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5 09:17:53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贾平凹的散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贾平凹是一位世间的智者，更是一位深沉的独行者。他说：“在这个美好又遗憾的世界里，你我皆是自远方而来的独行者，不断行走，不顾一切，哭着，笑着，留恋人间，只为不虚此行。即便你认为自己是孤独的，也是可以自在的。”他还说：“尘世上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群居需要一种平衡，嫉妒而引发的诽谤、扼杀、羞辱、打击和迫害，你若不再脱颖，你将平凡，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是神圣。神圣是真正的孤独。”读后，感觉品味孤独的人，懂得与人为善，用善意赞美生活。
贾平凹在灵魂中独行，哲理性的感悟随处可见。这种感悟，不是对某种现成思想的形象阐释，也不是生硬的哲理说教，而是来自鲜活的生活体验。如在《说房子》中，他写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著不对，一切视做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佛像了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而在《看人》中，他写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读后，感觉这是洞悉人生的妙谛，令人难忘。
贾平凹是中国近现代文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对其文学作品存在着不少的争议。虽然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目的、创作水平和写作艺术都有着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他的文学作品在三十几年的历史考验中显示出了它所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成果不仅是中国文坛的成果，同时对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贾平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乡土情结追求
作家的文学创作就犹如在大海中徜徉一般，心灵是左右其航向的罗盘，航行的时间越久，里程越长，精神的指示作用也更加明显。那么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向导又是什么呢？作者本人曾经非常直接地说：“我是一位农民。”这一种质朴的宣言对于贾平凹来说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噱头，而是对于创作追求的一种表态。众所周知，贾平凹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极力回避和摆脱农民的身份，对“非农业”身份极度宣扬。当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社会上广泛认可的时候，最初的动机得到了满足以后，精神上的导航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文学创作的未来是什么。
贾平凹接下来在“商州”开辟了自己新的写作阵地，与此同时也以此为“锚地”开启了自己新的精神旅途。在这一关键的转型时期，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自信，文学创作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荣誉。“伴随着商州系列作品的影响，我也逐渐开始一步步自觉过来，要长期坚守这两大阵地，一个是商州，一个就是西安，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坚持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所以一直写到了现在。”也就是从西安的视角来写商州的封闭和落后，从商州的视角来写西安的浮躁和颓废，基于这两个视角，站在一个传统的视角来看现代化中的中国，并没有清晰的现代性视角。
虽然贾平凹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几十年，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一直将精神的寄托放在曾经的商州这一乡土的文化体系之中，这种精神家园的影响是恒久的。和其他的作家相比较，不同于张爱玲在上海和香港这样的时尚之都生活和求学，对于现代意识有着真实的体验；也不同于鲁迅有着日本海外求学的经历和北京上海大城市的生活，虽然也曾经说过“朝花夕拾”的精神回归，但毕竟都沉浸在现代都市思维的模式之中；贾平凹的思想则是在进入都市之前已经基本定型，虽然一样有着城市的身份，但精神的家园一直定位了乡村之中。在《关于小说创作的回答》中，贾平凹就十分直率地说道：“说到了根本，咱的思想还是小农思想。根本上讲，咱还是农民，虽然已经到了城市，有了城市户口，极力想摆脱农民意识的影响，但是历史的烙印谁又可以随便改变呢？”贾平凹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始终无法融入到现代都市的生活模式中，无法和现代文明的意识产生共鸣，所以固守着乡土的意识恋恋不忘。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贾平凹看到乡村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凋零，并且借助西安的都市视角来对西北农村生活的落后和农民思想意识的愚昧无知进行描写，贾平凹的情感仍然是倾向于乡村的，也从根本上对以乡土意识为根基的文化有一种认同感。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表面上看是为民间传统的文化所唱的一首挽歌，更多的是透露出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深深依恋之情。也正是因为此，当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向都市题材进行转型的时候，内心深处对于这种新的写作对象缺少精神上的认同和价值上的肯定，从中也感受不到乐趣和希望，没有了精神上的根基和支持。很多文学评论家提出“魂归何处”这样的问题对于贾平凹的小说作品研究始终是一个大的问题。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以后所创作的“西京”系列正是这一系列矛盾的有力体现，像小说《废都》、《高老庄》、《怀念狼》这些文学作品从总体上看都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乡土情结追求就决定了他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抵触感，而贾平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民族和世界等这样一系列抉择的时候，贾平凹显示出了对传统的肯定，但对于现代却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贾平凹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学味道，但一直没有形成典型的现代文学风格，这也是他一直无法摆脱的一个精神枷锁，这也就成为了我们对中国文学走向进行审视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二、贾平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写实艺术追求
贾平凹在中国文坛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从一位苦心练笔的文学青年一直到享誉海外的著名作家，他对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不会一成不变。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经历了起伏和变化，读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家的创作思路也进行了不断调整和反思，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也只能从整体上进行主导性的把握。
从客观上讲，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一直存在并且从未满足，始终在探索和追求的道路上前进着，它也是这位丰富多产作家一直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支撑。贾平凹早期所创作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因为写作内容和技巧上的主导因素，一直被认为是“为了艺术所艺术”，“唯美式的写作”，贾平凹所创作的散文被称之为“美文”，作品主要表现了自己家乡的自然美，人情美和儿女美，中短篇小说则是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灵的刻画、小说故事情节构造和文字语言组织等方面。即便是一块“丑石”，在贾平凹诗情画意的文学创作追求中也会显示出美的韵味。贾平凹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成功的，虽然被人们略显刻薄地称为“假声写作”，但其文学创作的追求和目的是单纯的，所以可以在文坛上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假如贾平凹也像废名、孙犁、沈从文等作家那样以这种文学创作风格一直坚持下去，同样也会成就自己的文学地位，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或许是因为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时代风云的变幻，抑或是因为文学思潮的激荡，作家自我文学创作意识的觉醒等原因，作家贾平凹不仅“有意识的”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约束，并且在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转变和彻底性的转向，开始直面现实，对于民族的前途、文化的命运走向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思考。贾平凹将文学创作的源泉寄托在了身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农民和处于在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身上，以自身的真实体验，创造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小说《浮躁》、《废都》、《白夜》等文学作品的创作问世标志着贾平凹文学创作追求的一些调整。诚然，贾平凹依旧是一位作家，但中国文人传统的历史传承使命感和文化责任信心让具有文学济世的贾平凹不再满足于自己“唯美作家”身份，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中的写实艺术追求探索。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十几年前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过这样的评说：“我在贾平凹的著作《高老庄》中读到了一种深邃的，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真实感。这种感觉主要是作家贾平凹对于当下生活中每个细节和每一个精神线的敏感捕捉，以及贾平凹对于事实和场面的描绘能力。一直到长篇小说《古炉》的正式出版，贾平凹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位小说家的真正功夫还是写实。”在小说《后记》中，作家也自己坦言道：“我还是依旧采取了写实的手法，建立了那个自古以来就以烧瓷为生的村子，这样可以让这个村子变得有声有色，更加有气味和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在文学创作中，其实最容易的也就是最难的，最朴素的也是最豪华的。什么才叫生活？逼真了才能活，要想逼真就得写实，写实的素材就是现实生活。
诚然在文学创作中仅仅是靠写实还不足以成就一位作家，也无法构建一个丰腴的小说世界。贾平凹自己也曾经表示，写人写事要有形而下的准确和真实，同时还要有形而上的升华和概括，这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写实追求中的另一个维度。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民间意识中的鬼、巫等神秘因素被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与真实事物对照而显示出的张力，将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意蕴扩大。在小说《古炉》中，更是使用了类似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手法进行写作。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追求有现代意义，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气息，更要带有一定的民间味道，注重整体上的艺术，要在憨拙里显示通灵，在朴素里显示华丽，在简单里显示丰富。
三、结语
贾平凹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有着自己的文学创作艺术追求，并且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为自己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对于中国的作家而言，只有在面对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善与恶等基本的文化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形象化地表达和传递出来，作品才会有灵魂，才可以发现现实和历史的不足，对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建设风貌做出正确的启示和指导。
参考文献：
[1]尹君.浅析贾平凹文化身份的多重复杂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5）.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57-01
被誉为“鬼才”“怪才”的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多产作家，在国内外享誉盛名，而这一切殊荣则是他的故乡商州赋予的。商州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神话传说等均化成血肉，凝聚在其作品之中，使其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散发出浓郁的商州气息，吸引人们一遍遍去观赏和阅读。
一、根植于商州的寻根之旅
贾平凹的创作事业真正发迹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寻根小说时期，那时的作品大抵被归为乡土或寻根文学，而他也借此名噪一时，成为当代文坛的新宠。
继之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不断，加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文艺界呈现出一片繁闹景象。但那时，人们并未形成自觉自知的状态，而是陷入到一种无序的情景中。于是有人提出：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需关注本民族与本土文化，在传统审美文化中寻求文化认同。这种文化寻根的需求顺势引发了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兴起。
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认为“文学的根应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随后，阿城、郑万隆等众多作家纷起响应，发文支持。同时，在1983年曾发表《商州初录》的贾平凹因其文学创作中鲜明的“寻根”特征，自然被划归为“寻根”文学的思潮当中。其实严格来说，贾平凹起初并没有参与这场文学思潮的策划与运作，但其文学创作却无意中暗合着“寻根”文学的理论目标，与之相呼应，在客观上推动其发展。可见，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人自诞生起，他所面临的风俗民情便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最终化成影响其一生的习惯与信仰。商州，作为他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是他接触这个世界所经历的第一道法门，是其生活与创作的源泉所在。商州之于贾平凹，如同湘西之于沈从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他们所熟知的，因此闭上眼就能如数家珍似的娓娓道来。于是乎，便有了四下商州的经历。每当遇到挫折，亦或是文思被阻时，他就会回到故乡来寻求安慰与灵感，对商州的山川河流、婚娶丧嫁、庆生送终、饮食起用、巫蛊文化等做一番详细考察，从而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印象体验。
二、商州之自然景观
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位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那里群山环抱，丹江水交错纵横，是一个自然的山水之地。
首先，站于远处，粗略观之，入目而视的便是山与水的纵深交合。贾平凹说那里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陡峻的山崖灰蒙混沌，蜿蜒着向天边延伸出去，而相伴而生的溪流自然顺着山势一泻而下，腾起阵阵水雾，像是被云雾环绕的人间仙境，却又显出一丝神秘感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贾平凹便是受这种灵秀神秘、兼之混沌茫然的自然风光的濡染，形成诡异灵动、空灵旷达的个性特征。
随后，深入其中，细细探看，便会发现“那里还有山洼、有人家，白云村头停驻，山鸡家鸭同群。屋后扶疏青竹，门前妖妖山桃，再是木桩篱笆、青磨石碾，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无论山石明月、清泉小溪，还是山村屯落、袅袅炊烟，但凡故乡的事物都变为他笔下饱含灵韵、充满温情诗意的独特风景。例如民俗散文中描写极尽细致的自然风光，又如以商州为原型的小说风景都营造出一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情境，展现出商州独特的自然之美。
三、商州之人文景观
山川不同，风俗不同。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风光使得此处孕育出兼备南北两种风情的独属于商州的山地文化。自古商州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文化底蕴深厚，既受到三秦文化的影响，讲究周礼，又感染了由川鄂一带传至陕西的楚巫文化，信奉鬼神，兼有北方之粗犷，南国之灵秀两种神韵。陕南作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叉地带，其文学自然展现出灵秀与质朴并举的特点，而贾平凹的作品更是将此种地域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诡谲、神秘、灵动、超然、旷达、浪漫的楚辞文化与温厚、典雅、淳朴、达观的中原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鱼龙变化”表现的是一只鱼变成龙的过程，焦沉的木头把棣花乡搬进了西安城。鱼头连着龙身，是时光也是精神。
这是秋涛阁的最高层，是这座楼“最上面”的书房，书桌背对一面大窗，阳光高高地射进来，所有的石像都在看，贾平凹叨念：“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 “静墟村”里三十年
书、房是贾平凹一天中也是他一生中待得最多的地方，如果没有别的事，每天他在这里的时间可以达到十六个小时，他经常早上8点就到，晚上12点左右离开。长期伏案写作缺少运动，也成为他多病的客观因素。在得乙肝的那段日子，病成了他感受生命的素材，写作反过来也在安慰他惶恐敏感的内心。见他时，他正患着耳道炎，记者也帮他把吸了药水的药棉塞到耳朵里去。第二天再见时，他披着外衣形容见了憔悴，眼中布满红血丝，耳中已然塞了药棉，一副用功过度的样子。
从1984年开始，贾平凹就陆续担任了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以及文联主席，兼各种社会职务，专职写作。他只爱写作，不爱去单位，屡屡在桌上留一字条：“贾平凹已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组织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默许了贾平凹这个特例。
书房是贾平凹制造的另一个小世界。他时而非常自信，时而又显得谨小慎微，他自称“长安第一丑男”，说如果自己又高又帅，肯定会去做很多现在不敢做的事，他素来认为：“我本身社交能力和生活的独立性，都缺乏一些，只有写作，(我觉得)更充实一点，也更适应一些，因为我做别的事不一定能成功。”他又感慨：“搞创作确实不容易，文坛特别复杂，和社会是一回事，社会上有啥人，文坛上就有啥人。搞创作就是走自己的路子，能不能搞成靠自己一个感觉。”
1980年，贾平凹给自己位于西安郊区农村的第一个书房起名为“静墟村”，他那时的许多散文后面都有一行字：写于长安北郊静墟村，尽管这个名字早已不用，但它却不失为理解贾平凹的一个切口，“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贾于“闹世”中求静，把写作当成安身立命之本：“一辈子就闹这个东西了，乐趣就在这儿。”
他年轻时有股犟劲，曾经把自己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签发狠，说：“有人说我散文写的比小说好，我就不写散文了，专门写小说，不停地写，不停地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种激情经久不衰，多年后，他在谈到《秦腔》的写作时说：“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写得很忘我，有时完全被语言的狂欢所控制，很兴奋很兴奋。有时，有朋友来访，我都是强迫着他们，要把写出的某部分篇章念给他们听。”
贾平凹不断在作品中做实验，这使他“产生快慰”，“攻击，诽谤，最多能引起两至三天的情绪不好，干扰不了我的步伐”。回顾近三十年与写作的痴缠，他说，“回头看当年曲曲折折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时候想其实是一种好事情。它逼着你只能走这一条路。当兵没有当成，民办教师不让当，养路工也不让去，这个杈那个杈都给你砍断了，你就只能往前走，就像创作一样，在各个时期他不停地争论你，但有正确的成份在里面，当时感觉很痛，但你吸收后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而鼓励你的人又把你往前推，让你不敢懒惰。”
与缅怀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相应的是，贾平凹更能适应新的形势：“我经历的年代是文学逐渐走向本身的年代，早年文学时常被当成一种工具，整个国家的文学土壤不是很肥沃，环境不是很好，不协调，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好多摩擦，我写的都是现实的东西，写现实的东西还要往前看，肯定有摩擦，开头批评我唯美，注重艺术不注重思想，然后又批评自由化倾向，慢慢才走到今天。”
同生活经历有关，他对写作一直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他感到很兴奋，“写作要讲大政治，转型期社会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到处都是素材。”但他也说：“我已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五十多岁了，确实感到生命的短促，命运无法把握，人太渺小了，人的一生又干不了几件事。”
五十岁后，不讲技法
贾平凹说，他现在五十五岁的节奏和三十岁的节奏是一样的，也是紧张，忙乱，不按时吃住，生活无节奏，容易疲劳，晚上回去睡觉觉得特别的累，中午有时也顾不得休息，每天都过着这种生活。
贾平凹很执著地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之一生，取得小成功定要和环境作斗争，取得大成功定要和自己作斗争。”
与早期清晰、优美的作品相比，他更喜欢后期的作品：“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写得比较混沌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就不容易接受。但基本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年轻时写东西，会有意识地模仿人家，也会摘录好的东西，现在觉得那种秀美啊，清纯啊，水太浅，没有啥更深的东西，五十岁后就不讲究那些技法了，反正有啥感受就写，年轻时见啥都好奇，都想写，五十岁后见啥都考虑考虑，没意思不写了，产量相对低了，敏感度啊爆发力就不如年轻时，但思考更成熟了，生活本身有体验了，有智慧了。”
贾平凹喜欢收藏“大的东西”，如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喜欢它们的朴素、简单和大气，喜欢根雕，不喜欢刻意雕琢的，要浑然天成。“把东西仅做，一切都是随着性情来。”字画也是，看的多，临的少，想的多，基本功训练得少，他的书房摆着收藏的拓片，还有他自己的字画，他喜欢魏晋的大气浑厚，写字也追求这种风格。骂贾平凹“文人字画”的人一向不少，他却我行我素，该开画展开画展，该卖字卖字，用字淘换藏品，并且乐在其中。
贾平凹时而表现出他的悲观，时而又显出他的超然入世，朋友间颇能以自嘲互博一笑，一些生活小事也能让他常开笑口：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x x x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在废旧书报收购店折价买回此书，于扉页又题：“再赠x x x先生存正。”邮走，躲进酒馆，坐喝，乐；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小偷光顾，他说：“朋友，把门拉上，夜里有风的。”天明寻着久未找着的一份资料，乐；出差去旅社住宿，服务员开发票，将“作协”写成“做鞋”，乐，当不得官。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60-02
变异修辞是修辞手法的一个分支，但在我国目前对于变异修辞的相关研究较少，因翻译文学使文学的灵活性以及字里行间的文化负载量大，修辞手法的翻译在翻译界一直是个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变异修辞也是这样，对变异修辞的研究虽然少，然而我国一直没有停止对修辞这一方面进行研究，以便能够翻译出更好的文学作品。变异修辞是一种灵活的修辞形式，在翻译文学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本文从贾平凹作品《带灯》中变异修辞的例子，分析文中的词义变异与词形变异，以使研究能够达到理想的目标。
一、变异修辞的概念
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会使用一些语法上的修辞，来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以及能够更好地依据作者的意愿进行作品的翻译。我们在翻译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排比、夸张等，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修辞手法。但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句子在翻译时有一定的难度，不能用常规的修辞手法进行翻译，它翻译后不属于任何一种翻译修辞手法，但阅读时却又不只是简单的陈述，我们将这种修辞称为变异修辞。变异修辞是一种突破常规的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出许多变异修辞的例子，让很多不能通过常规修辞方式来解释的内容反常表现出来。
二、《带灯》中的文本变异修辞手段研究
修辞手法就是作家为了能够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而对自己的文字进行修饰。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了能够表达出更好的效果，会使用一些突破常规的表达形式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些句子的修辞手法看似不合情理，没有修饰格式，但却又不是一般的陈述，这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就是变异修辞。作家在书写文学作品时，语音、语法和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在这三者之中，词汇的表达更新换代较快，在时代的发展下我们的词汇量也在不断增多，但语法的变化却是缓慢而艰难的，所以，要在语法中有一定的突破，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感觉，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文学创作就是作者个性风格的体现，贾平凹作品中善于利用词语的变异，将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感情世界细致地描绘出来，这不仅在表达上给读者新鲜感，也使读者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我们从语义变异和语法变异两方面对贾平凹《带灯》中的变异修辞进行研究。
（一）贾平凹作品中语义关系的不同组合
语义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将两种有不同的语义关系的句子成分组合在一起，打破原有的搭配方式，从而让这两种不同的语义有了新的搭配模式，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可以给读者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贾平凹作品中的语义关系的不同组合体现在修饰语和中心语、述语和宾语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组合在句法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1.主谓结构。
（1）一片云在你头顶飘泊栖息，深情注视你生叶拔节，化风化烟化虹都不成，我愿化作雨滴，默默浸泽你身下泥土，静静滋升你的元气。
（2）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首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3）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
在（1）中，我们通常说的“深情注视”本来是形容亲人或爱人之间的注视，这里却用来形容一片云对你的注视。使得本来平常的一片云有了生机。在（2）中对自我的描述，语言隽永，新颖奇特。例（3）中“火山口”本来是指磅礴的火山，这里却用来比喻“社会”与“创作”。这种不同的组合，使读者在阅读时耳目一新，耐心寻味，这也体现了贾平凹的文字功底。
2.动宾结构。动宾结构是指词语通过新的搭配能够形成新的句法结构中的动宾关系。我们从以下例子可以看出。
（1）一直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场清水o流的爱恋，一次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
（2）如此热闹了半个小时后，人人都紧张万分，鼓点越来越快，花朵也越传得越快，后来几乎是扔，唯恐落在自己手里。那酒已经不是酒了，是威胁，是惩罚。那花朵也不是花朵了，是刺猬，是火球，是炸弹。
（3）没有花的福气却有树的硬气，让我在风雨中过活着自己。
在例（1）中，自我燃烧的小虫，（2）中酒与威胁的搭配，（3）中风雨中过活。陌生的搭配，却提高了语言表达的修辞效果，可见贾平凹运用语言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方式。让贾平凹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让读者读到心里去。
3.偏正结构。偏正结构指的是通过不同词语搭配组合后形成语法结构上的偏正关系。
（1）你已经是，是我牧羊路过的一棵大树，虽然我抵达的是低矮的草地，可我的心在大树上。我放牧着羔羊你放牧着我的梦想。
（2）这村里的女人就像是烟囱里的冒烟，有的遇风雨就散了，有的幸运能上得高些，可再高还是尘烟不是白云。
（3）沙是渴死的水。
例子中运用两个形容词组成偏正结构无疑很特殊，贾平凹运用变异式的偏正结构，使本文语义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吸引读者思考，富有创造性。尤其是例（3）中，沙漠与水回见的联系，通过“渴死”的语义变化，让读者在阅读时会细细品味作者这样写的含义，十分具有可读性。
（二）贾平凹作品中语法结构上的矛盾表达变异
我们在写文章时，为了能够很好地表达我们需要表达的内容，要求我们在言语形式上做到规范、和谐、前后一致以便于读者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想表达的思想含义。文章中一般不能够出现前后矛盾或自我矛盾的写法。但在文学作品中，有些作家希望达到不一样的表达手法时，会采用一种“矛盾”的言语表达，表达既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内容，运用“矛盾”的这种写法，能够更好地突出笔下人物的复杂以及社会的多面性。贾平凹的《带灯》中有许多对于语言矛盾的内容，提高了语言的变异修辞效果，达到一种表面矛盾，实则耐人寻味的话语，可以表达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
1.以及是太久太久没有看到这样沉重飘逸的乌云了，云白着红着实在是简单枯燥，云乌着才显得这么丰富和壮观。
2.由内心投射出来的形象是神，这个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虚的又是恐惧的。
3.看日子整齐地过来，无序而去，我还要认真地活，就像蝉儿一样怎么过我也怎么过，唱着别人活着聒噪而我觉得快乐的歌。
在例1中“简单”“枯燥”与“丰富”“壮观”相对应，是两个意义相对的语词，例2中“空虚”和“恐惧”也是意义相对的词语，例3中的“聒噪”“快乐”也是一样。运用这类词语让读者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对这些看似矛盾的语句进行反复阅读，让读者能够细细品味这些话中作者的智慧，由此可见，贾平凹善于利用矛盾的手法来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可看性。
（三）贾平凹作品中词性的活用
词性的活用能够赋予文字不同的灵魂，临时的转变某一词语的词性，将某一类词作为另一类此来用，使文字有着不同的意境，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词性的活用是一个较为常见的写作手法，贾平凹的作品中经常会利用词性的活用将形容词转品为动词，来使原本的含义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进行解读。
1.牛在田野里耕耘不忘欢叫一声，因为旁边有心痛它的眼镜，在肥美的草地上不忘呼啸尾巴，因为有人替它高兴。
2.人生有许多东西可以不进心而能过瘾，我，日出像你回去像你风中想静中想叶下想石上想，山上水边走着坐着想花开花落想，可我也想像大口吸烟一样不伤心反而痛快。
3.樱瓣软下去铺了一片白色的斑点，像是万千鳞甲。
4.小鸟叫得好听，听者心中欢喜，自由地欢唱自由地翔飞，是行者求之梦寐，而我总觉得鸟儿在说：家，家，家。家在哪儿？
通过一些形容词活用成动词，让一些生物与植物仿佛在文字中活了起来，使形容词具有了动词的特征，提升了文本的修辞效果，营造出不同的文字氛围。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真实地进入到作者的文字世界中，体现了作者的变异修辞功底。形容词本身是用来辅助语句让语句变得更加优美有趣，在贾平凹的笔下却成为了一个个有力的工具让形容词转做动词用，使人耳目一新。
三、结语
我们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分析。贾平凹不管是在散文还是其写的小说中，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变异修辞手法修辞手段的恰当运用。贾平凹在其作品中合理地运用变异修辞手法，让平淡的文字一下子就充满了不同的韵味，提高了文字的表达效果，让一些简单的语句通过不同的组合形成一种新颖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新颖的体验，吸引读者不自觉地阅读下去。而言语矛盾的表达变异能够使文本的趣味性更强，“矛盾”有时就是为了能够让文本语言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对于词类活用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贾平凹的文字底蕴深厚，加之对变异修辞手法如火纯情的运用，把自己的思想通过不一样的文字展现到读者眼前，带给x者一种新的冲击力。当然，我们在进行变异修辞手法的运用时，不能够盲目追求新颖性而跳脱了语境，任何修辞手法都要与语境相结合，相辅相成，才能达到不同的效果。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于贾平凹作品中的语言变异修辞进行研究，探讨其其它作品的魅力。本文以《带灯》为例，贾平凹还有其它优秀的作品能够让研究者一起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升自我的文学素养与运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牛跃辉，孟玲娜.英语幽默现象与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探微[J].科技资讯，2014，12（7）：244-246.
[2]孙秀娟.《围城》组合变异修辞研究[D].扬州大学，2015.
贾平凹及其文学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历来毁誉皆有，纷争不断。贾平凹用小说的形式记录社会的变迁，以小说的方式诠释人性。有人认为，贾平凹小说中的人性书写彰显着对“生活美的追求”，洋溢着“淳朴的美丽”；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小说沉迷于极端、繁琐粗俗的欲望描写，乃至被当成“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及其文学多年来一直引领着中国寻根文学、三农文学、先锋文学等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世界水平。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最不容忽视的莫过于浓厚的乡土情结以及其对女性形象的描摹和塑造。
一、小说《倒流河》
“阳光下无新鲜事，世化无常，而人性里的东西却恒定着，折腾和不折腾，结局似乎都是一样，这如同巨大的悲和巨大的喜，对于心脏都是不能承受，人生的主题怎么总透着凉意呢？……你觉得成功这词好吗？成功的意思是梦想破灭，像原子弹发射成功了是原子弹的毁灭。”贾平凹《倒流河》。
一条倒流河，河北出煤矿，河南出农活。小说主要写了四个人物，立本夫妻和宋鱼父子，也是构成的两条线。立本、顺顺夫妇从河南到河北采煤、开窑，立本做生意上有眼光，有手段，还算守本份，立本之妻顺顺比较保守，但是温柔、善良、能干，做人处事很活泛，二人几经反复，发了财，最终又散了财。老笨是摆渡人，老笨的儿子叫宋鱼。老笨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依然摆渡。宋鱼则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然而也是财来财去。地下黑金的蛊惑，地上人类的爬行，一双双拼命伸长的手，又有几人能赢得真正的成功。
河有顺流的，也有倒流的，宿命的人生亦然。这，也许是贾平凹—这个从不居高临下地写世间的苦难的男人，构结这个小说的初意与本来。
二、“女菩萨”顺顺
李遇春：“您的小说中主要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女性人物形象：一种是传统风格的“女菩萨”式的人物，著名的如《天狗》中的师娘，《浮躁》中的小水……等等。再一种是现代风格的“女妖”式的人物，如《浮躁》中的英英和石华，《地》中的四姨太……等等。您觉得在这两种女性人物系列的对比塑造之中是否隐藏着您的某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呢？”
贾平凹：“是的。也可以是我的妇女观吧。以你所言的“女菩萨”式和“女妖”式的女性，我喜欢的，两种特性能结合起来最好。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少见。换一个角度，“女妖”式的，（这个词可能不大准确），也可以看作现代性的吧，“女菩萨”式的是传统性的吧，我是倾向于前一个的，却也难丢下后一个。我有时讨厌我自己，也就在这里。”
按照李遇春《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 —贾平凹访谈录》的贾平凹对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持的观点，顺顺则可以归为“女菩萨”一类。
卖煤生意不景气时，顺顺骑着自行车四处去推销煤；村长孙子过满月，立本本不想去，顺顺还是去了，把人家小孙子抱着喜欢了半天；卖煤生意困难时，立本想与另外一人共买煤窑，顺顺本不敢同意，却因了立本的那句“我那地方长痔啊”依了立本；亲戚们合股助立本买下煤窑，分红自是理所当然，然而立本不仅没给亲戚分红，却说煤窑赔了，顺顺家人不再与顺顺往来，顺顺流着眼泪却依然依着立本；煤价越来越高，二人数钱数高兴了便同房，那时正是顺顺月事，顺顺却任由立本折腾，把压在底下的钱都染红了；立本得知宋鱼把亡者草草埋葬时，发誓要报复，顺顺却把这事压了下来，以免事情闹大；立本住院后，顺顺施展才能，自己料理公司事务，检查工作一丝不苟，补发奖金毫不含糊—当然，这也是顺顺觉得钱多转过来伤人而做出的抉择。
小说中还有个虽不太重要却与立本和顺顺有着重要关系的女孩儿—苗苗，后让顺顺给改名叫安然，并让安然叫自己姐姐。立本第一次见安然就说，河北还有这么漂亮的人？立本生病住院以后，顺顺把关乎立本的一切都手把手的教给安然，并让司机把安然接去了立本那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写出来，但是给了读者“比很多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为什么是顺顺
罗丹说过： “艺术即感情”。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中，感情倾注于艺术的全过程。在文学创作中，女性可以说是感情世界的绝大部分，缺少了女人，便缺少了感情世界，文学离不开女人，女人是作家的杰作。例如，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国著名清代作家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蒲松龄笔下的狐妖等等。贾平凹也是如此，女性形象是贾平凹笔下最动情、最精心描绘与塑造的一部分，而且是他小说中最为动人、最具有审美意蕴的部分。贾平凹对女性形象的创作情有独钟，在阐述文学与女性的关系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与女性都重要，没有文学我能干什么？没有女性，天都没半边了，还做什么文学？”
贾平凹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善写女性的作家，早期的作品多突出女性之美。工笔描摹、极力烘托她们的美貌和美德，这些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女性形象，散发着浓郁的诗意和唯美的情调。她们集纯情、美丽、善良、宽容等诸般优点于一身，闪耀着“菩萨”般的神性光辉，作家的仰慕和爱戴之情亦尽兴流淌和宣泄，有人称之为“女性崇拜”意识。《倒流河》虽是后期作品，但女主人公顺顺依然因袭了贾平凹小说的“女菩萨”传统女性形象。
贾平凹的“女性崇拜”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命运、经历有何不同，但内在的生命原力总是闪烁光芒，动人心魄。有人指出，这种心理意识的成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童年时期生活在贫困僻远的乡村，以及家庭地位的卑微和个人被周围所忽视；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作者自身的不足，贾平凹生得矮小、屠弱、不起眼，将自己与周围人比可能会因此感到男子气概的丧失。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善良、勤劳、温顺、而且脑子活泛的、对丈夫立本几乎言听计从的“顺顺”，似乎也正“顺”了作者的意。
贾平凹：“从我们家族看，我属于第一代入城者，而又恰好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这就是我的身份。农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精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弱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作家对女性的态度正如其对“城市”的矛盾心态，想要亲近与了解，却又心怀忐忑。某种层面来说，女人，亦和城市一样，是作家矛盾文化心理的所在。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平凹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5.
一个真正的朗读者不是矫揉造作，更不是假情假意。正如新课标所要求的：“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情做作的腔调。”现如今初中语文课堂上存在一些“假、大、空”的现象，虚情假意永远无法俘获人心，更别说是情感共鸣了。因此，一个真正的朗读者，要先从朗读打假做起。《朗读者》节目中斯琴高娃朗读贾平凹的散文《写给母亲》，让一大批观众纷纷落下了眼泪。连作者贾平凹本人也直言说“我说那个陕西话，没人能听懂，也没有那个感觉。” 斯琴高娃朗读时，并没有在情感上造假，反而读得自然，读得真实，让人觉得“母亲”就在眼前。所以，朗读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要正确地运用，强调朗读得“真实”。
老师的朗读体验不能代替学生。朗读是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过程，是自己对作品的个性化理解过程。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个情感体验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比如笔者在教学余光中《乡愁》时，让学生自己找出本文的感情基调，并自主选择配乐来朗读。配乐多种多样，让学生选择一种曲子，并说明选择的原因，接着用自己所选的配乐来朗读作品。这个选择的过程是学生自己体验的过程，老师扮演的只是引导者，而非主导者。
二、一个真正的朗读者，要先学会用情
“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朗读评价的总要求。”“正确”由学生利用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即可做到。“流利”是靠多读几遍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把课文读得流利就需要花时间预习，预习不是做什么导学案，而是做一个真正的朗读者。把课文读得流利，形成语感，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南宋朱熹对朗读的看法是，“要读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不仅要声音洪亮，疾徐有致，还要眼到口到耳到心到，全身心地投入，从朗读中体会节奏感，品味作品的情趣和神韵。“要读得字响亮”不是大声喊叫，歇斯底里不是“响亮”。用假声来朗读，读得阴阳怪气，这也不是真正的朗读。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手握笔，一手压纸，正在习字。对于类似我的这种造访貌似早已习惯，他只是轻轻抬了下眼皮打量了一下，又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据早先进去的游客讲，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刘高兴。
进入院子环视四周，除了几间房子外，能看到的就是碗口粗的杏树和挂满葡萄的葡萄树，青黄色的杏儿甚是惹眼，葡萄的幼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书案前，一串类似蒜瓣儿的莲蓬自上而下挂在房檐，随风摆动，有一种艺术世家的味道。
我走进书案，拿起一本叫做《我和平凹》的书，边看边和高兴聊天。高兴说：“我的这本书五十块钱一本，不但可以签名，而且还可以免费合影。喜欢我书法的，我还可以另外赠送一幅字。我的字单买也要四五百块钱呢，绝对很划算。”当我问及书的销量时，高兴摇摇头：“不行，二一五年印了一千本，到现在还没有销完呢，咱是自己玩呢，不像人家平（他称呼贾平凹为平）是专业的，有市场，咱只是业余的，充个门面而已。”
当他得知我是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时候，他异常兴奋：“你能帮我设计个手提袋不？你看我的书这样放着多没有档次，如果用手提袋装起来，不但很扎实，还有利于宣传。你看，我把商标都注册下来了，就叫刘高兴。”说着，他从墙上把商标注册证摘下来，让我拍照。其实，我也很乐意与刘高兴这样的实在人合作。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他的手提袋由我先设计，觉得满意后再确定制作数量。刘高兴再三强调：“一定要便宜，可不敢太贵了，我可没有钱。娃还在西安给人开出租车哩，钱要省着花哩，都不容易。”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语言艺术 失落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显示了贾平凹在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再一次向故乡家园的回归。
贾平凹曾在多种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创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乡土文学。90年代,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白夜》等作品中都透射出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可见,贾平凹虽在城市生活多年,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但他却从未脱胎换骨,骨子里还是一个“乡下人”,他极力嘲讽虚伪、不学无术、惺惺作态的城里现代文明人,热情讴歌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小说《秦腔》开头借乐师口说:“很多城里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都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在城市里,作家只有困惑、迷茫、痛苦,鲜有快乐。1997年贾平凹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经历了情感的困惑与悲虑后,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最终他的“乡土情结”和“乡下人意识”再一次把他的目光吸引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使他寻觅到了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满载着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他开始了《秦腔》的构思和创作:
“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秦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舍弃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叙述方式,采用了原生态的表现手法。贾平凹用原生、拙朴、粗俗作底色,把农民作为生活的受难者和精神的受难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给了读者,并发掘出其中人生的、社会的、民俗的意蕴和生活的、心理的情趣。乡人、乡情、乡音、乡土的秦腔艺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寄托了作家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理想中的“故土”的深沉怀念,以及对带着传统农耕文化烙印的秦腔的赤诚热爱。
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
“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审美观念,贾平凹在语言艺术上开始逐渐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种对语言艺术的锻造使他认识到了方言的价值,使读者能看到乡情民俗,听到乡音土语。在《秦腔》中,贾平凹大量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并且改造了一些方言,使作品散发出迷人的色彩。这些词语看似粗鄙,但却沉淀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生动传神,意味深长。如:
①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②几天不听秦腔,心里空空的,耳里口里都觉得寡。
③来时我还怕你老封个脸。
④梅花说:“停电了,电又停了!”立时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原地不敢动,梅花在划火柴,在找煤油灯,喊:“翠翠,把厦屋墙窝子里的煤油灯拿来。”
例①中的“泼烦”,意思是繁琐,例②中的“寡”,意思是很淡,例③中的“封”意思是“板着脸”。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土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效果很奇特,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例④中的“厦屋”是关中和商洛的一种特有的民居。这种房屋通常建在正房之后,整个院落中心地带一侧,靠院墙建立。院墙是用土打出来的。厦屋的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所谓的“陕西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这种房屋是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景观。民居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民俗风情。随着生活的日趋现代化,这些词汇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些日常生活词汇与民俗事项的日渐消失,意味着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过去,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集体心理的消失。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行将逝去的日常生活词语的呈现,使其小说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悲凉的怀旧的温情和强烈的失落感。他在进行着复活日常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俗词汇的努力,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评价。这些看似挺土的语言词汇,经过作者的锻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享受,而且也实践了作者原生态地、不加雕琢地把一群乡民泼烦的日子纤毫毕现、一丝不掉地呈现给读者看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这种力求完整保留乡土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写作态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故乡的风俗、故乡的语言、故乡的情感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消亡。作家无法挽留现实,但却可以忠实地记录历史。
《秦腔》的另一语言艺术特征是作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艺术、抒情艺术的音乐融进符号艺术、叙事艺术的小说之中,使之成为小说艺术极有活力的表现手段。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中表现出来,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秦腔》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书面文字难以表达的言外之意。贾平凹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偏爱的,他在作品中对声音效果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作品“首先要在语言上合我的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挑字眼、修辞,甚至还推敲语感的节奏。喜欢念给人听,念的过程中,立即能感觉出什么地方的节奏、语气有毛病,然后再做局部调整。”贾平凹不仅认识到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上升到有意蕴,上升到有意味的形式,上升到情感与创作者的全部生命体验之中,使语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契合自己的感受。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语言相当风格化,首先是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感受与语言的内在声音结构形成的格式化。其次,作品中对秦腔曲牌的反复运用,也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它使作品在阅读上有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对烘托人物命运和生活气氛起到了悲壮的作用。贾平凹写过散文《秦腔》一文,他对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古老的剧种对人的情感作用、性格熏陶、民情民俗的情感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秦腔艺术理解很深,所以能够非常准确地以秦腔作为乡土文化消解的观察点,这对小说的粗犷的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秦腔》还采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秦腔是《秦腔》的魂脉,它是秦川大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是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还象征着传统的道德、风土人情。秦腔由兴而衰,是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秦腔是乡土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与乡土人情、乡土审美难以割舍分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秦腔走向了衰败和没落,它与古老乡村文明一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里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但也流露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秦腔是小说的主旋律,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将秦腔艺术与个人的命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艺术的守护神,是乡土文化之魂,是乡土道德的忠实信守者和最后传人。他酷爱秦腔,义务地宣传秦腔,秦腔是他一生离不开的生命音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对秦腔的这份挚爱,才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坚守传统道德观念,在清风街享有美誉,有面子的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离婚。离婚,这个在儿子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使夏天智感到面子全无,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最终带着遗憾、愤怒和羞愧离开了人世。夏天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瓦解。
《秦腔》中的女主人公白雪是秦腔艺术的精灵,秦腔文化是白雪的魂魄。白雪用秦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秦腔,她是秦腔艺术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白雪的结局是不幸的,她所在的单位秦腔剧团解散了,她也下岗了,最终沦落到只为丧事而歌的地步,后又惨遭丈夫遗弃,更加不幸的是她生下来的女儿是个怪胎没有屁股眼。这样作为天使化身的白雪,她前面的道路似乎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了。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身心劳累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虽然我们主张艺术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秦腔》中的白雪和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前妻韩俊芳联系在一起,并且惊奇地发现二人竟然是如此的神合。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温柔美丽、贤淑大方,原是陕西省丹凤县秦腔剧团的花旦,贾平凹在前期“商州系列”作品中一直把她当作天使的化身,大加礼赞。后来两人因为矛盾,离了婚,女儿和妻子一起生活。当他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棣花街时,睹物思人,怎能不想起自己曾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的妻子。贾平凹是一个重感情、善怀旧、多愁善感的人,因此与其说他是对白雪未来的深深忧虑,毋宁说是对自己前妻前途命运的叹惋、担忧和默默地关注。因此,秦腔和白雪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和艺术的精灵,他们还是天地之间的灵物,是秦川大地上人们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象征着故乡的精神家园。秦腔的衰败、白雪的悲剧象征着贾平凹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那种带有原始的、纯朴的人际关系的故土的消失,让作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苦闷、迷惘和焦虑。
《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和奇异功能的人物。他在清风街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生理功能残缺者和预言家。他对清风街各种人物了如指掌,体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社区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彼此不设防。作家借助于这个人物,把传统的客观叙述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张引生是孤独者,又是清醒者,他对美和品位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暗恋着清风街上公认的天仙一般美丽的秦腔花旦白雪,但是因为得不到白雪而自残。他的灵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带来了叙事的空灵和解密的功用,同时也迎合了中国读者对神秘文本的阅读期待。
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乡下人”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使他对城市文明带有极大的偏见和排斥,于是他很想到故乡商州寻找心灵的慰籍。然而,故乡的山还是那山,故乡的水还是那水,可是故乡的人却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贾平凹作为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故乡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体。因为熟悉才会有疏离,因为陌生又有了审美的距离。也许故乡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又由于各种原因,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所以也就有了审美距离。《秦腔》是怀旧的、哀婉的表白,是一种无奈的挽歌。它是贾平凹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的失去。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意欲告别、忘却故乡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深深地忧虑和迷惘。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JK158)。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4] 贾平凹:《我给故乡写了一本新书》,《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1日。
[5] 李时薇、王家平:《〈秦腔〉的方言与关中文化风俗研究》,《当代视野》,2009年第4期。
贾平凹：陕西、西安人，原名贾平娃。西安是六朝古都，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熏陶了他。善长写长篇小说和散文，其《废都》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成功模仿，同《红楼梦》一个遭遇，一开始就被沦为禁书。散文：语言朴实、平和。小说：语言富有独到的地域气息，并有方言夹杂其间。其作品摆脱了那种浮躁、张扬、浅薄、晦涩、华丽的文风，整合并开创了一种现实感、趣味性、哲理性、深沉气质的风格。写小说难，难在有始难有终，高鄂对《红楼梦》后期成员遭遇的安排非常合理。
张爱玲：一个不落俗套、本文由搜集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身着红袍的前卫女子，个性十足。《倾城之恋》、《沉屑香》、《半生缘》…。她的文字更具个性：环境描绘、意韵烘托、心理剖析、想象丰富，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之感，饱含了对爱情的透彻思悟。她仿佛在告戒后代的女子们如何识破男人们的诡计，不过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男人天生就是在给女人使坏，女人总是用她的好来原谅他的坏。女人谈恋爱前应该读读张爱玲，失恋之后更应该读读张爱玲，做女人应该像张爱玲。
如果你对他们三位的情况比较了解，你会发现，三毛比较欣赏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比较欣赏张爱玲的文章。
摘 要：本论文以贾平凹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为指导,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怀念狼》中展现的生态世界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以此探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不断割裂、疏远、淡漠的时代，贾平凹关心自然、关注生态的赤子情怀和其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生态意识。通过这种生态解读方式，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好的认识贾平凹及其作品。
关键词 ：贾平凹；怀念狼；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63-03
生态意识作为一种绿色思维，它潜藏在每一个有社会公德的人的内心深处。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其相互间的密切联系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最高价值，通过唤醒人们的生态责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守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
在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是其一直探讨的主题之一。他把对于故乡的热爱，都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故乡是他精神能够“诗意栖居”的港湾，因此小说中我们时常能够欣赏到贾平凹对于印象中的家乡、自然的赞美。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裹胁着资本主义的劣根席卷整个大地，乡村人与自然曾经的宁静、和谐秩序被打破，作家心目中黄土地上的和谐、美好变成了“昨日黄花”。人们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淡漠与他人之间的感情为代价，贾平凹为此痛心疾首。他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人与自然曾和谐相处美好场景的深切怀念，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破坏自然、猎杀动物等残暴行径的愤慨以及对乡村剧变的无奈。这些生态意识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也多了一份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怀念狼》在2000年于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贾平凹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表现其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文学作品。小说上市不久，就以夺人眼球的宣传卖点引起文学评论家以及读者极大的兴趣，销售二十多万册。然而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炒作的结果，更有人就小说叙事指出这是贾平凹江郎才尽的证明，总之小说在受到热捧的同时，也遭到很多批评家的诟病。也许如著名生态文学作家徐刚所说“当我们为着大地与这个世界争执时，有时候免不了发出激愤之词，来不及精巧地构思”[1]。《怀念狼》似乎就是这么一部作者急于去表达、传递自己生态思想而来不及精巧构思的作品。
在《怀念狼》阅读中总让人感觉读出了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味道，小说以“我”和舅舅、烂头一行人寻找仅存的15只野狼为线索，将寻找过程中人与狼之间发生的种种看似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建构起作者整体的生态意识内容。小说虽然“以实写虚”，但是背后表达出的作者呐喊却掷地有声，发人深思。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本文对小说中贾平凹的生态意识内容进行如下系统的梳理。
一、人狼共处时代的人狼关系史叙事
当对自然原始崇拜的热情逐渐从生活中冷却，人类试图以自我标准丈量自然界生命中的高低贵贱，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各种动物进行分类，因此那些曾经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动物就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被妖魔化。在商州人狼共处的时代，商州的群狼就是在被妖魔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杀戮，甚至到了要灭绝的地步。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次次僭越自然承受底线，侵占其他生命的生存领地，从而遭到自然的疯狂报复。商州就曾经因狼患而遭受灭城之灾，那段由人和狼共写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杀戮。“成千上万只狼围住了城池，嗥叫之声如山洪暴发”[2]。它们前仆后继，如士兵攻城般叠罗汉往城墙上爬。最终，“从南门口的下水道钻进了城，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3]。狼的阴险与残忍令人发指，商州的大多数人家和狼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人与狼似乎永远达不到和解的地步。
“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现代人，如今第一次同自己面对面，他再也没有了对手或反对者”[4]。在现代化武器的攻击下，曾经凶悍的狼最终成了需要依靠法规保护的弱者，人与狼之间似乎也不再存有利害关系了。当狼逐渐减少时，新的生态与社会问题却又产生：“你可知道商州的山地有野兔、獾和黄羊吧，商州的黄羊肉是对外出口的，可狼少了下来，你一定认为黄羊会更多了吧，不，黄羊也渐渐地减少了，它们并不是被捕猎的缘故，而是自己病死的。狼是吃黄羊的，可狼在吃黄羊的过程中黄羊在健壮地生存着……老一辈的人在狼的恐惧中长大，如果没有了狼，人类就没有了恐惧嘛，若以后的孩子对大人们说：‘妈妈，我害怕。’大人们就会为孩子的害怕而更加害怕了”[5]。狼的消失，使得商州人民又陷入到另一种精神恐慌之中，那就是当地生态链的断裂和人们精神的退化。贾平凹曾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惧、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贾平凹的生态目的一目了然，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解、平衡，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因为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界生物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
随着野生狼的不断减少，商州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保护的商州狼们，似乎将迎来一个不断繁衍壮大的好时期。令人奇怪的事，不止猎人们患上怪病，狼们也失去了昔日的凶狠与狡猾，变得多病、慵懒，有的甚至将头挂在树上吊死。可是，当狼遇到“我”和舅舅、烂头一行的时候，就又恢复了狡猾、凶狠的本性，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和舅舅做抗争，一扫往日的衰颓景象。可见，只有当人与狼相互共存、相互制衡时，才能实现本性的恢复，生命的意义。
罗尔斯顿曾经说：“人不应该轻视‘较低的’生命物种，但也只有人才能关照或照料所有其他的生命物种。野兽成为野兽不是罪过；那毋宁是它们的荣光。但是，如果人也像动物那样行动——没有文化、不具备道德能力、胃觉取向、自我中心、只促进自己这个物种的繁衍——那就是一种罪过。人类应当了解人是谁，生活于何方，并全面地了解其他生命形式”[7]。当人类认识到这一点，试图去了解狼，了解其他生命形式的时候，却发现曾经对这些生命的轻视行为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二、失去狼以后的社会人生叙事
“现代技术的诞生是地球生态最大的劲敌，也是真正的魔鬼。它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古老的信仰，而且必将彻底消灭此信仰，把人类送往虚无的太空，成为真正的孤魂野鬼；它不仅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还将破坏整个宇宙的平衡”[8]。失去对手后的人类，以霸主的身份傲视世间一切非人生命，却在征服自然，获得舒适的生存环境之后，陷入到另一场生存困境中，人类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异：“没有狼了，却有了人狼了”[9]。《怀念狼》中将“无狼”时代人性的恶以及残忍表现的淋漓尽致，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异化剖析的力透纸背：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长着“一张苍白松弛的脸”的城市男人，现实的安逸激不起“我”对生活的欲望。一次偶然的采访我得知商州还有15只野生狼的新闻，试图去寻找这分散的15只狼，并为它们拍照留档，俨然一副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样子。然而现实生活中，生态保护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它更应该成为环境保护者的信仰。可是小说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者”们却都在为自己心中的小算盘而忙碌：“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换种生活环境并成为一名名记者；黄专家则希望借大熊猫人工繁殖成功，而申报成为研究员……这些“生态环境保护者”们，在异化的人性的驱使下不仅没有有效的保护生态，反而还加速了动物的灭绝，这也使他们陷入到深层的精神危机之中。生态保护的结局以因“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导致仅存的15只野生狼的灭绝和因大熊猫的死亡而断送了美好前程的黄专家发了疯而告终。小说在呼唤狼的呐喊与挣扎中结尾，表明以“我”为代表的众生们将会在这种“无狼”时代死水般的生活中永远忏悔着。
小说除了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写，表现作者对于人性异化的批判。还通过许多细节描述，暴露了当下因失去羁勒而脱缰狂奔的欲望，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态与恶行。小说中的尤文既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竟亲手制造了48条命案，其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简直让人发指。而为了讹人钱财，郭财竟然丧心病狂地一次次将可怜的女儿推向呼啸而过的汽车。还有那些在英雄岭吃活牛肉的所谓英雄们，那些生喝蛇血、以打死小动物取乐的人，他们疯狂的行径背后是道德的沦丧，更是人性的极度扭曲。面对这样的情景，作者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责问道：“英雄就是屠杀吗？李义斧劈了二百人他是英雄，舅舅捕猎了半辈子他也是英雄，如今一个牛肉店，来吃活牛肉的也都是英雄吗？”[10]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英雄”甚至不如狼。小说中的狼知恩图报，重情重义。对于悉心照顾它们的红岩寺老道人，群狼不仅赠送给他珍贵的金镶玉，并且在老道人去世时悲痛地吊唁，在狼的面前人究竟有多少优越性呢？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上来说，自然界任何动物、植物和人都是生物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只有善待宇宙间其他生命，人才能善待自身。如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自然界发展规律，那么作为宇宙间唯一能够进行自我反省的人类，是需要对目前的生态灾难承担责任的，否则人类将很难独善其身。
贾平凹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塑造向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异化，以及人性异化导致的各种社会生态问题。这不由得让我们去思考：“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将能够走多远？当大自然的华美被破坏殆尽时，人类的生存还有多大的意义？
贾平凹在文章中说：“我曾经想,世界上只有大海,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可怕的情形呢?当然,世界上也绝不能尽是山石。到大海观潮,进深山赏林,世界才是和谐的统一,人的兴趣才是多变的丰富”[11]。当这个世界被多姿多彩的生命覆盖时，当人能够将同情的眼光投向宇宙间其他生命扩充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时，那时的世界才是和谐统一，多姿多彩的。
三、人狼关系梦幻般憧憬
著名散文家李存葆曾说：“和谐是众美之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人感到安闲、惬意、舒爽和怡乐”[12]。在“我”和舅舅一行人的寻狼路途中，“我”看到了人与狼之间的尔虞我诈，狭路相逢的人与狼之间似乎必须有个你死我活的结局。当来到红岩寺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得到暂时的安宁。尽管红岩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这里唯一的一位老道人却安贫乐道，他喂养了寺庙周围跑来的各种小动物，等他们有了野外生存能力之后再放归山林，其中包括“我”心心念念的狼。当狼生病的时候，也会来到红岩寺求助。老道人悉心为它们治疗，此时人与狼之间的防御与恐惧都已不复存在。而“我”在一个深夜就曾亲眼看到老道人为狼治病的场景，狼临走时用前爪跪地的方式向恩人道谢。当老道人死去，狼们悲伤地来送葬的场景更使我的心灵得到震撼，“它蹲在了门口先是呜呜了一阵，紧接着呜呜声很浊，像刮过一阵小风，定睛看时，就在土场边的柏树丛里闪动着五六对绿莹莹的光点：那是一群狼在那里”[13]。人与狼之间竟然还存有如此深沉的情谊，人与动物之间竟然可以如此和谐共处，在惊讶的同时“我”和舅舅等人的心灵也再次得到洗礼。
寻找狼的路途中，红岩寺的生活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因为在那里“我”暂时忘却了人与狼之间的恩怨纠葛。红岩寺老道人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自然界中的生命，万物在他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分别。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带来的物种歧视扼杀了众多的宇宙生灵，老人用自己的行动试图缓解人与“狼”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化解人与其他生命的隔阂并达到和解。老道人的一己之力虽然微弱，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当人与动物放下彼此的防备与警戒时，创造出来的和谐、信赖之美，是多么令人动容。小说家张炜在其作品《远行之嘱》中曾写到：“这个世界太需要勇敢了，一切都需要守护。荒原、山岭和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去保卫”[14]。是的，在现代社会的坚船利炮下，一切生灵都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自诩为地球主人的人类应当担起保护、守卫万物生灵的责任，让信赖创造出美好的世界，让和谐之景遍布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贾平凹对以“我”为代表的人类和以“狼”为代表的自然生命之间关系的梦幻般的憧憬展露无遗。如果人类摘下有色眼镜，放下高傲的成见，以一颗平等、慈悲的心去看待自然生命，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不再是理想。然而，现实却是人类的发展进步以自然的一再妥协、让步为代价。当人类一再僭越自然底线，撕毁人与自然的契约时，大自然就会对人类进行无声或有形的反扑。野生生命的减少或毁灭，就是大自然在以自残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无声的反抗。“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会加剧生命之流的衰竭过程，这绝不是一件小事。物种的每次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超级屠杀”[15]，如果我们继续视若无睹并且肆意妄为下去，那么当自然疯狂报复时，不仅人类的文明将被毁灭，整个世界都将陷入万劫不复。
四、小结
本文从生态视角对贾平凹小说中展现的生态世界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由此探究贾平凹在创作中存在的把握自然整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意识下，人们认为自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人类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所需而存在。自然被视为人类征服的客体，任何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障碍，都应该被扫除，因此《怀念狼》中的猎人们沉浸在杀戮带来的乐趣中，而且越是难以征服的野狼就越能够表现出征服的荣耀与。狼群被建构成一种强大的人类对手，以映衬人类的英勇和伟大。贾平凹在小说结尾借“我”这一都市人形象在没有狼的世界中的痛苦呐喊，表现了他对人类滥杀生命、违逆自然秩序的强烈谴责。同时，小说中赋予了自然生命和人类平等的主体性，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怀念狼》中的生态世界，表现了贾平凹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动物被滥杀等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忧虑。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应当如何进行自我定位，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也是对贾平凹小说进行生态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徐刚.伐木者，醒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07.
（2）（3）（5）（9）（10）（13）贾平凹.怀念狼[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3，3，15-16，194，84，148.
（4）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89.
（6）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0（4）.
（7）（1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8，197.
（8）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4.
（11）王永生.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