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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金融；监管弊端；模式完善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已进入电子金融时代，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监管标准均存在一定的空白，成为行业的风险隐患。因此，要在鼓励发展的同时健全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成长。
一、电子金融概述
所谓电子金融（efinance），又称互联网金融。从狭义上讲是指在国际互联网上开展的金融业务，包括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等金融服务及相关内容；从广义上讲，网络金融就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适应电子商务（ecommerce）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网络时代的金融运行模式，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金融活动的总称。
二、电子金融的主要存在形式
（一）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是指借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在用户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间以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支付，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
（二）P2P网络信贷
网络信贷是指以网络信贷平台为媒介和载体，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提供中介服务，资金汇划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该模式使得拥有资金并且有投资意愿的个人，通过第三方建立的网络融资平台牵线搭桥，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将资金贷给其他有借款需求的人，解决了资金供求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其收益率高、门槛低等优势，P2P网络信贷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三）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
三、电子金融的主要风险因素
（一）法律风险。中国目前只有《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银行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等几部零星法规，缺乏对网络金融系统、详尽的司法界定和行为约束。
（二）操作风险。一方面包括由于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的不完备或失效，或由于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客户缺乏金融业务的专业知识，对网路操作系统也不熟悉，很可能在自己办理业务过程中出现手误等操作风险。
（三）技术风险。网络金融业务及大量风险控制工作均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在客观上存在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破坏、病毒入侵以及技术变革滞后于金融业务需要等问题。
（四）市场风险。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金融业开放度不够。金融牌照严格管制、行业垄断明显、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存款保险制度缺失、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等。金融市场环境不完善给互联网金融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四、当前监管弊端
（一）法律规范不足
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关于网络金融风险安全及监管的正式法律条文。这使德监管部门在具体风险监管工作中无法可依。
（二）金融市场的行政管制过于严格
由于金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金融监管机构被赋予了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大量的创新需要报监管机构批准后才能推向市场，而监管机构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风险容忍度低，导致企业创新步伐被迫放缓。
（三）监管责任不明确
互联网金融监管涉及到网络监管和金融监管两个方面，没有明确的责任权限，当出现监管问题时，两个部门容易互相推诿责任。
五、监管模式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体系
修订、完善现有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专门针对电子金融业务及其风险的监管规则，尽快将网络信贷等新型互联网金融形式纳入监管范围；完善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关的基础性法律，加快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立法；加快电子金融技术行业专利保护立法，促进技术创新。
（二）明确监管职责
对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改组，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并对其监管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各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协作。
（三）推进监管技术进步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统计监测、反洗钱监管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有关基础性工作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尽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将互联网金融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纳入企业和居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采集范围，作为准公共产品向严格准入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商开放；加快推动征信立法，利用各种措施增强全社会的信用评级意识，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
（五）发展互联网自律组织
为了帮助初生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茁壮成长，行业自律成为正在拟定的监管大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动成立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自律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建立行业内部投诉处理机制。
参考文献：
共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在法律世界中的某些同源且相异的制度与模式，比如，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和解、调解、仲裁、诉讼，这几种解纷机制若是单独存在，必定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私法关系，但当这几种机制同时存在时，当事人就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来选择最合理的解纷机制。有了这同源但相异的不同制度选择，才能让每一种制度能各得其所。
法律世界中的共生现象为何能带来良好的效果？法律制度与模式的创设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同的价值判断会给法律制度与模式注入不同的社会精神，但社会发展的承先启后，往往吸收以往的精髓，抛弃旧习，创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法律，这就造成人们在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中，不仅要积极履行新法，更会努力的传承旧法中的精髓（尽管它们在新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因为旧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曾成功的调整了社会关系，并在人们心中形成信仰。这就造成一种现象，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被新的体制所取代，而是与新体制共同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弥补着新体制的缺陷，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互补互助，共生于法律世界。
二、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
民法兴盛于资本主义时期，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则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在此先简述此两种模式的特点：
近代民法模式可说是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其确立了抽象人格、私的所有、私法自治、自己责任等创造性的法律制度。抽象人格将一切人，无论雇主或劳工，法人或商人，抽象成为绝对平等的主体，在同等的条件下自由交易；私的所有是资本主义的根基，也是物权制度的基础，它确立了物的绝对性与对世性，从而将私有制法律化；私法自治则充分体现自由之风潮，是民法的奠基性的原则。鼓励自治、自愿，契约自由；自己责任规定造成他人损害或不利益的情形，行为人只在有过错时才承担民事责任。
现代民法模式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反省，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所得的产物。首先，它确立了具体的人格，由于抽象的人格忽视了无资产者的天然劣势，它所谓的无差别化实际上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因而，现代民法具体了各类人格，加强了对弱势主体的特殊保护；其次，对私的所有制的社会制约，由私有制确立起来的物权制度使得物权成为异常强大、强制的权利，但若是在土地、紧缺物资、药物等切关民生的物资上赋予强大的物权，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难免遭受侵害，因此，现代民法为私有制附加了社会权利的制约；再次，倡导受规制的竞争，私法自治所倡导的契约自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但绝对的自由竞争带有盲目性与滞后性，为使竞争更加理性，现代民法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适时地加入政府、社会的干预，使得财富的创造更加有序；最后，提倡社会责任，近代模式中的自己责任显然无法涵盖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各种侵权行为，反而为侵权行为人开脱了部分责任，公害事故、交通事故等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更使自己责任在巨大的道德压力面前显得单薄，因而，现代民法在承认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发展了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等责任制度，使得民法起到保障社会的作用。
三、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的共生
上述了两种民法模式的不同特点，在时代的脚步面前，现代民法模式已成为人性化、理性化、社会化的新型民法模式，在新的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面前扮演引导平等主体合理自治的角色。但现代民法模式并未真正取代近代民法模式，而是构成两者共生的现象。
关键词:腰带 变迁 时尚演进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腰带一直伴随着人们走过了各个朝代、各个地域。腰带是一种束于腰间或身体之上的服饰品,起到固定和装饰美化作用。在服装史中,腰带具有多种形式和不同名称,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不同作用。近年来,伴随着服装多元化的趋势,新的工艺和表现手段不断被拓宽,腰带也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不同风格的服装中,成为设计师们手中充满变幻的设计元素之一。
一腰带的功用、材质、工艺变迁
腰带从产生之时就具备了它的实用性,比如人类的祖先用树叶、树皮、兽皮等物缠绑于身体,或保暖护本,或防晒防虫等。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皮革的出现,赵武灵王开始推广胡服骑射,胡人的腰带是以皮革制成,附加了许多特色的小环。当时的腰带使用带钩加以束缚,带钩用铜或镶金制成。
在各个朝代官服上的腰带,也同时具有实用性和象征性。先秦时期,丝带形制比较复杂,颜色、装饰各不相同,等级差别十分显著。甚至对带子系结后下垂部分的长短尺寸,都有严格的制度。到了唐宋时期,官服中的革带是标志官位高低的附属物,从材料、装饰和色彩上都很有讲究。革带的名称和种类极多,不同的官品佩戴不同的革带。清代,官服中腰带有朝带、吉服带、常服带、行带等。皇帝的朝服带为明黄色,宗室用黄,觉罗用红,其余人皆用石青、蓝色或油绿织金。带用丝织物,上嵌有各种宝石,有带扣和环扣,用以系汗巾、荷包等物。带扣用金、银、铜制成,考究的则用玉、翡翠等。
随着各个朝代文化的发展,女性和平民男性的腰带是除了实用性外,追求装饰性更甚。在南北朝时期,妇女服饰中腰间加以束带,它与革带区别之处为腰带柔软而长,一般在腰间绕一两圈之后再行打结。腰带长且能系漂亮的结式,并有飘逸的带尾,使女性服饰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到了唐代,刺绣的盛行使服饰更具有装饰性,腰带上刺绣的图案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尽显女性的柔美、才子的斯文。到了清代,妇女所束腰带多在上衣内,较窄,用于编结而下垂流苏。后改长而阔的绸带,系于衣内而露于裤外。
后来,由于冠服制度的解体,纽扣和拉链的广泛使用,腰带的应用逐渐减少,不像以往那么严格和规整,但其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仍使腰带在服饰整体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如今的腰带,材质丰富、工艺多样、款式众多、造型新颖独特,在服装整体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服饰中的腰带时尚
从腰带的演变中可以看出,腰带的功用主要有三种:实用性、装饰性、象征性。腰带发展到今天,它的象征性已经渐渐隐退,实用性稳固不变,装饰性凸显重要。将腰带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有机地结合,是现代腰带设计及搭配追求的重点。现代的腰带品种繁多,质地、款式、图案各不相同。材料有牛皮、人造革、合成纤维、丝绸、锦缎、草木、竹骨、塑料等;造型有特宽、宽、中、窄、特窄以及绳状、网状、流苏、链状等,工艺有刺绣花、镶边、编结、雕刻、镂空、镶嵌、缀饰等。
1现代腰带的分类
(1)个性宽腰带
宽度超过7厘米以上的腰带,我们都把它称为宽腰带。个性十足的宽腰带是时装界的宠儿。要想给直筒连衣裙一些画龙点睛的话,一条腰带是必不可少的。宽腰带不但可以让剪裁比较宽松的衣服有了重点,更容易打造性感热辣的形象。宽腰带胯在臀部,吸引关注视线,让人忽略腰部、腿部的不完美。超宽的腰带款式华丽,铆钉、衍缝等细节的修饰让皮带的整体更加完美。
(2)纤巧细腰带
细腰带一般为1―2厘米宽,由皮革、金属链、纺织品等材质做成。其流行来源于一种怀旧情结。细腰带几乎是最容易搭配的腰带,它文静、柔弱,给人彬彬有礼的印象,搭配得当能带出女性自由自在的健康阳光形象。
(3)链状腰带
链状腰带就是运用金属、塑料、织物编结品等为连接物,形成链状皮带,具有韵律性,长长的,一层或多层缠绕在腰间,扣头处随意的垂下链条,搭配各种服装,显现出服装的休闲精致、青春活泼、时尚潇洒。
(4)藤编腰带
藤编腰带是用皮革仿藤条的编织方式编织而成,没有皮带孔,不受腰围尺寸的限制,足够的宽度非常有西部风味。藤编腰带的应用范围非常宽,什么风格都能轻易打造。金银色时髦又性感,咖啡色内敛又可以营造超然的休闲效果,红色的则可搭配纯色衣服更显活力十足。
(5)金属制品腰带
金属制品腰带是指腰带本身可以是任何一种材质,腰带扣头和饰物是金属质地的腰带。夸张的金属扣头和饰物有非常浓郁的异域风情,大小不一的竖排打孔也很独特。金属色的腰带能够把视觉焦点强烈吸引过来。但这也是问题所在,越是耀眼的腰带,越容易凸显腰部周围的小缺陷,所以如果选择金属色的腰带,尽量款式简单、光泽度稍微暗一点,而且不能是过宽的款式,暗暗的光芒更内敛和优雅。
(6)纺织品腰带
这类腰带多由服装面料制成,与服装有密切的联系。运用与服装相同的面料制成的腰带,可使服装风格统一,而使用与服装材质互补的腰带,可使服装与腰带产生一种对抗和矛盾,从中达到一种互补的作用,使服装更加完整,更显效果。
2现代腰带的风格
(1)淑女风范
优雅淑女风格是女式腰带的特有风格,多以丝绸、布料或皮革制成。纺织品束带以柔美、飘逸的形式于腰间打结,或与腰侧或与腰后结出蝴蝶结,飘带下垂,使服装尽显女性柔情。若为皮革所制的腰带尽量细窄些,装饰上精巧细致的饰物,配于衣裙上,都会显得典雅、庄重,淑女味十足。
(2)动感一族
阔腰带明快的线条和利落飒爽的气质,俯首皆是。运动风格是为休闲式服装所设计的皮带风格,以皮革、塑料、帆布等材料制成,款式简洁明快,常采用不对称设计,于腰前交叉,展示出轻松活泼的风格。
(3)异酷风情
求新、求变是现代年轻人的装扮守则,奇异的饰品腰带也成了夏季新酷一族的新宠。新颖多变的样式,个性的充分发挥,让你的靓腰美上加美。金属链接式、皮链相接式、宝石珠链相配式、麻绳式、透明式、通花造型式等多种花色,让人眼花缭乱。其实,不管选择哪款,只要合理搭配就会出现好效果。这种独特的异型腰带,在配装风格上不宜太繁,否则会显得杂乱。
3腰带变迁中的时尚内涵
(1)腰带展现了现代人的个性
如今的腰带装饰,早已失去了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意义。人们更注重的是它的美观性和实用性。加之许多著名品牌,也给人们增加了一些崇拜心理及新的价值观,腰带更多的是品味、气质和实力的象征。
意大利BYBLOS 品牌,专门为追求卓越、不墨守成规、追求个性的优雅男士设计。这样的男士在选择面料及配饰时尤其考究,以此体现他们大胆感性的多元化性格。设计师把原本挂在脖子上的领带改为系在腰间,带着一点点的玩味,一点点调皮,时尚又特别。
普拉达(Prada)的独特设计也是众所周知,并早已延伸到了配件,以高级定制的概念,打造了具高质感的时尚配件。普拉达的腰带以不同材质,搭配极具创意的腰带头,为顾客定制出了一款款专属个人的创意腰带,是360度都不会看漏的完美配件。
(2)腰带打造完美服饰造型
腰带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使用的范围已经极其广泛,形式和功能多种多样,使服饰造型格千变万化。腰带的点睛作用不容小视,它是打造女人S完美腰线的基本点。不论你是穿着优雅的连衣裙,还是休闲的七分裤,腰带的加入总能带来别样的视觉效果,让平淡的装扮显得更耀眼,也让你的腰线更有特色。任何款式的服装只要加入了腰带的搭配,都会变得更有时髦感,普通的长衬衫搭配了腰带以后马上就会让你像杂志模特一般具有时尚感。腰带的色彩与服装完美的搭配,使服装与人融为一体,穿出时尚。腰带的设计独一无二,搭配更是变化无穷。有的是服饰造型的主要手段,作用的关键;有的则画龙点睛,强调装饰;有的与服装主体相连,是服装的延伸;有的与服装主体相分离,运用自如;有的对比,有的统一;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腰带自身丰富的材质、多变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加之它与服装主体在色彩、质地、位置、大小等方面的对比统一,就能够产生多样多变的服装风格。
如今,腰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一根系在腰上的带子,时代赋予它更深层的内涵,使其参与到服装的结构中。这也带给设计师们很多灵感来源。把腰带的形态运用在服装结构中,增添了服装的立体感。腰带完全融到服装的整体概念中,说明腰带在服装设计中已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腰带可以让身材比例变得“黄金”,掩饰身材的不足。当前很流行的韩版连衣裙或长T恤都以宽松为主流,对于粗腰一族来说,合理的搭配腰带,就能掩盖身材的缺陷,腰带的亮眼细节设计将外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粗腰就被忽视了。
(3)腰带系出流行风潮
“韩流”的袭来,使腰带开始流行系在高腰位置、或系在臀跨处,人们开始相继追随这种系腰带的方式。腰带系在高腰位置显得身材修长,可以凸显胸部,还能在衣服的腰部形成松量,有效遮盖腹部赘肉。在臀跨处的腰带松松的扣着或系着,可以掩盖粗腰,展现休闲风格及青春活力。腰带的系法不断推陈出新,或多层缠绕式、围裹式,或蝴蝶结式、搭扣式、混合式等等,每种腰带的系法都能尽显服饰品与服装的完美结合。人们对腰带多样的系法乐此不疲,形成一股追逐时尚流行的风潮。
腰带系出民族风情。世界上各民族服饰中都有非常优秀的腰带式样,它们突出了各民族文化的典型特征。如波斯风格、西班牙风格、波西米亚风格、印度风格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和灵感。如今非常流行的民族风格腰带,多以绣花、镶银缀珠、立体编织、镂空雕花等为设计元素,非常精致。借鉴各民族腰带的可取之处,并将之改良为与现代服装和谐搭配的时尚腰带,对身材的要求不高,与款式简单的休闲衣裙配饰,尽显休闲、田园味道。
腰带上的饰品越来越变化无穷。金属的、布艺的、皮革的、塑料的、宝石的等等,将腰带点缀得或柔美、简约、奢华,或运动休闲,再与风格一致的服装搭配,会点亮整个服装,展现个性。腰带扣的细节设计,表现出了腰带的时尚潮流。腰带扣有品牌符号式扣头、仿生式扣头、字母式扣头、图案式扣头、功能式扣头等,精致的腰带扣设计能使腰带既颇具韵味,又使之巧妙成为“点晴之笔”。腰带通过扣头造型、色彩、肌理三者设计元素的紧密结合和生动、灵活多样的搭配,营造出一种时尚品味。
三结语
腰带的产生预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最初的使命是起固定作用,防止裤子或裙子从腰间滑落。在人类历史的不断变迁中,其象征性渐渐隐退,实用性与装饰性更加凸显。发展至今,腰带形式上的千变万化,系扎位置上的高低起伏,材质上的刚柔并济,点缀饰品上的琳琅满目,个性上的非凡演绎,以及对服饰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使得腰带越来越成为服饰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腰带已成为服饰设计中的重要元素,能够带给服装设计无穷无尽的变化。把握好腰带的设计与搭配,就能使服饰品充满时尚感和诱惑力。透过服装上千姿百态的腰带,能够品位到当今时尚的气息,领悟到社会的不断发展。腰带给人们的衣生活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形式,用腰带展示个性、追逐流行,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现代生活方式。随着时尚流行的不断演进,必将使腰带在形式、材质、工艺、饰品上更加多元化、科技化。随着人类历史的延续,腰带将继续存在和发展,并将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许星:《服饰配件艺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2] 于建胜、纳春英:《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 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焉”经历一个由实词到虚词的演化过程，研究者多是通过对文献中“焉”的词性和用法进行计量分析，然后归纳出“焉”的词性和用法，并且得出其历时演变。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对该领域中的一些普遍观点提出质疑。其中最为热点的是“焉”是否是兼词，以及对兼词这一概念的异议。这些到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定论，所以还需要研究者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焉”的词性
（一）“焉”字兼词说。连元通过对《史记》中“焉”的研究，认为“焉”作兼词 ，相当于“於（于）”加上代词，表示与谓语中心成分有关的处所、对象等。
张玉金通过对战国出土文献中“焉”的研究，认为“焉”作兼词，有“焉、安”两种写法。将兼词“焉（安）”的用法分为七种，分别是施事、受事、表示对象、与事、伴随、比较、范围、时间。
（二）“焉”字语气词说。连元认为“焉”作语气词时可分为三种：①谓语中心成分后有补语、宾语。②谓语中心成分之前有表示对象的状语。③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体词性词组作谓语中心成分，并且不需要补出处所或对象。
张玉金提出“焉”作语气词时只在表陈述语气词，并不表示疑问、测度、感叹等语气。并且有“焉、安、言”三种写法。
（三）“焉”字其他词性。连元认为“焉”作代词，可分别作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也可作助词。
张玉金认为“焉”可作顺承连词，有 “焉、安、按、案”四种写法，表示时间的前后关系。
许家璐则在认为“焉”有指示代词，疑问词、语气词的同时，提出“焉”具有连词的性质。且其认为语气词“焉”是由指示代词“焉”演化而来的。
二、“焉”的用法演变考略
（一）“焉”在句中位置的演变。张归壁通过对先秦至汉的传世经典中的“焉”分别进行计量分析，得出：①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出现“焉”字。②春秋以前的作品中“焉”字一般不单独用于谓语之前。③春秋末及战国时期的典籍中“焉”字被大量用于谓语之前。④汉以后，一般的叙述性语言极少在谓语前用“焉”。
（二）“焉”的词性演变。连元认为“焉”的演变主要是作语气词增多。从先秦到西汉，“焉”明显虚化。
李小军认为主观性对语气词的发展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指出由于主观移情的作用，“焉”的句法地位逐渐下降，最终语法化为语气词。
三、对“焉”是否是兼词的研究
（一）介词兼代词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提到“‘焉’代‘于是’者，指事也，代‘于此’者，指地也。”【1】其中“于”是介词，“是”、“此”是代词。
董希谦认为兼词“焉”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作补语。并认为“焉”的代词性消失的用法是由兼词“焉”演变而来的。
何乐士、洪成玉、荆贵生、连元、张玉金也持同样的看法。
（二）指示代词兼语气词。王力提出“焉”是一个指示代词兼语气词，指示代词指的是某一范围和方面，经常用于叙述句的句尾表示停顿。
（三）决断词说。李佐丰认为“焉”是一个兼有指代作用的决断词。依据有二：一是“于之”在古书中很少见;二是将“焉”理解为“于是”等，已经取消了其决断作用。
（四）否认兼词说。关树法认为“焉”不是兼词。①从形成兼词的语音条件来看，“焉”不具有合音的条件。②从形成兼词的构词条件来看，“焉”不是“于”和“是”（或“之”、或“此”）的结合体。③他认为“焉”只是一个代词。④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则是一种误解。
王世华持同样的看法。
王立军和王永安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焉不是兼词：①兼者与被兼者理应处在同一历史平面上，而训释词和被释词则大多居于不同时代。②从兼词的定义来看，不存在合音词，也不存在兼词，只有合音字。③从兼词的印证来看，“焉”可以作为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承接副词、语气词这四种主要用法，但不能用这四种用法来解释兼词“焉”。
根据对前面研究者所做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对“焉”的词性和用法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焉”进行计量分析，并做出归纳，以达到分析全面的目的。
2.通过以往的研究，“焉”的词性种类的范围已基本确定，主要有代词、兼词、助词、语气词、连词这些分类。
3.在考略“焉”的历时演变的研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焉”在谓语成分前后位置的变化，二是“焉”的词性演变过程。
4.对于“焉”是否是兼词有不同的看法。何乐士、董希谦、洪城玉等人认为“焉”是兼词，而关树法、王世华、王立军和王永安则认为“焉”不是兼词。他们分别从合音条件，构词条件，时代性特征等多个角度对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但是目前尚未形成定论，所以在这方面可以深入研究。
注释：
【1】马建忠. 《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4页，2007.
参考文献：
[1]董希谦，《古汉语简明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2]关树法，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辽宁大学学报，1986 （1）.
[3]王世华，破 “兼词”说一一兼谈古代汉语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古汉语研究，1989 （2）.
[4]洪成玉，《古汉语教程》，中华书局，1990年.
[5]张归壁，“爰”“焉”用法演变考略一一兼谈《天问》的作者，古汉语研究，1990 （4）.
[6]王立军，王永安，“焉”字兼词说质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4）.
[7]连元，《史记》中“焉”字用法研究，北方论丛，1997 （2）.
[8]荆贵生，句尾 “焉” 字的词性及辨别方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1）.
[9]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
[10]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
[12]许家璐，《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2007年.
中图分类号 S56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13-0090-01
金铁锁(Psammosilene tunicoides W.C.Wu et C.Y.Wu)又名独定子、蜈蚣七、昆明沙参、对叶七、金丝矮陀陀等,为石竹科金铁锁属,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单属种植物。金铁锁是云南省著名的民间药用植物,也是云南白药的重要成分之一[1]。传统医学证明,金铁锁具有除风湿、镇痛、止血、祛瘀之功效,常用于治疗风湿痹痛、胃痛、创伤出血、跌打损伤[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金铁锁具有较好的镇痛和抗炎作用[3],是多种中成药如云南白药、百宝丹、金骨莲胶囊、痛血康胶囊等的原料。金铁锁自然分布区域狭窄,种群较稀少,加之人为大量采挖严重,导致自然分布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4]。金铁锁种子成熟花萼宿存,花萼密被腺毛分泌大量粘液,蒴果几乎不开裂,成熟种子很难从宿存的花萼中脱出,人工除去宿存花萼较费事。因此,对金铁锁种子进行带壳(宿存花萼)及去壳对比萌发试验研究,以期对实际生产有指导意义。国内对金铁锁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较多[5-7],细胞学研究、组织培养和简单的种子萌发试验及栽培技术也有报道[8-12],但系统的对种子带壳及去壳对比萌发技术研究还未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所用金铁锁种子为2007年8月采自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试验基地。种子净度92.67%,不去壳果实千粒重为3.85g,去壳后种子千粒重为2.31g。
1.2 试验方法
1.2.1 培养皿发芽法。分别随机数取带壳金铁锁种子100粒,去壳试验的随机数取后将宿存的花萼去除干净,播于垫有1层滤纸的培养皿中,每处理设3次重复,置于20℃恒温培养箱中。每天观察种子萌况,并加适量水使滤纸保持充分湿润,至发芽高峰检查发芽势,发芽结束统计发芽率。
1.2.2 花盆育苗法。分别随机数取带壳金铁锁种子100 粒,去壳试验的随机数取后将宿存的花萼去除干净,播于有营养土、直径15cm的花盆中,每处理设3次重复,置于20℃恒温培养箱中。每天观察种子出苗情况,并加适量水保持土壤湿度60%左右,至出苗高峰检查出苗势,出苗结束统计出苗率[13]。
发芽势(出苗势)=[从开始至发芽(出苗)高峰为止的发芽数÷试验种子总数]×100%
发芽率(出苗率)=[发芽(出苗)种子总数÷试验种子总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皿发芽法
培养皿发芽试验去壳种子于第4天即开始发芽;第9天发芽达到高峰,发芽势为74.3%;第16天发芽结束,发芽率为98.0%。不去壳种子于第8天开始发芽;第14天发芽达到高峰,发芽势为52.0%;第21天发芽结束,发芽率为68.0%。说明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较带壳容易发芽,且去壳后发芽整齐。
2.2 花盆育苗法
金铁锁种子花盆播种试验,种子去皮的从播种至开始出苗需要9d,播种后第17天达到出苗高峰,出苗势为64.3%;第23天出苗结束,出苗率为83.3%。种子带壳的从播种到开始出苗需要11d,播种后第21天达到出苗高峰,出苗势为43.3%;第32天出苗结束,出苗率为58.7%。说明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较带壳容易出苗,且去壳后出苗整齐。
3 结论与讨论
培养皿发芽试验及花盆育苗试验结果表明,金铁锁种子去壳后发芽势及出苗势都较不去壳的明显提高,发芽势去壳的达到74.3%,不去壳的只有52.0%;出苗势去壳的达到64.3%,不去壳的只有43.3%。说明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能提高种子的发芽势,使种子出苗整齐。金铁锁种子去壳后发芽率及出苗率都较不去壳的明显提高,发芽率去壳的达到98.0%,不去壳的只有68.0%;出苗率去壳的达到83.3%,不去壳的只有58.7%。说明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能提高种子发芽率及出苗率。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能缩短发芽及出苗的时间。去壳的种子试验处理4d即开始发芽,9d开始出苗,而带壳的要8d才开始发芽,11d开始出苗;去壳种子发芽持续时间为16d,出苗持续时间为23d,而带壳种子发芽持续时间为21d,出苗持续时间为32d。因此,金铁锁种子去壳后能提高种子的出苗势及出苗率,使种子出苗较整齐,缩短种子出苗持续时间,生产上应尽量把金铁锁种子去壳后再进行播种。金铁锁种子去壳比较麻烦,目前主要是通过人工手搓再用簸箕簸除脱下的花萼,比较费时费力,在今后的生产实际中还有待寻求新的工具和方法进行金铁锁种子的脱壳去萼工作。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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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作者]侯红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圈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18-009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创世型神话、化生型神话与再创世型神话在多个民族中均有流传。为了厘清神话的原产地与族属，学术界关于神话的研究延续了一百余年。无论是史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神话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的原产地、族属等问题。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神话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据笔者所掌握的有关神话研究的资料来看，关于神话的起源地，学界一直存在“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而“本土说”又分为四种：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以及“根在中国说”(笔者把持“中国本土说”的，而又没有明确指明是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的姑且称之为“根在中国说”)。南方说又有苗族说、瑶族说、壮侗语民族说(以壮族主)。主张“外来说”的除极少数认为是巴比伦外，主要是持“印度说”。现将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中有关神话研究的作者以及各持主张与发表言说的时间以列表的形式作一番初步统计。
一、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神话产生时间是立论的重要依据
神话最早产生于何时，古籍文献有关神话记载最早又于何时，这是关键性问题，也是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无论是持本土说还是持外来说的，这个问题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持南方说的学者一般认为三国徐整的《三五历纪》是有关神话的最早记载。持本土说的学者一般引梁任防的《述异记》中有关于的“秦汉间说”、“先儒说”、“古说”以及“吴楚间说”，认为神话于秦汉时已流传。但刘屹以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所认为今本《述异记》是中唐以后人所伪托的；又引中岛长文氏所认为今本《述异记》应为中唐至北宋初形成，并说今本《述异记》有可能对的记载源于中唐不知撰人的《灌畦暇语》。学界关于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颇有争议。饶宗颐对《益州学馆庙堂碑记》与《益州名画录》中有关图的记载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由贺氏记所志，知以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则之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何新撰文引此并补充说“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已在东汉末季”。而刘屹对所谓汉末“图”产生质疑，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他认为“《益州学馆庙堂碑》和《益州名画录》关于成都学堂或周公礼殿壁上绘有图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出现的时间可以提早到东汉末年高朕的时代”。但他又对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的《魏大衡记碑》、以及韦昭的《洞纪》与徐整的《三五历纪》，这三条三国时代的史料进行分析，认为：“三国并非是神话的初传时期，神话似应产生于东汉中后期”。张光廷认为传说最早记载于东汉葛洪的《枕中书》、《方笈七签》等书。公元12世纪，治学严谨的罗苹在《路史・前记・初三皇纪》中有记载：“氏者，神灵，一日九变，盖无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韬・大明》云：‘召公对文王日：天道清静，地德生成，人事安宁，戒之勿忘，忘者不详。之宗，不可动也，动者必凶。”陈钧对《六韬》成书年代进行考证，其最后结论是：“因此断定《六韬》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末期，看来是可以成立的。诚如是，则‘始称’，应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他与另一些创世神‘伏羲’、‘女娲’、‘帝俊’等出现于典籍的时间，是不差前后的”。这是多数学者在考证记载文献时所没有注意到的。若此考证结论成立的话，那么神话在春秋末期就已流传。这是学者从典籍中考证出有关记载的最早时段。退一步说，即便汉籍中有关的记载较晚，并不代表在典籍记载之前民间没有神话的流传。对此，汉学家李福清已指出。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是否可假设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早，越能证明其是中国本土的?而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晚，越能证明其是外来的?实难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神话产生时间是他们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最早提出是印度之神的可算是明代的马欢。日本学者高木敏雄在1904年著的《比较神话学》中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典籍中的神话起源于印度，并从类型学的视角做了论证。历史学家吕思勉从考据的角度论证神话受汉译佛经的影响，并对《述异记》关于“秦汉间说”产生质疑，认为是任氏之误也；并在1942年著的《先秦史》中再次重申此论。持外来说的何新从故事在中国出现、流传时间和地域进行考察，认为这与“佛教和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时间地域相吻合”。据此，他探究了中国故事的最初原型：“我认为可能来自西亚巴比伦关于天地开辟的一部诗史中。这诗史中说，在天地开辟以前，有一个最原始的混沌之神(The Premitive chaos)名叫‘Bau’，由它产生了大海和天空诸神。它死后被分尸化作天穹和陆地。Bau的故事向东流传到印度后，演变为梵天的故事。(梵天Brahma)汉译音，也作盘。它从蛋中创造了宇宙。别名Atman”；他并把神话与西方开辟宇宙神故事的诸要素进行比较以及结合苗族《创世歌》与刘锡蕃《岭表纪蛮》所述瑶族风俗中均把记为盘王作依据，最后认为：“它在南方本名‘盘’，而无论的反切音或盘音，皆可作为‘梵’和Bau神的对译音。由上述已足可断定，东汉末三国以来的神话，正如曹冲秤象故事和华敷变名为华佗一样，是佛教与印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叶舒宪在高木敏雄、吕思勉、何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发挥，其结论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的神话的记载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世观念，他们均因印度佛经影响而产生，这个问题已由中外学者在几十年前就做了结论：神话的来源已经不是什么谜了”。持外来说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外文化交流早已有之。但据陈钧考证，在中国典籍中的记载最早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陈钧也据此反驳了印度说，并考证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晚于春秋末期，证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精英。这个推论能否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籍记载，即便晚于春秋末期，并不能就此而忽视早就有民间交流的可能性。根据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便可知中国文学中的一些
原型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受印度的神话与寓言的影响了。关于中国人种西来理论向来有埃及、巴比伦与印度等说。持外来说的学者是否受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影响?清末丁谦在《中国人种徙来考》中就说：“西史谓徙中国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转音。中国人谓氏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但撇开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妄论，无论从中外文化交流时间、途径还是从神话与印度、西亚巴比伦天地开辟神话的诸多相似性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神话(创世型、化生型神话)确实含有外来文化的因子。尽管高木敏雄、何新、叶舒宪等人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并不能武断下结论说神话就是外来的，神话原产地之谜早已揭开了；尽管人类学的传播理论、单线进化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原始初民有心智与神话思维的相似性；尽管比较神话学对于跨文化神话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但原始初民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等问题也同样有相似的认识；尽管中国与毗邻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也不能就此忽视中国文化对其也产生影响，也可能存在回流的现象。那么中国有没有产生神话的土壤呢?闻一多、徐松石、刘诒徽、袁珂等人早就认为与伏羲、女娲有关系。陈钧还论证了伏羲就是。陈建宪在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的神话理论，从太极图和宇宙卵、垂死化身和天人合一两大方面分析，论证了创世神话的两个母题――“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其根在中国；并认为“中国的神话，既与其他民族的‘宇宙卵’神话有着共同的原始思维规律，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王晖在《考源》中认为是中国本土之神：东汉时期出现的创世主神，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亳’音变而成的；作为创世主神虽在东汉时才出现在典籍之中，但其具有能迅速生长扩大、孕育世间万事万物的性质，在商周之时用来分封薄姑五色土的亳社神祗崇拜中就已经初蕴其义了。韩湖初在综合分析、引证以往的研究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反驳了何新等人关于印度说的四点立论依据，并指出中国有产生神话的条件。就连一些汉学家也不赞成中国外来说，如勒莫瓦纳、李福清等人。2003年以来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等人在广西来宾市考察时所发现的系列文化，这可以说是证明中国是神话之乡的新的重要立论依据。
二、中原说与南方说之争：文献、考古资料、口头传承与民俗传承的多重论证
神话南方说与中原说之争，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有持续争论下去的可能。茅盾可算是早期持南方说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依据神话之记载者徐整是吴人进行假设，认为神话产生于南方(假定是两粤)。闻一多在1942年写的《伏羲考》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持转音说，指出是苗族始祖。这派主张苗瑶说的还有芮逸夫、徐旭生等人。随着我国神话研究的深入以及民间文学资料的新发掘，南方说到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挑战。缘由之一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在河南桐柏县一带发现山神话群和济源县的寺的神话。此神话群内容包括：“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与奶奶滚磨成亲，生子以后，又与八子分掌九州(或分管天、地、花木)，发明文字，最后死时肢体化作山等世界万物”。张振犁据此调查资料并结合文献中有关河南泌阳与桐柏的山的记载认为这与《述异记》中的“秦汉间说：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相吻合；最后断言“可见说神话最早产生自北方，是合情合理的”。河南另一位学者马卉欣通过一番考察万里行，掌握了有关文化的翔实资料，他在张振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通过考察全国各地的神话遗迹及其神话，还发现南方的神话与中原桐柏山神话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从中可认清源与流，还可互补……可见神话由北向南流传的说法是可信的”，“从人类学、史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足以证明：神话产生于中国的中原地带”。神话包含“开天辟地”与“死而化身”两个核心内容。神话是否源于中原，我们可以把典籍中有关神话的记载与河南泌阳与桐柏发现的神话群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其不是原生态的神话，与《三五历纪》相差甚远。的功绩是女娲、伏羲等的事迹在后世传承中附会上去的，而且神话已经道教化了。对此，我们还可从胡崇峻搜集整理的《黑暗传》中有关的事迹看出。不过近年又有学者如王晖(《考源》)从音韵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证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毫’音变而成的。中原说，能否成立?或许只是一家之言?叶舒宪曾指出以河南发现的神话群来立论试图证明北方中原地区是创世神话的发源地，很难自圆其说。就连持外来说的何新也不得不承认神话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民间。汉学家李福清也指出中原说是不可信的。李福清持南方说，他认为1980年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采录神话时所发现以桐柏山一带为中心的神话群，从比较故事学来看并不足以证明山地区是神话(或故事)的产地，这很可能与山名有关系而已；他认为从山所流传的神话内容得知，当地民间把许多伏羲、女娲及其他文化英雄的事业转移到身上；河南所流传的兄妹结婚洪水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改成与奶战洪水、降龙，这些是晚期的故事；无论如何，山(中原)一带流传的民间神话应该不是原始的古代神话，而是有地域性的晚期之作，不足以证明中原是神话产地。神话具有“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两个核心母题，中国南方畲族、瑶族、苗族、壮族都有身化神话流传以及祭祀的民俗，李福清据此认为“中国南部民族有这类型神话，北方没有，甚至中原民间流传的神话也未提及身体化宇宙的情节……这都证明神话是从南方民族来的，吴地徐整很可能记录南部流行的神话(但不一定像茅盾所说是从两粤)，大概是通过道教宣传，这个神话人物列入汉族民间文学与一些章回小说(如明周游《开辟演义》，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时也代替了伏羲，与女娲一起造或整理世界”。刘亚虎在《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中也认为是产生于南方越地的神话传说，甚至还说“百越各族为神话或神话的某种类型的首创者之一，或者说在百越古族中很早就流传着及同类型的其他神话，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神话到底诚如茅盾先生所假设产生于中国南方(假定在两粤)?假若诚如马卉欣对全国遗迹进行考察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南方没有存在祭祀的大型民俗活动，也没有像河南所发现的较系统的文化的活态传承，我们很难证明南方是神话的原产地。需要指出的是马卉欣在遗迹万里行的考察中，却忽视了一个既有丰富的口传神话又有祭祀的民俗活动以及存在大量的遗迹的广西来宾市。其中缘由可能是他南行考察中曾听壮族民间文艺家蒙光朝讲壮族原来没有神话，壮族师公戏《唱》讲的却是布洛陀的事迹。马卉欣南行考察的疏忽，岂
不是一种遗憾?幸好，他的遗憾却由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所弥补了。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于2003年9月与2005年3月两次对来宾市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发现了系列文化群。这系列文化群包括庙、地名、神话传说、山歌以及当地民众祀奉神的民俗活动，甚至有国的传说。壮学专家通过对来宾市文化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古籍文献有关神话、国、祠、祭祀民俗等的记载以及考古学资料，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以及考古学的学理为理论依据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他们在《广西民族研究》上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史上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属于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文化遗产。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发掘了被学界所“遗忘”的神话依然存活的另一个“故乡”，在掌握大量活形态的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民族学、考古学等资料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而也有力地反驳了神话“外来说”之妄论。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与中原说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源性，呈现多元化，学术界也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看待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神话。他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纠正我国一些学者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所存在的偏见以及由于田野调查研究的缺失而固持一说。其二，通过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论证，再次证明了创世型、化生型与再创世型三种类型的神话主要源于壮侗语民族。蓝鸿恩在1994年就曾撰文反驳所谓神话中原说、外来说以及苗瑶说的立论依据之不足，赞同茅盾的“两粤”论，并指出神话当属当时乌浒人所流传的故事@。这就是说壮族的先民之一乌浒人最早流传神话。所以说，覃乃昌等人从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对文化全方位考察研究，认为神话主源于壮侗语民族(尤其是壮族)，这再次支持了蓝鸿恩的结论，并作进一步推断。其三，从研究的细节上讲，他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的原始意义，这是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覃乃昌等人从壮族语言的角度来揭示“”就是“盘勾”即“磨刀石与葫芦”，这样就使壮族至今仍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的“磨刀石”、“葫芦”与“”发生了关联，壮族兄妹洪水神话也就是“盘勾”神话(“磨刀石与葫芦”神话)。虽然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都讲到葫芦以及兄妹所生的怪胎，但是只有壮侗语民族中的壮族具体讲是“磨刀石”似的怪胎，而且“磨刀石是壮族社会由家权向族权、王权发展的重要物证，也是壮族社会由初期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权力符号”，并且具有壮族百科全书性质的壮族《麽经布洛陀经书》中就提到争夺“磨刀石”以及一些壮族人在迁徙时还有带走“磨刀石”的习惯。尽管洪水神话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对“”的原始意义的揭示再次证明了部分壮族地区所流传的盘兄古妹始祖型洪水神话是具有壮族文化特质的，盘兄古妹依然是某一地区的壮族人或某一支系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的再造人类的始祖神，更为重要的是“”的破译说明并不是在所有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完全尊奉汉族的伏羲为壮族的始祖神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对于在部分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伏羲确实承继了壮族神话谱系在后世传承中的断裂，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因为壮族先民没有使族群记忆文字化的文字(古壮字是后来的事情)，文化传承出现断裂造成；二是因为壮族分布较散，原来的支系较多，壮族文化内部结构呈现松散状态，难以整合，也缺乏担当壮族文化内部结构整合的社会驱导角色。总而言之，覃乃昌等人对文化的研究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学术突破，从而也使学术界对神话之论争呈现这种态势：南方说――中原说――南方说。
三、是否盘瓠：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
神话与盘瓠神话究竟是一个神话体系的还是两个不同的神话体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夏曾佑认为“”与“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始祖，并大胆进行推测乃是瑶族始祖盘瓠传说之演变。孙作云认为即盘瓠，监一字，瓠古同音，这是绝无问题的，并认为神话是盘瓠传说加入印度故事而演变而成的。民族学家徐松石从语言学与民俗志资料两个方面论证与盘瓠通用。神话研究大师袁珂在《中国神话通论》中列举神话由盘瓠传说影响而产生的三点理由：一是与盘瓠声音相近，由盘瓠音转而为；二是与盘瓠传说的地望都在南方；三是刘锡蕃《岭表纪蛮》中记载瑶族有奉祀之俗；而苗族亦有相似之俗；苗瑶所奉祀的与盘瓠相差无几。袁珂也由此认为是由盘瓠演变而来的。他于1993年为马卉欣《之神》写序时重申此论。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即盘瓠，一是可从训诂学的角度考释上古时“”与“盘瓠”一声之转，可通用。持转音说。二是神话与盘瓠传说在民间流传时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发生复合性传承而导致二者的模糊性与粘合性。而典籍的记载者也没有厘清二者的关系，而笼统地记载。况且用汉语记载脱离了一些民族语言的语义，有比附之嫌。这样导致后来一些学者在探究二者关系时也模糊不清。其实神话与盘瓠神话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从典籍有关二者的记载便知，神话是创世神话，而盘瓠神话是始祖神话。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创世神话在前，始祖神话在后。从民俗信仰来看，南方一些民族在奉祀两神时也是神位排第一，盘瓠神位排第二，一尊一宗，次序分明。与盘瓠都是瑶族奉祀之神，李本高以瑶族文献从与盘瓠的生年、瑶人对它们的称谓、各自形象、瑶人对它们的功用评价以及瑶人祭祀它们的仪式等方面来考察与盘瓠的不同，认为非盘瓠。彭官章从图腾信仰、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后裔及故事的流传方式、有汉“蛮界”定、名称由来及出世方式等方面来论证非盘瓠，并认为是北方汉族的开辟之神，盘瓠是南方苗瑶畲等民族的图腾信仰。张光廷亦从六个方面论证与盘瓠的不同，并认为神话反映了以血缘家族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性质；而盘瓠传说反映了人类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家庭特征和社会性质。对于与盘瓠关系之不同，陶立瑶于1982年就有所论述。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便知与盘瓠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我们既要从神话的发生学来考察，也要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民间口传文学、民俗志资料结合图腾信仰、民间对两位神祭祀仪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训诂学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确实很有帮助，但在上古神话研究中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若把两个不同的神话人物通过音韵的考释硬扯在一起，既忽视神话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忽视一些民族语言的具体语义及其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神话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由盘瓠传说演变而来，就是，盘瓠就是盘瓠。二者关系的疑窦已开。
四、是否伏羲?
与伏羲究竟何种关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常任侠在《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指出：“伏羲与瓠为双声。伏羲、庖牺、。柴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运用我国西南民族以及台湾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民族志、民俗学资料以及周边国家所流传的洪水神话论证伏羲与葫芦的关系；并通过训诂学来考释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盘瓠”犹如“匏瓠”，“盘瓠”与“包羲”字异而声义同，“风盘亦一姓也”，“风姓盘姓，其初皆即匏生耳”，即认为盘瓠与伏羲是同源关系，均从葫芦中生。他所指的“盘瓠”其实是“”。因为洪水遗民神话中没提及盘瓠，盘瓠是始祖神话，涉及战争故事。徐松石亦认为就是伏羲：“瑶人的始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伏羲氏。伏羲氏亦名庖氏，或有句氏。庖字与匏字同音，句字与瓠的古音相同。匏即葫芦，与瓠原是一物”；并认为是苗瑶壮的始祖。南方少数民族洪水兄妹遗民神话有不同异文，有的讲述的是伏羲(或伏依)兄妹的事迹，有的却是兄妹的事迹。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伏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的交融而产生不同的异文。我们也不能排除采录者有把少数民族的直接记为汉族的伏羲之嫌。陈钧自称从掌握的256种古典文献与考古资料中研究分析，神话是从中国文化中心产生的伏羲神话演变而来的，即伏羲就是。其理由是与伏羲有五个共同点：一是形貌相同；二是同开天地；三是同分阴阳；四是同造万物；五是共同流芳；六是现实印证。难道诚如一些学者所认为即是伏羲?前文多次提及是创世神话。而伏羲是人文始祖是多数学者所能接受的。就典籍记载来看，与伏羲确实有相似的功绩，但不难看出除了开辟天地与垂死化身之外，其他的一些功绩是在流传中，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把伏羲、女娲等文化英雄的事迹附会到头上。这一点可从河南发现的神话看出。马卉欣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不能单凭“推”，凭“疑”就把伏羲与扯在一起。其理由是伏羲与有五点不同：一是出生不同；二是“职称”不同；三是功绩不同；四是传说不同；五是二者关系不同。笔者较赞成这个观点即非伏羲。尽管韩湖初近年撰文所申明闻一多所认为就是伏羲的结论不可动摇。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确实掌握了丰富的民俗学资料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但闻一多是从盘瓠谈起的，只有一处提及“”之名，在论述图腾信仰、伏羲与葫芦、伏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时，均以盘瓠来论证的。这在认识论上就犯错了。韩文的出发点是对是印度传入“已作结论”的驳斥。他所举证的考古资料所涉及的是伏羲与女娲的，而不是，所以他的举证有牵强附会之嫌，很难自圆其说。不是伏羲，但是在神话的发展与演变中却出现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复合性传承，也不能排除在流传中有张冠李戴之嫌。为什么南方民族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或伏羲与女娲兄妹反倒以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兄妹却很少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以及南方民族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一是因为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造成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二是因为南方民族多为无文字的民族，其文化的传承或续或断，出现断裂状态，族群记忆没有得以文字化传承与强化，在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之下，族群记忆往往会稀释，这样在世代的传承中南方民族出现尊奉伏羲为祖先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也是正常的。如壮族所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为“伏羲”(伏依)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多于以“盘兄古妹”或其他壮名的兄妹，这是汉族强势文化的嵌入而造成部分壮族人族群记忆的稀释的体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93-05
一、引 言
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日益显著，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随之这一提法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与推广。低碳经济的迅速兴起，催生了“碳金融”，所谓碳金融，是指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服务的各种金融交易活动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资与融资、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开发的交易和投资、以及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努力的其他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作为低碳化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手段，构建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也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支柱。由于金融业在实体经济中拥有广泛的利益相关基础，因此碳金融的崛起与发展将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达国家围绕碳排放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并且形成了以碳交易货币为对象的直接融资、银行信贷、碳期货、碳期权、碳指标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我国作为世界碳市场最大的碳资源国，势必将成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全球掀起的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的趋势下，如何充分发挥低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把我国发展成为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碳金融中心，是需要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入，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并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Jose Salazar（1998）提出应当探寻保护环境的金融创新制度[1]。Eric Cowan（1999）探讨了发展环境经济而需要的资金融通的途径[2]。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金融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中介机构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3]。Sonia Labatt和Rodeny White（2002）探讨了金融创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金融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途径等相关问题。而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是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和科斯定理[4]。Coase于1960年提出利用市场和产权界定的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5]。Dales（1968）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理论，将产权概念引入污染控制领域，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成为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6]。Montgomery（1972）证明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的减排成本最低[7]。Stern（2007）指出从减排的动态激励来看，排放机制有效性更高[8]。
近年来，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业应该高度重视对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一是金融机构应强化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二是金融系统应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三是金融系统应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企业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9]。李布（2010）提出我国应借鉴欧盟碳排放体系的基本理念和实施经验，发挥市场机制在低碳经济的基础作用[10]。舒丹（2010）认为以绿色信用、绿色信贷和绿色理财为特征的中国碳金融的发展成为金融业战略选择的必然，但是由于对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以及政策性风险和中介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碳金融发展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为促进我国碳金融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应从政策扶持、市场机制和中介组织建设等发面加大扶持力度[11]。张晖（2010）从中国碳金融市场现状入手，提出了构筑中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设想，包括建立银行主导型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建立新的碳金融政策性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对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设立碳基金等[12]。乔海曙、陈守端、沈淑娟、杜华青（2011）从碳金融市场创新、碳金融市场规模、碳金融市场结构、碳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碳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五个层面，透视了截至2010年末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13]。本文从我国碳金融市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入手，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提出了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战略布局。
二、目前我国发展碳金融所面临的问题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额为108.64亿美元，2006年达到312.35亿美元，翻了将近三番；2007年为630.07亿美元，又比2006年翻了一番；2008年为1，263.4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2.6％。世界银行预测，到2013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①。发达国家围绕碳排放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并且形成了以碳交易货币为对象的直接融资、银行信贷、碳期货、碳期权、碳指标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碳金融体系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碳金融工具的多样性、碳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目前我国碳金融的发展面临了以下问题：
（一）碳交易平台建设不完善
目前全球的碳交易所均被发达国家所主导，我国的碳交易市场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因此缺乏全国性的碳交易所。2008年，我国先后建立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湖北、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建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2010年，山西、四川、山东等省也尝试性的建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但我国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以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为依据，交易对象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减排项目的交易，并不是标准化的交易合约，交易品种单一、交易规模小。而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分区模式使其交易难以跨区域，加上排污收费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环境交易市场发展缓慢，也就阻碍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国内金融业参与碳金融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碳市场分为项目化市场、商品化市场和金融化市场三个层次。目前我国在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与国内发展较快的低碳经济相比，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国家也没有提出规范的系统的碳金融政策文件作为指导。近年来，虽然金融部门一直在推进“绿色金融”，但目前仍是以银行信贷为主，直接融资占比小，融资方式除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外鲜有其他形式。为碳减排项目提供直接融资途径、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以及为企业CDM②项目获得联合国认证提供咨询服务等碳金融服务还处于空白状态，国内更缺乏碳证券、碳保险、碳基金、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交易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相关的金融服务。这都使得我国金融业对碳金融的参与度相对有限。
（三）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
在碳交易的基本流程中，涉及众多的中介服务机构，如研发机构开发交易标准和方法学，法律机构为碳交易体系建设提供服务。碳排放权是一种虚拟产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比如其中的CDM项目开发程序相对比较复杂，交易合同期限长，且涉及境外客户，非专业机构很难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14]。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难以开发和运作此类项目。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只有极少数几家商业银行关注碳金融。另外，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专业技术咨询体系也相对缺乏。
（四）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缺失
尽管我国是CDM项目主要供应国，但由于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对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我们国家现在企业卖出的CDM，主要是由国际碳金融机构承接运作，定价权被国际金融机构所掌握。目前日元、欧元等充当着围际碳交易的结算货币，人民币不是主要结算货币，因此也不具备CDM定价权的条件。这造成了中国尽管是CDM市场的最大卖方，但却处于CDM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缺乏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
（五）对于低碳金融认识不足
根据京都协议书，我国目前尚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因此碳金融并未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缺乏综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仅仅着[于近期的发展，而不积极参与排污权交易，财政政策没有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使得注册CDM 项目的企业逐步失去了发展机遇。我国尚未提出相对规范和系统的低碳金融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实施细则，由于没有形成强制性的要求，国内银行参与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另外，碳金融在我国传播的时间较短，国内许多企业尚没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
（六）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
目前，我国只有商业银行及政府推出了一些碳金融产品，投行和交易所还没有参加进来，虽然兴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做了一定的开发，但不论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我国目前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发展滞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机制和碳交易平台，没有碳证券、碳保险、碳基金、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交易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以及科学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因此很难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抗衡。[15]
三、后京都时代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战略布局
2011年12月11日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③决定，《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38个发达国家将继续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在2020年之后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涵盖所有缔约方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对我国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应立足于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工业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和金融业受到严格管制的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具体战略，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法规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创新碳金融产品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一）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法规体系
政府应该把发展碳金融纳入到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内。政府首先要完善碳金融法规。目前，国内关于碳经济和碳金融尚未提出规范的法律法规，碳金融参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约束缺乏必要的适用准则，这就抑制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加大了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的运作经验，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确保我国碳金融的规范发展。另外，还应以政策激励机制提高金融业参与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国家相关部门应出台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加大环保信贷的投入力度，开通“碳金融融资绿色通道”，将跨境“碳资本”的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引导外资逐步流向低碳产业[16]。最后我国应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产品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逐步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这是我国在碳金融领域争取碳金融市场定价权的关键一步。
（二）建立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
我国碳金融发展滞后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且处于国际碳金融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的不健全，我国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建立起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完善碳金融交易的辅助设施建设。在碳金融产品的价值链中，辅助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因此应鼓励金融机构成立碳金融相关部门，专门设立碳产业基金，以鼓励碳金融产品的研发和推广，碳金融交易的风险控制机制和投资利益补偿机制，支持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债券的发行等。二是积极培育碳金融服务中介机构。我国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不断优化碳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体结构。三是建立有效的碳信息披露数据库。碳信息披露主要指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评估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和机遇的评估，这是设计碳市场并引导其良性运转所需要的主要信息。应尽快出台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碳信息披露的指导性文件，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碳信息，主动将碳信息披露融入到自身的经营运作中，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碳信息数据库，整合汇总各企业的碳信息资源，最终使该数据库能与国际金融经济数据库相对接，实现信息披露和采集的标准化，提升数据的公信力[17]。四是构建碳金融人才培养机制。碳金融工具的研发、资本运作、资源管理等相关业务和职能的实现，都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持，所以，要特别重视碳金融人才库的建立与维护。五是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金融机构应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碳交易运作模式，结合本国国情，开放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本土化的碳金融工具和业务，如开展银行碳基金相关的理财业务、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以CERs④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碳保险、碳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积极参与国内碳金融市场。
（三）建立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所谓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指的是碳金融交易主体的多元化和碳金融交易工具的多样化。我国碳金融市场刚刚起步，应积极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碳交易市场运作经验，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一是活跃多层次的碳交易所市场，积极引进碳交易机制，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体化。交易所市场是碳金融活动和碳交易的公开平台，也是碳排放配额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市场。首先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平台建设、区域规划、和制度设计三方面的做法，合理布局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所。另外应积极探索碳金融项目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资金的多元化方式，加大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场所的建设[18]。二是鼓励金融机构的参与到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的构建中来。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银行业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实施[19]，抓住机遇，积极创新碳金融业务模式，将发展碳金融纳入其经营宗旨和目标体系中，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开拓碳金融市场，为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做出应有贡献。三是不断拓展碳金融交易的参与主体，各主体之间分工合作，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比如银行业可以承担碳金融的融资和信贷配置等责任，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可承担信托责任，承担低碳证券、低碳基金、碳掉期交易、低碳期货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主体的责任，保险业可承担规避和转移碳交易风险的责任。
（四）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我国要加快建立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平台，通过引入价格机制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将更多场外碳交易项目吸引到场内交易平台上，可行的思路是先自愿市场后强制市场，在自愿减排市场，可以在多家碳交易所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将所有区域易所连接为国家级自愿减排交易所，有效提高交易效率。自愿交易市场很难做大，所以强制减排市场平台建设应该早做筹划和试验。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现有能源环境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交易平台可能性很大。可以先在长三角试点开展碳排放贸易，发展碳预算、碳测算等技术，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的具体途径，为碳交易所开展交易创造前提条件，为全国统一平台的建设积累经验。
（五）创新碳金融产品
碳金融业务蕴含着巨大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可以在CDM项目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发放CERs收益权质押贷款等解决CDM发展中的资金难题。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建立低碳企业上市“绿色通道”，引导资金流向低碳产业。碳基金是碳市场交易主体，给碳市场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可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成立“碳基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组建碳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流向低碳产业。开发环保强制责任保险、与气候和碳排放相关的保险产品、森林保险、碳交易信用保险产品等，使碳保险为碳金融市场发展保险护航。当前，碳现货交易产品正不断规范成熟，在政策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推出尝试标准化的碳排放权商品为标的物的期货、掉期、期权等衍生交易产品，丰富碳金融市场产品，提高碳金融市场吸引力。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9，World Bank。
② CDM：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京都会议）通过的附件I缔约方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
③ 德班气候大会是于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在南非东部港口城市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核心议题为“绿色气候基金”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
④ CERs：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是CDM 项目下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核证减排量。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发达国家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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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Carbon Finance Market
in the Post-Kyoto Era
He Haixia
一、引言
在过去的30年，我国成功地转型为市场活跃的现代经济。在我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内，传统的贷款工具和产品尽管对大中型企业或者中高收入家庭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以及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小额贷款在现有国有银行体系中尚缺乏一定的竞争了，其并不能满足大量小额贷款的需求，因此，市场的这一需求也产生很多像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大力发展这一供给，渐渐形成了产业，为我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带来了福音。
二、我国小额贷款运行情况与存在问题分析
1.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情况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发展不均衡。2012年，和辽宁省以452家和434家位居榜首位置。而贷款余额最多的则是江苏省和浙江省，并且远高于其他省份。
从贷款余额和实收资本两个整体实力指标来看，大体划分成3个集团。江苏省、浙江省和内蒙古稳居第一集团，合计小额贷款公司1187家，占全国的20%，合计实收资本占全国的32.3%。山东省、安徽省等10个省份位居第二集团，合计小额贷款公司占全国的44.98%，合计实收资本占全国的39.30%。其他省份列为第三集团。
2.我国小额贷款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我国的中小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小额贷款业务急剧增加，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小额贷款的金融企业而言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都是构成了我国中小贷款发展的障碍，笔者对此的分析如下：
（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呈现短期化趋势
本文所指的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以吸收公众存款为目的的，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批发资金和融入资金。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80%以上不能持续运营，要考外部不断注入资金。
我国从2010年初至今，金融市场的资金面并不是很宽泛，反而有一种缩小的趋势，月度平均利率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对于贷款的期限避长就短，整体贷款期限短期化倾向明显上升。在我国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承受着高于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的贷款利率，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负担，而这一负担也会被他们转移到市场中去，如此一来，市场上原本资金面不宽泛的情况将会加剧，从而会触发市场危机。在浙江温州一带，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形也普遍存在，近期的温州老板群体性跑路也在客观上印证了这一危机的可怕性。
（2）农户和小微企业主风险难以评估，融资难
市场经济同样离不开小微企业，中国现在有6000多万小微企业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及时。但是，直至今日，他们依然面临许多偏见和困境，最大的威胁就是融资难。传统的金融机构更喜欢贷款给大中型企业，因为他们往往享受政府保护的高利润。小微企业不但由于自身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难以评估，且缺少可抵押物，无法获得贷款。在传统金融机构贷款模式下，对实物资产的要求和申请材料的要求非常严格。由于农户和小微企业往往不能提供规范的申请材料和实物资产，这个群体的融资需求多年未被满足，严重缺血，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农户融资渠道匮乏依然存在，小微企业主融资难问题始终没解决。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众多制约因素，尤其突出的问题便是竞争的激烈现状，以及筹资扩展的困难，这些都是现在小微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只有对症下药才可根治这一问题。
图1 小微企业发展制约因素提及率
数据来源：宜信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调研报告分析
（3）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弱，缺乏最基本的防火墙
金融行业应当担当起最为基本的防火墙作用。我国的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都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尤其是监督执行力的力度不够，直接导致了经营的瓶颈产生。小额贷款公司应当重视风险控制，尽管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公司内部制度的建设并不主要受规模、资金的约束。因此，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在风险控制建设上应当下大功夫，同时以制度促管理，以管理强执行，如此才能将风险扼杀在摇篮里面。在当下的金融市场中，处理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透明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信息资源。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往往不能与正规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资源，例如不能进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查询、不能利用小额支付系统进行通存通兑结算等。这一信息极其不畅状态直接导致了小额贷款公司一旦出现风险，其股东和其他注资机构将面临难以回转的危机。
三、宜信公司针对我国小额贷款发展的对策研究
宜信公司是一家集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财富管理、信用数据整合服务、小微借款咨询服务与交易促成、小额贷款行业投资、小额信贷助农平台服务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服务业企业。截止2013年初，已经在全国60多个城市和20多个农村建立了强大的全国协同服务网络，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服务，以小额贷款为主要服务方向，主要服务群体便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其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刚过去的两会上，小微企业成为最热门的提案之一，据宜信调研报告显示，在2013年中，困扰小微企业或者说中小民营企业的重大问题包含了同业竞争、销售困难、筹资扩张困难、人才缺乏等。其中，除了竞争激烈占所有因素的54%之外，筹资困难占到了44%。
1.小微企业资金缺口较小
图2 小微企业资金短缺额度分布
数据来源：宜信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调研报告分析。
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是多年来困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的“老大难”问题。由图3.1可以看出，从融资金额需求来看，多数小微企业的资金缺口较小，受访者中有64%表示其日常资金短缺额度在10万之内，94%的企业短缺额度不超过50万。
2.小微企业未申请贷款原因主要是缺少抵押物和担保
由下图可以看出，从融资渠道来看，手续麻烦、缺少抵押物或担保是主要限制因素。
数据来源：宜信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调研报告分析。
究其本质，我国金融业的现状中存在的贷款模式门槛过高，尤其是对于资质的审查非常严格，然而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或者小微企业而言，管理模式、人才引进等都相对落后，尤其在创业阶段，要想满足一般国有银行的贷款要求难于上青天。因此，在现实中也存在了一些这样的城市商业银行，如泰隆商业银行推出的“三三”计划，也有像宜信的个性化贷款等都是在为这一传统贷款模式的弊端提出新的解决方式。
3.融资强调时效，认可较高成本
融资强调时效，因为对于融资者而言正是因为遇到了现金流难以周转的情形，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才会逐渐形成。这一时效性直接决定了所带款项的效用，不仅仅是财务人士所言的时间成本，更多的是金融人士所言的机会成本。目前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贷款渠道审批期限往往较长，虽然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做出较大努力简化流程、提高审批时效，但原有操作模式和风险控制理念很难再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4.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分析
第一，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境，需要民间金融渠道更多参与。笔者以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国家政策和创通金融机构改变服务理念。也就是说，国家作为金融业的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应当为了市场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在构建一般的融资平台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民间金融渠道不畅通的现状。应当为证交易所等一般融资平台构建配套或者说相对的补充融资平台。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对于民间金融要采取大力的鼓励和支持态度，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运作，从而形成多层次适应不同需求的服务体系。
第二，发展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价机制及相应贷款产品。调查研究表现，小微企业特点突出，例如资质不全、缺乏有效抵押物、短期融资特征明显等等。宜信P2P 模式有审慎强大的信用甄别。宜信拥有一整套贯穿于前期咨询、贷前审核、贷后跟进、回款管理的全面而严密的服务流程，平台对借款人进行严格的信用审核，进行全程贷前、贷中、贷后的风险控制。同时，宜信还设立了专门的还款风险金，当出借的资金出现回收问题时，出借者可以选择用其补偿出借人本金及利息的损失。宜信有专业健全的信用管理和信贷服务体系，从国外引入了完备的信用审查与风险控制机制，经过长期摸索将其完善并依据国情调整，最终形成了一整套贯穿于前期咨询、贷前审核、贷后跟进、回款管理的全面而严密的服务流程。
第三，应用风险定价模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传统金融体系中对小微企业而言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对于风险定价的认识、风险定价的核心就是收益覆盖风险，不同风险差异定价。对比小微企业的经营规模，大多数企业都可以通过企业正常经营消化资金成本。对于法定基准贷款利率4倍的融资成本，很多小微企业难以承受，研究显示，小微企业固然融资风险相对较高，服务成本相对较高，但只要依据风险定价，即使较高的融资成本小微企业是完全有能力承担的，当然定价必须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过高的成本无异于竭泽而渔。因此风险定价模式可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困境，实现双赢。
四、结束语
小额贷款公司要制定经营战略，创新信贷产品。小额贷款公司要想和传统大型商业银行相抗衡或者寻找发展机遇就必须将目标客户群体定位为小企业和农村地区市场上，也就是说怎么样的需求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唯一的问题便是经营风险。在经营绩效目标上，必须通过稳健的业务，避免经营商的短期行为，将眼光放远，如此便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1]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M].吴仕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小额贷款公司指导手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203231）；2012年度沧州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24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农村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实证研究——基于EVA的面板数据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6月22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信贷规模不断扩大，1979年我国农村贷款（包括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为179.6亿元，而2006年农村贷款增加至19，430.2亿元，投入的数额已高于农业增加值。但信贷的投入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融资需要。表面上看，农村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改善农村资本短缺的困境，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但前提是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是有效的，资本配置效率具体体现为：资本从低回报率的行业流向高回报率行业的程度。效率是资金配置的核心问题，评价资金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是资金是否流向最有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的行业。只有在配置有效的前提下，资金才能分配到具有最好的投资机会的农户或农村企业手里，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和投资，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通过Jeffrey Wurgler（2000）提出的考核行业增值的方法，也就是分析信贷资金投入是否能够随行业增值能力的变化而有效调整，增值能力强的行业是否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增加值（EVA）考虑了投入资金的资本成本，从而有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Joel Stern的定义，EVA等于行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全部资本成本后的净值，即：
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
其中，资本成本包括债务成本和股本资本的成本。考虑到我国农业及农村企业股份制程度非常低，资本成本只考虑了债务成本，也就是债务成本的利息，以当年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债务成本价格，农业及乡镇企业的利润以每年的增加值来表示。
EVA=年增加值-（当期贷款利率r×贷款总额）
二、模型及计量结果
（一）计量模型。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2000）的模型对我国农村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I为固定资产存量；V为利润；t和i分别为年份与行业编号；t为弹性指标。在本文中，Ii，t代表各行业年度的贷款投入量，Vi，t表示各行业年度EVA，下标i为行业，t代表年份，?浊t表示贷款对各行业EVA变化的反映程度，即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敏感度系数，数值越大，意味着该行业资金投入对EVA变化的反应越敏感，资金流向高回报的行业，即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该模型是典型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1985～2010年26个年份数据，考虑到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截面上选取农业和乡镇企业两个样本，具体指标如下：
1、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信贷资金量：分别由《中国金融年鉴》中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的指标来表示，代表模型中的I。该指标统计口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及其他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外资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业及乡镇企业的贷款资金量。
2、农业利润总值由《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业增加值表示，乡镇企业的利润由《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乡镇企业增加值表示。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农业和乡镇企业的EVA，代表模型中的V。
（二）计量结果
焦炭在输送的过程中，由于要经过多级转运站输送线路比较长，途中也经常会出现落差大的地段，这些现实状况给输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传统的带式输送机械在输焦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已经无法满足输送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管状带式输送机在输送行业广泛运用起来，它可以实现焦炭的大批量输送，并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下面就对输焦系统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改进作了一些探究。
一、输焦系统现状
（一）焦炭破损率大
输焦系统的每一系统输送的距离都比较长，且落差大，中间需要经过多个中转站，因此焦炭从晾焦台输送到焦仓的途中极易导致焦炭破损率高的现象。焦炭在输送途中受到的损失直接影响了输焦公司的经济效益，因而解决这一难题也迫在眉睫。
（二）输送现场环境差
虽然每个输焦系统都设有相应的除尘装置，筛焦楼地面除尘站以及中转站也同样设有除尘装置，一般的除尘装置包括泡沫式除尘器、布袋式除尘器、上下部除尘器等，但焦炭在实际输送途中产生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部分除尘装置由于使用不当或没有及时进行检查维修，导致运行效果比较差，造成现场的进一步污染。
（三）运行费用高
一般来说输焦的线路比较长，建设的输送皮带多，成本高，因而对于输送带的维修成本就相对也比较高。另外每一段输送带都需要安排一名管理人员，特别是在皮带机的位置上，现场岗位的需求量较大，因而员工的工资成本同样比较高。当然，除尘装置在运行中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为维持除尘器的正常工作，输送公司需要耗费大量的动力费用，在维护检修方面也需要耗费一笔不小的费用。
二、管状带式输送机存在的问题
首先，管状带式输送机是一个密封的输送管道，里面的空间维度是有限的，焦炭在输送途中往往会导致空载负荷过大，驱动系统油压超标等问题出现，对输送装置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输送机中的每个拖辊都具有一定的运行阻力，一条输送通道中存在上万个托辊，在运行中使得系统阻力过大，从而造成驱动系统油压超标等问题。
焦炭输送途中，由于焦炭中可能会掺杂一些铁杂物，这些铁杂物对皮带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会造成皮带的划破和损伤。另外，在管带机前端设有永磁除铁器用于剔除焦炭中的杂物，但这种设备在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除铁器在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还有振动筛在运行时同样存在设计问题，通电后的杂物分离率低，这些设备所存在的问题对管带机皮带的损伤都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输焦的管带机铺设的线路一般较长，又缺乏有效的防跑偏装置，焦炭在管道中输送的承载力受力不均，极易造成管带机皮带发生扭曲跑偏的现象，对输送皮带也造成了进一步的损伤。同时，输送途中如果出现大料流的现象，过多的焦炭堆积在一起，容易导致皮带鼓管，造成皮带挤伤。
除了管带机本身存在的问题外，恶劣天气也会影响管带机的运行状况。在雨雪天气情况下，雨水会顺着皮带管道流向正在运行的系统设备中，减小了设备运行的摩擦力，造成皮带的打滑现象，给机器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管状带式输送技术改进方案
托辊作为整个输送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皮带和输送物料的重量，它的运行阻力大概在70%左右。因此为了保证输送机的整体运行效果，更新管带机托辊使得托辊的运转变得灵活可靠，降低整个输焦系统运行的阻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原有的托辊设备密闭空间过于狭小轴承宽度为中宽，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的输送要求，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它的实际阻力更高，如果按照原装托辊设备来运行，不仅运行效果不佳同时对管送带寿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对托辊进行整改，扩大它的密封间隙和宽度并采用多边形托辊组合，来加强运行效果。
针对原装的永磁除铁器在运行中分离率过低的现象，需要拆除管带机前端设置的永磁除铁器，换上一种新型的除铁器――IJK-4510全自动磁性除铁系统。这种新研发的除铁器弥补了之前除铁器的弊端，分离铁杂物的效果十分明显，并且与IJK系列的金属探测仪配合使用，能够准确的将铁杂物探测出来并分离开。如此一来，更有效地执行了除铁的工作，减少了铁杂物对皮带的损伤。
为防止皮带的跑偏和扭曲的故障发生，可以在管道中途设计安装平式均流器，来分摊大股料流以减小对皮带的划伤。另外要对输送物流进行实时监测，当发现胶带的搭接位置中心偏离角度多大，就要及时对胶带进行调整，防治料流过大造成的皮带鼓管。在管道的过渡段要特别注意，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压辊的位置及角度，使得料流能够平稳的实现过渡。
采用DYL-01-4/100自动液压拉紧装置能够有效解决皮带打滑的事故，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探测到雨水进入运转系统中造成打滑的信号时，该装置就自动增加张紧力，加大运行的摩擦力，及时解决皮带打滑的问题，从而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行。
四、结语
管状带式输送机在输送行业的广泛应用，有效地提高了输焦公司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一些现实使用中的问题。希望上文对输焦系统管状带式输送技术改进方案的探究能够给输焦公司的输送技术的提升带来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杨飞宇.输焦系统管状带式输送机的改造[J].山西化工，201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