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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歌样式及种类，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传统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极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民俗艺术事项。长期以来，音乐学界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音乐形态、音乐种类等方面进行的记录和调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环境、生成因素以及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集中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最能真实直接表达文化个性的民间歌舞事象，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其生长、延续的空间、时间以及人们的音乐行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由黄凌飞老师引荐跟随着云南大学的罗梅老师，一同前往怒江参加傈僳族的阔时节活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阿尺木刮”这一具有傈僳族传统气息的歌舞种类，让笔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满张力的文化独特性，故选择其为硕士阶段毕业论文的主题。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目的
1、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无论是从人最为基本的人权问题开始发生了改变，还是从学术研究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阿尺木刮”是维西县特有的傈僳族传统歌舞，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的关注度较为广泛，将这个地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特征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这个地区各个族群之间音乐文化内在的本质。将云南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乐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背景中。笔者试图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这一歌舞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分析，运用音乐民族志的分析和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来呈现文本，这样对“阿尺木刮”进行专门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傈僳族“阿尺木刮”过多地运用音乐本体来分析其的音乐的特征，对于这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概念体系、音乐行为的描述很少。只有对于这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和阐释，才能够从生成机制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该民族的音乐。
(二)研究意义
在研究对象确立的同时，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和其音乐文化的地性知识，力图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对“阿尺木刮”所依赖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其文化内涵、族群中的族性认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更深刻地认识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预计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运用音乐民族志这样一种阐释性的理论范式；以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为理论视角，将维西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声音及意义的社会背景中，拓宽了艺术审美的视野与领域。人类学家赖斯先生在梅里亚姆的三维模式基础上所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和体验”整体模式的运用，体现重视共时研究与历史性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于维西地区傈僳族村落调查，以个案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资料，对“阿尺木刮”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过理论的层面阐释“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内涵和其背后的意义，并使的维西地区傈僳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得到多维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够更好的认知傈僳族的文化内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维西傈僳族文化学者林永辉收集整理的《维西县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对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论述的：傈僳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直至怒江州、迪庆州维西县一带。“阿尺木刮”是维西地区傈僳族祖先创造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歌舞事象，当地人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中，与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过模仿山羊的声音和动作形成的一种相互间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维西县文化馆非遗在中心主任和琼辉老师讲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图腾，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传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丽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头人看上了，头人想要娶这位女孩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这门婚事，连夜她就抱着两头小羊上山去了，为此躲避头人的婚礼。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无时无刻地觉得孤独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当作自己的朋友，跟它们交流。她学习羊的叫声来唱歌与羊进行对话，学习羊的动作来跳舞与羊进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这种舞蹈，并且得以传承下来。在“都市时报2008~2009‘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寻踪’系列报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论述为：“傈僳族属南迁的古氐羌人，从古代移民的画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在漠北悠远的星空下南迁，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领们会选择适当的节日祭祀，祭祀的羊儿歌舞即是起源。”
叶枝镇新洛村“阿尺木刮”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老人告诉笔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几乎与外界不往来，天长日久都过着采集、狩猎、游牧的生活。与山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将山羊放到山上，在这个孤独寂寞的过程中放牧的傈僳人与羊朝夕相处，时常观察着山羊的声音、动作和体态，观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时候的各种习性，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日积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乐村大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有关于“阿尺木刮”的美丽传说“相传同乐村在最早的时候是不叫同乐的，以前是叫“罗托腊”，在几百年前，有两个夫妻从外面私奔而来，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边。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后代，只是孤独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老的夫妻问他们“你们从来哪里”，他们回答说“我们来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来你这里住吗？”回答说“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过程中，他们就聊了彼此的来意，如他们是从哪里来到这的、他们叫什么名字等等，在这样的聊天中两对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轻的夫妻问他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长的夫妻说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一匹小骆驼，在用我们的当地话来说就是“罗托腊”也就是骆驼来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这里叫做“罗托腊”这个名字。年长夫妻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彼此间相亲相爱才跑到这里来生活的，而你们是因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情况都一样，要不我们就做一家人吧”，从此这四个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会历史调查等文献资料，了解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关记载与知识背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收集和整理以及归纳以往研究成果，从其中探寻出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及切入点。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维西县的叶枝镇及周边村寨进行田野调查，运用主位与客位进行系的统调查，从个案入手，主要是对当地民间传承人、当地的领导部门、参与活动的群众等不同人群多方面进行采访，观摩并加入到当地群众举行“阿尺木刮”的活动，走访当地民俗生活，向当地民众研习“阿尺木刮”的方式、意义等，以便后期研究。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觉和局内人的视觉参与和观察的双重身份开始调查工作，与当地的傈僳族族群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构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与行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将第一手田野资料与田野资料结合，从中寻找新的发现和视角。
五、写作提纲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绪论7-11
(一)选题缘起7
(二)选题目的7
(三)研究意义7-8
(四)研究现状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献搜集法10
2、田野调查法10
3、深描10
4、综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发生的生态环境11-17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态空间11-13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态空间13-17
一、服饰、饮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风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历史记忆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动17-26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历史记忆17-20
一、傈僳学者的“阿尺木刮”记忆17-18
二、传承人的“阿尺木刮”记忆18-20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动20-26
一、展演活动相关概述及其活动说明20-22
二、展演活动过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构成要素26-3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构成要素26-30
一、歌词特征26-27
二、音乐形态特征27-29
三、体态特征29-30
第二节代表性艺人访谈实录30-35
一、歌者熊自义30-31
二、李碧清与“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读35-4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与音乐行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乐行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传达的社会秩序37-39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历史构成39-40
二、社会群体维护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个人创造和体验中的“阿尺木刮”43-45
结语45-46
参考文献46-47
附录一47-49
附录二49-51
致谢51
六、目前已经阅读的主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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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傈僳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5]管建华：《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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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竞争能力
因为有竞争性，人生同样有竞争性，而且体育运动的最终胜负，不仅包括体力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包含了智力方面的竞争。这些既需要学生靠积极的思维、敏捷的判断力，又能在关键时刻迅速选择最有效的方法。而踩高跷捕鱼，本身就产生于生产、生活当中，但在体育课堂活动中比在水中更难把握尺度，很容易摔伤，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教师在传授技能也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像侗族、苗族的抢花炮、上刀山下火海、瑶族的爬花杆等，都具有生存能力教育的作用；
2、能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具有差异性的，心理素质较差对学习和生活都是相对不利的。踩高跷作为娱乐活动，也有其的竞争性，利用其不断产生的胜负结果，让每个学生都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取得胜利，并感受胜利带来的自信和失败带来的遗憾，从而逐渐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最终改善学生的心态，达到改善其心理素质的作用。现在我们学校把踩高跷捕鱼融入到中、小学的体育课教学中，一方面既可以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又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既增强了学生身心健康，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又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整个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踩高跷传统体育运动给予学生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精神饱满，体魄强壮，情绪愉快，这是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随着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进和普及，他们包含的挑战性、娱乐性、传统性的特点更具有吸引力；
3、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完成一套完整的动作技巧，因此踩高跷技巧动作主要还是通过身体活动来表现的。这些可以发展学生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能力，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心肺能力，增强学生肺活量以及其他运动器官的功能，最终达到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
（一）民族舞蹈展现民族风情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人情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舞蹈不仅是民族的一项娱乐活动，在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族舞蹈运用音乐、舞蹈的节奏与肢体语言不仅体现舞蹈者的表情与舞蹈的意蕴，还展现舞蹈的艺术内涵。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民族舞蹈，不同民族的舞蹈展现的是该民族的文化风情，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
（二）民族舞蹈展现民族文化的内涵
民族舞蹈通过音乐、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舞蹈的内容与情节，民族舞蹈来源于生活，反映民族地区生活与风俗，体现民族的生活风貌与情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所凝结的智慧，还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寄托，体现着人们的劳动与生活的记录，反映本民族的精神风貌。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因而每个民族舞蹈展现的风格也存在差异，民族舞蹈来源于民族地区的生活与风俗，与当地的地理地貌环境及人们生活相联系，不同的舞蹈动作展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游牧民族的舞蹈《贝依力格》，舞蹈表演者使用精湛的表演技巧表达出草原人们热情好客的性格，展现一幅壮阔的草原生活景象，体现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情境。又如舞蹈《传承》采用祖孙学舞的故事描绘方式，舞者精湛的舞姿展现舞蹈的文化传承，孙儿舞者从爱好舞蹈，为向爷爷学习舞蹈而刻苦努力的练习，其精神感染周围的一群孩童，他们也加入向爷爷学习舞蹈的行列，舞蹈的部分是爷爷将代表民族舞蹈的道具传承给孙儿，祖孙二人一起舞动起来，一起创新舞蹈，将民族舞蹈传承与发展。《传承》体现的不仅是民族舞蹈的魅力，更是展现祖孙对舞蹈的一种交流与学习，一种民族舞蹈代代相传的故事，给观众带来深刻的印象。
二、民族舞蹈的教育价值：鼓舞与激励人民战胜困难
（一）民族舞蹈具有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民族舞蹈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它是由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创作并相互进行流传，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展现民族的经济文化背景，又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度，56个民族，他们的语言各异、文化与生活习俗存在差异，各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与生活中创作了许多的舞蹈，不仅是展现他们的劳动状态，更是激励人民乐观积极生活的精神寄托。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的舞蹈是因为战争的需要而创作的，反映的是战争的场景或胜利的激动与喜悦，这些舞蹈可以激励人民敢于战斗与拼搏。民族舞蹈以丰富的内容著称，民族舞蹈的故事情节生动、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塑造的故事人物性格突出、故事发展情节完整，每个民族舞蹈展现的不同的故事，故事的内涵也各异，有的民族舞蹈故事体现追求真爱的感人情景，有的民族舞蹈展现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有的民族舞蹈描绘的是一副恢宏的战争场景，通过战争中感人或激励人的故事描述，用再现战争场景与事迹来感染观众。如《英歌》描绘的是众多好汉汇集梁山泊，为了正义，反对黑暗的封建压迫攻打大名府，舞蹈不仅形象的描绘出梁山泊好汉的英雄形象，更是通过舞蹈展现的故事情节――群雄攻打大名府，激励人们反对封建压迫，勇于斗争。又如福建民族舞蹈《大鼓凉伞》，通过舞蹈刻画郑成功的性格与民族英雄的形象，以及描绘郑功成练兵的场景，展现出郑成功积极抵御外寇的故事。
（二）民族舞蹈有教育人们团结奋进的作用
我国的舞蹈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着表现人们生活的舞蹈，那时候的人们通过舞蹈庆祝抓捕猎物与收获粮食，人们通过编排舞蹈展现抓捕猎物的场景，体现人们的一种斗志的同时教育人们要团结奋进。德国著名的艺术家格罗塞认为舞蹈是一门独具魅力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人们挥舞肢体的同时散发着令人神往的诱惑力，原始的人们利用舞蹈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通过简单而有节奏的动作能够重复的传达一个涵义――教育人们要团结进行狩猎，要维护本部落的稳定与秩序，要遵循共同的生活准则。民族舞蹈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尤为重要，通过民族舞蹈不仅可以娱乐放松精神压力，更为有效与有益的影响是民族舞蹈能够加强族人之间的团结与激励族人奋进，为共同的理想与生活而努力。
三、民族舞蹈的娱乐价值：抒感与自我娱情
（一）民族舞蹈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舞蹈反映人们的生活，也高于人们的生活，民族舞蹈作为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长期以来丰富着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由于交通不便与其他文化娱乐方式的有限，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们多数是通过自己传统的文化节日，载歌载舞的欢庆，民族舞蹈是他们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新疆地区的姑娘都善于舞蹈，舞蹈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是其用来表现情感，抒发内心的渴望与需求的一种表现方式。
（二）民族舞蹈可以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
民族舞蹈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让人们从白天紧张的工作生活中放松下来，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通过民族舞蹈，可以从中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历史。
二、踩高跷在学校体育教学上的运用
踩高跷捕鱼，是京族在漫长的500多年当中，通过京族人民的辛勤劳动、生产与实践，逐步形成现在扑鱼的一种技能，他通过自己技能与力量和铺助工具完成扑鱼的一种手段，发展到今天。现在由于大型的先进的扑鱼工具的普及，踩高跷扑鱼现在只当做一种娱乐活动。其实最初只是一种生存手段，现在已成为一种在大型节日作为比赛娱乐欣赏的活动。例如：每年农历的六月初九的“哈节”京族人就在哈亭前载歌载舞，进行各种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踩高跷就是其中一种，还有顶杠、抢花炮等。人们在参与这些传统的体育活动时，不仅发展了体能，增进了健康，而且精神上得到满足，娱乐上增进情感，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在教研教育作用方面有，
1、可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竞争能力。因为有竞争性，人生同样有竞争性，而且体育运动的最终胜负，不仅包括体力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包含了智力方面的竞争。这些既需要学生靠积极的思维、敏捷的判断力，又能在关键时刻迅速选择最有效的方法。而踩高跷捕鱼，本身就产生于生产、生活当中，但在体育课堂活动中比在水中更难把握尺度，很容易摔伤，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教师在传授技能也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像侗族、苗族的抢花炮、上刀山下火海、瑶族的爬花杆等，都具有生存能力教育的作用；
2、能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具有差异性的，心理素质较差对学习和生活都是相对不利的。踩高跷作为娱乐活动，也有其的竞争性，利用其不断产生的胜负结果，让每个学生都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取得胜利，并感受胜利带来的自信和失败带来的遗憾，从而逐渐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最终改善学生的心态，达到改善其心理素质的作用。现在我们学校把踩高跷捕鱼融入到中、小学的体育课教学中，一方面既可以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又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既增强了学生身心健康，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又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整个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踩高跷传统体育运动给予学生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精神饱满，体魄强壮，情绪愉快，这是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随着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进和普及，他们包含的挑战性、娱乐性、传统性的特点更具有吸引力；
3、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完成一套完整的动作技巧，因此踩高跷技巧动作主要还是通过身体活动来表现的。这些可以发展学生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能力，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心肺能力，增强学生肺活量以及其他运动器官的功能，最终达到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
三、建立传承人梯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
当今社会上，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作者：薛景元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二、目前体育文化的现实境况
1．传播媒介的“失语”引发的正向偏离行为
竞技比赛的比赛千变万化，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可能在比赛中面临困难，因此培养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心理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运动员发挥身体能力和运动精神的重要标志，媒体也对这种精神加以积极的赞扬。那些带着重伤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们获得优异成绩时会赢得多媒体广泛的宣传，对那些在重大手术后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树立为英雄模范。这种价值取向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运动伦理，民众也对这种观念直接支持态度，如为了获得体育竞技的优胜而不惜生命的价值伦理观念得到普遍支持和无条件地服从，表明经济体育面临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为理想积极拼搏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大众都应该鼓励的精神，但是这种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为前提。如果媒体不能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积极的引导，正向价值偏离行为将会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为代价。许多优秀运动员因为带伤坚持比赛中而提前告别了赛场，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为了实现目标而不计代价的教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媒体能够对拼搏精神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人的运动生命会得到有效的延长，也会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种族主义的“歧视”引发的身体暴力对抗
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男性普遍有一种恐惧，认为女性抚养的孩子不具备坚强的性格，不能胜任战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也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强力的通知。对于女性化的恐惧心理刺激了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他因此传递男性价值观的需求成为为经济体育发展的原动力，竞技活动的初衷是培养男性更加坚强，展示身体生理方面的优越性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展现出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暴力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欧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足球、橄榄球和拳击以及其他对抗激烈的运动作为男性优于女性证明，这些运动也在军事训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权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独有的。如果某一队员在训练中不够硬朗则会被教练和队友嘲笑为娘娘腔。侵略性在竞技体育中表现出极强的性别差异，竞技体育在这种性别逻辑的推动下形成身体暴力哲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连续观看拳击比赛之后，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倾向。有学者针对拳击后三天内的犯罪率进行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研究结果表明在拳击比赛之后的三天内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传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赛后凶杀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驱使”引发的金牌主义泛滥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过度倾向，即将非政治领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行为。而竞技体育泛政治化则是有大型国际比赛开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国际比赛中的入场仪式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可以举着国旗出厂或者在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泛政治化的体现。此外，在集体项目中国家的归属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承担了国家荣誉。全国民众无论其宗族、、职业、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会共同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民众国家归属感在竞技比赛的欣赏过程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的成绩关乎未来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在竞技体育中战胜未来的竞争对手会觉得扬眉吐气，觉得综合国力强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竞技体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此外，由泛政治化引发的金牌主义思想也极为盛行。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金牌主义思想的泛滥，如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为了争夺“冠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国人民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国际体育节奠定中华武术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当前，我国武术比赛严重缺乏公平的比赛规则，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脱节的地方。
三、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途径
1．强化思想认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和谐共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要树立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一套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既要看到体育文化的差异点，也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到体育文化的共同处，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明确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不同国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不断增大。首先，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儒家文化坚持和谐、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纪同样具有道德建设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态度，“和为贵”为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只有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才能够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文化辐射到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2．立足国际视野，审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地位
当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时，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体育精神。例如我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这种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娱乐性、参与性都是其他竞技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休闲生活来推广和普及传统体育。
（1）开发与大众体育联系密切的传统体育项目。围绕“满足民族休闲娱乐需求”为出发点，让它们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休闲娱乐项目。例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龙舟、拔河，这些体育项目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参与。奥运不能单重视竞技体育，只有全民都能参与的体育才是体育的全部。
（2）传统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传统体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宣传传统文化、保护民族非物质遗产作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点。美国社会和学校都比较重视向青少年灌输本国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让其从小形成与本国文化一直的世界观。中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不断拓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途径，增强其的国际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和学习。日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来推广，采用商业手段来运作，为传统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空间。我们要借鉴外域经验，长远规划，科学推广。
2高职院校发展民族体育的必要性
2.1课程发展目标的设计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我国的体育教学目标强调的是促进学生的正常发育，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的健康成长系数而设计的，因此，在体育教学中一贯是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的教育体系。但是这种体育教学体系有很大的弊端，因为它忽略了学生的心理成长和体育运动的文化修养，使体育与文化相脱离，未能发挥出高职体育教学的目的。而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不仅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也能促进民族体育的发展繁荣，更能在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使高职学生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提升文化修养，再通过教学目标的设计更改，使体育文化知识、身心健康知识和卫生保健知识的互相融合，从而培养现代化的体育人才，对于走体育强国之路有重要的作用。
2.2体育教学的综合性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目前的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明确指出要强化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实效性和趣味性，并要在体育教学上突出对学生体质的锻炼，对运动技巧和能力的培养等，但这些具体的要求只依靠简单的体育课程和锻炼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传统的体育教学，往往是运动处方原理、运动的生理效果、运动的健康效益等知识的教学，而没有人文文化方面的培养，使学生对体育课程的认知和感观比较单一，但如果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到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中，则可以通过基本的体育教学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融合，即体现体育教学的趣味性，又通过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学习提高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从而全面提升高职体育教学的质量。
2.3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观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观对学生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高职院校中的体育课程还是以教学为主，而缺乏对学生的锻炼，特别是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的锻炼以及运动技术技能的培养较少，这样的体育教学观即不受学生的欢迎，又没有对学生的特色培养，很难教出复合型的人才。但学校通过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教学中，不仅能更受学生的欢迎，而且在接触、感知和操作这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同时，不但可以锻炼身体，并且可以学习更多的民族文化，而且不同的竞技规则，又可以培养学生的接触能力、适应能力等，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有较强的支持作用。
3高职院校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所具备的优势
3.1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适应了高职院校低成本教学的教学路线
高职院校的生源有限，因此经费比较紧张，而体育课在高职教学中又不是主科，学校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学校受教学经费的限制，在体育课程的设置上走低成本路线，主要是以教材为主，以简单的体育锻炼为辅，对于体育教学来讲，并未发挥出体育课程应有的作用。有很多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教学操场有局限性，无法进行正规的体育锻炼，即没有场地，又没有器材，学生根本无法得到锻炼。但高职院校通过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有选择的授课和教学，不仅可以解决场地的限制问题，又可以通过课程的推广，并且会迎合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2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多元功能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很多种，关键在于选择哪些项目进行传承和推广引入教学。不同的院校会针对生源选择不同的民族体育项目，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考虑体育项目的功能，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般都具备以下几种基本功能，使其在院校推广具备较强的优势。如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以及交流功能等等，即能使体育课堂变得有声有色，更能增强体育教学的功能性，有助于学生的体质和心理共同成长，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3.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生动活泼的竞技形式符合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娱乐要求
二、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对于乌江流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也正是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突破口，更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实现使信息交流不再受到拘束，必然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发扬和区域经济的崛起。通常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多以旅游为核心，旅游也是促进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渠道，而在湘西苗族、瑶族，云南傣族和内蒙古的蒙古族实践中能够发现，体育文化也是游客主要参与的活动之一，因此由体育文化作为宣传的突破口，辅以饮食、景点等方式，将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问题上提出了体育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措施，将乌江流域贫瘠的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再结合市场经济的自主选择性，合理的拓宽渠道，推动经济效益提升，也在体育文化受到认可的过程中，避免因现代化浪潮而导致体育文化无法达成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具体来看体育文化与和谐之间的关系：
（一）增强民众身体素质，提升劳动生产力
体育最基础的作用就是增强民众的身体素质。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全民体育健身，提升民众体育认识，树立健康的终身体育观念，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准，以此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现展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产量十分重要，在农业领域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并不普及的状况下，农业仍然需要人力和畜力的帮助，特别是在贫瘠的乌江流域，劳动力的素质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因此，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力，缺乏体育增强民众体质，更无法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在酉阳土家族自治县政府的倡导下，民众在广场上一同练习摆手舞，该舞蹈以土家族传统特色结合现代广场舞的易学习特点，使该舞蹈在表演和参与上都能够得到认可，目前仅酉阳县的参与人数已占总人口的68%，每日傍晚时分，数千人集聚广场，统一的舞蹈动作形成了靓丽的风景线，随着摆手舞的红火，周边县镇民众也开始分纷纷效仿，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已然成为了全面健身运动。另外，彭水县的苗族民众，也根据本民族特色，在当地艺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创造了适合苗族文化的广场舞形式，名为“踩花山”，也在周边地区得到了热捧。随着此类舞蹈模式的推广，在农村也开始纷纷学习，平时忙于耕种的农民，终于得到了娱乐而又能够锻炼身体的休闲生活方式。在农民完成一天的耕种工作之后，以舞蹈的形式放松身心，在娱乐的同时有效地增强体质，从根源上提升了区域农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此也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农业方面对市场经济有着直接的提升作用，而随着民族体育文化的推广，所造成的影响力将不仅是区域范围。
（二）增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精神面貌
乌江所处地区多为农村，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农业有季节之分，农忙季节民众终日忙碌在田地之中，而一旦进入农闲时期，农民则无所事事，在外出打工并不流行的时候，一入农闲社会治安便会急剧下降，赌博、斗殴、酗酒等问题的发生对构建文明社会有着强烈的抵触。在苗族“踩花山”舞蹈流行于农村之时，有效地减少了上述不良事件的发生，而体育能够增进参与者的友谊，提升团队配合能力，社会稳定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外，部分农村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开展了很多运动比赛，如竹铃球、龙舟比赛等，对于乌江流域的农村居民的精神面貌提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各类活动的丰富，民众认识到了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意义，农村社会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三）促进经济的提升
农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农业户籍人口占总人口69.08%的，其直接决定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因此，提升我国经济实力，首要应是加强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经济的提升，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有效促进农村民众体育生活的普及率，增强民众身体素质和团结协作能力，以加强农业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经济循环，提升农村活动价值，吸引资金融入；三是开展旅游经济，促进生态、民俗旅游发展，增强民众的经济收入。旅游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2013年我国旅游人数高达3.2亿，消费总额多达2万亿元，而近年来人们对名胜古迹开始出现审美疲劳，大量的旅游爱好者更加倾向于体验各民族风尚，如湘西的凤凰古城等地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对于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而言，其文化传承更具民族风味，历史传承的保留之完整，是已经有所开发的景区无法比拟的，旅游者也能够更好体会到土家族、苗族、瑶族的特有传统文化。对于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而言，长期的封闭是造成其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客观原因，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众多民族的独特传承优势，终于在信息化的大浪潮中被游客熟知，进而通过旅游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随着民俗旅游的盛行，也促进了周边产业的新生，如餐饮、住宿、娱乐，调节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并帮助农民增添了收入。
三、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和谐社会关系的启示
在乌江流域以民族体育文化大力发展旅游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快了现代化的脚步，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乌江少数民族必须要坚持有效的经济发展，同时降低其他文化对本民族的干扰，唯有如此民族的体育文化才能长久的传承。
（一）正确应对体育全球化冲击
全球化的发展可能造成势单力薄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覆灭，但在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抵挡全球化的进程，而体育全球化实质上是现代体育对传统体育的侵袭，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和趣味性对传统体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每个民族都需要发展，其实发展与传统并不相悖，应在发展中注意两个方面，以能够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保留自身的精华，[6]分别是：一是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经济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时代下，只有在其中高速发展，才不会被淘汰，以市场替代传统经济是实现文化长久传承的关键；二是加强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校园内的教育，通过课本和课堂中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民族传统文化，以校园内的宣传栏、体育活动、讲座等形式，引导学生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要顺从自然发展的规律，不能够因需要保存而盲目的保存，否则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真正合理的发展应是健康的、和谐的，尊重自然的发展才能够得以长久。而在发展中，应用新理念，不能盲目西化，西方国家对其他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侵入性，而全盘西化的行为，也无疑在间接地否认传统文化，并不可取；而过于顺其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所遵从形式，与循规蹈矩无异，因此应将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理性精神相融合。在发展和保护的道路上，并没有优劣之间的对比，找到适合的方式，才是实现两者的关键。
（三）挖掘和整理传统体育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大多是默会知识，并没有以现代化的方式传承，特别是乌江流域已不再封闭，极有可能在发展中出现断层，因此将体育项目挖掘和整理，找到代替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将传统的方式适当的改变，不仅能够将民族体育文化得到保存，同时也有益于文化的传播。
（四）利用旅游发展促进文化传播
旅游不仅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也有着促进意义。通过旅游的方式，能够让民族体育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如藏族的锅庄舞、蒙古族的摔跤等，已然得到了良好的推广。在开发少数民族风俗旅游时，应鼓励游客参与其中，在本民族的民众带领下，一起舞蹈、运动，使游客亲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并将体育文化带回到自己生活的区域中。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二、亚文化拒斥与新媒体的介入
亚文化传播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主流媒介在信息传递上的单向性，越来越导致文化传播的单极化。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介的单向传播大多缺乏与受众的交流、互动与反馈。长久以来，大众媒介文化的单向输出难以填补地缘上亚文化群落的多元诉求。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难以绽放，主次群落间信息缺乏对等交流。同质化与被遗忘，一方面致使亚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受到挤压、无以纾解；另一面也造成主流范畴内，次级文化信息的真空。其结果，常常引起亚文化的种种拒斥。严重的，甚或导致民族自由化倾向及不合理宣泄；极端的情况，会由精神层面上升到行为，引发区域性骚动，或与境外势力勾结后，发展为恐怖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渗透”遭遇伊斯兰文明的拒斥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世界矛盾的主要因素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正迅速起着变化，即由原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转向次级文化与主流文明间的对抗与挣扎。问题出在哪？循着单向传播形态的固有思路，传统的大众媒介将怀疑与指责投向网络和新媒体，这并非全无道理。新媒体从根本上讲，是强调交互性的媒体（例如BBS或SNS具有的即时评论与互动功能）。它为传播带来两个全新的变化：一是削平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地位差异，将他们拉入到共时性的信息交流层面；二是填补了单向度传播的交往性缺失，社交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分众化和隐私性。由此，新媒体打破了主流媒体的意见垄断，“意见量的级数增长和级数传播代表了压抑状态下公众的释放与自我救赎”，互联网、微博和微信很快触发了以往受众处于沉默状态下的媒介参与意识。这些变化经由复杂的传播过程，放大（改善）了次级文化介入主流媒介时的影响力。按照单向传播的逻辑，新变化显然把水搅得越发浑浊了———传播的全民参与性破坏着正常的新闻生产秩序；让全民都成为“评论员”又大大减弱了舆论的导向性；主流话语一旦丧失权威，谣言就会在社交媒介中滋生、激荡，久久无法平息。反过来，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承传的角度看，传统的大众媒介经营观念也未必没有责任。无论这些经营决策来自传媒巨头、官方或是精英财阀，上百年的文化趋同运动已为他们积淀出权力话语的生存惯性，难以容忍新媒体在草根层面上为亚文化的合理宣泄带来契机，行动上必然倾向于———抑制。一时间，行政指令上的收紧以及对网络与即时评论的种种监控一哄而上。媒介渠道的控制虽见效快，但形式上容易使小新闻、小摩擦、小事件上升为对民族、区域或群体的权利抑制，实质上有损区域内部的民众团结。再者，强硬的抑制手段也正凸显出主流媒介面对亚文化、次级文化或民族文化介入时的力不从心，反衬出受众对新媒体参与性的热衷。当然，主流媒介并非一味地趋同，面对次级文化的张力也会做出修补。例如2014年5月，大众媒体集中报道：在湖南上大学的维族学生阿迪力•买买提吐热———来自新疆喀什的一个切糕世家的淳朴孩子，是如何与他的汉族同学们齐心协力开设“切糕淘宝店”的传奇经历。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主流话语中，阿迪力的故事只能成为某种来自异域的“奇观”或“点缀”。真正的民族文化繁荣，要靠区域性的文化自信。自信意味着打破向心力驱使下的媒介意志垄断，而传递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特质。至少，它在传播中应与主流文化保持对等的沟通。而现在看来，民族文化仍处于被笼罩的“亚文化”次生范畴。谈到“亚文化传播”———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问题，而是全世界所需面对的共同难题。当前，世界上对“亚文化传播”与“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传播”的比较研究正如火如荼。这说明，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少数族群文化同样受到主流文化的同质化困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愿景，仍任重道远。
三、交互性的回归与时空拓展
新媒体果真如上文所说，是个一无是处的捣蛋鬼吗？若文化多样性尚需在共时性上开创平等的交流，那么新媒体正好给它提供了交互的契机。传播学中，把双向（或多向）信息流动及其效果互映所形成的系统化过程称为交互。然而，交互性在文化传播的历程中，表现出上下沉浮、若隐若现的不稳定性。作为社会原初的信息传递手段，口语传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际间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时空上它具有天生的局限，无法精确、久远地传递。于是，体外化媒介应运而生，从岩画、甲骨文，再到竹简及笔墨纸砚，文字与书写使信息传递的距离、精度及耐久保存性大为提升。但恰恰是这些优良的特点断送了传播的交互性，文化的双向即时感染力被单调的主流均质化所取代。现性意义上绝大多数的传播形态（如：印刷、广播、电视等）都不断弱化交互性。单向度传递的后果，就是文化间缺乏平等的互映与呼应。这是次级文化现象催生的根源，也是民族文化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民族文化的延续源于传播形态的有力支撑。当下，新媒体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网络化、电子智能化的应用手段，使其兼具口头传播的即时交互性以及大众传播的远距离、精确性等优势。更为重要的，新媒体实现了交互性在传播中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阻隔与等级的藩篱，为共生性文化传播拓展出广阔的疆域。面对新媒体的突入，当代民族传播虽有挑战，但机遇尚存。甚至，机遇远大于挑战：
1.新媒体的交互性打破了大众传播层级的单向流动及文化交流的不对等。
在原来的单向传播中，我在山里，你在山外；我是我，你是你，你我之间没有形成绝对的文化与生活联系。空有一个虚幻的外部世界，而民族区域内在的品性与气质无法由单向传播给予必要的反馈和呼应。交互性有利于改善单向传播在文化上的均质，使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色彩输出成为可能。
2.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介的社交属性使其更倾向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相比，其受众宽余度不大而分众化明显，导致信息覆盖率不高但传播效率提升。
这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拓展带来好处。
3.新媒体的社交特性为区域性文化凝聚创造机会。
大规模人口流动及旅游文化产业的深度开发使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固定地缘性与区域性特质被打破。空间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正在全国范围内与“不定量多数”的普众加速融合。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规模正逐步扩大。新媒体有利于将本已离开民族地缘的人们，在新的虚拟时空中重新联系起来。微博、微信的民族群落，以及具有民族文化性质的朋友圈，正在不自觉地修复和维系着各民族文化的内在脉络。另一方面，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在民族“大杂居”的环境下，活跃区域性文化、变文化隔阂为地缘融合，有利于局部区域内打破各民族界限，在以地缘为基础的群体传播与信息互动中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
4.新媒体益于打破固有的单一媒介运营机制，变官方运营为政府指导下的社交化运营，提高群体内每个个体的参与积极性。
同时，媒介社交化并非将传播局限于封闭的群体内，而是经由微博、微信等信息系统的微循环来促进民族传播的“微繁荣”。第五，新媒体的“微繁荣”意义重大，它变全局观念（主流文化）上的普众化繁荣，为微观地缘文化上的具象鹊起———从一支独大到百花争艳；再由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时，“大同”就不再是单一文化的均质，而是各民族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共荣”。
四、向全媒体时代迈进
传统媒体将何去何从？新旧融合势在必行。当代传播正随着新技术、新媒介的迅猛发展而阔步向前。新媒体生成舆论、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青年一代更将新兴媒介作为信息获取的首要来源。面对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业界和学界不断发出消极的声音，认为传统媒体已被边缘化并“面临着市场被压缩、影响力下降、舆论引导和主导能力越来越脆弱的问题，有的甚至沦为微博、微信的‘印刷体’”。然而，“唱衰”不应成为当前传媒业发展的主流，媒介融合才是———因势而谋、应势而为、顺势而动的发展大势。事实上，新媒体并没有占尽优势，传统媒体亦非完全没落。新媒体虽能提供海量信息、传播速度快，但加剧的信息泛滥也导致其传播重点不突出，信息缺乏可信度及权威性的问题日益暴露。这正需要传统媒体予以缓解和弥补。当前，传统媒介在区域性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可行路径有：
1.亲身介入新闻现场，用可靠的报道重塑媒介权威性。
充分调动传统媒介走基层、重调查、深入新闻一线的勤勉精神，以镜头、亲历和一手采访打动观众与读者；克服新媒体在新闻采编上“凡事靠搜索”的“网络复制”恶习。民族文化在传播与采访上受到地域偏远的影响，可越是偏僻就越要走进去、越要将文化的特色带出来，以鲜活的现场博得受众的认可。
2.加强深度报道，弥补网络信息的浅薄化。
新媒体有着快速传播的优势，但快餐式的信息消费一旦形成惯性，民族文化背后的生活故事、历史底蕴以及人性的张力便无从谈起。传统媒介应发挥其特长，利用电视纪录或报纸文化专栏等渠道，以深入的思考为受众提供独特的文化体悟。
3.以评论引导舆情。
面对地缘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复杂性，新媒体传播中的评论极易受到扰动，甚至沦为少数别有用心之徒煽动、操纵、诋毁民族团结的工具。传统媒介应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适时介入，巩固评论阵地、提升评论质量，引导受众进行独立判断，第一时间抑制流言的滋生。
4.发挥全媒体优势、充分融合，突显“把关人”的作用。
全媒体指，传统媒介充分调动各种手段和平台优势，构建传播领域的大报道体系。努力将新媒体速度快、交互性强、传播灵活的特点，与传统媒介覆盖广、内容权威、观点深刻、评论视角独特的优势结合起来，加强与受众的跨媒体互动。例如：在广播电台发展互动直播栏目，通过短信与听众即时互动；鼓励报纸开设官方微博，通过二维码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音视频信息；为电视新闻节目引入微信公众平台，让观众透过手机参与评论、畅所欲言，并将大众喜好与大数据相结合，反过来服务于传媒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