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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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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莶瑁骸安韬?孕∥?蟆C恳豢停??话眩?纹渥哉遄砸??轿?萌ぁ：我?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沟通。虽然大多数人们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们有时仍然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自己话语的意思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当一个口译员为重要会议或者政党工作时，他作为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交流障碍，也称文化障碍。如何帮助口译员处理好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幸运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口译员上消除文化障碍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欧洲它则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与西方国家相比，跨文化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语老师、语言学家和有些心理学家去研究它。［1］
口译员不仅仅要从书本里学习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它在实际中的运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负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因文化障碍造成误解的例子帮助口译员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而且试图找出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问题和提高口译员口译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简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1.跨文化交际的起源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会想对有关跨文化交际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首先，他们会试图去追溯跨文化交际的起源。根据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起源于美国。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发源地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它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等，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他们本身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当他们互相交流时，文化障碍出现了，并且有文化障碍导致的冲突非常难处理。所以，当地学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斗争运动的展开，美国其他的民族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1］
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论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际教材相继问世，例如，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入门》（2004）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004）、杜瑞清等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2005）。［2］同时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作为基础平台，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知识、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渗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系列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与口译
1.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
当谈到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样的意识，口译者就不会明白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工作。在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口译者在做口译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在不同文化间译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2］
例如，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做一项商务访问。在汽车上，日本人问他是否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到过日本，是1945年来的。这时的口译有两种选择，一是照实一字一句地译，另一种是绕过敏感的战争历史影响，表达成为“我以前到过日本，但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发展变化很快”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翻译显然灵活机动，而前者的翻译无疑在暗示这美国人当年作为占领者到过日本，他的对手怎么可能欢迎他，译得再准确也不能称为高质量的口译。［3］
二是口译员政治敏锐性的培养。在外交事件中，口译者的翻译代表了这个国家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的译文必须要表达出清晰准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的任何用语。“”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终将与祖国统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决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issue”这一词的含义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台湾“问题”应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际与口译的关系
现今，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员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译员必须知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一个口头转述的过程，是一个把一种语言的信息快速和准确传达给另一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作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不仅是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般来说，不论口译员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应选择简洁和常用的词语，能让听众比较容易地明白译文。虽然英语是现今全球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但口译员还必须注意选词是否恰当。例如：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语用习惯大不相同，如对于坦率、自信的美国人，口译者尽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词语；对于办事讲计划、节奏不快的北欧人，译时应放慢语速，用清晰详细的字句效果最佳；对日本人各种级别的称谓不同；对重修养讲礼仪的英国人主动采用polite form，等等，这些均为跨文化交际中口译者跨文化意识的表现（，1997：45）。［5］
谈到跨文化交际，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方法
培养口译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口译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以及能够熟练地运用母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别国的文化，成为一个出色的口译员。除此之外，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1.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语言的习得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意大利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珂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夺、文化交流。［6］无论是征服还是文化掠夺都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误解和扭曲彼此间的文化内涵，因此作为一个口译员，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他就必须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修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优秀性。例如英汉口译员，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修养成为了必修的功课，因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与发展中，此时如果口译员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使中国在世界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增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译员还要避免在口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思维方式和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导致产生一些语用性错误。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龙的图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贵与庄严。在民间，龙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有翼的鳄鱼。［7］口译员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能单用一个“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别的注释，以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龙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内涵
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口译员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词汇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语言，还需要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而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和内涵，口译员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风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须学习相关的文化内容，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诱发口译员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阔他们的视野，以及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也是通过阅读去实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国的风俗和礼节。
观看电影和连续剧是了解的外国文化另一个方式。换句话说，电影和连续剧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外国的电影和连续剧口译员可以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易于克服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例如一个对美国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化、风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详细了解的口译员来说，成功完成一场高质量口译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而且用观看电影和连续剧学习外语这样的方式相对别的学习方式来说就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形式也受到许多口译员的喜爱。
3.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方面，各类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外国报纸、杂志，观看影视作品成为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渠道。然而，在亲身参与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口译员能有更深的体会，也利于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沙龙、文化年等。沙龙是法语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会一堂，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小会议或汇聚人们能谈论文化、文学、艺术等，口译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接触并且能够参与到交流活动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
文化年是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活动形式，由中国和法国首创。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方面，活动能让中国和法国人民知道关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加入这种文化活动，口译员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法国的文化。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口译员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的关联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而且文章通过分析由于文化障碍造成口译中的失误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交流问题和帮助口译者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谈论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和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结交外国的朋友也是较为有用的方式。口译者与外国文化接触得越多，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
然而，在学习外国文化中，有一点必须提及，圣雄甘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墙，门窗紧闭。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风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围；但我绝不会在其中摇摆不定。”［4］那意味着，即使口译员身处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对自己国家文化认知的标准而轻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加上不断增长的口译经验，口译员的译文质量必定会有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
［3］赵军峰，蒋楠.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J］.中国科技翻译，1998，（2）.
［4］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