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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es on Ethical Problems Arose by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 D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objectivity makes the mass media arises some ethical problems when it interact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problems may engender a series of bad influences. So the scientists and the media should combine together and try their best to avoid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media mass medium spread of scienc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eract
科学技术的成果要以一定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样的传播方式既包括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以获得同行承认，也包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让公众知晓。在大科学时代，科技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对公众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因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由于科学期刊主要面向科学共同体，有比较完善的审查制度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对公众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大众传媒与科技的关系及二者互动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大众传媒与科技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科技不是陌生的伙伴，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并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
第一，大众传媒需要科技。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科技信息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成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增大，公众了解科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过于专业化的科学期刊因难以理解，无法满足公众这一方面的需要。大众传媒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公众主要使用的媒体，它能及时将最新的、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科技成果和信息传达给公众，在科技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科技信息已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新浪、雅虎等主要门户网站都有专门的科技频道，介绍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界发生的大事；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的纪实节目包含了大量科技方面的信息，通过收看这些节目，受众可以了解到很多天文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和最新进展。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传播速度更加迅捷，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网络，如今，手机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大众传媒的管理方式等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第二，科技需要大众传媒，这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需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近年来，“科学家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新闻会、寻求媒体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事已经屡见不鲜”，①克隆研究、火星生命探索、器官移植、试管婴儿等科学事件也成为主要的新闻事件，所有主要的电视网、报纸和网站都有报道。科学家如此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科学家的发现或结论很重要，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家有责任尽快向公众传达这一重要信息，这一点在非常时期尤为明显，例如，非典时期关于SARS病毒的研究结果就要第一时间报道出来让公众知晓。其二，科学家希望通过大众传媒对研究成果的展示，强化公众对其研究的印象，争取资助机构进一步的资助和社会对该项研究的支持。例如，虽然机器人技术还不能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但大众传媒对一些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却使人们对该技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其三，一些科学家通过大众传媒确立优先权。通过同行评议系统发表研究结果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等待的过程中可能失去优先权，所以少数科学家选择通过大众传媒把结果直接公布于众。
二、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虽然大众传媒和科技互相需要、互相促进，但由于二者在标准、目标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它们的互动有时会对社会产生没有预料到的、不利的影响。
大众传媒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时新性，它要求媒体要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满足受众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却以客观性为重，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初步的、亟待改进的，一项技术发明很可能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它们需要科学共同体在重复实验中不断地验证与发展，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矛盾决定了大众传媒与科技的互动不会一帆风顺，媒体在处理时新性与客观性的过程中如果有所偏颇，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第一，少数科学家可能为了争夺优先权，通过大众传媒不成熟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事业，因此，科学家们对优先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实际上它们成了科学家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②正常的科学检验制度是重复实验和论文审查，这要求科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同行严格评议，以此确保其客观性。有时候，科学家只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提供详细的数据信息和实验步骤供同行检验，很有可能被其他科学家赶超，丧失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因此，有些科学家选择了大众传媒这一途径，绕过科学检验的程序，直接公布实验结果。如此公布的实验结果因为没有受到其他科学家的检验，其客观性是没有保障的。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如此草率的作为很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危害公众安全。关于冷核聚变的争论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犹他大学化学系主任斯坦利・庞斯和南安普顿大学教授马丁・弗雷斯曼1989年3月2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们发现了在室温下用简单的仪器制造核聚变的方法。但他们并没有详细描述这个实验，基本上没有公布任何重复实验的技术信息。很多实验室开始重复这个实验，但得到相同结论的却很少，一些实验室得到了不确定的结果，还有一些干脆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大部分聚变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怀疑庞斯和弗雷斯曼的特别声明，但媒体并不如此。杂志为这项伟大的发现欢呼，它们的宣传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对冷核聚变的进一步展望。时至今日，冷核聚变仍然是一种假设，没有被完全证实。不管冷核聚变是否存在，庞斯和弗雷德曼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是对科学客观性的违背；而大众传媒在这一事件中虽然是被动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不道德的科学传播行为，体现出其在新闻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大众传媒在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成果时可能会断章取义、失实报道。科学的专业性很强，其概念术语都有特殊、复杂的含义，其结果表达方式也是高度抽象化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外行很难理解。现在，记者收集科学信息的方法很多，包括出席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对科学家进行访谈、参加科学会议、对期刊文章、著作或电子出版物进行摘要、利用搜索引擎和索引系统等。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或不够认真，草率对待科技信息，所以在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断章取义，不实地反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例如，有时科学家在科学会议上报道初步结果，他们并没有准备把这个结果公布给更广泛的受众；有时科学家在科学会议上讨论高度争议性的问题，他们的本意是想让科学同行检验，但缺乏专业知识的记者可能直接把这些问题报道出来。记者常犯的此类错误包括报道内容失实，混淆关键概念，夸大程度，解释说明不够，以讹传讹等。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受众不可能对所有的新闻事件都亲历亲为，媒体报道构建了一种“拟态环境”，受众主要通过接收媒体报道来了解外界环境。作为受众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式再现的信息了解科技的进展，如果信息不实，公众很容易被误导。在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上，这样的报道比较突出。很多报道都有意或无意地把国外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加工”，夸大其词，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例如，啤酒甲醛风波，高露洁致癌牙膏等等。
第三，个别情况下，一些大众传媒带着明确的政治、哲学或宗教任务报道科技新闻，“人们看不见的情感支配着人们看得见的事件的发展”。③例如，为了国防安全，媒体可能失实报道某项军事发明，以便误导敌对国家，产生威慑作用。有时，媒体的歪曲报道会干涉科学的自主性，对科学的进步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扭曲科学发展的方向，例如，前苏联的李森科借用政治力量推广自己的理论，在政治的压力下，全国的媒体一面倒的批判孟德尔遗传学，鼓吹李森科的“春化处理”，使得前苏联的遗传学大大落后于西方。这样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虽然比较少见，但它对科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此也不容忽视。
上述伦理问题对公众、科学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对于公众来说，失实的报道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严重地甚至危害公众安全；其次，对于科学自身来说，这些问题会引导公众误解科学，减少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最后，对于社会来说，在关于科学信息的问题上，无知不是福，断章取义的报道会导致政府和公众在公共健康、环境、产品安全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上作出错误的政策和决策。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三、对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建议
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并不是单方面的，它涉及到科学共同体和新闻工作者两个群体，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对于科学家来说，首先，要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除非有危害公众安全的特殊情况发生，否则都应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发表研究成果。科学的元规范之一就是追求真理，④客观性是保障科学顺利发展的充要条件，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掩盖这一原则。科学家必须认识到：规避科学审查程序、通过大众传媒直接研究成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做有可能使不成熟或有争议的成果过早为人所知，产生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其次，科学家有责任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公众，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克服无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在把结果报告给媒体和与记者的互动中，尽力使伤害最小化、社会利益最大化。教育是克服大众传媒和公众对科学误解的关键。科学家应尽量准确地向媒体和公众传播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发现，尽可能避免科学研究被误解，促进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正确评价。一些科学家已成为公众教育的典范，如斯蒂芬・霍金、珍妮・古道尔、罗伯特・巴克等，他们通过科普读物、电视节目和撰文等方式加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强化科学的形象。科学家只有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才能尽量避免大众传媒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失实报道，减少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第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要充分发挥客观性原则，尽量客观、准确、全面、深入地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能想当然地断章取义、夸大其词，造成失实报道。大众传媒是沟通科学和公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这一特殊的位置决定其必须客观准确地报道科学信息。一方面，记者要具有相关的科学背景知识，能够很好地理解科学概念，熟悉科学方法，在报道时要没有倾向性，不犯统计学错误，不使用不可靠的原始资料，不过分渲染或歪曲报道，不犯推理方面，深度报道重要发现，跟踪正在进行的研究，确保公众得到准确、全面、深入的信息；另一方面，虽然审查科学成果的客观性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但确保报道的科技信息的客观性却是无法推卸的。大众传媒不能为了满足时新性而牺牲客观性，对所报道的信息不加考察，草率报道。
第三，科学家与记者要互相沟通，共同促进大众传媒对科学的良性传播作用。“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李普曼的‘拟态环境’都揭示出：大众传媒的信息产品所构建的世界与人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完全吻合，而是有偏差的，甚至有比较大的偏差。”⑤为了扭转这个偏差，单靠科学家和大众传媒单方面的努力效果是不显著的，两方面必须互相沟通。科学家要尽量简单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成果，记者要尽量准确全面地理解科学家的理论，媒体在发表科技信息前最好能与科学家沟通，得到科学家的肯定，这样才能避免大众传媒在与科学的互动中产生的伦理问题，促进其对科学的良性传播作用，达到大众传媒与科技共同发展的目的。
注 释
1 David B. Resnik: The Ethics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M], Routledge, London,1998,P115.
2 R.K.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4年，第388页。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摘要：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其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广泛化。我们应该科学客观的看待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同志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科技伦理道德的研究，指导科技伦理道德持续深入地发展。
关键词：科技；伦理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第一，需要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对本院较为缺乏的药学临床研究项目进行资金和科研人力投资，争取将科研成果成功运用于本院的实际临床救治中，节约经济成本，提高患者和医院的经济效益；
第二，对于患者而言，需要建立使用药物的一个咨询中心，对于患者在药物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做好解释和指导，降低患者错误用药的几率，并且相关人员可以结合患者疾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提供最为适合和经济的用药方案，在有效治疗的同时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药物浪费和滥用现象。本文中对促进药物合理应用采取的加强管理方法如下：首先相应的卫生监管部门应该履行好监督职责，对于医院临床医师的用药情况做好测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医院相关部门沟通反馈，将问题及时向医生说明，督促其进行改进；对于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对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一小部分非限制性的常规抗菌药物，保证药物的合理使用；对于医院本身而言，需要对药剂师加强培训，创造合适的条件让药剂师参与到临床药物使用中来，协调好医院各类人员的相互学习，如医生、护士、药师之间的互相学习，提高各类人员对药物的认识水平，防止患者治疗中出现用药不良反应，促进药物在临床治疗中的合理应用。
二、结果
本文中，随机选取我院药剂科75种药品，其在2011年3月－2012年9月未加强管理期间，其药物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发生率为35．21％，药物合理应用率为58．21％，在2012年9月－2014年3月加强管理期间，其药物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发生率为15．32％，药物合理应用率为62．64％，这表明通过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降低药剂科的问题发生率，提高了药物合理应用率。
2集体备课的实施
2.1集体讨论定方案
教学方案及流程的开发首先取决于集体智慧。通过讨论，首先制订出每次综合实训的大致内容和流程：（1）教师示教本章节的常用操作（含仪器使用介绍）及与本章节内容相关的补充性操作（满足学生考证需要的操作）；（2）学生分组操作练习；（3）学生完成任务并展示。确定综合实训的大致内容和流程后，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提炼出教师认为应重点教会学生的操作技能。以新生儿护理章节为例，示教内容有温箱与蓝光箱的操作示范、奶瓶清洁与消毒、配奶过程3项，其中第一项只是教师展示，不要求学生练习；后两项是必练项目。练习结束后的任务则以病情观察和健康教育为主要训练内容，主要针对中职学生的薄弱环节予以训练。当大方向设定后，把任务分配给教研室3位年轻教师，分别完成3个章节实训课的细节设计，包括教案书写和材料准备，准备的材料包括病例、图片和视频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发年轻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个人才智和能力，也避免了在第二轮集体备课时“一言堂”或“集体模仿”的弊端，每位设计教师都要向其他教师介绍自己的设计。由于年轻教师经验不足，在具体设计时，可以安排教研室中的骨干教师先完成一份其他章节实训课的细节设计，供年轻教师参照，以完成分配给其的设计内容。这种以老带新的模式保证了集体备课的统一性原则。
2.2集体备课定细节
在规定时间内初步完成3份教学设计后，教研室内开展第二轮集体备课：由每位设计教师向其他教师介绍自己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通过集体讨论进一步修改完善，重点确定每一步的时间控制、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病例中的任务设置等，以保证每位教师在每个班的授课具有同步性。例如，同样是示教环节，新生儿护理实训由于示教内容多，所以占实训用时比例大，但在消化系统实训时，由于示教内容仅为臀红护理，所以占实训用时比例较小。再比如婴儿被动操和头罩吸气这两项操作，由于有相关的视频资料，可以通过视频集中示教，臀红护理和配奶等操作需要教师边讲解边操作，故以教师亲自示范为佳。教师通过临床进修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对实训内容进行集体备课，教师也可以分享临床上更新的知识和技能，讨论如何在实训课中向学生介绍临床的新进展，保证了学校教学与临床工作的密切联系。在本环节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范、统一操作手法，特别是一些在不同医院有不同要求的操作，我们以大纲为蓝本，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为标准，统一操作手法。通过集体备课完成的教案和讲稿，凝聚了教师集体的智慧和劳动，是一种集体成果，可以在组内共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人力。
2.3集体听课定改进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尽管有了细节的设计，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由于每位教师的教学经验、临床经验、教学特点及学生反应不同，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执行仍存在差异，且不同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和气氛调节能力也不相同。此外，新设计的实训课是否可行、预计的时间是否够用、教学方法是否能被学生所接受，这一切还有待于在教学实践中考证。由于我校护理专业班级数多，教研室内的每位教师都有机会在不同班级的这3章实训课中担任主讲教师。为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要求教研室的每位教师都必须听其他教师的主讲课，以弥补自身的不足。集体听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差距，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教学反思习惯。在听课结束后及时开展课评，进行组内交流，对教学进行反思，肯定他人值得学习的方面，并提出可能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继续开展相同内容的综合实训课积累经验。同时，授课者个人也要进行自我反思，回顾本次课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法，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等。
3体会
（1）集体备课有利于开发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推广学校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缩短年轻教师的成长周期。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手段多样，而年轻教师擅长课件制作和资源收集，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集体备课可以综合双方的优势，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讨论的过程中相互启发，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智慧的火花。教学反思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它比增加上课次数更能促进年轻教师的成长。我们在集体备课的过程中尤其重视这一环节，让年轻教师形成从教学准备到教学反思的全程教学思维，这对他们成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1.上机课程的特点。上机课程相较传统教学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学生面对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传统教学的学生统一朝前，面对的是老师和黑板，这样老师监控和管理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上机课程学生每人面对一台电脑，所以学生更容易走神和开小差。其次，之所以安排在机房上课，是因为上机课程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练习，如果管理不善，就很容易造成大部分学生打酱油的情况。
2.课堂安排。为了避免刚刚所述上机课程容易存在走神和开小差的问题，上机课程的课堂安排变得尤为重要。根据经验可以采取5:5的时间分配比率，也就是说，讲授的时间和学生练习的时间对半开。当然，讲授时不能噼里啪啦一下讲完，学生练习时就不管不顾，练习和讲授要交叉进行的。
3.练习要点。上机课程有这么多时间交给学生练习，那么练习的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可以说直接决定了课程效果。那么上机课程的课堂练习要注意哪几点呢？第一，课堂练习一定要具体，比如说，老师说现在大家练习，可能一半以上的学生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打酱油；而说现在大家练习画一个圆，大部分学生就知道做什么了；而如果说请同学以坐标原点为中心，半径为100画一个圆，学生就更清楚如何操作，这样这个知识点的练习也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当然，如果要是再加上个时限，学生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第二，练习一定要评讲，最好在学生练习完之后就操作一遍，一则加深学生印象，二则可以纠正一些学生的错误操作。
二、考核方式
1.平时成绩公开化。上机课程平时成绩占总考核比重较大，大部分占了总成绩的40%以上，所以，是否能够让学生信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本人管理时，课下学生都可以查看自己的平时成绩，有疑问可以及时提出。另外，在最后一讲课，会针对班上平时成绩最高和最低的几名学生进行点名报知分数，使得平时表现好的有冲刺高分的信心，对于平时表现不怎么好的学生也可以鞭策其好好复习，争取在考试过程中取得较为满意的成绩。
2.考核方式多样化。针对上机课程的期末考核，方法可以不局限于一种，可以根据课程的具体要求，采取多样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我所教授的《人机界面应用技术》的课程当中，就在布置最后一次总结性大作业时告知学生，完成比较好的学生可以申请答辩，如果答辩就可以免考，答辩成绩就作为其期末的考核成绩，而其他的同学还是按要求参加考试。这样多元的考核方式，不仅激起学生的好胜心，也在答辩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多方面的能力。而这种方式的结果也比较令人满意，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三名学生申请了大作业答辩，并且能够详细地叙述完成的过程和自己所做程序的亮点，并且能够较为准确地回答老师和学生的提问，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
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
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
（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
（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
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
三科技伦理创新
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
（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1]沈铭贤，与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
[2]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动态，2000。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该院的科技项目大多属于自主立项。科技项目立项主要根据院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结合院业务发展需要及解决勘测设计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一与国家的产业鼓励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开展引领型科技研究；二立足专业前沿，了解相关技术在国际、国内和行业中的发展水平，体现目前市场特色和先进性，根据市场需求开展领先型科技研究；三解决生产实践和工程中的难点和问题开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改善工艺，提高效率；四在提高工效、设计质量等方面做标准化、模块化，结合工程实际和三维设计开展，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每年末申报下一年度的科技项目。项目实行项目经理(即负责人)负责制，立项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立项申请(包括项目内容、所用关键技术、预期目标、成果、进度计划、人员分工、经费概算等)，经其所在部门领导批准、院科技专责审核、分管部门的院领导批准。在所有项目中，经院科学技术委员会集体讨论选拔出一些有技术含量、有影响、有深度的项目作为院重点科技项目，形成一般项目和院级重点项目分级管理。项目立项时，要分析评估科研项目在技术、资金、人员配置、成本等方面存在的风险，使企业在较低的风险水平上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创新收益；与外单位合作开发的项目，要对合作单位进行尽职调查，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投资、分工、权利义务和研究成果产权归属，同时分析评估项目在技术、资金、人员配置、成本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委托外单位承担的科研项目要进行招标，签订外包合同，明确研究成果的产权归属、研究进度和质量标准。
1.2实施过程
科技项目的管理分院、室两级管理。项目在进展过程中，一般项目主要由部门领导负责协调、督促、检查项目计划实施情况。安全技术部(科技主管部门)每季度对一般项目、每月对院级项目的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请专家对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评审。
1.3结题评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将所有项目材料(如技术报告、图纸、软件编制说明书、软件测试报告、用户操作手册等)准备齐全、规范，报安全技术部科技主管，申请结题评审。(若因某些原因中途要取消所立项目,项目负责人应提出“科标业项目撤消申请”，说明其理由，经安全技术部科技专责审核、主管院领导批准后方可取消所立项目。)一般每年四季度集中进行结题评审。结题评审由安全技术部组织、院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对项目进行评审。评审先进行形式审查，然后再由相关专家仔细审阅，提出初步意见。最后开会讨论，由评审委员会给出最终评审意见。
1.4经费
科技项目的经费来源于上级补助的专项经费和院自筹科技经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暂时按项目计列。项目经费在评审委员会对项目进行评审时一并讨论确定。项目金为项目批准经费减去实耗成本,实耗成本指项目的直接耗用成本(不含人员的工资、“七金”)。项目金待项目完成、结题评审、项目所有材料完成归档后(评审结束一个月内)结算，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分配到项目组每个成员。对于项目组中途取消的项目,其所发生的直接耗用成本即为该项目经费。
1.5奖励
评审时，评审委员会对所有项目根据创新性、应用性、效益性、推广性几个方面进行打分，评出优秀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并颁发奖金。科技进步奖每年评审一次，凡获院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的成果可以推荐向院外申报更高级别的奖项。
1.6考核
科技项目纳入综合业绩考核，安全技术部每年对各部门科技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因主观因素未按期完成的，严格按照《全面考核管理办法》，扣部门考核分。
1.7保密
对于有创新、有突破的技术，及时确认是否申请专利或作为非专利技术、商业秘密进行管理。对于确认需要保护的技术及时申报专利、作为技术秘密保护的申请行业专利技术。为鼓励员工开展个人创新和知识产权创作活动，专利、专有技术的成果完成人均获得相应荣誉和奖励。
2科技项目管理经验
近几年，该院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专利、软件著作权、专有技术多方面零的突破。思考近年来科技管理工作，取得的经验有：
(1)院领导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科技管理机构、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完善；配置有经验的科技专责管理人员。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各项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科技组织和管理机构、机制健全，配置有经验的科技专责管理人员。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出台了《全面考核管理办法》、《目标管理办法》、《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专利及专有技术管理办法》、《科标业及科技论文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2)科技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有考核、有落实、有措施，科技管理规范、扎实有效；滚动制定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每年年初制定科技工作目标、指标和科技计划、完成措施，指标分解到部门，研发项目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责任落实到人。对科研项目与生产任务同等重视，同步安排。在众多立项的项目中，选拔一些有深度、有影响的项目作为院管重点项目，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每月按项目进展计划检查实施情况，并在月度例会上公布，纳入综合业绩考核，确保按计划完成。
(3)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为科技创新铺路搭桥。近两年，随着我院科技管理力度加大，我们不定期邀请西安通大专利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专家来我院指导专利申请、著作权等有关知识产权申报方面的工作。使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显加强，申报技巧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4)加大科技创新奖励力度，调动了科技人员创新的工作热情近几年，我院修编了《专利及专有技术管理办法》、《科标业及科技论文管理规定》，加大了科技创新奖励力度，进一步调动了科技人员创新的工作热情。
3存在问题
虽然我院在勘测设计、科技创新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全国其他电力设计院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创新与综合能力不强，项目起点和研究平台低，缺少核心技术，在业务中起关键作用的专利很少；二是虽有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但研究型创新人才少，尤其缺乏专家型、大师级的复合型领军人才；三是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设计人员重生产、轻科技，没有形成生产、科研两条腿走路的有效机制。
2关键技术
2．1基于jQuery的AJAX异步交互技术
B/S结构相较于C/S结构来说具有易部署、易维护、易扩展、安全性强等优势，但传统的B/S结构在提交数据或更新数据时需要重载整个页面，因而存在数据传输量大、响应不及时等不足。但随着AJAX技术的出现和发展，B/S结构的这一缺点正逐渐消失。AJAX即“AsynchronousJavascriptAndXML”(异步JavaScript和XML)，是一种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AJAX可以使网页通过后台与服务器进行少量数据交换，实现异步更新，即可以在不重新加载整个网页的情况下，对网页局部进行更新，从而减少了数据传输量，提高了页面响应速度。jQuery是一个轻量级、兼容性高、技术先进的JavaScript库，它不仅提供了简单、高效的选择器和事件处理方法，且对AJAX进行了封装，使AJAX使用起来更加便捷，从而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大幅提升了系统开发效率。下面的代码是jQuery的AJAX异步请求基本用法，在无刷新的情况下通过后台实现了用户登录验证。
2．2基于JSON的数据交换格式
JSON(JavaScriptObjectNotati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是JavaScript的一个子集。因使用了类似于C语言家族(包括C，C++，C#，Java，JavaScript，Perl，Python等)的习惯，使其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易于人阅读和编写，同时也易于机器解析和生成，其可读性和可扩展性与XML不分上下，但携带相同信息的字符量却低于XML。采用AJAX异步请求技术之后，浏览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数据传输量已有大幅下降，数据交换格式采用JSON后，数据传输量将进一步下降。ASP．net服务器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JSON有多种方法，本系统使用了第三方提供的Json．NET库，在使用前需先下载并引用“Newtonsoft．Json．dll”。下面的代码是将泛型列表转换为JSON数据格式的过程，服务器端响应客户端请求返回了一组科研项目列表信息。服务器端返回的JSON序列如下:客户端在处理JSON数据时，不必进行处理或特殊转换，可直接将JSON数据当做JavaScript对象进行操作。
当前美国经济是一种基于创新的成长模式，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和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强大的创新能力是美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增长和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因此，研究科技创新与美国贸易利益的改善对我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与贸易竞争力的互动
(一)利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激励功能促进创新 科技全球化意味着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大规模跨越国界进行转移，科技发展的相关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科技能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各国的科技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并形成科技创新的全球性体系，美国以其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组织全球性的科技创新活动，在控制科技创新体系中最大限度的获得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并通过控制技术标准来获得利益，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和制药、新材料等技术领域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刺激企业的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使科技创新收益递增，同时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进行创新，使科技创新成本递减。在科技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激励下，美国科技创新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不断涌现，引领美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美国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使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能更加充分享受规模经济的收益，能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转移来延长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生命周期，创新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通过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分工，实现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的分离，并通过相关外包形式来实现整个生产链成本最低化，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二)高效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形成第一要素就是巨额而且稳定增长的创新投入，且在投入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倾斜性，并以市场收益和长远发展作为检验科技投入效率的依据。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从事创新活动，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存在，必须分析创新技术的前景和市场潜力上的成功率和效率，并借助完善的科技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来创造出高质量的应用性创新成果。为了弥补市场创新体系的不足，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对创新起着重要作用(见表1)。
(三)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科技创新的持续性 美国已经形成一个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完整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促进美国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相关立法，另一个是保护技术专利的相关立法，美国促进创新的法律体系较好的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平衡，使其各自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保障了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在完备法律制度基础上，借助于美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和财政政策搭配，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在保障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力形成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通过输出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商品来换回低附加值的普通商品，虽然在表面上形成贸易逆差，但实际上促进了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使美国能以更少的实际支出来换取更多的收益(见表2)。 科技创新推动下的美国贸易利益改善
(一)政府利益分析
美国通过巨额进口，大量吸收他国廉价商品和服务，这不仅有利于美国在国内保持低通胀水平，并使全球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加强，奠定了美国谋求全球经济霸权的基础，凭借这种市场需求强度的不对称(见图1)，美国不仅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向，还能有效地干预他国的政治决策和制度安排，进而谋求最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利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美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础，增强美国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导力量，强有力的维护自身在国 际经济竞争中的利益。 利用科技创新形成的专利优势，通过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的对外延伸来形成对其竞争对手的制约，获得贸易上的超绝对优势利益。美国通过科技创新获得知识产权和专利上的绝对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年平均专利申请数为20世纪80年代的84倍，专利申请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幅度增加表明这一时期创新成果增多，出现创新“集群”。为了防止其他竞争对手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借口国家军事经济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来阻止技术出口，通过技术制约他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达到美国长期垄断某些产业的目的，在国际市场上来获得超绝对优势;同时年年对他国进行知识产权的审查，并动辄利用337条款和特殊301条款对他国进行贸易惩罚，使美国长期享有行业垄断所获得的绝对优势，从而有效的维护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
(二)产业利益主体分析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商业模式，使经济结构更加富有弹性，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增强。主导产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决定整个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从植入新技术改造和替代传统技术，用新技术改造和重组生产流程、作业方式，到用新技术重塑企业组织，促进传统产业加速向现代产业蜕变的进程，一大批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并重新获得了竞争优势，带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 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并结合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有效实现了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的结合。在科技创新的主导下，全球分工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个格局中，第一层次就是美国，以从事创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为关键的高新技术的垄断，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研究与开发——整体产品垄断——核心技术垄断”的科研开发与垄断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公司利用全球产业布局，形成最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产业结构。
(三)个人利益分析 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美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结合起来，推动着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家庭的财富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美国产出的增加直接源自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科技创新使得美国放弃了传统的收入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收益相对较高的高科技产业，尽管受到摩擦性失业的影响，但是，美国整个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整体上呈现上涨的趋势(见图2)，受创新产品需求市场扩大的影响，新兴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美国通过贸易将劳动者的生产率上升所带来效益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作为一个整体将科技创新的好处发挥出来，在贸易等式的一边，劳动密集型进口增加—及其对国内生产者产生的竞争压力，降低了成本，使得美国消费者和使用进口投入品的厂商在许多商品和服务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贸易等式的另外一边，出口增加了美国最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部门的总产出，极大的扩展了规模经济，并使得这些部门的美国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15%-20%。
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来有效激励科技创新。应有效抓住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将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变动结合在一起，将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提高作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将科技创新的利润边界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进一步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使得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因此，应该遵循科技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将科技创新放在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来考虑，建立起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实现贸易利益的持续改善，因此，建立长效创新体系是改善一国贸易利益的根本。
创新主体多元化。要出现源源不断的创新性成果需要建立多元的创新主体，创新不仅是企业的行为，也是政府的行为，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来参与科技创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倡导创新的意识和观念，使得创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来促进创新。
1.1多维物元集合物元是形式化描述物的基本元[7]，复杂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具有多重特征，因此网络节点可用多维物元表示，称为节点物元。节点物元将节点的特征与特征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整地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自身所拥有的特征和性质，从而形成了信息完整的物元网络集合。由于物元的可变性、关联函数的可变性以及论域的可变性，导致了用物元表示的节点特征的可变性。将时间变量t引入模型则得到动态节点物元。物元可拓网络能够较合理地描述实际中复杂社会网络的各个侧面及其变化，从而能够描述解决网络中产生的矛盾问题的过程。
1.2多维关系元集合社会网络分析中研究的重点即为节点间的关系数据，以往对于网络中节点连接关系的表示，大多停留在使用数值的基础之上，并不能体现出关系的“多重性”。关系元用以描述各类物元、事元、关系元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相互影响，对应着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变化、影响，关系元正是描述这类现象的形式化工具。本文中关系元用以表示网络节点间的关系。这样，网络节点间的关系就可以不只是“有”（1）或“无”（0），或者一个数值，而是可以有许多属性及测值的关系，并且可以表达相同节点之间的多种关系，充分地表达复杂社会网络中节点关系的多重性。1.3多维事元集合事元是描述事件的基本元素，在网络中，它不但能够表达节点的动态变化，而且能够反映外界环境对网络的影响。本研究中，一切改变网络结构的节点行为及环境变化都可以用事元表示。这样，可为后续的节点自动响应网络结构变化及网络动态演化研究提供更方便的实现途径。
2网络分析测度的整合
在复杂社会网络的多维可拓基元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可对网络整体及节点进行一系列的测度分析，这些测度是网络分析方法的精髓，帮助研究者分析网络属性、状态、节点的社会属性及在网络中担当的角色、地位等。从传统社会学研究到复杂网络研究，对网络进行定量分析的测度指标有很多，但它们包含着递进的层次关系，即一些网络测度指标是在其他测度的基础之上得到的。这里讨论如何在可拓基元表示的复杂社会网络中进行网络分析测度的计算，如何将计算结果储存于基元之中，并且全面地总结传统社会学及复杂网络研究中常用的网络测度指标，将基本测度指标直接包含在节点物元、关系元之中，为其他深层次的网络测度指标的计算提供方便。
2.1网络关系元的基本属性社会网络分析中，节点间的连线，即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有若干基本的属性，包括前向节点、后向节点、是否有向、关系属性及关系值等。其中，关系属性、关系值可以包括不止一对，以此体现同一对节点之间的多重关系。
2.2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传统社会网络分析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各项测度指标均来自于WassermanandFaust[13]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这些指标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只涉及网络全体节点的基础网络测度指标，另一部分是在划分子群等结构操作之后的子群分析测度指标。基础网络测度又包括网络整体测度和节点测度。网络整体测度的表示，可以建立网络物元，将网络整体的特征及特征值直接存储于网络物元之中，形成总体的网络可拓物元。节点测度指标，包括节点基础测度指标及节点复杂测度指标，都可以直接进行计算，加入到节点物元或网络物元的特征及特征值阵列之中，形成各个节点的多维可拓物元集合。
2.3复杂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及网络的发展，大量的容量巨大的数据都可以通过各种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数据库获取，这使得人们能够收集、分析远大于以前规模的数据[14]。大规模网络使网络结构分析的焦点从对单个的含节点数少的图以及图中个体节点或边的属性分析转变为对含大量节点数的图的统计属性进行研究。现有的一些复杂网络研究采用的重要定量分析统计指标包含表2所示内容。以上这些深入分析的复杂社会网络测度，都必须在网络关系属性、基础网络测度的基础之上进行计算，也就是在建立了基础的网络可拓物元、网络关系元集合与节点物元集合之后方可简便地运算得到。
3实例分析
以一个节点个数n=6的小学儿童群体为行动者的集合，其节点为Allison、Drew、Eliot、Keith、Ross和Sarah，则行动者集合N={n1=Allison,n2=Drew,n3=Eliot,n4=Keith,n5=Ross,n6=Sarah}。对于一个无向关系，比如说“住在附近”，用(*,*)表示其联系属于无向关系的行动者对。用<*,*>来表示属于有向关系的行动者对。检查这样的列表是杂乱困难的，但用多维关系元集合表示，则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下列所示的部分关系元集合。根据关系元集合中的数据信息，可以直接绘制出该网络社群图，为清晰地显示，将三重关系的社群图分别显示，如图2所示。利用网络物元、节点物元分别表示网络整体属性和节点属性，极大地体现了可拓物元的优点：信息的完整性及表达的条理性。节点物元及其属性可根据一系列的量化计算轻松完成，而网络整体属性也可一览无遗。该例中的网络物元集合如下所示。将网络及其变化过程利用可拓基元充分量化之后，还可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与处理：1）利用网络数据，建立基于可拓基元的复杂社会网络模型，并利用计算机进行可视化仿真操作。2）根据网络特征，选择合适的网络结构测度指标评价复杂社会网络。3）结合可拓变换、可拓策略生成方法等，构建网络优化模型，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判断条件下发生的事元。4）利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的网络优化动态仿真，并与优化前的网络测度指标进行对比，通过对优化过程的分析，找出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以及解决其中矛盾点的策略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