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8 08:11:39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借鉴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指标,在指标选取时,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采用2000—2011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Cranach’salpha系数对全部数据做信度检测。结果显示,总体Cranach’salpha为0.831,表明所采用数据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1.2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求解
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综合相关决策影响理论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所选指标体系,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H1: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假设H2:经济发展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3:经济收益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4:收入分配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5:收入分配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6:社会结构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7:社会结构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8:人口素质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9:生活质量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0:生活质量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运用AMOS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运算,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潜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模型不显著性概率值P,说明本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与对应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指标选取合理,各指标对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假设成立。绝对适配度指数中,统计值为4.18,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5.0;近似误差均方差(RMSEA)为0.076,符合参考标准;GFI的指标为0.814,略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9。增值适配度指数中,NFI的统计值0.901,高于理想模型的参考值0.9;IFI的统计值为0.815,高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8;CFI的统计值为0.71,略小于参考值0.8;简约拟合指数PNFI和PCFI符合大于0.5的参考标准,整体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此认为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发展因素影响显著。
2结论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9(a)-0228-02
1 从湖北的历史上看,不治水、治不好水就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1 湖北历史上的水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据历史记载,千百年来,湖北省境内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特别是利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其间也常有干旱。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以上的洪、涝灾害337次,平均15年1次。1949―1995年的46年间,湖北全省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8次(1949年、1954年、1964年、1969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5年),平均不到6年1次;而洪、涝、旱灾发生的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
1931年7月―8月发生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沿程溃决漫溢354处,城陵矶至汉口一片,汉口市内行舟,汉口站最高水位28.28 m,为186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湖北70个县中就有50个县受灾。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洪水浸泡达3个月之久。死亡14.5万人。
1935年7月3至7日,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及汉江中下游地区。鄂西五峰站实测最大五天雨量1281.8 mm,为中国著名的大暴雨之一。潜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堤防溃决,两岸一片。长江荆江段,由于干支流洪水遭遇,宣泄不及,决口20余处,荆北一片。此次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
1948年湖北春夏雨,内湖水位增高,低洼田地多被淹没。大汛期间,江、湘并涨,汉水继之,致中游洪水泛滥。全省受灾30多县,农田55.3万公顷,人口370余万人。汉口最高水位27.03 m,为80年来第三次超过27.0 m。
1954年7月18日武汉关水位突破1931年的28.28 m的历史最高水位。虽然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长江、汉江多处溃口和扒口,荆江大堤沙市水位仍达44.67 m的历史最高水位,而且超44 m高水位持续半月之久。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 m。“全省因灾死3.3万人,死耕畜16000多头。倒塌民房220多万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0多万斤,国营商业财产损失2134062万元合作部门损失1465468万元。9所中等学校房屋全部倒塌,14所部分倒塌。小学校舍遭毁的占灾区原有校舍总数的50%以上全省受灾田地2223万余亩占全省总田亩35%强,受灾人口10347000余人,占全省总人口35%强。”
1998年长江流域自6月11日进入梅雨期后,各地暴雨频繁。7月份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出现的次数最多,仅7月11日间歇一天。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为64天,占暴雨日总数的86%,特大暴雨日为18天,占暴雨日总数的24%。湖北省有66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3688万,死亡345人。农作物受灾254万公顷,绝收58.8万公顷,倒塌房屋122万间。全省有545个民垸堤溃或扒口行洪,淹没面积20.4万公顷,涉及受灾人口545万。被水围困589.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77.8万人,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武汉市7月21至23日的特大暴雨,导致武汉三镇一片,被淹面积46 km2,占总城区面积的1/5,渍水1.3亿立方米。
1.2 历史上的旱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湖北的旱灾也十分严重,从1470年到1948的47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26次,平均18年一次,从1949年到1990的41年间发生重大旱灾12次,平均3.5年一次,从1990年到1998的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4次,平均2.2年一次,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损失也越来越大。
1988年旱灾,全省受灾面积269.8万亩,粮食减产30亿公斤,棉花减产1.7万吨,受灾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1%以上。
1998年鄂北地区干旱严重,379.3万亩减产或绝收。
2000湖北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春旱,鄂北地区的旱情是“重中之重”,夏收作物大幅减产,春耕春播严重受阻,农业经济损失66亿元多。
2011湖北全省遭遇冬春连旱,降水量50年来最少,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7县(市、区)989万人受灾;6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1800万亩,其中绝收39万亩;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武钢2009年的利润76亿元相当。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次水灾不但淹没房屋和人口,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卷走人产居留地的一切物品,包括粮食,并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洪水还会破坏工厂厂房、通讯与交通设施,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直接破坏。一次旱灾,不但可以造成农牧业减产,人畜饮水发生困难,使农牧民群众陷于贫困之中,还能够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能够给湖北这个特殊的省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所说在湖北表现尤甚,不治水或治不好水将直接影响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从湖北治水的实践上看,治水、治好水就能产生减灾效益
1998年,湖北省受灾最严重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98湖北水利工程抗灾减灾效益就达1009亿元,2012年武钢的利润为17亿元,抗灾减灾效益接近60个武钢2012年的利润。
2007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经过初步测算,今年入汛以来全省水利工程设施共减少淹没耕地980.5万亩,减少受灾人口736.3万人,避免34座城市进水,实现减灾经济效益159.7亿元。2007年减灾经济效益相当于2012年武钢的利润的9.2倍,显示了水利工程设施在防洪减灾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
2008年湖北省气候异常,4月至8月频现13场暴雨洪水,有4个站点的降雨强度超过百年和450年一遇、25年一遇或者为当地历史第一;有近千条河溪突发山洪,沮漳河等9条主要中小河流多次现峰,有的超历史最高0.05 m;先后有1590座水库、17座水电站水位突破汛限,省内四条主要湖泊水位超汛限最高2.02 m,其中长湖超保证0.03 m,为历史第三高。防汛工作初步总结中获悉,今年该省在抗御多场次暴雨洪水中,通过人力防守和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保护了下游21座县级以上城市、223万亩农田和166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举解除了沿岸125家大中型企业、50万亩农田和5万居民用水污染,维护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与近十年洪涝灾害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值、死亡人数均值相比,分别降低约30个百分点、79个百分点,防洪减灾社会效益达83.7亿元。防洪减灾社会效益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5倍。
2010,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抗御今年洪涝灾害中,堤防防洪减灾效益达248亿元,全省水库保护了下游337万人、52.5万亩农田、13座县城的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08亿元,泵站通过田湖统筹排涝,减灾效益296亿元,解除了1850万亩农田渍涝,占受渍涝威胁2399.5万亩农田的77.1%。全省水利工程设施防洪减灾效益高达652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38倍。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历史性地减轻了湖北的防洪压力,带动了钢结构桥梁、升船机制造等新型产业的等一批重点企业崛起,促进了旅游产业做大做强。2010年7月,流量达7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进入三峡水库。这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的最大一次洪峰,峰值流量甚至超过1931年、1954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峰。三峡水库削掉了每秒3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当年累计拦洪260多亿立方米,防洪经济效益266.3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15.6倍。
从以上各年的防洪减灾所产生的效益看,治水就能够减灾,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3 从湖北的地貌特点和社会经济布局上看,治水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3.1 湖北的地貌特点
湖北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的盆地。其中西部山地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般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3105 m,为华中第一高峰;北部有大洪山、桐柏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九官山,一般海拔500 m以上,高峰在1500 m左右。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沿湖北中、南部,过阳新、黄梅后进入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流程1046 km;汉江从陕西白河县入境,自西向东,纳丹江后折向东南,于武汉汇入长江,在省境内流程864 km。在长江、汉江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称之为“江汉平原”。据匡算,全省海拔400 m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50 m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山区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岗地,面积占垒省总自然面积的24%。4300余条长度在5 km以上的中小河流,一般都从山区发源,从南、北、东、西向长江、汉江和中南部的平原湖区汇流;史称湖北为“千湖之省”,就因省境内中南部低平,四周中小河流汇注于此,壅塞成千百个积水洼地,形成“水袋子”之故。
3.2 湖北社会经济布局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10-01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进入公共视野,每年代表委员提出松动甚至废除计划生育的提案,也都会引起激烈讨论,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控制了人口数量,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问题。
一、积极因素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均资源水平。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累计减少了四亿人口,在社会保险、社会资源等领域的负担大大减轻,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资源投入相对集中,促进人才培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方针使得家庭对孩子的培养投入的资源与精力大大增加,促进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也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消极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违背公平原则。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对超生的居民予以重罚,甚至采取强制流产等不人道的措施,然而社会名人,常通过各种手段规避限制,或认缴高额社会抚养费,造成“谁有钱谁能生”、“只针对老百姓”的政策,严重破坏社会公平。
公权力介入私生活,存在腐败空间。计划生育被讽刺为公权力进入百姓“被窝与裤裆”,在执行过程中常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权。计生部门存在着寻租空间,邵阳孤儿事件轰动世界,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老龄化严峻,经济发展动力减弱。中国经济一直依赖于人口红利,而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10%,2030年将达到25%,社会养老与医疗金将激增。 421家庭的大量出现,给独生子女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未富先老情况突显。
冲击传统文化,社会比例失衡。在以家庭宗法为核心的社会中,想改变几千年的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殊为不易,造成许多困难与问题,小至过春节,大至男女比例失衡,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人口素质提升不显著,家庭风险增加。从社会整体来看,人口素质提升不明显,甚至倒退。高知识家庭通常执行计划生育,而素质相对较低的流动人口却是超生的主力。此外,家庭承担风险也增加,若出现意外,将给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
三、消极因素分析
最核心的因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根据生命周期模型,当未来收入预期远低于自己的需求,则需大大提高储蓄率,而养儿防老本质上是储蓄。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保严重缺乏,多生孩子便是唯一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行为。
社会经济由于信息不完全,且人口或人力资源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通过计划而得出最优的人口数量,强制推动一胎化的严格政策,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严重破坏。而真正的解决方式是使居民了解生育孩子的投入与产出,使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而政府应做的只是公开市场的信息,同时控制每一对夫妇时带来的外部性,人口规模自然会达到适宜的水平。
四、解决方案
人口问题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保制度,中国社保领域投入远低于国际水平,因此加大社保资金的投入,居民没有后顾之忧,便会回归理性,选择合理的生育数量。提升人口素质,将人口数量优势,转为人力资源,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均衡地区发展,也能够大大缓解中国人口压力。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转贴于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着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转贴于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作者为新乡学院体育系副教授)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度被称为“经济奇迹”。然而,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却呈现相对滞后的境况,医疗、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却不断暴露出来,出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人民群众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实惠,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社会问题正在成为社会的现实,迫切需要解决。中国经济要健康平稳地发展, 必须校正这种失衡。
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的原因
(一) GDP压倒一切的经济增长观。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什么样的行动。我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经济增长成为第一目的,而且这一目的一度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一个时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斥着一切为了GDP的领导思想。自然,一切为了GDP就将经济增长凌驾于社会发展之上,甚至是牺牲社会发展部分利益来服务于经济增长。 GDP压倒一切的经济增长观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主要通过社会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形成。在这种发展观念下,经济增长是目的,经济增长的成果的初次分配难以形成公平分配,而是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转移,以更好利用所得继续投资,继而再次促进增长,以生产更多的商品,而相比之下居民收入相应的增长有限,其内在的消费需求就相对收到制约。再次分配中,作为分配主体的国家财政,在一定情况下,支出结构偏向生产性投资,而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投资格局收到限制,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当然,生产性投资中有很多投资转入民生性基础产品的投资,以促进民生的发展。但是,事实却并未如此。众所周知,民生产品的消费才是民众受到实惠的体现。即使投资民生产品的生产,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的相对滞后,很难形成居民有效的消费。举例,在全国70大型城市,一个大学生不吃不喝不能生病不旅游不买衣服,也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买到一套住房,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这个年限还要延长。而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人的有效工作时间也无非是20多年,这让广大民众情何以堪?
(二)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混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经济政策是社会市场化的竞争向领域还给市场;而社会政策主要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这部分应该退出竞争领域,从市场收回。而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混淆,把本该是收回市场的推向了竞争领域的市场,由市场来解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 即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 这样的格局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对, 因为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 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具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解决社会服务问题应该有社会政策完成,我们一些地方却盲目追求市场经济,大范围的将民生性社会服务交由竞争领域的市场来解决。以教育领域为例,用市场化的政策推动教育改革, 是混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典型案例。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是不可能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虽不能赚钱,但教育投资却是政府投资中效率最高的。再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三种情况:一是学校忽视教学质量,盲目的扩张和招生,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二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三是,学费偏高,导致一些农村学生上不起学。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房地产问题是社会问题简单地推向经济领域的又一生动案例。房地产市场交由市场化竞争性领域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 市场只能解决高收入人群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援助, 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 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让地价卖得过低, 于是我们看到, 一方面, 地方政府对于保障性住房明显缺乏兴趣, 另一方面, 如果房价跌落, 首先着急的是地方政府,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纳税钱托市。
(三)市场与政府功能的错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市场是只无形的手,而政府是只有形的手。两只手都要抓都要硬,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错位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与政府功能的错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错位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等方面。在经济调控中,政府过多的依赖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通过行政审批,即通过行政力量进行资源配置,而不是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而是频繁地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太主动、太频繁, 并且频繁使用行政手段, 就会干扰经济秩序本身的内在规律, 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极后果。
二、校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的对策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职能
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只能是以下几个方面:1.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服务。这些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领域通常由政府提供。2.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公平和正义比经济增长更重要。3.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 提供有利于公平竞争, 有利于吸引人才,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制度安排和环境。
( 二) 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放慢速度提升和调整结构, 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就必须把民生放在首位, 把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王爱学. 社会事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分析[J]. 江淮论坛. 2010(06) .
[2]姚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难点与出路[J]. 江汉论坛. 2010(11)
[3]吴春垒. 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18) .
[4] 荆林波.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之我见[J]. 理论视野. 2011(06).
[5]徐佩华.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性[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08(03) .
[6] 张序. 试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J]. 西南金融. 2007(06) .
[7] 周群艳. 上海社会事业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0(03) .
对于在发展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现象,党和国家把“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作为当前文化改革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提出来,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的意识根深蒂固,其影响在短期难以消除。这就导致了许多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把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推给市场、企业,并由此带来了政府功能的失效,公共事业的衰败。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并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没有真正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放在重要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精神生活的缺少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前,这种只关心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忽视精神世界的充实的现象却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那里成为一种常态,这无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技术主义的泛滥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概括而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充满活力,实现公平正义,保持安定有序。这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法制建设应当使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目前,在经济领域,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保护产权、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等制度的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些制度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的同时,提供了广阔的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空间,从而保证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而在社会领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现有制度更为侧重于管理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主体主动创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
法制建设应当有利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利益关系的平衡。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因此,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如何正确处理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兼顾公平正义,是制度建设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这些年,我国的法制建设是比较重视体现公平正义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还较为普遍。比如,教育和卫生事业关乎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目前,还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城市与农村、城市不同群体之间受教育、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又比如,近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的城乡收入,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贫富差距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还不够完善。
法制建设应当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礼记·礼运》中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各得其所,安定和谐,秩序井然,这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境界。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关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有:一是,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不健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便捷、及时的反映,滋生不少矛盾。二是,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我国社会矛盾和纠纷呈现出利益性、群体性、危害性强等特点。及时化解纠纷、保持社会稳定,需要建立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在内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但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社会矛盾的压力过大,其他矛盾调处方式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成本很高。三是,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没有形成。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难也逐渐增多,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年,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制度、机制不够完善,应对突发事件中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缺乏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缺乏明确的法律救济渠道,社会广泛参与应对工作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公众的危机意识有待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不够强。
二、加强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和重要工作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首先要求要有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可以说,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就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落实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法制建设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下指导原则:
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发展社会事业中的作用。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发展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责任,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政府发展社会事业,并不意味着要自己建学校、办医院,而是应当充分运用经济扶持(花钱买服务)等手段,鼓励、支持各类社会事业主体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此外,一些社会事业领域也要引入必要的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要妥善处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原则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 自主解决的事情,不要由政府管理,尽可能留给社会自律解决;应当主要由政府管理的事情,也要尽可能发挥社会自律的作用,彻底改变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
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充分考虑、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和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按照上述指导原则,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落实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力口强法制建设,要紧紧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法制建设。要建立健全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和体系,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加强科技制度建设,推进科技事业发展。要加快公共卫生制度和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要加强文化制度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完善社团、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管理制度。要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它们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完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要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切实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要研究制定社会保险法,完善社会补偿、社会救济方面的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当前,要进一步抓紧制定、完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法规。要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制订或者修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建立健全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完善我国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应当在明确各类社会矛盾解决方式性质、特点和功能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它们在整个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注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关系,保证整个机制有效运作。各级行政机关要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排查制度,及时发现矛盾隐患,及时化解。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首先,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研究解决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他民间调解委员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其次,要完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行政机关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关于行政裁决,在完善有关行政裁决组织、行政裁决程序等制度的同时,要重点研究行政裁决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要切实做到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切实珍惜民力。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法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按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在经济领域,要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致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社会领域,要切实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公共利益。需要强调的是,公平是再次分配的生命所在。制度建设要特别注意避免再次分配中的不公平,从根本上消除教育、医疗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现象,
中图分类号:F25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0.015
2010年中国综合运输系统初步形成,在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运输资源严重短缺和技术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国外学者主要针对已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的运输组织展开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在于运输方式协同、综合运输体系的布局规划和日常管理等,均未将重点放在系统评判综合运输发展的社会经济需求,较少涉及社会经济发展与综合运输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中国综合运输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发展周期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本文从经济角度考量综合运输体系并探究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關系,为推动中国综合运输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
1综合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综合运输发展是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促进社会化大生产。运力的不断突破,带动社会分工、企业规模、生产社会化程度随之进步,国内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日益顺畅,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2)为生产效益最大化创造条件。综合运输体系凭借多元化的运输方式和现代化的运输管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最大化。(3)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经济产业发展主要依托综合交通运输网,运输通道轴线成为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基础。同时,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所产生的作用存在前向、后向的产业联系,通过加强企业间生产合作,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从而形成特定区域的优势产业。(4)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对运输通道内各种运输方式进行系统的规划与整合,减少运输资源浪费,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污染;并通过运输技术改革与创新、可再生能源及材料的使用,减少交通运输对资源的消耗,推动运输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经济社会发展对综合运输体系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从运输目的、运输方式、运输结构及运输理念四个方面影响着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1)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物流需求的产生。不同的物流需求决定了不同的运输目的,进而影响运输方式、运输服务、运输速度等多方面属性。(2)经济发展阶段、生产方式、能源利用等与运输方式的演变过程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产业技术水平,进而影响运输技术水平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产生与发展。(3)效益最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人们往往会选择效益最佳的运输通道与运输方式的集合,无形中促进了运输结构的优化。(4)传统运输理念是完成安全、快速的运输过程,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后,“可持续运输”应运而生。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
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综合运输网络密度、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进程、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扩大了运输需求,推动了运输技术进步,促使运输领域发生一系列变革,带来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促使综合运输体系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综合运输体系形成之后,基于需求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综合运输体系的结构日益优化,有利于资源节约及合理配置,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为了走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经济社会领域掀起新的技术革命,也必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诱发技术变革,促进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会有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4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量化性指标,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作为代表中国综合运输发展成果的量化性指标,对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间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全回归法将所有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计算,一般具有较高的回归系数;在回归检验时,采用相关系数检验法。
模型综述表,见表1,显示相关系数R的值等于0.99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决定系数R方等于0.992,表示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4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99.2%的变异性。
系数分析表,见表3,用全回归法得出的多元回归方程为:国内生产总值=-0.080客运量+0.090货运量+13.310旅客周转量+1.028货物周转量-134893.268。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0.996,且除客运量外,其余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对比相关性等级划分参照表,大于0.8,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支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
5对策建议
从综合运输体系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5.1发展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综合运输服务
中国综合运输网络规模已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等方面仍存在发展短板。此外,各种运输方式自成体系发展,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缓慢,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站场建设力度仍显不足。
(1)运输方式的合理规划和有效衔接。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规划运输资源分配,推进信息共享和供需对接。以旅客联程运输和集装箱多式联运为重点发展对象,加快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站场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并对枢纽站场进行合理布局,使综合运输体系运作过程更加高效化。
(2)加强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推进与完善“综合运输+互联网”重点项目,包括进一步完善客货运输联网售票系统、推动城市公交智能化建设、推动出租车与网约车协调发展、推进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综合运输信息服务平台、完善长江干线数字航道规划与建设等。
(3)加快攻克综合运输发展薄弱环节。一是加强城乡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扶持农村客货运发展,创新城乡运输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交通运输网络规划与建设。加强铁路区际干线、管道运输建设,加快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瓶颈路段建设,强化重载运输网;推进内河高等級航道建设,提升沿海地区港口群现代化水平;推动航空运输发展,提高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发展轨道交通,建成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内部运输网络。
(4)提高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与管理水平。加快综合运输枢纽建设,并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优化综合运输枢纽布局及基础设施;推广信息化技术应用,推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综合运输服务;优化综合运输组织过程,加强综合运输全程安全防范与管理。
5.2推动经济社会的空间战略性建设与发展
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要求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进行空间格局的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综合运输服务需求,推动综合运输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023-03
0 引言
民用航空运输作为一种现代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民航发展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根据中国民航“十二五”规划,预计到2015年,我国运输机场数量将达220个以上,包括63个机场新建、88个机场改扩建、20个机场迁建在内的工程即将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预计超过4000亿元,较“十一五”增加60%以上。事实上,民用航空运输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其滞后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则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会占用大量的建设资金,影响其他行业的投资,最终同样也会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基于此,有关民用航空运输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与否的问题值得研究。对此进行文献梳理发现,与此相关的研究大多数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民用航空运输业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如国外学者Keith的研究表明,航客货运量和区域经济、就业之间存在一定数量关系,航空客货运输将持续作为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Brueckner的研究认为机场运营不但可以改善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且优质航空服务还对城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内学者刘雪妮采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得出我国的民航运输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谢立等根据投入产出法建立了衡量航空运输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关联性的相关模型,并以此为依据推算出航空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力和制约度,管驰明等从论证航空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发,剖析民用航空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等。
二是民用航空运输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如国外学者Button等将航空运输的社会经济效益分为原生效益、次生效益、衍生效益和永久性效益四个层次,并通过建立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出国际航空运输对美国区域经济和就业的影响,Bowen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大型枢纽机场对城市技术创新有很多贡献,欧洲国际机场协会通过采取向机场发放调查问卷和分析机场社会或经济影响报告的方式验证了机场对国家经济的重要贡献,对区域可达性及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此方面为国内较多研究所参考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北京临空经济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民航运输的影响分为直接、间接、诱发和催化影响,并利用宏观乘数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对首都机场货运大通关建设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此外,戴福青等运用模糊数学和灰色系统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民航空域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齐险峰等以深圳机场为例,运用增加值方法分析了航空运输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并从节省时间、较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等方面对社会效益作了定性分析,王剑雨、陈林则运用投入产出方法,从直接经济效益、前向波及和后向波及效益等方面分别对我国民航运输业、北京民航运输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等等。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用航空运输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对两者发展的协调性关注不够,而科学测度其协调性,对于合理推动民用航空运输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实证角度,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简称禄口机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量化方法,具体分析其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以期为正确对待机场及周边建设等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
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确定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机场运营能力方面,综合考虑机场的货运及客运能力两大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现有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消费实力、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外商投资等角度选择指标,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 基于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1.2.1 原始数据标准化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统计方法和代表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因此在综合评价之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已有研究较多采用一种非负值的区间处理法,标准化后,对每一个指标而言,各评价对象中最好者的标准化值为1,最差者为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Uij为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的原始功效值,Um为临界功效阈值,Umax为第i个指标最大功效值,Umin为第i个指标最小功效值,U*ij为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标准化后的功效值,反映了第i个指标下,第j个评价对象达到目标值的满意程度1.2.2 指标权重确定
熵权法是根据评价指标信息熵,即评价指标功效的相对变化程度,以及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同层次分析法等其他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相比,该方法相对客观,对于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会赋予较大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及公式如下:
步骤1:计算第i个评价指标的信息熵ei,计算公式如下:
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2.1 协调度模型构建
式(4)中,αi、βj分别表示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U*xim、U*yjm分别表示第m个评价对象在各评价指标下的标准化功效值。
将物理学中的协调度模型与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相结合,得到协调度模型如下: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由于协调度只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为更好地反映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如式(6)所示:
式(6)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协调度,T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δ1、δ2及θ为待定系数,一般取θ=0.5,此外,综合文献及类似研究中的观点,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二者产生的作用并不对等,结合专家访谈,最终取δ1=0.3,δ2=0.7。
2.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的取值在0到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0,说明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越差,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越弱;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越好,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越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设定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
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以2000-2012年为研究样本区间,对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数据均来自历年的《南京市统计年鉴》与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全国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3.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与权重运算
首先根据公式(1)分别对禄口机场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子系统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继而利用公式(2)和(3)求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3.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运算
综合各评价指标权重,运用公式(4)、(5)和(6),得到2000-2012年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结合表2进一步对比分析,可以确定其对应的基本类型,结果如表4所示。
3.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进一步分析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的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3.3.1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
由表4的结果可知,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在所研究的时段内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其中2000-2002年这3年为中度失调阶段;2003-2007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08-2009年为中度协调阶段;2010-2012年为良好协调阶段。由中度失调发展至良好协调,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
3.3.2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表4中的数据结果显示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得分u(x)、v(y)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在此影响下,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除2005年为0.4919略低于2004年的0.4927外,均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良好态势,从2000年的0.2559增至2012年的0.9496,年均增速约为1158%。值得一提的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3年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均高于0.8,这表明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水平已达相对理想的状态,两者已具备较好的互动能力。
3.3.3 禄口机场运营能力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原因
由表4可知,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的2000-2002年,前者的综合得分u(x)均小于后者的综合得分v(y),这一结果表明机场运营能力滞后于同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而机场子系统与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的2008-2009年、良性协调的2010-2012年,前者的综合得分u(x)均大于后者的综合得分v(y),且所研究时段内,机场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5.01%远高于同期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19.26%,上述结果表明同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相比,机场子系统在两者耦合协调度提升方面的贡献度相对更高,换而言之,禄口机场运营能力的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
4 结束语
本文在构建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系统动力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展开实证分析,并得到如下结论:(1)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阶段性特征明显,研究时间段内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以及良好协调4个发展阶段;(2)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年均增速约为11.58%,当前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已达相对理想的状态,具备较好的互动能力;(3)禄口机场运营能力增强是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重要原因,所研究时段内,机场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5.01%远高于同期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得分的平均增长速度19.26%,同区域经济社会子系统相比,机场子系统在两者耦合协调度提升方面的贡献度相对更高。
本文从耦合协调度层面对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展开比较研究,在重点关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确定、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以及耦合协调度标准划分的同时,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展开评价研究,并针对具体结果,进行特征分析与讨论。总之,本文构建和提供了一个分析与比较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框架与方法,其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综合把握禄口机场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更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Keith G D. The geography of air passenger volume and local employment patterns by US metropolitan core area:1973-1996[J].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2001,7(3):159-167.
[2]Brueckner J K.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aviation sector to HongKong: a valueadded approach[J]. The Chinese Economy,2006,39(6):19-38.
[3]刘雪妮,宁宣熙,张冬青.区域间民航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研究[J].管理评论,2007,19(7):21-28.
[4]谢立,陈林,田静.航空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关联性研究[J].中国民航大学学报,2009,27(6):37-40.
[5]管驰明,马奇骐.航空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10):47-56.
[6]Button K, Taylor S.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2000,6(4):209-222.
[7]Bowen, J. Network change, deregulation and access in the global airline industry[J].Economic Geography,2002,78(4):425-439.
[8]Burke J.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airports in Europe[R].ACI Europe,2004.
[9]戴福青,李铮.民航空域成本系统用户满意度模糊评价[J].华东经济管理,2008,21(11):99-103.
[10]齐险峰,胡华清,王延彬.航空运输对地区社会经济贡献研究――以深圳机场为例[J].空运商务,2007(18):28-31.
[11]王剑雨,谢敏.民用航空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分析――基于200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7-22.
中图分类号:F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3-0309-02
1、引言
截至2014年底,江苏省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773公里,覆盖全省6个地级市,覆盖率达46%。根据《江苏省轨道交通“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30年,江苏将规划建设16条高速铁路,13个省辖市将全部开通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铁动车,全省44个县(市)将有26个通上高铁,部分市实现高铁县县通。
高铁时代应势而来,“高铁效应”、“高铁经济”深刻改变、影响了辐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2014年12月28日,连淮扬镇铁路在扬州破土动工,古都扬州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高铁时代,对于进一步提升扬州在“上海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中的经济社会地位,更好地联动苏南、苏北两大经济区域具有现实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2、连淮扬镇铁路扬州段规划设计情况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客运专线是联系沿海、苏北腹地、苏中及苏南地区的快速干线,全长约305km,是加速我省建成“四纵四横”省域铁路运输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扬州地区约128km,投资估算为156亿元,预计2018年底通车运营。连镇客运专线本线引入扬州地区设扬州南站、宝应站、高邮界首站、高邮高铁站,同时设置淮扬、淮泰联络线接轨既有宁启铁路。
3、从高铁通车城市看高铁影响
作为现代化交通工具,自1964年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以来,高铁建设不仅取得长足发展,同时也对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沿线地区及沿线腹地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1)同城效应提速城市群发展。
高速铁路将城市紧密联接起来,拉近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使同城效应扩大化,直接促使高铁沿线城市经济、社会、产业、生活、交通等大融合,形成并促进以高铁沿线节点大中型城市为中心城市、沿线腹地城市为次中心城市的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相互补充的城市群发展,进而在相邻城市之间实现“双城生活同城化”,同城效应日益显著。
沪宁依托“小运量、高密度”,公交化运营模式的1小时城际客运专线,大大缩短了沪宁运输通道内各城市之间的直达时间,吸引了大量的客运出行,进一步促进了长三角之间的城市联系,2014年上半年,沪宁城际铁路日均旅客发送量达到了24.2万人。人才、技术等更多要素资源在沿线7个大城市之间共享,使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上海三大经济圈实现经济大交融,特别是苏锡常地区的房地产业、物流业、旅游业、餐营业等产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有助于南京都市圈与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2)聚集效应提升城镇化水平。
高速铁路以全天候运输、方便快捷和运能强大的特点,对于保证城镇人口大量流动、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合理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都具有重要作用,并且能够吸引投资,促进沿线城市经济、社会、产业、生活交通等大融合,吸收更多农业人口向城市、城镇涌进,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
目前,京沪高铁每日运送旅客最高时达到41.6万人次,不仅促进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省会城市经济、文化融合,而且加快徐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流动速度。高速铁路连接区域、覆盖城乡,不仅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而且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目前,南京和上海的高速铁路沿线已看不到农村的影子。
(3)拉动效应推进区域产业融合。
区域间高铁快速通道的构建促进了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加快沿线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和整合,实现区域间劳动力尤其是人才、信息等要素快速流动,城市间贸易、商务往来愈加频繁,带动相关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资源配置结构、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
沪宁城际贯穿沪宁经济走廊内六大经济都市,并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一小时都市圈”,上海的金融产业辐射到江苏,沿线串联的各站点大多是“熠熠生辉”的制造业、服务业板块:亚洲最大的铝箔制造基地丹阳、长三角风电配件研发重镇惠山以及无锡新区、苏州新区等高新技术聚集地,为沿线各大城市之间的金融、物流、咨询、传媒等产业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连淮扬镇铁路对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连淮扬镇客运专线全线2015年预计完成投资120.5亿元。据初步测算,未来几年间大约需要钢材70万吨,水泥238万吨,生石灰64万吨,片石42万方,碎石942万方,汽柴油9万吨,建设期间大部分原材料将以“本地工、本地材、本地税”为原则,优先使用本地生产的钢材、水泥、沙子等。扬州段范围内将新增多座客运站,将为沿线城市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扬州区域内的人口流动,拉动沿线经济发展
(2)进一步提升扬州交通枢纽地位
扬州区域现已基本形成了由京沪高速、沪陕高速、扬州绕城高速、扬溧高速所组成的高速公路骨架网,并有G328、S237、S336等众多国省干线公路,但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比例较低;有京杭运河和芒稻河两条五级以上航道,并形成了以扬州港为龙头、江都港、仪征港区为两翼的港口群,加之宁启铁路贯穿城市东西部以及扬州泰州机场的开通,逐步形成以扬州市为综合交通枢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运输条件。连淮扬镇客运专线的建成开通将与宁启复线构成扬州铁路“一横一纵”主框架,特别是扬州南站的建设,以及江都站的改造将进一步刺激扬州地区的客货运需求,形成以扬州站、扬州南站为地区主要客运站、江都站为辅助客运站的“两主一辅”的格局,更加凸显扬州在全省尤其是苏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
(3)进一步促进扬州旅游商贸业发展
高铁的第一客运对象为商务人群,其次是旅游人群,商务、旅游成为最先、最直接的受益产业,因处理公务而引发的旅游行为随处可见。扬州市首扬州作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全市旅游资源共有8个主类、24个亚类和49种基本类型,预计2015年旅游总收入将达到500亿元。包括鲁皖苏三省交界区域城市和省内苏南地区及上海等发达城市在内,扬州至长三角核心区间的“一小时经济圈”将为扬州这座“鱼米之乡”带来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高消费群体,商务与旅游融合发展将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推进扬州从一般观光旅游城市向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的转变。同时,对于扬州乃至周边地区旅游资源整合、做大做强旅游品牌、凸显城市名片,推动旅游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4)进一步加速经济要素流动,提升城市化水平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随着高铁枢纽的建成,不仅加速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也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水平。连镇高铁将为扬州地区带来巨大的人流,进而产生强大的购物、餐饮、休闲和服务消费能力,高铁枢纽站区将被打造成商贸服务业为主体的新的增长极,城市配套设施将逐步完善,对于拉大城市框架,建设苏中新城具有重要意义。
(5)进一步提升扬州的产业层次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来发展,扬州的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产业基础与发展环境正在逐步和苏南地区形成相对稳定的互补性对接,与苏中三市和苏北各市相比,扬州的经济水平已经具有明显优势。连淮扬镇铁路的通车将加速扬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上海等其他长三角核心城市对扬州的辐射能力将进一步加强,为扬州带来技术、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资源,为扬州接受产业辐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提供重大历史契机,并为巩固在苏中地区的经济领先地位,提升与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度,完善扬州产业布局提供动力引擎。
(6)进一步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一直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连淮扬镇客运专线的建设将拉动扬州的经济发展,诱发扬州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大量出行需求,将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建设,形成以高铁车站为中心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实现公共交通引导城市空间拓展与用地布局优化。
(7)机遇与挑战并存,负面效应不容小视
高铁时代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潜在的虹吸效应、遮阴效应与屏障效应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连镇客运专线开通后,受“一小时”经济圈的影响,扬州地区的总部经济、会展经济、楼宇经济等高端产业可能会更多的向南京、无锡、苏州等苏南发达城市和上海等长三角核心城市聚集。同时,在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层次,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上,我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如果不能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将很难在区域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另外,在承接苏北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将明显会受到南京、苏州、无锡、上海等城市阻滞。如何找准定位、凸出比较优势、协调互补发展成为扬州在高铁经济下的发展关键。
5、下一步发展对策
高铁的开通是当代社会城市开放还是封闭及开放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志,能够进一步强化城市在交通网络和城镇体系网络中的地位。用好高铁机遇,首先应当明确,高速铁路本身只是交通工具,最关键的是如何利用高铁,通过更快捷高端的人流,汇聚高端发展要素,就是既要更快出得去,更求更多进得来。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宣传推介,最大限度放大高铁经济效应
高铁的建成通车将为扬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使扬州能够更深层次的融入到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中。连淮扬镇铁路的建成,能够加强苏中地区与江苏省内外的沟通,为淮扬镇城市组团构建联系纽带。建议以高铁造势,提升扬州的整体形象和美誉度,加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强与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三大都市圈的经济交融,以交通优势带动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将交通流转化为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产业流。
(2)适应高铁时代新理念,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高铁的建设必然会给扬州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由于受城市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方面的制约,这个机遇带来的效果可能不会像北京、上海、广州如此之大。所以在以高铁经济为发展先导,积极主动对接高铁经济的同时,要树立开放、高效、创新、文明的理念,时刻警惕盲目的与国际或国内大都市攀比,找准自身定位,正视高铁经济所带来的虹吸效应、遮阴效应与屏障效应,注重建立和完善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以高铁建设为契机,结合“十三五”规划,科学制定未来产业发展、城乡统筹、交通运输、商贸物流等专项规划,抓住机遇,乘势发展,彰显高效的政务服务理念,实现行政提速、服务提质。
(3)充分发挥高铁同城效应,大力发展旅游、商贸和房地产业
高铁经济所带来的同城效应,将更加凸显扬州在苏中地区的核心地位,并能更加快捷地与周边三大都市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旅游、商贸业,扬州市具有丰富的自然遗产、人文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光2014年上半年扬州市旅游总收入就达到了356亿元,高铁建成通车后,加快了扬州与周边地区的人流交换,将为扬州地区带来巨大的了旅游消费群体甚至高消费群体,随之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对于房地产业,连淮扬镇铁路的通车将加速扬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扬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加强,更多人流的涌入势必会带来扬州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发展。为此建议进一步整合人文旅游资源,比如提升蜀岗-瘦西湖景区的整体环境,大力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充分挖掘扬州旅游内涵,利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名片,在沿线城市及周边辐射城市主动进行形象宣传和旅游产品促销,并重点拓展商务旅游这一高端旅游市场,优化客源结构与旅游方式。充分利用高铁同城效应,为扬州地区吸引更多资源要素、人才要素,推动旅游、商贸、房地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4)加快高开区的开发与开放
充分发挥属地优势,以高铁速度引领开发区速度,加快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吸纳集聚高铁新站带来要素资源,培育建立商贸、物流、交通、餐饮、住宿等服务中心,加大吸引生产要素力度。同时,扬州应充分把握好机遇,正视“虹吸效应”等所带来的影响,承接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优化发展环境,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的具体有效措施,加快形成高端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把开发区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引领区和示范区,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窗口和示范导向作用,助推尽快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5)高标准设计建设高铁站区
按照建设地标性建筑群和功能完善的城市综合体要求,对标交通枢纽港,坚持高起点规划,打造全省范围有特色、有影响、有较高知名度的高铁站区样板。按照建设国内一流高铁生态商务区的要求,合理布局功能分区,变单纯的对外交通集散地为承载城市交通和商务贸易等更多功能的综合服务区。加强高铁与公共交通的衔接,力争做到与城市公共交通零距离换乘,实现公铁无缝对接,打造全方位的立体客运综合交通枢纽。
(6)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得益于高铁功能的全面释放,过去难以引进的高端产业项目将主动上门投资。建议不失时机的推进产业转型、提升经济能级,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争中争得主动。一是发展高水平商贸物流业。坚持“以站兴商、以商带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与高铁相适应的商业集聚业态,重点建设宾馆、酒店、写字楼和商品超市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二是积极鼓励行业企业把握高铁经济契机,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上抢抓先机。通过加大高开区、综合高铁站区等载体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分享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