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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19-0045-03
尽管当前中小学教师研究工作已经广泛开展，但我们在基层教育科研管理中，发现中小学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疏于研究或研究不深入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究其原因，这固然受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质、科研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与他们在研究心理上的偏差直接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教师几种典型的消极研究心理的描述和案例剖析，提出一些矫正方法，借此对中小学教师实践研究的价值、特点、方法、成效、精神等方面作一些诠释。
一、怠惰心理
教师囿于自己的经验与惯性进行教育教学，面对新的问题不求甚解、更不想通过探索和创新改变工作现状，追求卓越，对科研工作没有热情，甚至漠视。如余老师，工作10年，为评职称，偶有县级教学比赛获奖，主持县级课题已结题，县级论文也有获奖。但是，前后跨度几年的课题和论文都是同类内容，且同一主题前后两篇论文，无论新度、广度、深度都无太大差别，获奖等次不高。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怠惰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还未达到把自己作为教育实践研究主体的境界，对研究的价值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中小学教师研究意识上，普遍存在3种偏差：①唯功利性。如余老师为了比赛和评职称而申报课题，一旦课题结题，论文过关，对研究就开始产生惰性，思维定式，陷入“被动研究”的泥潭。②成果意识错位。把课题、论文的获奖当作科研的唯一成果，而忽视了研究主要成果――教师实践行动的改善及在研究过程中的专业成长。③研教不相融。如余老师满足于凭借积累的学科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却不能直面自身工作的新问题而开展能动研究。即使有研究，也只是在同类内容、同一水平上打转，难以产生好的实践成效。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他会越来越缺乏研究的动力。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怠惰心理呢？
（1）教师要激活从事实践研究的主体意识。爱因斯坦说：“全部的科学不过是日常思考的提炼。”教师要充分认识自身研究对于教育实践和理论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于教育生活的意义，使自己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单纯教学中日渐懈怠。实际上，只要在教学的同时坚持研究，就会明白“我要研”的真正意义。表面上看过程很辛苦，实际上享受了思考的乐趣、成功的愉悦，还有那种油然而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工作激情。这与职称、荣誉无关，而是教师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是自身能量的一种释放，这种释放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强。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研究获得成果时，则超越了外部物质奖励，得到了精神激励（效能感和成就感），这恰是人的高层次需要。
（2）要拟订循序渐进的长期科研规划，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于科研工作。在研究中，教师修炼自己的研究能力，从而为创新工作、提高教学效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恐惧心理
教师把科研神秘化，对完成研究工作表现出畏难情绪；或者对于自己、他人的点滴成果不屑一顾，盲目攀高，眼高手低，导致研究的自信心不足。如新手教师毛老师，刚毕业三年，热情、开朗、深得学生喜欢。但如果让他申报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他会说：“课题啊，这么难，那是专家学者们所做的事。”跟他同一办公室的李老师也会说“我都教了很多年了，还没有做过一个课题研究，要做就做个像模像样的，过几年再说吧。”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恐惧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在入职起始阶段，对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具体表现为：①无科研入门动机。如毛老师毕业头三年忙着“适应”教育教学生活，也缺乏科研操作的基本知识，说是做课题研究与己无关，其实是心里胆怯。他若让这种畏难情绪蔓延下去，必定会影响其专业成长。②科研意识偏颇。在新手教师看来，科研是高大上的。课题研究要经过申报立项、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提炼、结题鉴定等环节，整个是“像模像样”的，而自己所做的日常工作则极其普通，跟研究划不起等号，于是自然地把教学与研究割裂成两张皮。若不从日常实际教学生活入手，而想以凭空臆想的研究改变教学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对科研的偏见必然会影响研究工作的自信心。这样，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很难有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恐惧心理呢？
（1）教师对中小学教师实践研究特点应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布克汉姆说：“教育工作是一门研究和实践联系十分紧密的科学化程度很高的作业。”教师基于对自己真实的教育教学生活的观察、思考、探究和改进，生成教育智慧，去解决实际问题，既是一种工作，也是教师的一种研究，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教师的研究不仅能深化教育教学，还能增强自信和力量，并且教师对自身的研究实践具有独特的优势。知道这一点，教师就不会排斥研究，也不会把研究神秘化。
（2）要努力提高自己会“成为一个研究者”的信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达成“教”与“研”的融合：一是学中做。教师研究除做课题外，还包括诸如理论学习、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公开课等）、经验交流、论文撰写、专题讲座、学术报告、教育论坛、成果展示、文集编印等，每一次完成“作业”，都可看作是教师的实践研究过程。而教师最主要的研究应是课堂研究，如教师有目的地学习某一教育理论、反思内化，并将其运用于课堂；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收集反映有关教学效果的数据，与以往教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等。这一过程把教学和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做中学。苏霍姆林斯基写成的《帕夫雷什中学》被世人奉为教学的经典之作，而他称该书是“根据我个人经验写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笔者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任校长工作的总结”。确实，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每天早上花3个小时，记录平时点点滴滴体会的结果。事实上，研究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每一位一线教师都可以在做中研。只要教师真正行动起来，养成一种事事观察、思考、总结、反思的良好习惯，他就是一个研究者。
三、盲从心理
教师未能把教育理论本土化、个性化处理，只是照本宣科、依样画瓢地进行研究，导致研究与实践对接不上，收效甚微。如擅长声乐的黄老师，自己及所带的合唱团曾在省市许多歌唱比赛中获奖。当她得知她在外省的一位同学做了一个关于校园舞台剧的课题，曾获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时，她想，自己与这位同学水平不相上下，同学能做好的事自己也能做好。于是，借鉴同学的研究课题，她也去申报校园舞台剧的研究课题，结果没有立项。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盲从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教育教学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科研方法素养的欠缺。如黄老师对她的同学校园舞台剧研究课题获大奖比较迷信，且归因单一。其实这一课题获奖肯定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与她的同学的素质特点（擅长舞蹈）和良好的研究品质直接相关，而且与其所在学校浓厚的舞台剧研究氛围和组建的研究团队等因素分不开。黄老师认为同学在做课题，她也要做一个，没有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直接进行“借鉴研究”，申报了课题，这样生搬硬套，只能是“形”似“神”伤。做课题研究不仅需要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更需要自己在实践中体悟，找到适合自己的主题和方法。黄老师若能借鉴她同学校园舞台剧研究的成功经验，然后再在自己擅长的合唱团建设问题上展开研究，那是可取的。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盲从心理呢？
（1）教师在实践研究中要有所突破，需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可能做好的研究主题，不盲从。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之高，需要更广阔的思考，不能局限于狭隘。研究，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在背景分析和自身条件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主题和切口，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并在研究实施中根据反馈情况不断调整，直至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效，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和措施。研究工作，认真、谦逊和独立思考都是必需的，不应采取简单化的态度。
（2）重视掌握、运用科研方法。适合教师实践研究的常用方法有经验总结、行动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观察、访谈、叙事等是常用手段。重要的是，各种方法运用要适宜。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同一个问题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学生身上，其处理方法也会不一样。作为一种实践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要选择适合研究主题又适合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在研究中若发现方法选择不当，要及时调整，在失败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论素养，最终实现教育研究的个性化。
四、敷衍心理
教师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对于研究任务，应付了事。甚至有时为了粉饰，投机取巧，将他人的研究成果挪为己用。如有这样一些老师，从教多年，教学成绩还不错，但搞起研究，就是藏着力气使不出。还有一些老师，虽然教学成绩平平，在课题申报时，却未见用力就拿出“漂亮”的研究方案。一问，是“借”的，只是稍稍改动了其中几个字而已。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敷衍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研究的任务和功效没有强烈的认同，还没有把研究转化为自己内在的需求。客观上看，大致有3种情况：①研究任务与工作时间相矛盾。一线教师，工作具体繁杂，不愿花更多的时间搞“耗时巨大”的研究，能应付即是。②研究任务与工作实际脱钩。有时学校为了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要求教师参与研究，而非教师实际所需，教师往往是被动应付。③研究任务与现成资料相重合。偶尔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现成资料有较高的一致性，有时就虚化研究过程、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当然，“外向型”任务强制教师研究已经偏离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应予以纠正。但从主观上看，教师还没有感受到研究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和力量，缺乏研究所需的内在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抄袭则暴露了某些教师职业道德的缺失。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敷衍心理呢？
（1）教师要增强“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的认同感。创新能力已成为教师的核心能力，教师应借助研究力量推进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创造性探索，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师教书育人的高度、思路和方法。“高瞻”才能“远瞩”，“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是长流水”。同时，教师只有不断研究，才能在忙碌中拥有这份高远，永葆教育教学的热情，享受学生成长和智慧传递的幸福。
（2）学校要加强对科研工作的管理。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推进器”。科研兴校，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在把科研作为教师任务规定下来的同时，还要注重科研的专业引领。树立科研典型，培养科研骨干，引领教师找到研究的正确方向。合理安排教师的研训工作，不做伪培训、伪研修、伪学习。建立科研诚信责任制，以避免教师胡乱应付、投机抄袭等不良行为，增强科研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五、浮躁心理
教师想研究，会研究，但不能静心，缺乏毅力，对研究或浅尝辄止，或在“瓶颈”前泄气，或在“高原”中倦怠，最终不能形成好的成果。如时常可见学校的一些骨干教师，有能力，但研究水平起伏很大。有时选题精准，但缺乏事实分析；有时数据充足，但缺乏严密逻辑；有时方案堪称完美，但操作不够详实；有时成果有特色，但统而概之、人云亦云。很少做到真问题，真研究，真问题，深研究。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浮躁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偏低和对实践研究缺乏钻研精神。没有高远的目标追求，成就水平偏低，在研究上就会缺乏“挖深井”的韧性，也很难有所建树。实践研究如西天取经，需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教师可能面临的困难有：①缺一双“火眼金睛”。“跟风”选题，缺乏个性，跟着感觉走，也鲜有科学性。②缺一场“面壁参禅”。教师不能静心潜沉下来，阅读源头性书籍和材料，从大量源头信息中分析、筛选、厘清问题，从表面深入到本质，悟出禅意。③缺一副“三头六臂”。因大量的繁杂事务需要处理，对研究实施过程中的观察调查、个案收集、数据整理、改进讨论等各个环节难以顾全。④缺一次“打坐诵经”。清静内心，将研究手稿中浅层经验、个案特色进行理性提升，提炼成可诵读可推广的“经文”。研究缺少以上任何一项磨难，哪怕你是“科研骨干”，也只能草就成果，难得“真经”。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浮躁心理呢？
（1）教师要从不辱育人使命的高度提升精神气质，使自己保持激情不老的心态。教育是一种慢的生活，教育研究更是一种慢的艺术。开展实践研究，应有长远的眼界，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寻找自己在实践中有深刻体悟的专题突破，做到从真问题出发、长期性跟踪、严谨性收集、规律性探索，取得成果必定是水到渠成。有人说：能够在一个行业做出点名堂的人，往往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而是能够坚持不懈做下去的人。只有树立教育研究有所作为的境界，才能摒弃浮躁。
（2）加入到科研团队中去。同伴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思维碰撞，有利于开拓研究的信息源，更新理念，打破思维“瓶颈”；也有利于共享研究智慧和乐趣，形成“共振”效应，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瑛.教师排斥课题研究的原因分析[J].宁夏教育，2014，（2）.
[2] 戴建国.理性看待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倦怠症”[J].校长参考，2014，（2）.
叶圣陶，名绍钧，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为圣陶，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基于叶圣陶这两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之多，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无法打破教育和文学的隔阂，无法同时将既是新文学作家、倡导者又是国文（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叶圣陶是现代国文教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联结点。民国期间，具有教育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叶圣陶并不是一个特例，新文学的作家、倡导者介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当时是一股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学的倡导者和作家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介入中小学教育事业呢？“新国文”和“新文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叶圣陶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国文科性质的认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到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担任国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爆发，民国创立之际。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初等小学教育颇为重视。江苏省都督府也接连了几项教育通令，推广初等教育，废止简易识字学塾，酌改为初等小学或补习科。苏州学界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补充了一批新教师。实际上，“国文教师”这一称谓也才出现没多久，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为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塾“蒙学”，内容是识字、读经讲经，为以后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打基础，教师则被称为“私塾先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应对时势巨变，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称其为“壬寅学制”。但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次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实际推行，这也就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课程中，中小学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必修两科，并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从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科已经颇重实用，为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其实就是国文科的先声。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叶圣陶从教那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和《中学校校令施行规则》中废除了“读经讲经”一科，设置“国文”课，从此才有了“国文科”和“国文教师”的正式称谓，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也由此诞生。 可见，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现代分科教育体制下“国文科”诞生之际，“五四”也在此时酝酿和爆发，社会处在新旧两派思想相互交替争夺的状态中。实际上，在言子庙初等小学仅仅执教两年后，叶圣陶便被教育界守旧的一派所排挤丢掉了这份教职。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旧派势力的强大和新旧争夺的激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诞生的“国文科”应该如何，社会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最能代表这场争论的是30年代在叶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和40年代同样是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围绕“抢救国文”问题爆发的争议。
这两次争论叶圣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第一次有关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他分别写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读了》和《再读》、《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概括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对国文科的几点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讨论中，他又写了可以作为“抢救国文”争论的总结性的文章《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两次讨论中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赞同国文科的目标是在于养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阅读与写作又须贴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写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对只会作一些鹦鹉学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
如若将叶圣陶对国文科的这些主张和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文学改良刍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样叶圣陶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不能以文言文为高深，而以语体文为卑浅，这就是反对文言文为文学正宗，力图确立中学国文科中白话文学作品的地位；国文阅读材料不必要“国学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着白话文作品，新文学作品可以入选；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主张。因而，我们知道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上的观点和《中学国文之教授》和《再论》两篇文章中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国文教学的。
这两次讨论，叶圣陶在国文科认识上的新文学作家立场已经清楚可见。进一步将叶圣陶民国38年间所写的有关对国文科性质认识的论文进行系统地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将国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学科进行区分，从而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首先，国文科是区别于公民科的，国文科并不全部担负养成学生修养的责任，而只是承担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这便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谈起，认为“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其中“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认为教授阅读重要在方法，至于“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他认为要想单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现实的，“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在这篇文章当中，叶圣陶已经指明国文科目的只在于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两项，而不单独承担养成修养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言明了对待中学作文文体的态度，从实用角度是鼓励用语体，当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中更明确地谈到：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这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叶圣陶在此文中认为国文教育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但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认为这是国文教学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基本观念。1942年《略谈学习国文》 中进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其次，叶圣陶认为国文科又是区别于文学科的。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所谈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的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这两派实际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叶圣陶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又说，“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显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在《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叶圣陶又说“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做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
叶圣陶这样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颇有意思：作为的支持者和思想启蒙者，叶圣陶却更愿意将国文科看成一个培养学生技能的科目，强调它区别于公民科，不单独承担思想教育的责任；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叶圣陶又强调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强调语文法既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话新文学，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学科。他强调了国文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在叶圣陶1942年为《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辞《认识国文教学》 一文上，我们能够找到他强调国文科独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写道：“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要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是不能养成善于应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力主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将新的国文科与旧式教育的“文以载道”传统割裂开来，确立起国文科培养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能力的新传统。但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叶圣陶为了割裂新国文与旧式教育传统，就需要强调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独立性，强调国文科只是一个阅读和写作技能层面的训练，无关乎思想和修养；然而，他之所以强调国文科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又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叶圣陶这种区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之上，反对国文科承继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古典主义”的一套，主张新的国文科应该为培育现代公民服务，这是一种以“新”取代“旧”的思维模式，其反对旧式教育“文以载道”，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
在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强调新的国文科又区别于“新文学”呢？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在说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国文科的教材除了经史古文和新文学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文”。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在《国文随谈》一文中，他更加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民国教育部所定的几条国文教学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阅读一般文言文”一条谈道：“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又针对“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一条谈到：“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语体文的‘精’，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 叶圣陶还特别针对“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一目谈道：“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国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圣陶主张国文科要区别于文学科，要关注“普通文”：是因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见的文字材料，要应付生活就必须要学习普通文，这是其一；此外，国文科不肩负培育新文学作家的责任，因为文学创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国文科承担这一责任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国文科培养学生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却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二。透过叶圣陶对国文科性质的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心中的“新国文”是在反对旧式教育和旧文学中诞生的一个学科，是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合力产生的一个学科，必然就承担了传播现代新思想和新文学的任务，是新文学倡导的理念和创作实绩使新国文科得以诞生。在现代分科教育的体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担了现代教育的总体任务“培育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培育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这就是叶圣陶对新国文性质上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选》五卷 刘国正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8月第一版
[2]、《叶圣陶集》十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
[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8月第一版
[4]、《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5]、《叶圣陶传论》商金林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6]、《叶圣陶研究资料》刘增人 冯光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6月第一版
[7]、《国文教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开明书店 1946年出版
[8]、《阅读与写作》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开明书店1938年4月初版
[9]、《国文杂志》月刊 叶圣陶编 1942年1月创刊 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
[10]、《中学生》月刊 叶圣陶编 1930年1月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