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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淮安市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步入新进程。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中，国有股份全部退出，由企业经营者及企业员工持股，认购国有股份，国有企业将逐步转化为民有民营。企业改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中将从企业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三方面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人力资源相比较而言，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源，通常是指企业员工整体的劳动素质、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等，培养手段是不断招募优秀员工并对现有员工进行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而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具体来说，它仅包括企业中的两类人，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人员，另一类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者。在改制后的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今天，每个企业的经营者都有一定的营销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常识，但只有那些眼光锐利，分析判断准确的经营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高素质的经营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对企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就靠一两个人的带领，人们通常贯之以“能人经济”（华西村的发展即是最好的例证）。假如在同一区域同一行业有相同规模的两个工厂，派两个能力差异很大的人分别担任厂长，其收益肯定不一样。那么对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收益，我们既不能归之于资本，也不能归之于劳动，而只能归之于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我们同样称之为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对企业产权制度构造的影响
在传统企业形式中，企业的产权是以企业成立时法定货币资产的出资为标志和起点的，即出资方依各自出资多少拥有企业产权，而经理、技术人员等只是资方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者按工作量取得相应的报酬，并没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没有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这种产权构造中，货币资本是主动方，而劳动力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但在人力资本出现并且作用日益凸显以后，企业中已不再是货币资本一统天下，人力资本开始拥有了部分产权。而且，二者的关系正发生了某种逆转，货币资本逐渐变为被动资本，而人力资本逐渐变为主动资本。企业的产权构造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拥有产权的进程要慢得多。技术入股刚刚开始尝试，而且有很多的限制条件；而企业家以其经营才能折价入股还没有起步。这也是传统观念的偏见所致，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向来重视具体劳动，轻视抽象劳动；重视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重视生产性劳动，轻视经营性劳动。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相关政策的制定，阻碍了人力资本取得产权的进程。
人力资本价值得不到承认的后果是拥有人力资本的人缺乏动力为企业工作，企业凝聚力下降，甚至造成人力资本流失。国有企业受传统观念影响最深，因此人力资本流失问题也最为严重。流失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管理、技术骨干，具相关统计，有的国有企业流失人员多达60%，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和技工7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事例：某个国有企业搞一个大型研发项目，就在项目即将成功之际，该项目的负责人带着成型的项目到其它企业入股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带着管理经验、营销网络倒向其他企业或是另起炉灶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这不但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因此，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要改变以往那些只有实物资产才能拥有产权的条规限制，允许某一方面的专家、精英尤其是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折作股份，拥有一部分的产权。因此，只有真正重视人才和以人为本的企业才能得到迅速的成长和不断的发展壮大。如天津的光华教育集团，作为一个创立于1990年的民办学校，其创业初期便从全国各地招聘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但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同时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还给予企业的原始股份。经过的十几年的努力，如今的光华教育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所分校，其资产也由原来的几十万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从光华的成长不难看出：企业的发展需要对人才的重视，更需要给予他们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这样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对企业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特有的运行机智，其特点是权力的分力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它是与企业的产权结构紧密相连的。既然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企业产权结构产生了冲击，这一影响就必然延及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问题，按照简单的理解，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离，总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运作，董事长对总经理进行监督并决定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人力资本形成以后，这一点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再强调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的截然分离。西方国家出现了CEO(首席执行官),CEO除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负责外，还具有提名内部董事的资格，因此一般认为CEO拥有50%～60%的董事长权力。CEO受企业战略决策委员会的领导，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财产所有者，非财产人士占据了相当的席位。这说明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已开始重视人力资本，而不再强调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坎坷后，从逐步理解CEO到重视CEO。在2003年的《服务导报》上曾报道了中国最昂贵的CEO课程揭密：20天，学费2.8万美元,对参加者还有一个要求——企业资产不低于10亿美元，面对这样的苛刻条件，报名者也有很多，同时招募的学员必须是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企业家。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企业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营才能的专业化，以及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管理者往往领导着比自己更专业的下属，管理的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人员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手段已经落伍，必须充分尊重雇员的个人价值，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也不再主要依靠指派和命令，而更多的依赖于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协作。由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影响很大，因此企业必须致力于培养“团队精神”，使每个成员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使命感，相互理解，相互协作。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重归属感、使命感。
（二）强调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很大
新的企业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幅度可能很大。正是能力的差异，因此老总就是老总，清洁工就是清洁工，他们的岗位差别已由其能力差别而决定。摩托罗拉公司的雇员每个季度都要交一个总结，其中第一条就是：你觉得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符？这与我们传统的观念恰好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能力差异，每个人的贡献大小仅是由分工决定的。因此，把个人视为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出力。与之相应的，是岗位与能力的不相匹配，经营能力较差的人可能成了厂长、经理，而真正的企业家可能只有很低的职位，这样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也导致了高级人才的大量流失。这种状况不扭转，企业的效益就很难提高，也直接导致大量人才的流失。为什么现在好多民营企业中有60%～70%的技术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国有企业，这便足以说明一切。
（三）强调人们收益方式的不同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
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心理资本具有内隐性、与高绩效相关、多维性、可测量和开发的特点。心理因素是看不见的，较难观察和测量。需说明的是，对绩效有显著影响的心理因素称之为心理资本，研究表明，其构成复杂且具有多维性。心理资本具有内隐性，但可测量、可开发，同时也具有资本的特质，通过对心理资本的测量、开发，调整，可转化为一定的外部绩效。
2.心理资本的作用机制
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产生正影响，其作用机制包括主效应、缓冲效应、调节效应和动态效应，即心理资本对群体、个人和组织层面的相关结果变量具有直接的增益作用，用影响中介变量方法间接影响结果变量；具有调节作用，或互为影响相互作用。
（1）直接作用的影响因素影响个体心理资本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社会环境文化因素和组织层面因素三大方面。就个体因素而言，研究在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企业性质等对心理资本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争议，但普遍认可的是个体身心健康水平较好会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易于形成良好的心态、对工作充满乐观和希望并能承受更大压力；内控型人格，即能够认识到自己控制生活的心理力量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就外部环境因素而言，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心理资本有正影响，和谐积极的家庭、朋友关系使人更容易形成自信、乐观的性格；而Myers的研究则认为收入会对人的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个影响存在一个限值，超出限值影响则消失；不同社会文化也会对个体心理资本有不同的影响，诸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个人心理资本的看重程度不同会造成不同文化下平均心理资本水平的差异。在组织中，可以通过领导对下属的关心、师徒制、相关激励制度的制订等激励员工，使他们形成组织使命感和归属感；而企业人本文化稀缺、随意的组织特点则会削弱员工的心理资本。
（2）直接作用的决定因素组织行为管理范畴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总体及其构成会影响包括工作绩效、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离职率、工作满意度、诚信领导等要素。工作绩效是最早被引入心理资本究的要素，它与心理资本各个维度都有着相互关系，是心理资本模型研究的重点对象。相关研究得出，心理资本对个体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心理资本整体与工作绩效相关度最高，而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的正相关较强。此外，在组织承诺的研究中，心理资本与组织承诺有较强正相关，并可能互为因果，其中，希望和坚韧直接影响承诺度，乐观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心理资本高的员工一般更忠于组织，对组织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心理资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高心理资本的员工往往在薪酬相关的工作之外对组织有更多有益的行为，如对外宣传组织、维护组织声誉等，但相关的实证研究仍然比较匮乏。概括来说，心理资本对员工在组织中产生外部性的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员工积极完成工作外，更可能对组织、对同事做出超出要求的贡献。
（3）间接作用心理资本还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员工的行为态度。已有实证证明，心理资本会通过公平度、对上级的看法、工作卷入、自我评价、组织环境、积极情绪、信任等对上述的利组织行为产生影响和调节。工作卷入即员工对工作本身的认同感在心理资本和工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群体之中，信任在心理资本和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等。
二、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管理的启发
1.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的正影响
Luthans在心理资本提出时，就将“对绩效有影响”作为构建心理资本这一核心概念的五大标准之一。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心理资本的绩效管理应当着力于识别、开发和提高员工的积极心理资本，以达到盈利目的。国外研究通过效用分析发现，心理资本增加2%，每年就可能给公司带来1000多万美元的收入。Peteron，Luthans，Yussef，Seligman，Avolio等学者都曾以心理资本及其维度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工作绩效的定性定量关系，以此寻求心理资本激励因素的优化组合。具体来看，按对工作绩效的相关度由高到低排列为：情绪智力、自我效能、坚韧和乐观；同时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大于逆向产生的影响。综合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管理者希望水平较高的，其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较高，离职率较低；乐观的销售人员工作绩效更好，离职率也较低；Luthans等对422位中国员工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员工的心理资本及其构成都与他们的绩效工资显著正相关。希望与计划相关，有希望的员工能制订合适的较高计划，而乐观的员工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工作中的事件；拥有积极的情感还有助于促进员工的创新性；坚韧的员工能够适应艰难的环境并迅速从逆境中走出来，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2.实践绩效管理进程中的心理资本干预
（1）前馈式面谈由员工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或工作成就，面试人通过倾听对方的能力、目标、认知与行为产生新的认识，加深了解。以促进相互信任，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和组织认同水平，从而增强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正影响。关键是面试者应适当引导员工分享成功，以培养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提升工作绩效，达到双赢效果。
（2）心理资本测量心理资本测量阶段，组织HR采用调查问卷，以了解员工的心理资本整体和各维度的水平。目的是为制订目标做准备，针对员工的心理资本薄弱方面，实施或加强心理干预。要注意的是员工心理资本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测量结果必须和现实相符，否则将削弱干预措施的效果。
（3）绩效计划制订组织绩效计划，关键是要保持与员工的良好沟通，对绩效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计划既要保证合理性，也要设立一定挑战性的目标，培育员工的希望，在实际中增强信心和希望。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典型的“人合”企业，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人合”企业的立家之本，他在审计执业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应是被重点关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汪丁丁认为接下来的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有深刻体现。具体到审计中，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必然会影响与约束人力资本的载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行为，相应地，审计师不仅会在既定的制度安排约束下进行追求经济利益、规避风险的审计活动，同时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支撑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审计制度安排发生变化，之后又对制度安排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本文中，我们只把经理级以上人员列为人力资本，因为只有经理级以上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才有可能影响到审计制度安排，而一般的审计人员只是承担一些简单的程序性工作，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同时我们把人力资本分为两类：非合伙人——单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合伙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集合体，文中有时统一以“审计师”来代替这两类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人们会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现实生活中，人在复杂环境和不确定因素下进行决策时，不会对自己的决策进行理性计算，也没时间和耐心去考虑各种行为结果的概率问题，在面对复杂情景和问题时会采取捷径或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决策的非理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样，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载体——审计师也是有限理性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人，在现阶段还没达到“道德人”的境界，尽管他有一些并不是“经济人”假设所能解释的一些“道德”行为，如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守审计准则、法规进行审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些施善行为。既然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现行审计制度安排下，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不能完全理性地拒绝被审计单位的“利诱”而坚持原则，与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审计合谋有时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人力资本主体可以分为两类，参与审计合谋的人力资本主体不同，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就不一样，下面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合谋和合伙人（即整个事务所）一起参与的合谋及各自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1．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被审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事务所的合伙人便会委派项目经理带队审计，此间有两层委托关系：被审单位委托事务所，事务所委托项目经理，其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变得更加严重。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倾向，当被审单位抛出“诱饵”引诱审计师共谋时，审计师此时会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人们进行决策时，容易给高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高的权重，而给低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小的权重，于是往往将极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将极大概率发生的事件看成是确定，而极小与极大概率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印象。审计师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时，他会根据现实中这种“损人利己”的合谋被发现曝光的比例很小而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合谋被发现的机率极小而将其看作不可能，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能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合谋一旦被发现的严重后果，就算被发现，由于现阶段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较轻，合谋的收益大于合谋的成本，审计人员的“经济人”特性便会让他作出合谋的决定，于是他会向信息不充分的合伙人隐瞒审计风险，与被审单位一起骗取“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审计人员为什么会参与审计合谋？这反映了审计制度安排的什么问题？审计人员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内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外因）来改变审计人员做决策时的考虑因素及其权重，从而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额外财富的边际效用在人富裕时会低于贫穷时的边际效用。审计合谋审计人员将得到的报酬就是一种额外财富，此时，即使富裕的CPA与贫穷的CPA一样只具有有限理性，但这笔额外报酬对富裕的CPA没有很大的边际效用，从而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而导致审计师合谋，这时被审单位就得加大“贿赂金”才有可能“打动”富裕的CPA，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当“贿赂金”大到等于或大于合谋能给被审单位带来的“利益”时，被审单位便没有动机合谋，合谋自动中止。从这看出，提高CPA的薪酬待遇，让他们成为富裕的CPA，可提高CPA的“免疫力”，从而减少合谋的发生。这就要求合理化事务所内部收益分配机制，提高新酬待遇，让CPA的利益与整个事务所的利益相挂钩，一荣俱荣，便不会出现CPA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向合伙人撒谎，欺骗合伙人。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应加重CPA的个人审计责任，加大合谋一旦被发现的惩罚，提高CPA合谋的成本，此时被审单位若想合谋，就必须提高“贿赂金”以弥补审计师冒的高风险，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合谋便不会那么容易发生。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强审计的监管，加大上市公司审计的复查力度，使审计合谋案件“曝光”机率大大增加，从而改变审计人员主观印象中的审计合谋被发现的概率极小，起到警戒作用，让审计人员不敢轻易合谋。
2．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若事务所委托的CPA足够忠诚，他会如实将发现的问题“禀告”事务所的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集合体——合伙人，这时，合伙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便起作用了。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实质是：由被审单位管理当局聘请事务所审管理当局自己，那么，事务所面对自己的“上帝”——客户的不当请求时，他的“经济人”特征使得他不能断然地拒绝这种请求，否则不但得不到“合谋金”，以后的合作关系也就终结了。同时，现时大部分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制，且注册资本金要求低，那么事务所与被审单位的合谋一旦被发现所需承担的只是有限责任，最多让事务所倒闭，而不会危及到合伙人未投入到事务所的私人财产，于是合伙人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容易使他接受合谋，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会让他有完全的理性认清形势，不会让他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从维护公众利益出发而拒绝合谋。
审计合谋的频繁发生，企业管理当局利益不断上升，但这种利益的上升是以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据吴联生的“利益协调论”，利益相关者之间现有的利益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便产生了新的冲突，便会破坏目前审计制度安排的基础——审计域秩序，从而要求利益相关者达到新的纳什均衡，产生新的审计域秩序，从而导致审计制度安排的变迁。“审计制度安排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过程，它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由于审计合谋的不断出现，目前的审计制度安排至少需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1）审计委托权由证监会掌管
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经营者的审计，事实上接受的不是社会公众的委托，更不是股东或经营者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因为政府的合作广度最大，所以有权进行委托，同时政府规模有限，所以应该进行委托（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这是社会审计最根源的本质，是我们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股东进而演变为管理当局委托CPA进行审计，从而容易导致审计合谋。既然CPA实际上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那么在形式上，至少在第三者看来，也应该由政府进行委托。目前谁最具有优势代表政府来执行审计委托权呢？证监会。它本身就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具有信息优势，可以代表政府委托CPA，从而改变目前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依附地位，减少审计师“被逼无奈”进行合谋的发生。
（2）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逐步过渡到合伙制
目前，大多数事务所实行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破产所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远远小于事务所与管理当局合谋所带来的合谋收入，于是，事务所容易与管理当局合谋。现在，把事务所的经济体制从“有限责任制”转变到“无限责任制”是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无限责任制加大了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合谋一旦发现，合伙人可能就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得事务所合伙人进行合谋决策时不得不加大对合谋成本的考虑，他的“经济理性”又会促使合伙人不会轻易进行合谋，从而有效减少了合谋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王善平还提出合伙人必须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才能有效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德高，从道德品行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进行审计合谋；足资从物力资本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轻易用自己足够多的私人财产作赌注而去进行审计合谋；多才的CPA要求合伙人是审计行业的专家与行家，那么他手下的审计人员的“逆向选择”能被合伙人识别，从而也制止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
二：人力资本在审计行为中的产权特征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人力资本产权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行为权，这组行为权利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意志体现，以至于出现了产权残缺时，产权的主人可以拒绝使用其人力资本为别人服务。审计师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他将这种所有权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同时也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合作，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审计：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这个公共合约即事务所又是周其仁所说“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中的特殊，它对人力资本具有更大依赖性，从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影响更明显。
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人力资本产权具有两大特征：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属于只能属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不可“压榨”。正是事务所包含了人力资本，其产权特征使得这个企业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受有限理性和高交易成本的限制，这个契约双方——合伙人和单纯人力资本无法在事前就可能影响双方关系的所有未来事件达成一致，各方只有在合约的发展阶段上明确或默契地对出现的新问题达成一致，在此期间，双方的谈判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由于事先不能明确界定所有交易条件，那么在合约的执行过程中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与自主性，特别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所有者——审计师对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程度。当人力资本对自己的所得与付出满意时，就会越干越起劲，不需监督也能自觉地努力，相反，若不满意，他就会偷懒，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更不会积极的创新。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资本，审计师同样如此。若合伙人对其激励不当，就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产权的主人——审计师就把自己的才能“关闭”起来，默默无闻，没有创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浪费。
理解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我们就不难理解“激励理论”。人力资本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体，特别在事务所中，离开人力资本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有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让他对自己的“资本”不加保留的加以利用，进行创新，才能增加事务所的价值。其实，事务所合伙人是那个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否打开以及打开多少智慧大门的守门人，他只要用对了激励手段就能“控制”人力资本所有者。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是事务所获得盈余的根本来源，但是，若不对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进行适当的控制，引发事务所最终风险的也会是人力资本。象毕马威去年的销售滥用非法避税产品案件，差点就使得“四大”减少为“三大”，就是由于创新过度没有节制变成了冒险。因而事务所在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人力资本创新同时，约束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1996,6：71－80
[2]王善平.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制度中的私人财产与创新能力[J]，2005，
资本经营是保险经营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既是保险公司在困境中进行企业再造的有力手段，也是保险公司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资本经营是通过产权的变更与交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最终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以增加所有者权益。通过资本经营研究如何调整现有不合理的资本配置，启动存量资本，吸纳闲散资本，激活呆滞资本，聚集优势资本，甚至引进外来资本，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保险业的经济效益。
资本经营的制度基础是较为完善的公司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公司制明晰的产权关系使产权的变更与交易成为可能。资本市场是企业为进行资本经营而筹集资本和进行投资的场所，一个结构完善、竞争有序、规范严密的资本市场，可以促进资本经营的顺利进行，可以发挥市场对资本的配套功能，资本市场的不发育和不完善，将是资本经营的制约因素。
资本经营的对象是所有者权益，以及由所有者权益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凯斯教授所认为的，不存在最佳的公司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应根据环境的变化与行业的特点，及时调整公司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而企业产权制度的重新设计，则属于资本经营的范畴。资本经营的突出特点是资产的扩张，保险业通过资产扩张，可以实现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
一、保险资本经营的形式和目的
资本经营是对所有者权益的经营和管理。所有者权益是指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权益，企业所有者权益依其组织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独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称为“资本益”，合伙组织所有者权益称为“合伙人权益”，公司组织的所有者权益称为“股东权益”。对于国有独资公司而言，所有者权益自然被称为“政府权益”。保险资本经营是资本所有者及其人依据出资者的所有权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以实现资本的保值与增值目标。
在“资本称王”的时代，保险业资本经营是优化资本结构，解决资本金短缺的重要途径。资本经营不仅满足产权主体和监管政策的需要，同时为跨业经营与收购活动提供重要的战略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保险业2600多家公司中有70多家破产，尤其是排名在前25名的加利福尼亚执行保险和共同受益保险的破产，动摇了客户对整个保险业的信心。投保人的需求已转向对利率敏感型的保险产品，同时金融业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趋势导致了对更具有竞争力的经营方式的研究。1992年，美国的保险公司如安塔那、旅行者保险公司和公平人寿采用直接从外界输入资本或出售部分资产的方式，使保险业的困境得以扭转。1990年前后，美国保险业由于“垃圾债券”市场与不动产市场的暴跌，引起了政府和公众对其的信任危机。为了提高投保人的信心，10大保险公司都分别从其控股公司接受资本注入，改变股权结构，以防止评级机构发表的信用级别滑坡和提高投保人和人的信心。这里美国保险业所倚重的主要就是资本经营的方式。
保险的资本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融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保险业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现代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股份制和相互制是最常见的两种商业保险所有制形式。此外还有相互保险社、保险合作社、劳合社等形式。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与保险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对企业的发展更为有利。按照解释经营组织方式和管理人员行为方式的企业理论，在一个特定行业竞争中取得成功的企业是其所有制形式有利于其压缩总成本至最低限度的企业。通过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进行融资，使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不仅实现了资本的增加，降低成本，为未来生产经营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且可以重塑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二种方式是兼并与收购。并购是产权流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企业并购的实质是一种产权转让或交易行为，由此引起企业对可控制与支配资产权力的转移。保险行业的特点以及大多数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和竞争性使保险业与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相互进入的成本较低，使并购成为现代保险业扩张业务领域的重要手段。生产经营、投资经营是企业实现内部成长逐步扩大规模的途径与手段，而并购是企业实现外部成长的主要途径。
转变所有制形式和兼并与收购，都是保险业依托资本市场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与手段，进行扩张经营领域，增强企业财务基础，适应金融混业趋势，组建金融服务集团的手段。组建多元化的金融控股集团是保险公司资本经营的最终目的。对保险业而言，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具备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A.M.Best对美国以资产计最大的200家保险公司连续4年的调查研究表明，保险公司的规模与经营业绩呈正相关。这200家保险公司在数量上只占美国保险公司的13％左右，但保费收入所占比例却高达88％，资产占比更高达93％，税后利润占比为86％。在1998年按营业收入排名的“全球500强”的企业中，保险公司共有52家，超过企业总数的10％，其中寿险公司多达34家，拥有绝对优势。因此，资本经营是保险公司最终实现资产扩张、集团化经营的必由之路。
二、保险资本经营产生的必然性
保险公司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专业公司模式与集团公司模式。保险资本经营实际上是保险集团化在企业经营手段方面的表现，而集团化是保险公司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前20家保险公司中绝大部分都是集团公司的形式。
单一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是保险业发展初期，在分业监管、精算与投资技术落后的背景下产生的，可分为专业分设模式与专业控股模式。在专业分设模式下，保险公司只经营保险业务，在绝大程度上侧重于生产经营，投资经营不是重点，投资方式与策略也非常简单。在专业控股模式下，保险公司开始重视投资经营，并投资设立提险产品与其他金融服务的子公司，母公司在经营保险业务的同时对子公司进行资产管理。母公司与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彼此业务严格分开且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但其突出的特点是经营主体规模小，所能提供的服务单一，导致提供同样的产品成本高，竞争力弱，偿付能力低，经营风险高。这使得保险公司在放松对分业的监管情况下，随着金融领域各个行业间与内部竞争的加剧，集团化成为保险公司必然的选择。
在集团公司的模式下，集团公司通过控股对专门进行生产经营的保险子公司与产险子公司以及专门进行投资经营的投资子公司进行管理，由集团公司对重大对策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各个子公司经营与保险相关的业务范围给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开拓了除保险业务以外的多种收入来源，并通过资产多元化，使保险公司具有更大的整体稳定性。由于提高了竞争力，集团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所采用。
资本经营实现公司的集团化，使保险业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既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又有利于建立更为密切的企业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保险公司在利润目标与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有强烈的扩张资产规模的愿望，这需要通过跨国经营、规模经营、多元经营等方式来实现，而其中最核心的手段就是资本经营。
三、保险资本经营的作用
资本经营是企业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保险业而言，通过资本经营可以增强保险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迅速扩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实现保险业内部企业间与其他行业企业间优势的互补，从而提高行业的整体效应。
1.有利于资源在保险业的优化配置
不同的保险公司各有优势。例如，有的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与适应市场需求的险种，有的保险公司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品牌优势。在某一方面优势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公司将丧失掉很多成长的机会。通过资本经营，公司实现了资产重组，优势互补，并购前公司所具有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等生产要素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传播与嫁接，劣势公司被优势公司所接管，优势公司得以扩张，使生产经营、投资经营形成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
2.解决保险公司所有制形式不适应经济环境的问题
转变所有制形式与组织架构，是企业在当今经济环境发生迅速变化时期所采用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保险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形式与组织架构比较多样化，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所有制形式。在美国，限制金融业跨行业经营的Glass-SteagallAct已经被废止，在1999年底，经克林顿签署通过的金融现代化方案的推动，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成为可能。1996年，日本进行的“金融改革”开始促进银行、证券与保险的相互兼营。这使得组建以保险公司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可能。
3.可以解决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根据保险公司的经营规律，在新市场上开业的保险公司其开业的前5、6年之内难以盈利。同时，在竞争性投资收益上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难以吸引到新的投资。因此，保险业以较快速度发展时，存在增量资本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保险业在扩大增量时，缺乏资金；另一方面，保险业中存在着大量没有被有效利用的存量，用存量来弥补增量不足的基本方式就是并购。
4.是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的重要手段
经营战略是企业在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而做出的长远规划，资本经营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必须以企业的战略为指导。在企业选择进取型发展战略时，可采用兼并、收购、改制、控股等形式，形成资产规模的扩张与资本收益的增加。当企业选择转变或退却型战略时，可以采取拍卖等产权转让的形式，缩小企业规模或进行经营重点的转移，对某一类业务进行转让，从而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资产经营的效率。
资本经营可以打破行业间、市场间的壁垒，实现经营重点的转移。保险公司要实现跨国家、部门、行业间的进入，利用资本经营打破壁垒比直接投资进入更为迅速和有效得多。
5.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实现负债管理的科学性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从雇用关系到合作关系的转变
传统企业的最大特征是生产的资本化，即在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投入比重非常大并远远超过人力资本投入比重；同时，从市场供求关系看，物质资本供应相对稀缺，而人力资本（主要是普通劳动力）相对充足。因此，传统企业的主人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在形式上隶属于物质资本，纳入到物质资本运动中并服从物质资本的需要，支配了物质资本也就支配了人力资本，产权的运作仅是物质资本的运动，即资本增值和创造利润的过程。这样，企业的契约关系表现为物质资本所有者雇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即使是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里，企业经营管理职责由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承担，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投入的股本在公司中转化为公司的法人财产，这种安排仍没改变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股东的被雇用者的状态，经营者仅被视为股东的人，股东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用手投票”行使企业的控制权，或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制约管理者。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特点决定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既拥有高科技知识和创新成果又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自身的内部融资自己创立企业和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由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融为一体；第二种方式是拥有创新知识和技术成果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与提供货币资本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创立企业和经营管理企业。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具有突出的风险性，传统的债务融资并不适用于企业的融资需要，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物质资本主要表现为风险资本，风险资本的突出特点是股权资本融资，其最终目的是赢利退出，而非长期控制企业，一旦创业成功风险投资者将在市场抛售股票以收回资本、获得巨额利润，并开始扶持新的高新技术企业。因此，高新技术企业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前者提供管理能力、创新知识和技术成果，后者提供物质资本，企业的契约关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合作关系，而不是雇用与被雇用关系。
2.从单一委托关系到多重委托关系的转变
企业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风险分配所做的一种契约安排，委托权的本质是承担风险，因此成为委托人所需的根本条件是承担风险。在传统企业，企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物质资本的风险上，物质资本所有者几乎承担着企业的全部风险，所以传统企业的委托—关系是以物质资本为核心要素构建的单一委托关系，即物质所有者是委托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人。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里，物质资本所有者（即风险资本投资者）通常将风险资本委托或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由风险投资公司再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最大优势是资本经营与运作而非企业管理与运行，因此他们一般担任董事会建设者的角色，这样，风险资本投资者不仅不参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而且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创立的主要角色。此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本投资者的风险日益社会化，风险资本不能承担企业全部风险，而只是对自己的投资承担风险，而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的专用性和团队化日益提高，一旦退出企业或企业失败，其价值将大大降低，人力资本投资者，特别是创业企业家和核心技术人员也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风险的承担者。显然，风险资本投资者、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形成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格局，这种格局打破了只有物质资本所有者是惟一的委托人，而其他人只能做人的产权配置态势，传统的单一的委托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多重委托关系。在这种新型委托关系中，每一个所有者在凭借对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产权行使委托人权利时，也同时是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人，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有资格管理他人，同时也接受他人的管理。如拥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委托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者把自己的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和创新设计商品化、产业化时，也他们行使技术创新的职能。这种新型委托关系为高新技术企业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优化、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创造了条件。
3.从天然对立关系到有效合作关系的转变
长期以来，传统企业的所有权被认为是物质资本的企业所有权，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只存在一种所有权，即物质资本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能够量化、价值化和资本化；相反，人力资本的企业所有权表现为非价值化和非资本化，两种资本的企业所有权是非对称的。同时，传统企业的委托关系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目标应该与委托人（股东）的目标一致，即企业的惟一目标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惟一性和企业目标的惟一性导致传统企业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天然对立。但是，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合作性质和新型委托关系，决定了企业所有权主体是多元的，企业的目标既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这有效地实现了两者利益目标取向的一致性，使两者的对立关系转变为有效合作关系。
二、高新技术企业产权结构特征
1.高新技术企业产权多元化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多元化的，由两种主要的产权形式构成，即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前者的人格化代表是风险资本投资者，其投资主体也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三者：一是政府，如美国政府建立了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为每一美元风险投资提供四美元的低息贷款；二是资本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种基金组织等，由这些组织组成的各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三是风险投资公司，它通常是由一些大公司设立的。后者的人格化代表是拥有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核心技术人员。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性，对其创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不仅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市场经验，而且要有处险不惊、果敢刚毅的人格魅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业者决定着风险企业是成功还是失败。因此，创业者作为企业创始人以及他的知识和经验作为企业专用的资产，其往往拥有较多的股权。同时，技术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决定性意义远胜于一般企业，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技术的定价非常困难，甚至无法定价，而且技术创新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对技术创新人员的工作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并不能导致效率最大化，因此高新技术企业不是采用传统企业中将技术人员置于被雇用者地位的做法，而是将核心技术以股权等形式进入企业的产权结构安排中。
由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为主体构成的风险资本投资者、创业者和核心技术人员，一开始就进入高新技术企业的产权结构中。这种产权结构既强调物质资本产权的实现，也强调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对两种产权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进行了明确界定：对风险资本产权而言，风险资本所占股份为多少，风险资本退出的周期多长以及如何实现成功退出，风险资本如何进行风险控制管理，等等；对人力资本产权而言，技术创新的周期多长，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经济价值多大，值多少股份，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权利、责任与利益如何安排，等等。高新技术企业产权多元化，既激励约束了风险资本投资者，也激励约束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体现了高科技时代企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结合构成了高新技术企业产权的全部内涵。
2.人力资本产权的独立性、股份化和可交易性
在传统企业里，人力资本所有者虽然参与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但这种权利并不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获得的，而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奖励或激励，因此，在企业产权结构中，两种产权是不对等的，物质资本产权统治和支配着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从属于物质资本产权，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仅仅表现为一定量的利润分享，并没有股份化和市场化，由此人力资本产权不能在资本市场进行交易。在高新技术企业里，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的合作者之一，因而人力资本产权是以所有者身份获取的，是一种独立的、与物质资本产权对等的产权形式。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需求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物质资本驱动的，或者说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使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分迫切。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有以下几个劣势：（1）投资重复性高、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作为新兴产业的第三产业无论是比重还是水平都偏低。（2）创新能力不够，缺乏核心技术以及应用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无法把适合的科学和技术创新转化到产品中去。（3）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比重偏高，又使环境污染加重，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而这些很大部分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智力资本的缺失以及不足。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智力资本的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类：一是要素投入，二是综合要素生产率。投入应该包括物质资本投入和智力资本投入，过去我国只在实物资本上投入很多，而忽视了智力资本，现在要充分认识到实物资本和智力资本的有机性，不能忽视通过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的内在效应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贡献。
其次，经济投资过程中包含着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新技术的应用，那么投资就无法得到应有的效果，同时，新技术也很难实现增长。而我们知道，国家经济增长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进入“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阶段，这就需要对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成为现实，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增值更多的被智力资本所体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其市场价值比其账面价值要高出2倍以上，有的甚至高出9倍，这些都是智力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大多数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中，在各种要素水平相当的条件下，仍有很大的余差，代表着无法用账面数据给予解释的收益，这部分显示的主要就是企业智力资本的收益。
医药企业管理研究新兴的方向———智力资本研究展望
笔者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企业的综合能力的体现，是一种能够创造价值或者效用的能力，也是智力和知识相互融合给企业带来利益的资本。这个时代企业生存的关键技能已经成为了管理以知识为基础的智力资本的能力。Quinn（1992）指出，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靠智力资源的开发和部署，而不依靠物质资产管理：“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关心它自身以及供应商的内部知识和服务技能时，它会发现其管理中心在偏离对财务和物质资产的监督和部署，而倾向于对人的技能和知识基础的管理，倾向对公司内和供应商的智力的管理。”
首先，对于智力资本的定义与界定应加强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智力资本的定义与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但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国内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还处于翻译国外研究文献、借鉴外国的阶段，大都是对于国外研究成果的照搬，论其实质并没有考虑到我国企业与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匮乏迫切要求我们要加强对智力资本定义以及结构的研究和探索。
组织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应该服务于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企业组织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实现为核心，使人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良性循环。优秀的人力资源战略目标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益。
1.2帮助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企业中的股东、员工等角色通过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由于企业未来的战略发展要靠这些人去实现，因此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个人利益的实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和这些利益个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站在同一立场上，才能保障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双赢。
2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目标与控制的措施
2.1从战略角度考虑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战略发展，因此就要从企业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和控制。从人力资源自身的角度分析，首先要意识到人力资源对于企业发展的关键作用，明确人才竞争力才是竞争力的核心这一理念，对于劳动者、知识和人才要充分的尊重和认可，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的环境。其次，人力资源的管理要有战略性规划。从分析利用市场机制来发掘人才、吸纳人才、利用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专业队伍和协调的组织团队，帮助员工实现职业生涯规划，强化后备干部的培养，使企业未来的发展更有保障。仅仅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应该服务于组织战略实现的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企业组织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实现为核心，使人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规划，有利于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的人力资源战略目标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益。
2.2拓宽人才挖掘和培养渠道
由于我国旧社会文化的残留，我国的企业和单位对于资历和辈分尤为关注，有的企业甚至将学历看得比能力还重要，有的对于有连带关系的亲戚朋友格外照顾，这些现象都导致一群有才干的人不能被重用。随着竞争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的培养计划也要随之改变，要使岗位与人才特点相适应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随着高新产业的发展，企业对于高端的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但是招聘的一般流程如面试、初试、复试等环节可能会造成许多人才的流失，因此企业一定要规范操作，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来保障挖掘和引进人才。
2.3实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企业要想实现发展
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针对不同岗位的特色制定相适应的人才培养计划，有利于不断为企业的发展输入新鲜的、活力的血液。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并不是一段时间就能完成的，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此外，浓厚的企业文化在人才培养中也至关重要。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要在宣传企业优秀文化内涵的时候，潜移默化地向员工传达企业目标，并使员工与企业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共同进退。人力资源部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企业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接班人。企业的领导者左右着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要想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领导者的综合素质不容小觑。领导者要有纵观全局的视野，还要有冷静沉稳的判断力，机智敏锐的反应能力和适应力，为企业发展添砖加瓦。
3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3.1改进绩效考核与管理体系
要保障绩效考核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断推进和改善考核指标和考核制度，定期实施考核方式评价。同时，相应的要完善薪酬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遵循一专多能、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全体员工范围内推行职业生涯规划，将自身的理想发展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融合，在实现企业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个人价值，促进个人与企业协同进步。
3.2形成融洽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
大部分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属于工作关系，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员工工作时候的情绪以及工作效率，紧张的人际关系会破坏工作环境和氛围，降低人员工作效率，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从某一角度来说，企业内部成员若能各有所长，就会促进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从而达到人力资源管理设定的目标。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淮安市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步入新进程。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进程中，国有股份全部退出，由企业经营者及企业员工持股，认购国有股份，国有企业将逐步转化为民有民营。企业改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中将从企业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三方面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人力资源相比较而言，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源，通常是指企业员工整体的劳动素质、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等，培养手段是不断招募优秀员工并对现有员工进行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而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具体来说，它仅包括企业中的两类人，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人员，另一类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经营者。在改制后的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今天，每个企业的经营者都有一定的营销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常识，但只有那些眼光锐利，分析判断准确的经营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高素质的经营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对企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就靠一两个人的带领，人们通常贯之以“能人经济”（华西村的发展即是最好的例证）。假如在同一区域同一行业有相同规模的两个工厂，派两个能力差异很大的人分别担任厂长，其收益肯定不一样。那么对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收益，我们既不能归之于资本，也不能归之于劳动，而只能归之于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我们同样称之为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对企业产权制度构造的影响
在传统企业形式中，企业的产权是以企业成立时法定货币资产的出资为标志和起点的，即出资方依各自出资多少拥有企业产权，而经理、技术人员等只是资方的雇佣劳动者。劳动者按工作量取得相应的报酬，并没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没有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在这种产权构造中，货币资本是主动方，而劳动力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但在人力资本出现并且作用日益凸显以后，企业中已不再是货币资本一统天下，人力资本开始拥有了部分产权。而且，二者的关系正发生了某种逆转，货币资本逐渐变为被动资本，而人力资本逐渐变为主动资本。企业的产权构造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拥有产权的进程要慢得多。技术入股刚刚开始尝试，而且有很多的限制条件；而企业家以其经营才能折价入股还没有起步。这也是传统观念的偏见所致，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向来重视具体劳动，轻视抽象劳动；重视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重视生产性劳动，轻视经营性劳动。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相关政策的制定，阻碍了人力资本取得产权的进程。
人力资本价值得不到承认的后果是拥有人力资本的人缺乏动力为企业工作，企业凝聚力下降，甚至造成人力资本流失。国有企业受传统观念影响最深，因此人力资本流失问题也最为严重。流失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管理、技术骨干，具相关统计，有的国有企业流失人员多达60%，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和技工70%以上来自国有企业。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事例：某个国有企业搞一个大型研发项目，就在项目即将成功之际，该项目的负责人带着成型的项目到其它企业入股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带着管理经验、营销网络倒向其他企业或是另起炉灶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这不但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因此，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要改变以往那些只有实物资产才能拥有产权的条规限制，允许某一方面的专家、精英尤其是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以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折作股份，拥有一部分的产权。因此，只有真正重视人才和以人为本的企业才能得到迅速的成长和不断的发展壮大。如天津的光华教育集团，作为一个创立于1990年的民办学校，其创业初期便从全国各地招聘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但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同时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还给予企业的原始股份。经过的十几年的努力，如今的光华教育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所分校，其资产也由原来的几十万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从光华的成长不难看出：企业的发展需要对人才的重视，更需要给予他们对企业的收益权和处分权，这样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对企业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特有的运行机智，其特点是权力的分力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它是与企业的产权结构紧密相连的。既然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企业产权结构产生了冲击，这一影响就必然延及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问题，按照简单的理解，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离，总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运作，董事长对总经理进行监督并决定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人力资本形成以后，这一点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再强调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的截然分离。西方国家出现了CEO(首席执行官),CEO除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负责外，还具有提名内部董事的资格，因此一般认为CEO拥有50%～60%的董事长权力。CEO受企业战略决策委员会的领导，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财产所有者，非财产人士占据了相当的席位。这说明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已开始重视人力资本，而不再强调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坎坷后，从逐步理解CEO到重视CEO。在2003年的《服务导报》上曾报道了中国最昂贵的CEO课程揭密：20天，学费2.8万美元,对参加者还有一个要求——企业资产不低于10亿美元，面对这样的苛刻条件，报名者也有很多，同时招募的学员必须是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企业家。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企业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营才能的专业化，以及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管理者往往领导着比自己更专业的下属，管理的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人员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手段已经落伍，必须充分尊重雇员的个人价值，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也不再主要依靠指派和命令，而更多的依赖于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协作。由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影响很大，因此企业必须致力于培养“团队精神”，使每个成员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使命感，相互理解，相互协作。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重归属感、使命感。
（二）强调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很大
新的企业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幅度可能很大。正是能力的差异，因此老总就是老总，清洁工就是清洁工，他们的岗位差别已由其能力差别而决定。摩托罗拉公司的雇员每个季度都要交一个总结，其中第一条就是：你觉得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符？这与我们传统的观念恰好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能力差异，每个人的贡献大小仅是由分工决定的。因此，把个人视为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出力。与之相应的，是岗位与能力的不相匹配，经营能力较差的人可能成了厂长、经理，而真正的企业家可能只有很低的职位，这样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也导致了高级人才的大量流失。这种状况不扭转，企业的效益就很难提高，也直接导致大量人才的流失。为什么现在好多民营企业中有60%～70%的技术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国有企业，这便足以说明一切。
（三）强调人们收益方式的不同
一、产险巨灾风险的证券化
保险证券化起源于巨灾风险，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保险证券化产品虽然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形式，但迄今为止，仍有一半的保险证券化交易涉及巨灾债券。产险巨灾险的证券化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巨灾债券
巨灾债券是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债券合同一般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指定的巨灾，且损失超过事先约定的限额，则债券持有人就会损失或延期获得债券的部分或全部利息和／或本金，而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或再保险人获得相应的资金，用于赔付超过限额的损失；如果巨灾没有发生或者巨灾损失没有超过该限额，则证券投资者就会按照约定的较高的利率（通常高于无风险利率，如美国国债息率）收回本金利息，作为使用其资金和承担相应承保风险的补偿。
在资本市场上，需要通过专门的中间机构来担保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偿，以及保障债券投资者与巨灾损失相连结的投资收益。以地震风险证券化为例，先由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出资成立一个特殊目的子公司，除了向投资者发行债券收取巨灾保障基金外，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母公司的巨灾投保，并收取再保险费。若没有发生巨灾损失，特殊目的子公司将在债券到期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本利给债券投资；相反，若巨灾损失在债券到期日前发生，特殊目的子公司会将资金先行理赔巨灾投保人，再将剩余资金付给债券投资人。
巨灾债券所转移的风险可以是某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风险，也可以是整个保险业所承保的某种巨灾风险，例如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在1997年12月发行的1亿美元的地震债券，以及1999年瑞士丰泰发行的巨灾债券。如同再保险一样，巨灾债券也可以分层次转移承保风险，例如某再保险公司发行的飓风债券分为A-1和A-2部分，债券A-1部分的收益从属于公司该年度1亿美元至1.638亿美元之间的飓风损失，而债券A-2部分的收益从属于该年度1.638亿美元至5亿美元之间的飓风损失。此外，只有在再保险价格相对较高，使得高风险的巨灾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水平时，巨灾债券才能吸引投资者并筹措到足够基金，为巨灾风险积累充足的保障。自巨灾债券诞生以来，美国至少有10家保险公司采用这种方式来抵御因地震、飓风等巨灾带来的损失。
2.巨灾期权
巨灾期权是以巨灾损失指数为基础而设计的期权合同，包括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它将某种巨灾风险的损失限额或损失指数作为行使价，而涉及的损失风险既可以是某家保险公司的特定承保风险，也可以是整个保险行业的特定承保风险。如果保险公司买入看涨巨灾期权，则当合同列明的承保损失超过期权行使价时，期权价值便随着特定承保损失金额的升高而增加。此时如果保险公司选择行使该期权，则获得的收益与超过预期损失限额的损失正好可以相互抵消，从而保障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不受重大影响。而巨灾期权的卖方事先收取买方缴纳的期权费用，作为承担巨灾风险的补偿。
由于保险本质上是一种期权或期权的组合，因此，利用期权特性来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保险公司对动态偿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于巨灾债券而言，巨灾期权一般通过场内交易，转移风险的成本较低。与其他期权相同的是，当特定的承保损失超过期权行使价时，巨灾期权卖方的损失随着承保损失金额的增加而增加。在期权市场上，由于单个保险期权的损失风险对巨灾期权的卖方而言是没有上限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较难找到单个保险期权的卖家，往往需要组合两个合同期限相同但具有不同行使价的期权，来降低期权卖方承担的风险。例如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的巨灾期权就是执行看涨期权价差交易，在买进一个协议指数较低的看涨期权的同时再卖出一个到期日相同但协议指数较高的看涨期权。
巨灾期权有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两种形式。场外交易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保险公司所要转移的风险情况，安排适合公司承保风险状况的期权合同，但交易方违约的风险较大。场内交易必须符合期货交易所规定的各种标准交易条件，期权合同含有的风险通常是整个保险业的某项巨灾风险，不一定适合单个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个性需求。
3.巨灾期货
巨灾期货是由美国最先推出的一种套期保值工具，其交易价格一般与某种巨灾的损失率或损失指数相连结。这种期货合同通常设有若干个交割月份，在每个交割月份到期前，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会估计在每个交割月份的巨灾损失率大小，从而决定市场的交易价格，而市场对巨灾损失率的普遍预期也会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影响。例如保险公司预计第四季度巨灾损失率将要上升，为控制该季度赔款，买入一定数量的12月份期货合约，如果届时巨灾确实发生而且导致公司损失率上升，则第四季度后，在期货交易价格随市场预期损失率上升而上涨时，公司通过签定同样数量的卖出期货合约取消期货义务，获得期货买入卖出之间的差价，并用抵消因实际损失率超过预期造成的额外损失。当实际损失率低于预期时，保险公司虽然在期货市场上遭受一定损失，但可以保险方面的收益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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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风险证券通过在保险业和资本市场之间搭建桥梁，给保险行业的融资带来了战略性的益处。这些证券化工具不仅为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多规避风险的方法，而且能够使投资者参与财产巨灾险市场，减少巨灾对一家保险公司和整个保险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人寿和年金风险的证券化
保险证券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通过重新包装保险风险并销售给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分散投资风险。只要存在这种效率增加的可能性，保险风险证券就会继续存于资本市场。这也说明人寿和年金风险同样存在证券化的可行性。随着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日渐密切，在再保险公司的推动下，寿险业也开始尝试进入保险证券化的领域。目前寿险业唯一出现的证券化个案是英国NPI公司通过证券化提高保险基金盈余的比率。NPI公司与一家特殊目的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合约，通过该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这证明了寿险公司已经对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风险转移以及提升财务实力产生了兴趣。
到目前为止，寿险风险证券化与产险巨灾风险证券化有着显著的不同。NPI公司在证券化交易中虽然转移了部分风险，但债券发行人的首要动机是为承保新业务从资本市场融资，而巨灾证券的交易是将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去。其实除融资目的外，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同样可以通过证券化，将寿险或年金产品的某些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由投资者来支付赔款或给付保险金。根据寿险和年金产品的特点，证券化有两种潜在的途径应用于寿险和年金：
1.年金产品通常存在年金领取人寿命超过预期的风险，为有效防范这种死亡率风险，可以基于一个国家范围的死亡率指数设计一种长期债券。再保险公司通过发行这类债券，可以增加承保能力，接受更多寿险公司和退休金计划的分保业务。
2.另一种方法是基于特定的被保险群体设计一种债券。保险公司在承保某一特定群体的大额或巨额定期寿险时一般会进行较为严格的核保，由于关于该类业务的承保经验有限，预计死亡率可能存在相对较高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寿险公司可以设计发行一种5年期或10年期的债券为该类风险提供保障，而在传统再保险市场该类业务一般较难分出，而且即使分出，成本也会非常昂贵。
目前，国际寿险业尚未出现行业承保能力不足、再保市场转硬的情况，加上熟悉寿险和年金风险的独立评级公司的缺位，证券化还未被寿险业普遍重视和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融资手段和具有潜在高收益的投资工具，证券化在国际寿险领域的应用相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三、国外保险证券化对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我国加入世贸后，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迅速提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如何提升金融业水平，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合作，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国外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合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利用证券业的优势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二是通过证券业将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出去。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势将成为证券市场中的一种重要金融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的巨灾风险证券化提供条件。通过保险证券化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保险公司巨灾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风险过大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的收益性和稳健性，而且可以为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降低非系统风险，活跃证券市场，实现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的共赢。
另一方面，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参与我国保险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以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督指标体系的正式推出，尽快解决中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如果中资保险公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后将难以跟上我国整体保险市场的发展速度，更谈不上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由于通过增加资本金和增大分出业务规模来提高偿付能力的传统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保险公司应尝试利用资本市场提高偿付能力，比如推出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巨灾损失补充资本金安排等等，降低提高偿付能力额度的成本，达到提高公司承保能力的目的。在寿险领域，如果保险公司能够像推出投资连结产品一样实现寿险或年金产品的风险证券化，必然会降低投入资本的要求。
根据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现状，发展保险风险证券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快保险、证券行业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无论是保险业和证券业部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保险业与证券业相互之间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保险风险证券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如何透过信用评级公司或投资公开说明，使投资者能够了解保险风险证券化对其投资组合的有益之处。目前我国保险、证券行业在市场公开程度、信息披露制度、商业诚信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市场培育，才有可能为保险风险证券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2.加强对巨灾风险的研究
保险风险中巨灾风险等费率的厘定还存在不确定性。我国是一个地震、洪涝灾害等发生频繁的国家，以地震风险为例，由于地震损失估计模型的建立涉及地质、土木、非寿险精算、信息技术等多种专业，虽然有关专业技术在实务上已可以运用于巨灾风险证券化，但许多相关假设仍有待研究人员做进一步的研究。
3.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降低保险风险证券化实施的门槛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投资不断加大，民营资本在全社会投资中不断上升。目前，我国民众金融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人民币，如果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拿出来用于投资，将是一笔数量可观的资本金。所以，应当把这些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保险业。一些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大部分是民营的，有的甚至达到了100％，至少80％以上是民营的。
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要向外资开放，但同样也要对内资开放，向内资开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间资本进行投资。保险业一直是国家垄断的，没有向民营经济开放，这种国有垄断的格局，迫切需要保险业的创新，实现保险业的民营化。股份化已成为现代保险公司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保险公司产权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过程进行转让，提高保险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我国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的历史看，著名的太平保险公司是由民族资本于1929年在上海开办，经过历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著名的华商保险企业同业中之佼佼者。
平安是我国保险业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股权结构，能确保平安真正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为各方股东提供公平对话的平台，而不会因为股权失衡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二、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
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地位进一步得到承认，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资本市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步伐将加快。当前民营资本受让国有股权的速度明显加快，民营资本大举进入资本市场必将形成潮流。但民营资本进入保险等金融投资领域受到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政策仍然存在；二是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规章不健全，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引入民营资本成为我国保险市场产权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民营资本在产权制度上的优势及我国保险业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都为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通过股本私募形成的民间资本参与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必将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推动业务快速健康发展，将极大地推动我国保险企业的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的民营资本已大规模的进入资本市场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一般来说有三个好处：一是通过保险业搭建一个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资本市场的各种资源；二是进入保险业后将来可能上市，融到更多的资金，也可以套现；三是将金融业作为一个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大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竞争能力。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民营资本控制着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4.6％，占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比例不低于7.4％，对证券公司的控制程度超过13％，控制着中国一半的金融租赁公司。
三、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是完善我国保险体系的选择
我国保险业仍由国有保险公司占据主导地位，200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全国财产险市场份额的70％，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占寿险市场份额的56％，中国再保险公司则独占国内再保险市场。这表明国有保险公司在整个保险体系中的规模相对过大，保险业市场结构垄断程度太高，现有的保险组织体系与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冲突。与外资及新兴股份制保险公司相比，国有保险公司存有体制落后、机制不活、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发展后劲。
中国保险业的市场集中度高于其他国家，说明市场基本上属于垄断，即使有中小型保险公司在政策优惠、市场准入等方面也享受同等待遇，整个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也还非常低。新成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以其快速的发展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对保险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市场结构上看这种影响还不明显。在国内保险市场不成熟、保险覆盖率很低的情况下，保险市场结构非常集中，竞争性就难以保障。近几年中国保费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显示出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而这正是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纷纷涌向保险业的最大动因。民营资本已经渗透到金融业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民营成分较重的平安保险、新华人寿保险和华安保险，占全国保费总收入的23.4％。按民营资本所拥有的公司相应权益算，民营资本保费收入已占保费总收入的7.4％。如果加上民营控股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和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民营资本在保险领域的比重应大大高于7.4％。2002年上半年，民生人寿保险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在21家股东中，民营企业所占比例超过90％，公司8.3亿元注册资本中，民营资本的比例超过80％。
据悉，目前有20多家新保险公司正申请成立，其中约10家是财产保险公司，另外10多家是人寿保险公司。可能有3家申请成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这就为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为国有保险公司的民营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将成为我国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动保险产权、保险方式、保险技术、保险产品等方面的创新，促进保险业的竞争，改变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增强保险公司的活力，建立完善我国多层次、多类型的保险体系。
四、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市场经济本质的特征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创新的动力。保险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只有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避免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保险险种才会增多，社会公众才能得到质优价廉的保险服务，保险效率才会改善和提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融资渠道狭窄，私募和合资是主要方式，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发展壮大的资金要求，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发展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例如，全球最大的25家保险公司中，任何一家的资产都高出我国保险业的资产总额。
我国加入WTO，应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保险力量，提高中资保险管理水平，保证保险运行质量等措施外，也要给中资保险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可以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效率，促进保险体系竞争机制的形成和竞争水平的提高，带动保险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担当起推动中资保险发展的重任，提高与外资保险机构竞争的整体实力。同时，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对风险控制会非常关注，这也有利于控制风险，促进我国良好保险市场秩序的建立。
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实行股份公司制，产权明晰且多元化，按《公司法》要求形成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了公司内部各种权、责、利关系，较大程度地调动公司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助于产生较高的创造性，增强保险公司的盈利性。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能自我约束，不滥用权利而引起财富的损失。这种股份制的公司建立了既激励相容，又能够产生自我约束机制的产权制度，从而建立了其在根本制度上的优势，继而就可以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扩大规模，由小变大。
五、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的有效途径
我国保险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吸引着民营资本，他们正凭借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各种途径，尽快进入保险业。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要考虑到我国民营资本的现状，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加快体制改革进程，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的原则，为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不要走以往试点、组建、审批的老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彻底打破经营上的干预，从产权结构和经营制度上充分保证民间资本进入保险业。
（一）参与新设立的保险公司。参与新设立保险机构是民营资本进入保险市场最主要方式。股份制的保险公司，包括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改制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上市后，民营资本通过购入其法人股股票而成为上市保险公司的股东。根据不完全统计，民营资本主导或参与新设立金融机构有民生银行、民生证券、民生人寿保险、新华人寿保险、东方人寿保险等共12家，占民营资本处于控制地位的金融机构的46％，即民营资本有近一半是通过新设立金融机构进入的。
由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以控股60％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的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第一家由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吸收境内外多个投资人共同设立的保险公司。在这家公司10亿元的资本构成中，既坚持了国有控股，又实现了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股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该公司引进了9家合格的境内外投资者。境外股东包括：亚洲联合企业公司、新鸿基地产保险公司、香港亚洲保险公司、泰国大众保险公司、印度尼西亚保险公司，共占比10％。境内投资者中，民营企业太太药业以人民币1元／股的价格认购5000万股，占5％的股份，位列第四大股东。
（二）受让保险公司国有股。保险公司出让部分股权，给了进军保险业的民间资本一个新的机会。从原有的国有股股东手中接纳股权，是大量希望进军保险业的民间资本的路径之一。通过受让股权形式进入保险业的民间资本不仅有平安保险一家，华安保险原股东出售股份时就有民企资本收购了其部分股份。纽约人寿中国区日前预测：没有任何书面规定禁止民企进入中国保险业，现在是民营企业介入保险业的最佳时期。根据《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暂行规定》的要求，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的企业，其净资产必须达到总资产的30％以上，所投资金为企业自有资金，并且禁止以实物或无形资产、银行贷款以及股权置换形式投资。由于政策有对外资参股一家保险公司的全部股权不得超过25％的限制，这给希望进入保险业的大量民营资本带来了机遇。
