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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创新活动是在实践中加强对科学认识和技术的掌握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多种发明创造、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培养青少年良好的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引导青少年在浩瀚的科学海洋中，将各学科的知识与前人的理论融会贯通，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和方法的真本领。
（三）科技创新活动是提高青少年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实践能力、团队协作沟通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使青少年掌握学习的技能，领悟学习的方法，从而具有在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
（四）科技创新活动是提高青少年综合思维技能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活动从注意力、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综合思维技能的训练，激发了青少年极大的科学热情与兴趣，从而使他们从中受到探索求知的教育，形成创新意识，激励自己去发现和再发现。
科技创新活动在德育课中的实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社会实践项目，既是一种科技创新的活动，又是一种能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的学习体验活动。笔者将其做为德育课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开展，主要由申报项目、确定主题、开展调查研究（含举办主题活动）、撰写调查报告、总结评价等环节组成。活动时间原则上是一学年。
（一）申报项目在德育课堂教学中贯穿创新教育，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印发科技创新活动资料以及讲授科技创新技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四周内，各班完成活动小组的分组，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申报项目，各组限报一至两个主题，使用申报表进行书面申报。
（二）确定主题各活动小组上报项目后，指导老师将依据项目主题需体现的创造性、科学性、可行性等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创造性要求选择的主题，必须是那些前人没有提出来或者前人已经提出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指导老师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进行查新，来确定所选的主题是否具有创造性。科学性要求选择的主题要有事实根据，实事求是。可行性要求选择的主题必须可操作性强，立足现有的或经过努力可能具备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三）开展调查研究主题确定后，各组制定出活动计划表，开展约一学期的调查研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组织相关主题活动、网络交流活动、定点采访和随机采访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调查，活动开展过程基本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进行适时指导。在开展相关主题活动中，主要由学生完成方案的设计、活动的组织、活动的总结整个过程，教师在此过程引导学生根据活动主题，发挥创意，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包括知识竞赛、演讲比赛、黑板报比赛、手抄报比赛、辩论赛、宣传手册、创建论坛和发起微博等。
（四）撰写调查报告在调查结束后，各组在整理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整理调查数据就是将调查过程中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制成表格或图表，并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撰写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活动的背景、目的、实践方法、实践过程、实践体会和实践结果等。（五）总结评价调查活动结束和报告撰写完毕后，就需要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评价，包括自评、互评和师评。自评就是学生评价自己通过此次科技创新活动，在思想方面得到的启示，在知识方面得到的收获，在能力方面得到的提高。互评就是学生评价小组内的其他成员，包括评价组员的协作精神、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师评就是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整个活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包括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团结协作精神、科技创新能力等。
科技创新活动提升德育课教学效能
（一）结合活动主题，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生在开始选择、确定活动主题时，教师将结合德育课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选择关于国计民生的课题，通过了解活动主题的背景和确立活动目的，学生就能深入地了解国家的需求、人民的期望、公民的责任。如开展“关于社区老年人文体生活现状的调查”时，学生在研究活动背景时，就深入了解到本市老年人对文体生活的迫切需求与活动设施的现状之间的差距。从而提出需“关注老年人文体生活，营造温馨和谐社会”的呼吁，表达了对社会的关爱。而在确立课题研究目的时，也可引导、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如在开展“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调查”时，学生通过进行课题研究目的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肩上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强化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了要“增强学生责任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了自我的责任感。
（二）通过调查研究，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科技创新活动要求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在实践中获取科学的数据。学生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组织相关主题活动、网络交流活动、定点采访和随机采访等多种形式收集调查资料。通过深入一线实地调查，近距离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很好地培养了中职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如在开展“中职学生就业心理与就业观念的调查”时，学生通过实地调查，就深入地了解到中职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观念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部分中职学生无法顺利就业。通过调查，学生真实地感受到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从而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的就业能力，不会存在过高的择业期望值，并通过改变就业观念来拓宽就业渠道。实践证明，参与该研究课题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都比较顺利。
（三）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活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根据活动主题，发挥创意，设计并组织各种诸如知识竞赛、演讲比赛、黑板报比赛、手抄报比赛、辩论赛、宣传手册、创建论坛和发起微博等形式的活动。活动方案的设计、活动的开展、活动的总结等整个过程都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通过“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提高了组织能力。通过参与活动，学生尝试去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实践中形成了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体验和感受成长过程中的成功与快乐。如在开展“中职学校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时，就举行《快乐社团，伴我成长》知识竞赛活动，举办《弘扬社团文化，构建和谐校园》的演讲竞赛活动，举行《校园文化建设》的辩论比赛，进行《走进社团文化》的专题采访活动，创建《中职学校社团建设情况调查》的论坛等，这些主题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既活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通过总结及撰写报告，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活动结束后，通过及时归纳总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演绎与推理等科学思维，将实践结果升华到理论高度，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在完成此项活动的过程中，科学思维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如学生通过对中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支出进行调查，然后整理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最后撰写调查报告《树立正确消费观，引导学生科学理财——关于汕头市中学生理财情况的调查》，提出家长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学校应进行理财知识的普及，学生自身需养成良好的消费观，从而科学理财的建议。在整理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需要学生运用“调查、分析、综合、归纳”等科学研究的方法，要求学生善于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职业能力的提高。
（五）通过小组合作，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科技创新活动是以个人兴趣为引导的团队活动，以小组的形式开展的。整个活动的每个环节，从制作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开展主题活动、整理调查数据到撰写调查报告，都离不开小组成员的集体协作，这就要求成员们必须具有团队精神，懂得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与合作。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让每个成员都融入团队，一起构想方案，一起解决问题，一起克服困难。如开展“中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情况调查”时，就举办“爱心送关怀”系列活动——汕头市福利院爱心探访活动，该活动包括“捐爱物，献爱心”活动，成立了爱心小组、“爱心送关怀，倾听爱的声音”活动这三个部分。而在号召本校学生捐物，与汕头福利院联系并探访孤儿等活动的策划与开展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小组内的成员面对困难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最后终于使问题迎刃而解，该活动得到福利院的表扬，而爱心活动也引起学生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学生们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实践中慢慢得到提高，培养了企业最重视的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顺利就业做好准备。
（六）通过总结评价，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等。因此，对成绩考核不能只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为了更好地达到德育的目的，需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如通过自评，学生可以如实地评价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扬长补短，增强自信心。通过互评，学生可以学习其他组员的优点，而避免犯相似的错误。通过师评，指导老师可以看到学生的成长，激励学生，激发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意识，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9（b）-0138-0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不明、预后不良和病残率高的严重精神疾病，至今国内外尚无有效的预防对策，很容易迁延不愈发展为慢性精神分裂症[1]。随着精神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已经不仅停留在如何治疗和控制的领域，开始重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2-3]。有研究显示通过职业技能、社会生活技能及其他躯体、心理等多种训练，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尤其是打破封闭模式的康复训练，到社区进行开放式的康复训练能取得更好的康复效果[4]。本研究采用意大利的院外社区开放式康复的先进管理理念，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让患者在社区中生活，最终离开医院、重返社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于2012年1月～2013年10月入住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以下简称“我院”）开办的“康复者之家”的40例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病程在2年以上，无严重躯体疾病。排除标准：伴有精神发育迟滞、其他精神病和药物依赖或者酒精依赖者；合并有严重躯体疾病患者。4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男18例，女22例；年龄20～62岁；病程3～40年；文化程度：中学以下18例，中学16例，大学及以上6例；婚姻状况：已婚4例，离异19例，未婚17例。
1.2 方法
1.2.1 质量控制方法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医师（经过一致性检验，κ值为0.88），分别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量表（SSPI）、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74（成人用）（GQOLI-74）入组时对40例康复者进行评分并记录数据，在其入住“康复者之家”并经6个月的开放式康复训练后，再次由同一组精神科医师对其进行评分，并记录数据，将2次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 “康复者之家”的设立 我院把“康复者之家”设立于医院外的社区当中，室内陈设全部按照家庭模式设计，同时根据自身条件开设不同职业康复活动。每个“康复者之家”由医院安排医护人员及志愿者负责照顾、指导康复者的生活、开展康复活动。有专人管理药品，由我院的精神科医生每周访视1次，观察病情、指导用药，由已康复的患者及家属或社会爱心人士组成志愿者队伍负责照料康复者的生活，工作人员与康复者生活在一起。
1.2.3 康复训练方法 40例康复者维持原有药物治疗不变，辅助以系统性的康复训练。①日常生活训练：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着重于康复者的个人卫生、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建立起家庭观念，培养康复者家庭责任感。②文化娱乐生活训练：将文体疗、娱疗融于康复训练之中，增加康复者的生活乐趣。定期组织康复者游园、商店购物等活动。建立起家庭观念，训练康复者养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和正常生活，培养康复者家庭责任感。③职业康复训练：“康复者之家”根据自身条件及所在社区资源开设小超市、一次性筷子包装、洗车、一次性尿垫加工的职业康复活动，工作时间为每日6 h，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及工作量给予康复者一定的奖金，定期总结，调整康复计划。④心理技能训练：由心理医生全面评估患者的病情，并确定存在的问题，制订个性化的心理功能训练。采用角色扮演、游戏活动、社会实践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每天不少于1 h的心理技能训练，并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不断调整训练内容。
1.3 评定工具
1.3.1 评定工具1 采用PANSS用于评定精神症状的有无及各项症状的严重程度，分为阳性、阴性、一般精神病理和总分4个分量表，按精神病理水平递增的7级评分，分数越高精神症状越严重[5]。
1.3.2 评定工具2 用SSPI评定社会功能。SSPI为周朝当等[6]于2002年为适应康复工作需要而编制，并于2003年加以修订而成。共有12个条目，按0～4五级评分，0分为该项功能缺乏，1分为需要花人力协助完成该项功能，2分为该项功能存在，但需监督才能完成，3分为能自行完成该项功能，但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4分为该项功能始终能保持良好。分3个因子：因子Ⅰ：日常生活能力（含条目1～3）：反映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得分越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恢复越好；因子Ⅱ：动作和交往情况（含条目4～8）：反映患者的正常活动能力和交往情况，得分越高患者正常活动能力越强、交往状况越良好；因子Ⅲ：社会性活动技能（含条目9～12）：反映患者与社会活动有关的一些技能，得分越高患者的社会活动技能也完好[4]。社会功能缺陷分级：
1.3.3 评定工具3 用GQOLI-74来评定患者的生活质量，共有74个条目，分别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4个维度来评定，采用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7]。
1.4 统计学方法
对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40例康复者入组时和康复训练6个月后PANSS评分比较
康复6个月后，PANSS量表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总分均显著低于入组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40例康复者入组时和康复训练6个月后SSPI评分比较
40例康复者在康复训练6个月后日程生活能力、动作和交往情况、社会性活动技能3个方面均较入组时有明显的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40例康复者入组时和康复训练6个月后GQOLI-74评分比较
40例康复者在进行开放式康复训练6个月后躯体功能维度、心理功能维度、社会功能维度和物质生活维度上均较入组时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系统的治疗后，大多数患者急性期精神症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获得满意的疗效，但是亦有不少患者因为个人的服药依从性、社会、家庭的原因及疾病本身的特点，病情往往会迁延不愈，逐渐发展为慢性精神分裂症，并且病情往往多次反复，患者的认知功能、情感交流、意志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不适应性，表现为缺乏主动性、记忆力减退、情感淡漠、行为退缩等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特征，社会功能部分或者全部丧失[8-9]，并且多数患者不能出院，长期生活在精神病院的封闭的环境里，患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病房内，不得随意外出，患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有严重的病耻感、紧张、恐惧、孤独、被歧视的感觉，心理和社会需要得不到满足，进一步加重患者社会功能的衰退，不利于病情的恢复，严重影响其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10]。研究认为，封闭式管理越来越加重患者的退缩、生活懒散、情感淡漠等阴性症状，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复[11]。目前国内有许多医院建立了过渡机构，毛志群等[12]研究认为经过中途宿舍的系统康复训练，有利于患者的精神疾病的恢复，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郭细先等[13]研究认为就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控制和生活质量改善而言，间断住院结合家庭治疗模式比连续住院模式更具优越性。陈贻华等[14]研究认为社区康复与患者长期住院对比，社区康复可以使患者尽快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或家庭，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借鉴意大利UFE组织（家属-康复者专家）的由康复者及家属作为志愿者照料康复者在社区进行开放式康复训练的模式。以躯体、心理、社会工作等多个角度为出发点，建立了真正在社区中的“康复者之家”，借助医院的专业医疗资源，开办集居住、生活、康复、工作4维一体的意大利模式的社区康复机构――“康复者之家”，无论从康复者之家的选址、布局、功能都尽可能地融入社区，在生活、工作、劳动过程中，通过和志愿者的交流和沟通，和周围社区的人员、环境的接触和交往，促进了正常的情感反映和对周围环境的融入，增强了康复者的集体荣誉感及现实生活中的竞争意识，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场景的模拟和实践，有力地加强了康复的治疗效果，对患者的退缩、抑郁、社会技能的减退、日常生活能力的衰退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5-16]，在实践中得到了提高和锻炼，弥补了目前现有许多机构的不足，真正让患者融入社会，同时引进志愿者和患者一起生活，改变了我国精神病院一直封闭式的管理和康复模式，有利于患者各方面的尽快康复，提高了患者主观的生活质量，改善了患者的社会功能，为患者出院后尽快融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患者尽早回归社会创造了条件。
本研究中通过6个月的开放式社区康复训练模式的康复治疗。在PANSS量表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及总分均显著低于入组前（P < 0.05），SSPI量表在日程生活能力、动作和交往情况、社会性活动技能3个因子方面都有明显高于入组前（P < 0.05），GQOLI-74量表在躯体功能维度、心理功能维度、社会功能维度和物质生活维度上均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都提示通过高度接近于社会的“康复者之家”开放式康复训练，明显缓解了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尤其是阴性症状和社会技能方面的改善尤为明显。
总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经过入住“康复者之家”的社区开放式康复训练治疗后，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社会功能、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对于患者的全面康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适合在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治疗中推广，但是时间还较短，病例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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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其关键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1]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缺少创新型人才，将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医学研究具有创造性、非重复性和复杂性，所以医学生除具备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高度的创造性。因此，如何在医学教育中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显得异常重要。
1.创新能力的内涵构架
能力是心理学概念[2]，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创新是一种专业活动。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开展科研活动所必须，而科研活动又是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故两者相辅相成。大学生创新能力作为一种特殊能力，是大学生从事科研活动所必需的一些能力的有机结合。笔者总结大学生创新能力应包括下面几种基本方面[3]：发现问题和提出假设、获取信息和搜集资料、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与思考、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提出新观念。大学生科研活动要取得一定的价值，就必须要提出新观念，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创新型思维。
2.中国医科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现状
2.1 理论教学与实践脱离 当前，国外对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非常重视，课堂重点讲授取得结论的过程和方法，并着重讲述机制的发现和结果的分析。而我国，医学本科教育只重教学，几乎不涉及科研问题，加上受统编教材的束缚，本科教学限制了师生创造能力发挥。
2.2 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 受课程内容相对陈旧、缺乏相对较完备的教学硬件等因素影响，很多医科大学忽视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学生片面追求文化理论课及格率，不重视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致使很多大学生本科毕业之后科研能力极低，无法完成研究生时期基本的科研任务。
2.3 实践教学环节滞后 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安排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实践课排在理论课之前，致使实践课缺乏理论基础，故实践课听课效率低。另外，学生片面追求实践课考评成绩，导致学生对实践课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较差。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理论基础和科研能力均扎实的人才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2012年级主任江静和辅导员苏欣提出了“以医学专业课程为依托，理论结合实践”培养本科创新人才模式。
3.模式的优势和潜在问题
3.1 医学专业课程在模式中的地位
医学课程学习是一个探索过程。用医学专业课程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依托，一来可以让学生具备稳固的理论知识体系，二来可以作为实践课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基础，因此，医学专业课程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3.2 医学专业课程对模式的运用所带来的潜在问题
中国医学教育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目前医学院校在大学一年级先进行工科课程的学习，长学制专业甚至花费两年时间，这使医学专业课程时间减少，进一步影响到医学研究生学习阶段课程时间比例。专业课时间缩水，必然对医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大学教师两个核心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在医科院校，一名临床教授大部分工作精力分配在临床工作中。而实际工作中，承担多少科研课题，发表多少篇高质量论文等业已成为评定的金指标。这样，临床实际工作同科研之间的矛盾，一名医生到底是会治病还是会写文章，已经成为国内外医学生培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大陆医学教育分为三个部分：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北京、上海等地区，博士为四年制），即“5+3+3”模式，五年本科学习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精神科在内，并研习包括马克思哲学、统计学等非专业医学课程。诸多科目令本科生学习过程中只注重兴趣科目，对其他课程采取听之任之、只求考试通过的态度，因此失去了很多提高创新思维的机会。
4.模式具体施行措施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中指出：“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推进学分制、加大选修课比例、减少课堂讲授时数等，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创造条件组织学生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再重点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4.1 确立本科生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作用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办学基础，高质量本科教育决定着一个学校声誉。大学生科研活动离不开教师指导和帮助，教师科研能力直接制约着大学生科研活动开展。大学生科研活动无论哪种形式，教师都要精心指导，根据自己科研经验指导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并将创新思维运用到科研实践中。对医学教育来说，申报医学专业课题研究是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最好的平台，这些项目的研究同样需要教师的指导。所以，高校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4.2 进一步深化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研究表明，长期课堂传授知识模式，不能让学生有效掌握知识。湘雅医学院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改革，扭转“授-受”式教学模式：①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打破传统的教师讲课形式，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自由学习等教学形式；②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教师结合教学内容精选教案，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相互讨论，总结发言，最后由教师对要点进行归纳；③研究性学习。结合课程中重要内容，通过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教学，突出讲授重点、难点，积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对考试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以知识立意”，确立“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改变单一闭卷考试方式，学生课程总成绩由讨论发言、论文撰写、社区实践、临床教学等多环节组成，同时制定合理可行的实验考核制度综合评定学生实践成绩。
4.3 改变教师评价和奖励制度
目前各级评价体系都将重点放在科研上，导致教师对教学投入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长足进步，奠定了量的基础，若想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不能再依靠数量的累积，而应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使教师们能踏踏实实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
4.4 加强本科生科研实践，大力培养科研意识
医学生在本科阶段参与科研实践是医学院校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而采取的一项新举措。加强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医学生通过早期经历科研的全过程，对培养创新型医务工作者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突破了长期以来只有研究生才能参与科研实践的局面。其基本方法是：教师根据现有的仪器设备条件并以本院现有科研方向，以及理论课有关知识提出一些重要的主题及关键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这些主题和关键词查阅资料，写出研究方案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各组研究方案进行讨论，最后选取设计比较合理和可行的方案进行实验研究，收集、整理数据，并写成研究论文。
综上所述，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科研能力培养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目标，把科研活动列入课程计划，参照国际先进课程标准，用创新教育的观念，对医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综合改革。多管齐下，综合开放学习内容，给学生广阔的空间，重视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创造潜能，为现代化中国提供优秀的医务工作人才。
通信作者：苏欣
参考文献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5，30，37，45，56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4沈宝环.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图书馆论坛，1996（1）
5，21，31，38，51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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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情报科学，1982（1）
8，47刘烈.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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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1）
11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见：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美]J·H·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
13赖鼎铭.图书馆学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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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52周文骏.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见：周文骏，倪波.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黄宗忠.浅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1999（1）
18，39，44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9，55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
20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2胡先嫒.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图书馆学研究，1998（2）
23李明华.大众图书馆哲学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2）
24，28，42刘君，易长芸.关于图书馆哲学两个问题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0（7）
25，32郑全太，孙淑文.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6，34，41，46郑全太，石友荣.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图书馆，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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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王梅，李芸.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图书馆建设，2001（4）
36蒋永福.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三.黑龙江图书馆，1991（6）
49何长青.“文献”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图书馆杂志，1992（3）
50蒋永福.图书馆学的三个研究范畴——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二.黑龙江图书馆，1990（6）
53高锦雪.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台北：书棚出版社，1995
58郑全太.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情报工作，1998（4）
59郑全太.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图书馆建设，1999（2）
60武三琳，金高尚.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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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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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SK:科学划界标准的政治学
SSK认为，所谓“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应该置于社会学的考察范围。正如夏平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表明:基于科学家自己用来勾画和维持认知界限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科学家的修饰不断地变化，在这里强调培根式的归纳，在那里强调假说－演绎方法;在这里表明明显的统计相关，在那里又坚持绝对的相关;在一些场合，科学知识被认为是绝对不能否认和怀疑的;在另外一些场合，科学知识又被说成只能被少数精英人物理解和证实。夏平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出科学家对划界标准的疑惑，同时，这段话也的确说明对科学划界标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必要性。巴里·巴恩斯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第六章“勾画界限”的目的就是“把由科学家勾画的这类界限作为一种偶然性的社会活动进行研究”。瑏瑣这种研究又具体区别为两个方面: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和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就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而言，SSK看到“合法科学的样板是历史地变动的”。例如，在法国，针对N射线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则联合起来轻蔑地认为它是伪科学或是虚构的科学;针灸实践在中国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但是在西方最多把它视为一种奇特的有效验的经验技艺。因此，“从历史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科学的特定的标准通常都是选择性地使用的，而‘伪科学’通常基于这样的检验基础而被斥为‘伪科学’的，即:如果真正的科学要认可这种基础，科学本身就注定要失败”。瑏瑤巴里·巴恩斯等主要通过介绍斯蒂文·夏平与西蒙·沙佛的《利维坦和空气泵:波义尔、霍布斯与实验生活》一书中，通过对科学史上第一场大论战，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尔与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之争，并就争论中的问题给出社会学的分析。在这场争论中，波义尔的形象是科学实验活动的实践者和实验哲学的倡导者，霍布斯则扮演了波义尔最有力的当地反对者的角色，力求瓦解波义尔的实验主义主张和解释。也就是说，这场争论是近代自然哲学家之间的一场实验纲领与反实验纲领之争。在这个例子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科学表述的中心问题主要有瑏瑥:什么是实验，怎样做一次实验，实验凭什么被认为生产了事实，实验事实与说明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确认一次成功的试验，成功的实验如何被从失败的实验中区别开来?以及更一般地，人们为什么要未发现真理而作实验，实验是获得相互赞同的自然知识的特权方法吗，什么使实验方法在科学中战胜了它的替代物?通过案例研究，斯蒂文·夏平与西蒙·沙佛指出:作为划界标准的所谓的实验活动与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科学家全神贯注的是谁将被视为科学的权威、在科学争论中谁的判断将值得尊重、谁的证据被视为可信的、谁的认识方法是可靠的，而这一切都与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所有相互竞争的科学划界，都是针对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一种现象，都在满足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产物的解释需要。再就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而言，所谓科学内部的划界就是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分界，如物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生物学与地质学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强纲领”SSK认为这就从知识的宏观政治学进入到了微观的政治学。“正如把科学与非科学划分出来的那种界限是约定性地勾画一样，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是约定性地勾画出来，拥有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可以选称为知识的权威。……哪一种问题和哪一种现象应该恰切地属于哪一个领域是一个与声望、立场、前景和各种不同领域的资源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所有的约定性决定，都成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科学的制度性结构”。
瑏瑦巴里·巴恩斯等人认为，在科学活动的微观政治的意义上反思这些问题是相当有意义的，无论它多么深奥，多么寻常，这些科学活动都堪称具有政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学活动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因为，“每一次引述都在承认一种权威。分类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扩展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相应地扩大了某一特定领域或专业而不是其他领域或专业的范围。对一个仪器或设备的每一次使用，都证实着它的可靠性，由此又强化着它的发明者或通行的保证人的地位。”瑏瑧SSK以19世纪的科学家对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的《自然创造史的足迹》瑏瑨一书的排斥过程为例，具体说明科学内部的界限勾画过程。这本书描述的是作者就大量的高技术和深奥的问题与一些专门的“科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与此同时引发了什么事、什么不是“纯粹科学”，以及特定的历史遗迹是否值得重视的争论。钱伯斯的著作之所以被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科学权威发言人所诋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瓦解了被大多数科学家视为关键的诸多专业界限。通过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和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的讨论，巴里·巴恩斯最后总结道: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或者是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划界，甚至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划界，只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的。学科的界限由特定的社会团体来维持和界定。这些界线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利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狭义的划界问题)是贯穿于西方科学哲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在科学文化哲学中，划界问题可以具体区别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的外部划界问题)、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别(科学的内部划界)问题。由此可见，科学文化哲学把划界问题更加具体化了。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里面涉及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而很少或不包含人文和社会科学，所以，在科学文化哲学中所说的划界问题最终把科学扩展为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范围，这就真正成为“科学”划界问题(或称之为广义的科学划界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SSK，还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都从不同的层面/侧面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都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揭示了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从逻辑经验主义到波普尔的朴素否证主义，再到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拉卡托斯的精致否证主义，到费耶阿本德和劳丹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消解标准”，再到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和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对以往划界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根批判的链条。这根链条前端很细(绝对标准)，然后越来越粗以至于一根链条变成了几根链条(相对标准)，最后似乎看不见原来的链条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像自然科学领域里某些新发展一样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正如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种种论点也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随着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人们对划界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内容却随之也越来越丰富了，只要我们做到辩证地分析和综合，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清科学的本身，丰富科学的形象。
三、强纲领SSK对科学合理性的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前期，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影响最大。强纲领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他们像社会人类学家分析社会学案例一样，对科学史上诸案例进行考察，并试图找出那些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的知识背后的真正原因。他们发现，这些原因不可或缺地包含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从而得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会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这样一个强文化相对主义结论。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正统的科学社会学家都把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等当作是科学和理性的普遍标准，强纲领则认为这种标准是不存在的。布鲁尔选择了曾以食人著称的，分散居住于中非的民族———阿赞得人(Azande)的神谕制度为案例，说明神谕的预言也与经验一致。阿赞得人曾运用这种毒药神谕来回答十分广泛的各种对象的问题。它曾经具有一种制度化的信念和实践体系的所有权威:“阿赞得人完全依赖它的决定，当获得这些决定时，这些决定就具有了相当于君主的法律力量”，反之，只要不请教神谕，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无意义。他们在做出抉择时，根据一只服了少量毒药的小鸡是死还是活这个“经验事实”，来断定神谕给他们传达了否定的还是肯定的回答。“这是否意味着阿赞得人的信念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这样，从什么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合理的?”瑏瑩布鲁尔认为，尽管阿赞得人的“观察语言”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这种语言还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语言可以使我们确定这些神谕信念的确是“与经验相一致的”。瑐瑠同样，从逻辑关系来说，对阿赞得人来说，过去实现的未受干扰的神谕在过去是可靠的，因而在未来可能也会得到信赖。类似的，在演绎方面，阿赞得人与我们有相似的看法。神谕的结果是从它们解释的前提中“得出”的。像我们一样，阿赞得人在论述中要保持前后一致，而且论述步骤也是从规则到实例，或者从事例到解释。虽然我们与阿赞得人的前提是不同的，被看作当然的假设也不同，但是论证的形式则没有什么不同。由此可见，“无论提出的是逻辑方面的要求还是经验方面的要求，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把这种神谕当做是不合理的信念体系”。瑐瑡此外，布鲁尔指出阿赞得人还可以从有效性、简单性等方面来证明他们神谕的合理性。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强纲领坚持认为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等似合理性标准并没有把科学与其他任何制度性的信念区分开来，换句话来说，这些标准根本无法把制度化的信念加以区别。“适当的合理性标准是找不到的，应当全部放弃这种对信念的可变性的探讨。”瑐瑢“我们没有任何合理性标准可以用来普遍地对人类的理性活动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现有的信念体系或它们的组成部分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制度化的信念的可变性，不能通过构想外在原因会导致与合理性的偏离来解释。”瑐瑣实际上，“强纲领”所持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向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他们仍然是从理论的角度持守其经验主义立场———“强纲领”的目标就是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成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知识———因此他们既不能寻求某种超验的立场来客观地考量自己的实践规范，也不能完全囿于经验内部的规范而丧失批判态度，从而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为自身辩护。它解决了科学知识的“发现”问题，即不同的情境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却无法为不同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辩护”，因而仍然没能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异军突起。其“实验室研究”纲领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及其反思性。实践，典型地是实验，不仅仅是理论的附属物，相反，独立于理论的实验实践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的实验室场所建构了科学的经验特征，而这样的建构是通过实验人员的地方性、实践性的能知来实现的。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强纲领”的不同的合理性的观点。不同的是，这种具有不同合理性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拓展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通过把处于地方性情境的实践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即通过“标准化”，而非“普遍化”过程来实现的。由于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包括针对物的实验，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磋商，科学知识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辩护”，获得其意义和认识论地位的。但是，由于科学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随着情境和支配它们的实践旨趣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这种“辩护”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持续的重构”，即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实践反思中理解科学知识。通过实践，“实验室研究”可以同时解决科学知识的“发现”和“辩护”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逻辑主义强调绝对的经验—逻辑理性，主张与价值无涉的科学合理性;历史主义从科学史入手，否定超历史的绝对理性的存在，从而将价值融入科学合理性的研究，把理性相对化，走向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则试图立足于科学史对逻辑主义的科学合理性的观念加以改造，提出了历史理性的观念;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后现代科学哲学从后现代主义出发，要么弱化科学合理性，要么完全消解科学合理性。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揭开了科学合理性的神秘面纱，指出在科学合理性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从而对科学合理性给予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认识的大致趋势，即从形式的合理性过渡到非形式的合理性;从严格的预设主义跳到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跳到了非理性主义;从对科学内部合理性的寻求跳到将科学内部合理性与科学外部非理性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对科学合理性的哲学分析走向对科学合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的分析。这样，实际上，科学就溢出了“纯粹的科学”的范围走向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作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学分析、政治学分析和文化哲学分析的科学。巴里·巴恩斯自己认为他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一书的认识论要旨是怀疑论的，或者说是相对主义的。“说它是怀疑论的是因为，它指出: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论据，它们能证实某个特定的认识论或本体论是最终正确的。说它是相对主义的则是因为，它指出:不可能根据信念体系接近实在的程度或者它们的合理性，客观地对它们进行分等。”瑐瑤巴里·巴恩斯通过对自然科学文化的分析指出，怎样使自然科学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而又无须求助于基于外部的、“客观的”对自然科学信念之“真”的评价，或对自然科学活动之合理性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有必要把所有信念体系当作是同等来看待，而且他还证明了，为什么行动首先必须与行动者自己的主旨和典型化活动联系在一起。”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