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4 11:38:5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流行文化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坚持科学、合理原则，实现全员参与、全方位管理、全过程控制；在班组内部，依据标准任务和工作划分，成立以班组长为核心的班组管理委员会，设立各专项管理小组，协助班组长抓好安全生产、市场营销、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按照班组作业组织专业化管理的模式，理顺运行机制，整合优化班组各项资源。
1.2加强班组标准化建设
建立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管理标准为支持、组织标准为保障的标准化体系，健全281种工作标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应用信息化网络系统，再造101种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做到“工作有目标、办事有程序、指标有考核、考核有依据”，实现工作流程标准化。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逐步使生产经营的组织、计划、控制、管理走向科学化。在班组推行目标管理，将年度的工作方针、目标、时间、负责人等用表格形式层层分开，直至人头，保证总体目标的贯彻和落实。建立安全信誉评价体系，使班组安全管理由过去的事后分析、处理，转变为事前的预测控制。
1.3提高班组生产能力
加强班组技能建设，开展“比学习、比技能、比创新”主题活动，采取“每日一题，每月一考”等形式，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组建7个创新课题组、3个QC攻关组，开展读书自学、岗位练兵、技术竞赛等活动，带动和提升全员创新能力、作业能力、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增强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向心力、执行力。建立班组民主管理组织，坚持和完善班务公开、民主生活会、对话会等民主管理形式。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明确权责划分和奖惩办法，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杜绝铺张浪费的发生，树立节约观念，养成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一分钱”的良好习惯。
1.4培养“金牌”班组长
采取公开招聘、行政任命和民主选举等方式，把思想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业务精通、创新意识高、群众基础好的优秀员工选拔到班组长队伍中。从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工作关系等方面，科学制定班组长岗位任职资格标准和岗位规范，建立班组长培养、选拔、使用、评价等机制，做好班组长职业生涯设计，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班组长互助交流、交叉任职。
1.5建设“四个一流”的员工队伍
一流职业素养，就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良好的思想素质、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踏实工作、热爱岗位、忠诚企业；一流业务技能，就是熟练掌握岗位知识，技术精湛、业务精通，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执行力、创造力和自主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一流工作作风，就是严谨、诚实，在工作中遵章守纪、服从管理；一流岗位业绩，就是在安全生产、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成本控制等方面行业领先，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
1.6建立绩效考核综合评价体系
建立问责机制，对班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做到有错必问、有问必纠，把帮扶后进班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保证班组建设沿着正确轨道顺利运行。科学量化班组考评指标，合理设置考评项目及标准，建立动态考评机制，推动考评手段信息化，为定期考评提供第一手资料。将考评与评优树模相结合，与提拔使用相结合。依据《绩效考核办法》，建立班组员工绩效档案，量化绩效考核标准，以“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为评价标准，形成“以绩效定优劣、以能力比强弱、以素质论高低”的综合评价机制。
本文作者：杨贤春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当许多消费者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无形中对流行服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意识，其结果都是这样。事实上，流行服装的潮起潮落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周期。但归根结底它必须紧跟时尚的风潮才能使流行，它具有不确定性，虽有人为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的力量，甚至还有民俗、宗教、地域等因素，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服装的流行。社会的意识往往决定着人们对时尚和流行的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对服装由以往共性的需求迅速地转变为对个性化风格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与欧美国家通过服饰文化的展示与交流，其服装流行的周期大为缩短，并从国际化、时代性的视野中接受了更多服饰文化的理念。在信息流的支撑下，中国女性在着装上更为大胆，敢于穿、敢于表达自己对服装流行的追求，敢于通过服饰文化去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中国女性在服装流行中不断寻找个性的美感，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其个性就是独立性的表达，不愿意被别人认为其在服装流行中是没有意识的人，更愿意做对时尚和流行自觉的人。无论是古典美还是现代风格，只要流行和喜欢，就愿意穿，甚至是与女性性别相悖的服装，因为她们是在追求个性服装中的自由。与男性服装相比，女性服装的款式变化多，色彩更加丰富，有人形容“服装是女人的世界”，这话虽有些过头，却也是实话，因为女性有着更多的挑选权利。所以，男性在追求服装个性表现上往往“以材取胜”，注重服装流行的材质和材质肌理，他们通常重视视觉感官上的感觉，在手感上有一种舒适感和新颖感，在款型方面强调和讲究自由、品质，有一种心理上的解放，能释放工作上的压力，且能通过服装流行去选择更随意的组合搭配，以此证明自己在服装搭配上的能力、创意组合能力。世界服装设计大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吉尔、桑德尔、马丁•希等在评价自由的个性化服装时都表示认同，并认为这种个性化风格具有创意境界。实际上服装流行的共性和个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中国走进改革开放的春天里，现在的中国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性化的服装流行大国。
服装流行中的个性化风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如果从时代特色的角度去分析就不难发现和理解，这正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存在的“自我价值”，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人们以舒适、自由、轻松、活泼为目标，极力拉开与别人的距离，以此构筑自己的精神高地，以一种个性化服装表达方式来自娱、自乐，从中倾注自己的情感。因此，人们现在在服装消费中已非常理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消费观和消费心理方面的成熟使得其在价格方面更有自我控制力。正是这种现实、实际的观念和目光，为个性化服装流行提供了环境和空间，特别是那些简洁、明确的个性化服装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将以独特的魅力去征服消费者。实际上每一种风格的服装产品首先要在心理层面让消费者接受它、喜欢它，这是获得市场空间的先机。个性化服装风格既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产生，又在国际服饰文化的流行中传播到各个国家。因此，服饰的交流会形成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形成新的个性化风格，特别是在时尚文化中，工业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并主导着世界时尚的文化流行。国外在个性化服装中所传播的“简洁是美”“和谐是美”“优雅是美”的观念，形成中外文化在服装中的交汇和撞击，它以自身独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对个性化情有独钟的消费者。各种不同的个性化服装给中国的服饰带来一股清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每一次流行所刮起的旋风都会有大批的追随者，因为这种流行中所产生的文化深深吸引着他们，而这正是在不同时期由个性化服装所创造的形式。正如法国服装设计大师香奈尔所说的“设计师他只需要在适合的时候拿出合适的款式”，这就是对个性化的解读。个性化的服装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和推崇，那是因为人们在其个人心理中总有求新、求异的理想和希望。一旦设计师抓住某个细节，特别是把握流行趋势，并在设计主题上做足文章，那么这种经过深思熟虑且被提炼的简洁的个性化服装就会成为消费者追逐的时尚。也许设计师的高明就在于善于从消费者的期待和迷茫中给他们以最大惊喜，使其从迷失中重新找到感觉和方向，从而创造经典、创造新的个性化服装。香奈尔曾经这样评价：“时尚来去匆匆，而风格永存。”这就是说个性化服装，其实就是流行与时尚中的创新，它是人性化的高度提炼，顺应了时代和时尚的潮流。
服装的个性化风格需要叛逆的精神，敢于向反时尚挑战，如果没有“喜新厌旧”的思想，个性化风格就没有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讲，个性化是其自信的表达，而对设计师而言创造个性化风格，就是要使这种风格成为时尚，并以这种新时尚去引导消费者，使他们在社会共性审美和公众趣味中去发现属于自己个性的美感。因此，消费者和社会时尚总是互相交替，一方面消费者为彰显自己的生活风格去流行的潮流中体现其变异性特征，反映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时尚潮流则成为了服饰时尚的先锋和开拓者，特别是最先到达的潮涌和浪花，以最快的节奏和速度引领着时尚。就像2010年意大利向世界推出的纨绔风格服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个性化服装，因为它把握了服饰流行的脉搏，以它特有的力量从另一种层面诠释了西方经济衰退的内因，唤起人们对复苏经济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服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其重要意义，并表达出时尚的美感。服装的个性化和流行化如果从哲学的层面上讲，其实质是哲学的认识论反映，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设计师都必须有一种超前的认识，才能敏感地对流行进行预测，并在其过程体验时尚的美感。对消费者而言，以个性化服装去表现时尚的语言、感觉，以服装传达出内心的美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设计师来讲，只有在时装流行的潮流中汲民族文化之精华，纳世界时尚艺术的风采兼蓄并用，才能折射出个性化服装的光彩。
近百年来，中国本土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一次次撞击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八五美术思潮”的兴起，传统艺术何去何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画末路论的抛出，引发了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危机的大讨论，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画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发展。书法虽与中国画自古同源，但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时候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它的超稳定性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朝代废兴更替，但儒家学说和释道思想却相辅相承，影响着几乎整个中国历史。它不但是约束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也左右着文人士子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尽管当下前卫书法也曾不断向传统发起过挑战，但事实是传统形态在书法这一领域依旧占据着强大的阵势。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书法在它过去的历程中承载了太多对自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思考，这也许正是古典书法的魅力和深度所在。
然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下的文化生态趋于复杂化，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传统文人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为现代工业文明所替代，书法已走下了精英文化的神坛。作为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矛盾统一体，其后者在信息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意义，而书法的艺术表现性则更进步地从实用的规定性中脱离出来，从而为由文人墨客之雅玩进入到当代艺术体系提供了相应的发展平台，同时它也由一种单一的价值载体逐步成为一种汉字的线性视觉图式，催生这一转化的首先是展示方式的改变与现代评审机制的确立。与古代书法那种在书斋中品味玩赏的方式所不同，当代书法其作品的展示是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场所进行的，具有开放性与专业化的特点，国展等大型书展则汇集了众多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公开征稿的方式为每一个创作者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会，但10多位评委要面对上万件来稿其评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我们完全相信评委的学术眼光与公正无私，也难免有遗珠之憾，艺术的品评从来就没有绝对性而言。尽管如此，这种展览模式与相应的评审机制的确立，使书法在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上都具备了当代艺术所共有的表征。
西方现代艺术近100年的发展所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实验性和风格的多元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想在艺术领域完全摆脱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书法艺术在确立它进入当代艺术体系之际便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影响，纵观书法发展史，没有哪个时代有当下如此众多的风格取向，“手札体”、“中原书风”、“民间书风”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另有“学院派”、“书法主义”等等，整个书坛好不热闹。在热闹的表象下，一种新的书风悄然在书坛漫延开来，它既非纯粹的二王书风，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碑学流派，它的清新质朴给我们带来惊喜，它对原有的审美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也给一些人带来困惑，这就是所谓的“流行书风”。“流行书风”这四个字由于它指向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但宽泛的概念往往包含着约定俗成的意义。所谓流行书风，是建立在新的汉字审美趣味与视觉图式上的民间俗体之雅化，即化大俗为大雅。民间书法是一座长期被湮没的书法宝藏，其内容极为庞杂。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控制着文化思想的主脉，那些出自民间书手匠人的作品是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品就不具有美学上的意义。与那些技巧纯净，风格典雅，符合文人士大夫审美标准的帖学书风相比，民间书法结字自然，用笔恣意，少有修饰，看似粗头乱服，实质上饶有情趣，富有张力，充满了野性与生机，有学者将民间书法并置于帖学碑学之后，虽有一定道理，但敝以为这样会引出更多的歧义。根据梁披云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的辞条，帖学指崇尚法帖之书派，与之相对，碑学乃崇尚北碑之书派。但碑学巨擘康有为同样对南碑推崇备至。碑学既包含了一些书家如朱义章、贝义渊、王远、郑道昭、寇谦等人的作品，也包含着大量不知名的民间书手工匠的作品；既有精整如《张猛龙》、《张黑女》，又有率意的如瓷刻、经卷、简牍；既有官方碑刻，又有民间墓志、造像，可见碑学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流行书风主要是对碑学中民间率意型书风的现代阐述。流行书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审美感知的需要，更是帖学与碑学交替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当代帖学体系的重建，为流行书风在碑帖结合过程中提供了技法上的参照。自北宋淳化年间第一部阁帖问世，法帖翻刻成风，以至徒具其形，精神皆失，与原帖相差甚远。清人转而师碑，然碑以真书为主要书体，学之愈久则愈远离草法。近代虽不乏一些行草书大家，但帖学的整体复苏是在以后。“文化革命”使传统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浩劫，书法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后最急需的就是对书法“法度”的重建。现代印刷出版业的高度发达使历代名家墨迹得以影印再现与普及，博物馆则提供了更多与古人真迹面对面的机会，使得今人在书法视觉审美经验上远比古人丰富。帖学兴起的标志就是手札小行书的盛行，这种具有浓郁书卷气的表现形式在早几届的中青展上几乎垄断了大奖。这种状况在第五届中青展上就被打破了，广西现象占据了舆论的焦点，它的特点之一即取法民间书风，虽然因制作过甚被讥为伪古典，但却向书坛发出了这样一个讯息：经典不再是唯一。民间书风的流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当代流行书风的兴起，使民间书法得以学术化，全面提升了民间书法的艺术地位，碑帖在结合过程中长期困扰探索者的技术性问题即生拼硬凑迎刃而解。清代书学由于在取法上的改变，加之古人向来视笔法为枕中秘笈，对魏碑书法技法的探索成为研究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对笔法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推断，后学者极易误入方法论的陷井，过于强调运笔的逆入平出。康有为晚年意识到这种扬碑抑帖所造成的缺憾，欲以个人之力集北碑南帖之大成，后来的书家几乎未有不兼学碑帖者，但学碑者多以篆隶为宗，意在以碑养帖，强其骨气，真正能融汇贯通者鲜矣。盖因碑帖在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如何将碑版的朴野与法帖的书卷气融为一体，有待于传统经典技法的突破和审美认知上的提高。早在明末清初，傅山就提出过“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审美理想，只是在敦崇正学的封建文化土壤下无法生长，“平和中正”、“文质彬彬”的儒家美学观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清初的文字狱更使无数学子只能于故纸堆中专事名物训诂，哪敢有什么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碑学的兴起，不是出于艺术的创新精神，而是在帖学已坏的前提下汉学之兴的副产品，因而清代碑学的特点，整体上依然是顺承性的，它以“充实之谓美”为美学宗旨，追求重、拙、大的艺术效果，其成就主要在秦篆汉隶上。与清代碑学所不同，当代流行书风选择碑学体系中那些名声并不显赫的造像、墓志或砖刻瓷刻，放弃在造型和笔法上的生硬拼凑，将其与帖学各自所独具的神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揉合，使之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书法在当代艺术体系中位置的确立，其传统价值观与当代艺术观念之间不断发生碰撞、渗透与交融，特别是后现代艺术，主张艺术家应当提供他独特的视觉经验，主张不全盘否定传统，但可有多种选择，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种观念无疑是对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最高典则的金字塔式的书法发展结构的解构。它为民间书法中朴实无华，甚至被“文人雅士”视为丑俗的作品走进当代书法艺术的殿堂提供了现论基础，也使傅山“四宁四勿”的美学理想得以实现。从风格学的角度来看，流行书风在视觉上打破了千百年不变的传统结字法则和用笔法则。它以民间书法为造型基础，追求对汉字线性的自然表述而不是点划上狭义的精到完美。它在汉字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而不是墨守陈规，一成不变。它使民间书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风。流行书风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在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里,有多部作品曾反映流亡主题。纳博科夫偏爱流亡主题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流亡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往往能够运用流亡者被搁置异乡的苦痛真切地反映流亡者被迫去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纠结,以及自身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流亡者身上发生的爱与性与弗洛伊德所解释的爱与性大相径庭,因为流亡者的爱与性具有普遍意义,即对个人意识的刺激。而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各种形式的爱与性都强烈地激荡着流亡者的内心世界,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激反应。
一、纳博科夫流亡的多元文化性
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中,流亡与丧失决定了他的命运。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的上流家庭,由于父亲激进的政治活动,全家被迫逃亡。三年后,父亲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被暗杀,纳博科夫的人生彻底陷入绝境。二战期间,纳博科夫因担心纳粹德国攻打巴黎而逃亡到美国。第二次流亡不仅使纳博科夫回到故乡的希望完全破灭,而且几乎剥夺了纳博科夫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
一方面,纳博科夫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母语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创作的工具。纳博科夫将俄语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根基与源泉,并且曾在多部作品中表达自己与母语割裂的遗憾与痛苦。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失去了在文坛显赫的地位。定居美国后,纳博科夫失去了原来的读者群,骤然沦落为一个在大学讲授俄国文学的无名小卒,陪伴他的只有课堂上女学生用来打发时间的咔哒咔哒织毛衣的声音。总之,纳博科夫失去了文化认同,这使纳博科夫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文化环境的改变迫使纳博科夫与原本可行的文学形式及其根植的语言与文化环境完全割裂。
对于流亡异国的纳博科夫而言,母国的记忆渐渐消逝,而新的国度还没有向他张开宽容的怀抱,于是他只能在文化的边缘徘徊。与无生命的物体不同,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永恒的流亡:从过去到现在,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甚至从出生到死亡。从表面上看,纳博科夫因政治原因而流亡,事实上,他超越了人的局限与神的灵感之间的冲突。正如在丛林中丢失指南针的人会迷失方向,在异质文化中的作家也迷失了创作的方向,只有开辟全新的写作风格才能打破怪圈。
二、亨伯特流亡的多元文化性
从个人层面上讲,具有多元文化性的人往往同时隶属于多个语言文化环境,并且因此掌握了多种语言和社会习俗,以便使自己尽量融入不同的文化环境。从这个角度上讲,亨伯特与纳博科夫具有一定互通性,地理上的迁移,职业的改变以及生活中的怪异行为都使亨伯特与纳博科夫具有多重社会身份。这些交织的身份交替出现,共同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亨伯特生长于欧洲,他的身上弥漫着欧洲大陆的特征和欧洲古老文化的气息。妻子的背叛使亨伯特逃离令人窒息的欧洲,前往充满希望的美国,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在这种心境下,亨伯特很快陷入了对美国生活的期望与梦想,期待着在那个全新的环境中刷洗掉妻子强加给他的所有耻辱。不幸的是,这种期待只是一个浪漫的错误。他梦想在美国再现昔日辉煌,当他踏上这片土地后才真正发现现实生活的差强人意,与往日生活的无法追忆。
在小说中,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从本质上说是身份的冲突。对于亨伯特而言,当代流行文化如同对其欧洲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诅咒。亨伯特坚信他从父辈那里遗传的欧洲文化要远胜过美国文化,然而在小说的叙述中亨伯特既没有对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明确承认自己的这种心态是一种错乱的傲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中的经历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当熟悉的世界渐渐远去,人们对以往世界的关注也渐渐淡化。
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在流亡者身上尤为突出。面对文化冲突,作为外来者的流亡者只能屈从于主流文化,尽管每个人屈从的程度大相径庭。在《洛丽塔》中,享伯特恰恰是一个被迫屈从于主流文化的流亡者。由于欧洲文化的鲜明特征与灿烂辉煌完全湮没于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文化之中,享伯特采取蔑视主流文化的方式以固守自已的文化传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固步自封的享伯特居然爱上了完全是美国文化产物的洛丽塔。虽然享伯特痴迷于洛丽塔,他的高傲地位丝毫没有动摇,他仍然坚信欧洲文化的优越性,甚至以欧洲文化的贡献者自居。
三、二者流亡多元文化性的契合
在作品中,读者可以在亨伯特身上看到纳博科夫形象的映射。亨伯特以追溯的视角讲述他的故事,因此它的故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只有时间的错位。亨伯特的这种错位是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的某种体现。流亡是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之一,纳博科夫故意选择人物的边缘地位来表达流亡生活,从而在以下两个方面与亨伯特达到完美契合。
一方面,二者的美好理想达到完美契合。亨伯特在13岁那年爱上了年轻女孩阿娜贝尔,不幸的是,四个月后阿娜贝尔死于伤寒,她的死成为亨伯特“这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陨石的永恒障碍”。于是,洛丽塔成为阿娜贝尔的继续,成为亨伯特理想的化身。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理想恰恰象征着纳博科夫对美国的理想,小说中亨伯特的经历是纳博科夫个人经历的可体察的变体。在某种程度上,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寓意纳博科夫对于再现昔日欧洲生活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二者所遭遇的文化脱节达到了完美契合。亨伯特所遭遇的文化脱节与现实中纳博科夫所遭遇的文化脱节如出一辙。为了生动形象地再现美国的社会生活,纳博科夫尽量汲取东道国文化的元素,将现实的成分注入个人的想象。亨伯特的无家可归以及面对美国价值观时的疑惑不解都真切地反映了纳博科夫在异质文化中的脱节与困惑。在流亡作家的小说中,东道国的素材与母国的传统会自然而然地融合,但是纳博科夫强烈的好奇心,无法抑制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使融合更加亲切。
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探索,他本人多元文化的背景宛如一座冰山,只有1/8的部分显露于水面上。鉴于自身对多文化流亡的情感经历,纳博科夫极力将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完全隔绝,即纳博科夫的“非现实的身份”。如果读者深入探究亨伯特内心的孤独与困惑,读者将超出小说中人物的界限,由纳博科夫在小说中的身份窥探现实世界里的纳博科夫。
总之,文化和生活已经嵌入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并且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在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中,他重新构建了现实中的这片土地,他宛如一个造字匠不辞劳苦地表达着他对每一寸土地的感受。因此,尽管亨伯特对美国的描述像是压缩透视虚构的美国社会现实,但是至少这是对美国现实的描述。
参考文献:
[1]Field, Andrew.(The) Life and Art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Crown Publishers,Inc,1986.
[2]Grayson,Jane, Nabokov’s World Volume 1[M].The Shape of Nabokov’s World,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2001.
[3]Knoph, Alfred A.,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 1995.
【中图分类号】 J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27-2
对文艺战线来说，以新的思路推动文艺的繁荣，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一步服务好群众，这是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也是包括流行音乐创作在内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对于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来说，应用广泛的视角和各种传播方法对我国流行音乐创作、歌手品牌的创立进行宣传。
一、流行音乐的现场表现形式
现场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所谓的俱乐部文化，Club Culture，在酒吧，现场的这种小型的表演场所，非常典型的北京有一个星光现场。第二种表现音乐的形式就是歌手的巡回演唱会。所谓的巡回演唱会就是这个歌手到处去表演，我们叫做铁打的歌手，流水的地盘。最后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音乐节，我们叫做铁打的地方，流水的艺人。现在有雪山音乐节，北京有朝阳公园音乐节，有摩登天空音乐节等等很多的音乐节，这些都是现场音乐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二、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流行文化的建立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质疑与争议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
（一）质疑与争议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大陆的流行歌曲应该是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界没有趁机积极介入，他们与人民音乐研究、北京音乐周报以及中央音乐学报等这样的全国核心的音乐刊物、报纸为平台，就当时的音乐文化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他们质疑与政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就是对新兴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
（二）认可与探究
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认可与探究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讨会的举办，1986-1997年这十年当中，全国各地和各文化部门举办了很多有关流行音乐的研讨会，我在这地举了几个代表性的，比如说1986年的通俗音乐理论研讨会、1987年11月河南郑州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等等，这些音乐会的举办反映出理论批评与研究从第一个阶段，民间自发性的研讨上升到一个有组织的研讨，他们广泛地就过去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成败、得失、流行音乐所面临的局势问题进行讨论，对流行音乐的发展是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三）深化与超越
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深化与超越体现在专注专题性的研究非常的丰富，他们主要有史料的梳理。比如刚才付林老师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还有金兆钧老师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这些书籍都给我们研究者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资源。还有实践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演唱的方法等研究。这个阶段的特点可以说它比前面两个阶段来说，它的音乐批评与理论探讨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者回应，而是更多的独立性，而且更加理性，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并且与其他学科广泛地接触。研究人员也相对的丰富起来，体系性的研究在开始逐步形成。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一）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形式变迁
传播的本质，就是一种复制。复制的本质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经过技术手段，产生出一种新的、和原来艺术形态相同的形态。
过去，流行音乐的传播靠电视、广播、图书、唱片或者是盗版唱片等。但是，今天的音乐作品经过了数字化的技术处理，已经充满于全国的英特网管道之中，音乐网民的音乐复制已经形成了传统的音乐复制不可能具备的一些特质。这就是复制的海量性、自主性、多重性、和廉价性。相对于广播、报纸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对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条件下，对于流行音乐及其文化传播有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传播载体的改变。音乐需要载体进行传播，而新媒体给流行音乐带来最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过去传播音乐的载体，在口口相传的年代，空气是音乐进行传播的介质。后来的唱片、盒带、音乐录音带等都是音乐传播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的重要的媒介。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终端成为最具代表的载体。
第二，传播主体的改变。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创作的歌曲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下载，或用手机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发给别人，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每个人都是音乐家。近年来迅速走红的一批《那一夜》、《单车恋人》、《香水有毒》、《老鼠爱大米》等。
第三、传播效果的改变。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形式是一点对多点，广播对听众，电视对观众，音乐生产商对音乐购买者，使得音乐产品的生产缺乏针对性。而在新媒体时代，没有丰厚的宣传资源的独立音乐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在新媒体的点击下迅速地蔓延开来。同时，音乐用户对音乐的各种意见也可以反馈到网络上，促进歌手改进自己的作品。我们知道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情感需要。同时，对于音乐生产者来说，可以无拘无束。歌手只需让听众挑选检验，对音乐发行者来说，用户互动能够记录下所有用户的全部行为轨迹，可以分析歌手总红的规律，降低音乐投资的成本，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最后，传统的广电媒体面临新媒体的严峻挑战。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的便捷性、快速性形成了音乐消费群体的广泛性。新媒体的收费模式增加了音乐生产者的经济收入，新媒体信息的海量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菜单。受众接触的音乐不再单一化，新媒体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冲击，但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的媒体。所以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音乐市场上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由此，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传播学家叫做马谢尔说会出现任何一种全国都逃脱不过的电子传播形式。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全球性的英特尔网就产生了，英特网覆盖了全球。我们流行音乐的传播也搭上了这条网络信息的高速公路。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在争议中崛起，在探索中前进，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还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流行音乐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所有宏大和细微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流行音乐的词曲当中。比如2008年，也就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冻灾害，还是5・12之后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国流行音乐都迅速地在我们耳边唱响，并因其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因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公民心态而广为传播。
（三）流行音乐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很多歌曲都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回报社会；幸福生活在这个美好国家以及对家人对朋友的美好生活相联系。我国的流行音乐自身的传播同时，也建立了流行音乐的交流平台，更紧密地将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30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中国的流行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奉献于社会。特别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还是四川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奥运盛典，我们都真切地感到、看到、听到了流行音乐界的积极行动和有力声音。因此，展望中国流行音乐的创新发展，我们音乐人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创新的理念投入到音乐创作中，谱写出更多更有特色、更有深度、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四、结论
流行音乐以及文化的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对大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媒体融合的趋势里，传统媒体获得了建设新媒体平台的空间，从而使得为用户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要在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文化观念的价值体系。在音乐作品当中，融铸于人民，与大众共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弘扬共同的理想，培育和谐的精神，畅想时代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付林著.歌星成功之路[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
[2]金兆均.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2.
[3]余明阳，梁锦瑞.名牌：在传播中诞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中图分类号：G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49-02
什么是韩剧？狭义的理解，韩剧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广义的延伸，实际上我们常说的韩剧有着的定势的文化内涵，是对外来韩国文化的别称。因此，本文基调是，韩剧本身实际上不能简单地作为一般电影艺术形式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把它看做一种以连续的电视剧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我们首先对韩剧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韩国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介绍
（一）韩国电视剧的类型
韩国电视剧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历史剧或杂剧。家庭剧篇幅很长，100～200集不等，内容主要是以伦理亲情为主线，体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维护。情景喜剧也包括在内，以小人物的生活为背景，主题更为突出，针对现实矛盾，以探讨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日日剧，每集20～30分左右，周一至周五播出。青春偶像剧以爱情为主线，是“韩流”的中轴，青年人的最爱。月火剧（周一周二播出）和水木剧（周三周四播出）是主要形式，每周更新，每集1小时左右，长度最短，以16集居多，20集左右的也不少。历史剧则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历史人物、歌妓、商人等为对象，意在对韩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赞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和民族精神的歌颂。集数剧中，有长有短，30～50集不等。
（二）韩国电视剧的制播环境
韩国电视剧制作以国家广播公司KBS（国营）、文化广播公司MBC（民营）、首尔广播公司SBS（民营）为主，三大广播公司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总电视剧的65%。另外，也与独立公司合作制作，近年来，独立制作公司的份额在逐步增加，从2000年开始，由独立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市场的1/5，并以上升势头发展[1]。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韩国的PD(producer director)和编辑有着特殊的地位。PD相当于中国的导演和制作人，一部电视剧，PD是核心。他掌管故事大纲、演员选择、拍摄、费用开支、后期制作等所有过程，工资很高，但也最累。编剧构思一部剧的轮廓，写上约1/5的内容就可开始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编剧要不停进行构思创作和修改，由于韩剧采用边制边播的制作模式，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一部韩剧的一般的制作周期），编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从第一集电视剧开始到最后一集结束，编剧要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工作量之大和PD不相上下。韩剧的播出机制采取分级制和伸缩长短集数，以市场和收视率为导向，停播或延长集数主要在于观众的喜爱程度，竞争非常激烈。
二、韩剧在中国流行的文化原因
（一）韩剧自身的文化特征
韩剧最初是在学习借鉴日剧的制作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韩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总的来说，韩剧体现了以东方文化为底蕴，整合西方现念，融合民族特色的韩国文化，融传统和现代为一体，非常受观众喜爱。
1.家庭剧对传统的继承
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体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很好继承与维护。三世同堂，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婆媳融洽是彰显的主题。传统伦理贯穿人物行为，尤其是剧中家长，刻意突出“家”的特色，在细节上不遗余力描绘。通过家长里短的小事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传说中的七公主》《不屈的儿媳》。
2.偶像剧的唯美和时尚主题
韩剧的恋爱是柏拉图式的，非常纯净与梦幻，像梦一样美丽，同时又非常时尚。不仅是演员本身，俊男美女，非常亮目，而且剧中演员的职业（医院、音乐厅、电台、T台、服装公司等）都与时尚有关，剧中人的生活方式都时尚化，包括穿衣打扮配饰、居住的房子家居布置、交通（名车）、出游（风景非常美）和说话风格等[2]。如《星梦奇缘》《天桥风云》《我叫金三顺》《秘密花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将古代和现代融合的倾向，虚构的历史爱情故事，有着古代的背景和现代的青春爱情。颇为成功的如近期热播完毕的《拥抱太阳的月亮》。
3.历史剧的韩国文化特色
韩国历史剧处处体现着韩国的历史文化。韩国宫廷生活，韩国的礼仪，古式的穿着打扮，美丽的韩服，精致的韩国美食，韩国传统的歌舞表演，韩国特有的说话、行走、行为方式等。同时，韩国历史剧又体现着现代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让历史人物成为观众心中的人物。如《大长今》《黄真伊》《同伊》《李算》。
总之，韩剧以亲情、友情、爱情三大主题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用健康向上、坚定执著的生活基调谱写人生真谛，用时尚元素和巧妙包装把传统美德与现代都市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出来[3]。漂亮的演员，精湛的演技，细腻的情感，精美的画面，感人的音乐，精致的包装，使韩剧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大餐。
（二）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
1临床资料
我科自2007年1月～2008年12月共收治恶性肿瘤患者185例，均经病理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其中Ⅲ期为116例，Ⅳ期为69例。男89例，女96例。年龄21～76岁，平均年龄52岁，平均住院时间（23±1.5）d。其中胃癌87例，直肠癌35例，乳腺癌34例，宫颈癌19例，肺癌10例。185例患者卡氏评分在50分以上，预计生存期7个月，骨髓功能无明显抑制，心电图、肝肾功能正常。51-51免费-网-欢迎您
2结果
185例患者全部完成了化疗方案，化疗后患者(WBC>3.5×109／L，pt>100×109／L，Hb>90g／L)心电图、肝、肾功能正常。51-51免费-网-欢迎您
3护理
3.1心理护理已有研究显示，恶性肿瘤患者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所以，在临床上护士要有强烈的同情心、满腔的爱心、高度的责任心，热情接待患者，向患者介绍主治医师及相关医务人员、病区的环境、同病室的患者，让患者感到亲切，消除陌生心理。同时，向患者讲解化疗的方法及效果，化疗是一种静脉输液，它通过抗肿瘤
（一）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流转纠纷的形成涉及方面较多，主要包括当前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欠缺，农民主要考虑当前的既得利益，土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收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农民当前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加之一些当地政府的处理不当，或方法欠缺，引起土地流转的纠纷。对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如下：对土地流转制度立法的不足，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农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缺少正当的流转协议。加之，村镇管理服务的的欠缺，缺少调节机构发挥纠纷调节作用，村级干部面对土地纠纷处理方式的不当，上述都可以加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现阶段怎样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关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相应的措施，最主要的还在于底层干部的协调作用，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使村级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的法律素质；对于农民要采取自治对策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作为土地流转的一方要切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是为了解决复杂的应急物流问题，在分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在于增加应急物流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增强救援保障能力。分形应急物流由不同层次上的相对独立的分形单元构成，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能够根据应急物流的总体目标进行自组织、自优化、自设计。
一、分形理论
分形（Fractal）该词是Mandlebrot为了表征复杂图形和复杂过程将拉丁文fractus转化后引入自然科学领域的，其原意具有不规则、支离破碎的物体。
Mandlebrot对分形给出了两个定义：定义1：如果一个集合在欧氏空间中的Hausdoff维数DH恒大于其拓扑维数DT，即DH>DT，则称这个集合为分形集，简称为分形。定义2：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与整体相似的形体叫分形。分形特性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自相似性。所谓自相似，是指系统的总体和部分之间，这部分和那部分之间具有的相似性。英国数学家Falconer列出了分形集合的五条非确定性的特性：精细结构，非常不规则，具有某种形式的自相似性，其“分形维数”常大于拓扑维数，一般可以简单地递归定义。
二、应急物流的分形结构
物流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固有性质和非固有性质两类。物流的固有性质是指物的实体（Party）性质和运动（Flow）性质；物流的非固有性质包括物流服务（Service）、管理（Management）、技术（Technology）和经济（Economy）四个方面。物流固有性质是物流非固有性质选择优化的客观对象，而非固有性质揭示了固有性质效率改善的本质，提供了其选择优化的途径和方法。从物流的性质来看，物流中的任何物流活动都应包括主体（Party）、物质（Material）、运动（Flow）三部分，且在物流中存在以PMF为分形单元的自相似嵌套式结构。应急物流是为应对突发事件的特殊物流，同样具有一般物流的固有和非固有性质。
应急物流系统具有一次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应急物流需求和供给在突发事件发生前是不确定的，其组织构成如军队、商业物流中心、企业等，必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才纳入应急物流系统中，各层应急物流活动都拥有物流的一般PMF结构。因此，应急物流系统及其子系统存在多层PMF，可以有更低层次的自治PMF结构。用嵌套形式来表示应急物流的分形结构体系。
由此可见，应急物流整体与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存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自相似，即每一层次的应急物流活动都包括人、物和运动。除了在功能结构上自相似，各应急物流分形在目标方面也是自相似的，每一个应急物流子块单元都是上一层单元的一个分形，因此其目标与整体应急物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实现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应急物流分形行为规范的自相似，虽然不同的应急物流分形单元有着不同的作业标准和业务流程，尤其是拥有不同核心能力的加盟物流企业，其行为规范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但随着现代物流和应急物流发展的需要，将会逐渐形成统一规范的物流标准，包括物流基础设施标准、物流设备标准、物流信息交换标准、物流作业标准和物流管理标准等。应急物流结构的自相似性强调自治，目标的自相似性强调自律，行为规范的自相似性强调协同。
应急物流系统内包含若干相对独立的物流子块单元，这些子块单元在结构、目标、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一定程度上是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是整体的缩影，这种应急物流自相似嵌套式结构体系可以称为应急物流分形，应急物流分形体系内子块单元称为应急物流分形单元。每个应急物流分形单元的活动空间是由目标、资源、约束三个坐标轴组成的三维空间。
表示应急物流分形单元有两种位置，“”表示应急物流活动的合法位置，在此范围内可执行应急物流任务；“”表示物流活动的非法位置，超出了执行范围。活动空间表示应急物流分形单元的自治权，自治权大小随活动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其中，目标坐标轴表示应急物流的运作策略，通过定义总体目标和分形单元目标自相似，全部分形单元具有共同的总目标，使得各分形单元在高度自治的基础上又具有从属性，保证分形单元的协调运作；应急物流以提供突发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目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资源坐标轴表示应急物流能力，即应急物流实体能提供的应急物流服务的能力，分形单元只有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上才能执行应急物流任务，可以自组织和自优化，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约束坐标轴表示限制应急物流系统的目标实现的各种客观条件，如信息约束、时间约束、运载能力约束等，表示分形单元实现应急物流目标和能力上的可能性大小。
三、分形应急物流系统
（一）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的构建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是以应急物流目标为驱动，以分形理论为指导，针对突发事件复杂环境下应急物流资源协调的要求，实现应急物流组织体系中各成员的协作持续优化的协调控制系统。系统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分形单元的活动空间。即确定目标、资源与约束。根据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范围等因素，确定应急事故等级，由责任区低等级指挥部先响应，责任区应急物流能力不足，则请求上一级应急物流指挥部开展应急响应，逐级响应，确定应急物流响应最高级别。将整体目标逐一分解，形成不同层次的子目标，启动相关层级和相关部门应急预案，确定应急物流的任务。应急物流系统的构建和运作始终围绕应急物流的目标展开。
2.构建应急物流分形单元。分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相似性，在分形单元的构建中，通常把所有分形单元胞看成一个个节点，任意两个分形单元的相似度用两节点间的距离L表示，定义类与类之间的距离lB，要求某一类中任意两个节点间的距离都小于lB，把所有节点不重复地放在不同类中；所有的节点都分配到其中一类之后，再把每个类用单个节点来表示，称为重构节点，这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网络，这种重构过程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整个网络被归约为单个节点。
应急物流分形单元的重构过程要求首先根据应急物流的整体目标和子目标确定应急物流分形单元重构规则，重构规则可以按物资种类、按应急响应的服务等级、按应急响应组织的等级结构、按突发事件区域等进行选择，前提是与应急物流总体目标相适应；然后按照重构规则，建立分形单元相似度评价指标集，指标集可分为组织结构类、运作模式类、共享平台类等，应急物流可以先建立一套基础指标体系，而在战时针对突发事件需要部分修改，这样就能形成一套比较细致、准确用以刻画分形单元相似度的标尺；最后，根据指标集的分形单元数据，采用具有分形特性的自相似度评价算法，重构应急物流系统。
重构的基本原则是将有较大相似性的分形单元归为同一类，而将差异较大的分形单元归入不同的类。在分形单元的聚类中，需要研究分形单元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用分形维数的方法，分形维数是刻画某个客观事物复杂程度的尺度，将每一个分形单元看作p维空间的一个点，并在空间定义距离，距离较近的点归为一类，距离较远的点则属于不同的类。对不同评价指标计算它们的相似系数，性质越接近的评价指标，它们的相似系数越接近于1，相关性越小的评价指标的相似系数越接近于0。将相似系数较大的评价指标归为一类，相似系数较小的评价指标属于不同的类。
设xik(i=1,2,Λ,n;k=1,2,Λ,p)为第i个样品的第k个指标的评价数据。即有n个同级应急物流分形单元，有p项评价指标，则每个分形单元都可以看成p维空间中的一个点，n个分形单元就是p维空间中的n个点，定义dij为分形单元i与分形单元j的在空间的距离，得到一个n×n的距离矩阵：D=(dij)n×n。分形单元的聚类基于此距离矩阵进行，空间上各点之间的距离可以使用欧氏距离。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计算可以使用离差平方和法，同类分形单元之间的离差平方和较小，类与类之间的离差平方和较大。
对应急物流分形单元进行聚类时，分形间的“相似”程度可以用距离来刻画。分形单元聚类常用的方法是在分形单元距离的基础上定义类与类之间的距离，首先将n个分形单元分成n类，每个分形单元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将一定距离内的分形单元合并为一类，这里忽略lB的设置，每次合并距离最近的两类为一个新类，合并后重新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所有的分形单元归为一类为止，由这个过程可以得到一张聚类图，通过聚类图可方便的进行分类。
根据上述分析，分形单元聚类的基本步骤如下：
计算n个分形单元两两间的距离，记作dij；构造n个类，每个类只包含一个分形单元；合并距离最近的两类为一新类；计算新类与当前各类的距离，若类的个数等于1，转到步骤五，否则回到步骤三；画聚类图；决定类的个数和类。
以上从分形单元集聚方面说明应急物流系统的重构。实际中，分形单元间既有集聚也有分裂。每个分形单元有自适应自组织性，可以根据其它分形单元的行为或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学习和修改。
3.执行。应急物流分形单元进行应急物资获得、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具体应急物流活动。各分形单元既可以自主运作完成应急物流子任务，也可以集成和协调，作为一个整体协作运行。
4.反馈。针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进展，分阶段对应急物流的运作情况进行评估，调整及修正应急物流目标。评估内容包括时间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概括、物资补充情况、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应急物流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及改进建议。
5.清算与解体。应急物流任务结束后，分形应急物流系统解体，各加盟物流单位恢复正常生产、运作。在解体前，政府应急物流中心要对加盟物流单位按合作协议进行各项清算。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构建框架如图3所示。分形应急物流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分形单元的自优化层次，主要设计到应急物流系统微观层面上的优化，如企业的自组织和自优化；第二层次为分形单元的结构优化层次，主要涉及到分形单元结构和应急物流系统加盟成员的调整和重构；第三层次为供应链的战略优化层次，主要涉及对应急物流战略目标的调整、资源和约束的重新定义和划分。
（二）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的结构特点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可定义为：分形应急物流系统是由若干应急物流分形单元组成的系统，通过目标驱动机制，各分形单元能够快速反应协作，适应突发事件环境变化。应急物流分形单元是指能完成一定的应急物流任务，具有自相似、自组织、自优化等功能的物流活动，是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的结构是动态的，其动态变化包括两个方面：在平时，应急物流系统随现代物流稳定演变发展；在遇到灾害时，根据突发事件实现应急物流系统快速重构。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分形单元组成，每个分形单元还可划分下层分形单元，包含若干下层分形单元，下层分形单元受上层分形单元控制，并将其运行结果反馈回上层分形单元，分形应急物流系统的控制模型。
分形应急物流系统具有的层次性和自相似性。系统的最上层是控制单元，其组织通常为政府应急物流中心，它的功能职责是依据突发事件状态、应急救援需求等因素，定下救援目标、拟制应急物流计划，并对下级分形单元提出任务要求；下层可以细分为几个相互协作的分形单元。相对于上一层的分形单元，下层分形单元的功能职责和组织形式更明确，每一个分形单元又把自己的功能进一步细化，以此类推。随着功能职责的不断细化，分形单元的结构也越来越精细化和简约，直至分解到单个的分形元胞。同层内的分形单元具有不同的职能分工，通过协作来完成上一层分形单元所交给的任务。分形应急物流系统运作的协调度有赖于分形单元间的相似度。分形单元间的结构相似度越大，其运作模式上相似度越大，应急物流系统的运作协调性越好，系统重构后所需付出的协调成本越低。
四、结论
分形理论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复杂”和“不规则”事物的重要方法，已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运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和构建应急物流系统，能有效提高系统的动态重构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增强系统适应突发事件环境变化的能力。应急物流系统的分形研究才刚刚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应用上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收集2011年5月至2014年7月浙江萧山医院收治的224例消化道恶性肿瘤接受化疗的患者，年龄32～83岁；男134例，女90例；直肠癌76例；胃癌62例，胰腺癌40例，食管癌46例；所有肿瘤患者均过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
1.2研究方法及内容
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吸烟史、义齿情况、口腔自洁习惯、焦虑抑郁状态、口腔疾患史、口腔环境、化疗周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情况、化疗结果及Kam-ofsky评分；记录实验室检查结果如口腔pH值、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以及血清白蛋白水平。
1.3统计方法
应用SPSSl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2检验；之后采用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回归模型中变量筛选方式选择逐步法。＜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消化道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口腔黏
膜炎的发生率及感染部位224例化疗患者中，有84例发生口腔并发症，发病率37.5%，主要的并发症为口腔黏膜炎及口腔感染，口腔并发症的发生部位主要为颊部(36.9%)、牙龈（23.8%），舌部（11.9%）。
2.2消化道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口腔黏
膜炎的单因素分析年龄、血红蛋白水平、血清白蛋白水平、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口腔pH值、有无义齿、口腔自洁习惯、口腔疾患史、化疗周期、白细胞降低程度、化疗结果与患者化疗后口腔并发症的发生均有关（均＜0.05）。
2.3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后口腔
黏膜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1.443）、血清白蛋白水平＜40g/L（=2.135）、白细胞降低程度（=2.015）、口腔自洁习惯坏（=1.143）、多个化疗周期（=1.847）、口腔pH值＜6.5（=1.635）与消化道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继发口腔并发症密切相关。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
陈学明、吴松、远东
著
3《传播学概论》
〔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