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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晚内部审计现状的不足
1.1没有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目前很多医院没有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设立内部审计机构也是由于法律规定或行政命令(比如,创“三甲”医院就必须要设有审计部门),而非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需要,因而内都审计机构的设置不尽合理。
1.2内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医院大部分内审人员就是一个人,有的甚至是兼职人员,大部分是由长期担任财会工作的人员转任或兼任,这些人员虽然具有丰富的财会知识及经验,但对审计工作还是不能完全胜任。对于审计人员自身来说,安于现状,不重视知识的更新和充实。这种情况,严重降低了内审工作的质量,也削弱了内审工作的力度。
1.3内部审计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难以执行。现行国家颁布的关于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法规中,除卫生部的《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外,与社会审计和国家审计相比,国家没有对医院内部审计的具体准则和实施细则做出规定,致使医院内部审计人员在实施具体的审计工作时,显得无章可循,出具的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因此,在执行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到被执行部门的抵制,使审计意见和建议难以切实落到实处。
1.4内部审计面窄,审计方法简单,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目前内部审计工作仅限于开展日常审计,财务收支审计,纠正违纪违规,发挥审计事后监督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医院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一财务收支审计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内部审计工作必须不断拓宽自身的工作范围才能适应现代医院内部审计要求。
2基建项目内部审计的重点内容
2.1建立合理有效的基本建设项目审计程序,规范医院的基本建设活动审计意见要得到有效的执行,内审部门必须树立枫威性。零星维修工程的执行程序:工程预算及合同必须经内审部门审核后才可以施工,结算由审计部门审核后才可付款招标工程的执行程序:内审部门对基本建设项目在立项、招标的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审计后,才可开展项目的招标、设计和施工等工作,基建项目的招标文件、合同、进度款、总价及综合单价跟价等都必须经内审部门审计,与基本建设项目相关的付款都必须经内审部门审核后财务部门才能付款。
2.2对于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全过程审计,控制基本建设项目的造价,是基建项目审计工作的重点对较大的建设项目,在设计、监理、施工等方面都要进行招标。
2.2.1项目立项、决策及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项目立项、决策阶段确定项目的投资估算,内审部门以投资估算作为基建项目造价的控制限额。设计阶段,要采用限额设计,内审部门要审核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是否在投资估算内,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超出投资估算,医院应及时调整材料或建设标准。
2.2.2项目招标前期审核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的条款对投标报价、台同条款、变更部分的结算方法等有很大的约束力,招标文件中的评标方法的选择对评标、中标也有影响;工程量清单和材料清单的准确性会影响投标报价及限价的准确性。这些条款对工程造价都有影响,所以。内审部门要在招标文件前详细审核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和材料清单。
2.2.3在开标前对招标工程设置总价限价及综合单价最高限价施工招标时。在开标前由招标公司编制总价限价及综合单价最高限价,内审部门审核总价限价及综合单价最高限价,对控制招标项目的价格水平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2.2.4注重合同条款的审核严密的合同条款,可以全面地制约承包商,防止承包商以各种借口增加工程费用。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模式下,施工合同多为单价包干合同工程量按实结算,工程量的变动使工程结算造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风险由招标人承担。在签订合同时,可与施工单位协商,把一些在总造价中所占比例比较小的费用实行总价包干,这样既可以节约工程费用,又可以减少工程量变动引起工程费用增加的风险。
3提高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对策
3.1切实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必须具有独立性,这是开展审计工作的前提。我认为医院必须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并明确其职能、权限、隶属关系等,确保内审部门与领导层之间的直接对话渠道畅通,以利于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
3.2健立健全内部审计内控制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医院内审也不例外。医院内审工作要干好,首先磐须建立健全内审内控制度,全方位控制、考核、评价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工作组织实施的程序、内审报告的质量等。
3.3建立“服务主导型”医院内部审计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院管理模式的变革,新的“服务主导型”医院内部审计模式必须建立。审计人员应积极转变在审计思想、方法、对象上的传统观念,不断引入先进的审计方法,实行监督与服务并举,使内部审计融入服务之中,融入医院管理的各个环节,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医院管理和经济效益审计之中。
二、内部审计的系统管理模式分析
系统管理理论,把管理对象看成是特定的系统,以系统思想为指导,以系统功能最佳为目标,运用系统管理方法,把握住系统的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联系,对各要素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及时调整和控制系统的运行,以实现系统全过程的动态优化管理,最终实现系统目标。根据系统管理理论,设计系统管理模式的一般方法是先进行系统的总体设计,然后进行各子系统或具体问题的研究。内部审计系统主要包括目标、组织、行为和管理等要素,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且各要素本身又是由若干子要素组成的子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审计系统。
1.内部审计目标系统。
目标系统是内部审计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的描述系统。由于内部审计是隶属于企业内部的一项职能,企业的每一项职能都要围绕企业的核心目标而用力,国际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对内部审计目标进行了恰当定位,即为了组织增加价值并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可见,内部审计根植于企业目标而存在,为最终实现企业目标保驾护航。内部审计目标系统包含系统目标、子目标和可执行目标三个层次,其中系统目标即企业目标;子目标即开展的每一项审计项目的总括性目标,向上与系统目标衔接一致;可执行目标用于确定审计项目的详细构成,向上与项目目标衔接一致,应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审计人员具体执行,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双向控制,最终达到实现整个内部审计目标的目的。
2.内部审计组织系统。
内部审计组织系统是由参与完成审计工作、实现内部审计目标的个人和机构组成。内部审计组织系统具有开放性,在进行内部审计组织系统设计时,应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把握突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原则;二是内部审计机构与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关系,根据第2302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规定,内部审计机构与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存在组织隶属关系,应当接受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领导并向其报告,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其对审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增强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及审计工作开展的便利性;三是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相对于同层级管理机构及人员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便于审计工作开展。
3.内部审计行为系统。
内部审计行为系统是由完成内部审计项目或任务、实现内部审计目标所有必需的内部审计活动构成的,包括审计目标、审计制度、审计计划、审计工作方案制定、审计项目实施以及审计建议落实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逻辑联系,构成一个有序的动态系统,设计内部审计的行为系统,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应包括实现内部审计目标系统必需的所有工作,并将它们纳入计划和控制过程中;二是按照内部审计准则及制度实施审计项目,保证审计项目实施程序化、规范化;三是保证内部审计行为系统与企业内其他机构、部门及个人行为之间良好的协调。
4.内部审计管理系统。
内部审计管理系统是指为使内部审计达到应有的效果,对内部审计的目标、组织及行为系统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总和。为最终确保内部审计目标的实现,内部审计管理系统从总体上应完成如下工作:一是对内部审计的目标系统进行策划、论证和控制,使之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二是对内部审计的行为系统进行计划和控制,使之符合内部审计准则及制度的规定,保障审计质量;三是对内部审计的组织系统进行设置、协调和指挥,使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利于审计工作开展及审计目标实现。
在当代的企业管理过程中,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是两个核心部门。从系统论的相关方面来看,企业内部的不同管理职能及要素都具备了相关的联系。可是,就目前我国企业来讲,由于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是两个平行的存在,所以对于财务管理功能的强化方面比较不利,对于提高绩效管理效率也比较不利。文章针对这一现状进行研究。
一、财务管理与绩效管理的关联
财务管理属于组织企业财务活动、解决财务关系的一种经济管理方式,是企业为达成优秀经济效益所采取的科学预测、决定、规划、掌控、协调、核算、研究及考核的一系列内容的统称,部门工作的重心是组织财务。绩效管理是针对组织财务及员工的行为和结果采取管理的一种方式,可以将每个员工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并且将其绩效加以提升,通过员工个人目标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方式来提升组织绩效。可是,不论是组织财务还是组织绩效,都是围绕组织战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进行展开的。从宏观来讲,二者的统一在于组织的战略目标;从微观来讲,二者在各自具体的职能活动中具有各自的分工,但由于共同的组织目标,二者在相应的活动中具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需求。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财务管理与绩效管理的关联从本质上来讲,绩效管理属于一种具有战略性的管理工具,它的所有活动都以组织战略目标为中心进行展开;财务管理则通过组织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从战略目标的制订到战略的进行都需要财务管理融入其中。
二、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中的功能性
企业的绩效管理是由绩效规划、管理、审核及绩效反馈等工作内容组成的。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绩效管理注重以企业的组织目标为主,以员工目标为辅,以二者相互统一的方式进行管理,不管哪个环节出现差错,都需要企业的管理人员及所有员工共同努力改进。但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由于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直接表现出企业部门和员工的工作能力,企业财务管理必须在企业绩效管理的同时,加强功能性的提升,这样才可以将企业的管理提升上去,将企业的工作效率提升上去。
1.在绩效规划阶段的功能
在进行企业绩效管理规划时,体现出了绩效目标的认定和绩效标准的制定。在进行目标认定时,一切部门和员工的目标都要以企业的组织目标为主线,而企业的目标核心点应当放在财务目标方面。在进行企业绩效标准和管理目标的设定时,管理人员要针对企业所有人员的具体需求进行目标分析,分析出部门目标及个人目标。企业进行绩效管理时应通过相应的绩效给予评判,对于是否达成了企业的绩效目标采取相应的奖惩,针对没有达到企业组织目标的,必须进行适当的惩罚。只有通过这样赏罚分明的做法,才能真正将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才会让员工的工作效率有所提升,才可以让员工和企业获得真正的进步。
2.在绩效进行阶段的功能
绩效进行阶段恰恰体现出绩效管理的成功,重点应根据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绩效进展状况,给予适当的指引和辅导,使绩效的成效通过企业财务的资料及支出情况展现出相关人员的工作情况,这样才可以真正将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提升上去。企业在进行绩效审核过程中,要以财务管理部门作为审核的核心,相关的财务管理人员的审核可以通过量化的标准体现出部门员工的财务工作状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以员工实际的绩效作为审核的成绩并给予奖励或处罚。
3.在绩效改进中的功能
当前的企业绩效管理以绩效改进作为最终环节。所有部门和员工的绩效改进通常是通过绩效来完成的,这使得改进具有可靠的可操作性。企业绩效在审核过程中体现了绩效在管理方面的改进,对于难执行、模糊不清、同企业经济效益的规章制度不相符的均需要改进,这样才可以让企业在绩效管理方面获得更好的成效,也可以将企业的经济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企业的财务管理在进行绩效审核改进时,不但要运用成本收益进行分析,还要通过财务管理促进企业绩效管理的执行,针对完成企业规定目标的企业员工给予适当的鼓励。在绩效管理体系当中,一切功能性活动都要将财务管理活动融入其中,要将企业的目标及战略作为中心,将企业的绩效管理举措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及管理效益。
三、绩效管理中财务管理程序设计的研究
怎样以更好的状态在企业组织战略中的绩效管理上使用财务管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设计。
要明确企业组织及部门的绩效目标,通过组织会议等方式对目标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财务部门要积极参与到企业绩效的目标中。通过合理的方式运用财务预算的作用来实现绩效目标认定的科学化。进入绩效的监控阶段以后,就要通过成本支出将财务部门在控制和监督上的作用发挥出来。当绩效管理进入第三个阶段时,即绩效审核阶段,财务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数据进行审核并对质量提供证明。通过分析考察,需要针对考核结果的准确性进行分析和检验,而且要为下一步的绩效反馈准备需要的材料。在最终阶段,即绩效改进阶段,财务部门要对改进计划在财务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检验方面起到监督作用。
企业绩效管理是许多企业都会运用的管理形式,为了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源分配,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资源进行绩效管理,以此来提升企业经济的效益。可是,由于财务管理是一个企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与资源连接的纽带,所以怎样将财务管理当中的绩效管理功能发挥出来显得尤为重要。并且,由于绩效管理以及企业的组织战略管理都具备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企业的战略目标基础上应当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将财务管理与绩效管理进行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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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DOI]10.13939/ki.zgsc.2015.07.082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进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高校作为我国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重要的科研基地。近年来,随着政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及获得的科研经费均呈大幅上涨趋势,经费来源也趋于多元化,除有国家财政拨款外,还有高校自筹、校企合作开发。但是,由于部分高校对科研经费管理重视不够,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超额度超范围支出、使用与预算脱离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必须积极探索科研经费管理的新模式和新手段,规范科研经费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高校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1 高校科研经费的来源
1.1 纵向科研经费
(1)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国家社科规划办、信息产业部、卫生部等各部、委(局)批准立项的各类科研经费。
(2)省科技厅、教育厅、卫生厅、省社科规划办、信息产业厅、省发改委等各厅、局批准立项的科研经费。
(3)各市、地等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立项的科研经费。
(4)学校与外国政府、学术机构间的国际科技合作经费。
(5)由政府部门立项,由项目主持单位转拨到高校的项目合作经费;由政府部门批准立项但经费由科研项目负责人自筹的项目经费。
1.2 横向科研经费
是指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以学院名义承担的企(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实际和社会发展需求委托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等科技项目或与之合作的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经费。
1.3 其他科研经费
是指高校立项资助的科研经费及按有关文件规定给予的配套资助经费。
2 目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现状
2.1 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缺乏科学依据,随意性大
科研经费是科研项目顺利完成的物资保障,科研经费预算是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的前提和基础,可见经费预算的重要性。但大多数科研人员都不是财会专业出身,对经费预算的严肃性、关键性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目前在支出项目、预算定额等方面还没有科学、统一的标准,所以在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时,往往无据可依,只能凭经验估计,尤其是当项目主管部门下拨的经费较多时,没有将项目经费预算与项目研究目标、相关的政策和经济合理性结合起来,编制的随意性较大,使得经费预算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
2.2 科研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脱节
大部分高校科研项目由科研部门管理,财务部门负责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财务部门对科研项目的内容以及经费的预算不了解,缺乏对项目经费预算执行管理的依据,也未及时向科研部门反馈经费开支中存在的问题;科研管理部门注重争取项目,忽视了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向财务部门提供完整的项目资料与信息,这两者缺乏信息的沟通与传递,使得科研经费的项目管理与会计核算各成一体,经费的使用失去监管,个别项目负责人甚至本着“项目是我申请的,科研经费是我争取到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能够完成课题就行”的思想,随意支出,用虚假发票套取科研经费。
2.3 科研项目购置的固定资产权属不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科研经费开支审批实行项目组负责制,使得课题经费的管理、使用各自为政。比如各项目组设备的添置,大多由课题项目经费支付,使用权也归项目组,其他项目组不得使用。一些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往往同时参与多个课题的研究,通过不同的项目经费重复购置设备,特别是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归个人使用的物品。项目结题后,项目负责人也未将设备移交高校,仍长期滞留在项目组(或负责人),导致部分科研人员视其为私人财产而长期占用,进而造成固定资产的流失。
2.4 科研经费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
我国对科研项目的绩效虽有考核,但其机制不够完善。现有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注重定量评价,评价一项科研成果往往看发表了多少论文、专著,刊登在核心期刊的又有多少。其实一些科研项目,尤其是应用型的项目,其成绩和效果并不是靠论文就可以产生的,要看成果的转化以及实际的运用情况。论文、专著、专利等以无形资产形态存在的,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往往难以确定,因此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不能反映项目的实际效益情况。再者,虽然对项目的考核建立了一定的制度、办法和措施,但评价对象选择机制缺失。在实际工作中,对哪些项目进行评价,如何进行评价,高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相关部门要求进行项目检查时,高校才被动迎检。所以无论科研项目做得如何,很少有主动进行绩效评价的,最后科研项目变成了自我总结,请来的专家也是项目负责人自己请来的专家,一般都能通过验收。
3 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措施
3.1 强化预算意识,确保预算落到实处
对于高等院校科研经费管理,最关键的就是预算部分,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由项目负责人编制,所以项目负责人应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预算编制知识的培训,强化预算意识,严格按规定编制项目经费的支出明细,不得擅自对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进行调整,也不能编制虚假预算以套取经费。同时,财务部门在预算编制、执行、考核工作中,要从高校全面建设和长远发展全局出发,充分发挥经费预算管理的监督制约职能,要站在全局谋划经费预算管理工作,做好高校领导的经济高参。
3.2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
(1)科研管理部门将已经立项或签订合同的情况:含项目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课题性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期限、经费金额、项目状态(已立项、项目进行中、已结题)等登记到信息平台。
(2)财务部门根据银行进账单,到信息平台查找该款项分属为哪个项目的经费,并实际到账金额、到账日期登记到相关的项目。
(3)科研管理部门根据财务部门登记的经费到账情况打印经费到账确认单,通知项目负责人并制作经费使用卡。
(4)项目负责人凭经费使用卡进行日常业务支出的报销。
(5)财务部门设立科研项目专用账户,并定期将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上传到信息平台;项目负责人将项目进度及取得的成果及时更新。
(6)结题时,科研管理部门将项目状态更改为结题,并将项目结题通知单交与财务部门,以便财务部门对已经结题的项目经费进行统一管理。
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可以有效保证科研经费支出的计划性和合理性,科研部门、财务部门可以随时监督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也有利于对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
3.3 逐步建立科研经费绩效考评制度
科研经费绩效考评的主要内容是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其成效。包括:绩效目标和预算的合理性、组织实施和管理效能、项目的社会效益、项目的持续性影响、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财务管理状况等。根据以上内容可建立相应的考评指标,对项目取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减少资金浪费。并将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对项目负责人科研考评的重要依据。
虽然,目前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一定的漏洞,但通过相关制度和建立和完善,积极运用专业知识和现代管理办法,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保障高校科研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侯胜华.新形势下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思考[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7(12).
[2]杨杰.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对策研究[J].高教探索,2009(3).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中图分类号:F04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工程项目成本预警概述
(一)成本预警及相关概念
1. 成本
为过程增值或结果有效已付出或应付出的资源代价。
2. 工程成本
工程成本即公司用于施工和预警的一切费用的总和,综合反映工程中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状况,属于检查施工公司经营预警成果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3. 预警
预警是指对被控对象进行监视和预测,通过被控对象的某些征兆信息度量某种状态偏离预警线的强弱程度,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和机会发出预警信号的过程。
4. 成本预警
在成本方面识别、预测、预报和预防不可接受风险的一组活动。
(二)成本预警的特征及原则[ 佘廉.企业预警管理论.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 成本预警的特点
(1) 成本预警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工程成本的实时控制,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着眼于公司长期规划,着眼于公司竞争优势的构建,具有竞争性和前瞻性。
(2) 成本预警系统重视公司内外环境变化,具有柔性预警的特点。
(3) 成本预警系统既重视成本信息的多样性全面性又注重成本预警文化的塑造。
2. 工程项目成本预警系统的构建原则
(1) 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4)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原则
(三)成本预警在整个项目中的作用[ 余凯.我国房地产预警系统研究.中国物价,2007,(08):40-43.]
近年来,房地产业经营环境急剧变化,竞争日趋激烈。经营战略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开发商所重视,成本预警的作用也随之突出,在经营战略中居于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
1. 预见性
2. 防范性
3. 监测性
4. 调控和指导性
二、国内外工程项目成本预警研究现状
经过文献检索,国内外工程项目成本预警研究内容很少,而找到了一些相关内容的论述,为论文提供参考依据。
(一)房地产预警体系的运作流程[ 袁贤祯.房地产业监测预警系统构想.中国房地产,1998,(3):16-19.]
1. 选择警情指标
根据灵敏性、超前性、稳定性等原则选取,警情指标可以是单一指标,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也可以是由几个指标综合而成的合成指标。
2. 确定警兆指标
利用各经济指标与能够综合反映当前经济形势的警情指标的关系,或者根据各经济指标本身的性质,从各类经济指标中找出能够先行或同步于警情的指标作为警兆指标。
3. 确定预警界限
预警的警兆指标选出以后,为了监控警兆指标的异常波动,各警兆指标必须定出其合理波动的范围,即预警界限,从而划分出各预警区间。
4. 赋予权重,综合警级
各个警兆指标权重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尽可能综合数学定量方法使权重的确定尽量精确,要使综合后的综合指数能够体现各个警兆指标的不同影响。
5. 预报、分析警情
通过分析各经济指标和综合预警指数的波动来进行警情的预报和分析,警情的预报和分析是预警系统的终极目的所在。
(二)成本预警系统
1. 策划和建立成本预警指标体系
成本预警指标体系是组织需控制的成本风险指标系统,是成本预警系统的核心和最主要的控制内容。组织应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对成本预警指标体系进行策划。
2. 确定成本风险警戒线和极限
① 组织应根据《成本预警指标清单》,对已确定的成本预警指标逐一策划和确定组织不可接受的风险极限和警戒线数值。
② 组织可以采用警戒线标识或控制图方式表示所设置的警戒线。
③ 对成本预警指标经济和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和综合平衡。
④ 当组织的某些情况导致其成本预警指标体系数值不适宜时,要进行修改。
3. 及时预防和预报
① 随着成本的发生,组织应按策划的时间间隔对成本水平进行动态预测,并通过将成本预测结果与成本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成本预警指标逐一进行比对的方式对成本预警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监视,确保潜在的成本风险得到识别、确定和控制。
② 典型的成本预警指标监视模型。
③ 对成本预警指标的监视频次,组织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策划,并确保满足预防和预报的时机要求。
④组织在建立成本信息系统时,应对成本预报信息的传递、沟通、分析和处理等问题进行策划,并形成文件。
4. 应急准备和响应
① 为确保成本风险来临时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置将损失降到最低,增强组织的抗风险能力,组织应在成本风险预报前和成本事件发生前做好应急准备。
② 在成本风险预报后和风险到来时及时、有效地进行响应。
组织应建立、实施和保持应急准备和响应预案,并在发生紧急情况和成本事件以及成本风险预报后及时做出响应,以消除或减少损失和对成本目标的影响。
为了确保应急准备和响应预案的有效性,必要时组织应对这些预案进行评审。如果可行,组织还应对这些预案进行测试,以提高预案的实施能力。组织需按预定计划进行实际演练时应评价其效果,识别计划和程序的缺陷或不足以及其他问题,以供评审。
三、成本超支分析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成本都有超支现象,所以在此分析一下原因和对策,使其他在建工程中的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工程项目成本超支的问题研究
(1) 工程前期成本不重视
在计划时的目标成本计算可能存在不准确性。图纸设计在委托关系下,设计公司就不太会为本公司考虑施工成本,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
(2) 资源配置不合理
公司在购买材料时,质量不检查仔细、价格不注意控制,就会造成材料消耗增加,成本提高。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构成不同的成本支出。成本支出对公司要素投入的约束反映在等成本线上。
(3) 各类成本费用支出控制不力
存货采购、验收、保管、运输、付款等环节未能实施严格的职务分离,造成存货的发出未按规定手续办理,也未能及时与会计记录进行核对,对多年的毁损、报废、短缺、积压、滞销等不作及时处理,致使财产物资的库存管理有漏洞,员工工作效率低。
(4) 公司经济效益影响着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发挥
当控制成本大于可能产生的损失时,就没有必要设置控制环节和控制措施,一些小错误和舞弊行为的发生就得不到控制。同样,各种内部控制制度的关系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发挥。
2. 提出工程项目成本超支的对策
(1) 编制积极的投资计划
投资计划不仅局限于建设成本,还应考虑项目投入使用后的运营成本,即采用项目全寿命期成本计划和优化方法编制投资计划。利用项目管理技术——WBS(工作分解结构)方法进行全面详细的投资估算,制定一个全面而周密的投资计划。
(2)建设全过程的投资控制
项目的建设前期是影响工程投资最重要的阶段,亦是降低成本可能性最大的阶段。为此应抓好以下环节的工作:
① 对拟建项目进行深入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② 精确测算、合理制定标底价格。招投标中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实行量价分离,优选工程承包单位,搞好招投标工作。
③ 从项目筹划、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实行人、财、物全过程、全方位的科学管理。
(3) 提高全员成本意识
工程项目成本预警系统的成效,取决于公司员工成本意识和行为,取决于公司员工的素质。没有员工的发展,就没有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形成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同时,设计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进行科学的岗位分析,明确岗位职责,以岗位说明书为基础来制订绩效评估标准。
(4) 建立监督体系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保证项目成本管理有效执行的监督体系,使工程项目成本预警系统都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各部门进行自我评价,领导审计、监督、纠正和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成本管理更趋于完善。
四、结论
摘 要:高校应打破那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理念,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管理模式。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发展,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更新教师的教学思维和知识结构,从而推动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文章主要从高校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原则为出发点,来探究当今我国各大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教育管理;创新;原则;建议
1. 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大高校普遍存在扩招的现象,使得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逐渐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这在一定程度给学校的教育管理带来挑战。“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1],而其关键则在于创新,要想培育创新性人才,我们就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目标,坚持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教育的根本动力,完善各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2.教育管理创新理论研究
创新教育的管理原则是要求我们在完成传统的教育管理的继承和发扬之后,再进一步地更新和发展教育领域,实现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以培养能够顺应时展潮流的社会创新性人才为根本目的的新型教育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现有的创新教育管理除了给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讲解之外,还要根据现实条件给学生安排一些相关的社会实践性活动,建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努力将其朝一体化、层次化和系统化的教育模式发展,从而使学生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阅历的双丰收。在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方面,则强调的是针对各高校专业教材的选择,秉承的是科学性、先进性、经济适用性等原则,以此来选择能够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要求的新课程教材,并且选择的教材要尽量符合现代化和多元化,以便更好地适应现实要求的需要。而在对学生的其他能力培养上,主要注重的是对学生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3.高校教育管理创新应遵循道德原则
道德原则也可以称作是伦理原则,即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绝对“善”的东西,它是调整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高校教育管理创新应该遵循相关的道德原则。
3.1领导与教师关系中的道德原则
(1) 人本原则
人本原则就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针对高校的管理者而言就是要注重教师的主体地位,一切从教师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做到解教师之所难,体教师之所苦,能够让教师深刻体会到身处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温暖和帮助。
(2) 民主管理原则
针对高校教育的民主是指作为管理者应该尊重被管理者(即教师)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给其提供参与决策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在实际教学问题上,管理者要放下领导的权威,虚心向教师请教,并对确实存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改进和调整。
(3) 激励性原则
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和斯坦尼尔曾经说过:“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等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因此,在实际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要注重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肯定和褒奖,这样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而且也让他们体会到了自己存在的重要价值。
3.2教师与学生关系中的道德原则
(1)关爱原则
关爱原则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包括管理者)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学生学习方面的鼓励,而且也体现在对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帮助。教师的关爱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指出的当人在生理需求以及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继而产生一种社交需要(即希望自己真正成为某群体的一员,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和体贴)。因此,这就充分说明了教师的关爱对学生而言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需要,同时也是对学生自己学习、工作的一种肯定和激励,只有关爱才能真正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2)诚信原则
诚信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管理过程中,由于个别学生存在诚信意识薄弱等缺点,因此就容易出现借阅书籍过期却迟迟不给予归还,考试作弊等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并且在管理的过程中要严格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以身作则,为构建文明校园的建设而努力。
4.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
长期以来,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教育管理模式的影响,使高等教育管理创新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和全面改革,这与现代高等教育的时代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各高校应转换办学思想机制,深挖内潜,加强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学习交流,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由传统向创新的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深刻认识目前高等教育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4.1 管理系统的封闭性
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强调的是管理者的权威性。比如,在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编排的过程中,没有遵从民主管理原则和人本原则,一切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行事,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呈现一种与外部隔绝的内部封闭状态。这样不但不能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与众多教师的讲课风格和教学计划背道而驰,不利于学校的管理。
4.2 教学工作监控系统的形式化
在现行的教学管理模式下,学校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是以学生和教师提出的参考性意见为转移,而是完全凭借决策者自身认识和感知来进行考核和评定,殊不知这种禁锢式的管理不利于学校的整体进步和发展。这样不但会造成学校的校园文化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而且也会使得学校师生产生一种厌倦和不被重视的心理。此外,各高校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反馈机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重视这种信息的反馈,而往往只是形式大于内涵,使得师生评价结果根本落实不到位,同时也使得学校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也因为管理体系的不完善而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改进。
4.3 课程安排和考核标准的不合理性
现行的教育体制是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在课程选择上并没有以此为根本出发点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尤其是针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只是单纯的靠书本知识的讲解和灌输,没有考虑到让学生参加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或者是过渡的让学生参加各类 实践,但又常常流于形式。针对学生的学习考核,书面理论知识考核的居多,对实际知识的运用能力考核偏少。此外,教师往往存在过多的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少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4.4 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性
由于受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影响,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学生的管理制度方面,虽然学校在学生守则里面明确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由于其存在的制约因素比较多,再加上没有给予适当的疏导,因此导致没有充分的调动学生的自觉意识;其次,在教师方面,没有形成一个以生为本的教学与管理机制,教师单方面主导课堂教学的桎梏依旧存在;此外,在对教师的教学考评制度上,也没有建立一个真正合理的评估体系。
5对教育管理创新的相关建议
5.1 坚持创新教育教学的管理理念
首先,高校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当今是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不仅要肩负着育人、传递教育知识、培养社会性人才的重要使命,而且也要强调教育和学术的结合以及真理和文明的统一。因此,学校不仅仅只是一味单纯的去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教育人才,而是应该主动的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让整个学校的师生跟随时展的步伐前进,去学习新知识,去运用新技术,转变陈旧的教育理念,发展新型的教育管理模式,顺应时展的潮流,去造就顶尖的社会性人才。
其次,用教育管理的改革来统筹和引导。教育观念的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等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一成不变的秉承一种教育理念。因为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广大师生的思想也难免会跟随社会的节拍而改变。因此,学校的教育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而教育理念转变的前提则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教育管理的改革来作为统筹和引导。
5.2 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关于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多年来一直是全社会始终贯彻的基本教育方针之一,但实际效果却不可恭维。那么如何更好的贯彻方针,潜移默化的从整体上加强教育师资的质量,实现我国教育百年大计呢?
首先,要选人、留人、培养人,这要先做到建立健全相关的教育管理制度,采取措施严格管好教师的文化素养及育人品格,利用感情和适当待遇等留人的方式来留住比较优秀的教师,进而达到稳住资源,培养人才的目的。或者采用先进的绩效管理方法来奖罚考核师资队伍,使之优胜劣汰,保持教师的纯洁度、可靠度和为人师表的公众形象,最终打造出一支充满活力,使学生、社会公众信任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其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采用反聘、直聘的方式聘请政府官员、知名人士、优秀企业家等德高望重的人士,让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社会经验以及成熟过硬的实用知识技术发挥最大作用。这些人一旦走上教师讲台,带给学生的就不仅仅是课本上单纯枯燥的理论知识,而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经历和实用性技能,让高校学生更加真切的了解社会,缩短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为他们走出校门,适应社会,尽快开展工作打下良好的铺垫,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
5.3增强高校网络交流平台的实用性
计算机信息化技术的投入使用,为高校教育带来了一次信息化管理革命,高教管理网络交流平台作为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一部分,它的实现可以进一步确保高校准确、及时有关文件条例和管理规定,让教育管理更趋高效、民主,真正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有效及时沟通,被管理者可以发表对管理者的建议和意见,让管理者及时查看,并尽快改进,提高管理的服务化和人性化。
5.4 提高教育观点与评价创新
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或目标,运用科学的手段,通过系统的信息收集、分析、解释,对教育相关现象进行价值评判,从而不断为优化教育及教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支持。教育评价是高校对自身教育成果的一种评价,既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自身的一种鞭策,提高教育评价的创新,有利于管理、教学和学术的创新发展,从而推动高校教育管理的整体创新。
6.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