教学法，先给学生用挂图展示职工薪酬核算的业务处理流程，然后将学生分为几个成本核算项目小组，直接给出仿真模拟企业的职工工资凭条、职工薪酬汇总表、计提五险一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汇总表等原始凭证，要求学生自己为企业编制企业职工薪酬分配表。学生根据下达的工作任务，查阅相关资料(主要是教材)，按照岗位进行核算，完成相关成本单的计算，同时完成相关账务处理。
2.3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在成本会计“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中，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的课时比例，适当增加实训课程的教学时间，并在教学实施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紧密结合，变学生的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增强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大量采用案例式教学和边讲边练教学法，模仿企业的会计核算环境，给学生分配相应的成本会计核算角色，布置成本核算任务，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相互讨论，进而完成任务。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大力加强实践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鉴于成本会计属于内部会计，设计企业的商业机密较多，学生很难找到在企业实习的机会，成本会计实践教学只能以校内实训为主。在成本会计实践教学的设计上，参照成本会计岗位的职业资格标准，设计三个层面的实训。
(1)“单项手工实训”。
根据成本会计不同的费用要素的归集与分配核算任务，设计单元实训任务，分发记账凭证和成本费用账页，教师在讲授完理论教学内容后，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随堂进行单项实训。
(2)“综合手工实训”。
将三个基本的成本核算方法———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和两个辅助成本核算方法———分类法、定额法重组在一起进行实践教学。按“建账—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成本会计报表”的成本核算工作过程组织教学，使学生对整个成本核算流程和账证表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一个完整、清晰的理解和掌握。
(3)“企业模拟仿真实训”。
“企业模拟仿真实训”通过成本会计教学实训软件来进行成本核算电算化实训。在学生实训过程中，教师要按照成本会计岗位职责将学生分成组，分阶段规定实训任务，对学生进行轮岗实训，并分阶段检查学生的实训效果，解答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教师在教学中还要注意开发高水平的成本会计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在研发教学课件时要突出各成本核算流程的整体性，对成本核算流程可设计一些动画，以增强趣味性;并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Excel软件设计成本核算计算模板;利用班级QQ群以及微信等现代通信设施与学生在课下保持联系，增进师生互动。
3成本会计“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改革实施的效果
笔者在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会计与审计专业2011级、2012级学生的成本会计教学中实施了接近2年的成本会计“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改革，根据学生的学情和课堂实践效果的反馈，笔者重新构建了成本会计教学内容，设计了能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理论知识水平与实践操作能力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撰写了成本会计课程教学标准;制作了精美的PPT教学课件;并对所有成本会计学习情境编制了Excel成本核算模板;编写了一套比较实用的成本会计实务教材与习题册，该教材在使用中获得了学生的好评。成本会计“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改革也提高了教师的执教水平和学生的技能。2013年和2014年，笔者连续两年担任指导教师，带领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2011级和2012级会计与审计专业的各四名学生参加湖北省教育厅主办的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会计技能大赛，在2013年，生科代表队在大赛中荣获团体二等奖，并荣获成本岗位二等奖;在2014年，生科代表队在大赛中荣获总分第二，团体一等奖的好成绩，笔者也在该次大赛中荣获优秀教师指导奖。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在身边也能发现很多食物中毒、问题食物被查处的事情，众多学者对此都有过研究，但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文献依旧很少。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这篇跨时代的论文以来，交易成本的概念首先被提出来，不过科斯未给出可操作的概念和清楚明了的界定方法。之后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纷纷加入到对此概念的进一步探索之中，对交易成本的内涵进行了各种界定。在众多理论中，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最为重要，他认为，要准确把握“交易成本”，需要从内涵与外延两个层次上进行探索与界定。
1、交易成本的内涵
肯尼思・阿罗（1969）在他的论文中提到交易成本这一概念，阿罗认为在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交易成本会起一个反方向的阻碍作用，交易成本属于一种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费用。威廉姆森认同阿罗对交易成本的看法，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交易成本就是从交易合约出发，使用不同的组织和各种制度的成本费用。
2、交易成本的外延
交易成本在实际中具体包括哪些项目类别，就是交易成本的外延。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就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编写拟定合同、交易双方谈判以及为保障合同可以被执行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产生，是因为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需要提前制定好规则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事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种：第一，在交易合约执行过程中，交易行为偏离最初双方的合作目标，给交易双方带来了不适应感所产生的成本；第二，交易双方为控制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合作风险，所进行商讨带来的议价成本；第三，为预防和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而产生的运行成本；第四，双方承诺会履约所产生的保证成本。
3、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
在日常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交易成本为什么会产生，它是由哪些因素所影响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试图找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对此也有研究。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主要与人、特定交易、市场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相关。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行为人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特定交易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可以影响交易性质的因素。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指在现行市场中，某项交易可能存在多少交易对手。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
1、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食品安全是指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生产商对质量的担保以及购买者在使用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一个标准是消费者的健康是否被损害。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是目前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紧紧关系着大众的身体健康，在国际社会上，食品安全是一个国家政府监管力度的代表。近几年，虽然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不断加强，但安全问题仍然频发，因此规范食品质量安全，打击违法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也和行业特点有关，食品的加工生产涉及多个过程，原料来源是否有保障、加工过程是否卫生、运输过程中的存储是否得当都会对安全产生影响。且中国食品企业大部分规模都较小，缺乏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只有很少部分拥有合格的生产设备。不只小企业会出现问题，三鹿、双汇等大企业也发生过重大安全问题，导致了市场购买者对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产生怀疑。
2、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交易成本。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经济人，但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也是有限理性的，它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现实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在进行食品监管时也会有一定的获益，但同时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显性方面的成本有各种政府在行使管理责任时的费用以及处理诉讼纠纷时的费用。隐性成本主要是为了提高监督力度而雇佣更多工作人员和增加监督次数而产生的，因为政府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会隐藏违法生产，政府要想有力监督，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因此，政府的交易成本会非常高。且目前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属于好几个机构部门的任务，在监管过程中存在重复投入问题，发生问题时，机构之间会相互推诿。
（2）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成本是食品生产中安全问题方面的一项重大交易费用，但生产商在寻找合适交易对手，商议食品成交价格和食品合约的拟定与执行中还存在着许多交易成本。食品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其目的也是利润最大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它会采取各种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取利润。在这个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企业会将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抛到一边，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各种化学物品。在政府加大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受管制的企业必然要引进新的设备来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笔生产成本以外的费用，会提高总的成本数额。
如果食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添加剂，一旦被监督机构发现，则会被惩罚，所以企业会衡量违法生产的收益和被发现的罚金数额，如果收益大于罚金，则企业会违法进行生产。目前，中国政府监督部门对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处罚力度较小，所以，很多企业都抱着侥幸心理违法生产，只为了追求短期的高利润，使用劣质食品原材料与化学添加物，无视消费者的健康。通常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而小型企业并不太注重企业的声誉形象。但也有一部分大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违法生产，例如三鹿的奶粉问题，这些现象会发生，最终原因都是违法生产的成本低，而收益很大，趋利性使得企业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劣质产品。
（3）监督组织的交易成本。目前，中国大部分食品加工企业规模都比较小，70%的企业都属于小作坊只有十几个员工，卫生情况较差，想对目前的这种状况进行全面整改，交易成本巨大。而食品检测组织和政府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责任主要有政府承担，第三方组织基本不会受到影响。相关的行业协会虽然也会对食品安全问题制定质量标准，但通常协会工作人员都与食品企业有种种联系。所以各种第三方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了自己利益考虑，会与企业合谋，这样就会产生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政策建议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看，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但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降低该类问题的发生频率。
1、健全食品安全制度规范
制度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成本，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从侧面也反应出中国目前食品安全方面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政府可以从制度方面着手，来对食品生产者的行为进行规范。虽然中国自2009年就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条例，但是该条例还难以遏制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为防止企业违法生产，政府应该加快步伐对相关制度领域进行建设，制定更严格和明确的食品标准体系。
2、提高相关机构的失职成本
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的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监督部门的责任不够明确，为了防止监督部门与一些企业进行合谋，要明确监管部门职责，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整个监管部门都应该被追责，并且对其要从重罚，以降低其犯错的概率。当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还要严格追究食品检测机构的责任，要求其对问题负责。
3、增大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成本
对于一些存在失信行为，忽视社会责任而违法生产的企业，政府要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可以吊销违法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较为严重的企业，在必要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使其承担高额违法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失信行为所取得的利益大于失信行为的成本下，该失信行为将不会停止；相反，收益小于成本时，失信行为将会大大减少。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应该增加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生产企业的失信成本，使得企业规范生产，远离失信行为。
4、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中国食品问题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以，应激励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监督。可以赋予公众一些例如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等监督权力并且使其合理化。政府也应该允许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以及报道，使食品安全得到透明化管理。有了以上这些社会监督的存在，政府监督部门的交易成本上升，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减少。
【参考文献】
[1] 孙经纬译.普特曼.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张群群，黄涛译.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 朱舟，黄瑞虹译.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铁生，葛立成译.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 王健，方世健等译.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