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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转贴于 为了发掘近代文学本来应有的瑰丽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郭先生有意识地贯彻了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点既表现为该书容纳对象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表现为作者那时时处处注重从史实出发、不苛同于定论、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准备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由此抉微探幽，发掘了近代文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以说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宏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 (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在文化语境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外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描述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过去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人们通常把中世纪视作一个黑暗时代，认为它是在基督教干预下为宗教服务的文学。而现如今，作为世界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世纪文学在欧洲文学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段时期中，欧洲出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状况，中古欧洲文学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中世纪新质文化和文学由此也独具特色。这是多元民族碰撞融合的结果。中世纪文学在被宗教束缚的表象下，遵循着文化、政治形态的规律。它是欧洲文学文化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把握全球化这一大背景，深入探讨外国文学发生于发展问题，绝不能仅从政治入手，把我国文学的发生于发展纳入政治的包围圈，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属。把西方文学看作全球化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阐释民族文学的时候要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把其中具有的世界性特征挖掘出来。在多元文化特征明确的情况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对问题进行阐释，在总揽外国文学发展的同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史。例如，上个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属于西方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一部分。它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反映文艺，这种思想在西方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西方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去审视和理解。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学改革要立足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去思考文学，分析文学作品；其次思维方式要开放和多元，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融入比较研究法。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我们特别要注意不同地域和文化间的整合。“世界文学”学科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被整合在了一起。这两者本来具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合并之后，更加亲密，即“比较文学”强化了世界文学、总团体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更加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与方法展开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以各国文学的研究为基本目标，致力于摸清楚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新的学科中必须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
外国文学的教学目标不局限在外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还包括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并且人文教育的责任也要承担起来。外国文学史呈现给我们的是各国艺术家为获得人类的发展而进行的不断求索之路；从某一个角度看，外国文学发展史呈现了世界各民族作家的奋斗史和思想史，呈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从文化视角来看待文学，文本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应引起足够重视，这样来探寻文学的文化内涵。国内现行外国文学史教材大概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个部分，按照时期和国家结构的不同，选择经典作家讲述生平及代表作。释读作品的方法是比较单一的，一般采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手法的正宗，把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能够从社会、伦理学角度把握文学内涵，但还不够重视文学的审美艺术本质。新形势下，外国文学教学应强化文化背景和艺术家的心灵感受，从文化视角来阐释文学，让学生体会世界各民族以及人类文化的传承，感知文学魅力，建构健全人格。外国文学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外国文学教学必须引进西方批评方法，如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以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扩大学生文本视野。
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15-02
1904年，任职于京师大讲堂的林传甲写出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虽是为了讲课而急就的讲义，但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已有多部《中国文学史》面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日本人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等。相对于海外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大量成果，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仍未起步。林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正式揭开了中国人写本民族的文学史的序幕。在其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政权更迭，政体频换，外族侵略，思潮涌动。也正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几十年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日渐繁荣，无数文人学者投身其中，出版了各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著作，洋洋洒洒千余册，蔚为大观。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学者认知的不断深化，文学史研究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今以时间为序，就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演变历程做一次初步探索。
二十世纪上半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而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应以二十世纪初期为开端，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也就是建国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初兴期。从无到有，再到初步繁荣，早期学者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文学健将，披荆斩棘，在荒芜中走出一条大道，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调。
这一阶段的前半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还处于发轫期。虽是新生事物，仍饱受旧思想的束缚。虽是新生儿，却长着旧模样。说是“中国文学史”，而其“文学”的范畴却局限于老一套的诗、文、词，就连体例也是仿着最常见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来作的。别说乐府、戏曲这些在文学史上占据一方天地且自成一家的体裁，便是近世文坛中大放异彩，占据半壁江山的小说也被视为小道而摈弃在外了，猛一看去，不禁叫人疑心是看到了《四库》的翻版。这是旧式文人的思维，是传统儒家教育理论下注重政治道德的旧式文学观的体现。这是新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必然要面临也必须要打破的困境。在这之后，便有人对文学史的体例进行了调整，不再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分法”或者“六分法”根据体裁内容进行编排，而是尝试着以时代来安排内容，这无疑是一次大胆且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它从另一个角度将中国文学史串联起来，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内部的另一种关联，加强了文学的前后相继性。但是，这种分类标准不同于后来的分期法，他没有将文学史按照朝代或者文学思潮的演进进行编排，对于人们进行文体流变的研究推动力量不足，但是这是对于文学史编排体例的一次勇敢尝试，成为后来出现的分期法的先驱。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还是新生儿，难以脱掉旧式思想的痕迹，它有着无数的缺点和不足，甚至错误，但它在诗、文、词领域对旧学的整理为后来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初步繁荣作了准备。
在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接受西方思想的五四学者的活跃，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近代化、学术化的特点，初步具有了严谨的学术著作的面貌。
从体例上来说，它一改以往单一的以文体为依据的分类方法，已经出现了以时间为序的分期法。在每一时期中分述各类文体的发展嬗变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整体的层面更好地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有更强的历史感。这一分期法，不仅在当时，便是在当下也为许多文学史作者广泛采用。分期法的出现就涉及到一个划分时期标准的问题。有的作者依照政治领域的王朝更替来划分，如的《白话文学史》就以“唐以前”和“唐朝”为上下两编的编目，而将这部文学史一分为二。而在稍晚于《白话文学史》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对此分期法提出了异议：“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史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两呢？”①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郑振铎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新的分期法，将文学史分成了三段：以西晋以前为古代，晋南渡到明正德间为中世，明世宗嘉靖元年到“五四”运动前为近代。前者以政治朝代为单位，有利于揭示政治朝代、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后者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新思想：它将被禁锢在各个朝代中的文学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线索，表现出一种由产生到繁荣再到衰败甚至消亡的运动性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展示出一段具有生命力的活的历史，为文学史研究迈向“史”的方向跨出了重要一步。为后世学者研究文体流变开启了一扇大门。
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向被中国学者所轻视的小说与戏剧在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占据着主流位置，再加上西方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小说戏剧等章节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心理驱动下，人们开始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小说与戏剧领域。梁启超甚至掀起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界革命，以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另一方面，以来等人推行的“文言一致”的白话文运动，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俗文学”、“平民文学”的地位。“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行销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②“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③在《白话文学史》中还提出“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两个概念，以古文作对比处处抬高民间文学的地位。还特别为“民歌”、“故事诗”列出专门的章节。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以“昆曲”、“变文”等俗文学作为标题的在“中世文学”中就有十三章，占总共四十三章的三分之一，而在只有六章的“近代文学”中俗文学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二，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几年之后他的一本俗文学专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更是将俗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如历史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④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小说、戏剧、变文等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坛的中心，彻底改变了以诗、文、词为正统的文学史的格局。而支持胡、郑二人完成这一改变的便是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如，唐人小说《游仙窟》从日本传入国内，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在国内的流通，特别是敦煌石窟一大批卷子的问世。这些材料的出现解开了许多悬而未解的谜题，保存了大量文本资料，生动地还原了当时民间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成为促使六年后重写《白话文学史》的直接推动力量。
近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初步繁荣的过程，虽然它还存在着文学范畴过于狭窄盲目排斥新兴俗文学，编排体例不科学分期标准混乱以及缺乏独立性思考过分依赖现有的结论等等缺点，但是这都不能掩盖一个新兴学科如朝日般冉冉升起的光芒。在这群星璀璨的数十年间，无数文学的巨人在这里交汇，他们用手中的笔绘出一幅美妙的蓝图，指引着中国文学史研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行去。
注释：
①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②③.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7.
参考文献：
［1］.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06.
王洞女士在卷二的“人与事”中说，“兄弟二人对、鲁迅、沈从文、老舍、茅盾、巴金、郭沫若都有微词。他们是边读边评，尚未看到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难免失之偏颇。我认为兄弟二人信里的褒贬，只能看作是他们互相切磋，学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2]，所言极有分寸。事实上，初入中国文学一途的夏志清，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调整当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新文学的清晰认知。沉浸于英美经典文学的夏志清在初读《新文学大系》后，认为时文学论争的文章都很幼稚，而对“马列思想和苏联的书”，自然也抱有相当疏离的态度。[3]既然纯以文学眼光去看中国新文学无甚可取处，夏志清初定的写作策略是“用中国近代思想史作大前提”来完成这本中国近代文学史。[4]而经过了一段对冰心、巴金、沈从文等作家的阅读，夏志清逐渐改变了原初的印象，“我目前认为中国新小说的成就要比美国bestsellinglevel高得多”。[5]而在夏氏兄弟的书信中，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意见交换，至今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评价中国新文学
夏志清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过仔细的斟酌。1952年11月20日夏志清给夏济安的信中提到准备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作大前提”来写作中国近代文学史。而时隔一年态度就有了转变。1953年11月16号夏志清谈到宋奇的文学态度时说：“宋奇的credo中我不能全盘同意的，是他对批判中国文学、文化‘特殊标准’的坚持。我受了new criticism的影响，认定审定文学的好和伟大，最后的标准是同一的。……我们讨论中国文学时，对于为什么某一时代有一种特殊的sensibility，一种特殊的idiom，可用历史背景说明，可是说到这时代作品本身，最后的标准似乎只有‘成熟’‘丰富’等简单的concepts。假如我们对于中国旧诗真觉得有特殊的好处，这好处只有根据诗本身而加以说明。假如我们想用特殊标准来批判中国文学，好像一开头就存了‘胆怯’的心理；其实中国诗同英国抒情诗相比，《红楼梦》同欧洲最好的小说比，我相信都是无愧色的。”[6]
这里就显示了书写文学史的两种评价倾向：一则侧重“文学”恒久的评价，兼及历史氛围；此可谓永恒标准。一则以文学所发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及衍生出来的特定美学意识形态为主，兼及一般的文学标准评价。这可谓之特殊标准。在对新文学的成就毫无把握的时候，夏志清最初的选择似乎是避开一般的文学标准，而以特殊标准―――中国近代思想史为大前提。他自言那一阶段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有较多兴趣，恐怕这也是从当下的工作需要出发，一个相对恰当的对策。但是，随着他对新文学价值认识的转变，他的写作方向与内在理路也在调整当中。与夏济安谈起宋奇的“特殊标准”，一是对宋奇邀请他写中国文学之事的回应，更重要的，恐怕正是对自己手边工作思考进程的不自觉流露。在这个时候，我想夏志清已经改变初衷，决定不再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作大前提”来写作文学史，而是如信中所言，以新批评所认定的“好和伟大的文学”为标准。这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有创新之处，当然也引发了普实克等学者的激烈讨论。
二、夏济安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贡献
夏志清何以能够改变对新小说的态度，我以为夏济安的影响是一个核心要素。夏志清曾请夏济安将自己以前看过的中国书评述一下，“哪几本觉得比较有价值读的，也可以做我写书的根据”。[7]于是在夏济安的回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精彩发言。夏济安主要向夏志清传达了自己对新文学以下几层意思：一、中国新小说有好几派，是以在写作之初就要心中有数，虽然左派声势很大，但不能把左派看得太重要。二、除了左派以外，应该尚有两派，即京派和海派，并且大体比较了一下两派的不同。三、京海两派都敌不过左派，跟他们对于人生态度是否严肃有关系。左派不管他们背后哲学是什么，他们显得都关心人生、民生疾苦、时代的变迁等问题，迎合了那个时候读者的需求，虽然他们终究只成了政治的工具。可是京派海派的“high seriousness”都不够，一种是洋场才子，一种是用文艺来怡情自娱的学究。他们的文学比较personal，而且他们的“personal”还只是在“aesthetic”的方面，不是“moral”的一方面。我认为中国近代缺乏一种“不以society为中心，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的moralserious的文学”。以“individual”为中心当然仍旧可以“impersonal”。[8]
如果说第一、二层意思显示出夏济安对新文学的宏观把握，第三层则显出夏济安批评眼光的精微老到：特别是“中国近代缺乏一种不以society为中心，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的moralserious的文学”的观点。由此不妨指出，夏氏昆仲的“纯文学观”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始终有别。夏济安的弟子李欧梵将夏志清的批评观称之为“道德新批评”。何谓道德新批评？李先生解释说，“新批评之注重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不管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道德批评认为一个小说之为好，一定要有道德深度，而且这道德深度不是政治说教”。[9]其实，这里可能还要略作补充，夏志清确实对政治说教的文学痛加贬斥，但是，一如他的纯文学观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关怀的艺术作品，他其实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强调道德乃至政治关怀。他反对的，只是以体制化和组织化的形式出现的以这种名义的写作和批评。而对于不熟悉道德视角的读者而言，则需要对道德一词的含义进一步辨明：道德并非简单地扬善惩恶，而是以非凡的眼光考察寻常生活中的道德复杂性。譬如夏济安“黑暗的闸门”里谈到的“黑暗的势力”，并不是来自政治，“而是在助人为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阳光的一面背后，内心挣扎的不为人所注意的另一面”。[10]夏氏兄弟的道德批评和李欧梵的解说，都有助于在道德说教的文化传统里生活的读者们以新的方式领受道德关怀的含义。
熟悉《小说史》的读者们也会注意到，由于夏济安的指点，夏志清果然为我们挖掘出一批“littleknownauthors，littleread books”的优秀作品：这就是后来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坛四家”了。因此，我们要重新评定夏济安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贡献。此前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者因为未曾看到这样的一手材料，只是顺带提到夏济安对《小说史》的影响―――如我们早已知道他帮助夏志清注意到张爱玲这样的重要作家。而现今我们看到，夏济安对夏志清的启发，不仅仅为夏志清发掘了个别非左翼作家，他的洞见更在于呈现了有别于左翼文学为主要格局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结构。在此结构中，少数的、边缘的作家获得了破土而出的文学评价空间。应该说，这要归功于夏济安的睿识。
当然，兄弟俩在许多具体作家乃至左翼文学的评价上各有看法，这也成就了兄弟俩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不同特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读一下《黑暗的闸门》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相关篇章。相比较而言，夏济安对左翼文学的态度敏锐而不失同情。或许由于身为兄长的夏济安本身亦承受传统文化的压力，他也一直要与内心黑暗的一面做持久的斗争，因而他的笔下往往充盈着对左翼作家的同情与了解，他自身的姿态亦演化为悲剧性的“JamesianHero”；[11]而夏志清则可以更为爽快地将他对文学的看法落实于小说批评中，实现了为中国近代小说勾勒“伟大传统”的庄严使命。
（该文为南京晓庄学院重点项目“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批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5NXY01。）
注释
[1]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1950―1955），香港中文大学2015年版，第68页。
[2]同[1]，第xxiii页。
[3]同[1]，第149页。
[4]同[1]，第154页。
[5]同[1]，第179页。
[6]同[1]，第200页。
[7]同[1]，第159页。
[8]同[1]，第162―163页。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参考文献
[1]温如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育，2004.（2）
[2]田俊武，李群英.电影的越界和现当代美国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6）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87-01
《晚清文学丛钞》是一部收录近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料的总集，500多万字，共12卷，分别为《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卷一》《小说卷二》《小说卷三》《小说卷四》《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卷》《传奇杂剧卷》《文学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其中前九种得以出版问世，后三种并未公布于世。虽然后三种的未出版使得这部卷帙浩繁的总集缺少诗词、散文、杂文和评论部分，看起来并非那么完善，但已出版的九种涵盖近代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翻译文学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已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近代文学发展的概貌和脉络，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为后世提供理论依据、查找文献有着重要意义。
在近代文学的所有领域内，阿英对小说的关注程度最高，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这一点在《晚清文学丛钞》中也可以摘 要：阿英曾将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近代史料的保护和完善方面，他不但编写了很多具有价值的目录著作，在史料汇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晚清文学丛钞》这部大部头的文学总集就是他史料汇编成果的代表之作。
关键词：阿英；史料汇编；《晚清文学丛钞》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87-013
看出。在《晚清文学丛钞》九卷中，以小说为名的就有五卷，小说卷一、二、三、四以收录单行本为主，有些甚至是曾经未刊印过的，个别也已经绝版，但鉴于这些作品在当时当地产生的巨大影响，阿英将这些珍贵的作品收录在内，共包括吴趼人、李伯元等人在内的17位作家的20多部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多半是抨击腐败、消极落后的思想，宣扬爱国主义、革命意识和民主主义，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状况。
《晚清文学丛钞》还有两卷是关涉翻译文学的。《域外文学译文卷》收录了影响较广的一些名著、名译和早期译本，包括各国的诗歌、小说、戏剧译文。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林纾的六种译著也被收录在内。对于俄罗斯文学，阿英有着特殊的感情，正如他所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新的文艺的建设，从1900年以来，一直是起着鼓舞作用的。”①除了写了很多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批评作品外，阿英在《俄罗斯文学卷》中编入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如普希金的《俄国情史》，莱蒙托夫的《银钮碑》等等。用两卷编选外域文学作品既说明了翻译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繁盛和广为流行，体现出阿英对翻译文学的重视。
《晚清文学丛钞》作为阿英史料汇编的一部大部头著作，在其编选体例和文本选择上体现了阿英以时代为指南的编选思想及其鲜明的无产阶级观念，但也不可否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史观必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此外，阿英对晚清小说、戏曲等作品的评价相当公允、客观，体现了作为一位学术研究者严谨、踏实的学术品格。
在九卷的序例中，阿英反复强调一点：晚清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横行，国内统治阶级黑暗腐败，由此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情绪和爱国思潮，伴随着启蒙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各类文体纷纷出现了响应时代呼唤的新作品，这些新作品就是阿英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他着力编入《晚清文学丛钞》的作品。他所选择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主题的。可以说，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学者，作家，战士的身份是贯穿阿英一生的，他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责任感带到他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中，这一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晚清小说史》，在《晚清文学丛钞》中尤为明显。因此，《晚清文学丛钞》透露出的鲜明的时代性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也正是由于阿英狭隘的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敌视和排斥态度，使得他在收录作品时难以正确衡量某些作品的真正价值。如当时风靡一时的侦探小说备受民众欢迎，虽然他并不否认侦探小说的广泛影响，但他认为侦探小说“无积极影响，甚至有害，为加选收”②。这和他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的特有产物，难以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相融，更不用说在思想上产生积极向上的作用。小说本身如何不多评价，但在为社会服务上是行不通的，自然会被阿英拒之门外。
阿英编选《晚清文学丛钞》重视资料建设，力求资料完备，他为编写《晚清文学丛钞》搜书、访书，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难以想象的。很多作品都是未曾刊印的，如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最初发表在报纸上，未署名，且为未完之作，鲜有人注意，几乎连传本都不得。阿英辛苦访求，得到残缺本，将其录入，是为了防止这些珍稀资料的再次丢失。除了尽可能完备的将这些宝贵的文本公之于众以外，阿英还对所编入的作品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在肯定一些戏曲作品真实反映时代的基础上，指出这些作品在思想观点、艺术性、结构等方面存在很多弊端，如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皇立宪派等。作为一部文学总集的编选者，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对自己编选的作品有清晰、正确的认识，而不应师心自用。在阿英身上，正体现了他诚恳、严谨的学术精神。
为什么说1949年至1999年这个时代是中国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呢？如果我们能够抛却厚古薄今的自谦，便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了。中国文学史，绵亘几千年，除了这50年，中国军旅文学在哪个时代显示过独立的精神品格，取得过显赫的地位？从来没有过。《诗经》里描写军旅生活的篇什，向来是被作为描画社会动荡的普通作品看待的。《三国演义》这部中国战争文学的杰作，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跳出过明清小说的大范畴，也从来没有被人作为独特的一个小说品种论及过。只在盛唐时期，高适和岑参才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边塞诗派这个在精神气质上接近军旅文学的流派类印痕。
自1949年10月开始，军旅文学终于登堂入室了。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中国的文学史几乎等同于中国的军旅文学史。其间，《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军旅文学作品引领过这个时代的创作风尚。新时期以来，《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新兵连》等军旅小说都曾立过开一代文气之先、创一个个新流派的伟功。新时期以来，《大决战》《大进军》《红高粱》等军旅电影，引领着中国电影的主潮并将这个主潮汇入了世界电影的主潮之中。新时期以来，《乌龙山剿匪记》《和平年代》《突出重围》《士兵突击》等军旅电视连续剧，都曾创造过播出时万人空巷的奇观，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此期间，军旅诗、军旅散文、军旅戏剧、军旅报告文学、军旅理论与批评，都异常繁荣，佳作迭出，好戏连台。至此，军旅文学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了。
这样一个时代不是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又是个什么时代？看看《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附录中160余位作家、诗人的小传，谁都会对这样一支创造了军旅文学黄金时代的堂堂之师心生敬意。
随着中国社会重大而深刻转型的继续，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已进入正常的式微期。在这种时候，是该对这个黄金时期进行梳理、总结和温故了。朱向前教授和他的团队勇敢地担起了这个责任，并适时做出了《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这部大书。作为军旅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阅读者和亲历者，我不能不对朱向前先生心存敬意。
我认为，《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一书可以当作军旅文学黄金时代的纪念碑。这部中国的第一部军旅文学史，具备了纪念碑所有的具象的功用和抽象的意义。
首先，这部书为我们界定了军旅文学的本质属性和这一文学门类的自身疆域。它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军旅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生命的坚实存在。它令人信服地阐发了军旅文学独特的相貌并绘出了军旅文学的基因图谱。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军旅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这些传统文学门类中是如何创造自己的辉煌的，而且能够看到军旅文学是如何通过戏剧、电影和电视剧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因为这本书编撰于21世纪初，新的史学观使它展示出了以往文学史专著所不具备的开阔的视野、各个不同艺术门类相融合的奇观。
其次，这部书在编撰时，重视时代的印记，强调流派的成因，注重队伍的构成，聚焦领军人物的特性，剖析重要作品的得失，不循治文学史的这派那派，却又兼收了各个治史流派的优长，自成一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治文学史的路径。因为此书治史的独特，使得我们在阅读它时，如入林莽，时而看到古树参天，时而看到野花遍地、流水淙淙，很少能感到阅读文学史著作时常有的枯燥和疲惫。这种可读性在好酒也怕巷子深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十分有助于它在更广阔空间的传播。建造一座纪念碑，自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前来参观、拜祭，编撰者显然在设计纪念碑的样式上下了一番工夫。
再次，《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的象征意义也不容忽视。正如书中第八章《理论批评》所言，在此书之前，虽然有不少人前仆后继地从事军旅文学的批评，但每个论者多半都只注意自己感兴趣的那块掌子面，所作发言难免有瞎子摸象式的片面，发言影响的区域也有限。这种治史方法，在更看重集大成的中国治学传统中，是很难留下深刻的印痕的。这部集大成式的专著的出现，标志着军旅文学这头大象第一次有了一幅全身画像。这个贡献，对于军旅文学来讲，给多高的评价都不过份。
3、德川家康：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三河国大名，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