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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249-02
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充满锐劲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富有极强前瞻性的理论家，其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以与时俱进的思想和气势磅礴的激情，用人之老少比喻国之老少，开启了一场全民族关于“少年中国”的热议，向“中国少年”发出了振兴国家的热烈召唤，表达了晚晴以降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憧憬，唤起了无数近现代热血青年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而百年之后的中国，面对全球一体化，人类从信息时代步入数据时代，开启了以“互联网+”为时代特征的新境遇，在新形势下如何解读《少年中国说》以及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成为当下教育思想研究的全新课题。
一、观念：顺势而为，海纳百川
梁启超在评断中国为老大之国还是少年之国时指出：“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让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从其推断中国今日为少年国的论证过程中，不难看出其尊重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念，中国之所以为少年中国，完全因为“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中国理所当然是少年。透过这一思维逻辑的本体，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在进行理论支撑，而合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最核心观念，其最终落脚点自然成为顺势而为。儒家亚圣孟子言：“有智慧者，不如乘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提出，自然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大势：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再度陷入近代化之困境。自失败，中国的外迫型近代化开启，经甲午之败，戊戌之败，一败再败，甚至已有亡国灭种之虞。于此危难之际，必须再启中国近代化之进程。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以文化成天下，即用文的力量可以治理好全天下，孟子更是提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而近代化进程的关键是人的近代化，对人进行近代化改造的最好途径便是文化改造，这一逻辑类同于庄子所言之道与人：道创生万物及人，也与万物及人同体同在。人自觉与道同体同在者，顺应之。不能自觉者，亦摆脱不了，行为悖之而体不能悖。近代化与其主体人亦是同体同在的，自觉者，顺兴之，光大之，不自觉者，行为悖之而体不可分，梁任公是自觉者。梁启超顺应时展之势，自觉铁肩担道义发起对民族近代化文化改造，其所指方向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性思维，以海纳百川来滋补民族近代化所缺失的营养。“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了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梁启超通过对老年与少年不同性格态度的比照，从而对老年人常思既往、留恋过去、因循守旧、怯懦苟且以致最终灭亡世界进行深度剖析极度批判，而对少年人常思将来、希望进取、常敢破格、豪壮冒险以致终能创造世界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和强烈的寄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
而当下教育正处于以“互联网+”为典型特征的后信息化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大势，以海纳百川的观念来指导当下教育探索的方向。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型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便是资源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含了O2O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资源的重新洗牌，同时也意味着大数据共享以及渠道多元化裂变红利的到来，而所有这一切的行为主体都离不开人的主导和操控，可以认为“互联网+”模式就是一个思维大爆炸的时代，传统资源传导模式、营销渠道模式、人才组合模式被深度摧毁，任意思维的对接都可能产生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墨守成规、思维固态的商业范式已经很难在这一时代立稳脚跟，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正在被逐渐挤压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教育观念必须从传统授课的固有模式向海纳百川的多元化方向进行转变，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保佑的思想观念。
二、态度：积极应对，不走偏锋
人的思想是由感性与理性共同构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除了从理性逻辑角度提出人应该顺势而为、海纳百川，同样在感性态度上保持积极应对、不走偏锋的方向也同样重要。“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命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
三、方法：如盐入水，润物无声
20世纪初，是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维新变法运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们提出“启女智”和“重幼教”的观点。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妇女”和“儿童”问题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图以文学为工具“新一国之民”。于是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梁启超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卢梭学案》、《少年中国说》、《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教育政策私议》、《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等文章中。本文将主要从他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启超在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务派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学习，转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张，不仅成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发了他在儿童观上的觉醒。”[1]《卢梭学案》是梁启超宣传卢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继承了《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观点，认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价值。
在《少年中国说》中认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文中认为儿童精力充沛，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儿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来的儿童的地位。 “这种对儿童生命特点和精神个性的认识，为人们谈论儿童的独特的精神需求，为人们谈论和思考儿童文学的种种话题，提供了最直接而现实的文化动力和理论起点。”[2]
据此，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教育主张。梁启超是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观角度建构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符号，但是文字教育并没得到普及，多数人没有接触文字的机会，更谈不上阅读了，因此导致了国人创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儿童没有阅读文字的机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儿童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要改变国民的素质，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儿童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轩的观点不谋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长久以来，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封建观念的层层桎梏下。梁启超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封建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才对旧式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式教育对儿童的体罚，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如同女子缠足一样，是对儿童身心的巨大伤害。这种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导致儿童视学校如牢狱，畏老师如狱吏。体罚是不尊重儿童的表现。这从反面确证了梁启超认为儿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儿童本体论的雏形。
他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以记诵为主的儿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很容易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先后顺序严重颠倒的弊端。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旧式教育方法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不能激活儿童心灵中潜在的灵性。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许多研究者所批判。如卢梭和别林斯基都承认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发展的一种能力。在儿童期，应该主要致力于儿童感性能力的开发。再如朱自强教授所说“对于幼儿来说，他的理性能力还处于蛰伏的状态，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地、超前地发展孩子们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当然就和一些知识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过早地发展他的理性、知识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教育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负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
“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5]毋庸置疑，梁启超为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个儿童教育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的理论是深深根植于实践中的。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表达了对“俚歌”的重视。1902年，他在《新小说》上开创“杂歌谣”栏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了儿童诗《爱国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学生们的喜爱。此后，他又创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创作了《终业式》四章，这组诗的儿童性稍为明显，比前两首容易理解。虽然有着宣传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髓，真非易也。”[6]梁启超已经看到了在儿童诗歌中处理雅俗关系的重要性。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儿童文学前意识之端倪。
同时，梁启超还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从事儿童诗歌的创作。例如，他在新小说上曾经发表过张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黄遵宪以笔名“岭东故将军”发表的《出军歌》四章和黄遵宪以笔名“人境庐主人”发表的《幼稚园上学歌》四章等。
其中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语言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易于上口，适合儿童吟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歌。全诗一共十节，诗人对幼童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学校时欢呼雀跃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绘。这首诗在当时的儿童中传唱甚广，后来又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在晚清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中，如此具有儿童特点的诗作还属凤毛麟角。”[7]梁启超对这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同时寓教于乐，又不失艺术性的儿童诗歌是极为赞赏的。
除了倡导儿童诗歌的创作之外，梁启超还进行关于儿童诗歌的文学批评工作。他在《饮冰室诗话》的第78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小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称其为“一代妙文也。”同时，他高度评价了杨皙子（杨度）所创作的《扬子江》、《黄河》等儿童诗歌，认为它们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吟唱的诗歌。他十分欣赏《江苏》（清国江苏籍留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反满革命刊物）上刊载的儿童诗歌，如《游春》、《秋虫》等，认为其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将儿童诗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5]
三
此外，梁启超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工作上。他用章回体的形式重新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考虑到少年读者的理解水平，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他还以“饮冰”的笔名译述了“科学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陆续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南海卢籍东与东越红溪生合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周桂笙译述的《水底渡节》和《神女在世奇缘》、南野浣白子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他称赞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由于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是为了实行“小说界革命”，所以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翻译工作不过是他“新一国之民”的手段。虽然他并没有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也没有以儿童为读者的意识，但是这些从异域引进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儿童冲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经开始为儿童文学的自觉松动着久久压在其上的板结的土块。
四、结语
总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中固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论的倾向，但他主张尊重儿童的尊严和个性，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无疑在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显现出现代儿童观的些微征兆。梁启超还是中国儿童诗歌和翻译小说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为了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有利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自觉。
参考文献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6.
[2]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9.
最能代表梁启超散文写作成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时务报》至《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发表的新体政论和文艺性短论，如《变法通议》、《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文。他自称这些文章，“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确，这些作品议论风发，感情充沛，形式新颖，条理明晰，语言流畅，别具一格，“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梁启超自称这一时期的政论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年仍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等“旧文体”。而一般论者，从不同角度，给其新体散文以多种称述。因为这种新体散文，大多是政治性的议论文，故称之为“政论”，而这种政论，以文学的笔调，议论变法维新，有较浓厚的文艺性，因被叫作“时务的文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由于这类政论屡发表于报刊，故又称为“报章文字”或“报章文学”，这种政论的写作，至《新民丛报》时期达到顶锋，因此被誉为“新民体”。总之，起于《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的十年间，是梁启超“新文体”写作的全盛时期。此后所作散文，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那种高昂的爱国激情、犀利的战斗锋芒和社会改革的理想，已不甚为读者所欣赏。
梁启超新文体的思想内容，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呼吁社会改革，鼓吹变法图强，追求祖国独立富强的要求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与旧体文言散文根本不同的思想特质。如《变法通议》就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提出并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的政治主张，震动海宇。《饮冰室自由书》由独自成篇的文艺短论组成，以时势学理为题，宣传新学思想，鼓吹变法主张。《少年中国说》描述了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鼓舞国民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奋斗，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和理想色彩。《呵旁观者文》严辞呵责形形的旁观者，呼吁国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人翁态度，面对外强，内政不振的社会现状，奋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报效祖国。《过渡时代论》热烈赞颂中国社会结束了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而进入“过渡时代”，也即变革的时代，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为争取社会的进步献身。《释革》阐述了“改革”与“革命”的意义，力主实行“变革”，鼓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变革”，推动社会进步，言辞激烈。《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热情颂扬欧美、日本等杰出科学家、文学家的开创性劳动，创造了“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呼吁国人努力学习西方，“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总之，这一时期的新文体写作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方面：“一日倡民权”、“二日衍哲理”、“三日明朝局”、“四日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日：广民智，振民气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但是，却也有大量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保皇保教”尊孔崇儒的思想。此后则不复如新文体那样的内容，能感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叱咤风云，激昂慷慨，具有导人进步的积极意义。仅有部分政论，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丽韩十家文钞序》等，尚能应时代潮流的激荡，闪现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光彩，为人称颂。
梁启超一生所作散文，可称道的艺术成就，还是他的新文体。而其影响，则开创了一代新文风。他晚年评述自己的新文体创造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格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为焉。
从梁启超的自述，可知新文体的产生是由于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一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畅其旨义”，二是为了使广大报刊读者易于理解接受，裨“国人竞喜读之”，因此，不能不从自幼习练的晚汉魏晋文、桐城派古文，以至为应科举而研治的八股文中摆脱出来，“至自解放”，写作应新形势需要的新体散文，表现新生活新思想。于是新文体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新文体的特点，如其所述有以下几点：
第一、“平易畅达，时尽可能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就是说，新文体的文笔语言，文白相杂，文言出俚语，成为一种浅近的文言文体，接近口语；又能骈散结合，奇句散行与偶句排比相杂，打破骈体与散体的严格界限，增强了文字表现力；还能吸收外来新词新语和外国语法，改良文体的语言素质，提高记事述情的表现力。凡此种种，使新文体显得平易畅达。
……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筻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7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
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雨雨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种运用骈偶对仗、八股排比同奇句散行的古文句式，熔于一炉，文言、口语与外来新词语间杂并出，扩充了语言运用范围，句式多变，感情充沛，气势浩莽，富于艺术魅力。正因如此，就较之旧文体更充分地发挥中国语文的特性，运用诸如比喻、夸张、重叠、排比、反复、递进等修辞手段，使抽象议论与形象概括结合，加强说理论事的文艺性，产生服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新文体“平易畅达”的原因之一。
第二，“其文条理明晰”。新文体是一种新体政论，行文起迄自由，各自成段，分项申说，洋洋洒洒，尽意而罢，“纵笔所至不检束”，每为长至几千以至万言的长篇政论。而往往又在题目之下，各部分再列小目(小标题)，小目之下，又分项论述，“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如《变法通议》、《新民说》、《过渡时代论》等。梁启超重视文章的条理，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条段错紊日‘乱’”。他的“纵笔所至不检束”，是指不为旧文体的形式格调所约束，能放言纵论，不拘一格。一旦进入自己的论题，则必引经据典，或列举种种中外古今事例，或列举一连串比喻，设喻引类，广征博引，反得申说，“其体势顺颇象分段写出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但求“经纬整列”，务必“条理明晰”。从政论的内容到形式均无视古文辞之门径，也是文体上的一大解放。
第三，“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慷慨论天下事”，激情洋溢，浩莽奔放，虎虎有生气，因其笔端常倾注充沛的情感。用说理与抒情相结合的文笔议事论理，情理交织，明快犀力，气势，动人心魄，产生极大地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变法通议》中云：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不复存在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相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度。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种直抒胸臆，大声疾呼，近于呐喊的议论，伴随着激昂直率，急切痛快的情绪，颇能激励民气。因其议论常带情感，又反对“从容模棱之言”和“主文谲练”，主张“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敬告我同业诸君》)，言词未免“稍偏激”。如《呵旁观者文》开头就发危言耸听、惊世骇俗的议论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田娟，1974年生于山东烟台。作品曾参加“国画经典・2008当代中国水墨名家提名展”、第二届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相约中国牡丹城・当代中国提名作品邀请展”、全国首届草原情中国画提名展、第二届齐白石奖中国画作品展等以及中国美协主办的多项展览。并在日本、南韩、德国、北京、台湾、内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出版有《田娟画集・人物卷》。2005年入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工作室，现居北京。
一次偶然机会，朋友推荐我画命题人物梁启超像，我是不加思索，一口应承。因我一贯不善示弱，逞强有余。应承之际脑海闪现N年前的历史书上的梁启超像，N年前语文书中的铿锵美文《少年中国说》，觉得这是一个锻炼命题创作的机会。
创作要求写实风格，不能单凭意笔小品之模式技法去表现。由于是史实人物艺术造像，那就要具备尊重客观物像的感觉，同时应有创作者自身的独立主观的笔墨语言。许久未画人物写生，创作伊始，先上网搜图片，仅有头像小图，且轮廓模糊不清，遂去书店查找影像资料，工作人员答曰：应无，曾有人查询无果。既无影像资料又无模特参考，权且图片凑吧。仅能依靠网上那幅虚乎人像，再结合些清末民初着装人物图片的拆补组合了。
创作手法未采取工笔画法，工笔虽较容易形似，但因一则时间较紧，再则许久未画水墨写生人物，也有些技痒难耐求痛快过瘾，随即采用了水墨写意技法。由于生宣自然洇染的特质，需掌控水墨的浓淡干湿，方能显现笔墨华滋的韵味。因是描绘近代史实人物，造型需精准，刻画面部结构时，参考虚乎乎的图片之余，只能凭着自己似是而非的感觉画了。三易其稿，方有了八分像，私下自知平时少于写生积累才至于此。待要脸部落墨时，极担心水墨失控，因微毫之差异即失之千里了，就会影响到形准，更别说形神兼备了。着衣纹笔墨时，心中则轻松了许多，尽管倾泻而下，颇觉畅然。兼顾留意衣纹的客观规律，用书写法注意起收提按；用墨润而不燥，行笔缓而沉静；线条求稳健有力，丰富灵动。希望借此表现出人物形象之坚韧刚毅，积极向上之豪迈气息。心中喜欢主题人物创作的《少年中国说》文中的激昂意气、奋发励志，索性以小楷全抄了衬托人物作为背景，来弥补画面的空旷，增加些许书卷气，只是完成之后距预想效果尚有差异，姑且如此吧。
通过此次创作，对梁启超的生平为人也有了较之前更全面的了解：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而推动改革，先公车上书后维新救亡，失败后逃亡日本，毕生都在为祖国的命运奔波奋斗，短暂的55年生命历程充实而伟大。希望我的拙技能描绘出其傲人神采，留下印迹并记之。
一生谈治学，自始至终言必称方法，并且几十年来，又总喜欢把科学方法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把“科学法则”看作是学术研究，乃至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其所谓“科学法则”说起来实际上又非常简单，不外乎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许也正因其高度简化，所以易于传播和为人所接受，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到科学方法，往往还会想起。
对于让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提出过程，人们很难在文献中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也就不容易把该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梳理出极为清晰的线索。曾说：“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此表述，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治学思想方法固然是长期思考，精神积累的结果，然而把这个方法明确提出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有其具体的契机和过程。唐德刚《杂忆》写道：“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2]如果据此论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是偶然灵感迸发的结果，未免过于轻率。后来在《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他早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已经对杜威的著作《思维术》发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后来曾感叹：“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1]杜威《思维术》一书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是思想的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进行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由此可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维术》（How We Think）一书。对唐德刚先生的那种“偶尔发现”的提法，研究者是不应该盲从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的言论进行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是对杜威言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具体提出过程的。
一、1919年，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的学术方法年。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同样是在1919年，也明显注意到了政治口号或学术口号巨大的宣传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作用。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专门讲到：“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思想文化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学术问题的探讨常常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藉以扩大宣传，唤起民众，影响人心。在国门洞开，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西方的先进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认识，另一方面又难免对西方学术的系统复杂有望洋兴叹之感。在一时难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简以便于实用的办法来对待西学。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曾说：“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之前，晚清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曾被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概括为“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口号，成为的号召。本人是文学革命和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文学革命”等口号的宣传号召作用应该深有体会。五四前后，很多“主义”进入中国，在普通民众当中，这些“主义”最初只是作为各种政治理想的代名词存在着，伴随着口号式的宣传而逐渐深入人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激扬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五四时期救亡和启蒙压倒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软弱的政治性格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让真正感觉危险的不是“主义”的口号，而是“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所反对的也绝不是空谈主义，而恰恰是主义本身。一方面反对将“主义”作为革命宣传口号，另一方面又经常将“主义”作为自己政治宣传和学术主张的口号来加以使用。虽然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义”的“弱点和危险”，主张“少谈些‘主义’”，但是自己其实并没少谈了“主义”。宣传“实验主义”自不必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本身所探讨的就是“主义”问题。发表过的谈论“主义”的文章还有《易卜生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不合作主义”》、《好政府主义》、《王荆公的有为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又曾经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此外，根据朱维铮先生《何谓“人文精神”？》一文考证，还“可能就是‘人文主义’的中文译名的作俑者。”虽然也明明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却又谈到：“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非常重视口号的思想宣传作用，虽然也很清楚把科学方法扼要地化简为口号或标语殊有不妥，但仍然没有放弃尝试。在《我的歧路》这篇文章中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宣传推广的是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而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尽可能不打着“主义”的旗号的“主义”。
三、1921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正式提出
时至1919年8月，撰成《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第六章有这样的论述：“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有科学的价值。”在这里强调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就是因为其具有“假设”和“证实”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要素此时已渐渐浓缩和集中为“假设”和“证实”。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又将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说改为三步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至此，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的引进过程中已经大非本来面目了。最终，在1921年11月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篇长文补写总结性的第八章的时候，终于弄出了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的科学方法。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说：“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化约论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杜威《思维术》中所提到的思维方法五个阶段被删繁就简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实用主义哲学并不简单的思想理论就这样在中国以口号的形式被提出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实验主义思维术的洗礼最终被表述为：“（1）大胆假设，（2）小心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此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同时这一通俗表述也成为上个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
到了1922年6月16日，又撰写《我的歧路》一文（最初发表在《努力周报》第7期，后来收入《文存》2集），文中提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对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国的逻辑”（“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的再次回顾。
四、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源起的另一种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源起还有一种说法，周一良先生认为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说来自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周一良先生在其论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当中曾经提到：“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现的时间先后，从而作出上述判断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笔属文至脱稿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杂志第3卷第3～5号。虽然早在1919年就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长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确提出。如果就此认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受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影响而提出来的，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情实际上颇为复杂。
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间的思想渊源，徐雁平《考论》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仅简要介绍徐先生的主要观点。[4]根据徐雁平先生的考证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极有可能受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徐雁平认为梁启超虽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注意到归纳法，然未提出假设之说，而到《清代学术概论》假设之说则明确提出。”“归纳、假设、求证等治学方法正是从老师杜威那里得来的法宝，并屡屡宣讲，以大背景而言，梁启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时代思潮之外；从小的方面讲，落实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梁启超在第十七节中总结的四步说，也能看到论文的影子。”虽然1921年才完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写的第六章中，已经将科学方法的核心特点总结为“假设”和“证实”，梁启超在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条，反而是受了的影响。徐雁平还提出，在《清代学术概论》“增添的专讲戴门后学第十二节中，则更能看出一文前七章的影响，尤其是六步说的后两步（断案、推论）的标出，更是明显的证据。”
五、结语
对于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中国化的实验主义，并没有跳出清代朴学的老圈子。梁启超说“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这实际上是把看作西学背景下乾嘉学派的尾声；而另一方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理论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近代学术的面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在谈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时曾说：“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的因素。”“远在他接触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刚也曾分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1]自己则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1]尝试着把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进行沟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与清代朴学嫁接后的产物。
通过分析的“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具体提出过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现代化的线索。
参考文献：
[1].全集 第1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4，249，169，253.
[2]（美）唐德刚.杂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6.
[3]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74.
[4]《中国典籍典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8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2-292.
[5]胡颂平编撰.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放下毕淑敏的《昆仑殇》，以为自己放开释怀，拿起手中的笔，心还是颤抖厉害，终于明白原来是我该写点什么了，就为了对她的那份追求和欣赏！
小时候，善良是老师口中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于是学会了把自己的那份吃的使劲掰给弟弟，爸妈脸上笑靥如花让我心中洋溢着无比幸福的满足。
长大后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善良是文学老师口中“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爱国理念，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出于善意的追求，还是刻意去做老师心中那个诗情画意才华横溢的好女孩，总是在妈妈的催促下依依不舍的放下《灯下漫笔》，总觉得“遗人玫瑰，手有余香‘是不错的感觉，记得那时年纪小，尤其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考试压力大，爸妈禁止我看课外书，我就偷偷躲在被子里看，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终而揽镜。心中蓦然醒悟原来善良就是英雄忧国忧民之情操，难怪”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善良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没有善良的人生，是一种残缺是不完美的，当国家的尊严被践踏，当国家的信仰被玷污，当你的家园被侵占，难道你不想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善良之情吗？天若有情天亦老，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现在，放下那些明国作品，开始深深地被那些元曲吸引，于是我就悟到善良也可以是斯佳丽在乱世之飘中对阿希礼爱的执着，也可以是苏轼对王佛“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眷顾，更是一眼万年中赛金对浩琪‘吾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吾不求什么，只希望能伴君左右，与汝一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深情，同样也是《西厢记》中莺莺对张生”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份痴情的等待，更是《牡丹亭》中丽娘对梦梅”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那份为爱不灭，更是《孔雀东南飞》中仲卿对兰芝”在天愿做比翼鸟，下地愿做连理枝，山无棱，水无竭，冬雷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那份真情，是爱到天荒地老是还是‘执子之手，与之携老“的承诺让你毅然选择一截树枝，天上人间。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仲卿？都不是，是善良，唯有发自内心的善意情感，才能将爱演绎到”穿越生死的痛苦仍然幸福快乐“的境界。
于是，一叶一菩提，衣草一天堂，我将善良的生命之花种在我的心里，爱生命爱生活更爱自己。下次绝不再错过任何一个希望工程的活动，决不再漠然相望慰问，孤寡老人的爱心人士，决不再寻找任何一个不好好爱他的理由，决不再让我的父母望眼欲穿，善意永驻，做最好自己。
有幸降生在一个和平时代的宽裕家庭里，从还是一颗受精卵开始，我就是一面承重墙。怀着我的母亲，每天补充各种营养素(尽管这个核酸、那个饮品最终都被认定为概念炒作)，听莫扎特(尽管后来被证明并不能让宝宝变得更聪明)；等我出生，喝的是几百元一筒的进口奶粉(尽管据说洋奶粉的昂贵只是因为高额的关税)，满目所及的是无数鲜艳的据称是开发智力的玩具(尽管我并不觉得因此而增加若干脑细胞)；待我长到三岁，父母费尽苦心为我挑选了一所五星幼儿园(尽管幼儿园的毕业考试卷我有一半没做对)，从五岁起我就学习高雅艺术(钢琴与绘画)并接受专业训练(速心算和英语)；上小学了，他们拼命把我搞进一所重点小学，对六年来每天往返三小时的接送生活甘之如饴；进中学了，他们又花费两年积蓄，将我送进一所重点中学，六年来母亲天天亲手煮羹汤把我这只丑小鸭填肥(却一点也不壮)……
他们对我的爱，苦心经营，信誓旦旦，但是，他们从没有撒开过我的手，让我一个人走路。也许不是不想——他们不敢，我能体谅。
我的中学，很是响当当的，赢得了许多块金光闪闪的光荣牌挂在门口，并且很奢侈地拥有历年升学率名列前茅的辉煌历史和一个塑胶跑道操场，只是它不设食堂，在清明时节也不放我们去郊外扫墓。原因只有一个：安全是天。
我的老师，都很难得，他们人品高尚，工作上披星戴月、殚精竭虑，逢年过节时也没有暗示我父母给他们送礼。他们什么都好，只是没有时间教我当我独自面对选择时该怎么做。也许不是不想——他们不敢，我能体谅。
至于我的社会，对不起，我不认识它。我只知道我沿着一条狭窄的胡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往前走，前边有什么，光荣与梦想？陷阱或深渊？我看不到，也无可选择……
参加中考的学弟学妹们，突然被告知要考体育了。他们的家长，开始临时抱佛脚地陪练跳绳、跑步。这不过是应试教育体制下又一个新式却并不新鲜的失败案例罢了。而我今天走进高考考场，眼前这幅画，再次让我陷入深重的悲哀。更其悲哀的是，出题者的苦心跃然纸上，却仍然无法抑制悲哀继续一年又一年地流淌。
有许多人脑子里总是装满了奇思妙想，都快装不下了，为何不把他们拿出来晒一晒呢？我就是这样，只要拿本本子，我就能立马写出来。(O(∩_∩)O~，自夸中）
当国旗炽焰般的身影与天际晨光彤红的胸膛融成一片辉煌之时，我们兴奋了!假如我们的父辈们在67年前为了她的升起而兴奋的话，在又一个国庆节即将到来之时，当我们发现她日趋成熟之时，我们也兴奋了!66年过去了，对于一个人，67可以写一部长篇巨著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是短暂的，她可以汇成烟波浩渺的著述，但我们却更能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奋进、开拓”。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上这么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国家的未来靠年轻一代，年轻人永远是最敏锐、最勇敢的。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青年应当有朝气，敢做为”。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远去足音凝重，再创辉煌更撼心!”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继续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就该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将来有所作为，报效祖国。
这些美丽带动着我们的热爱家乡的情。现如今更多的有志者投入到建设天津的行动中，我们的滨海新区在蓬勃发展，我们滨海新区的孩子们在健康成长。这使古老而又年轻的天津再生长，这使天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树成荫马路宽，高楼耸立桥架空；商店林立河水清，彩灯闪耀不夜城。广场上，公园里，街道旁，无论白发苍苍的老人，朝气蓬勃的青年，蹒跚学步的儿童，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忍不住让人笑开怀。人们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马路的干净让人不忍心去吐一口痰、扔一张纸；大海的蔚蓝让人不忍心去丢一个垃圾；车上多了好多让座的身影；盲人道上多了好多搀扶盲人的足迹……我们逐渐学会了相互宽容，我们逐渐学会了手拉手构建和谐家园。这些都是天津的美丽，而这一切一切的美丽放在一起就构成了美丽的天津！美丽的天津，我要赞扬，美丽的天津，我要歌唱……
绯红的黎明，
喷薄着澎湃的热情；
东方的朝阳，
正在缓缓升起。
站在海河边上，
聆听浪花歌唱，
站上山尖，
鸟瞰津城，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9-0072-01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是先生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蓬勃发展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五四先驱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中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五四旗手鲁迅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国内战火蔓延，军阀割据。国外列强环视，鲸吞蚕食。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加紧对成果的破坏。封建复古势力从一蹶不振中昂起头来，对新文化势力进行疯狂反扑，社会黑暗到达极点。这时的中华民族犹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疮百孔，国运维艰。
在这艰难的国运面前，是临阵脱逃，垂头丧气，悲观失望，彷徨苦闷，还是正视现实，挺起胸膛，振奋民族精神？是摆在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正直的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必须作出抉择，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那些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弱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颜婢膝的人，有的离开，有的退隐，或化敌为友，为虎作伥，或畏惧斗争，循迹而去。大多数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们，则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针对这种现实和精神状态，大声疾呼，振奋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严重的历史关头，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树立起冲破险阻的必胜信心，企望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使救国的事业变成全民的事业。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与、鲁迅同是的先驱。积极领导。1919年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发表《我的观》，系统地介绍学说，与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守常先生通篇使用比喻，增强说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动性和语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蕴、文字的含义丰富起来。
他用长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进程；用扬子江黄河比喻华民族历史进程；用"浩浩荡荡"比喻中华民族历史势不可挡，一往无前；用"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历史的顺利发展；用"浊流滚滚，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让读者看到，作者内心的豪情壮志。概括起来，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进程，以崎岖险路比喻中华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艰难困苦中毫不气馁，坚信革命必胜，民族必兴，气魄雄健豪壮，表现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今世界，民族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也是维护一个民族稳定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众所周知，自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必然的。中华民族有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历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爱国主义不仅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形成了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传统美德。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之本为国"，"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这些光荣传统和美德的不断发扬光大，成了激励亿万人民和无数英雄豪杰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本。
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中学教育应该营造弘扬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使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认真实践课改新理念，教书与育人并举，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语文教育教学全过程，贯穿在语文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充实体现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使学生的心灵世界从小受到民族精神的人文滋养。
学知识，谈体会。在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坚强勇敢、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品德是当代学生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当代学生健康成长应该具有的宝贵品质。让学生明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气馁，不惧怕；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在各种环境下，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学生美好的人格，把对学生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作为语文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抓好"三个字"：一是抓好一个"读"字。二是注重一个"讲"字。三是落实一个"做"字。学生们从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学会爱国、学会勤奋、学会守信、学会礼貌……
梁启超先生曾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弘扬民族精神是语文教学工作的一项长期工程。还要在以后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让民族精神在每个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