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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一、综述
所谓“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在国际交流和传播领域，“文化霸权”代表 经济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以自己的 政治 经济等地位来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内容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开始由封闭状态慢慢走向开放。文化全球化的 历史 进程或曰其本意应该是取消中心，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境界。但是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并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种同质化的实质正是由一个庞大而坚固的文化帝国——美国所主导。
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一方面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各种媒介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潮水般涌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光碟、商业广告等，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并最终开花结果。在这其中广告的传播对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广告的和制作过程不仅是传递物质产品信息的过程，也是传递精神产品信息的过程。当它为经济服务时属于经济范畴，倘若从服务对象的感化与影响上着眼，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 现代 社会中，人们或许可以拒绝读书、看报、听广播，却无法对大量不断重复的广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国际广告正凭借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告主的雄厚财力和广告人的精心策划，在不同时空实行地毯式的信息轰炸，形成强大的冲击波，造成受众尤其是经济上落后国的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强制性接受，使受众丧失独立选择和思考的机会。
这些正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的真实反应。然而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广播、电视、 网络 、期刊和电影等相关传播领域，例如仰和、王瑜的《技术优势≠文化霸权——对<论互联网控制权的走向>一文的几点质疑》（《国际新闻界》，2006）；康有金、郅锦的《从美国电影大片看美国文化霸权》（《电影文学》，2006）；张冠文的《视听传媒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及抵御对策》（《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范葳的《搜索引擎的整合重组与网络文化霸权的扩张》（《新疆石油 教育 学院学报》，2005）等等，而对广告传播领域中的“文化霸权”主义现象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提出了广告的文化功能并指出了广告中的“文化霸权”现象（王晓东、王名伦，2006），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同时一些学者从广告传播的价值角度论述了广告 “文化霸权”主义的存在（黄孟芳、卢山冰，2006），但是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却鲜有关于“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而本研究正是采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对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检视。
二、国际广告传播——“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4
根据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为五类：文化遗产类，印刷制品类，传播媒介类，视觉艺术品类，以及电影摄影制作类。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贸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起着关键性的正相关因果发展作用，语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联网的普及都有着显著效应的推动发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一个国家制定推动文化商品贸易的发展的战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议，也对文化商品相关企业在日后的发展中有着引导作用。
一、文化商品贸易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各类商品市场的快速延伸与发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经进入了固定的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及能源类消费品。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也在不断增加，而文化商品贸易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上民众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资本家认识到，经济效益不仅仅可以从工农产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价值同样可以创造高价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实现产业化，实现文化艺术的产品化，文化单位和传媒机构的企业化，文化艺术领域和多媒体现代娱乐集团的资源融合化，可以使规模化的文化商品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文化产业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地位仅次于军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每年的产品出口超过了航天工业相关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而我们知道的，每年的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不仅仅为美国传媒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相应宣传的“硬实力”表现。
“文化”的定义非常困难，因为其涵盖了很多虚拟的社会价值，比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我们很难用一个框架来约束文化的定义以及其价值。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更难去划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具有许多相似性。在西欧和北美地区，也有很多文化价值观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定义文化的价值。文化产业最早产生于20世纪，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到，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用“创意产业”来加强了文化与政府间的相互依赖扶植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其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而这个产业所诞生的所有产品都是文化产品。介于文化的特性，关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而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很多。随着各个国家之间信息与基础商品的贸易增加，很多国家民众的思想认知都被外国文化所影响甚至改变。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国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和中国近年来接受了许多海外投资带来的经济协作有很大的关联性。
大众传媒首先是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来塑造消费意识的，而电视广告又是以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来作用于受众，影响消费者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罗兰·巴尔特的观点，大众传媒是将商品的含义升华为一种“神话”，即人们会将商品等物的含义神圣化，进而产生信赖的感觉，这个过程是商品—符号—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转换过程。电视广告的叙事方式是将具体的商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用某种商品营造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暗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消费某种商品，你就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这一消费过程便实现了从简单的物质消费到精神价值追求的转化。
电视综艺节目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主阵地，当前又处于空前繁荣的燎原之势，必然成为广告商们争相投放的市场，而真人秀的节目形态较好地还原现实场景，贴近实际生活，节目内容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各方面，是最适合植入广告的综艺节目类型。尤其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接收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做植入广告。
如浙江卫视大型明星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中植入广告产品品类覆盖电商、数码、服装、汽车等多个领域，植入形式多样，注重冠名商、特约伙伴等企业植入权益在节目内容中的深度融合。在第一期节目中，共有35个品牌参与了合作，累计植入广告曝光341次，累计时长874秒。明星们喝着RIO鸡尾酒、秀特步跑鞋、身穿海澜之家服饰，这些品牌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
2 营造视觉景观 引领消费潮流
电视综艺节目还通过主持人和嘉宾的服饰穿着营造视觉景观，引领消费潮流，如今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可谓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影院效果，提高受众的心里卷入程度和参与度。因此，电视综艺节目在影视服饰上也是精心设计，匠心独具，在荧屏上构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引领了消费时尚，同时也参与了节目的叙事，成为节目中一个独特的叙事和表意的元素。
如《奔跑吧，兄弟》中跑男成员们身着纯色超人T恤，黑色紧身裤，时尚跑鞋、墨镜等服饰在线上热销，成为消费者的热门之选。另外根据每期节目的主题和叙事特点节目组还专门为主持人和嘉宾设计了款式多样，经济论文风格迥异的服装，参与节目的叙事，以诠释和表达不同的节目主题。如第二季第四期中，节目组刮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风，蛤蟆镜、花衬衫和尖头皮鞋，邓超不仅身着浮夸喇叭裤，而且现场大飚霹雳舞，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80年代的街头，勾起了观众心中无限的回忆。节目将消费文化巧妙植入节目文本中，紧跟时代潮流，暗示了2015春夏时尚趋势。
3 掀起奔跑旋风 诱导生活方式
电视综艺节目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受众生活方式的消费诱导上，所谓生活方式的消费，是指总体的消费或者是配套的消费，作为引导消费的大众传媒不断提出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来吸引大众，这种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塑造出全新的社会时尚形象，从而对受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观众会不自觉的开始接受新的消费观念，效仿电视中消费行为。
如《奔跑吧，兄弟》第二季节目中，《奔跑吧，兄弟》联合新浪微博开展了“奔跑2015”阳光跑道公益健行计划，通过每周完成指定20万千米的奔跑里程来推动“奔跑2015”阳光跑道公益计划，募集资金为贫困学校修建基础设施。这一活动更是得到了网友们的积极回应，参与人次破亿，全民为爱奔跑260万千米，节目所掀起的奔跑旋风席卷全国，诱导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4 结束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这股兴起于西方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风潮在电视的面纱下正席卷全球，通过议程设置和文本建构推行欧美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电视综艺节目形形的视觉冲击和广告轰炸下，电视构造了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拟态环境，这种符号现实与客观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受众在无形之中被涵化，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因此，受众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建立健全理解电视信息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正确对待电视信息的冲击和影响，对电视传播的消费文化做出反思性乃至对抗性的解读，以此来规避电视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一、文化营销和消费社会的含义
(1)文化营销。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构建企业的个性价值观并寻求与消费者的个性价值观匹配的营销活动。文化营销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企业须借助于或者是英语不用特色的环境文化开展营销活动；二是文化因素必须渗透到市场营销组合中，营销者必须综合地运用文化因素，制定出有文化特色的市场营销组合；三是企业应充分利用CI战略(企业形象战略)与cs战略(顾客满意战略)全面构筑企业文化。(2)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特征主要有三点：消费社会商品十分丰盛；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的核心观念，“消费主义”观念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不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而是为了显示能够消费什么；消费社会的人被物所支配。
二、中国消费文化的现状
1.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消费文化。第一，中庸之道。大理学家朱熹认为，中庸就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种价值观反映在消费者行为中，有四方面影响：一是含蓄的审美情趣，如喜欢淡雅的布艺等；二是强调“共性”，例如跟风购买等；三是反对超前消费；四是在做购买决策时，重视模糊思维。第二，注重人伦。人伦即是人类社会中以维系到的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华文化强调以家庭为本伦，消费者在作出购买行为的时候，会从家庭，集体角度出发考虑，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偏好。第三，面子主义。中国人爱“露脸”，厌恶“丢脸”。反映在消费行为上，许多消费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别人的评价，或者是社会的评价。
2.西方消费文化的入侵及影响。西方消费文化主要是以“消费主义”为主的一种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消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融合的产物——消费社会下的消费时尚心理诞生。消费时尚心理在现代中国消费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它的大前提是消费社会，也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逐步转型。消费时尚一般遵循着这样几个原则：循环原则——时尚可以卷土重来：从众原则——追逐品牌；求新原则——标新立异；价值原则——珍贵等同于有价值；常态曲线原则——发展兴起衰败；样式差异原则——地区、群体差异。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这种定式对于营销者，或者是产品的生产者来说，都是有很重要的启示的。 三、对企业制定营销策略的启示
首先，企业需要学会分类。作为一个大企业，需要掌握不同的群体的消费心理，各个击破；对于一个小企业，更好的做法就是有的放矢，专注于一个群体。其次，企业需要学会心理学在营销中的应用。(1)阿西实验——从众的利用。阿西实验证明了人的从众心理，也可以间接推算出中国人在消费时共同的“需要外界正面评价”的心态。这在中华消费文化中的体现就是对于品牌，时尚以及高精尖的追求，很多商家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品牌，请明星代言，树立品牌价值。在企业的大型决策之下，单一的营销活动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促销是最能利用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能智能一个由吸引力的促销手段，销售额必然会有很大的增长。(2)消费阈值——产品，价格的制定。每个消费者心中都存在有阈值。由于群体不同，阈值也就不同。年轻的或者是沿海、对于西方消费比较认可的消费者，可能对于产品范围的阈限比其他消费者更具宽容性，更易接受比较标新立异的产品。企业在制定销售品价格的时候，必须注意到顾客的阈限，在阈限内，便是营销者可以控制的价格，可以方便做许许多多的调整和策略。(3)营销者做主——新时代的营销心理。2002年，布欧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回家卡尼曼教授在其“前景理论”中，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进行了反驳。其理论有三个结论：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人在心中为金钱建立了不同的心理账户：损失的痛苦大于获得的快乐，输赢取决于参照点，人们最终追求的幸福，而不是金钱。营销心理学必须强调，心理与行为是可以引导和控制。营销者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最后，企业加强对于消费者的关注，是企业关注消费文化的基础。任何一个好的企业，都应尽心尽力去做销售。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2]王建国.《销售与市场》，2009-03-17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毕业论文答辩自述，希望各评委老师给予评价和指正。谢谢!
上午好!
我是**专升本**班的***，我的论文题目是《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研究》。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下面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研究》这个题目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走向衰退。如何使企业既能保持目前的发展，又能在未来依然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等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我们无论从社会财富创造、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充裕就业机会、提升市场竞争力等哪一个方面去进行考察，都需要对其不断地进行研究，以不断提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快的发展。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涵义，之后又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阐述了企业一旦失去持续盈利的能力，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命，突出了持续盈利能力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们应在企业消亡和终结前，尽可能地延长企业的寿命，使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实现其最大的价值。这既是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也为下文进行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保持持续盈利的能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恶心竞争;二、战略规划缺失;三、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四、企业家浮躁的心态。
第三部分，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现状，并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原因分析，指出外因只是对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还是在于企业内部，并且具有普遍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影响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因素和现存企业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1.不断创新，回避恶性竞争;2.加强企业的战略规划，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3.建立完善的核心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4.企业家要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良好的心态;5.塑造优秀企业文化;6.高瞻远瞩，树立远大发展意识。同时，也将论文的结构作了最后的收尾和完善，使论文整体结构完整，论述合理。
【论文摘要】现代性消费文化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由此资本逻辑成为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生产与消费的脱节造成资本增殖的失败，因此资本必须要在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界定
消费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是以利润为目标、以现代市场为方式批量生产消费性商品的文化样式，它不会出现在“前现代”或“传统”所标识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也不是现代社会中仍然残存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只能在买与卖的交换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样式，正是经过了“买卖”关系的中介之后，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的区别。如果说传统文化往往还保有纯文化的形式，为了文化而文化、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现代消费文化则根本不打算掩盖自己与利润的关系，它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公司行为去组织消费品的销售，并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不仅使得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传统消费模式因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消费欲望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优势和存在根基，而且使得像电影、书籍、报刊、比赛等精神产品彻底地商业化，成为了只有在买卖关系中才能存在、才能呈现自身的文化商品，这样就把消费文化的生产从根基上拖进了资本的运行轨道中，资本属性成为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很明显，资本定义了消费文化，决定着它的存在基础、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所谓现代性消费文化，本质地来说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可以再明确地将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归纳如下：(1)对商品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消费成为现代日常消费的主导模式，消费已经成为文化现象(消费的文化理解)。(2)消费是人们据以认知自身和现实生活的意义源泉，是现代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由此生存具象化为消费模式，消费成为建构他们自身及其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3)无尽的文化形式为无限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提供了最合适的表达渠道，从而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得以可能(资本规定性)。(4)文化的公共性保证了某种特定消费模式的可推广性，这一点使得资本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制造出与某种消费模式相适应的特定消费欲望(消费文化的可推广性)。
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资本决定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既然如此，就应当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考察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生成路径，这样才能探寻到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深层根源及其生成过程，从而把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表现形式融合为统一整体，对现代消费文化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当然，本文只是此种研究方向的一种尝试。
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资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只有获取剩余价值，利润才能得到保证，资本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这意味着资本必须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无论处于何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自然后果和社会结果。资本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事物都要收编进自身的增殖体系中，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变成资本增殖机器的环节，使一切事物都要实现资本化。资本从本性上来说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的扩张过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遥远万里的人们由于资本的纽带作用而发生相互联系，资本把整个世界建构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世界，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资本因果联系中，一切都由于资本而获得了自己的呈现形式，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资本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世界的通约，由此造就了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本质同一的总体性世界。
资本所造就的总体性世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内在有机的统一体，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持续欲望会不断地冲破社会有机的生存外观，致资本再生产于不可能，这就是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脱节，或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运动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增殖自身的过程，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市场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否则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同时，资本的本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消费品规模的扩张，由此造成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果却是消费品规模的扩张，从而破坏了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称为“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商品向货币跳跃的失败，这就违背了资本增殖的本性，必然为资本所不能容忍。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重心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生产性消费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因此，尽管资本家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压低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妨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散，生活消费品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发现和刺激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就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条件。但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着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工人工资，这样工人的低工资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消费状况，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成为资本自身前进的障碍，资本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式正是以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为理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2O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面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怠工现象，提出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以代替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方法。他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一个人把生铁装上车的过程可以分解如下：(1)从堆上或地上把生铁铲起来(一分钟的百分之几)；(2)带着所铲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3)带着所铲的东西沿着斜板走上车(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4)把生铁扔下(一分钟的百分之几)或放在堆上(一分钟的百分之几)；(5)带着空铲走回原地(每走～英尺所需用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泰罗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动作、时间的细分和标准化，通过计量工具的精确化，工作被拆分为“一分钟的百分之几”和“一英尺”的细微动作，这就是由泰罗所开创的劳动形式化和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层面，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福特充分吸取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创立了旨在高效率生产产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例如，将汽车的部件彻底标准化，并在流水装配线上批量生产。生产过程强调同质产品的一致性、标准化和大量生产，每个工人从事单项任务，工作高度专业化，按照比例付酬。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了工人工资的增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有效需求的增长，第一次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有机结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律背反问题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发现，如果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足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价值观不及时更新的话，那么人们的消费模式就跟不上手中货币的增长速度，由此而来工人工资的提高对于有效需求的培养就不会发生实际意义，这时特定的消费价值观的培养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尤其在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确证。
福特式生产方式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在人们需求稳定而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产品成本。然而问题在于，一旦需求出现不稳定、多样化的情况，福特生产方式因同质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而致的僵化、单板的弊端就体现出来。2O世纪7O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其随后的美国汽车工业的下滑，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衰退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衰退而来的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前者一些不具备的特点，如更加关注特殊化的产品，关注产品的用户化，风格和质量尤其受到重视，较短的生产周期，富有弹性的生产过程。为了适应并引导消费大众的需求，资本一方面改变生产过程的内部环节，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费者身上，研究如何才能制造出花样繁多的新的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即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的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三、文化形式：二律背反的解决途径
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它不仅使得日常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资本能够进入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且通过改变社会的整体精神气质，深刻地改造了大众的消费模式，使得大众不再以“需求”为尺度自然地进行自己的消费，而是以潜在的“欲望”为导向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消费，这就是流行于西方社会并向全世界扩散的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它具体表现为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并以此作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和人生价值的尺度。消费主义所表征的是人们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而欲望满足的意识必须在一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欲望往往被看成是纯粹主观的个体事情，其实这种自然主义看法深深掩盖了欲望的根本的社会性质。“我想要某种东西”至少表明：这种东西与某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想要”本身就与人们愿意及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它都作为显性意识的前提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意识深层，这正是文化进入个体身心的过程。因此，首先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人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中确定哪些应当得到满足、满足多少和怎样满足，哪些需要和欲望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禁止的，现实生活的人们才能去追求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是相对的文化范畴、社会范畴，而消费主义企图把追求无尽欲望的满足说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无疑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把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了为某种利益格局做合法性辩护的现代性消费文化系统。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资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必须要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宣传等各种文化手段和文化形式向大众推销适合于资本增殖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性消费文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无止境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脚醴一旦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经欲望中介后达到无限的层次，那么资本增殖就具有了可靠而持久的保证，这其中发生关键作用的杠杆便是消费文化对大众生活方式乃至个体身心的影响和重塑。
詹姆逊(F．R．Jameson)(1934一)是美国西方理论研究在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詹姆逊糅合各个流派于一身，从独特的视角来解读当今复杂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从未过时，而且也从不会过时，永远是分析社会的一把犀利的利剑。在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后，创立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1首先，在前人划分的基础上，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英国为首，在血腥暴力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裸的金钱关系，体现在文学中是对社会人物之间围绕金钱展开的全知的讲述。现代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以欧洲列强为主，开始了殖民地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典型的异化，体现在文学中是对个人的无限崇拜，是天才辈出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主，进入了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之间体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体现在文学中是对此时此刻感受的无限强烈感。
其次，资本主义的一切规律都适应于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社会。如：M—c—M公式(Money—Capital—ExtraMoney)即把钱变成资本，然后再用资本产生更多的钱。在后现代主义，现在人们追求的是概念中的钱，即用股市炒股来实现钱生钱。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贪求，对新的市场的不断开发，新产品的不断创造。在后现代主义中，人类最后两个未被资本践踏的领域——人类的无意识领域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已遭到破坏。对新产品的不断开发，使后现代主义中的人们购买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商品占有的欲望；广告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某种商品，而更多的是使人们产生购买的欲望。
随着尼采的上帝已经死亡的呼声，在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是典型的拜物教。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物化的驱动下，文化和经济渐渐的合二为一，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文化工业的出现。经济的发展在于推动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在于获得经济利益。如美国娱乐业的大量出口，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在文化工业的推动下，在后现代主义中，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每个人都被铸造成毫无差异的消费者。
2根据詹姆逊的描写，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首先，后现代主义以空间感为主。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空间感越来越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网络虚拟空间出现；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我们周围都是毫无表情的摩天大楼，各地都很相似，而且资本主义的不断深化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人们没有方位感，很容易迷失自己，也没有距离感，犹如雾里看花。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复制，创新没有了发展的余地。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手工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物品已经看不出手工的痕迹，如汽车，导致了类像的出现。类像不同于复制品，复制品仍然可以找到原作，但是类像没有原作。类像的出现，使得人类自身和周围的物品失去了联系，人类越发变得无能为力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哥白尼已否认了地球中心说；达尔文否认了人类的优越性；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和性驱动力；而语言学更宣称是语言在说人，而非人在说语言。在科技的耀眼光芒中，人类越来越迷失自己。距离感的消失，使得人们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言国，说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因此模仿不再行之有效，在后现代主义中只剩下空洞的模仿即剽窃。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是典型特征。在现代主义造就天才的年代中，一切想得到的都已经想到，因此后现代主义只留下对已有的东西进行重新安排整理，即所谓的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人们不再批判某人的观点不正确，而是会说其措辞表达有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中，充斥的不是各种不同的思想，而是不同的表述。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关于电视广告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学者们从视觉文化、符号学、消费主义、电视广告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来探讨电视广告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觉文化作为电视广告的文化语境和基本属性，从分析图像传播的特点入手，认为电视广告依据图像符号制造超现实幻象，这种“表层形象”的“狂欢”，诉诸的是观众当下的即时反应、引起视觉的和欲望，导致一种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钝化了人们的审美判断力，误导着受众的现实生活。如饶德江、章俊在《现代广告视觉转向的文化批判》中指出“现代广告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在加大对消费者视觉冲击的同时，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者视觉神经的麻痹”。
也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角度入手，认为电视广告是当代最为活跃的消费文化文本，是消费主义最直接的载体。电视广告建构了一种消费乌托邦或者说“消费主义神话”，它所表现的深层价值观通过“神话”和“涵化”对受众形成强大的控制力，使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然而这只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空幻许诺”，它导致受众对现实世界和自我主体把握的双重错位，陷入生存的困惑。
电视广告在观念意识上拜金享乐、崇洋媚外、消费主义至上，在内容和手法上媚俗陈腐低下、违背诚信、在实践上脱离现实、误导儿童、助长抄袭，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如《广告文化的负面效应探析》中作者柳礼泉、刘社瑞指出，“广告在给社会文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一是广告形象的超现实性，导致享乐消费观念的过分张扬；二是广告传媒在“爆炒”文化的背后，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价值判断的迷惘；三是电视广告语言和画面的庸俗化倾向，导致广告文化品位和价值导向的迷失。”另一些研究者在分析大量电视广告文本的基础上，乐观地探讨了电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指出电视广告通过传播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潜在的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电视广告特别是公益广告能够促进文化融合和增值，对大众文化起到正面牵引的作用，并且在增长受众知识、协调人际关系、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在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电视广告能够提供正面的审美体验。
青年是个常说常新、值得研究的话题。在青年研究方面，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术机构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如单光鼐主编、创刊于1978年12月的《青年研究》，上海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金国华主编的《现代青年学》，作为教材使用的《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等。
许多学者在文章当中指出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如田杰在文章《“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中指出，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应从理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互动关联研究，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在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吸纳和吸引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走一条“集约化”发展的路子，逐步改变中国作为青年人口大国却是青年研究弱国的不合理局面。周燕来的文章《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几点思考》中也点出了这一现状：“近年来，关于中国青年研究的理论文章明显下降，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造成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存在理论滞后、零碎而分散的局面，政治性、实用性、滞后性、单一性突出，理论性、学科性、民族性特点明显不足。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应当从学科性、民族性、系统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青年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青年工作。”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青年研究当中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如刘成斌在《方法的反省：青年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问题——以“抽样”为例》中指出，“以样本抽取为例，就存在诸如样本与总体关系不清、样本规模不符合应有标准、滥用与误用样本抽取方法、样本质量缺乏监测与控制，片面追求量化与问卷化、片面追求随机概率之类的专业术语等。” 具体到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青年形象研究”，得出的结果有101，000篇。除了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文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研究青年形象。如《身体或欲望：当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钩沉》、《谈跨世纪青年干部的形象塑造》，也有诸如《中国大学生形象调查》的关于青年大学生媒介形象的研究。少数从传播学角度上来进行阐述的研究性文章多集中在对青年女性形象的媒介再现上，如《女大学生形象的媒介再现》，也有关于电影中的青年形象的研究如《多元化的一代——美国当代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还有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对青年作为负产阶级进行研究的，如《城市年轻负产阶级的调查与思考》中认为，“年轻负产阶级群体的硕士论文出现，正慢慢瓦解着中国的某些传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家庭的负债生活和消费现象，也成为企业负债经营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又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城市里所出现的这个负产阶级群体，其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个人信贷消费的扩大，负产阶级们高负债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我们住房和汽车消费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内需。负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