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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财产国家所有权公权私权物权法
中国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于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基础之上，其中，各种财产利益的平衡，是建立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本条件。物权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宪法原则的指导之下，确认和保护民事领域中的合法财产权利，通过建立一整套有关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确认和保护的具体规则，使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能够获得法律上的稳定和安全，使财产的交易安全能够获得保障，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协调、巩固和发展。为此，正在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实行了对各种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受到某种尖锐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一原则违反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论据和思路是：我国宪法第12条和民法通则第74条均规定了“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物权法草案“删除”了这一规定，主张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实行同等保护，由此否定和破坏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否写入物权法并作为其基本原则？国家财产与集体财产及个人财产在物权法上是否具有平等地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对物权法乃至民法的基本性质的认识。
一、国家财产及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及其法律特征
（一）国家财产的含义及其存在形态
首先必须明确“国家财产”、“全民所有的财产”以及“国家所有权”几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国家财产即全民所有的财产，国家所有权即国家对于动产和不动产享有的直接支配权利。在此，“全民所有”的财产不等同于“国家所有权”。所谓“全民所有”，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公有制的高级形态（集体所有为低级形态），但全民所有的财产包括国家直接享有的一切财产权利（包括所有权、知识产权、股权等等），国家所有权仅为其中的一种。物权法仅对所有权及其他物权进行规定，并不涉及物权之外的财产权利，所以，物权法中所指的“国家财产”，仅是国家财产中的一部分，即国家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财产。
国家财产可分为国家专属财产与国家非专属财产，前者指其所有权只能由国家享有的财产，包括国家对城镇土地、河流、矿藏、海域、军事设施等享有的所有权；后者指其所有权亦可为国家之外的主体所享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财产还可分为进入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与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所谓“进入民事生活领域”，是指国家通过投资、拨款或者其他任何方式将其享有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授予或者出让给国家之外的第三人所涉及的财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通过投资设立国有独资企业或者与他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行为，将其货币或者其他资产的所有权以注册资金的方式转让给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通过丧失其对财产的所有权而获得其投资人权益（即股权）。此时，国家投资所涉及的国家财产，即属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此外，国家通过行政拨款或者其他
方式交给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的资产，除公有物(为公众服务的目的而由政府机构使用的物，如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军事设施等)，以及公用物（为一般公众所使用的物，如公共道路、桥梁、公园等）之外，即被视为这些“公法人”的财产，为其进行民事活动的物质基础。
在此，有以下三个误区需要澄清：
1.“全民所有的财产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全民所有”与“全民共有”不同，前者是所有制意义上的概念，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全民所有的财产，其所有人只有一个，即国家。此为物权法知识的ABC。因此，认为代表国家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的政府无权处分国有资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2.“全民所有的财产为公有制财产，永远只能属于全民所有，不能转让给个人，否则，公有制就变成了私有制”。在此，“全民所有制”所描述的是一种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非具体财产归属之一成不变的状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家财产完全不进入交换领域，则其无法实现任何保值、增值，公有制所担负的经济职能将无从实现。前述观点根本不懂得国家财产存在的根本意义和运用的基本手段。
3.“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民法上的企业法人制度，要求法人组织必须具备独立财产，而国有企业要获得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就必须拥有其财产的所有权，否则，国有企业无法成为独立的权利义务载体，无法参与商品交换活动。因此，国家在投资设立国有企业时，即丧失其对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取得其投资人权利。对此，尽管物权立法中存在极大争议，物权法草案也尚未明确承认企业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但如果承认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则等同于承认任何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财产均享有所有权，其错误性显而易见。因此，将国有企业的财产认定为国家财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应归属于国有企业法人，国家对国有企业享有的股权，才是国家财产。
如上所述，国家财产一旦进入民事领域，则转化为国有企业等民事主体的财产，国家丧失其所有权，该部分财产本身在法律上即不再成为国家财产，也不再代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被视为一种私的利益。
（二）国家所有权的性质
法律部门的划分有其特有的历史沿革和科学依据。根据法律主要保护公权还是私权、法律关系是否为公权力所约束以及法律关系主体是否表现其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身份为依据，法律被分为公法与私法。依据历史传统，用于主要调整民事生活领域的民法，属于私法。而权利的性质也因其所依据创设的法律（公法或者私法）不同以及表现的利益性质不同（公的利益或者私的利益）而被分为“公权”与“私权”。民事权利属于私权。
诚然，公权与私权的界分仍为学界存疑的基本问题之一，但依据主流学说（法律根据说），“凡根据公法规定的权利为公权，凡根据私法规定的权利为私权”。[1]换言之，公权与私权的界分标志之一，为权利创设所直接依据的法律的性质，虽然此一问题又关涉公法与私法的分界争议，但其大致界限仍然是可以判明的。与此同时，另一种学说即“利益说”则认为，凡关涉私人利益者为私权，关涉公共利益者则为公权。
很显然，公权与私权的划分，与权利本身的内容（是否为财产权利）是毫无关系的，关键在于其权利创设所依据的法律性质以及其表现的利益性质如何。
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如何？其究竟为公权亦或私权？
1.权利创设之依据
国家所有权中，首先包含国家专属财产所有权。可以发现，在我国，这些权利是由宪法直接创设的。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9条第1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
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依上列规定，国家对于城市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系直接依据宪法（公法）取得，亦即宪法规定本身，即使国家直接成为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无需其他任何法律加以确定或者承认。由此可见，前述国家财产所有权性质上应属公权而非私权。据此，那种批评物权法草案有关国有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之国家所有权的规定纯系毫无意义地重复宪法规定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物权法并非前述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创设依据。
2.权利所表现利益之性质
除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等重要财产之外，其他尚有未被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所有的财产，包括公有物和公用物等。这些财产由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予以具体规定。但是，无论公有物或者公用物由民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规定，因其权利所涉并非个人利益而系社会公共利益，其权利具有与一般私权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性质。故依照公权与私权划分的另一种学说即“利益说”，此等所有权仍应定性为公权而非私权。
由上可见，所谓国家财产应分为公法领域的财产与私法领域的财产两部分。凡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因其处于国家之静态支配状态或者处于公法关系之领域，其所有权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流转，故其权利性质应属公权。凡进入民事领域即私法领域的财产，即成为政府机关等公法人或者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法人等私法人的财产，由经济学或者所有制的角度观之，这些财产不妨称为“国有资产”，但从民法的角度观之，这些财产为民事主体享有所有权的财产，非为“国家所有”的财产。国家机关在运用这些财产参加民事活动时，不得依据其公权力载体的身份，只能依据其私法上主体的身份；而国有企业本身即非为公权力的载体，故其财产更不能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三）国家所有权的特征
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质，亦可通过分析其权利特征加以说明。
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因其关涉公共利益，故因之而发生的法律关系应属公法调整。就其所有权的特性而言，可以发现：
1.国家专属财产所有权不具民事上的可让与性。
2.国家所有的财产不得被强制执行。例如，公有物以及公用物一律不得被纳入破产财产。
3.国家所有权原则上不适用物权法的具体规则。例如，国家所有的土地等不动产所有权不适用物权变动的公示规则；国家所有权不适用共有、善意取得、取得时效以及占有保护规则，等等。
4.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不处于同一法律关系领域（一为公法领域，一为私法领域），故其相互之间不可能居于完全平等的相互地位。其表现为，国家所有权是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载体，此种利益当然高于私人利益。据此，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得强行将他人之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如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私人财产），或者基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使需要而强制消灭他人之所有权(如强行拆迁私人房屋），或者基于公有物使用的需要而限制他人所有权的行使，即使他人之权利的行使完全符合通常的准则（如基于军事设施使用的需要，限制其周边的居民以正常的方式使用土地或者建筑物）。
很显然，如果将国家所有权定性为“私权之一种”，则其在权利设定变动以及权利行使等诸方面即应与私人所有权适用相同的法律准则，但整部物权法所规定的有关物权设定变动以及物权行使的基本规则，几乎均不适用于国家所有权，此足以表明国家所有权应属公权无疑。
二、物权法与国家所有权
（一）物权法应否规定国家所有权
如前所述，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法律部门设置的基本方法。依照一种并不绝对的划分界限，公的利益主要由公法保护，私的利益主要由私法保护；公法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个人对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侵害；私法的任务，则主要是防止国家公权力对私的利益的侵害
。因此，作为私法的物权法，应当对民事生活领域的财产权利（物权）之得失变更及其法律保护做出规定，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对一切财产利益的保护任务。公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主要由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据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确认，应由宪法规定；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和保护，应当由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规予以规定。简言之，物权法应主要确认和保护私的利益。
但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来都仅具相对性，亦即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的区分，只是对某类法律或者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之基本属性的揭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2]即在公法中有可能包括私权的规则，在私法中亦不妨包括公权的规则。而各国法律何以“将各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关系归属于这个法律领域或那个法律领域”，依据德国学者的观察，“历史原因的影响”发生了重要作用。[3]这就是说，各国的立法政策、立法传统，均有可能是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发生某种程度的模糊。而现代社会发生的所谓“公法私法化”（如在宪法或者行政法中更多地规定私权规则）以及“私法公法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公权力的约束和影响），则是此种交叉和模糊因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
纵观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可以发现，各国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模式并不相同：德国民法及其强调其民法的私法性质，未对公有物或者公用物作出规定，亦未对国家强制征收私人财产做出规定（此种规定交由德国基本法作出[4]）。但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士、泰国、伊朗、墨西哥、智利、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大陆法国家，则普遍在其民法典中对于公用物或者国家所有权作出某些基本规定乃至具体规定，不过，对于国家征收私人财产问题做出规定的，仅只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法典。[5]
为此，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物权法上可以规定公有物和公有物以及国家征收、征用的一般规则，其中，有关国家征收、征用的规定，应从限制公权力滥用的角度着手。但对于国家就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的创设，我国宪法已经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故物权法不应予以规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模糊，“民法与私法概念的合二为一”，[6]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民法中注入某些公法规则，并不影响其私法性质；物权法对于国家财产做出某些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变成了公法。换言之，如果物权法不规定国家所有权，只能说明民法的私法性质被立法者予以强调，但如其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只不过说明了立法者基于其立法政策，在民法中更多地注入了公法的因素，但物权法对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并不能表明此种所有权即当然具有私权的性质，更不能表明物权法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物权法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我国宪法有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毫无疑问表达了国家对公有财产的侧重保护，但这一原则，却不应写进物权法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作为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器，法律的作用是确认不同利益的边界，协调其利益冲突而非加剧其冲突。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其主要目的有三：
首先，从立法技术来看，公权与私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公法关系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系以公权主体的身份参加，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其基本特征是主体间存在隶属关系；而私法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系以私权主体（民事主体）身份参加，涉及到的私的利益，其基本特征是主体间地位平等。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公法与私法之完全不同的调整方法与基本观念。如果诸法混杂，公私不分，则法律规则的设计和适用，将成一团乱麻，难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
用。
其次，从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来看，公权与私权分别代表了彼此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利益。划分公法与私法，不仅可以正确界定公权与私权之准确范围，明确其权限边界，而且可以确定公权与私权有可能发生冲突与碰撞的临界点并予以整合，以此防止冲突的发生以及确定解决冲突的准据。
第三，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公权以国家为主体，私权以个人为主体；公权为强者，私权为弱者。为此，为防私权遭受公权之侵犯，须将私的生活（市民社会）与公的生活（政治国家）相分离，以民法规定私人生活的基本准则，奉行私权神圣、私法自治之原则，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以此达成公的利益与私的利益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的目的。
上述分析表明，公法与私法各有其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价值追求目标。公法重在保护公的利益，私法重在保护私的利益。就财产权利而言，宪法和其他公法重在保护国家财产权利，而民法则重在保护私人财产权利。两相分解，两相配合，两相抗衡，利益平衡方可获得。与此相反，如果把国家财产的确认、管理和保护作为物权法的主要内容，无异于让物权法代替了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的职能。而大量公权力规范的进入，则会使物权法成为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相互交错混杂的大杂烩，使物权法乃至民法丧失其排除公权力非法干预和介入的特定功能。
质言之，法律的原则和基本理念依法律的目的和功能而定，由此产生不同法律部门所遵循的不同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方式，如果公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权（公的利益），私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保护公权及公的利益；公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私权即成为公权的奴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即被打破。如果私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的利益，其结果便是私法被公法所吞没，由此，私法不复存在，私权保护亦不复存在。
为此，“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能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乃至民法的基本原则只能是“私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和理念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3条关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明文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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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玉波：《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第11版，第45页。
[2]引自[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页。
一、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该规定尚出于征求意见的阶段，还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征求意见稿》发送到地方各级法院，其意图自然是让各级法院在执行实践中探索试用，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赋予法律效力。可见，上述《征求意见稿》事实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至于其合理性，需要各级法院在执行中先行摸索，总结规律。
各地法院对上述意见的看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仅仅是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其理由为，无论是审批还是执行，均应依法进行，每一个程序都应有法律依据。对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征求意见稿》，法院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否则，于法无据，法院追加被执行人时没有生效法律的支持，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法院在执行中开始大胆适用上述规定，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从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
本人认为，如果各个地方法院均不去探索适用，上述《征求意见稿》将永远是征求意见稿，永远不会具有法律效力。个别法院及法官出于自身保护的考虑，执行中对新方法新规定不做探索，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所有法院都这样的话，司法的改革和完善将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征求意见稿》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仍有物权法、婚姻法及其解释可以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上述规定说明，夫妻对财产所得的约定，只是对夫妻双方当然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知道此约定。现实中，第三人往往无法获知夫妻双方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如果以该夫妻内部约定约束第三人的话，第三人在交易中的风险就实在太大了。当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时，对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应当以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清偿。既然是以共同财产清偿，说明该债务虽然是夫妻一方对外所负，但只要债权人不知道债务人与配偶有财产约定，该债务的义务人就应为债务人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如果该债务进入执行程序的话，法院就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具体追加的程序，一般应由债权人提交追加申请，法院不应主动以职权追加。因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是债权人的权利，法院应尊重其在执行程序中的意思自治。当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时，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执行法官应将案件转交专门行使执行裁决权的法官组织听证，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可以在听证过程中提交证据，以证实该债务为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依据婚姻法的上述规定，被执行人或其配偶应当提交双方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书面约定以及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事实。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交了上述证据，经质证及法庭审核，认可该证据，则应依法驳回债权人的追加申请。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无法提交上述证据，则法院应当依法裁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维持或驳回裁定为最终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如果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则原执行法院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夫妻的共同财产。
执行工作中，经常有被执行人的配偶对追加不服，其理由是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是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情形，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的话，就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而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院仅仅因为当事人无法提供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有关于财产约定的证据而作出追加规定，是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婚姻法的规定。本人认为，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于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之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而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约定的效力，婚姻法规定的很明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该约定才对其产生效力，而其效力就是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有其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反言之，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则约定对第三人没有任何效力，该约定就只是成为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既然该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对第三人来说，该债务人与其配偶之间所适用的就是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如果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逻辑是，夫妻之间可以对财产归属作出约定。约定的内容是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约定的当然效力，对夫妻均具有约束力。约定的扩张效力，第三人知道约定的，在债务履行中对第三人具有效力。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了夫妻约定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对第三人所产生的效力。事实上，该款省略了其余两种情形约定的规定，而该两种情形，约定财产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是可以很简单得从第三款中推理出的。如果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归共同所有，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理，该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自然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为夫妻共同所有，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却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的话，对第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第三人知情的前提下，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则夫妻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另一部分归共同所有的，自认是以夫妻约定所确定的一方的财产清偿。当然，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既包括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也包括夫妻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财产份额。
上述“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的规定，既可以是尚未经有权机关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也可以是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债务。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债权时，其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债务人本人及其配偶行使，也可以在生效文书确认
二、法律文书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时，不可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至少本人从未发现哪份生效文书中确认某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与其配偶无关。但如果确实有生效文书这样确认债权了，则说明该债务具有人身属性，该债务应当责任自负，与其配偶无关。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既不能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也不能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但这只是问题的表明，执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哪些财产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是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来区分，还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区分。区分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主要是确认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将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区分。如果依据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则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动产以占有为准，法律规定登记可以对抗他人的动产不登记就不发生对抗效力。那么，无论在夫妻之间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是一方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第三人来说，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该夫妻一方所有；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夫妻双方所共有。动产夫妻哪一方占有就归夫妻哪一方所有。对于特殊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就为夫妻一方财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就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如果依据婚姻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同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就应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的，则还要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两种区分方式均存在缺陷。
如果仅仅依据物权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姻法中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仅仅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具备效力，对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而现实是，夫妻之间出于各种考虑，其共同财产往往登记在一方名下，即使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也可能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或另一方名下。如果强制以物权法的关于所有权的归属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有过多干涉夫妻内部财产划分的嫌疑。而且，夫妻财产及财产权益除物权之外还有债权、知识产权等等，该种划分方式未能涵盖上述财产权益。再者，严格按照物权法的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会经常造成事实上对夫妻一方权益的侵害。也会增加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制造虚假债务而侵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按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第三人的权益往往被侵害。第三人往往无从知道债务人是否已婚，更不清楚其配偶为何人，也谈不上清楚债务人夫妻财产，而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则可能使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标的突然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上述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以及与夫妻一方产生债务关系的第三人，更进一步则可归结为如何确立夫妻财产权属对外的公示性以及夫妻双方能够行使的权的限度。虽然婚姻法用三个条文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度，但这些规定都是直接约束夫妻双方的，对第三人并不直接具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且第三人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有约束力。如果第三人不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在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在第三人眼中，该对夫妻所适用的就是夫妻法定财产制。同样，夫妻对财产没有约定的话，也应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问题是，对于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往往无法清楚的区分夫妻所有的财产中哪些是婚姻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哪些是婚姻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第三人所获知的仅仅是上述财产的外在公示形式：登记或占有。而当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务关系时，如果对第三人适用的是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的话，那么其之前所面对的财产公示形式将只是一种水中月、雾中花。这样一来，第三人的利益无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无法保障。如果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夫妻一方擅自将登记在自身名下的或自己占有的财产，转让第三人，应用善意取得原理，第三人如果是善意且支付了合理价款的话就可以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同样，夫妻一方可以恶意造成一些债务，善意第三人仍可以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上述两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将被侵害无疑。为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利益一定要保护；为了家庭稳定，夫妻另一方的利益也一定要保护。折中的方式为，强化财产公示效力的同时，限制夫妻双方的权。即，夫妻之间财产的归属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以及第十九条前两款的规定，夫妻财产对外的归属效力以其对外的公示形式为准。夫妻之间仅仅对日常家事具有权，对于对外较大的举债等活动，原则是仅对行为人发生效力。这样，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应作修改，应将该款去掉，并在第十九条之后增加一条，为第十九条之一，“夫妻无证据证实第三人清楚某财产为本法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财产范围的，该财产以其登记或占有形式对第三人具备效力。”“夫妻共同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一、保全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保全制度是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制度。
保全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保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原告的目的往往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一定的义务，如交付合同项下的货物、支付拖欠的货款、返还物品或支付损害赔偿金等。诉讼是需要时间的，即使原告能够胜诉，其间也要经历若干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被告为了逃避判决生效后面临的强制执行，可能会转移或隐匿争讼的标的物或财产，也可能将其财产挥霍一空，从而造成生效后的判决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判决书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原告目的空。如何才能避免判决书成为“空头支票”呢？保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
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
财产保全通常是在法院受理诉讼后作出的，因此试行民事诉讼法只对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作了规定，但从到受理还有7日的期间，消息灵通的被告得知原告后仍可能抢在法院受理前把财产转移或隐匿；被告甚至可能在预感到诉讼来临之前就采取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可见试行民诉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是有缺口的，因此新民事诉法在制定时就增加了诉前保全的规定，使财产保全制度更加完备。
（一）诉讼财产保全
诉讼财产保全指法院在受理诉讼后，为了保证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物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民事诉讼法》第92条对此作了规定。《适用民诉法意见》第103条规定，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场或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
采取诉讼保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采取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给付之诉具有给付财物的内容，有判决生效后不能或难以给付之虞，存在着保全的必要性。而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的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存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不能或难以执行的危险，故不发生诉讼保全问题。
2、须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并不是所有的给付之诉案件都能够采取财产保全，只有具备《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的法定原因，即“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当事人一方的行为，主要是指转移、转让、隐匿、毁损、挥霍财产的行为或将自己的资金抽走、将动产带出国外等以逃避义务为目的恶意行为。所谓其他原因，主要指由于客观原因或物的自然属性，物的价值减少或丧失。如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能变质腐烂等。
3、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申请而采取，必要时，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诉前财产保全
诉前财产保全是指在提讼之前，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诉前财产保全须具备的条件是：
1、具有采取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即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这里的情况紧急，是指因利害关系人的另一方的恶意行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转移、隐匿、毁损财产的行为，或者因其他客观情况，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危险迫在眉睫。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利害关系人是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的人。诉前保全发生在之前，案件尚未进行诉讼程序，法院不存在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后，法院才能够采取财产保全。
3、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是在前提出的，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相比，法院对是否存在保全的必要性和会不会因申请不当而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更加难以把握，因此有必要把申请人提供担保作为诉前保全的必要条件。申请人如不愿或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就只能驳回其申请。
（三）两种财产保全的异同
1、相同之处。都是为了保证将来判决能得以执行而对有关财产采取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在保全的范围、措施、程序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
2、不同之处。（1）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发生在前；而诉讼财产保全是在之后或者在的同时申请。（2）引起财产保全程序发生的主体不同。诉前财产保全只能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而开始；而诉讼财产保全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而采取，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主动依职权采取。（3）法院对提供担保的要求不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则是“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4）作出裁定的时间不同。对于诉前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必须在接受申请后48小时内作出裁定，而对于诉讼中财产保全，则是对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
三、财产保全的范围和措施
财产保全既然是为防止将来判决生效后难以或无法执行而设计的一项制度，保全的范围就应当与法院判决申请人胜诉时确定的给付财物的范围相一致。根据处分原则，法院应当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法院判给原告的利益也不应超过其请求的范围，所以，保全的范围不应当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1款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冻结财产的人。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再对其进行重复查封、冻结。
2、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当事人、负责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得使用该项财产。
3、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以采用变卖后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的方法予以保全。:
4、对不动产和特定动产（如车辆、船舶等），人民法院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产权的转移手续的方式予以保全。
5、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6、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利益，可以限制其支配，并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行。
一、公地的悲剧和财产权分割理论
欧洲和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大多是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G·哈丁教授那篇著名的文章——《公地的悲剧》[1]（P.1243-1248），开始接触财产法的。
所谓公地的悲剧，指的是这样的情形：在一个村庄，有一个公共牧场，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土地的数量以及牧草生长的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每年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当超过这个数量的牛羊进入牧场，牧草就会边的稀疏，草场受到破坏，如果这个牧场属于某一个牧民拥有，多放牧得不偿失，他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可是，当这个牧场属于所有的村民所有，从每个牧民的角度来看，多放牧牛羊的好处属于他自己，而草场因稀疏而带来的坏处是由每一个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得益大于个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可能都会多放牧牛羊，最后，过度放牧就把这个公共牧场毁掉了。哈丁教授的这篇文章阐明，在公有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所有人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整体的崩溃。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
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参与分享人员最多的公共物品，获得的关心最少”。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担成本。“公地的悲剧”，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西方，很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引用那篇文章的意图，是论证和展示私人财产权的必要性[2]（P.252-258）。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当（公有）共有财产制度在经济上不再是有效率的时候，私有财产制度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
但是，以此来论证私人财产权的优越性是不充分的。财产的私人所有和财产的共（公）有实际都是财产权的组织模式，在现实中有不同的适用性，很难说一个必然会比另一个优越。同样以上面的情形为例。该牧场是怎样归属于一个人所有的呢？这涉及对财产权最初的分配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抛开分配正义的问题，假定私人拥有牧场财产权的合理性，也不见得在牧场的私人老板的管理下会更有效益。私人财产权是用来处理财产的所有人和可能与该财产发生联系的其他人的关系的，这样，牧场的私人老板仍然需要把其财产权进行分割，由别人来使用，虽然他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并不能证明在这种模式下牧场会有最大的产出。这可以和投资者选择投资模式进行类比：投资者采用合伙的组织还是公司的组织模式取决于该组织的设立和管理成本与该组织的产出的对比。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一般的情形，财产权全部由个人拥有并使用是不现实的。财产权肯定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分割。总体上来看，财产法的大多数的制度都是向当事人提供分割财产权或者重新组合财产权的机制的。
二、防止过分分割的机制——英美国家的例子
法律的门外汉一想到私有财产，就想到能够在实体上被分割的物。在这种观点看来，不动产就是私有财产权的核心。不动产进行分割，仍然是私有财产，再进行分割，每一部分还是私有财产。但是，若分割到一定的地步，每一部分即使被贴上私有财产的标签，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生产。由于太多的人都享有排他权和使用权，每个私有者都无法单独承受把土地进行可以有效率地使用的合并的成本。这样，资源会被浪费掉。
（一）早期防止财产过分分割的机制
历史上，有许多防止财产分割的理由。在人们发展出税收机制之前，保持土地的完整为公共产品（比如国防）的生产提供了基础。诺曼征服后不久，骑士服役制度要求有足够大的土地以供养足够多的武装骑兵。但是，佃户有足够的社会和经济动因去以再封建的方式分割土地，特别是为了避免缴纳封建incidents.为了应对佃户的不断增长的分割行为，禁止分封法（theStatuteQuiaEmptores）防止通过再封建的方式分割，作为一种交换，授予佃户把未被分割的份额在市场上转让的权利。[①]
还有长子继承权制度，它只允许把不动产的继承权授予长子，也是在英格兰贵族家族内部防止对土地进行物理分割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没有传播到美国，那时美国的土地丰富，普通法发展出其他的机制去避免对土地的过分分割。虽说长子继承权在美国消灭了，但是，现代美国的特留份法（electivesharestatutes）和其他的继承法规则限制财产在继承人之间分割，把没有继承人的未分割土地收归国有。这些规则也起到了维护财产的物理边界的功能。现代财产法的显著之处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允许分割，而不是多大程度上限制分割。
当社会缺乏有效的规则去阻止财产权空间上的分割的时候，对土地的持有的权利将随着继承而逐渐分裂，这会刺激社会采取激进的措施去集中土地权利，以便使土地可以进行有效生产。在布莱克斯通时代，主要的土地集中过程是通过“圈地运动”这样的机制完成的。虽然圈地运动的历史非常复杂，经常遭到人们的诟病，但是不可否认，圈地运动虽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成本，但在客观上，圈地运动通过废除在小块土地上的利益，把土地保留在一个更经济的规模之上，达到了阻止土地分割的效果。
（二）现代的土地使用控制
现代的美国法采取一系列的直接和间接的策略去控制实产的过分分割。比如，城市规划规则（zoning），以及规定分割土地的最小面积标准。若没有相关的规制，所有人可能会对土地进行过分的分割，而不顾及对邻居的影响或负的外部性。个人一般考虑不到把财产重新联合起来所要花费的代际成本（generationcosts）。另外，财产税和登记费也是有效的、间接地防止土地过分分割的策略，虽然说把土地捆绑在一起并不是这些制度的直接目的。
（三）防止法律上过分的分割
不少分割问题出现在所谓的法律上的物，或者说是抽象的财产上面。对法律上的物而言，是黑土地上的所有权（feesimple）、而不是黑土地本身成为私人财产权的核心。被分割，该法律上的物可能会产生现时的利益和将来的利益，或者分割为自由保有地产（freeholdestate）和非自由保有地产（nonfreeholdestate）。再进一步分割，法律上的物可以被分成限定继承地产（feetails）和地役权（easement），以及其他的被物权法定原则允许的形式。和对物理上的物的分割相类似，对法律上的物的分割虽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价值，但是会降低资源的生产力。
信守“物权法定原则”是防止财产在法律上进行分割的主要方法。
在理论上，物权法定被认为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法上的原则。但是，如果从功能上看，英美法上不少限制财产权过分分割的制度都在事实上起到了物权法定原则所起的作用。英美法上有众多的原则都限制在财产上设定具有不确定性的、对第三人产生外部性的未来利益。一般而言，附有条件的未来利益限制了财产的转让。
1．限制财产权过分分割的第一个规则是“雪莱案规则”（RulesinShelly‘Case）[4]P80-82.它是一种合并规则，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将条件继受权与终身土地利益合并为完全所有权的转让。如转让条款中给甲终身所有权，若继受权属于甲的后裔，或甲享有的是限制性继承所有，则甲本人变成继受权的所有人。由于甲既拥有该地的终身所有权又拥有其继受权，因此，甲便拥有该地的完全所有权。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如甲拥有终身所有权，同时也拥有继受权，则二者便合而为一，甲拥有完全所有权。除非甲的终身所有权和继受权之间，还有一个继受权。这种情况下，甲的两种所有权便不能合并成完全所有权。另外一种不能合并的情况是甲的两种所有权之一或两者都附有前提条件。如果甲的两种所有权之间的所有权只是一个有条件的继受权而非既定的继受权，则该有条件的继受权便被废除而失效。
2．第二个规则是“21年规则”（theRuleAgainstPerpetuities）。这是一个反对永久性占有的规则。土地的所有者试图将地产无休止的保存在自己家族中，而这将妨碍财产的可转让性，因此，法院创造出“21年规则”，用来限制土地所有者创设的未来利益。但是，这一规则只限制受让人的未来利益，有条件的继受权和两种取代权。它不限制既定的继受权，也不限制赠送人的未来利益。
该原则可以归纳为“在土地转让产生时，任一权益相关的人（如终身土地权益人）死后21年之内，原转让书所设定的未来利益仍未变成占有权或既定的继受权，则该未来利益便无效。”该原则的目的是防止有条件的未来利益无休止地对现有利益构成威胁，影响其可转让性。如，“原所有人将黑土地转让给甲供其终身享有，甲死后他的第一个活到21岁的子女继受。”这一条款不违背“21年规则”。甲死后21年之内，继受权要么归他的第一个活到21岁的子女，要么回归到原所有人的名下，不至于会一直无休止地不能确定。[4]（P.80-82）
在对财产权分割的问题上，法律控制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的平衡，而非一律地允许分割或不允许分割：过分的分割使得在财产上拥有决策权的人太多，不利于财产的管理，不利于财产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也不利于财产的转让；而一律不允许财产的分割，同样会违背财产权的可转让性的特征，不利于财产资源向更有利于资源使用的人手中移动。实际上，法律所限制的只是那些过分的分割和转让。
三、财产权分割理论的发展和简要展开
（一）主体对客体关系的模式
主体对客体关系的模式可以按图表-3所显示：
（图表-1）
主体客体
单个人有体物：可做物理上的分割和抽象的分割
多个人无体物：仅可以做抽象的分割
组织
财产权分割反映的是人和物（社会稀缺资源）之间的不同形态的控制关系。财产权的分割和以下要素相关：主体人数，客体形态以及时间维度。通俗地讲，所谓对财产的分割就是多个主体对同一份财产分享权利，首先当然与主体人数有关；客体的形态也直接影响对财产分割的形式和效果；而对于财产权利的分享要么是多个人同时分享，要么是先后分享，要么是混合状态的分享模式。下面我们主要从不同数量的主体对于不同形态的财产的控制形态来分析，时间的要素隐藏在分析的过程之中。
1．单个的人，对单个的、物理范围确定的、有体物的关系。此时。权利（利益）范围的确定（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定价”）是最容易的。对财产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只归一人，而财产权的观念首先要强调对权利人主观价值的尊重和保护。
-财产权的分割简论
（1）单个的人对有体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可替代的动产。举个例子来说，我对我的一本英文原版的法学论著拥有所有权，我的权利应当被别人尊重，乙不能因为他会更认真地读这本书，而我仅仅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做装饰品就可以把书拿去。法律对我的所有权进行保护的方法是保护我对物的事实上占有的维持。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判令乙原物返还；若乙提出用一定的价格补偿来代替原物的返还，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除非原物的返还已经不可能——物已经被毁损或者出卖给善意第三人。即使是原物返还已经不再可能，法院虽然只能判令损害赔偿，但是，这个损害赔偿必须考虑我的主观价值，其具体体现是要避免乙通过该“强制买卖”取得利益，也可以对乙进行适当的惩戒性的损害赔偿。该救济虽然会因为乙拿走该书的方式的不同（趁我不注意拿走——侵权，或者借走不还——违约，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违约和侵权的竞合）而有少许不同，但是，法院在估价的时候一定要把当事人的主观估价当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虑。
对可替代的动产。可替代的动产的价值容易确定，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可以轻易找到该物品。这样的话，我的权利就不具有特殊保护的充分理由，乙把该物拿走，只要不构成盗窃、抢劫等具有行政和刑事违法的行为，若乙答应对我进行损害赔偿，法院一般没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货币，货币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以国家为最终承兑人的一种债权，由于国家的信用是强大的，因此，承兑人违约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体现在货币上的债权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样，货币取得了动产的地位，只不过它是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动产。由于货币本身的特点，把货币所有者的权利当作物权来保护和当作债权来保护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区别。
但是，在不少的情形，动产只是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只能在完全具有可替代性的物与完全没有可替代性的物之间摇摆。在该动产上设定的财产权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可以看出，财产的性质对财产权的性质和法律结构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2）单个的人对不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动产进行物理上的、直观的支配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动产的支配只能是法律上的支配。
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土地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等级划分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想象这样的情况：甲将一片土地让与乙。如果完全遵守资产阶级制度的所有权规范，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乙取得了那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唯一的法律关系就将是乙这个人（persona）和自由保有地这个物（res）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甲可以将土地转让于乙，但这样做只不过是让乙来做他在封建等级关系中的替身，要求乙向某领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在封建领主的权益里面，对那些日感窘迫的领主说来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若乙亡故，由其嗣子（在英国通常是长子）继承乙的利益时，须向领主缴纳一笔费用。[5]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人身的依附性。但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依然具有特殊性。
人和特定的、不容易被价值化的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问题。西美尔指出，“…没有转化成金钱之前，固定的实物迫使我们依靠（在）保存它和实现它的诸种条件上。……物体对我们行为的限定与某个人施加的限制同样严格。”[6]（P.317）人与特定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类人身”的性质，这当然不是指那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大地母亲和儿女”的感性的情感关系，而是指土地对于农民身份的限定。早在一个世纪前，西美尔就论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对农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完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财产价值，土地对他意味着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土地是农民兴趣的一个中心点，土地是决定农民生命的一种价值，一旦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土地本身，他就失去了生命所依。”[②]
由于不动产在其特征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财产权的所有人对不动产价值的主观估价更应该受到保护。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具体到我国农村农地的使用权问题。若把该使用权当作农民的财产权来尊重的话，你就不能仅仅以自己可以比农民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用为由，就强行剥夺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土地流转是给土地强行定价，被动的价值化有利有弊。我们会另文讨论价值化的优点和缺点。
2．单个的人对无体物的关系。
无体物主要是以知识产品为例。
由于知识产品没有外在的形体来形成权利的客观边界，权利人对其进行物理的和实际的支配是不可能的。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是由相关的权利书用法律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无体物上面的权利的边界更需要法律去界定。
知识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应当保护权利人主观的估价。但是，权利人权利的绝对性是受限制的。法律上一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进行了规定，而且还有“强制许可”制度（类似英美法上的taking制度，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平衡权利人的垄断（holdout，有台湾学者把它翻译为“钳制”）地位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减损。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学者指出，即使是私主体侵犯了知识产权，法律提供的救济也应当采取灵活的策略，以避免过分保护财产权的绝对性。以著作（版）权和商标权为例。甲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乙）的作品当作商标，由此产生纠纷。处理的方法有两个：（1）是禁止商标使用人继续使用该商标；（2）是责令商标使用人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用，使他获得正当的权源。[7]（P.172）这两种可以说都是“合法”的救济方法，但并不都是“合理”的救济方法。特别是在甲已经在使用该商标的过程中确立了良好的商誉的时候，禁止商标权人继续使用该商标，将会减少社会的共同的福利。更重要的，这种救济方法对权利人也并不一定是合算的。
总之，在独特的有体物上设定的单数的主体的财产权是财产权的范型；以非特定物设定的对物性质的权利，以及在无体物上设定的财产权在某种情况下偏离了（自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
3．复数的人与物的关系
若主体多元化，支配的后果就产生利益多元化（对财产权的过分分割所揭示的问题），对增添价值的分享和对内耗掉价值的负担问题就应运而生了。下一部分我们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
（二）人与物的关系——财产权的范型与对财产权范型的偏离
1．单数和复数主体
“11什么时候大于2？什么时候小于2？”这一问题包含了一个分析结构：一个人拥有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③]，他什么时候选择与别人进行协作和交换呢？应该说是与别人协作或者交换的收益大于他个人对财产进行占有和使用的时候，他会选择与别人合作，去分割自己的财产权。而与别人协作是有协作成本的。比如，与别人进行交换，有缔结合同的缔约成本；与别人合伙，设立企业，有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这样，只有在刨除这些成本之后，他的财产权的价值增加了，他才会选择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权。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财产权的分割好与不好。这需要财产的所有人依照不同的情形进行衡量。
所有权的观念中，一直被人忽视的是，所有者的财产同时也是责任财产，所有者拥有对某一特定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应当承担该财产上（管理和使用）所产生的责任。所有权的主体若是仅仅有一个人，当然权利的范围清晰，当事人的权利形式的边界确定，相应地，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也确定。受该所有权影响的人在与所有权人打交道的时候，对方当事人也容易选择。而且，所有权主体的单一意味着决策主体的单一，便于物的效用的发挥，这是其优点。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1）内在地看，若所有人一个人控制和支配所有权的所有本质，他反而无法实现其所有权的所有本质。所有权人就会丧失社会分工和协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④].（2）外在地看，所有人自己控制所有权的客体，或者说，所有权人一个人对所有权的一切方面具有决策权，所有人如果不放权，那么可能会形成垄断的效果，不利于形成财产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限制财产的流通，不利于创造财产权的激励机制的产生。法律上有很多方法解决这些不愿意分割财产权所带来的钳制和垄断问题，最明显的是知识产权中的强制许可制度，还有征收制度、土地公有制度。（3）禁止所有权滥用的法律政策的目的也是如此。
我们首先承认财产法是调整人与人就资源的使用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财产权是这种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利益的实体化。但是，就财产权的具体的结构和调整模式，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观念。一种财产权的调整模式是依照绝对的个人的所有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个人拥有对财产的绝对的支配权。国家授予财产的所有人以对财产的垄断的管理人的地位，个人意志的哲学观念和自然权利的法学理论更增加了这种权利观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个人财产权是个人与趋向于自我膨胀的国家政治权利相对抗的强大武器。然后，人们发现，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仅仅由自己对财产进行支配是不行的，必须构建新的财产管理结构。契约是进行这些新的管理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契约本身也是一个个人管理自己财产的结构安排，同时，一些新的管理结构——公司、信托[⑤]等等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新的管理结构虽然都是以契约为基础，但是，基本上都取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人们为了方便，把财产的最初的所有人在新的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仍然称作“所有人”，但是，他们在事实上和个人所有权中所有人的地位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
个人财产权所提供的财产权范型在不少的领域内仍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但是，它不会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了。
新的财产权结构或类型的出现，大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个人所有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财产的所有人是财产的使用和处分的最权威的人，他对财产的管理具有垄断的权力，他对财产的主观的价值评价是不能被其他主体包括国家随意地取代的。但是，其垄断地位的合理性在新的财产结构安排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的削弱，是以获取比较大的得益的可能性为平衡的。
2．财产权分割的类型
杨振山教授在研究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后，提出了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的理论。他认为，所有权是万权之源。民事主体在财产法领域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取得财产所有权。其他的具有经济属性的民事权利都是所有权的实现方式[9]（序言一）[10]（pp.84-88）。
在这里，我们把个人的所有权当作财产权的标准形态，而所有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凡是财产权的主体的人数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就意味着该财产所有权已经偏离了纯粹的（标准的）所有权概念。
（1）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共有等实际上是对典型的个人所有权概念的异化。
有学者认为，所有的物权均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主体，离开主体纯粹抽象的权利规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物权法在调整传统公有制体制下形成的财产归属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11]这里他只是强调财产权主体的特定性。我们这里更强调财产权的标准形态应该具有单数的主体。
权利的主体一旦多元化，（共有，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则权利的结构发生变化，相应的，权利的内涵也发生变化。我们在初学民法的时候，被告知，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或某一群体的人民对特定份额的国有财产拥有所有权。这和企业法人制度中的财产（资本）维持规则一样，是为了促进国家作为主体的人格之形成。所以，国家在其政治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和企业的功能具有可类比性。
-财产权的分割简论
如果承认“企业所有权是实现个人所有权的一种方式[⑥]”，我们进而就可以这样类推，即，集体所有权、国家所有权以及共有关系都是实现个人所有权的一种方式。这是典型的私法的逻辑。我们在法学理论上强调共有并不是所有权的一种类型，[⑦]但是至少可以说，共有也是实现私的所有权的一种结构。
实际上，一旦财产权的主体变为复数，法律就不仅仅需要以强制性的规范规制各个主体之间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的消极外部性的问题，而且还要为多个主体之间设定组织规范，这些规范也不是全能的，还要以授权性规范留有一定的空间，让这些主体去约定其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偏离单数主体的模式，财产权的最初的归属模式就要加入一定的组织的因素。
在不少的国家，财产权授予权利主体以处分其财产的绝对的权利。德国民法典（903条）、意大利民法典（1865条）和法国民法典（54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实际上都是以单数主体的财产权作为潜台词的。这些陈述在表面上没有争议，但是，一旦涉及到共有的问题，该原则就无法贯彻如一。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拥有对财产的决策权的时候，所谓绝对地行使财产权就成了空话。[12]（P.609）在处理共有的问题上，传统上的处理方法有两个：（A）促使使用权的重新合并；（B）把排他权授予单个主体。普通法上体现共有的制度为jointtenancy，为了达到上面的两个目的，普通法增加当事人通过协议创设jointtenancy的难度，使得当事人比较容易地就可以从共有关系中摆脱出来。[⑧]有这样一句拉丁法谚：“（nemoinvitusadcommunionemcompellitur.）任何人不得被迫与别人共有财产”。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2）合同债权、他物权、股权（自利权和他利权）、信托，继承权等等，都是为了实现所有权而进行的权利结构的安排。比如，学者们一般都特别强调股权和其他财产权的区别，认为股权是一种社员权[13]，实际上，岂独股权如此？财产权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化的权利。包括最纯粹的财产所有权和合同上的权利，一定的管理因素和组织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管理结构，物对权利人的“类人身”限制是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在合同权利方面，“关系契约”和“合同结构”的提法意味着合同里面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管理权。
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把所有的财产权形态都统一起来了。可以这样认为，广义的财产权制度是为扩大所有权而提供的组织制度。在这些具体的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与别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分享自己的所有权，进行价值交换，多个人参与到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过程中来。就所有权人而言，构成了对其所有权的分割。财产权的典型是所有权，而所有权的典型是个人所有权。财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了对财产权的分割。而无论是对什么形态的财产的分割，都会产生对价值化的需求，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
Abstract：wefirstlyintroducedthetheoryoffragmentationofproperty；thenweclaim，alltherights，whichcouldbelabeledas“propertyright”（ascomparedwithpersonalrights）aredifferentwaysoffragmentingthemodelpropertyright-ownershipright.Weusedifferentstructuresofrightsandobligationstoacquireandaccumulateproperty.
KeyWords：propertyfragmentationofpropertytypicalproperty
本文是赵廉慧博士论文摘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月。
注释：
[①]《禁止分封法》是英格兰古法，通过于1289年，“该法突破原来的限制，允许非直属封臣自由转让自己保有的土地，但同时限定，买受人或者受让人取得土地后不是向出让人效忠服役，而是向出让人的领主效忠，即受让人还是从出让人的领主处而非出让人本人那里保有地产。这在事实上取消了次级分封，从此再也不能创设新的封地，从而保证了领主对于封地的控制及其所享有的附属权益，巩固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分封体系。”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135页。
[②][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第318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原书出版于1900年。
[③]从逻辑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进行与别人的协作与交换，所有人根本不能发现自己的财产的价值。也就是说，一旦产生财产权的主体多元化，财产的所有人就必须对其财产权进行价值化。
[④]在其著作中，巴泽尔分析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那个例子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另外，巴泽尔还对独占所有权的成本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成本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性的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形式不可能完全与产生最高产出的人力技能的所有权形式相匹配”，另一方面的成本产生于独占性所有权会产生专业化损失（lossinspecialization），“尽管独占所有权的确消除了偷懒的激励，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也被抛弃了”。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52-53页。
[⑤]我们逐渐熟悉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概念，其实，合同的治理结构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
[⑥]企业本身没有自己存在的目的，有的只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单个的人的具体目的，企业的法人地位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归属逻辑而已。所以民法理论上把有关企业（法人）的规范和的规范等都称为归属规范。
[⑦]我认为，共有不被视为所有权的一种类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商业的领域内，共有是一种契约安排，有着复杂多样的结构，无法把它纳入在财产权标准化的权利模式之中。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权利根本不象是所有权人的权利，共有人之间的权利安排一般而言不应该有对抗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效力。
[⑧]共有的四个条件：第一，所有权资格（title）一致，即，两个联合占有权的拥有者必须在同一次的转让中获得他们的所有权，或者他们通过实效占有一起获得他们的所有权。第二，时间一致，指所有的联合占有人必须同时获取其联合占有权或该联合占有权同时变成既定财产。第三，利益一致，指所有联合占有者必须拥有相等的权益，而且，所有权益的类型（持续时间）也必须相等。第四，所有联合占有者都必须占有财产的全部。参见，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第82-89页。另参见，上引FrancescoParisi，EntropyinProperty，p609.这些严格的条件都是在限制共有模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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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合同，又称损失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以财产和与其有关的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担上述各类保险标的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财产保险合同是一种“填补损失”的合同。财产保险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性质，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是指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害时，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该原则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补偿额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损害补偿原则受到的限制主要有：
（一）保险金额的限制。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一般情况下，保险金额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只能等于或低于保险金额而不能高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最高赔偿责任也只能是保险金额。在此须引起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保险法》第49条、51条还规定：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失而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可能出现保险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情况。
（二）实际损失的限制。有实际损失是保险赔偿的基本条件。财产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财产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对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是补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赔偿金额的确定以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三）保险利益的限制。保险合同保障的是投保人的保险利益，补偿的是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损失。《保险法》第12条、第33条的规定表明，投保人对投保标的享有保险利益，既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也是保险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投保人的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而且决定保险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险法》第12条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对于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利益成为保险合同有效的基础，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原则之一。投保人要取得与保险人建立合法有效保险关系的资格，必须满足《保险法》第12条关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规定。具体说就是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非财产的所有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如对特定财产有实际而合法的利益，也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受到损害，其经济利益也随之受到损害，就表明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到损害，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受到影响，则说明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可在保险标的出险时获得赔偿，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利益的金额。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应是合法的且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根据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通则，构成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必须是属于经济上的确定的合法的利益。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损失，如要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不能用货币量来计量，则无法通过保险方式来填补损失。通常情况下，根据保险利益确定保险金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和给付保险金均受保险利益限制，即只对具有保险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当事人申请保险赔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正是为防范有人利用保险合同进行有损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投机活动。
在确定保险赔偿数额时要综合考虑损失补偿原则以上三个方面的限制，通常情况下，赔偿金额既不能超过实际损失，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或保险利益。
二、如何正确确定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一）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的确定。保险价值一般是指财产投保或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保险价值在财产保险中表现为现有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责任保险合同中不存在保险价值，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承担的责任是不确定的，故仅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预先约保险金额即可。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保险人所负损失赔偿责任在法律上的最高限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以下二种：
1、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财产保龄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目前，我国的保险法中并无关于定值保险的明确规定。凡属定值保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无论所保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保险人都要按保险合同上订明的保险价值计算赔款。但是定值保险合同一般只适用于特殊的保险标的，如古玩、字画、文物等一些很难确定其本身价值的物品，为了避免争讼，需要双方事先约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进行保险，但这种合同可能由于估价过高或过低造成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均衡，这种合同的运用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2、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在保险事故已经发生需要确定保险金额时才去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是不定值保险。因此，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不记载确定的保险价值。绝大多数的财产保险合同都是不定值保险合同。由于保险财产的赔偿是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原则，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通常按保险标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即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
（二）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具体的保险标的，根据其保险价值而实际投保的货币金额，它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当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赔偿金额的给付不但要受保险金额的限制，还要受实际损失、保险利益等因素的限制。保险金额的确定应以保险价值为基础，但是却不一定等同于保险价值。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对比关系来划分，保险合同分为三种类型，不同保险类型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不同。
1、足额保险合同，又称全额保险合同，是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合同。这种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标的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部赔偿，这时保险金额等同于全部价值，又等同于赔偿金额；如果保险金额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则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实际损失数额赔偿，这时保险金额小于保险金额，等同于实际损失数额。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6-0015-02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作为重要的生活工具渗透到了千家万户，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或多或少的网络纠纷。从QQ可否继承的争议到淘宝皇冠网店如何继承的问题，随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财产继承争议接踵而至，而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了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具有广泛的利益性和社会需求，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继承法范畴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概述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
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与现实具有隔离性的网络空间中、以网络空间为载体，能够用现有的度量标准衡量其价值的数字化新型财产，其中具有比较普遍认知性的包括淘宝店铺、Q币、游戏装备等，此类财产是网民用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在网络虚拟世界中买入的用来满足自己精神上需求或者用以获取收入的信息资源。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虚拟性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组电磁记录，是存储于一定的服务器上的电子数据。这些记录只能依赖于网络空间，它所表现出的形态也存在于网络世界中，是一种虚拟社会里的虚拟财产。它与现实世界的转换依靠它的其他属性来实现。
2.价值性
财产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所耗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财产应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般用货币这一商品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网络虚拟财产如游戏账号的等级、淘宝店铺的信誉等这一般要耗用一定的时间去实现，同样也可以用与其相当的货币来衡量其价值。
3.时间性：网络虚拟财产有其存续的时间期限，但这种性质并不能阻断其作为财产的本质，比如债券、支票、本票等票证也是有时间期限的，但它们仍然是属于财物，其中的少数还属于现金等价物。
（二）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从物权的属性上来看，传统的物权理论认为物权的客体应占有一定的空间并是有形的，即具有有形性和独立性的特征，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物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既有有体物也有无体物。物的范围早已不限制在有形、有体的范围内，只要其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支配可能性或管理上的可能性都可以被认定为物。现代各国的立法确认空间为物，便是物的概念扩张的结果。由此可见，物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只要不危及物权体系的基本理念，对其中的个别部分进行修补都在允许的范围内。由此可见，虚拟财产虽然是无体物，但其仍然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虚拟财产被归入物的范围，是时代的趋势，是社会的需求。
众所周知，网络用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大多数还具有转让该用益物权的权利，而所有权仍归运营商所有。网络用户拥有以上权利是基于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所签订的服务合同，网络用户在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对网络运营商也负有一定的义务。通常网络运营商会限制网络用户一些行为，要求网络用户遵守一些不作为义务。如果不履行义务，网络用户将丧失对虚拟财产的相关权利，这又表现出债权的属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事物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使得物权与债权的界限在某些场景下显得不够清晰，同时具备物权和债权的特征。可以看出，虚拟财产就具有这一特性，可以认定它属于一种新的混合型权利。
二、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一）虚拟财产不属于现行《继承法》的遗产继承范围
虽然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它可否认定为我国继承法中的遗产呢？我国《继承法》第三条对遗产的范围作出了规定，即：“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我国的继承法对于遗产范围的规定采用了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显然虚拟财产不属于前六种界定。那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从《继承法》所列举的情况来看，被纳入遗产范围的财产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虚拟财产是可以被解释为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的。但是我国大多数虚拟物品纠纷案件被定性为侵犯通信自由或者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而非盗窃罪，似乎又不承认其是合法的财产性权利。随着虚拟网络世界的丰富，由网络财产引发的纠纷时常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虚拟物品迫切需要《继承法》作出新的界定以对其进行管理。
（二）网络虚拟财产可纳入继承法范围的理由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是归网络运营商所有还是用户所有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归网络运营商所有，即网络账号及其附属物等一切都归网络运营商所有；另一种认为归网络用户所有，即账号归网络运营商所有，而由用户自己从零到有创建起来的付出劳动或金钱等有价值的虚拟财产则归用户所有，如Q币、网游装备、网店信誉等。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网络运营商和用户通过自愿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网络运营商通过提供网络平台的相关服务，并享有收取一定服务费用等的权利；而用户负有支付费用等的义务，同时享有创建并使用平台账号等的相关权利。用户在使用账号的过程中所购买的Q币、装备等都是其花了一定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创建的属于自己的虚拟财产，这样的虚拟财产应属于用户的个人财产，用户对这一部分财产具有排他支配的权利，即使是网络运营商也不得随意干涉。
网络虚拟财产的组成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它的继承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一个网络财产可能由很多份网络财产组成，就好像一组数据是由好几个程序有效运行而形成一样。对网络财产进行继承，首先要对其进行分割。将其分割成属于网络服务商和属于网络用户的两部分。这一标准可以遵循是否耗用了网络用户的劳动时间或者是网络用户是否付出了相应的对价，即在该虚拟财产初始状态下至它现在所呈现的状态间增值的部分。这一部分可按市场价来衡量其价值，没有市场价值就按双方协商的价格，双方无法协商就参照该网络虚拟财产相似的网络虚拟财产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价格。另一类网络虚拟财产不具备财产意义上的增值部分，仅仅在该虚拟财产上增加了依附于具体人格的电子数据，如图片、文字、邮箱地址等。这一类财产的继承意义即安慰被继承者亲人的心灵的缺失，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意义。有观点指出这类财产的继承会侵犯被继承者的隐私。隐私是仅对于有权利能力的人而言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止于死亡，当自然人死亡时，权利能力终止，自然也就不存在侵犯其隐私的可能。可以将具有纪念意义的部分作为财产拷贝出来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由继承人继承。
2012年由24岁淘宝女店主熬夜死亡而引起的淘宝店铺继承的讨论对我国现行的《继承法》造成了冲击。下面以淘宝为例分析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根据2015年4月24日生效的《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第4.1条店铺管理中的第二款规定：“由于店铺转让实质为店铺经营者账户的转让，店铺转让的相关要求与限制请适用本协议3.2条账户转让条款。”根据该协议第3.2条规定：“由于用户账户关联用户信用信息，仅当有法律明文规定、司法裁定或经淘宝同意，并符合淘宝平台规则规定的用户账户转让流程的情况下，您可进行账户的转让。您的账户一经转让，该账户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从以上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淘宝店铺的转移实质上是淘宝账号的转移，在有法律、司法裁定或者经淘宝同意的情况下，只要符合一定淘宝规定的程序条件，就可以进行转让。目前淘宝同意的转让有两种，即支持因离婚和继承的情况下进行店铺的过户。在过户的时候，账号的权利和义务一并继承。但是我国《继承法》并未明确将虚拟财产纳入继承遗产的范围内。然而这种需求是存在的，《继承法》应对其进行明确规范。
三、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立法的构想
我国《继承法》自1985年实施以来已经有30年了，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形式从有形到无形，从单一化到多样化。随着虚拟财产问题日渐突出，现代化的财产形式有待于被法律认可。虚拟财产继承的客体表现为网络信息数据的数字信息或磁条记录，虚拟财产继承的主体是继承人。继承人在向网络运营商提供被继承人死亡证明、遗嘱等以及证明自己是继承人的材料后有权享有被继承人拥有的一切权利，如使用、下载、转让等，并对网络服务商负有被继承人应负有的一定义务，如给付一定的费用等。
那如何将虚拟财产纳入《继承法》的遗产界定范围中呢？目前关于界定遗产范围的规则，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是“正面概括加列举”模式，如我国《继承法》中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并列举了七类具体的财产形态（第3条和第4条）；第二种为“正面概括加反面排除式”模式，如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规定，被继承人财产上之一切权利是遗产，专属于被继承人本身者除外；第三种为“正面列举式与排除式”相结合的模式，例如，在《葡萄牙民法典》中，列举了四类属于遗产的财产，并将基于性质或法律规定随主体死亡而消灭的排除在外（第2025条和第2069条）。由于现在的财产形态和财产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地变化，采用正面列举恐怕无法跟上时展节奏，有些例外情形也难以规定。笔者认为第三种模式具有相对优势，既可以包含一定的例外情况，又能使公民有期待的可能性。把虚拟财产列入继承范围是迫切的，但是这又是需要等待的，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