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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1.2有限元模型通过MIDAS/GenV800版本建立精确的结构有限元模型，其中梁、柱采用梁单元模拟，核心筒墙体采用墙单元模拟，楼板采用板单元模拟(见图2)。外框巨型柱为钢骨混凝土，有限元模型中采用混凝土截面进行等效替换(外轮廓尺寸同原设计截面)，并采用质量等效和刚度等效双重等效原则。模拟分析时考虑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收缩、徐变和强度发展等因素对竖向变形的影响，采用欧洲规范CEB-FIP(1990)，其具体参数如下:初始龄期2d，外部环境相对湿度60%，水泥类型为RS∶0.2(快凝高强水泥)，构件理论厚度按实际值。
1.3施工加载顺序核心筒剪力墙领先外框巨型柱及钢梁6层施工，核心筒内梁、板及核心筒外楼板落后外框巨型柱及钢梁4层施工，地上部分施工速率为10d/层。外框巨型柱为钢骨混凝土，且混凝土自重大于钢骨自重的5倍，巨型柱主要弹性变形以及徐变收缩变形发生在混凝土浇筑后，因此外框巨型柱加载顺序同现场巨型柱混凝土浇筑顺序。
2施工全过程计算分析
本次竖向变形差分析根据施工方案及现场实际施工进度共分81个施工阶段，主要施工步骤如表4所示。结构核心筒剪力墙和外框巨型柱的竖向变形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影响:①施工加载顺序;②混凝土收缩、徐变及强度发展(包括龄期影响);③构件压应力的差异;④施工过程中构件长度的调整。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软件MIDAS/Gen进行施工全过程模拟分析，得到全部81个施工阶段结构各楼层的竖向变形。计算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时，取柱1～8在各楼层的变形平均值;计算核心筒剪力墙竖向变形时，取剪力墙4个角部在各楼层的变形平均值。
2.1结构竖向变形竖向变形测点位置如图3所示，结构核心筒与外框巨型柱各层在施工阶段最大竖向变形如图4所示。由于考虑施工阶段对各楼层标高进行补偿，因此结构竖向变形在底部、顶部较小，在结构中部达到最大值。竖向变形分布规律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巨型柱最大总变形为27.72mm，出现在第38层，其中弹性变形为17.40mm，徐变变形为8.71mm，收缩变形为1.62mm。核心筒剪力墙最大总变形为30.94mm，出现在第34层，其中弹性变形为16.78mm，徐变变形为10.18mm，收缩变形为4.11mm。外框巨型柱和核心筒剪力墙的竖向变形组成规律基本一致:都以弹性变形为主，其次为徐变变形，收缩变形最小;且非弹性变形所占的比例随着楼层的上升而增大。核心筒剪力墙竖向变形中徐变变形约为弹性变形的60%，而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中徐变变形约为弹性变形的50%。从图4中可以看出，结构竖向变形在4个环桁架层及相邻楼层处有相似规律突变，这是由于环桁架所在楼层竖向刚度和质量突然增大，其相邻层成为薄弱层。
2.2核心筒与框架柱的竖向变形差结构施工阶段核心筒剪力墙与外框巨型柱竖向变形差如图5所示。结构在施工阶段竖向变形差随楼层上升而增大，最大值为5.76mm，出现在第56层。由于在施工阶段，连接核心筒与外框的伸臂桁架在一端采用铰接连接，且在构造上采用扩大孔，可竖向滑动，因此可认为伸臂桁架对减小核心筒与外框的竖向变形差无约束作用，从而避免了核心筒和外框之间的竖向变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过大内力。
2.3层间压缩量核心筒和外框竖向构件各楼层段层间压缩变形量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顶部荷载逐步减小，各楼层段层间压缩量随楼层上升而减小，由于环桁架所在楼层竖向刚度突然增大，导致环桁架层层间压缩量突然减小。顶层层间压缩量增大是由顶层层高增大至9m引起的。
3竖向变形差对水平构件受力性能的影响
结构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在施工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竖向变形，其差值会在结构水平构件及楼板中产生附加应力，对结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结构最大的竖向变形差出现在第56层，取该层作为分析对象，将此最大竖向变形差以初始位移的形式施加于结构中，计算得到伸臂桁架最大初始附加应力为29.64MPa，钢梁最大初始附加应力为13.61MPa，楼板最大附加应力为1.7MPa。
4竖向变形调整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竖向构件随着施工的进行不断被压缩，因此施工时应进行实时测量，并将相应施工楼层的标高调整到设计标高。根据上述施工全过程模拟分析的计算结果，并以正在施工的楼层达到其设计标高为标准，估算各层竖向构件在各楼层段的长度补偿值。现场可参考此补偿值进行调整，当补偿值超出现场调整范围时，可在工厂构件下料时进行长度调整。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竖向构件各楼层段长度补偿值如图7所示，核心筒和外框竖向构件每5个楼层长度补偿值详细数据如表5所示。
卢正昕董事长对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三大挑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
1、来自新经济风潮
国际化程度不足,包括国外据点不够普遍,以及事业体内部通晓国际事务及外国语言的人才仍属有限。科技及创新与事业经营的结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设备在业务上的应用,以及产品及服务上的创新在内。人才的质与量亟待开拓,特别是在人才的弹性与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与新观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2、来自互联网科技
发展网站的内容网页、交易平台、安全机制等的技术人才缺乏;事业体内部了解互联网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联网线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还不为一般民众普遍持有。网路传输环境(譬如线路铺设)还不理想(速度等),网络使用费率偏高,上网人数还不够多。全面性的网路安全认证体系尚待建立。
3、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产品线居于劣势(金融商品种类有限、配套灵活程度不够);顾客服务力较弱(顾客满意及顾客需求较不重视);政策配合负担重(国企的支援);对市场反应钝化(习惯于固定的利、汇率)。
卢正昕对中国金融应对挑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一、市场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标、建立短期票券发行及交易市场);汇率自由化(建立外汇市场、设置外汇经纪商、准许民众及企业持有外汇、逐步放宽汇出入款限额等);开放本国民营银行设立,鼓励银行合并;鼓励中外合资银行设立,或外资入股本国银行。
二、业务自由化
参考国外做法,扩大银行间办理之业务范围;奖励银行采用自动化设备;准许并鼓励银行设置网路银行;准许银行经营金融周边事业。
三、金融监理合理化
加强控管金融机构之经营风险;金融统计资讯公开;检讨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
四、督促金融机构改善体制
强制处理不良债权;金融机构与国营企业脱钩。
五、提升金融机构经营效能
注重人力资源发展;推动以顾客为尊的服务方向;以营运绩效为奖励及报酬的主要依据;兼顾资产品质与业务量;分散风险与收入来源;导入顾客关系管理 (CRM)之类的机制,深化顾客往来关系;建立内部管理情报系统,明确营收成本之责任区分;发展内部及外部网路系统,凝聚员工及顾客之向心力;积极与国外同业合作往来,导入新的产品知识及管理观念。(摘自《中国金融面临冲击2000-05-30
新经济风潮的出现,互联网科技的崛起及加入WTO是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这是美国远东国民银行董事长卢正昕先生日前在2000年外资银行重点项目合作研讨会上演讲的基本观点。
卢正昕董事长对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三大挑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
1、来自新经济风潮
国际化程度不足,包括国外据点不够普遍,以及事业体内部通晓国际事务及外国语言的人才仍属有限。科技及创新与事业经营的结合不足,包括新科技及新设备在业务上的应用,以及产品及服务上的创新在内。人才的质与量亟待开拓,特别是在人才的弹性与容量方面(譬如能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与新观念,并将之融入自己的专业领域中)。
2、来自互联网科技
发展网站的内容网页、交易平台、安全机制等的技术人才缺乏;事业体内部了解互联网的人也不很多。可用于互联网线上交易的支付工具(譬如信用卡)还不为一般民众普遍持有。网路传输环境(譬如线路铺设)还不理想(速度等),网络使用费率偏高,上网人数还不够多。全面性的网路安全认证体系尚待建立。
3、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产品线居于劣势(金融商品种类有限、配套灵活程度不够);顾客服务力较弱(顾客满意及顾客需求较不重视);政策配合负担重(国企的支援);对市场反应钝化(习惯于固定的利、汇率)。
卢正昕对中国金融应对挑战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一、市场自由化
包括利率自由化(逐步取消利率上下限、建立利率指标、建立短期票券发行及交易市场);汇率自由化(建立外汇市场、设置外汇经纪商、准许民众及企业持有外汇、逐步放宽汇出入款限额等);开放本国民营银行设立,鼓励银行合并;鼓励中外合资银行设立,或外资入股本国银行。
二、业务自由化
参考国外做法,扩大银行间办理之业务范围;奖励银行采用自动化设备;准许并鼓励银行设置网路银行;准许银行经营金融周边事业。
三、金融监理合理化
加强控管金融机构之经营风险;金融统计资讯公开;检讨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
四、督促金融机构改善体制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更于2008年起名为金融海啸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随后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顾名思义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1反倾销的国际新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国政府是与各国通力合作共抗危机，还是采取保护主义姿态，这是各国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一个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经济举措，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发展，更要考虑对他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为了解决本国因金融危机而引起的经济下降、金融机构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通过拉动内需，从而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这原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不少国家刺激经济的计划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这就不得不令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了一丝忧虑。
1．1反倾销的主体变化
从反倾销的主体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发达国家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反倾销作为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根据wro的反倾销统计，1995—2006年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案达1245起，其中发达国家526起，占42．2％，发展中国家719起，占57．8％。2007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20起，比2006年同期减少13起，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就有16起，是发达国家的4倍。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看，对华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墨西哥等。
我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仅2009年前10个月，我国就接受了涉及多个领域、行业的多起反倾销调查，例如：3月秘鲁国家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局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会公布决议，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材料作为鞋面的便鞋和运动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6月美国某公司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对中国进口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6月巴西外贸委员会18日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客车和货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未来将可能对进口自中国的轻型轿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7月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下属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决定继续维持对从中国进口的3种冲浪板实施征收反倾销税措施，期限3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签署决议，对中国的手动厨房用点火器开展反倾销调查；7月泰国财政部决定延长热轧钢反倾销税收措施5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宣布，对除运动鞋之外的中国鞋类产品实施进口反倾销措施；8月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已对从中国进口的葡萄糖酸钠发起了反倾销调查；8月印度某公司向印反倾销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树脂启动反倾销调查；8月欧盟反倾销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3年惩罚性关税。从上述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国际反倾销的主体已经由原来的几个发达国家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
1．2反倾销运用的手段变化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后，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结合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以中国出口大蒜为例，2009年1—4月出口大蒜数量为602，983．0吨，同比增长7．5％，金额为23，409．6万美元，同比下降20．2％，平均单价为388．2美吨，同比下降25．8％。但是，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一直是大蒜出口的两大“拦路虎”。长期以来，我国大蒜出口价格比较低，许多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大蒜企业，一直寻找时机对中国大蒜实行反倾销调查。近几年来，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从世界各国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已经由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非关税壁垒。
1．3反倾销的应诉情况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但随着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同时，也促使各国努力完善反倾销法。各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了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也尽可能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为应对反倾销保护本国市场，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应对。2009年9月27日商务部颁布了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简称“新规”。相比较4年前出台的旧规，新规重点突出了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发挥的作用，几乎涵盖了应诉工作的整个流程。新规指出，行业协会应成为应诉企业和商务部的桥梁。除了对出口商品统计监管系统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的建立外，还要建立律师信息库，这样就可把在行为中曾严重影响或损害我国企业、行业利益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知应诉企业。此外，在应诉过程中，行业协会还要组织应诉企业参加听证会、与国外调查机关和相关行业组织或企业进行磋商、谈判等工作。行业协会还应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有关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等技术问题的抗辩、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等问题予以协助。为使工作能够落实，行业组织按新规可从会费中设立促进会员企业应诉的专向资金，用于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而新规中，商务部将加强对反倾销案件调查和应诉工作相关信息的公开和传达。对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商务部还将给予行业组织有关应诉案件的意见。这些应诉案件包括：调查机关对我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和调查方法的，行业组织之间就企业协调应诉工作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涉案产品在调查国或地区市场份额较大的，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出口金额较大的以及其他需要征询的重要案件。从世界各国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变为积极应诉，并取得良好效果。
2中国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国际反倾销规则也日趋完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形势考验。为了保证我们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增强企业的领域竞争优势，中国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2．1中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应倡议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外，还应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监管，呼吁更多国家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并保持政策的同步性。在区域经济中，中国应积极融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正在加紧推进。同时，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也将于2010年建成，推进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积极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由外资完成。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了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企业也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2行业协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行业协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提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提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者，它可以通过收取会费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建立反倾销基金以专门用来建立信息渠道，配备反倾销专业人员，聘请律师，组织企业应诉。利用整个行业的资源来克服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不足，这就可以解决应诉不及时的问题。为防止遭受反倾销，行业协会可以在整个行业的企业当中充分开展协调工作，规范企业行为，组织各个企业有序地进行出口，防范企业相互压低价格进行不良竞争，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形成有序的出口局面。
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是行业协会维护产业经济安全，有效运用反倾销手段所不可缺少的前瞻性工作。反倾销预警是最基础的反倾销工作。通过建立起来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一方面对企业的出口规模和速度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准备。行业协会还可以组织行业培训，规范反倾销工作程序，在本行业以及企业内培养和锻炼一批相对稳定和过硬的反倾销队伍，改变过去反倾销工作中被动局面。
2．3中国企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经营中中国企业应注意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在对外经营时不仅要遵守国内的法律和法规，还要遵守国际及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注重研究WTO相关法规及协议，遵守国际惯例。出口企业应按国际规范进行经营管理，会计帐簿要规范、完整、清楚，以便应对反倾销问卷调查。
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寻求保护自身权益。反倾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程序，再加上每个环节的时限要求十分严格，而每个环节对应诉成败均十分关键。在应诉的每个环节企业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利用涉案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生产情况为自己辩护。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除了要积极应诉外还应注意通过参加各种复审原判，重新恢复出口。反倾销行政复审，主要用于确定所课征的反倾销税是否应该调整或取消。实践中，复审的形式有年度复审、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多种，利用不同的复审手段出口企业可达到免征或停征反倾销税的目的。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需创新企业的营销观念，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技术层次，获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如专利技术产品很难遭受反倾销。企业需要成立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经营，形成网络化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既可提高竞争档次，也可通过海外投资及内部转移价格方式规避反倾销，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其归属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越难提起反倾销。
2．4反倾销诉讼人才培养的应对策略
2.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在我国的进出口企业当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依据当前的发展形势这些企业都没有形成科学严谨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人员素质较低，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缺失并且不进行相关职业培训，造成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在企业生产中形成一定的金融风险。还有，很多企业都没有信用监管和合同监管，进行交易过程中不重视收集进口商的信息，不了解进口商的实际情况，不认真审核合同细则，因此常常造成自食恶果，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3.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国内出现重大事件、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都会严重影响金融风险。还有如欧美等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对我国实行商品反倾销，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影响。再有，战乱和经济危机等都会直接影响金融风险的产生。
二、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
1.金融风险使得企业资金面临困境。在金融风险影响期间，会引起国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出现较大变化情况，如国内信贷收缩，企业无从得到贷款，同时压缩出口退税，此时国外进口商也会遭遇极大困境不能再继续按照合同提品，因此很多中小外贸企业的运行资金出现严重问题。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恶化，此时银行部门采取的办法就是紧缩银根，银行部门不再推行“还旧帐，贷新款”的办法，实行“只进不出，只还不贷”的措施，不再对企业提供融资，所以我国很多外贸企业遭受重大影响，大量产品委托外贸公司出口工厂意识到危机的来临，都会向外贸公司催要以前的货款，但此时外贸公司无力支付只能以房产抵债，有的只能宣布倒闭。因为银行部门不提供贷款，为了实现融资目的，很多中小外贸企业只能面向社会融资，公司的运行重心出现了偏移，对企业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影响。
2.汇率存在风险对外贸企业的销售产生不良影响。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国家会推行金融政策，也就是利用调节货币供应数量和货币汇率的办法，国家货币政策重点调节货币供给和需求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资金来源与运用。而这些对中小外贸企业来说，货币政策不但可以控制信用，对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可以利用货币的投入与回收，影响社会需求和投资需求，对企业的市场销售造成不利影响。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不足就会导致企业产品积压，进一步使企业的生产原料和流动资金不能如期到位，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不能顺利出售，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企业生产和销售出现问题，一定会严重影响中小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3.金融风险的存在降低企业的信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和外国进口商都会缺乏流动资金，原来制订的生产经营计划不能完成，因此这些企业一定要考虑另谋出路，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有的中小外贸企业为了减少金融风险的影响，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能节约各项支出，裁减内部员工，但同时也会使企业内部人员关系紧张，不利于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再由于企业所需的生产原料和流动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因此这些中小外贸企业的生产任务不能按期完成，造成这些外贸中小企业的信用不断下降。
三、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
1.提高企业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我国当前的外贸企业都将工作重点放在扩展业务、增加生产规模、提高经营利润等方面，都没有深入研究金融市场，更没有意识到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要想使外贸企业做到积极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应该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掌握科学管理与科学决策，密切注意各国基本经济因素、金融因素，政治因素和传媒因素，以及不同国家的央行政策，心理因素和市场预测因素，各种重大事件因素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才能准确及时应对各种金融风险。为了充分发挥外资作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就是积极宣传国际金融知识，不断增强员工的金融风险意识，在我国外贸企业中不断强化金融风险认识，在企业开展的各项业务中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2.提高对外汇风险的敏感度。
第一，有效应对交易风险，对于中小外贸企业而言要掌握利用远期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期权市场进行货币保值。在实际操作中又可以进行事前防范和事后防范。事前就是在企业制订经营决策时，签订合同前就要利用各种方法防范外汇风险，如可以选择应用有利的计价货币、合理调整商品价格、在合同条款中添加保值内容、以及增加汇率风险分摊条款等；事后就是指已经利用软货币签订了出口合同或用硬货币签订了进口合同，不能再继续利用合同条款进行补救，可以利用外汇市场从事远期外汇交易和外汇期权交易等办法来积极应对外汇风险。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
,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个百分点。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5%逆转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年10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
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4和90.2。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节因素)。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个和2.8个百分点。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
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高辉清,熊亦智,胡少维.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8(11):20226.
[2]徐明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J].新金融,2008(11):20226.
一、前言
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在于对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上海作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其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上海通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跨越性发展的时期，即中国金融中心、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步进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考量。一个城市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通过国内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处。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因，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找到影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这个国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对于交易的种类、交易的范围大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能称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高流动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额定单，并且使价格的波动风险最小化。所以，资本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该国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一个城市经济的自由度和该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在城市中参与投资交易的资本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资本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信贷市场的管制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资本的收益性可以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两方面来进行考量。所以，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的收益性。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卖者在同一地点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那么买者的搜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具体来说，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对于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来说，在他们的总成本中，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总部往往会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国银行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就可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投资交易成本的指标。
3．安全性。资本的安全性同样为金融机构所高度关注。资本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的稳定程度和连续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指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制定和实施其长远发展规划。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与财务的安全、健全的货币制度、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政治风险也常常为投资者所关注。
三、上海能否成为国内金融中心——上海与北京的比较
上海必须先成为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全国的金融市场，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资金汇聚上海金融市场，并辐射全国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国内金融中心的讨论焦点，上文已经提到了国内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情况，一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该城市要能成为区域的信贷转贷中心；该城市的金融市场应当是国内主要的筹资渠道，其证券交易规模在全国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数量的外资金融机构；能率先适应金融改革及创新；拥有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并且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则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都在北京。金融业是一个讲究高度规范性的行业，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总的来说，上海与北京相比，其优势在于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此外，由于较高的市场自由度和宽松的环境，上海在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对外开放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必须看到，上海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漫长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再例如，全国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要处理好与这些城市在金融活动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与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四条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
1．金融机构集聚度不够。虽然上海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但是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国、英国、日本），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数和金融中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不足。据统计，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远远高于在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另外，质量上差距也较明显。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询机构中，目前还没有一家像麦肯锡、普华永道一样有国际影响的咨询服务机构，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2．交易规模和金融产品种类不足。上海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交易的层次以及金融产品的种类仍显得单调，各金融市场间资金缺少流动。同时，金融产品的类型不多，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避险交易工具。不过，近年来，我国已经在着力于金融创新，开发新的交易品种。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货。
3．金融监管环境的建设与金融监管机构间关系的协调。传统意义上，主要应从三个角度来考察金融监管环境，即监管广度、监管深度以及监管频度。然而，我们发现伦敦、纽约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时，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进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服务优于管制”和“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海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总部的监管，又面临跨业的监管。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各种监管机构间的关系，使得监管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国际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国际惯例又熟悉国内法律的高级经营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业中，高级人才与劳动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参考文献：
1.张泽慧.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及指标评价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5（1）
2.SOHU财经频道——国内财经——京沪深：谁是未来的金融中心？2007.3.15
3.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出炉.国际金融报，2007.3.21
4.张卫华.纽约是如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经济，2007(2)
5.英国金融“大爆炸”与伦敦金融城的复兴.上海证券报，2007.2.8
6.李豫.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国际金融报，2007.3.1
7.于福生.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1-0049-02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严兵（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严兵（1977-），男，湖北荆门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攻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2．问题解决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问题解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问题解决突破了波利亚的启发法。波利亚问题解决研究的最大贡献在启发法上，这种方法强调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而不应拘泥于某一具体方法和教条。波利亚之后，人们对问题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而使问题解决突破了启发法而深入到对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的系统研究。2．问题解决研究广泛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广泛吸收了认知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使问题解决研究更加科学，应用日趋广泛。3．问题解决不但在数学教育中受到重视，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目前问题解决正在成为整个教育界的教学方法规范和先进的教学思想理念。尽管如此，在我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中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和应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究其原因，第一，从传统来看，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尽管有些专家学者反对，但在我国人们习惯上把数学定位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差距较大，这自然造成了发端于数学教育的问题解决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迁移障碍；第二，中国教育界长期以来习惯于高度统一的教学内容计划和高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固然有其好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创新；第三，在学校教学中长期以来所遵照的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理念难以容纳更符合市场和学生实际需要的问题解决教学方法，这实际上是以产定销的生产经营理念在教育界的特殊表现；第四，中国学生从小就接受并且习惯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因此，对问题解决教学存在本能的反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解决教学已成为时代潮流，无论阻碍有多么大，我们都应有勇气去进行挑战。
3．国际金融学教学中问题解决的必要性
国际金融学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的内容很广泛也很宏观。国际金融学的理论内容比较复杂，分析方法也比较抽象，同学们往往感到很困难。相对于国际金融学学习的真正目的来讲，内容和方法本身还不是最困难的，但这一点学生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学理论教学的弊端之一。学生们往往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去关注真正的学习目的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很多同学都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对将来工作没有用，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对将来工作没有用的同学往往都是因为没有信心找到一个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当导游，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搞软件开发，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当钳工，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搞经济和金融工作，就不会觉得国际金融学没有用了。目前，中国经济学科各专业学生很多，就业岗位有限，造成拥挤现象，所以学生没有信心找到适合自己学科专业的工作，这样就连带地影响到了学生对专业课程有用性的准确判断，进而使真正的学习目的丧失。针对这种状况，必须使学生们认清就业形势、树立专业信心、明确教学目的，在此基础上改革教学方法，实行问题解决教学。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是与国际金融学的目的紧密关联的，学习国际金融学就是为了理解国际金融现象并能够解决国际金融问题。与其他学科、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的问题解决教学更加必要。
4．国际金融学案例分析与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
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必须做好问题情境设计。问题情境设计有很多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往往有一定矛盾，在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中应以坚持时效性、真实性、启发性原则为主。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学应根据当时是实际国际金融状况设计问题情境，这样设计的问题情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也只有这样设计问题情境才真正有意义。问题情境难度很大，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有限，这个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案例的详细分析。前已述及，案例的选择依据是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与问题情境类似的国际金融事件和调控措施，因此，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迁移能力。经济学与很多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重复试验。与此相似，国际金融学的问题情境不可能与历史案例完全相同，教师在教学中应向学生们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环境是有差异的，并鼓励学生们运用所学知识主动分析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