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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实行“以奖代补”政策后，贵州省财政厅对年终决算时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不拖欠职工工资的县实行奖补。“以奖代补”政策要求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以1996年基数测算，每年要控制在3%以内，2007年调整为控制在0.8%。“以奖代补”由原来的保工资发放逐步发展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天柱县积极落实“以奖代补”政策，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从1998年至2007年，长达10年的时间基本不招考与录用财政供养人员。按“以奖代补”政策核算，2014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为11093人，属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县。
（二）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一是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省、州、县三级政府间财税分配关系，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健全规范、明晰的主体税种分享体制，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按省、州、县实行2∶2∶6比例分成，对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三个税种实行州县2∶8比例分成。坚持存量不动，增量调整，对县级公共预算收入超2011年增量集中，2013年集中10%、2014年集中15%，2015年以后集中20%。州对营业税和“二土一资”以2011年为基期年，实行基数上解。坚持增强省级统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为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实施提供财力保障。二是完善财政激励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正面导向作用，调动全县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启动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从2013年8月1日起，对交通运输及其他现代服务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行主体税种分享、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量上划及州级2011年存量上缴州按2012年测算，改革上划省州税收导致全县2013年财力减少7300万元，以后年度财力也相应减少。
二、天柱县财政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近年来
天柱县财政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先天条件的制约，财政改革中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一是预算收支平衡难度大。随着全县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发展需求与财力保障的矛盾日益凸显，民生支出不断增加，刚性支出快速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收支平衡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二是国库资金调度极度困难。“保工资、保机构运转、保民生”的难度不断增大。三是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到期债务偿还资金压力增大，重点项目建设配套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已成为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最大的困难。四是面临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在“阳光”下安全有效运行的新课题，财政绩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五是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缓，税收收入比重较低，收入质量有待提高。
三、深化县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建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财政转移
支付和财源建设制度。一是建议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边远地区贫困县的民族转移支付补助基数。当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主要是中央和省级财政按民族因素法分配数加上与上划中央和省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挂钩的分配数，2014年上划中央和省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控制数为9000万元。二是取消上划中央和省级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挂钩补助控制数，使边远地区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补助到相应的民族地区，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财源建设。三是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加大县级投入的同时，积极争取上级加大对民族地区民族民贸企业、民族产品的项目、资金、政策等的扶持力度，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四是坚持以“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壮大支柱财源，支持专业市场建设，培育后续财源，支持现代农业建设，做强基础财源”的新格局，打造县域财源新根基。
（二）建立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债务成本控制和偿债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地方建设性融资需求快速增长，为满足地方资本性公共产品的融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截至2014年底，天柱县及所属16个乡镇政府性债务余额152878.17万元，虽然比2013年底债务余额减少9595.6万元，但县级政府债务占财政支出比重仍较高，未来偿债压力较重，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将会影响全县财政的良性运行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采取制度约束与行政控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选择合理的举债方式，限制举债用途，保证偿债资金来源，全面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完善债务成本控制和偿债机制。
二、进行房屋征收档案移交时候的流程和时限
一方面，征收实施单位必须在征收工作结束之后的三个月内，将项目档案移交给城建档案馆；另一方面，在进行档案移交的时候，首先应该先将相关的资料交给征收主管部门，只有其通过检查、确定无误并且盖章之后，才能够进行移交。
三、进行方案移交时候的相关手续
在进行档案移交的时候，移交单位应该进行档案移交清单的填写，并且清单应该是一式三份，在双方签字和盖章之后，各留下一份，剩下的一份交给征收主管部门。
四、房屋征收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时候存在的一些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而房屋征收行业也出现了明显的信息化发展趋势。信息技术的出现也发展也给以往的房屋征收管理的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并且以往的管理模式也无法很好的满足当前房屋征收档案管理的需要，所以必须根据需要来进行变革、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并做好管理方面的工作，必须进行通过科研进行房屋征收档案管理软件系统的开发，这样能够系统的管理各项事物，能够将软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优越性真正的发挥出来，在进行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时候，还应该有意识的缩减信息的实际输入量，并保证数据本身的准确性，只有这样房屋征收的管理水平才能够真正的提高，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也会有明显的提高，能够真正的做到信息公开，这对公平公正的真正实现意义非常的重大。通过信息化建设，征收户可以利用前台展示的Internet网络或者是触摸屏来进行系统客户端，来对和自己有关系的房屋征收户信息进行查询，这样能够增加征收工作本身的透明度，能够降低出现房屋纠纷的概率，确保房屋征收工作更好的完成。住房城乡建设部规定了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以及房屋征收的相关部门应该对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明确，对于房屋补偿信息以及征收信息都必须进行公布。就技术方面而言，做好房屋征收档案信息化建设不会特别的困难，只要做好项目功能分析，并进行模块划分，然后再做好软件的设计以及软件的调试工作便能够很快的完成各项任务。其核心问题是确保档案管理信息化工作能够很好的实现，对于那些涉及到房屋征收的相关信息，不能够简单的公开便算完事，必须根据需要进行信息化档案管理。对于那些必须公开的信息必须及时的进行公开，对于那些需要存档的信息则必须及时的进行存档，这样才能够保证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保证工作完成的效果。以往很多政府在进行网站建设的时候，往往是各自为政，存在非常严重的重复建设情况，人民群众想要办事，首先必须了解自己需要办的事情是属于那个部门的，此处暂且不提存在的多头管理方面的问题，即便是找到了网站，还可能因为网站建设存在的问题而找不到相关的信息，所以在进行房屋征收档案管理的时候，首先必须做的便是保证检索的方便性，其次便必须做好数据备份方面的工作，保证数据本身的安全性。
征收补偿的范围是征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种补偿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征收补偿范围主要解决的是应对哪些方面的财产损害进行补偿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也应当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它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集体组织丧失的土地所有权。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线等设施的拆迁和恢复费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地上物的补偿费是补偿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上处于生长阶段的青苗被毁坏后给与未能获得可预期收益的补偿。这种补偿也是农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分析，土地补偿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都是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的稳定的收益之损失补偿，体现了对农民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我国这种补偿范围立法规定，无论是与外国征收补偿立法比较，还是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实践来看，都是值得仔细斟酌的。我们认为，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之立法，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权利体系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征收补偿的权利损失仅限于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等土地他项权利之损失给予补偿。然而，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分割的，而在实质意义上由农民享有和处分所有权，所以，农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个虚有权，只有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但在目前的现实中，这种权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时，国家却恰恰忽视对这个在农民看来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给与补偿，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征收中不对土地承包权进行补偿，似乎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权利，然而这个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国家也因此一再强调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断强化对他的保护，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来专门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所以，当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生活无依靠的困境。
第二、从被征收土地的财产损害角度分析，征收补偿范围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对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如残余土地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等等，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是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上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经规定的关于直接损失的相关补偿费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补偿费，根本不可能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实现全部补偿和全面补偿，只能达到一个部分补偿的效果。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还极力地限制征收补偿的范围，加上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够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就更少。
第三、从土地上所承载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上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收益来源，更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因为我国农民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权利的土地之上。现行征收补偿范围中的安置补偿费，实际上是按照城市的失业模式而采取的劳动力货币安置方案，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却没有给与考虑，而这恰恰是农民所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中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可见，在征收补偿范围上，我国立法缺乏从功能角度的考虑，对农民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之补偿极不全面。因此，从土地承载的功能角度，征地补偿需要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与西方国家征地补偿范围不涉及社保利益补偿问题相比较，这是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载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有收益功能而且还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低补偿标准和很窄的补偿范围，这种征收补偿范围和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变革。根据上文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从相应角度来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规定。
（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因为农民种植和经营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因此，从土地上财产权利体系角度而言，当国家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时，实际上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的补偿难以落实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延用的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显现，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我国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其他现行法律的一些条文规范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这些专门规定对于农民土地被征收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都明确要求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与补偿，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法》也有相似规定。但问题是，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修订，没有规定土地承包权被一并征收时应给与补偿和明确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权补偿方面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使已经生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进行补偿的并行补偿机制。其次，确立被征地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2、应该把土地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
现阶段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为一种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物质互助和情感、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实现的。传统上作为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的土地。仍然是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质或资金来源之一。实行以来，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经营，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应对生存风险(年迈、疾病、灾害等)的物质来源。在国家征收他们的土地后，他们基本上就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因为现在农民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在不断上涨的社会物价与消费面前，是很难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不端攀升的情况下，靠这些征收补偿费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问题，何况谈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以求保证失地农民在遇到风险时有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在征收补偿中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国家实施征收土地行为前，农民和农村在生活逻辑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农民直接面对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他们将要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种与其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模式的巨变中，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当农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体制的转换时，他们会怀念或者试图退回到以前旧体制的生活模式中，但旧体制在征地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被征地的农民就会出现在新旧体制中都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情形，从而形成在“两个体制”中都不沾边的边缘群体。我们认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为农民适应市场逻辑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是解决了征地农民的行动空间与“退路”问题。另外，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把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是把他们重新组织到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来的重要举措。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没有了土地，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又没有获得像城市人口一样的地位，即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最低失业救济金。实际上，失地农民此时已经被强制性的抛在了社会经济结构之外，既不能继续保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场经济结构所认可和容纳，处于极端不利的夹缝之中。这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论身份，我们是农民但没有地种；论生活，我们像城里人但没有社保。”因此，对失地农民实行身份转换——“农转非”，再把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是对农民进行再结构化，使之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同时，也是把他们所处的社会运行逻辑，从前工业社会逻辑转向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根据劳动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直接设立农民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并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使失地农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策略，也是避免他们被沦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被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所接纳的弱势群体。
3、应把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借助因果关系的观念区分二者，认为“着眼于损害之引发，谓损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另一种以行为结果的时间性关联为判断标准，认为“着眼于损害之标的，谓损害事故直接所损及之标的，其损害即直接损害；其他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损害问题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种标准，即征收行为给被征收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害是直接损失，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丧失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损失补偿等；而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间接损失补偿包括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制度范围仅限于补偿直接损失是不妥的，我们认为，征收制度的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补偿，也应包括间接损失的补偿。
关于我国征地中形成的间接损失的补偿项目之规定，可以参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以下几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损失补偿项目，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国家应当考虑给与补偿。（1）残地损失补偿。残地损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如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及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2）工事费用补偿。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残地状态的，国家还应该给与工事费用方面的补偿，以使被征收人的财产能够恢复到基本适用的状态。工事费用补偿是指因收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块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残余地须为通路或挖沟渠、修建墙垣等工作物时所需费用的补偿。(3)移迁费补偿，包括建筑物和动产的迁移费补偿等。（4）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5）对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间接损失的补偿，立法者也应考虑给与补偿，如暂时居住费用补偿与生活再建补偿等等。只有国家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给与补偿，才能把失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补偿范围才合情合理。
三、结语
征收补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征收补偿制度的广度，也体现着对失地农民的损失补偿到何种程度。我国现行的征收补偿制度，无论是从土地权利体系，还是从土地的相关损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来分析，都有征收补偿范围的现行立法不能涵盖并给与补偿的地方。我们应从这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方面的立法，以尽可能地弥补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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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国际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到2000年，中国的外资流入占到世界份额的5％以上，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投资占世界份额的0.6％，成为世界第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国际投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即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去，中国的国际投资也将会更加活跃、更加扩大。对此，我们必须适时地对我国的国际投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修订，以适应入世后中国的国际投资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一、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众所周知，WTO规则是针对其成员国的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及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交易进行约束规范的，而对各国间的跨国投资并无直接的要求，但它的透明度原则对各国选择制定国际投资税收政策却是有约束力的，尤其是各国依据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对各国的跨国投资税收政策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要求。在所有的国际税收协定中，都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这与WTO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精神是一致的。税收无差别待遇是缔约各方向对方提出的税收待遇要求，它要求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能比后一国的国民相同条件下享受的待遇差，具体包括：（1）国籍无差别；（2）常设机构无差别；（3）支付无差别；（4）资本无差别。在此条款的约束下，各国可以对外商投资提供与本国资本相同的税收待遇或优于本国资本的税收待遇，却不能使外商投资承受比本国资本重的税收负担，否则，会被视为税收歧视，影响国家间的对外投资关系。
（一）对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反思
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是依据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制定的，其核心内容是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分别制定两套完全不同的税法，给予前者以全面的、综合的税收优惠，使跨国外国纳税人的整个税负明显低于本国纳税人。显然我国的政策选择并未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相违背，而且对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远优于本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这种选择在国际上是少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加速吸引外资，但作为资本输入国，却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和代价。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其间有过一些调整，但两套税制、税负外轻内重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这种多层次、多环节、全方位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积极作用正日渐消减，而其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却在日益增多。
1.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平等，木利于公平竞争。近年来我国一直投资乏力，内需不足。而外轻内重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内资的投资回报率，本国资本明显受到歧视，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内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入世后，国内市场准入政策将大大放宽，外资企业会长驱直入。如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势必会使内资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劣势地位，难以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2.造成严重的税收流失。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对外资的税收减让及由此造成的税收逃漏（大量的涉外税收优惠刺激了假外资企业的衍生）每年不下一千亿，这说明我国的引资政策成本相当高。
3.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自改革以来，对外商投资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城市等的差别税收待遇格局。这种地区导向上的偏差，一方面扭曲了外资的地区选择，使整体投资环境原本就优越的沿海省份在吸引外资时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因竞相追逐税收优惠也纷纷流向东南沿海地区，更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匮乏，扩大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合理取向
入世前，我国在对外商投资实行全面优惠的同时，尚有一些能够对内资企业予以照顾保护的税收、行政措施。一旦入世，那些照顾保护措施很快会被取消，国门洞开，外资将大量涌入。届时，内资企业将面临与外资企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全面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将处于更加不平等的劣势地位，难以生存发展。因此，尽快调整改革现行政策已是势在必行。而政策调整的合理取向应是涉外税收平等原则，即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在税收上实行无差别待遇，一律平等对待，按照同一套税法规定的相同征收范围和税率征税。这样调整的合理性在于：
1.可以兼顾吸引外资和保护民族产业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决定了我们需要大量吸引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亟需鼓励本国的民间投资，以发展壮大本国的民族经济。在内资和外资都需要鼓励的情况下，选择平等原则恰可兼顾这两方面的需要。
2.客观认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已使我们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虽是大量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对外商投资者而言，一国的市场潜力、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劳动力的价格和素质起着更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3.统一税收优惠，规范税收制度，有利于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政策体系，涉及面广、层次多，纷繁复杂，缺乏政策透明度，往往使外国投资者不得要领，这种做法虽然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不相抵触，但木符合WTO规则中的透明度原则。将现行的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改为平等原则，统一对内、对外的税制、优惠，可使税收政策透明规范，会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设计外商投资税收政策，就可以为中外投资者营造出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环境。因此，调整改革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思路应当是：
第一，统一地方税。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的不同地方税，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改按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以实现与国际接轨；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使用税，同时调整税额，改进计征方法；将城市维护建设税进行合理修订，使其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统一适用。
第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合理确定纳税人。改变目前内资企业以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作为纳税人，按国际通行做法以法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划归个人所得税。（2）统一税率。鉴于国际上公司所得税税率多在20％－35％之间及周边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情况，我国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可实行25％的比例税率，另设20％和15％两档低税率，以对我国众多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保护。（3）统一税基。两税合一后，应在工资福利开支、交际应酬费列支、捐赠扣除、坏账处理、固定资产折旧、残值估价等方面实现统一。
第三，统一税收优惠。（1）按照平等原则，统一设计优惠政策，对鼓励投资的行业和地区，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一律给予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以鼓励公平竞争。（2）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今后对国家鼓励投资的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应使内资与外资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彻底消除优惠外资、歧视内资的不合理现状。（3）对在西部地区举办的符合国家鼓励的产业，也应不分内外资实行相同的税收优惠，以实现国内市场对内、对外的统一开放，从而诱导国内外资金向西部的转移流动。
在实行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的同时，为使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也为了在国际大环境的对比中，使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具有吸引力，我国可借鉴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制订单独的《引资法》，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划、阶段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项目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一方面可给投资者以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可遏制各地区的优惠攀比，从而保证税收政策在全国的统一性。
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受对外投资规模的限制，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研究一直限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个人方面，而对我国法人居民和自然人居民对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政策关注较少。相应地，这方面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也不够系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角度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海外投资，对外输出劳务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抓紧制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我国有资金、有技术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带动设备和零部件出口，发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以促进跨国资本的双向流动。
我国经济经过20年的调整改革，已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并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到200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6430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16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9404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能力已大大增强。但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要求以及国际税收规范的要求，从税收上来讲，我们应对海外投资实施一种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政策，而按照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来设计税收政策恰能符合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讲，所谓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是指对本国纳税人的国外所得与国内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使其投资地点的选择不受税收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稀缺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对我国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做出如下的安排设计：
1.对国外缴税实行限额抵免。纯粹的资本出口中性，要求对本国居民的国外缴税给予全部抵免，但这样有可能侵占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因此，各国在采用抵免法时，都实行了限额抵免，我国也是如此。在我国现行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中均规定：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据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税率高，本国税率低，投资者会有一部分超限额税款得不到抵免，重复征税将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对资本输出中性会有所偏离。不过采用超限额结转抵免，可使这一问题基本化解。目前，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使资本出口中性得以保持。在今后的税法调整改革中，我国应保留这一规定。
二、税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分析
税收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政府与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税务机关内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本文主要研究征纳双方以及税务机关内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以及税务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一）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税收信息本身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税收法规的复杂性以及纳税人作为“经济人”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天然存在。
1.从税收政策方面看，税务机关是信息优势方。
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规的参与制定者和解释者，其对税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纳税人。同时，纳税人经济能力与知识水平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对税收法规的掌握与理解。如果纳税人长时间地不能获取充分信息，就会对税务机关缺乏信心,对纳税行为产生抵触，导致纳税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获取和处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获取税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纳税人比投入少的纳税人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时不对称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凭借信息优势获利，这些纳税人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税收筹划，少缴税款正是为了补偿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异获取利润，实质上是资本的获利性在另一种层面上的体现。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这种行为可以激发其他纳税人学习税法的积极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税法的完善，促进整体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从纳税人生产经营方面看，税务机关是信息劣势方。
税务机关获取纳税人的信息主要通过要求纳税人申报的各种报表及相关资料，一方面由于纳税人税收知识的欠缺，可能会存在非主观错报的情况；另一方面有些纳税人为了少缴税款，可能会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难发现纳税人的偷漏税行为，纳税人违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驱动下这些纳税人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种行为不仅造成国家税款源流失，而且严重破坏了公平公正原则，降低了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市场竞争力，由于税务机关很难区分诚信纳税人与非诚信纳税人，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会选择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出现阿科尔洛夫在《柠檬市场》中描述的“劣币趋良币”现象，造成纳税人整体质量的下降和诚信纳税人的减少，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纳税人逆向选择。
（二）税务机关内部的信息不对称
在税务机关内部，由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人员掌握的资源不同，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
1.从不同层级方面来看
上级税务机关掌握本地区的宏观数据，但是不能完全掌握某下属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税源分布情况，同时也不能完全了解下级税务机关征税的努力程度。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下级税务机关从本位主义出发，出现应征未征或者收过头税的现象。
2.从不同部门方面来看
税收管理部门掌握纳税人的基础资料，收入规划核算部门掌握纳税人的缴税情况，税政部门掌握税收政策，信息部门虽然掌握的数据比较全面，但是缺乏税收业务知识。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时还会存在多头采集的现象，加大税收成本，也会造成纳税人的不满。
3.从税务机关与税务工作人员方面来看
税务工作人员更加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纳税情况，同时税务机关不可能完全了解税务人员的家庭情况以及工作能力。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引发税务人员的“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税务人员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优势寻求信息租金。
三、解决税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对称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
1.主动对外提供信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信息获益。所以税务机关应该率先共享信息，加强税法宣传，创新纳税服务手段，以此来换取更大的纳税遵从。例如可以对纳税人进行分类，根据纳税人经营规模、行业、性质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税收专业服务，有针对性地解决困扰纳税人的税收难题。
2.减少信息传递环节。
在信息科学研究领域，著名的美军传递有关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说明信息在一级级传递的过程中，从上到下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得到一条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传递的环节越多，出现消减、误差或者变形的概率就越高，减少信息传递环节是实现信息准确传递的关键要素。所以在税收征管体制上可以尝试进行机构扁平化改革，合并内部机构，减少中间层级，重点抓住两头，即基层工作人员的信息采集和总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强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门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岛，特别要重视整合后的信息应用，让所有部门共享统一信息。统一操作标准，规范流程，努力将一线税务工作人员掌握的纳税人信息全面纳入管理系统作为征管依据，同时还可以防范信息不对称背后隐藏的道德风险。
4.加强培训。
通过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数据采集人员进行培训，强化数据质量意识，减少由于非主观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准确。
（二）设定合理的奖惩机制
1.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
对失信纳税人采取在社会上公告、增加检查频次等方式，引导和提升纳税人信用意识，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对信用等级较高的纳税人，开辟绿色申报通道，享受更多的纳税服务和一定的税收优惠，简化办理涉税申请的手续。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纳税人申报纳税的积极性，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准确；另一方面税务机关也减少对他们的税务检查力度，降低征税成本。
2.建立考核机制。
主要针对税务机关内部，包括信息质量考核、绩效考核、风险点考核等。例如：对按照规程操作，数据采集质量高的工作人员给予奖励，反之则进行教育与处罚；对税务人员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风险的关键点定期审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对税务人员的激励考核机制应以鼓励税务人员努力工作为目标，同时防范道德风险。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
推行征管手段现代化、全程化，建立涵盖税收各项工作，贯穿数据采集、审核、加工、分析、应用各个环节的信息系统；为纳税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办税系统，提高纳税人获取、申报信息的能力；使用先进工具简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电子影像系统，保证信息一次采集，永久使用；建立规范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平台，积极获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会的信息共享。
（四）强化信息甄别
运用审计技术对纳税人信息进行分析审核，包括两个方面：
1.对税务人员采集信息的审计，测重于审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对不完整信息进行提示或，根据数据内在逻辑，查找可能不准确的数据，根据工作规范要求，排查超过时限未办结的任务。例如：税务人办理税务登记后，在一定时限内要求税务管理人员对其进行纳税限定，可以定期对超期未限定的纳税人进行筛选，防止漏征漏管。
2.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审计，侧重于审核申报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通过对纳税人申报的各种资料，如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基本信息表等进行比对，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进行核对，如从工商部门获取的股权转让信息、国土部门获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门获取的立项信息等，同时还要对本地区相似企业进行横向对比，甄别纳税人申报信息的真实性。
沃尔玛虽然拥有核心竞争力，但其在欧盟和日本市场征战的经历说明，当地企业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开发出差异化战略来形成与沃尔玛的竞争均势。因此，面临零售业全面开放后沃尔玛们在中国的扩张，我国大型零售商要想稳住地盘，逐步做大做强，也应积极发现和培育自己的核心能力。为此首先要有一套核心竞争力战略，而制定这样一套战略，可以瞄准顾客价值、取舍经营活动、整合系统能力和创造持久优势。
瞄准顾客价值
顾客价值，就是顾客眼中的好处。顾客群的特点不同，其眼中的好处有别。高端顾客看重商品和服务满足自己偏好的有效性，而忽视其价格；低端顾客对价格高度敏感，却并不在乎商品和服务的针对性。至于中端顾客，往往既重价廉又要物美，因此沃尔玛能用“天天平价”加“超值名牌商品”打动他们。据此可知，瞄准顾客价值，就是盯住一类顾客群和他们眼中的好处，想方设法满足其需要。哈佛商学院管理学家麦克尔·波特，将瞄准顾客价值视为竞争战略的出发点，不过他使用的词汇是“战略定位”，意即找准企业应该创造的顾客价值何在。他认为可以利用三条渠道来进行战略定位：一是从企业提品的结构考虑，看能否利用产品结构创造范围效益和规模效益，从而满足顾客的个性需求和低价需要；二是从顾客的需求偏好出发，找准顾客最严峻、最迫切、最广泛、最持久的消费难题，迅速整合供给能力加以缓解，以此为顾客排忧解难；三是借助企业与顾客在地域空间或其他方面的联系，量身打造产品或服务，使顾客同时享受价廉、物美、方便的实惠。据此，零售商瞄准顾客价值，要善于发现沃尔玛们没能察觉的顾客偏好，将它作为本企业目标加以开发；或是从本企业具有的独特优势出发，将其开发成能给顾客带来明显利益的竞争优势；或是依据本企业接触顾客的便利条件，将其打造成沃尔玛们难以攻破的竞争优势。
瞄准顾客价值，就是要明确本企业该为什么样的顾客群服务，解决其什么难题，为其创造什么价值。我国零售市场潜力巨大，广阔的二、三级城市市场和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市场，应是巨大的开发空间。在这些市场中，我国零售商可避开与沃尔玛们的正面交锋，发挥自己在本土文化﹑政府公关﹑贴近顾客方面的优势，瞄准某些顾客群的价值取向，开发自己独特的核心服务。如沃尔玛的天天平价，只能对价格敏感族发生作用，但消费品中有许多大类都并非靠低价取胜，因而可以这样错开沃尔玛们的核心服务：若靠近高档社区布点，可瞄准顾客群的健康追求，以绿色食品吸引顾客；如设立家电卖场，可突出随时上门服务抓住顾客。又如沃尔玛连锁店，多以有车族为目标客户群，建得规模大距离远，令步行族十分不便。于是，就可利用这种楔机紧贴新建小区布局中型连锁店，吸引买菜做饭的老年族为常客。再如，沃尔玛们规模大占地广，无法入住大学校园，更不能追随建设工地，我们就可将商场搬进校园，甚至建立流动商场转战工地。总之，我国零售商完全能瞄准和开发越来越多的顾客价值。
取舍经营活动
一旦瞄准顾客价值，也就确立了本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核心服务，接下来就要大胆取舍经营活动和经营品种，以开发自己的终端服务。所谓取舍，就是要明确如果为此类顾客创造界定的价值，哪些经营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而哪些商品种类又是完全不必的，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定位和活动取舍是弱小企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之策，有可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但在取舍经营活动问题上，我国零售商大多存在着思维误区，简单地认为经营的品种越广，承诺的服务越多，招揽的顾客就越多。实际上，经营品种越广，企业形象越杂；承诺服务越多，经营纰漏就越多，结果往往将企业业务和名声搞砸。
所以，我国零售商在战略定位后，一定要抓住如何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核心问题，敢于取舍经营活动和经营品种。要坚决克服经营范围和经营品种毫无特色、千店一面的传统习惯，紧盯顾客群的需求偏好和消费难题来调整商品范围、添减商品种类、改变服务内容。在此基础上，才能旗帜鲜明地突出自己的服务对象、服务宗旨、服务品种和服务特色，才能由此树立企业形象和服务品牌，才能凭借鲜明的服务宗旨、服务品种和服务特色吸引服务对象，培养忠诚顾客，扩大口碑作用。取舍经营活动和经营品种要注意三点：选择品种不要随波逐流，即零售商要坚持自己的战略定位，拒受短期利润诱惑，不盲目经营那些容易混淆战略定位、败坏服务品牌的流行产品。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我国许多商场司空见惯，还美其名曰紧跟潮流，实则降档为个体摊贩。扩大品种可以挖掘潜力，意指零售商为强化自己的战略定位，有条件的服务品种要上，没条件的要创造条件上。如零售商场多无商品品牌，但为突出质量控制能力，可对重复消费率较高的日用品实行自有品牌策略，既可节省营销费用，又能强化对上游厂商的控制力。强化经营应重视同业并购，即利用资本运作手段，整合其他企业资源来强化自己的战略定位。我国零售商大多资金少而规模小，靠单打独斗，很难在短期内按其战略定位打造出为明确的顾客群服务的宗旨、品种、质量和品牌，所以同业并购应是大敌当前求生存的唯一出路。
整合系统能力
为打造自己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零售商在瞄准顾客价值、取舍经营活动后，还要整合系统能力，也就是把选取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品种有机组织起来，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供应链系统，以便多快好省地实现为既定顾客群提供既定价值这一重要任务。鉴于供应链管理是零售商最为核心和关键的环节，而我国零售商恰恰在这一环节凸现劣势，这就需要强化下述四方面管理。
紧跟顾客群的需求偏好。对于锁定的顾客群，要紧盯其需求偏好，想方设法加以满足，这是供应链中第一重要环节。应将“让顾客满意”、“顾客就是上帝”等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始终，落实到企业运作细节。紧跟顾客群需求偏好，所需的不仅是在日常细节上切实为顾客着想，例如按顾客购物规律布局商品、设定通道、安装灯光，或是表达热情、营造气氛、塑造形象，而且要敏感顾客动向，揣摩顾客心思，发现顾客不满，满足顾客所需。具体说来，管理人员要系统收集顾客信息，分析主流顾客群期望，并据此随时更新商品组合，改进商品陈列，营造方便环境，促进顾客满意。此外，把顾客利益放在首位，还要在采购中坚决维护顾客利益，确保商品质量，降低采购成本，杜绝假冒伪劣，防范质量失控。
强化与供应商的战略联盟。供应商构成零售商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对其经营成本和效益举足重轻。零售商与供应商结成战略联盟，可强化共享利益，降低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也可激发供应商积极性，提高其长期合作的忠诚度；还可加强产销交流，加速存货周转，提高运营效率；甚至可建立起排他性供货渠道，应对来自其他零售商的竞争。零售商与供应商结成战略联盟，可首先规范合作信用，不拖欠货款，不借机扣款；继而及时准确地订货、收货和出货，并与制造商共享这些销售信息；三是与制造商休戚与共，共同维护市场价格体系；四是共同研究顾客需求，共同制定业务规划，密切协调产销衔接；五是开发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OEM协作，降低双方营销成本；六是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打造集研发、生产到销售为一体的排他性大型产业集团。
加强对物流配送系统的管理。物流配送体系的效率，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零售商的盈利水平。沃尔玛独特的配送体系，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加速了存货周转，有效支撑着沃尔玛“天天平价”的核心服务。反观我国零售商，往往只顾高速扩张规模，却忽视物流配送的系统建设，结果严重制约规模效益的发挥，甚至整个企业成为高速扩张的牺牲品。因此，物流配送系统建设应是当务之急，为此可首先多渠道地利用“第三方”物流，形成卓有成效的配送系统，进而依靠雄厚起来的实力自建配送体系，量身打造核心竞争力。
加强对供应链信息流的管理。信息共享是实现供应链管理效益的基础。一条供应链要做到上中下游各环节协调，必须先在各环节主体间建立和运行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与共享系统。当然，我国零售商目前尚不能象沃尔玛那样，投资4亿美元发射商用卫星，实现全球联网，即时监控和交流从收银台到生产线的整个物流状况，但也应尽快提高供应链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尽快实现对各门店各种商品库存、上架、销量的信息化管理，减少缺货情况发生。要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与供应商的自动订货系统，据此向供应商发出采购指令﹑获取收据和装运清单，同时通知供应商其产品的销售情况，特别是分类销量﹑存货﹑缺货等。从这种基础出发，零售商应逐步做到商店销售与配送运营保持同步，配送运营与供应商生产保持一致。
创造持久优势
最后，为打造核心竞争力，我国零售商还必须创新服务，以创造持久优势。细节决定成败，沃尔玛非常重视提供超值的服务来强化其核心服务和核心竞争力，为此开发了一系列方便顾客、服务顾客的经营原则和规章，结果不断巩固和加强了与主流顾客的关系。相形之下，我国企业注重细节的服务开发，仍没提上议事日程。做得好的，无非提供一点微笑服务，而在要求退货、换货、认错时，表现往往大失水准，令顾客反感，遭舆论谴责。至于提供的超越顾客期望的服务，实在犹如凤毛麟角。按理说，像我国这样的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多雇些人，多为顾客着想，在与顾客接触面上多注重些服务细节，只需多用心思，是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但就是难得有企业想到。凡此种种，都在细节管理之列，值得零售商重视、改正和创新。
参考资料：
1.饶菲，供应链管理--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J]，商场现代化，2001
（一）、体制运行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管理。财政税收工作同时受到业务和行政的制约，在财政税收管理进行过程中，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弊端。部分管理工作者会目无法纪，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背原则，做出影响财政税收管理顺利进行的事情。有些地方，税收人员不断削减，管理机构也在日益减少，使得管理力量单薄，而且缺少了组织的稳定性，工作人员缺少工作的激情，无法带动先进的管理。
（二）、财政税收的管理的监督监管不到位。税收管理体之中缺乏有效可行的监督机制，这会造成一种无责任和危机意识的状态，导致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
（三）、民主管理的形式在体制上只是空有口号并没有完全落实。部分地区不能落实民主管理制度，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务公开，即便有形式上的民主小组形式，但是并无实际意义。选举几乎都是大领导内定，不能通过民主决定，造成管理人员不够专业，无法以身正则，起不到任何监督监管作用。没有很好地要求，财政税收工作就不能很有序的运行。
（四）、在目前的税收系统中资金效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优化。即便在制度上将收入和支出分成两个部分，但是实际还是混为一谈，一起运行。而且在专项资金调用时需要层层过关，分批拨付，这就直接影响了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效益，从整体来看，各部门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没有完全有序化，分工不够明确，致使我国财政税收管理资金效益得不到提高，造成严重的浪费现象，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的快速发展和创新。
二、改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之举
（一）、财政税收的管理体制需要完善，必须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整改体制。就目前状况来说，我国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依然不够健全完善，并且在这个体制的建设中始终循环着集权分权，而且影响深远。在财政税收的管理上，目前我们的状态是很疏忽的，工作人员对于管理的认知观念也是比较淡薄。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加强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整改，并将此工作作为现行财政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制度规范，加强法律权威；同时财政税收管理秩序也要稳步的落实，做好财务管理机制的完善，对于债务管理要加之强化，避免出现不正常的债务现象，使得财政税收管理关系处于健康、和谐的关系之中，能够有效的促进其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的主要执行者是工作人员，因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加强绩效评估，深化体制整改的强度只管重要。税收管理工作要想取得很大的成效就需要由综合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人是管理运作的主要传达方，因此为了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此，我们必须要形成成文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定期的培训以强化行动观念。并且对于财政税收的专业知识以及培训材料，要加强规范创新，优化知识结构，使得管理服务与理论指导相统一，提升整体的协调能力和办事效力，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要做到有效的精兵简政，尽量减少繁冗机构，降低自身成本支出。绩效评估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着良好的作用，因此在税收管理工作也实行绩效评估，会大大提升工作人员形象，提高工作积极性，提高财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收支是财政税收的体现，收入和支出要有明确界定以避免出现混乱管理的现象。管理中会有很多的经济措施，对于收支的管理要利用好可行措施，建立一整套可行方案和体系。在人员管理上要认真做好收支项目的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遵循一定的原则明确收支范围的定义，科学确定税负比例，并且合理配置各种税收服务领域，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还要明确财政税收管理职责权限，进行相关的职责划分，逐步把财政税收管理归入预算管理范围之内，同时调整在税源转移以及跨区域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现象，降低市场或者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于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税收工作要想稳步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机制，因此我们要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税收机制的运作。
（四）、资金作为财政税收的体现，必须要提高使用效益。我国的财政税收一般都是用在公共事业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提财政税收资金的有效使用，使其发挥有利的效益。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要整合财政税收资源，公开化、透明化财政税收，加大对潜力事业的扶持，并为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为了资源的共享做好一个共享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部门要适当的照顾基层发展，现在基层发展需求的扶持比较渴望，税收资金在这一方面会有很高的效益体现。最重要整个资金的使用过程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的管理，以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条例》颁布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规范账户管理，实行源头控收
根据《条例》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的，一律视同“小金库”处理。为了把这一规定落到实处，株州市财政部门一方面是在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统一设立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并签订了代收协议，其网点均可代收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和缴款人可以就近将非税收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为执收单位和缴款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在征收管理系统上线和新版票据发放之前，通过严格审核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以湖南省财政厅统一制定的非税收入项目库和单位经过年检的收费许可证为依据，纠正了一些超标收费和乱收费问题。使用征收管理系统和新版票据后，单位执收的非税收入只能直接缴入“株洲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单位过渡户得以撤销，“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规范。据统计，市本级共撤销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户14个，清缴以前年度滞留的收入211万元，接管国土收入过渡户收入4965万元。
（二）坚持收缴分离、依法加强征管
2005年元月1日起，市本级全面推行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征管模式。1.改进征收方式，坚持收缴分离。法定征收单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受委托征收单位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缴款书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将款项直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收取之外，禁止非税收入执收或受委托单位当场收取现款。2.严格减免程序，做到应收尽收。非税收入正常的缓征、减征、免征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禁止随意减免、越权减免和收“人情费”的行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征或减免非税收入的，由执收单位提出意见，经同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3.明确征收主体，完善委托征收，进一步理顺了防洪保安资金、污水处理费、电费附加、水资源费、国土收入等委托征收收入的管理，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加强了核算。对防洪保安资金、国土收入、基本建设联合收费建立了征收台账。此外，对涉及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也逐步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实行就地缴款、分级划解。
（三）落实收支分离，推进综合预算
从2005年1月1日起，株州市本级根据《条例》规定，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更规范的预算管理。株州市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于预算年度开始前，认真核定市直单位非税收入年度计划，测算并扣除政府统筹资金后，作为非税收入年度预算。株州市财政局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市级执收执罚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及时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各类非税收入都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归集后，定期划解株州市国库或财政专户，纳入财政管理。此外，在财政部门内部也实现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管征收的部门不管支出，管支出的部门不管收入。
总的来看，通过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理顺了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推进了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增强了非税收入运行的透明度，发挥了非税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支持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了腐败。
二、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条例》颁布实施后，在现实的政府非税收入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收支脱钩和全口径预算还没有真正到位
《条例》规定，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预算管理。此外，从规范的部门预算角度来讲，也要求做到财政性资金统一调度、统筹安排、“收支”脱钩，即单位的支出与单位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单位的支出依据其工作职能、工作项目的重要性来确定。但实际上，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在利益面前，仍有不少单位、部门思想上对此难以接受，所以目前为止基本还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从而导致单位、部门之间分配不公，苦乐不均，财政仅仅成了资金的“中转站”，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难以发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收支真正脱钩，又将影响单位执收的积极性，致使非税收入不能应收尽收，导致收入任务难以完成。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当前，有些行政事业单位钻了政策的空子，将一些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管理，仍然凭借行政权力变相收取，使用税务票据规避财政管理，增加了群众负担；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下设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协会），同样是凭借行政权力收取会费或拉赞助，没有纳入财政管理，有些就变成了单位的“小金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非税收入增收与规范管理不协调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一15%，中等收入国家为15一25%，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0－30%。一般说来，非税收入在各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多为20%左右。株州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30％左右，比例较高。当前，株州市财政收入每年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水涨船高，对非税收入也有较高的增长要求。如果按照《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那么，从短期来看，传统模式的非税收入规模必将受到影响，至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将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对年度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将产生负效应。在县区特别是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推进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进度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财力的限制，不少基层单位经费不足，其本级财力无法保证正常运转，于是一些不规范的收入应运而生。要规范管理，首先要痛下决心，对这些不合理的非税收入进行规范，但同时又给财政增加了压力，所以，不少地方进退两难。
三、对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改进措施与建议（一）强化资金预算管理
非税收入是各级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当前非税收入尚未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的过渡阶段，政府应加大非税收入的统筹力度。要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真正统一的财政预算，把收支两条线落到实处，从而逐步改变过去那种“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分配格局，从机制上解决以前那种受部门利益驱动，乱收、乱罚、乱支等现象。总之，非税收入管理涉及面广，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到执收单位的利益，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又要规范其执收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税收入管理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二）加强监管，规范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展开。”①既然没有证据的支持可以导致诉讼主张的不成立，那么收集到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是诉讼胜诉的根本保证。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有理的官司打输了，没理的官司却打赢了”的情形，固然有审判不公、当事人主张不利、诉讼人失误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容否认，没有收集到适格的证据是丧失诉讼主动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说，传统的证据类型在证据法中的收集规则比较完善，这是多年的证据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检验的结果。然而，“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电子证据的收集也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
一、循传统论
有观点认为，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而法律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只要遵循传统法律的精神即可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看法只能勉强应对网络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的状况。加拿大法律教授大卫·约翰斯顿早在1968年的《计算机与法律》中就已做了法律这个老瓶装技术这个新酒的尝试。在1995年，他与桑尼（安大略的律师）在第一次合作出书时，已经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商业给法治带来的种种难题，其中很多难题是传统法律所无法解释的。②在我国法律目前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并没有电子证据的一席之地；但是电子证据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早已体现出与传统证据不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传统的证据收集方法总是差强人意，甚至完全不能套用。为了说明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局限性，需要对原有的搜集方法进行分析：
就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等证据而言，可以通过固定、提取原件、原物等形式收集，确有困难时可以通过复制、抄录、拍照等手段来收集，这使得司法机关通过勘验、搜查、调查、扣押等途径搜集传统证据时的技术难度并不太大。电子证据则有所不同，它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数据。复合性、高科技性和无形性塑造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事情还不止于此，电子证据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磁性介质，具有易改动、易出差错、易泄露等特征；这也使得电子证据的收集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保障。鉴于电子证据使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存储以及信息呈现形式多样化，导致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电子证据的存储地点亦不易察觉，它可能存在于某台计算机或存储设备之中，也可能在网络上的某台或数台服务器中，数据可以被隐藏或加密，这就造成了电子证据提取方面的困难；③即便发现电子证据，也不能贸然对数据进行Copy和导出，电子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往往成为大费脑筋的事。硬件损坏、误操作乃至病毒和黑客的袭扰甚至会造成电子证据的毁损灭失。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势。正因为如此，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电脑罪案组侦缉总督察陈国雄出席一项研讨会时表示，电子商贸在香港正逐步发展，而搜集电子证据（Electronicevidence）时的确存在问题及危机。④因此警方及廉政公署正与科技大学合作，以确立搜集电子证据的标准程序。
既然司法机关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上遇到如此的困难，当事人更是不能幸免。由于证据的取得要遵循合法、自愿、真实的原则，当事人不能利用公力手段“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获取电子证据，同时对他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是否为原初状态亦难提出有力之抗辩。即便获取相应的电子证据，也必须借助于具有一定软硬件配置的计算机来呈现；打印成书面形式往往备受争议，因为传统的书证审查方法无法断定该份证据的真伪。
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在证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即便把电子证据暂时归入书证或视听材料来处理，也不能忽视其收集方式的特殊性。为避免证据学研究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陷入“马太效应”，惟有突破传统的局限，抢占制高点，注重与高新技术的“联姻”，才能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制定出电子证据的有效收集规则。
二、唯公证论
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虽然可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但是也使得电子证据究竟如何收集面临诸多责难。为了确保电子证据具备无可指责的法律效力，致使当前的司法实践不得不更多的依托于公证的帮助。
其实公证活动早在古罗马奴隶制时代就开始了，无论是“诺达里”还是“达比伦”，都为公证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以来，公证的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公证本身具有使法律行为生效的效力、具有作为证据的效力、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合同、收养、继承、委托、身份等关系往往借助于公证形式获得法律强有力的保障。⑤公证要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毋庸讳言，由于电子证据不易保存和提取，对电子证据办理保全公证无疑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本人仍要对“唯公证论”表达如下看法：
首先，电子证据是高科技的产物，它产生于计算机及其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采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⑥在一定意义上说，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才能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传统的公证手段还不能在技术层面拥有如此神通。也就是说，公证人员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公证，就有可能让人质疑公证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否真的相符。
其次，“唯公证论”与法理不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如果承认公证是电子证据收集的唯一选择，是否意味着免除了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作证义务？如果将当事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简单地以未公证为由否认其效力，就会让人有理由相信对电子证据采用的是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歧视性标准。既然电子证据的收集可以用公证的方式进行，那么律师见证、证人证言（包括中转存证机构提交的相关电子数据、ICP的证言）甚至司法机关主动收集等方式也是值得采纳的。以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且难留变动痕迹为由就对其收集进行歧视性规定有欠妥当。
再次，从成本角度来考量，公证方式并不经济，反而有些“贵族化”；就收集电子证据而言，采用公证的方式往往比采用其他方式付出更高的举证代价。⑦将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子信息资源获取与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公证行为相结合，作为电子证据取得的唯一有效途径，不仅让电子证据走上神坛，还可能对对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构成实质性伤害。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作出法律规定时，“我们绝不能无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
三、自由收集论
“自由收集论”主张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应进行过多的限制，完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事实上，将电子证据无论归入传统证据类型，还是作为全新证据类型看待，都不能抹杀电子证据在固定和提取过程中的特殊性。由于电子证据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原件，其源代码往往令非专业人士无法识别，普通人只能看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当电子证据以其直观、生动、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时候，往往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这也是当前法院为何在乏范状态下不敢对其轻易采信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那么这种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
首先，电子证据收集的技术因素对“自由收集”构成障碍，电子证据的存放地点与众不同，它在计算机的硬盘或者存储设备，乃至网络服务器中是以电子数据的面目出现的；且不论硬件损坏或误操作，单是数据的加密、隐藏以及计算机病毒、黑客的袭扰就可能使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变得非常困难。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和识别，整个收集过程将变得难以操作。电子证据的易改动性给证据采信带来较高的风险，因此数据签名、身份验证、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安全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量因素。“自由收集”尽管成本较低，却因为在安全机制上存疑，仍然难以给诉讼以有力支持。
其次，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等也是要受到证据提取规则的限制，电子证据的收集也要遵循证据提取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方面的法律出现真空，就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采用随意的态度，人为增加电子证据被采用的难度。在乏范状态下，仍应对合法性原则予以必要的尊重；至于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为电子证据这种新型证据的有效收集提供了总体的判明标准。例如，从事电子商务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如果能将约定传输的计算机数据资料交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中转存证无疑方便了电子证据的收集，而且使电子证据更容易被各方接受。当然，这里的第三方并不应该仅限于传统的公证机构。
结语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大行其道，并不只是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交易平台，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日常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的方式。因此，并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纠纷，即便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只要当事人需要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相关数据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也会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收集问题。换个角度来理解，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学科综合趋势已经扩展到人类生活实践当中，至少我们可以承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证据法律的应用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础建设还很薄弱，法律、管理以及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才促使我们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就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而言，乏范状态是暂时的。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①《律师证据实务》，秦甫等编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在线游戏规则——网络时代的11个法律问题》[加]大卫·约翰斯顿等著，张明澍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收录于《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④《香港设立83名“网上警察”专责调查电脑罪案》，载自《电脑报》1999年11月12日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彩票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税收征管数据采集是整个税收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税收征管信息化的当今，可以说没有数据来源整个税收征收管理过程就像无米之炊，低质量有缺陷的或者不合格数据则会造成税收管理结果的失真乃至整个管理决策的失误，对税收管理活动的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提高税收征管数据采集质量有利于保障税收管理活动的正常有效开展，有利于为税收管理各级组织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提供依据，有利于税务机关对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利用，有利于征管质量和效率，推进依法治税进程。
一、影响税收征管基础数据质量的因素
（一）历史问题造成征管数据分散、不规范 。
一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发达国家的信息化过程先是较广泛地使用了主机/终端方式，在pc机出现后才逐步过渡到客户机/服务器方式。因此，在数据管理上一直比较重视集中、规范，较早地使用了关系型数据库，并由此带动了领导者和计算机技术人员对数据质量重要性的认识。而在我国税务系统，虽然信息化起步较早，但税收征管中大范围的计算机应用是从pc起步的，pc机在数据管理上的优点是应用简单、人机界面好、灵活，造成系统操作的随意性大，又由于原先手工操作传统的惯性影响，数据的人为性较强，个人的随意性影响了数据规范。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年份之间、甚至同类业务不同处理环节之间，数据口径不一致，可比性差，造成征管数据上的历史问题，虽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利用率普遍很低。
二是原有管理体制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原有税收管理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执行中又是条条分割、各自为政。因此在数据统计上是各级税务机关各自定义指标体系，各自下发统计要求，各按自成体系收集，各自分析上报。同时由于在市场经济转型期，机构频繁变动，报表处理方式经常发生变化，具体征管人员在信息化浪潮下无所适从，这些不仅给基层部门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损失了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地方的征管信息系统，纯粹是一个录入、开票系统，极大地影响了信息化的质量。
三是数据管理和采集不规范。现阶段，我省秦税工程征管业务系统中的征管数据采集包括根据税收管理活动需要主动到纳税人处进行采集，以及纳税人开业登记、纳税申报、办理许可、资格认证、领购发票等提供资料数据，税务机关被动采集两种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由于各应用软件的实现目的、指标口径不同，未能进行有效的整合，致使所需的高质量基础数据难以保证；二是由于手工采集数据量大，容易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三是可依据的采集数据标准缺失，造成采集数据规范性不够厚；四是纳税人提供的数据完整性、真实性差，准确度不高；五是利用互联网采集外部数据的共享程度低，采集利用的可能性配套环境不够；六是数据采集过程有效审核控制机制不够健全；七是数据采集人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八是由于征管数据的变动性大，对纳税人动态数据采集不及时，造成数据信息适时性差。
二、提高税收征管数据质量的对策
（一）原始数据的全面、准确采集
提高全员税收征管数据质量意识，使其具备满足税收征管数据采集质量的能力需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是税收征管数据采集质量管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与素质保证。不断提高数据采集人员知识更新培训，以适应新的税收征管数据采集质量管理能力需求。在征管信息系统中必须保证正确无误地输入和记录数据，税务部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多个渠道，多个部门，一是来源于外部，如税务登记表、纳税申报表和企业财务报表等；二是来源于内部，如核定税款通知书、催报催缴通知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等，这些数据既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填列，也有税务机关、受委托代征单位填列，数据录入部门要加强责任意识，严把入口关，保证数据准确、及时的进入征管信息系统。
（二）设置较完善的数据校验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