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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指同时具备下列特征，并形成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及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一是其价值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定关系；二是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化有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始净投资；三是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衍生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远期合同、金融期货合同、金融互换和期权，以及具有金融远期合同、金融期货合同、金融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工具。
三、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
金融创新衍生出大量各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衍生金融工具为风险管理和投机行为提供了支持，同时伴随这些便利的是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衍生金融工具与审计相关的特点有：
(一)衍生工具构造具有复杂性
1.金融衍生工具如对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的模型建立和资产定价涉及金融研究领域。2.采用多种交易方法与组合技术，如：不同种期权的投资方式、股票指数期权、货币期权、期货期权、股票与期权的组合等，使得衍生工具特性更为复杂。
(二)衍生工具设计具有灵活性
金融衍生工具在设计和创新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通过对基础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各种组合，创造出大量的特性各异的金融产品，如组合投资、程序化交易、复杂的衍生金融组合产品。
(三)衍生工具运作具有杠杆性
金融衍生工具在运作时多采用杠杆方式，即采用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进入市场交易。一般只需交付少量的保证金或权力金即可签订远期大额合约或互换不同的金融工具，实现以小博大。这种杠杆效应在使收益可能成倍放大的同时，投资者可能承担的风险也成倍放大，微小的基础金融价格也许就会带来投资者巨大的收益或者损失，杠杆率可以达到100倍甚至更多。期货、外汇交易的保证金和期权交易中的期权费即是这一种情况。
四、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程序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确定总体应对措施，并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中的重大错报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当从下列方面了解可能对衍生活动及其审计产生影响的因素：经济环境；行业状况；被审计单位相关情况；主要财务风险；与衍生金融工具认定相关的错报风险；持续经营；会计处理方法；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
具体应用在风险导向的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程序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了解具体事项，确定审计措施
1.了解企业控制环境与内部控制，收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信息和资料，分析并得出衍生金融工具的重大错报风险。2.针对认定的重大错报，设计风险总体应对措施与进一步审计程序。
(二)实施控制程序
1.审核被审计单位执行的政策和程序，审核有关风险的审计领域的现行内部审计资料。2.制定被审计单位的主要业务流程图，获得业务流程的可视分析，识别控制缺陷。
(三)实施实质性程序
注册会计师在设计衍生金融工具的实质性程序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会计处理的适当性；服务机构的参与程度；期中实施的审计程序；衍生交易是常规还是非常规交易；在财务报表其他领域实施的程序。
具体实施实质性程序时从以下方面展开：在报表日向交易方核对在途交易。检查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同和交易单据。验算年末计价和损益余额调节的正确性。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税收属性，将之与整个应实施的税务方面的审计程序相联系。
五、衍生金融工具模型审计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审计具有特殊性，其涉及到衍生金融工具模型的建立、数据的输入，和结果的输出，其中伴随着复杂的计量和数理模型，所以在衍生金融工具审计过程中，衍生金融工具模型审计成为审计工作的基础。审计人员必须能独立地监督与衍生产品相关的定量技术，其目的不仅在于最小化模型风险及该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而且还在于满足外部监管机构的要求并给高级管理层提供全面、完整的财务信息。就衍生产品的操作而言，管理信息的质量最终取决于提供该信息的模型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所使用的定量技术。(一)了解和分析模型
衍生金融工具涉及的模型和数理技术非常多，有的模型用于计算债券的久期和凸性，有些模型则用于计算利率期限结构；而布莱克——斯科尔斯欧式期权定价模型则是用一个随机过程来描述构成期权股票价格的动态变化，并根据模型的理论框架导出期权定价公式：无套利定价；还有银行波动性模型、回归模型或插补模型等，这些模型导出的结果常作为定价模型的输入信息。
审计人员应该具体从以下方面了解和分析模型：
1.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设、金融工具的交易方式。2.所使用的模型的假设条件是否与实际经济现象不符以及该模型的内在的局限性。3.模型常被使用的领域(特别是使用该模型的产品和市场类型)。
(二)模型的控制测试
在实施模型控制测试前，审汁人员应该已了解下列事项：
1.模型是用来做什么，模型用于何种产品的建模。2.模型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假设是什么。3.谁在使用模型，为什么要使用该模型，使用该模型的意图是什么，涉及的风险有多大。
审计人员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筛选和测试已由开发人员所开发的模型。基于此目的，模型错误的可能发生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类。一是模型不正确。亦即理论方法本身就是错的。二是模型正确但提供的解答不正确。即理论在运用出了偏差，可能是由于所选择的数值解决方法不当，或者是数据来源问题，而或者是数学计算中的四舍五入所致。三是编程错误。由于程序输入或者数据输入时出现差错。
(三)模型的实质性测试
完成模型的审计测试后，应抽取使用该模型的不同业务线的实际交易样本，对该样本再作检验，进行模型的实质性测试。对选出来的交易样本要进行独立评估，同时还需验证其风险数据。这一做法可以强化模型的独立测试。具体为：
1.经交易双方的一致确认，对交易的细节正确记录。2.输入参数的有效性、正确的估价。3.是否经过外部的独立验证。4.正确的风险数据和信用风险流程。
六、、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审计
随着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面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交易商们将该模型以及它的一些变形程序化输入计算机应用于刚刚营业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衍生工具的扩展使国际金融市场更富有效率，新的技术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加强了市场与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依赖，不仅限于一国之内还涉及他国甚至多国，使得衍生金融交易全球化与复杂化，使得衍生金融市场更有活力。
(一)模型描述
c=sN(d1)-Xe-r(T-t)N(d2)
其中
S：股票价格；X：期权执行价格；r：无风险利率；T：未来时刻T；t：当前时刻t；σ：股票波动率
(二)模型假设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基于以下假设：
1.股票价格行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模式；2.在期权有效期内，无风险利率和金融资产收益变量是恒定的；3.市场无摩擦，即不存在税收和交易成本，所有证券完全可分割；4.金融资产在期权有效期内无红利及其它所得(该假设后被放弃)；5.该期权是欧式期权，即在期权到期前不可实施；6.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7.证券交易是持续的；8.投资者能够以无风险利率借贷。
(三)模型审计注意事项
期权定价模型审计不仅要实施衍生金融工具模型一般的审计程序，还必须特别注意期权定价模型中假定股票服从高斯过程。高斯过程中假定股价的概率分布偏度为零，峰度为3且为瘦尾的正态分布，而实证研究说明并非如此。研究发现，金融过程的偏度不为零，且峰度大于3，并且是厚尾的。而在高斯过程的瘦尾假定下的期权定价，就意味着忽略了诸如股价大跌等极端情形的概率分布，在实际操作中就会低估风险，造成严重后果。实施审计程序时必须注意不同衍生金融工具标的资产价格的分布是否符合期权定价模型中所假设的高斯过程。
【摘要】次贷危机爆发，衍生金融工具被指为罪魁祸首，尽管如此，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依然成为国内各大银行和证券机构的趋势。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了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人员对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难度。本文通过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指出了衍生金融工具审计的一般程序和其中涉及到衍生金融工具模型的特殊的审计程序。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实质性测试；审计程序；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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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hnC.hull.期权、期货和其它衍生产品第三版[M].华夏出版社，2004.
[3]王濛，常谷珍.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风险及防范对策[J].广东审计，2002年第二期.
[4]董博，李莉.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及风险管理[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月.
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十分困难，一度濒临破产，后在总裁陈久霖的带领下，一举扭亏为盈，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逐步扩展到国际石油贸易业务，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公司经营的成功为其赢来了声誉，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评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奖，并且是唯一入选的中资公司。
中航油通过国际石油贸易、石油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净资产已经从1997年16.8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5亿美元，增幅高达800倍。但2004年11月，中航油因误判油价走势，在石油期货投机上亏损5.5亿美元。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著名的“巴林银行悲剧”的翻版：十年前，在新加坡期货市场上，欧洲老牌的巴林银行因雇员违规投机操作，令公司损失13亿美元并导致被一家荷兰银行收购。曾经在7年间实现资产增值800倍的海外国企中航油，缘何短短几个月内就在期货投机市场上背负5.5亿美元的巨债？
2003年底，由于中航油错误地判断了油价走势，调整了交易策略，卖出了买权并买入了卖权，导致期权盘位到期时面临亏损。为了避免亏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三次挪盘，即买回期权以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该风险在油价上升时呈指数级数的扩大，直至公司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断高涨的保证金，最终导致了破产的财务困境。应该说中航油能够在7年间实现净资产增幅800倍，到巨亏5.5亿美元，都是缘于“创新”及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本来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保值作用，但中航油却是毁于过度的投机。
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具有衍生特征的金融工具。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衍生金融工具是期货、远期合约、互换和期权合约以及类似性质的金融工具，如利率上限与固定利率借款承诺等”。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价值派生于某些标的物的价格金融工具；其中，标的项目包括债券、商品、利率、汇率和某种指数等。也就是说，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风险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交易有别于一般的金融现货交易，是以标准合约交易和保证金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交易，而是保值或投机。主要特征有六个：杠杆性，它能以极少的资金（合约保证金）控制较多的投资资金（出货或平仓时合约持有者应付的资金），来获取理财的收益；虚拟性，它在合约到期时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依存性，它依赖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而存在，传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动最终会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灵活性，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定价比较复杂，因对其风险的度量非常困难。
近几年以来，衍生工具交易风波不断，1994年1月，德国MGRM集团在美国高息筹资，投资石油期货损失13亿美元，相当于集团一半资产；1994年12月，美国加州橘郡财务长雪铁龙以政府名义筹资，进行票据投资，最后亏损18亿美元，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同年12月，美国最富庶的奥兰冶县由于从事金融衍生交易失败而亏损15亿美元，不得不宣布破产；1995年2月23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327国债期货风波”，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市场在我国的暂停。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衍生金融工具仍获得了巨大发展，美国《幸福》杂志在1995年载文声称，国际金融市场上当时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未清偿名义本金额超过20万亿美元。不仅如此，衍生工具的品种也正在创新中，目前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几乎能根据客户的任何特殊要求“量身订造”任何品种的衍生工具并为之创造市场，所以今后衍生工具的品种还将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关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制度现状
我国十分注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险意识。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我国不断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1998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的《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我国自2004年3月起施行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实施的范围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目前，我国证监会共计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等27家企业可以进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策略
以上一系列事件说明，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风险加以必要的控制，不能任其作为表外业务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如果对该项风险极大的投机行为予以适当的披露，有适当的机制予以约束，提醒管理层和所有者的高度关注，就不会发生等事态无法收拾以后的巴林银行残局和中航油的艰难重组。对企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风险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禁止过度投机，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杜绝“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建立严格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授权和核准制度。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应由高级管理部门、董事会或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授权核准，并进行合法、合规性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授权、执行和记录必须严格分工。如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负责人授权批准，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其他人员负责接收来自交易对方对交易的确认凭证；对交易伙伴的信誉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控制交易伙伴的信用风险；建立健全的衍生金融工具保管制度和定期盘点核对制度；建立投机项目的投资限额制度，规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最高限额，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严格限定衍生金融工具的适用范围，除为了规避实际外贸业务中的不确定风险以外，禁止从事以投机为手段的投资行为。
一、风险投资中的委托问题
在风险投资企业中参与各方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使得风险企业的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委托关系。在企业最主要的两种融资方式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中，股权融资引起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债权融资引起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对于股权融资引起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司的内部治理问题，也就是狭义上的公司治理问题。这在实际中也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范和激励措施。大部分措施的核心是承认管理层自身人力资本的存在，并可以像股东拥有的物质资本一样参与公司利润分配，通过股东向管理层让出一部分利润的索取权，从而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函数趋于一致来实现的。而对于债权融资所引起的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之间的委托问题，则比上面的复杂的多。这里覆盖了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范畴，通常意义上，公司的债权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公司的内部治理。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他们难以对自己的财产实施有效的监控，从而使之处在较大的风险之中。这就是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它属于公司的外部治理。同时，债权融资中依然存在股权融资中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形成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委托关系链：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初级委托；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二级委托。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股权融资：股东——委托——管理层
债权融资：债权人——委托——股东——委托——管理层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将债权融资的两层委托关系分开讨论，分析债权人和股东间，以及股东和管理层的委托问题。这样也涵盖了股权融资的问题。
1、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问题。股东和管理层的委托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实践中由于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问题的存在，委托方和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导致管理层不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股东和管理层的委托问题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管理层的试图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庞大企业王国而到处扩张，形成的“过度投资”问题；管理层过于谨慎，担心投资失败导致自身被股东解雇，构成对自己的损失，因而即使有好的投资机会也不愿冒险而导致的相对投资不足问题。
2、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对于股东而言，公司的盈利减去用于公司债务还本付息的部分之后，剩下的部分就属于股东的收益，它表现为股息、红利和股价增值等形式，其具体数量取决于发行股份的公司利润的多少和股票价格的高低；而债权人则不一样，无论公司的利润有多么丰厚，股票的市场价格怎么上涨，它取得的只是本金和事先约定好的利息，无法分享公司盈利高涨带来的种种收益。这就构成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股东在正常状态下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其他人无权干涉和控制企业。由于股东可以通过对管理层的影响来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公司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更大。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就产生了委托问题。风险投资家在投资风险企业时，选择哪一种投资方式就决定了面临哪一类问题。
二、金融工具与激励约束机制
1、风险投资与激励束缚机制。在风险企业中，委托关系表现为风险投资家将资本交由风险企业家进行管理经营。为了不偏离风险资本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作为委托人的风险投资家就必须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对风险企业家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缩小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两者的目标距离，削弱人对委托人利益的侵害。降低风险投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风险、道德风险。激励约束机制除了主要解决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委托问题外，同时还关注企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商、中介人等。风险投资过程中采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包含有很多种手段和措施。激励方面主要包括有有形资产激励和无形资产激励：有形资产激励，包括非货币报酬和货币报酬两大类。无形资产激励，包括声誉激励和控制权激励等。无形资产激励手段和效果不同于有形资产激励，在某些方面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为了达到最大的激励效果应将多种手段结合使用。
2、金融工具在激励束缚中的作用。构建一个高效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风险投资的重要内容。以下将构造一个案例来说明投资家是如何通过金融工具，以及附加在金融工具之上的契约条款来实现或部分实现风险投资的激励约束。A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简称A公司，B是一家寻找投资的高科技企业，简称B公司。A公司经过尽职调查，决定向B公司投资1000万元，并就有关投资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原B公司资产（含无形资产）经评估确认现值为1000万元；公司总计股份2000万股，双方各占股份45%，其余10%设立为期权池，用于对管理层实施股票期权计划。A公司以可转换优先股形式进行投资，3年后进行转换，转换条件及转换价格如表1，并且保证如在3年后实际盈利率低于20%，管理层将对A公司持有的可转换优先股无条件赎回。通过上面的投资契约设计，可以看到转股比例同实际盈利率成反比，转股价格同实际盈利率成正比，期权奖励同实际盈利率成正比，B公司的股份同实际盈利率成正比。也就是说企业经营状况越好，A公司的转换比例越低，转换价格越高，转换后股份数额越少。同时对管理层的股票期权计划将随之展开，受众面扩大，平均持有比例也将扩大，对管理层的激励增加。这时公司原有发起人风险企业家更是双重获利，一方面企业价值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控制权也在增大，这反映了投资者的信任。反之，如果原来风险企业夸大了企业的预期成长速度或者自身能力不足，实际上不能达到原来契约规定的要求，那么管理层将被减少期权，风险企业家的股权将被部分剥夺，最严厉的是被要求回购股份。这有可能意味着企业被清算，风险企业家的声誉也会严重的降低。
三、金融工具与控制权分配转移机制
1、控制权分配转移的重要性。风险企业控制权的分配转移作为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委托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分配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双方的行为，尤其是非合同化行为，进而影响到企业价值和双方利益。风险投资家在投资时常常要求得到一部分风险投资项目控制权。而风险企业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及对自己创业梦想的坚持不会轻易放弃风险投资项目的控制权，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利益的分歧使控制权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和转移成为争论的焦点。风险企业控制权在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分配过程，是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效用最大化的过程。风险企业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有利于克服委托人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激励企业家诚实勤勉工作同时，也促使风险投资家不仅提供金融资本,而且更多地为风险企业带来增殖服务，这些服务对风险企业的成败也是至关重要的。形成这种有效的双边激励，能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进而保证双方的效用最大化。
2、金融工具在控制权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风险投资治理的主要手段，企业控制权分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外界影响因素由双方博弈形成的一个规划——调整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影响控制力的因素可分为三种：一是间接影响因素，二是直接影响因素，三是执行影响因素。图1表示了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在影响控制权分配的众多影响因素中，投资工具、投资额、投票权、预期收益构成直接影响因素。它们对控制权的分配转移主要体现在通过投资协议明确了控制权的分配转移方式、方法。比较分析这些直接因素及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得出金融工具处于核心地位，它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控制权的分配，其他作用因素最终会体现到金融工具的选择和设计。
3、控制权分配转移中金融工具的特点。风险投资家多倾向于选择优先股作为金融工具，同时会根据对风险企业相关因素的预期调整其金融工具的选择。不同金融工具对风险企业控制权分配的影响不同，具体有如下特点：首先，债券。债券的特点是安全性高，一旦企业清盘可优先偿付，但无法获得企业成长可能带来的超额回报，也无法获取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对于早期的风险企业预期并不明朗，同时不太可能提供高值的抵押品，这样以债务方式投资不能保证其投资的安全，因此债券一般不用于早期投资。其次，普通股。如果风险投资家预期企业外部将会出现强势的经济环境，并且企业风险预期可以被合理控制，则风险投资家将会偏好选择普通股作为投资工具，因为，风险投资家关心的将不是其风险的降低，而是试图加强对风险企业的控制，克服保持距离型合作模式中所有权对经营权控制弱化的问题。最后，复合式证券。复合式证券是风险投资中常用的工具，结合了债券和普通股的优点。风险投资家开发了大量品种的复合金融工具，让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有充分的协商讨论的余地，达到各方满意的利益风险的平衡，同时可以实现对控制权的相机治理。最常用的有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可认购股票的债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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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衍生金融市场高速发展的今天，关于衍生金融工具计量标准一直是会计界所关心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以FASB与IASC为首的国际会计界认为公允价值是衍生金融工具计量标准的最佳选择。（FAS133《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中明确指出：公允价值是计量金融工具的最佳属性，对于衍生工具而言，公允价值是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也提出，对金融工具更多地使用公允价值。）
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计量标准，那么公允价值又如何确认呢？从定义上，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在熟悉情况并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资产交换或负责结算的金融。FASB进一步指出，活跃市场中的公开市场报价是公允价值的最好证据。但是，笔者认为公允价值的概念比较抽象，有着广泛的外延。因此，简单地将公允价值归结为在活跃市场中的公开市场报价是不合理也是不正确的。只要在熟悉情况并自愿的基础上，在交易的双方同意下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量贴现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交易中作为公允价值的具体表现。因此，相关报表编制者通过计量价格的选择来操纵公允价值信息，使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大大降低。那么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将采取哪种模式作为现实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与可操作性呢？
公允价值定义的前提是假定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不打算或不需要清算，不打算大幅度削减其经营规模，或以不利的条件从事交易。如果交易对象存在于一个交易活跃、信息传递迅速、监管机制健全的市场上，那么现行市价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现行市价就是公允价值的具体体现。虽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价值变化频繁，同一品种衍生金融产品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格，但其价格是围绕其公允价值上下波动的。总体上它们是趋于一致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现行市价作为公允价值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技术性手段利用市场的弊端（根据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原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量与供给量达到控制衍生金融产品价格）使衍生金融产。品的价格背离公允价值。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与衍生金融工具估价计量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市场价格不能获得时，估价计量公允价值将发挥更广泛的作用（估价技术参考类似资产与负债的价格或者其它的估价模型）。在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中；有一个合理的计价模型；相关数据来自发达的证券市场且可以得到可靠地认证。这些将使估价的可靠性达到可以公允地表达财务报表内容的程度。也可以避免在以现行市价作为公允价值时，通过一些非技术性手段达到操纵公允价值的目的，从而影响财务信息的可靠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尤其是电脑技术的运用），相关的信息资料可以容易、可靠、完整地得到。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估价计量公允价值将成为一种趋势。所以，我们应从以下几点做好准备：（1）继续建设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2）健全与完善监管机构与机制。（3）建立专门机构对证券市场与相关数据进行评估。（4）建立完善计算机网络系统，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数据库，加强数据的管理。（5）加快计价模型的研究，根据现实情况对计价模型的前提条件进行调整使其假定性更加合理以及被计量的金融工具所隐含的变量更符合使用模型的条件，提高计价模型的可操作性。
对于部分处于市场缺乏活跃性，同时又不存在来自机构或者来自模型的估价或者交易规模较小的衍生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就不能得到可靠地计量。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在现行市价无法取得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呢？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无疑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根据相关协议我国的金融管制将逐步放松（比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扩大业务范围等）。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危机破坏力大大增强金融机构及至跨国企业集团防范、分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断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将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最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不能不顾我国的特殊环境，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上述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市场为基础来确定我国的计量模式。如果考察对象存在于一个交易活跃、监管机制健全的市场上，我们应按前面提到的方法进行确认；如果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我们应将采取类似前面提到的方法。
第一，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所占比例较大或对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的银行和其它机构可以采取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
第二，对于一般的银行和企业，我们应按所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和意图，在结合所持有的时间来选择计量属性。
1.如果企业因长期规避风险或长期套利所持有的衍生金融资产或衍生金融负债，原则上按初始确认的公允价值（即取得成本）计量，无需处理以后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形成的损益。除非出现下列情况时需要调整确认损益：有证据表明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可能遭受损失，例如无法按原定合约收回全部金额，这时企业可以按照预计能收回的金额的贴现额重新计量，差额应按所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来进行处理。
（1）因避险目的而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按具体的避险目的来决定适当的会计处理：
（a）现金流量避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的变动不列入当期损益。
（b）公允价值避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的变动列入当期损益。
（c）规避国外投资汇率变动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变动相当于外币交易部分的列入折算差额，其余部分列入当期损益。
（2）因非避险目的而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其公允价值的变动列入当期损益。
2.如果企业持有的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不属于上述目的，则按报表日的公允价值计价，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引起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此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由于企业持有的一项衍生金融工具，目的是为了套期保值还是为了投机目的，有时很难断定，因此，在每一会计年度终结时，要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分类，这就给企业带来了操纵收益的机会，进而增加了会计监控的难度。此外在采用混合计量模式时，产生了衍生金融工具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相关等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采取此种计量模式备受责难。但是，如果我们不尊重我国的国情而盲目地推行全面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公允价值可能不公允，以市场价值或估价为基础的公允价值不能真正反映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危害会大于混合计量模式。我们在解决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所产生的问题之前，保持混合计量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菲力普斯指出：“会计理论变革的核心实质是试图改变传统会计理论强调成本的状况，代之以价值为中心的符合逻辑的结构。”可以预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保持这一混合计量模式。但是我相信随着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相关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计量技术的日趋完善，困扰我国全面推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问题将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应该以事实为基础逐步地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待到相关市场与机制进一步完善时，全面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参考文献：
[1]美国财务会计准则[S].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国际财务会计准则[S].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一、引言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衍生金融工具业务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金融活动。作为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衍生金融工具是规避风险的有效方法。但同时由于其极易做空且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所以市场投机性也很强。正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本身具有“双刃剑”的性质，既能避险保值又会带来巨大风险的现实，使得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的企业处在极不确定的财务状况中。相对于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会计理论新领域而言，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是比较迅速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交易市场上先后出现了远期利率协议、远期交易综合协议等新的远期合约品种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4年8月《SFAS80——期合约的会计处理》，之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理论研究和准则制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一系列准则相继，到目前为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和中同国务院财政部等会计机构都已经颁发了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相关准则，基本上形成了虽有过渡性质但也比较完备的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披露和报告的准则体系。但通过准则的制定并不能消除企业内部会计系统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操纵会计报告的动机，也就不能保证企业会计系统提供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信息的可靠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部分学者和研究人员提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会计分支进行研究，实现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的充分、可靠的报告和披露。笔者也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因此，本文就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相关会计理论以及建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概念框架进行探讨。
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与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的冲突
(一)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衍生金融工具的本质是经济合约，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体体现为合约的签订和取消。这就涉及到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对等。但是衍生金融工具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又不同于传统的商品交易合约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假定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商品交易合约的任何一方在签订了合约但尚未履行时，本身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且对等的，可以无条件取消。而衍生金融工具作为合约，一经签订也会导致合约各方拥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可是一方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有时是对等的，有时却并不一定对等，但是一方拥有的权利却与另一方承担的义务必定对等。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对象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约。合约的价值取决于社会经济运行的物价水平、利率、汇率和各种指数等的变化。合约签订时的预期未来变化如果与将来的实际情况出现差异，就会导致合约各方权利义务的变动，引起相关的损益。传统的商品交易因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基本稳定，可以假设物价水平不变，但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情况却不能做这样的假定，否则就失去了衍生金融工具存在的理由。承认市场物价、汇率、利率、各种指数的变化又与传统会计的基本前提矛盾。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对会计的特殊要求，使得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不能在传统的会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讨论。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质量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决策相关性和可靠性。其他的一些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从相关性和可靠性中衍生和发展出来的。但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并不能共存。需要会计人员作出权衡取舍。可靠性则是在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作为会计报表的首要信息质量特征来反映，只有可以可靠计量的金额才能在相关的会计报表中得以列报。对于传统财务会计可靠性的追求，使得财务会计要素得到确认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可靠计量。如果金额难以最终确定，就不能作为会计报表要素加以确认。与一直以来采用可靠性为信息质量特征的基础的会计模式不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更注重相关性这一特征。在对衍生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对相关性的要求较高，凡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信息，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决策有用。但是衍生金融工具要在会计报表中加以反映，就必须要达到相应的可靠计量的要求，这就使得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面临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选择。目前，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会计师在进行实务操作时的职业判断留有余地，这就要求会计师要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标准，同时要承担较高的责任。
(三)会计确认和计量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不是在一个时点即可完成，从合约的签订到对冲或交割，都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上的价格、利率、汇率以及各种指数等等不时地影响着衍生金融工具，因此，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总是在不断变化着，此时对交易者来说是盈利，彼时却可能是亏损甚至是巨额亏损。显然，这种变化在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财务会计理论下无法表现，这便要求企业采用新的计量标准。同时，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没有初始净投资或是初始净投资很少，交易在未来发生，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来代表历史成本，因此，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被提出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举行多次听证会以及实地调查后，于1997年8月公布了《衍生工具及套期保值活动的会计处理》一文，指出：“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具相关性的计量属性，也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衍生金融工具应以公允价值加以计量。”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下，衍生金融工具的未实现损益应当立即确认，并记入当期损益。一般认为，以报告日的公允价值取代衍生金融工具的历史成本，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初始确认和计量的必然选择。但如果其他资产、负债项目按历史成本计量，金融工具按公允价值计量，又会导致报表项目的不可加性，影响对报表的理解。同时，公允价值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市场价格、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可收回金额等，使得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和方法多变，没有统一标准。对“公允价值”的实质和取得的途径的研究存在分歧，导致“公允价值”计量执行的困难和人为操纵，也影响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其他财务会计要素计量上的推广应用。
三、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理论和概念框架的探讨
(一)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目标笔者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是反映一个主体进行衍生金融业务活动所导致的对主体财务方面现实状况影响的会计分支，隶属于财务会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管对会计本质有着怎样的不同认识，会计是一个提供信息的系统，这是不争的共识。因此，作为会计的其中一个分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社会经济系统提供信息，包括有助于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的信息和有助于评价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信息，这就必须符合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要求，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要。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总体目标，就是将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表明交易过程和结果的充分可靠的信息提供给需要者。由于一笔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在一个主体内部导致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完全对称，容易导致信息的割裂或遗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有套期保值和投机套利两种功能，不同目的的交易实现不同的功能，结果也有所不同；衍生金融工具的投机套利功能允许进行“买空卖空”的操作，放大了交易风险，会因为未来市场参数的变化给主体带来巨额的收益或导致巨额的损失，所以，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具体目标的确定比较繁杂，涉及很多问题。简单来讲，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要实现总体目标，就必须要反映主体是否进行了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交易的性质如何；是投机套利还是套期保值；每一笔交易所导致的权利和义务如何；该项交易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以及计量方法和根据是什么等。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和评价一个主体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过程和结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所必须反映的，也就构成了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目标的具体内容。同时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目标的实现也涉及到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披露与列报问题。我国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第37号也对此作出了规定，要求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在交易初始进行时就对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的类别和目的进行判断，披露对金融工具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该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计量采用的方法和依据、该项交易涉及的风险(其中的信用风险还要求披露相应的变动额等数值信息)、相关的担保信息、金融资产减值的详细信息、相关的套期信息、与交易有关的收入、费用、利得或损失等信息，此外还包括一些分析性的信息。这些详细的规定对于实现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具体目标很有帮助，也是达到总体目标的途径之一。
(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信息质量特征是建立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这一特殊对象上提出的，在遵循原有财务会计系统所要求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以外，更加强调其中的充分性和相关性。在对衍生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对相关性的要求较高，凡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信息，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决策有用。为了兼顾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可以考虑在可靠性的基础上，加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在传统财务报告的模式上，进一步扩大相关性信息的披露和列报，特别是对于以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为主要经济业务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而言，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同时，考虑到企业作为主体会对会计系统进行干预，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使得会计报表的可靠性降低，所以应尽可能地要求充分披露。目前，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会计师在进行实务操作时的职业判断留有余地，这就要求会计师要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标准，同时要承担较高责任。
总体来讲，上述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很难发挥正常作用。一般情况，每个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企业都会具备一套完整的控制风险的内部控制系统。但经常因为人为因素而很难发挥作用。比如中航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总裁陈久霖手中权力过大，绕过交易员私自操盘，发生损失也不向上级报告，长期投机违规操作酿成苦果。
（二）过度投机
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保值与投机在交易上并无本质区别，套保在防止价格反向运动带来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因正向运动带来意外收益的可能性。而投机有时能带来巨额利润，诱惑企业放弃套保宗旨，或不严格执行套保方案，在市场方向突变或判断失误时造成亏损。例如1997年株洲冶炼厂在LME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就是，它在期货市场抛售了两倍于自己产量的锌，使过量的保值成为投机，后因价格暴涨而损失惨重。
（三）行情误判
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的起因在于企业对需要购入或售出产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担心出现不利走势引发风险。企业因为错误判断未来的行情走势，导致损失惨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2000年全球性的不景气由美国蔓延开来，许多公司为了规避美元低迷的利率而改为操作欧洲美元期货，然而在2001年底美国利率回升，许多公司都因错误的预期蒙受了莫大的损失，其中安然公司的情况尤为严重，这一错误的投资使得安然损失许多现金，并使得资金状况出现严重恶化情况。2008年2月，碧桂园公司宣布发行可转债融资，并将融资的一半金额19.5亿港元作为抵押品，与美林国际订立了一份以现金结算的公司股份掉期协议。根据协议，若最终价格高于初步价格，则公司将向美林收取款项；若最终价格低于初步价格，则美林会收取款项。由于2008年上半年，亚太地区股票市场一路下行，以2008年6月30日的收盘价计算，该股份掉期的公允价值损失约为4.428亿元。
（四）外部监管失效
中国证监会作为金融期货业的业务监管部门对企业的境外期货交易负有监管责任，但由于企业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国内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和监管经验。在中航油连续数月进行的投机业务竟然没有任何监管和警示，也暴露出当时国内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监管的空白。
二、企业加强防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的对策
（一）健全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
首先是董事会与高管构成战略管理层面，企业董事会与高管对风险监控负有根本性责任，负责企业方针政策和监控程序的制定、制度的颁布、风险监控机构的设立和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命、各部门风险限额的规划、重大涉险事项的审批和决策，尤其要形成切实可行的风险决策制衡机制；其次是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控和执行层面，为确保决策层的风险管理战略及方针政策的执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应下设独立的专职机构如风险管理部，牵头负责风险监控的具体实施，协调涉险部门如运作、财务、审计等共同构成“全面防御体系”；最后是涉险员工形成操作管理层面，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风险纵横交错贯穿于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操作层面，随时处于市场嬗变的风口浪尖。应当通过企业的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其素质，落实责任，使之树立清醒的风险意识，成为风险监控一线人员。（二）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记录和披露
安然公司的突然暴露出了公司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严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安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财务制度不透明。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控制需要充足可靠的相关信息，且主要是会计信息，因而运用会计方法对衍生金融工具在其交易的事中进行及时的记录和披露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国结合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国情，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列报、套期保值等方面均对上市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企业将衍生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改变了长期以来衍生工具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企业应该遵循准则规定，及时准确地记录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和业务披露的透明度，有效控制风险。
（三）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技术水平
一是严格按照预定方案确定操作目标、方向和原则。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以对冲风险为目的，坚持按预定方案确定操作目标、方向和原则是风险防范的基石。上市公司江西铜业在铜价疯狂上涨期间坚持套保，虽然年盈利减少2.48亿元，但整体仍取得丰厚利润。二是充分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衍生工具市场瞬息万变，交易前准备包括行情研判、方案制定、时机把握、资金计划、运作周期、止溢、止损点位、了结方式、责任分工，以及建立必要的程序化交易系统等。三是做好保密措施，在国际市场进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隐蔽企图已成为决定成败的首要因素之一，由于我国企业在国外期货交易所没有交易席位，因此几乎所有出海资金都要借助别人的通道，资金数量、操作意图、建仓方向、头寸大小和抗风险能力等核心机密极易被交易对手捕获。针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资源性基础商品的刚性需求，近年来国际流动资本频频利用“中国因素”呼风唤雨大肆炒作，演绎“逼仓中国”的事件屡屡发生。四是采取正确投资策略和技巧，制定正确策略和技巧。首先，应着眼于企业的财力，研究交易的资金需求，结合企业现金筹措能力来决定规模；其次，要考虑业务上的技术能力，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避免过于复杂的操作；再次，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尽量选择流动性好的市场和产品进行操作；最后，还要针对市场变化灵活应变，趋利避害，捕捉战机。
（四）加大政府外部监管
为了确保企业的安全运营和投资者的利益实现，政府部门必须从外部加强监管力度，防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首先，政府必须依法监管，政府主管部门必须保障衍生金融交易按照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其次，金融衍生交易监管者必须不间断地执行管制，而且必须避免管制宽容。避免管制宽容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衍生品交易商自有资本过少时，他从事道德风险和过度冒险的欲望便会增加。极端的情况是当这种机构在经济上已经破产，而它的经理人在过度冒险和赌博中竟然毫无损失：如果冒险成功，它的风险投资得到回报，公司会走出破产的境地；如果失败，衍生产品交易商的损失最终由政府承担。因此，尽管管制宽容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正确的政策，但是它会产生一种导致未来金融系统不良行为的激励。最后，政府和监管当局应当积极寻求与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国际监管合作。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具有网络效应，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的加强使交易具有全球一体性。衍生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却相对滞后，跨国衍生交易出现了监管真空。因此，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国际合作，做到信息的国际流动，才能真正有效地对各国境外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督。
［论文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已经无法回避国际化竞争，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控制和避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参考文献］
二、金融衍生品的作用
金融衍生品的产生是源自于规避逐渐放大的金融风险，但除此之外，金融衍生品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价值发现：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变动取决于标的变量的价格变动，而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发现功能有利于标的价格更加符合价值规律，有利于对现货市场的价格进行合理的调节。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是密切相关且一定程度上是正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供需状况往往可以帮助现货市场建立起均衡价格，形成能够反映真实供求关系和商品价值的合理价格体系。
（二）风险转移：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将现货市场上的交易风险进行打包创造出新的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最后将金融衍生品和风险重新分配转移到其他持有金融衍生品的经济体中。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只是减少了某部分经济行为的风险，而将风险以新的方式重新转移到其他经济部分去，经济体系的总风险并未因此而降低。
三、金融衍生品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因标的资产价格出现与预期逆向的变动而导致金融衍生工具价格出现损失的可能性。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完全放开的金融体制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衍生品交易基本都是大宗交易，涉及的交易数额庞大，所以交易方一旦对市场的估计出现了偏差，现货市场价格出现了与预期反向的变动，给交易方带来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指交易对手未履行合约承诺而产生的风险，它主要表现在场外交易市场上。这种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因为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一种杠杆交易，在保证金的基础上交易量被放大几十甚至上百倍，交易出现亏损时，亏损一方可能出现违约以逃避损失。但出现信用违约的交易方一般都会被永远取消交易资格。信用风险导致的损失取决于交易对方的资信度和投资工具价值的大小。
（三）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指衍生工具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卖出金融衍生合约，不能对头寸进行对冲，只能等待执行最终交割的风险。这种风险导致的损失往往是被动的，金融衍生品作为创新的金融工具，其流动性风险是很大的。因为金融衍生品涉及大量资金的交易，因而拥有交易资金能力的交易主体有限，一旦市场发生大的波动，可能因为缺失交易对手而不能对衍生金融资产进行对冲。
（四）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指由于金融衍生合约在法律上无效、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等给衍生工具交易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各个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而相应的法律规范建设却相对落后，使得法律风险经常存在在交易中。而且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是全球化的，很多国家都参与其中，出现交易纠纷时，不能找到具体适用国家的法律，出现法律上的管辖空白情况。
四、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防范
金融衍生工具的重要功能是为投资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如果运用不当，却可能产生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当前的金融危机，更是给我们以警示，虚拟经济的发展，衍生金融品的创新一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远，投机性的行为一定要加以规范，否则，不但不能减少交易风险，反而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平稳和健康发展，甚至铸成危机。
（一）加强法制建设和金融监管，为金融衍生品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快法制建设，完善涉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管理的法律用来规范交易程序和交易规则，为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使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规范合法，从而有效避免法律风险。同时，加强金融当局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对杠杆交易量过大，蕴涵大量风险的投机行为要加以严格的管制。只有这样，才能让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和繁荣更好地为金融发展服务。
（二）强化交易方内部管理，完善自我风险控制措施
作为交易方，应该明确交易的目的一是降低风险；二是扩大非投机性盈利，但其核心依然是有效防范各种风险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损失。因此进行交易时，交易方应该根据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和自身经营目标确定交易种类和交易量，慎重选择金融衍生产品的类型。同时，交易方应该加强内部风险控制，采取科学的计量模型对风险进行持续评估，并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价防范体系和权责分明的业务授权授信制度，防范在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防止投机行为，降低金融风险。
（三）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随时监评控制风险
风险是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客观事物，不可能消失，风险都与收益成正比。交易方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规避风险，所以，交易方应及时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进行监评以反映风险的大小。交易方应该根据自身经营目的，风险抵御能力大小，来进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关于自身资产负债的风险预警系统，重点关注衍生金融品的价值变化，根据其市场价值的变化决定加减仓，对于超过风险限额的品种应该立即平仓，以此优化资产组合结构进而分散交易风险。
（四）加强交易系统的管理，防范投机交易带来的风险
交易所作为衍生金融品交易的平台，应该加强完善交易制度，出现交易风险时，应及时要求交易方增加保证金比例，以防止信用风险的产生；同时应该建立严格的每日资金清算制度，当日交易当日轧差，借以加强对交易资金每日动向的监管，降低清算时的资产风险；交易所还应该注重对纯粹投机性资金的行为控制，衍生金融品市场是防范资产价值风险的有效工具，但过度的投机行为会导致风险的成倍放大，进而导致整个市场的不稳定，所以应该对纯粹的投机严格管制。
（五）加强国际监管和国际合作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很快，金融发达国家创造的金融产品很多国家都会持有，衍生金融产品的价值风险不仅仅关系某个国家，而是关系到全球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安全。如今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和合作，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的共识，各国急需联合起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跨国监管，以防止风险因为衍生金融工具的流通而在国家间传递和扩大。
参考文献：
金融衍生工具译自英文规范名词financialderivativeinstrument。汉语可译为金融衍生工具、金融派生品、衍生金融产品等。金融衍生工具由现货市场的标的资产(underlyingcashassets)衍生出来，标的资产的交易方式如同股票或其他金融工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19号中的定义为“一项价值由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我国一般解释为由股票、债券、利率、汇率等基本金融工具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新的金融合约种类。金融衍生工具诞生的原动力就是风险管理。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以及住友商社在有色金属期货交易中亏损高达28亿美元等巨大金融风险大案等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的爆发都证明了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近年来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却越来越从套期保值的避险功能向高投机、高风险转化，具有下述突出特征：
（一）极大的流动性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种类繁多，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进行设计，让其达到充分保值避险等目的。但是，由此也造成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难以在市场上转让，流动性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法律及各国法律的协调赶不上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的步伐，因此，某些合约及其参与者的法律地位往往不明确，其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而要承受很大的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功能和风险是其与生俱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任何收益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衍生产品只是将风险和收益在不同偏好客户之间重新分配，并不能消除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在为单个经济主体提供市场风险保护的同时，将风险转移到另一个经济主体身上。这样就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集中、更加隐蔽、更加碎不及防，增强了金融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破坏力。
（二）风险发生的突然性和复杂性。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表外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内体现；另一方面它具有极强的杠杆作用，这使其表面的资金流动与潜在的盈亏相差很远。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具有高度技术性、复杂性的特点，会计核算方法和监管一般不能对金融衍生工具潜在风险进行充分的反映和有效的管理，因此，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爆发具有突然性。金融衍生产品把基础商品、利率、汇率、期限、合约规格等予以各种组合、分解、复合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日趋艰涩、精致，不但使业外人士如堕云里雾中，就是专业人士也经常看不懂。近年来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灾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性缺乏深层了解，无法对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运作风险在所难免。
（三）风险迅速蔓延的网络效应。由于投资者只需投入一定的保证金，便有可能获得数倍于保证金的相关资产的管理权，强大的杠杆效应诱使各种投机者参与投机。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既能在一夜之间使投资者获巨额收益，也能使投资者弹指间血本无归、倾家荡产。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会通过自身的特殊机制及现代通讯传播体系传播扩展，导致大范围甚至是全球性的反应，轻则引起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重则酿成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网络传播效应加大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
二、金融衍生工具产生风险的原因
（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交易者、经纪机构与衍生交易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衍生市场是一个创新思想不断涌现的市场，新的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些新的产品很多是为了规避现有的金融制度和管制安排，因此衍生市场的监管难度就更大。另外，交易者对自身的行为和信用状况的信息肯定多于监管者所拥有的信息。监管者要想使交易者吐露自己的私人信息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经纪机构对自身的交易设施、员工素质、资信水平及服务规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更为全面，而交易者则无法低成本地得知上述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易者不能确切知道经纪机构真实的服务质量，只能凭借经验推知所有经纪机构的平均服务质量，并按这个平均服务质量支付佣金。最后经纪行业里只能剩下服务质量最差的经纪公司，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适当的控制系统，规定交易种类、交易量和本金限额。慎重选择使用金融衍生产品的类型。
（二）监管机构的监管缺失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创新，拉大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投资银行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将买来的不同信用级别、不同收益率的各种证券进行分割、打包、组合，然后再经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最后保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然后再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买给对冲基金、养老保险基金、财富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以CDS（信用违约掉期）为例，CDS是一种贷款违约保险，它的出现源自于银行转移信贷风险的需求。CDS合约并不是在公开市场公开交易，也没有特定的结算机构为其结算，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辅助进行交易的。在交易的过程中是不受任何机构监控，只是双方私下缔结的合同。CDS市场规模如此之大而没有监管机构进行管制，对其交易产品也不能进行风险评估，华尔街的银行家利用杠杆操作和金融衍生工具的放大功能进行大量套利交易。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缺乏监管才造成了历史规模如此之大的金融危机，由此也就不难看出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放大功能。
三、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防范
衍生金融工具是为了规避金融市场价格风险而产生的，然而运用不当，其中也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在投资日益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对冲和规避外汇及利率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在实际业务中面对衍生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相关各方面应该积极地做好对风险的防范和监管工作。
关键词：衍生工具；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系统风险
自20世纪90年代始，历次金融危机中，作为资本流动重要媒介或催化剂的衍生工具扮演着特殊的作用。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工具作用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引起人们对当代金融危机形成机理的深层次思考。
一、衍生工具的出现及其作用的二重性
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相比，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中的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具有全然不同的特性。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首先从资金流向来看，这些资本的流向不仅限于东南亚国家的官方借贷，而且流向东南亚的私人实体；其次，从信贷资本形式来看，流向东南亚的资本日趋多样化，商业性银行信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从直接的国外投资到资产组合投资、公司和政府债券及组合证券、回购协议，以及银行发放给公众和私人借款者的信贷，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具体情形见下表：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构成(占私人和公众流动资本的百分比)
这种国际资本的多样化流动导致了一种不同的风险分配机制。与20世纪70、80年代初的银行信贷相比，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经济中，更加多样化的资本流动机制倾向于将风险向投资者转移。股票和债券投资将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后者将承担利率、证券价格和汇率的变动风险。甚至由东南亚国家政府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券也将利率风险，连同信贷风险一起，转移给了国外投资者。这种效应潜在地降低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抵御因美国利率变动或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的能力。
伴随着这些新型资本流动形式的出现，衍生工具交易也发展起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改善全球投资的风险管理。这些衍生工具主要包括：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掉期交易、总回报掉期交易以及期权交易等等。迄今为止，全球金融衍生工具已超过100种。随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推出，许多金融活动已基本与生产、贸易等实际经济活动脱钩，金融市场交易量呈几何级数增长，1997年仅期货等几种主要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存量就高达55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0多倍。国际资本继续由传统金融领域向新生金融衍生商品市场流动。目前在全球每天逾5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中，只有不足2％与生产、贸易活动直接相关，其余98％是以投机为目的进行的交易，只在金融体系内进行“小循环”。即使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交易仍然非常活跃，这一领域的资金往往仍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金融衍生品的广泛发展，促进了资本流动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将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从不愿承担这些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转移到乐于承担这些风险的其他投资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投资者的选择偏好。与此同时，衍生工具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工具的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引导资金从发达资本市场向发展中经济流动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以及减弱安全性监管的非稳定性作用。
(一)衍生工具促进资本流动的建构性作用
通过降低投资者与传统的资本流动方式(如：银行信贷、权益投资、债券、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风险，并将其更加有效的重新组合分配，衍生工具促进了资本的流动。伴随着衍生工具引入资本市场而来的金融创新，使得风险的传统协议能够重新设计，以更好地满足这些资本工具的发行者和持有者所期望的风险环境。衍生工具的风险转移功能在套期保值、促进资本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刺激非生产性活动，减弱安全性监督的非稳定性作用
衍生工具的不断扩展也引发了有关整体经济稳定性的问题。衍生工具的运用，使得交易双方、规则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透明度降低。它们可以被用于诸如规避资本金需求、应对会计规则和信用等级评定、合理避税之类的非生产性活动；也可用于提高与追逐高产出(当然风险也会相应提高)投资策略相关的资本市场风险可容忍水平。
在大幅度的汇率或者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下，市场风险水平的变化，与开放性条件下衍生工具契约的广泛发展有着明显的相关联系。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用于缓解市场动荡。在此意义下，衍生工具的运用将有利于减少此类资本的运用量；但同时也会提高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而动摇金融部门和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对金融部门和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二、衍生工具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衍生工具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作用，使得原本就不太成熟稳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体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起来，也使得有关的经济管理部门在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规制时，决策的难度加大，进而对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
衍生工具从两个方面导致了透明度问题。第一，它们扭曲了资产负债表作为量度一国的公司、央行和国民账户风险情况基准的内涵。第二，在现行的柜台交易情况下，对于衍生工具缺乏足够的披露要求和政府监督。在不存在诸如衍生工具之类的表外业务情形下，公司的资产负债便可以提供该公司的基本风险情况。利用资产与负债的到期日之间的差距可以确定公司的利率风险；二者的货币计价差异可以确定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则可以由借款者、具有偿付责任(如应收款项)的顾客和客户、所持证券的发行者及其他资产的对应交易方的信用度来测度。金融衍生工具的介入使得在总体风险水平和由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风险水平之间加入了一个楔子。表外业务风险能够颠倒、夸大或者压缩由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风险水平。由表外业务头寸导致的透明度的缺乏，对于那些试图评价央行干预外汇市场能力的经济公众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固定汇率体系下，央行的干预能力是关键性因素；在浮动汇率系统下，为了使经济在遭受投机性冲击或其他金融市场动荡后仍然保持稳定，央行的干预能力同样重要。然而，衍生工具的上述作用，却使得央行往往只能掌握其当前外汇储备拥有的金额，却难能预测远期外汇交易和互换掉期等交易条件下未来某个时期外汇储备额度的变化。
总体风险暴露水平与资产负债表脱节的情形也可出现在一国的资产负债表(即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按照惯例，一国的实际市场风险暴露水平可以通过其资本账户上外国资产和负债的到期日和记账货币反映出来。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广泛运用，使得情形已经有所不同。资产和负债(如国外信贷)的货币标价可以伴随着外汇衍生工具变动；利率互换能够改变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利率风险水平；如果赋予其上的看跌期权得到实施，长期信贷可以转变为短期信贷。甚至资本或者投资工具也可以随衍生工具而转型。总收益互换能够使短期美元信贷(债务)呈现组合投资的形式。另外，衍生工具的保证金和抵押需求可能创造出意外的巨额外汇流动，而这一点却不会在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国外负债和证券项目的数额中反映出来。结果，国际收支平衡表将不再能够作为准确估算国家金融风险水平的依据。
衍生工具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经济的透明度。企业业绩报告披露的欠真实性和政府监督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在估计开放市场利率、单一经济实体的头寸额度、抵押与资本的充裕度等方面的能力。这就阻碍了对这些市场及其相关联市场稳定性的足可信赖的估计水平形成。通过这些途径，衍生工具的出现，使得公司很难对其交易对象的信誉度形成一个精确的估价。类似的，有关柜台交易衍生工具的信息数据的缺乏，意味着政府规制当局无法探查和阻止即期市场和相关市场上的市场操纵行为。另外，政府规制当局无法知晓其金融部门或主要的金融部门参与者的未清偿头寸——无论是按总额还是按净额计量的，他们将无法确切知道相对于其持有的资产而言，其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程度。结果是政府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将很难把握某些关键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对于经济变动的敏感性。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这点恰当的表述为：“发展中经济中衍生工具日益普遍的应用使得相关信息的充分披露，或者至少是已披露信息的合理诠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
(二)助长了对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规避
衍生工具经常被投资者用来规避政府的谨慎性管理原则。如被用于多方敷衍会计规则、躲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关外汇披露的限制以及减少规定的资本持有额等。
会计规则因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应收款项信誉度或信用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规则根据各种资产信用风险的不同而征收相应的资产费用；某些情形下政府规定禁止金融机构持有某些种类的资产。然而，一些类型的组合证券却被用于规避那些禁止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持有外币资产的规定。通过提高某些被认定为生产能力较差的金融活动的相关成本，税收条款旨在增强规制监督。例如，可以对长期资本收益课征低于短期收益的赋税，以便提高长期投资的回报。使用衍生工具可以将款项的支付、接收和收入在不同的期间进行转移。这种行为可以使这些交易的利率支付呈现资本收益的形式，或者使短期资本收益呈现长期资本收益的形式。IMF、世行和OECD中的其他国家已经觉察到，衍生工具的使用旨在规避谨慎性原则规定。IMF的经济学家DavidFolkerts—Landau指出：“本国权益市场上这种头寸的金融限制正逐渐通过衍生工具的交易而得到规避。”2000年世行全球发展财政会议将其具体表述为：“巴西复杂的谨慎性防御系统可以通过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和柜台交易衍生工具轻易避过。”在OECD经济部的工作底稿中，这一点被Blondal和ChristiansenBlondal类似的表述为：“金融衍生工具的蔓延，这点是监管者难以控制的，也已经严重贬低了对于货币风险谨慎性控制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衍生工具被用于提高资本风险水平的倾向。衍生工具旨在创造价格风险，从而使风险能够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转移，却不会发生像在购买或空头出售时发生的标价和本金转换成本。如果初始的支付被当作权益或者资本，那么，相对于资本的名义本金规模就是衍生工具的杠杆水平。这一杠杆使得投资者能够承受的单位美元资本的风险水平，将会高于可获得的直接资本购置以及为直接资本购置而借款所带来的风险水平。
(三)威胁到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
衍生工具的出现，在很多方面破坏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稳定性。衍生工具提供了强大的杠杆能力，降低了某些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投资者通常是市场投机者、固定汇率攻击者或套利基金运作者，他们所持有的资金头寸是逆固定汇率而行事的。投赌注于冲击固定汇率方面的成本的降低，只会激励这种行为，强化他们实施这些行为的决心。外汇市场上这种冲击固定汇率的货币空头力量越大，央行旨在捍卫钉住汇率的经济干预或利率水平调整所需的资金规模将越大。衍生工具在外汇市场的运用意味着央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任务，以使得钉住汇率能够在两个市场上得以维持：即期市场、外汇的远期或互换市场。与大多数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相比，即期市场的规模一般都是很大的；因此，鉴于总体的市场规模，央行的市场干预潜能则相对比较小，而衍生市场的规模却是不受限制的。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央行干预成功所必需的临界规模。
(四)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深化
当证券价格贬值或骤降之时，衍生工具(如外汇远期和互换、总收益互换)加快了危机的进程，深化了危机的冲击力。例如，与新兴市场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衍生工具一般都包含严格的抵押或保证金要求。对本土证券依据LIBOR进行总体收益率互换的东南亚国家厂商通常使用美元或美国财务部债券作为抵押；抵押比率估计为本国互换本金的20％。如果互换头寸的市值下降，东南亚国家厂商将不得不增加其抵押率，以使其提高到必要的运作水平。于是，基本的证券价格骤降(这种情形会在贬值或广泛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发生)，将要求东南亚厂商立刻追加其抵押的美元资产，其追加额与按互换头寸现值计算的损失成比例。随着本币和其他资产转换成美元以满足其追加抵押需求，将会立即触发外汇储备的外流。这不仅会加快危机的步伐，而且，衍生工具的抵押或保证金要求，通过对外汇和资产价格施加进一步的下降压力，将加速金融危机的进程，并进而加大金融部门的损失程度，将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五)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
名为“Lanl￡alussy报告”的国际结算银行报告，将系统风险定义为“某一机构由于其资产流动性恶化或者出现业务疏忽(或经营失败)导致其无力支付到期债务，进而导致其他机构的资产流动性恶化或经营失败的风险。”类似的，感染是一个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创造的术语，它被用来描绘这样一种倾向：一国的金融危机会对别国——有时甚至是与其互不相干的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它是系统风险应用于国家和国际市场层面上的概念。术语“感染”实际上是术语“龙舌兰效应”的一个较直白、客观的表述，后者被用来描绘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扩散效应。
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大量出现，为经济困难时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迅速扩展提供了可能性。这些信用风险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演化为交易对象事实上的债务拖欠行为。这意味着，衍生工具的应用即便是降低了市场风险，它依然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的升高。例如，通过签订基于可变利率信贷接受者的利率互换协议，某银行发放可变信贷利率贷款可能是为了降低短期利率变动风险及收益的变动风险。如果短期利率上升，则该银行互换头寸的市值也将升高，于是，上面提及的交易对象的总体信用风险也将增加，这种风险本身已经和套期保值的信贷资金联系起来了。从这个角度上考察，衍生工具对经济主体清偿欠款能力的恶化效应加剧了。就衍生工具的运用不能降低厂商的市场风险这个层次上来说，衍生工具使得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水平提高了。
衍生工具的出现也提高了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主要是通过如下两种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渠道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自由化，衍生工具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压力和危机的扩散性。很多衍生工具涉及跨国的交易主体，所以，一国的市值的损失和信贷率的恶化将会影响到他国的交易对手。第二个感染渠道，来自金融机构针对由另一个市场所造成的某一市场低迷状态所实施的应对行为。厂商会在其它市场上实施证券交易行为，原因之一是他们继续追加投资，购买那些以流动性好的国家货币标价的资产以满足抵押或资本需求；为了获得这些资产，厂商将进行组合投资转化，在其它市场上出售证券。当金融市场发生巨大波动时，这种对抵押资产的需求可能是突发的、大规模的，而这种渠道的感染将会非常迅速而猛烈。
(六)加大了危机发生后政策调整的难度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政策调整过程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借款者主要是政府，贷款者主要是大的货币中心银行。这意味着关键性的贷款者势必同舟共济共商对策，与各个债务国的单一代表性借款者，以及相关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一起，协议对债务支付进行重组。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后政策调整过程就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涉及到众多不同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人，以及证券发行商，亦涉及到多种投资者和不同的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交易方的求偿权。采取股票、债券、组合证券形式的资本流动意味着存在数以百计的主要投资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次要投资者。这些求偿权都因衍生工具协议而变得复杂起来。衍生工具不仅使潜在交易对象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且产生了与未清偿债务和其他债务的最初求偿权拥有者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衍生工具的损失不同于后来的信贷支付。债务支付问题并非必然导致债务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损失。主要的信贷支付问题是短期流动性问题，这可以简单的通过信贷支付计划的重组得到解决。相比之下，市场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可能使衍生工具损失的发生更具突然性，使损失的累积更为迅速，以致其规模超过与美元标价可变利率银行信贷相关的损失。
三、衍生工具与美国金融危机
与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不是源于国际资本的流动，但衍生工具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首要推行者。它奉行多年的金融自由化、证券化过程伴随着成千上万的金融衍生品的产生，给20世纪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不仅美国本土人乐于持有这些高回报率的金融衍生品，外国投资者甚至外国政府也乐于持有。就这样金融衍生品在美国肆无忌惮的蔓延开来。从开始的优良资产逐渐蔓延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次级贷款市场上。人的贪婪在衍生品的不断演化过程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次级债一次又一次的被组合而后又被分级出售，风险在整个链条上传递也在整个链条上蔓延。人们以为风险总是会被传导下去，虽然自己承担着风险但并不是全部。但可惜，这些风险一直还在金融系统之内，它们从未消失过，甚至随着链条的增长而变得更加难以观测和控制。
美国的次级贷款使得1994—2006年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在利用次级房贷获得房屋的人群里，大都是信用等级低的低收入者，但次级贷款却给了他们购买房屋的机会。这在一方面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次级债的高风险性。高风险要求有高回报，相比普通抵押贷款6％～8％的利率，次级房贷的利率有可能高达10％～12％，而且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采取可调整利率(ARM)的形式，随着美联储多次上调利率，次级房贷的还款利率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违约率的不断上升。2001—2004年间美国尚处在实行低利率政策时，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由于低利率时负担较低而房价又在不断攀升，使得购房者贷款热情高涨，而放贷机构也因有房屋抵押同时又可获得高额的回报因此都竞相开展次级贷款业务。这样就催生出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品。
这些新产品备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房价的不断攀升，需求的不断扩大使得人们忽略了价格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是贷款机构风险控制不到位，竞争的加剧使贷款机构只顾极力推广这些产品，而不注意控制违约风险且违约风险总是通过金融创新而不断地传递给下一级。在利益的诱使下使得次贷市场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如：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所谓猎杀放贷是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在此类案件中，受害者往往是消费者。而贷款欺诈是指，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而早在1968年美国就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禁止猎贷行为的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房贷机构热衷于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呢?究其原因还是巨大的利益驱动。但是将贷款发放给信用等级低的贷款者本身就是有很大风险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一切的答案就在美国如火如荼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当中。
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主要有四种金融衍生品：ABS，RMBS，CDO和CDS。首先是ABS，它是资产证券化的产物，包括各种形式的资产抵押贷款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而将ABS当中的次级抵押贷款剥离出来就形成了RMBS。RMBS满足了次贷发放机构获取现金流动性及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的需要。因为RMBS是具有固定期界因此可以真实性的出售，从而形成一个真实的现金流。银行提供给客户的次级抵押贷款，并在利益的驱动下诱使那些并不了解合同详情或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成为贷款人。而房贷公司又以高杠杆率从银行举债买下按揭贷款形成RMBS，随后按不同级别出售给不同的风险偏好者。为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者的需要，RMBS并不是同一等级的，它根据现金分配规则不同又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投资人根据各自的风险偏好选择自己需要的等级，当然不同的等级投资回报率不同。就这样次贷市场中又引入了新的机构投资者。这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爆发一段时间后除了抵押贷款公司外，还会有不同性质的新的公司不断地卷入其中的原因。养老金等需要固定收益的公司成为RMBS高等级产品的购入者，而风险投资基金则成为较高风险较高回报的低等级的RMBS的购入者。这样RMBS就成功的将风险分散化了，风险从房贷提供者转移到了债券购买者手中，金融风险被深化了。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不会有人注意到RMBS的风险，因为住房是抵押品它随时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变现。但在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落时，不动产的变现出现了困难，价格不断下跌这样抵押品的价值也在缩水从而使的RMBS的风险逐渐暴露了出来。
RMBS的产生确实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者的需要，这可以说是金融创新一直追求的东西，但创新并未止于此。为了进一步的扩大收益，RMBS的中间级又被重新划分，中间级的RMBS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CDO)。在RMBS的基础上衍生出CDO需要通过资产的真实销售来保证获得特定资产对应的现金流，由于设计资产的真实销售其操作周期较长。CDO的划分方法大致与RMBS相同，也是根据现金回报分配方式来进行划分，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自然风险较高的被划为最低级但回报率也最高。我们看到本身中间级的RMBS已具有较高的风险，而将它再一次的进行分拆出售，无疑CDO的低级品具有的风险已不可与正常的次贷篮子同日而语了。而人们对于高回报的追求和对风险的忽视使得创新并未止步于CDO。而是又将CDO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再次出售从而形成了CDO的平方、立方等等，不断的延续下去。而风险也在延续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和广化，使得更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成为了次贷衍生品的持有者及风险承担者。
另外在这场次贷危机中所涉及的另一个复杂的风险转移市场，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美国证券托管清算公司2008年11月4日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总额达33.6万亿美元。信用违约互换在维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转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互换(cDS)是买卖双方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协议交换第三方信用风险的一种合约。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的买方，是拥有资产的一方，希望通过支付一定费用，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信用违约互换的卖方；而卖方提供可能出现的违约的保护，即承担不属于其自身资产的信用风险，并从信用违约互换的买方获得一定的保证金或相关利率支付。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双边风险交换金融合约。合约在没有发生违约事件时到期日即告终止或发生违约事件并满足支付条件，信用卖方完成赔付损失时即告终止。该合约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一部分是信用保险费支付，另一部分对应于可能的违约付款。一份违约互换的现值就是其两个基本部分现值的代数和，信用保险费满足使互换合约总现值等于零。由于CDS对CDO起到了担保的作用，从运用CDS的第一个CDO开始，购买CDO的信用风险逐渐减少，但承担风险的主体则变得更加多样起来。这类合约的卖方多为银行和保险公司，放贷人向一家银行或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以规避贷款人的违约风险。而保费率与违约风险率直接挂钩，风险越高向银行或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的保费越高。而由于受到高保费的利益驱使，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乐于承担CDO的保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发生后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会被卷入其中的原因之一。
CDS的出现大大改善了CDO的信用评级，由于有了违约担保CDO便更加利于销售。这样CDO在CDS的帮助下被不断的创造分级出来。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选择了低风险低回报的优先级CDO，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则选择了股权级CDO。就这样CDS使得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内蔓延开来。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交易都是匿名方式进行的，从而使得大型金融机构不断陷入交易陷阱。而由于交易的不透明性，美国监管部门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数据，因此也无法对整个互换市场的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致使目前市场上对CDS的潜在风险的忧虑也极其严重。
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金融衍生品虽与东亚金融危机有所不同，但同样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衍生品将信用风险不断地转移、分散、重组，一方面实现了风险分担隔离风险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助长了对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规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深化，提高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ABS和RMBS使用了贷款池的操作方法降低了经济运转的透明度，使得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不能直观的观察到贷款组合的风险性。而RMBS和CDO的不断衍生创造，使得风险从一个投资主体转向另一个投资主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系统风险和感染风险。CDO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并不断的分级衍生出来，主要是因为每一次分级之后都有股本级的CDO来承担第一批的信用违约风险，而其他层级不用分担此风险而仅仅是获得收益而已。因此CDO备受欢迎，但持有股本级CDO的人同样担心信用风险问题，因此再一次的将手中的CDO进行分级创造出更高风险更高收益的股本级CDO并由其承担第一批的违约风险。就这样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持有的是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也因此CDO被不断的衍生创造下去。最终使得整个经济体卷入到了次贷危机当中。
一、研究背景
2008 年秋季以来，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金融危机的诱因是衍生金融产品及其过度杠杆化。衍生金融工具何以成为了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帮凶”，留给世人不尽的反思。
本文着眼于了解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在我国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合理确认和科学计量的改进策略。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完善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加强我国金融市场体制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金融素养。也只有深刻研究了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才能更好地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更好地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二、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确认的挑战
按照传统的会计理论，确认一个会计要素项目，首先应符合该要素的定义，其次要满足两项标准：一是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业，二是成本或公允价值能可靠的计量。可见，在传统会计理论中，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均立足于企业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并且一定会在未来期间引起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
衍生金融工具要想作为一项会计要素被确认，要么确认为金融资产，要么确认为金融负债。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本质上是一种合约，这种合约往往在签订后的未来某个期间才能交易，且交易通常跨期进行。这就与传统会计要素中的“交易过去发生”的原则不符。不仅如此，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的签订给企业带来的权利和义务所引起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见，衍生金融工具并不符合传统会计理论的确认标准，换句话讲在历史成本计量下几乎无历史成本。
三、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
（一）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主观性非常强。
企业在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时，有多种估值方法和模型可供选择，不同企业对于同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的估计可能采用不同的计价模型或不同的参数。这一过程受估价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及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公允价值的评估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不能获得市场价值的衍生金融工具，只能采用估计的方法来确定其公允价值。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不强，信息的获取渠道有限，因此在对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时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公允价值计量恐成为利润操纵手段。
我国独立的评价机构尚不健全，该类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利润操纵的空间。部分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形象，存在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利得或损失操纵利润的情况。
四、衍生金融工具合理确认与科学计量的会计环境建设
（一）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建设。
会计准则是对所有会计行为的最低要求，也是最基本的规范。要合理确认和计量衍生金融工具的基本会计环境条件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建设。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把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合并设置一个会计准则，来进行会计计量，没有完全反应出衍生金融工具和基础金融工具在风险上的差异。随着我国衍生金融工具越来越多的出现，可以考虑制定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条件做出单独明确的规定。
首先是设立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的会计科目，对其单独反映。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和性质都明显不同于基础金融工具，所以单独设立会计科目能够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其风险和性质，也更易被报表使用者理解。
初始确认时，借鉴国际会汁准则按照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与报酬是否“实质上已经全部转移”来判定是否应该确认。另外，随着新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可以对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实行特殊的计量方法，如资产证券化等问题的计量。监管部门也应尽快制定并公布一个具体指南，对于公允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给予一个明确标准，使公允价值这个标准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
（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环境的改进与完善。
1.金融市场制度的改进
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个面向市场、强调公平的会计计量属性。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的公允价值才能为市场上大多数交易者所接受，将其运用于会计核算中，才能具有相关性，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然而，在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公允价值很难保证其“公允性”。为了解决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确定的问题，应当努力规范金融市场，建立活跃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公允价值更加容易取得。这些制度建设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植，并在实践中保证这些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2.金融估值技术的完善
首先，应该引导我国金融机构和专业评价公司建立衍生金融工具的估值作业流程，将估值作业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其次，对不同企业采用的估价模型要进行统一规定，以减少主观操作的可能。例如，对于评估不存在公开市价甚至不在公开市场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统一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来确定公允价值。
3.金融会计复合型人才
科学地计量衍生金融工具，离不开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只有具备了丰富的金融知识，会计人员才能洞悉每项衍生金融工具的实质，才能更好地进行职业判断。因此，金融会计复合人才是保障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正确执行，衍生金融工具科学计量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始发于美国次级贷款的金融危机，不仅对全球金融稳定与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再次敲响了警钟：当金融工具潜藏的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坍塌的不仅是个别公司的金融资产，还会殃及到全球财务金融系统。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金融工具创新层出不穷，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金融论文，因此，如何加强金融工具的管理，不仅是当前应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需要，更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课题。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金融工具的创新影响着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条件，而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是建立在对其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对金融工具进行合理的确认与计量，才能进行有效的资产管理。
事实上，IASB一直致力于简化和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使之能够被广大会计工作者所理解，规范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促使金融工具准则的修改迅速提上日程。2008年以来，G20和FSB一再呼吁IASB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改进金融工具准则、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复杂性，以提高复杂金融产品市场和交易的透明度；2009年4月2日，G20伦敦峰会明确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2009年底之前在降低金融工具准则复杂性方面采取行动；2009年7月，IASB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其目标是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的原则金融论文，为财务报表使用者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提供相关和决策有用的信息。2009年11月12日，IASB颁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9《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以取代IAS 39中的相应部分，该准则最晚将于2013年开始执行。
二、IFRS 9关于金融工具分类的概述
IFRS 9将金融工具按计量属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期刊网。一般情况下（除非商业模式变化），不允许金融工具在公允价值计量和摊余成本计量之间进行重分类。
1．金融工具分类原则
在初始确认时，主体应当根据后续计量是以摊余成本还是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分类。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应当以摊余成本计量（除非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1）该金融工具只具有基本的贷款特征；（2）该金融工具以合同收益率为基础进行管理。不满足上述两项条件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在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中列示。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对权益工具的投资都必须以公允价值计量。
同时，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保留了公允价值选择权。在初始确认时，主体可以选择将应适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前提是，这种指定可以消除或显著减少计量和确认的不一致性，即以不同计量基础计量资产/负债或者确认利得/损失而产生的“会计错配”。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
根据现行IAS39的规定，如果对权益工具的投资没有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或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则可以成本计量。IFRS 9取消了这一规定金融论文，代之以允许报告主体在初始确认时进行选择。主体可选择将权益工具（为交易目的持有以外）的公允价值变动在后续计量中计入当期损益还是其他综合收益。一经选择，后续不得改变。如果选择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工具终止确认时，其已经列示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累计价值变动不转入当期损益，即没有“循环”规定，因此这些对权益工具的投资不需计提减值。
3．嵌入衍生工具会计处理的简化
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应作为一个整体，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如果嵌入衍生工具必须与主合同分离，主体应按相同分类原则对衍生工具进行处理。
三、IAS 39和IFRS9的比较分析
作为替代IAS 39的相应部分，IFRS 9不仅降低了现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复杂性，也避免了会计原则的内在不一致。
第一，IFRS 9在分类层次上做了简化处理，而该种简化实质上更应该说是一种回归期刊网。在IAS 39金融资产的四分类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完全公允价值”来计量的，其公允价值变动直接在损益表中体现，故对损益表的影响很大。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质上是以“变异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其以资产负债表为缓冲器来减少公允价值对损益波动的影响，这使得在计量日公允价值的变动会改变资产负债结构金融论文，但不影响损益表[1]。在IFRS9中，将这两类统一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即两者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不同的是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前者仍在当期损益中体现，而后者则在其他综合收益中体现，且在其终止确认时，已经列示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累计价值变动不得转入当期损益。
IAS 39中原先划分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在IFRS 9中统一归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但比较而言，IFRS 9中是否具备基本贷款特征和基于合同收益率管理的分类判定标准更具客观性。贷款的基本特征即是该金融工具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基于合同收益率管理则是主体的商业模式在持有或发行金融工具时产生合同现金流，因此，合同收益率依赖于管理层在实际中如何管理金融工具而不是管理层的持有目的[2]，从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总之，相对于IAS 39复杂的分类，IFRS 9仅将金融工具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这不仅提高了准则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也使得会计实务工作更简便化，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更具理解性。
第二金融论文，公允价值损益的处理减少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在IAS 39中，不是为交易而持有的权益性投资往往列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计入所有者权益，待处置时再计入损益。因此，管理层在需要时可通过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方法来进行盈余管理；而IFRS 9中新增了FV-OCI模式，允许不是为交易而持有的权益投资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FV-OCI）。这使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发生时既不先在资本公积中列示，也不计入当期损益，从而减少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公允价值变动风险而带来的利润波动，使得财务报表数据能更忠实于企业实际经营成果。
第三，嵌入衍生工具的统一分类计量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在IAS 39中，主合同的非衍生工具和嵌入的衍生工具采用混合计量的方式，不仅增加了确认的复杂性，而且使得会计原则产生了内在的不一致。IFRS 9中将主合同的非衍生工具和嵌入的衍生工具采用同一种计量方式，避免了混合计量，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以可转换公司债券为例，作为典型的嵌入衍生工具金融论文，其同时具有债券、期权的投资性质，根据IAS 39的规定，应当将其拆分进行分别确认和计量；而根据IFRS 9的规定，由于可转债不具有贷款的基本特征，故可作为一个整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不需拆分处理，从而大大降低了确认的复杂性。
四、IFRS 9对我国金融工具准则实现趋同的挑战
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是金融工具准则中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IFRS 9的颁布是对金融工具准则的改进――它以计量属性为切入点，再次强调公允价值的重要性；而FV-OCI模式的引入降低了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也使得其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更符合实际经营状况期刊网。IFRS9不仅提升了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也进一步稳固与完善了会计信息系统。然而，其在分类标准上的过于简化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大大减少会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决策有用性造成多大的影响，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我国自实施新会计准则以来，不少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工具分类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从总体实施情况看来，主要呈现两大特点。其一，非金融企业所持金融工具品种单一，而金融企业所持金融工具种类较多[3]；其二，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占的份额远远高出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论文，且出于盈余管理的需要，当公司持有两类金融资产较多时，更倾向于将其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4]。IFRS9完全实施后，我国相应的会计准则也必将与之趋同。笔者相信,实现趋同后，我国企业通过进一步规范化金融工具的分类、合理化公允价值的取得，能更好地进行金融工具风险管理，而交易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能得到提高,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如何实现趋同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IFRS9中FV-OCI模式的运用，不仅对证券监管机构综合收益监管指标的引进指明了方向，更是对我国财务报告中“综合收益”概念的适时引入、上市公司综合收益表的编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治,张多蕾.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从由来到实务[J].会计师,2009，12：109
[2]余晨怡,叶建芳.关于IFRS 9金融工具分类的思考[J].财会学习,2010(4)
[3]陈敏,罗艳清,刘颖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分类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调查统计数据[J].金融会计,2008,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